誓不低头

誓不低头 ——记陈冠傑
（长篇记实文学）
龙莆尧 著

第一章 故乡家族

从水下冒出来的地方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月初十，陈冠傑在广东省英德县城呱呱墜地，那时，正值国难当头，广东省城广州陷于日冦之手，广东省政府移驻粤北曲江，他的父亲陈阁屏正在省政府田粮处供职，奉命驻守在尚未沦陷的英德，他们一家人，寄寓在县政府宿舍大院里。
然而，他的故乡并不在英德，而是在几百公里外、珠江口狮子洋畔一个名叫漳澎的村子里。
漳澎村隶属东莞县，与番禺县的莲花山隔着烟水浩渺的狮子洋两相守望。四面环水、潮起潮落、河涌似网、船艇如织、万顷沙田、鱼游虾跃，是陈冠傑出生那个年代漳澎村的真实写照。“大地西临狮塔影；远天南到虎门潮。”这副镶嵌在村中那座已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天后宫大门两边的门联，既精确、又颇有气势地道出了这个鱼米之乡显赫的地理位置。
漳澎村位于东江淡水河口与狮子洋交汇处，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江水冲刷和潮汐顶托共育而成。东江水日夜奔流，大海潮汐一天两度，靠着大自然旷日持久且不可抵挡的造化之功，海岸线无声无息地一寸一寸后退，一块又一块大小不一的泥滩，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从水底里冒了出来，这些泥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具备了可以让人类在此立足和生存下去的条件。于是，开始有人在这些泥滩的最高处搭棚居住，并将周围的泥滩简单地围了起来，除去早已在这里落户的水草、种上了人们称之为禾的水稻。不知何故，泥滩这个滩字，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被读成“坦”音，泥滩被读成泥坦，于是，人们便把那些上天赐予的土地称之为坦田，官方则称沙田。当然，周围河涌港汊中的鱼虾蟛蜞也是这些新移民的捕捉对象。
登陆这块土地的第一个人姓甚名谁已无从查考，后来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从水里冒出来的土地越长越大，从四面八方到这里谋取生活的人也越聚越多，一个屹立在茫茫水中、依靠搭棚居住的村落慢慢形成。至于这里何时正式立村，又因何被叫作漳澎，并无文字及碑刻可考，综合现今可搜集到的各方面资料判断，它的成村历史，距今不会超出三百年，也就是说，明末清初，这里还是汪洋一片。
坦田的形成，除了自然因素外，还有人为的操作在其后，为了得到更多的坦田，一些财雄势大的人会组织人力往水里抛石，往坦上种草，以加快泥沙淤积的速度，使其尽快成田。这种人造坦田的现象，在明代便己开始了，不过，这些坦田的形成虽有人为因素，但成田之后却属于官田，拥有者是要向政府纳税或出钱购买的。坦田的可造性导至了豪強之间的争夺，可以说，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天二”(土匪)现象是坦田开发的直接结果。
坦田的耕作，与在陆地上的耕作全然不同，坦田里全是淤泥，人走进去，淤泥几可没膝，在这里，畜力无法施展，一切靠的都是人力，故此，这时的漳澎还没有耕牛的踪影。坦田里种的水稻全是金丰雪、金鞭子等一些高杆品种，这就使得水稻抽穗后，潮水来了也不会淹过它的果实，收割时，人们从底部三、四寸的地方将禾棵割断，再从禾穗以下六、七寸的地方将禾杆割掉，只留下禾穗绑扎好，然后用艇运回村里。禾杆留在田里，水涨时会随水冲走，而禾头则留在水里，任由潮水将它浸泡变烂变腐，待第二年开耕时，再用“木梆”掘泥将禾头盖住并抹平。木梆是一种用硬木制成的木锄头，这种木锄头的锄口比普通铁锄的锄口要阔得多，一木锄下去，翻上来的泥要比一铁锄翻上来的泥要多几倍。在这里，一切铁造的农具都派不上用场，铁锄口小了，工作效率低，锄口大了，又过于沉重，用起来十分费力。 到坦田插秧、收割这些活全是男人们干的，而收割下来用小艇运回村的禾穗则交给妇女负责将谷粒脱下来，脱谷粒时，妇女们将禾穗平摊在地堂上，用一种叫“禾打”的工具去拍打，将谷粒拍打下来。“禾打”由一长一短的两条实木棍组成，长的那条木棍握在手里，短的那条木棍绑在长木棍的另一端，可以转动，操作时，挥动长木棍带动短木棍转动，短木棍拍打地堂上的禾穗，将谷粒打下来。
坦田里种的水稻产量极低，因要避开冬季出现的、令水稻无法生长的咸潮，只能是夏种秋收，一年一造。这种生长在淤泥之中、时时被潮水浸泡的水稻，插秧之后可以说是天生天养，省去了薅草、除虫、施肥等田间管理。
斗转星移、朝代更替，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过去，在村庄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的同时，漳澎村民的生存环境和耕作技术也在不断地进化，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后退，坦田里的淤泥慢慢硬化起来，人们开始在坦田上修筑简易的堤围，再配以排灌设施，使堤内的土地不再受潮汐和咸水的浸泡，于是，漳澎境内，“围田”开始出现了。
时间到了公元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在东莞县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漳澎与邻近麻涌、东太、大步四个乡的民众一起，动工修筑了一条将四个乡二万七千多亩土地都圈在里面的大堤围，俗称“四乡联围”，四乡联围的建成，将潮汐挡在了堤围之外，彻底结束了漳澎村自开村以来二百多年以种植坦田为主的历史，将水稻种植从一年一造变成了一年两造。可以想见，没过多久，漳澎村便开始大规模地使用耕牛来耕种了，这时候，耕牛成了漳澎村民离不开的农家之宝。

好女不出村

这片土地既然是慢慢发育成长的，那么，它的承接能力一定是随着土地面积的慢慢扩充而逐渐增大，由此可以想见，早期那些到这片水乡泽国落脚谋生的人，尽管越聚越多，但也一定只是从周边的角角落落里、在不同的时段、零零星星地到达，而非在同一时间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然而，由于最先来到这里定居的人基数太小，人群的繁衍速度、特别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大自然在这里营造陆地的脚步，于是，冲着不断增多的上天赐予的土地，周围不同村庄、不同宗族源流的人便烙着各自的姓氏，次第来到这里落户，以分一杯大自然赐予的美羹。日久天长，随着住民人数的日渐增多，住民中的姓氏，也令人吃惊地堆积起来，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这里落藉定居的男姓的姓氏竟达到几近五十个之多，如此多不同姓氏的村民同居一村，这在中国的村落发展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陈冠傑所属的凤翔上魁陈氏，就是漳澎移民大军众多氏族中的一员，据其族谱所载，其始祖上魁公于乾隆年间从广东增城县仙村迁入漳澎居住，应是较早到漳澎落藉的姓氏之一，到陈冠傑出生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支陈氏在漳澎繁衍生息己近二百年了。
有趣的是，漳澎村这种无意间形成的、同一村庄姓氏百花齐放的现象，在漳澎村民的日常生话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村民的婚姻嫁娶。同宗同姓不通婚，这似乎是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以来各个种族都遵守的通则，具体到以同一姓氏聚居的中国农村，便是村内男女不通婚，也就是说，村中男子所娶的媳妇都来自外村，而村中女子出嫁，夫家也在村外。但在漳澎村，这个规例似乎并不铁定，由于村中姓氏众多，村民的男婚女嫁，大可在村中众多不同的姓氏族群之间进行。也许是留恋家乡丰盛的白米鱼虾，也许是悚于“一水隔天涯”这句俗语，怕嫁到外村会遭遇诸多不便，有史以来，漳澎村中的女子极少嫁往外村，坊间更有“好女不出村”之说，而在本村找不到合适女子的男人，更可把外村的女子娶进村来。这样一来，漳澎村的人口基本上是“只进不出”，再加上自身的繁衍和携家带口的新移民不断进入，漳澎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要比其他村庄快得多，到了陈冠傑出生的那个年代，在这块从茫茫水中冒出来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已几乎达了五千之众，近五千人共居一村的村庄，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更为有趣的是，由于男婚女嫁基本不出村外，这就使得漳澎村村民之间的横向关系变得十分微妙，“碰头都是亲戚”，这是漳澎村独特的人文景观。

公共凉棚

漳澎的土地既然每一寸都是从水中冒出来的，因此，漳澎村民日常的居住和劳作，每天除了关注天气变化之外，还得计算一日两度潮汐的起落，“初一十五当朝饭”、“初八廿三油稔水”是两句经常挂在漳澎村民嘴边的话，说的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涨潮时间在煮早饭之际，而每月的初八和廿三两天，即使是涨潮时，水位也很低。
不难想象，漳澎村的先民们当初登陆定居时，除了可供搭棚居住的土地稍高之外，其余用作耕种的士地还处于涨潮被淹没、退潮才露出的坦田形态，坦田与坦田之间形成的河涌港汊，莫不如是。这种受制于浪击水淹的坦田形态，决定了村民耕、种、管、收以及捕鱼捉虾等劳动都只有在退潮时才能进行。那年月，划船棹艇外出种田或捕鱼捞虾，基本上都是男人们的事，而妇女们大多在家中晒谷、舂米、织网、煮饭、带孩子，水涨的时候，妇女们还有事可做，但大男人们却只好洗干净双脚坐在家中望洋兴叹。为了排解寂寞与无聊，男人们开始聚在一起，一边无边无际地闲聊，一边等待潮水退去，好动身划艇外出干活。于是，一种搭在河涌边、专供男人们聚集、休憇、聊天的公共竹棚应运而生，一间、两间、三间……由于这种竹棚搭在河涌边，风凉水冷，人们便把它叫做凉棚。
毋庸置疑，凉棚当初在漳澎出现，其主要功能只是供男人们涨潮干不了活时坐集，当潮水退去，坦田河涌露出脸来的时候，男人们便会纷纷离开凉棚，解下栓在凉棚下面的小艇，挥动手中的木桡，驶向各自的劳动目的地，这时，凉棚里或会人去棚空，或会剩下一些小孩在嬉戏玩耍。渐渐地，男人们不满足于只是坐在凉棚里用谈天说地这种唯一的方式来消磨那有点漫长的时光，他们期待有新的、更写意的玩意来消弥那百无聊赖的日子。
也许正在这个时候，一只载着粤剧大老倌的红船来到了漳澎，在沉醉于悲欢离合、曲折离奇剧情的同时，人们还听到了从戏棚里面各种乐器发出来的悦耳的音乐声。一定是有人对这种粤乐产生了兴趣，每逢有戏班到来，他都会绕着戏班中俗称“棚面”的伴奏人员哄哄嗅嗅，一来二去，他便有样学样操起自己心仪的乐器学得了一两招，这乐器，可能是二弦、可能是三弦、秦琴、二胡、边助、大阮、琵琶、洞箫……当他终于把手中的乐器玩得似模似样以后，便把乐器带到凉棚，在等待水退的时间玩了起来。乐声响处，好像在炎夏里吹过来的一阵清风，凉棚骚动了。马上有人跟着学了起来，凉棚里各种各样的乐器渐渐多了，单人的独奏变成乐队的合奏，一曲、两曲……直等到水退了，乐声才停止，人们把乐器在凉棚里找个地方挂了起来，便纷纷解缆开船，劳作去了……
也许根本不是上面说的那样，而是有一日，漳澎村来了一个背着秦琴卖唱的盲人……
其实，漳澎村的凉棚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演奏音乐是无从查考的，但从各个凉棚代代相传演奏的都是一些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等被今人称为“广东音乐”的乐曲的情况判断，这个时间最早也在清代同治年间，因为这些乐曲也只是在这个时期才由番禺沙湾的何氏打造出来，并臻于完善。但不管这种演奏粵乐的技艺是何时传入漳澎，又是如何在漳澎传播开来的，总之，被漳澎人称之为“玩弦索”的风气很快便染遍了漳澎村的所有凉棚，就这样，漳澎的凉棚，除了供男人们坐集聊天外，又成了人们欣赏粤乐、切磋演奏技艺的场所。漳澎的“凉棚乐手”得益于耳濡目染，大都无师自通，平日乐器就挂在那里，谁想玩谁都可以拿下来摆弄一番，功夫不负有心人，假以时日，一茬又一茬的乐手便自然成长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漳澎“玩弦索”的兴盛时期，在村中找一千个粗通乐器的乐手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还可以想象一下，水滿之时，整个漳澎村都会沉浸在粤乐的飘荡之中，再配上凉棚下船艇穿梭、凉棚边水埗头妇女们汲水、淘米、洗濯、光屁股的孩子在河中戏水的场景，这样一幅水乡娱乐图，怎不令那些初到贵境的人灵魂出窍？漳澎村这种不知始于何时、似乎有点玄幻的景象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慢慢消失。
漳澎建村之初，人们都只能搭棚居住，加上受制于高地不多的情况，村民搭建的居屋一般不会太大，随着村中人口特别是男丁的不断增多，一些家庭的住宅开始逼仄起来。漳澎村将那些已长大成人但尚未娶妻的男子统一称作“后生”，随着后生越来越多，这些人晚间睡觉的地方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情急之下，有人便打起了晚上人去棚空的凉棚的主意。青年人开始三三两两相约在凉棚过夜，慢慢地，在凉棚过夜的后生多了起来，原先搭建的凉棚显得小了，为适应村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先是将原有的凉棚扩大，继而又加建成两层，上下两层都有用木板搭成的大通舖，上层纯粹作为年纪稍长的后生们
的集体宿舍，而下层的大通舗，除了白天继续供男人们聊天和玩音乐之用外，晚间则是作为一些刚刚离家到凉棚寄宿的少年们的睡床。
也许人们发现后生们集体住宿的好处多多，互相影响之下，离开家庭到凉棚住宿成了漳澎后生自立能力强的一种标志，而那些仍在家
中住宿的后生，则被戴上“这么大了还离不开妈妈”的帽子，遭到同年人的耻笑。久而久之，这种权宜之计竟成为一种代代相沿的习俗，而这时的凉棚，又成了专供未婚男姓夜宿的“后生馆”了。
在凉棚住宿的后生，都有自己固定的舖位，在这个舖位上，他会一直住到自已结婚成家的那一天，洞房花烛当日，他会按惯例在家中煮上一锅糖水抬到自已住宿的凉棚请大家吃，以一种甜蜜和温馨的仪式向宿友们告别，而因他离开而空出来的舖位，则由下层的一位青年补上。结婚以后，任何男人都可以回到自己寄宿过的凉棚坐集，吹吹牛皮，玩玩乐器，不过，他这时的身份已不是后生，而是被称作“老婆佬”了。
一些因各种原因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不管年纪有多大，他是可以继续留在凉棚寄宿的，不过，时间久了，人们就不再把他算作“后生”，在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会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单公”两个字，例如，这人的名字叫阿雄，人们便把他叫作“单公雄”。在漳澎村，获得“单公”称号的人并不少，一些一辈子都娶不上老婆的人，更会与这称号相伴终生。得了这种称号的人开始时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时间久了，便习惯成自然，不再计较什么。人世间凡事都有两面，“单公”两字除了有嘲笑之一面外，还是有鞭策之一面的，一旦这人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之后娶了老婆，堂堂正正宣布脱去“单公”的尴尬身份，这时凉棚里的场景，当然要比其他一般人宣布结婚的场景要热闹得多。
漳澎村内凉棚林立，但男人们到那一间凉棚聚集、住宿却几乎是固定的，这种固定与姓氏族群无关，而只是人们从就近、方便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一种选择罢了。在凉棚聚集和住宿的男人们虽然来自不同姓氏和家庭，但毕竟也是一个团体，因此，每个凉棚都有主事人，也都有诸如“协和社”、“同和堂”、“和平社”等等的名号，主事人一般由已成家立业、有一定管理能力的人充任，而凉棚的那些名号尽管五花八门，但中心意思都离不开和谐与团结，村民们对团结与和睦相处的追求可见一斑。由此可以想见，漳澎村的凉棚，除了是村民聚集、娱乐、住宿的场所外，更是一条人们凝聚感情和力量的纽带。

娘仔房

与“后生馆”凉棚相对应，漳澎的未婚女子也有自己聚宿的场所，那便是“娘仔房”，也就是村民所说的“群娘仔”习俗。娘仔，是漳澎村对未婚少女的称呼。说到“群娘仔”习俗，并非漳澎村独有，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村普遍盛行，有的地方称作“群妹仔”，但漳澎村娘仔房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多彩，覆盖未婚少女群体之广泛，却为别处所不及，像漳澎村的男性基本都住过凉棚一样，漳澎村中土生土长的女姓，很少没有住过娘仔房的经历。
漳澎村“群娘仔”之所以成为习俗，除了受后生们聚宿凉棚的风气影响之外，与家中人口多、住房挤逼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漳澎的娘仔房，大都设在一些单身女人家中，这些单身女人都无儿无女，或守清，或守寡，或梳起不嫁，平日孤寂无助，为了排解孤寂，令自己的家中多一些人声人气，于是她们便利用自已家中的房子群起了娘仔。住在一起的一伙娘仔多则十个八个，少则三、四个，年纪大都相仿，更有亲姐妹同在一起的，白天，她们各自回家劳动，只有吃完晚饭才到娘仔房相聚。
娘仔房的娘仔们虽然没有像凉棚的后生们那样可以拿上一把乐器玩玩，但她们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她们可以在一起讲故事、玩纸牌，一起学唱木鱼书、学唱哭嫁歌及送丧歌，一起研习女红及互传编织鱼网、蒲团、手笼等技艺，交流制作乡间粉果、特色小食的心得和经验。漳澎的女子大都多才多艺，其中女红、编织、制作粉果等技艺，很多是出嫁前在娘仔房便已练成了。
娘仔房的娘仔们一年中最为开心的日子应是拜七姐了。七月初七那天，夜幕降临之时，娘仔们在娘仔房当天之处摆出纸糊的“七姐盘”、粉糕、饼、水果、红绿丝线、针、搽脸粉，还准备了一个新脸盆，脸盆里搭着每人一条的新毛巾……进入漳澎村内涌的潮水一天两度，而初七这天的第一次涨潮则是在晚上，当从狮子洋过来的潮水刚刚进入漳澎村内涌之时，娘仔们拜七姐的仪式也就开始了，她们燃点香烛，每两人结成一对，轮流下跪向天参拜，并许下各自的心中所愿。参拜完毕，娘仔们会拿起钢针和红丝线绿丝线比赛穿针，谁穿得快，谁的心就更灵，手就更巧。
穿针既毕，一位勤快的娘仔便挑起水桶，到附近的水埗头挑来一担刚涨上来的新潮水，这些便是人们常说的“七姐水”了。挑回来的“七姐水”一部分灌进预先准备好的瓦埕里，另一部分倒进脸盆中，这时，娘仔们会拿起浸过“七姐水”的毛巾擦擦脸，然后再用搽脸粉搽在脸上，据说这样过后，脸蛋会更白净可爱。
灌有“七姐水”的瓦埕要及时封盖好，据说这“七姐水”放上一年也不会腐臭，“七姐水”是淡水，平时舍不得动用，只有在冬季咸潮肆虐期间，在煮饭和煲开水时才派上用场。
在娘仔房，娘仔们虽然不用负责屋主人的经济开支和日常生产，但挑水、扫地等家务事总是要做的，屋主人的身体冷暖也要记挂在心，每个娘仔都有一份当屋主女儿的责任。娘仔们之间，更是情同姊妹，很多知心的话儿都可以在娘仔房互相诉说，谁家有喜事，大家一起同乐，谁家有疑难，互相帮助解决，即使是日后长大结婚，各自去了夫家，这种姊妹情谊也是亘久不变。
与后生们固定寄宿在一个凉棚的情况不同，娘仔们的寄宿地点和同宿组合只是相对固定，她们会根椐实际情况变更自己的寄宿地点和同宿组合，一个娘仔从开始群娘仔到结婚怀孕离开娘仔房的这一段时间内，住过多个娘仔房、与不同的同村姐妹群过娘仔是常有的事。还有一点与后生在结婚当天离开凉棚的情况不同的是，娘仔在结婚后并没有马上告别娘仔房到夫家的新房住宿，大多数人都是过年过节时才回到夫家小住，过后又会回到娘仔房来，直到有了身孕一段日子后才正式回到夫家，当然，落户夫家以后，她也是可以随时回娘仔房“探班”的，但这时她已不再是娘仔，而是有了新的称呼——“夫娘”了。
漳澎女子的“群娘仔”习俗和男子的寄宿凉棚习俗几乎是同时式微并最后消失的，时间的节点大约可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这期间，漳澎村民特别是青年男女纷纷洗脚上田，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以各种方式到外边闯荡世界，紧张的打拼和五彩缤纷的生活令他们无法再留恋凉棚的大通铺或娘仔房的床板，再加上这时国家物资丰富了，人们手中的钱也多了起来，村中三层以上、装修上乘的多层住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村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留在村中的青年男女大可不必再去设施简陋的凉棚或娘仔房里栖身了。俗话说，时间和环境可以改变一切，漳澎村娘仔房和凉棚的衰落，不能不说是时代演进的使然。

划龙船和拜天后

漳澎自建村之日起，便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出门见水，举步登船，人们下田劳作和捕鱼捉虾都要依赖船艇，划桡、棹桨、摇橹，是村民特别是男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手艺，久而久之，村民便把手中的那把木桡运用得相当圆熟。长年与风浪搏斗的经历，练就了漳澎人争强好性、不易服輸的品格，这种品格，直接体现在人们手中那把木桡上。
民间端午节划龙船的习俗很自然地传到了这个新兴的水乡，不知何时，漳澎村也打造了自已的龙船，由于人多势众，打造的龙船还不止一条，又由于漳澎人手中那俗称“桡架”的划艇技术十分了得，漳澎村的龙船甫一出现在标场上，便一呜惊人，每每夺得锦标而归。赛龙夺锦，是漳澎村一年中最令村中男女老少集体欢腾、津津乐道的盛事，日久天长，这种被现今的人称之为“龙舟文化”的嗜好，被深深地镌刻在一代又一代漳澎人的骨子里、灵魂中，“龙船之乡”的美誉也令漳澎村声名远播。
如果说，钟情划龙船是漳澎男人们的共性，那么，拜天后则是漳澎妇女们的同好了。抛开最早一批到漳澎落户的居民本来就是疍民的可能不说，遥想当年漳澎村民聚居之时，村舍四面环水，南面更是白浪滔天、茫而无际，村民日夕与潮汐和风浪相伴，对水既依赖又畏惧，水上安危，时刻所系，信奉护佑水上安全的天后娘娘与喜爱划龙船一样，实乃顺理成章。于是，不分姓氏、也不管原先有何种信仰的村民们，便在村中面对大海之处，合力建了一座供奉天后娘娘的天后宫，并从几百里外的赤湾天后宫请回了天后娘娘。这座历经兴废的天后宫直到陈冠傑出生的那个年代还一直屹立在原地，至于它始建于何时，现在已无从稽考，在存留下来的故宫门匾上，镌有“同治辛末重修”的字样，同治辛末即同治十年，由此可知清同治十年(1871)以前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天后宫便已存在了。 自从有了这个天后宫，漳澎村的龙船每年起水后，都会划到天后宫前，对天后娘娘行礼，祈求天后娘娘保佑人船安全、在标场夺得锦标而归。村中例牌每年做一次大戏，也会在天后宫前面滨水的空地上搭棚举行，以便人神共乐。每年的阴历三月十八日或三月十九日，是漳澎天后宫的天后娘娘“回娘家”的日子，这一天，信众们会将宫中的行宫天后请出来，放进一顶装饰得十分漂亮的轿子里，由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们抬着，前面由仪仗队开路，绕着村中大街巡游一圈，然后把这个行宫天后送到一只船上，再划到赤湾，晋见赤湾天后宫的天后娘娘。这个行宫天后在娘家一直住到三月廿三天后诞那一天，才由信众用船将她接回漳澎，在村中巡游一圈后，再回到天后宫安坐。
农历三月廿三天后诞这一天，是漳澎村最热闹的日子，这一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舞狮、舞凤、舞麒麟的表演，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对于一些适婚青年或已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亲的男女，这一天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那个盲婚哑嫁的年代，虽然是村内通婚，但大多数定了亲的男女，洞房花烛前是未见过对方是何等模样的，而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空巷而出，未定亲的男子，大可在经过精心打扮的女子群中挑选自已的心仪之人，并打听清楚这女子是谁家女儿、定了亲未，好回家叫父母托媒求亲。而那些交换了年生八字的人，也可在旁人的指点下看清自己那个将来要一同生活的人的真实面目。不过，事到如今，也只能是看看而已，是靓是丑，或跛或盲，一切都已成局，无可挽回了。

贼佬世界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的統治，开创了民国新纪元。民国初年，群雄并起，政坛上军阀割据，民间也是不甘寂寞，一时间，天下大乱、盗贼烽起。这时正是漳澎村民所说的“无王管”年代，同治元年(1862)，漳澎村曾经用“平乐”两字作过村名，但到了此时，这里也成了贼佬的世界，真是既不平也不乐了。
憧憬着平安快乐的鱼米之乡，怎么会变成土匪横行的狗反之地呢？事情过去多年，现在的人已很难说得清根由了。亊实上，还在清代，由于沙田的大量开发，导至豪强之间的相互争夺，一些被称之为“大天二”的恶霸团伙便已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到了民初那个“无王管”的年代，不但漳澎出现“揸枪揾食”的“大天二”团伙，在东莞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这种堂口林立、认旗满天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广东的一家报纸曾载文道：“粤省因频年战争，溃兵散卒，流为贼匪，以至群盗如毛。”在这同时，军队扩充，也时常将土匪收编入伍，这种兵匪对流的现象更助长了正在燎原的贼势，清末民初，广东就有“粤东盗甲天下”的名声，盗匪横行，当时已成为广东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大可以把漳澎的贼情看作是时代的产物。
但是，尽管漳澎成为“贼窦”有当时的大气候作背景，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漳澎的地理位置和成村历史中找出一些贼佬在漳澎蔓延滋长的蜘丝马迹来。我们知道，漳澎坐拥千顷良田，又扼狮子洋与东江口相交汇的咽喉之处，是来往省城与东莞、惠州的客货船的必经之地，正是各路豪强坐地分肥和“拦路敲脚骨”的最佳所在。另一方面，漳澎是个移民村落，除了较早到达、经过一定时间繁衍的族群人口较多外，新来乍到的，一般都显得人单力薄、孤立无援，为了不受别人欺侮，将来更好在漳澎立足，这些新移民往往会产生一种抱团取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男姓青年有共宿凉棚的习俗，这就更为人们提供了互倾肺腑、肝胆相照的条件。于是，有些人便效法古人义结金兰之举，决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拜成异姓兄弟抱团互助。此例一开，几成风气，历史上，漳澎村民结为异姓兄弟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风气竟一直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事实上，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漳澎村已有了不少茶楼、商铺、烟馆、赌场、妓寨，严然成了一个小集镇了，原本勤劳纯朴的农民，此时也有人沾染了“嫖赌饮吹”的不良习气。正所谓“树大有枯枝”，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员来历复杂的大村庄，出现一些游手好闲之人、鸡呜狗盗之事也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好学好，群坏学坏”，若果结拜成异姓兄弟的都是些勤劳善良的大好青年，在生产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道义上互相支持，这在当时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是十分有益的事，但若是一些平日好食懒做、偷鸡摸狗、撩是斗非的人结拜成异姓兄弟，这些团伙便成了社会的毒瘤了。漳澎最早的匪患恐怕就是滋生于此，而最终酿成声势浩大的匪帮，则是本地贼人与外地流窜贼人狼狈为奸的结果。
最早在漳澎村霸道称王的是以陈淦、丁福、徐光三个结拜兄弟为首的公立堂，三人中，陈淦是大哥，丁福为二哥，徐光则为三哥。在当时“无王管”的情势下，漳澎本土贼众再加上外地贼人的不断湧入加盟，公立堂很快坐大，陈淦一伙成了独霸一方、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王头”，漳澎也成了官方眼中要严加清剿的“贼村”。公立堂除了对过往狮子洋和东江口的船只强收称为“行水”的保护费外，还在漳澎村包娼庇赌，收割季节向当地农民强收俗称“禾标”的保护费，漳澎当时有两万多亩土地，按每亩收20斤谷算，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但对于漳澎农户来说，这又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更有甚者，他们在拦路“敲脚骨”收行水的同时，还将一些运载货物的船只强行截停，将船上货物洗劫一空。
公立堂势力鼎盛的那个时候，也是地方政权和各路军队联络、利用的一支力量。当是时，不少地方为保护局部利益，竟以盗匪充当民团，以匪制匪，依匪自卫，共立堂的大哥陈淦，就曾被东莞望牛墩等五十个乡举为民团的团长。当年陈炯明所部粤军与孙中山“反面”后退守东江流域，陈军便运动东江一带的绿林盗匪，联合他们一道对抗驻守广州的滇桂联军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东征部队。1923年11月，陈军攻陷东莞县城，攻城部队便是兵匪参半，陈淦带领的公立堂队伍也在其中，以至城破后出现“统领多于狗，司令满街走”的奇景，漳澎村民流传的“陈淦带队打入东莞县城当了十天县长，坐在县城城头拉二弦”的传说，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
公立堂盘踞在漳澎这个水上交通要冲上，给过往船只和旅客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地政府也曾派出军队前来清剿，但总是草草了事、无功而返。有一年，一个叫陈树彬的长官带着一队人马进驻漳澎，以图保境安民，但结果他竟落入共立堂贼人之手，最后被贼佬活生生开膛破肚，将其心、肝煨熟分吃了。 然而，陈淦、丁福、徐光三人虽然誓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利益所在，坐拥漳澎这块肥肉之上，独而占之的想法慢慢在三人的头脑里萌发，于是内讧产生了。先是丁福设计将陈淦击毙在家中的烟床上，不久，得到上级密令的某部队将已经投军的丁福诱至石龙捉住正法，有人说，这是陈家大女儿为报父仇、动用社会关系的结果。得渔翁之利的徐光独享不久，也于一九三五年被埋伏的枪手打死在家中。群龙无首，啸聚二十多年的公立堂终于宣告瓦解。
然而，在那个政府力量不显强势的年代，漳澎的匪患一但生成，便很难得以根治，过了不到两年，另外两个更凶悍的团伙又先后冒了出来。首先扯旗冒头的人叫刘定加，又称刘老定，他与另外六个结拜兄弟一起，结成了一个号称“七星堂”的团伙，并自命为堂主，不久，由陈佳牵头、由十九个结拜兄弟组成的“十九友”团伙也应运而生。
为了争夺漳澎这块肥肉，七星堂和十九友甫一出现，便成水火之势，漳澎从此进入两匪争霸的时代。为了增强实力，两伙匪帮分别找到了自已的靠山，陈佳靠上了西边番禺的李朗鸡，而刘老定则攀附了东面道滘的刘法如。为了争夺漳澎的控制权，陈佳与刘老定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先是刘老定赶走了陈佳，然后是陈佳在李朗鸡的帮助下实施反攻，赶走了刘老定，继而是刘老定依靠刘法如及侵华日军的帮助，出动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将陈佳赶出漳澎，是役，日军飞机胡乱扫射，造成多个无辜村民死伤。不久，陈佳又领着李朗鸡支援的小炮艇杀回漳澎，赶走了刘老定，一个月后，刘老定又组织强劲的反攻，陈佳被打得狼狈而逃…… 十多年来，这两股悍匪你打过来我杀过去，使得漳澎的村民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惊恐之中，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军南下广东，陈佳和刘老定各自带着家人逃到香港，十九友和七星堂从此作鸟兽散。一九五O年，新政权开展清匪反霸运动，残留漳澎的贼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漳澎肆虐了近四十年的匪患终于宣告结束，令人谈之色变的贼佬世界成为历史。

凤翔陈氏

定居漳澎的几十个族群中，陈冠杰所属那一支凤翔上魁陈氏应是较早进入漳澎的一个，据《风翔上魁陈氏谱源谱序》所载资料判断，这支陈氏是从增城仙村桥头村迁入漳澎的，而这支陈氏居增城仙村的始祖是文德公，再往上溯源，他们的入粤始祖便是北宋天圣年间在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任县尉的軝公。若将入粵始祖軝公算作一世祖，那么文德公是七世祖，而上魁公是廿四世祖，到陈冠杰这一代，则已是三十传了。 軝公字彦约，称八府君，原籍江西泰和县柳溪古井巷，北宋天圣年间癸亥岁(1023)入粤做官，先任南雄府教谕，后任保昌县尉，在县令身边佐理县政，人称保昌公。保昌县地处江西和广东交界处，于今为珠江三角洲人民津津乐道的南雄珠玑巷，就坐落在这里，当然，軝公任职时，那个有多个版本的胡妃事件还远远没有发生。 軝公原配江西曾氏，生晦叔、弘叔、华叔三子，后又娶增城吴氏，生世宁、世清、世昌、世盛四子。离任后，軝公长子晦叔、次子弘叔奉嫡母曾氏回江西泰和居住，軝公没有离开广东，而是领着吴氏及世宁、世清、世昌、世盛及改名为世华的华叔南下，在番禺慕德里司流溪都凤翔社(在今之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内)定居下来。从此，这支源自江西泰和县的陈氏，开始在广东繁衍，到如今，经历近千年之后，軝公的后裔已遍布广东八县及广西、海南等地，人丁已逾百万。族人把这支陈氏称为凤翔陈氏。 随着人口的繁衍，凤翔陈氏慢慢开枝散叶，在广东各地散居开来，七世文德公移居增城的仙村居住。算起来，文德公属于軝公最小儿子世盛之一支，他太爷定公时移居番禺慕德里司的黄田(在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走得并不算远，到他爷爷就公时，己移到增城县的山美居住。文德公于南宋淳熙年间出仕，官至尚书郎、朝奉大夫。他娶增城仙村的列氏为妻，仙村离山美不远，他得以闲时常伴妻子返外家省亲，浏览之际，被这里美丽的山川形势倾倒，流连忘返之余，在仙溪上游筑宅，并时常留下小住。到淳熙十二年乙己(1185)，他干脆领着全家移居到这里，成了凤翔陈氏在仙村的开基之祖。 在仙村凤翔文德陈氏这一支派中，二世祖汝霖公最值得一书。汝霖公字用之，是文德公的次子，配增城石滩卢氏为妻，曾任南恩州阳江县尉。族谱载他博学篤行，处贵胄而不骄，常常将自己的薪俸悉数周济贫者，见到县中有冤案，一定会在堂上还冤者清白。当时的宰相是出自增城的崔与之，汝霖公与崔宰相结为好友，两人致仕后，常常在一起讲学论德，相处甚欢。汝霖公名声在外，四方名士凡是路过增城的，都喜欢到他家中拜访，而他也乐以接待。 汝霖公生有四子三女，四子中除长子早卒外，其余三个儿子都有功名爵位。而外嫁的三个女儿也都嫁到了好夫婿，其中长女嫁给广州城南龙头市(今广州市鹭江)的李昴英，李昴英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上京会试，原已被取定为头名状元，岂料皇帝审定时，觉得他治学《春秋》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不太对口，于是皇帝金口一开，将他降为第三名探花。状元当不上，李昴英于是成了广东科举考试历史上的第一位探花，他后来官至龙图阁侍制、吏部侍郎。史书说他立朝敢言，不畏权贵，其文简劲，诗词骨力遒健，江万里、文天祥都推崇和佩服他的才华。 年幼时，李昴英曾在崔与之门下攻读，崔与之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便代他向老明友汝霖公提亲，两人一拍即合，汝霖公于是将长女许配给李昴英。到了迎娶之日，汝霖公家中华堂高烛，一片欢乐，岂料正在高兴之时，燃点着的金龙烛忽然倒地，家人吓得慌忙禀告卢夫人，卢夫人听后不但没有惊慌之状，反而笑着说：“好好好、祷祝新郎作状元。”李昴英日后果然高中。 李昴英贵显之后，欲留德于外家，便在外家的仙溪上建造了一座桥，人们把这座给大家带来极大方便的桥叫探花桥，而陈家所在、坐落探花桥头的村庄从此便叫桥头村了，后来移居漳澎的凤翔上魁陈氏，就是从这个桥头村出发的。 凤翔陈氏在粤繁衍生息已历近千年，芸芸众生中曾出过不少名人显士，曾参与倡议建造广州陈氏书院(陈家祠)的陈伯陶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 陈伯陶也属軝公世盛房文德公这一支，算起来，还与陈冠杰同辈，也是凤翔軝公陈氏三十传，他在东莞县城出世，家乡却在东莞中堂凤涌，从地理位置上看，东莞县的中堂与增城县的新塘只是一江之隔，可见凤涌陈氏从增城仙村一路走出来，走得也不是太远。陈伯陶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陈铭珪与番禺著名学者陈澧是好友，陈伯陶自幼聪颖过人，六岁在东莞石龙溪书院拜陈澧为师，十岁便能通读五经，后进入罗浮山酥醪别院学习，光绪元年(1875)二十一岁时中秀才，光绪五年(1879)二十五岁时参加乡试获第一名(解元)，他随即上京准备参加会试，岂料正在京城备考之际，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他急忙回乡奔丧，中止了备考。此后十数年他留在家乡教书，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三十八岁时才再度出山上京应试。真是十年不鸣，一鸣便惊天动地，他这一考便高中进士，殿试中又获一甲第三名(探花)。这个探花的得来与当年李昴英的遭遇十分相似，据说殿试中他原本被定为头名状元，岂料有考官提出他在试卷中将“宣抚司”写成“宣慰司”，于是将他压在十名以后，幸得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龢对他十分赏识，并为他据理力争，一番争议之后，最后将他定列第三名，他也是东莞历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高中之后，陈伯陶曾任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协助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办专门培养华侨学生的学堂，并亲自将这个学堂命名为“暨南学堂”，这个暨南学堂就是当今坐落广州的暨南大学的前身，一百多年过去，“暨南”培养华侨学生的宗旨，一直延接于今未变。致仕以后，陈伯陶隐居香港，创立学海书楼、开坛讲经之外，他还主持编撰《东莞县志》凡98卷，这部煌煌巨著，为东莞历史上志书之最，至今仍是查看东莞昔日历史的重要文献。

凤翔上魁陈氏

大概是因为漳澎有上魁陈公祠的缘故，陈冠杰这一支在漳澎定居的陈姓人将自己称作凤翔上魁陈氏，但其实在漳澎村内，还有一支是上魁公的堂弟应魁公的后裔。陈上魁和陈应魁是堂兄弟，两人的年纪相差十一岁，陈上魁的父亲陈创大与陈应魁的父亲陈成大则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凤翔陈氏廿二世的陈焕斯。 据《凤翔上魁陈氏谱源谱序》所载，陈焕斯卒于清雍正七年(1729)，他在漳澎既没有祠堂也没有坟墓，而陈应魁虽然在漳澎没有祠堂，但他本人以及卒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父亲陈成大的坟墓却在漳澎，陈上魁在漳澎有祠堂，但他及父亲陈创大的坟墓却在别处。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推断，这支凤翔陈氏是从陈创大和陈成大开始，或更早一些从陈焕斯开始在漳澎定居的，若从陈焕斯开始算，时间应在清康熙到雍正之间，但根椐他在漳澎既没有祠堂也没有坟墓的情况，把他定为凤翔陈氏入漳澎的始祖理据不足，若是从陈创大和陈成大开始算，则时间应约在清乾隆年间。 陈冠杰属于上魁陈氏这一支派，上魁公是凤翔陈氏廿四世，映辉是廿五世，勲孔是廿六世，瑞卿是廿七世，庆璠是廿八世，这位陈庆璠，就是陈冠杰的爷爷。 家族

陈庆璠虽然世居漳澎，但他却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拥有田地之外，他还有另外一种营生，那就是做“巡城马”。说起这“巡城马”，应该是广州城的“土特产”，在邮政制度还未建立起来的古代，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达程度的广州，城内与周边乡镇之间在信息和物资方面的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这就催生了一个专门在广州城与周边乡镇之间作联络、传递的行业，一批年轻力壮又熟悉路途的人，他们肩挑着客人托带的书信、包裹、甚至银票等物，长途跋涉，从广州城前往附近乡镇，把东西交给收件人，然后又携带着客人托带的物件返回广州，这些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广州与周边乡镇之间穿梭往来，就像勤劳的马匹一样来回跑动，于是，人们便把这些人称为“巡城马”。 陈庆璠生活的那个年代，漳澎村已经发展成一个有几千人口的大村庄了，村大人多，与外界的联络自然多了起来，漳澎四面环水，没有陆路与外界相通，与外面的沟通与交往极为不便，有一“匹”来往广州与漳澎之间作传递的“巡城马”，实是十分迫切，陈庆璠就是这样一匹在广州与漳澎之间来往穿梭的“巡城马”。 与其他的“巡城马”有点不同的是，陈庆璠除了做信件物品传递之外，还顺便做些小生意，把一些漳澎缺少而乡亲们又急需的物品如火水、火柴、布匹、针线、布鞋等购回在漳澎转手出售，中间赚些差价。慢慢地，他有了积蓄。他用自己的积蓄在村里建了一间青砖屋，这间青砖屋虽然算不上富丽堂皇，但相对起大多数普通村民所住的泥砖屋来说，己属上乘的居所了。建屋之外，他也像大多数发家的农民一样，将辛辛苦苦积存下来钱用于购买土地，不断地积蓄，不断地购买，到新中国成立实施土地改革时，他名下的土地已超过一百亩，一百多亩田，在漳澎几万亩土地中只是一个小数目，但也足够他在土地改革时被评为地主了。 诚然，陈庆璠毕竟不是一般的乡下人，作为常常出入省城广州的“巡城马”，他的视野自然要比一般的乡下人开阔和深远得多，这具体表现在对子女的培育上。他膝下有三个儿子，除了二儿子陈树屏早逝外，大儿子陈岳屏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学成后回漳澎教书育人，并担任过漳澎小学校长，是人皆敬仰的乡贤。三儿子，也就是陈冠杰的父亲陈阁屏，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进入广州的燕塘军校，出来后拿起了枪杆子，兄弟俩一文一武，足见陈庆璠布局的精明。 广州燕塘军校大名叫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是陈济棠主粵时由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扩编而成，因校址设在广州市郊沙河燕塘的粤军旧营房，因而被称作燕塘军校。军校于一九三一年秋季开办，第一期生约一千人，另外还将被裁撤的广东警官学校的学生合编在内，东莞人李扬敬是该校副校长之一。陈阁屏从燕塘军校出来后并未从军，而是从事维护地方治安的工作，从这一点及后来他在省政府田粮处及广州警察局工作的情况看，他极有可能原先就是广东警官学校的学生。 时在广州任职的的陈阁屏曾被派往家乡漳澎剿匪，那是当年陈树彬被公立堂的悍匪生劏之后不久的事，可以想象，他本来是很想像哥哥陈岳屏一样，为家乡做些事的，可惜的是，他的这次行动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像很多漳澎人一样，陈阁屏虽然在外面工作，但却是在漳澎娶的亲，他的太太赖银娣(后改名赖少芬)也是地道的漳澎人。在漳澎出生的赖氏本姓赵，因其父母家贫无力抚养，把她送给了在漳澎经营茶楼的赖九做女，自始改为赖姓。赖九无儿无女，除了收养了赵家女之外，还从别处收养了一个男孩做儿子，他将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视同己出，倾力抚养成人。除了赖氏之外，陈阁屏后来又娶了一房太太，这二太太叫秋桂，原是他父亲家中的一个婢女。赖氏共生过八个孩子，除两个夭折外，还剩两男四女，陈冠杰排行第四，上面有二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陈冠杰出生前，父亲正在省城广州工作，一家人自然也安顿在广州。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南侵的日冦在大亚湾登陆，广东省政府在匆忙中向粤北迁移，先到翁源，后移连县、韶关。一九三九年一月，李汉魂顶替吴铁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保证抗战期间军民的粮食供应、增强抗战实力，李汉魂依中央政府指令增设了田粮处，田粮处是负责粮食征集、储存、运输、交易的重要机关，陈阁屏此时在省田粮处任职，被派驻还未沦陷的英德县，家人也随之在英德落脚，寄寓在英德县政府职员宿舍中。 为了打击广东省军民的抗战决心，日寇的飞机时不时会对省政府的驻地实施轰炸，扼粤汉铁路和北江要冲的英德也是日冦飞机袭击的重要目标。事实上，自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冦的飞机首次空袭英德以来，英德一直是遭受日冦轰炸的重灾区。有资料显示，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日机便在英德境内投下一千多枚炸弹，其中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的一次轰炸，境况最为惨烈，是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日机十八架在英德县城大同路警察所一带、城外东关竹篙铺及县府左侧地方法院等处，投下炸弹六十余枚，被炸塌焚毁的有县政府前座、县电话所、县电报局、县警察所等机构及商铺六十五间，民房二十五间，市民死十人、伤十五人，停泊在江边的几十艘伤兵船被悉数炸沉，伤兵死伤不计其数。当时有传说，日机之所以如此准确地命中英德县政府及其所属单位，是因为有汉奸给日军提供县政府的方位。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正是英德县青塘镇的墟日，凶残的日冠对手无寸铁的赶墟平民实施空袭，人来人往的墟场顿时血肉横飞…… 陈冠杰就是在日寇“隆隆”的轰炸声中出世的。出世后，家人都叫他杰仔，这个昵称一直伴随他长大。由于二伯父婚后没有子女，他便由爷爷作主过继给二伯父做儿子，二伯父及二伯娘甄氏此时也在英德与他们一同生活，二伯娘也是漳澎人，对天资聪明的杰仔十分爱惜。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一家人都会同县城的居民一道，到城外防空洞躲避日军的飞机，每到这时，他们会把随身物品装进两个俗称皮鞋箩的竹箩里，并雇用一个挑夫挑着，仓皇地逃到城外。炸弹落地爆炸时，杰仔都会吓得大哭起来，每到这时，从未奶过孩子的二伯娘都会把自己的奶头塞到杰仔的小嘴里，杰仔也就乖乖地安静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终于获得胜利，人们担惊受怕的日子也告一段落，这时，杰仔也差不多两岁了。随即，广东省政府迁回广州，陈阁屏也领着一家人回到离别了七年的广州，他先是奉派到海陆丰一带驻防，后来回到广州，在广州市公安局沙河分局当局长，后来又调至德宣分局(现今的东风路)当局长。 光复后的广州百业凋零，百姓的生活也都在困苦之中，陈阁屏虽有一官半职，但靠一个人的薪俸养活一大家子人，实在算不上大富大贵。幼年的杰仔很多时候都是随母亲在故乡漳澎度过，一家人住在离爷爷那间青砖屋不远的一间泥砖和青砖混建的房子里。在他的记忆中，儿时家里的生话比普通农民要好，但也不是每天都大魚大肉，只是在过年、过节时才会有鸡吃。 很多人都说，人的聪慧与生俱来，这说法一点都不假。幼年时的杰仔虽然没有过目能诵、下笔成文的天才，但却在日常点滴的生活里，于调皮捣蛋中显露出过人的机敏来。每年的中秋节前，母亲都会购备一些月饼储在瓦缸里，月饼每四个用纸包成一卷，俗称一筒，他与哥哥嘴馋，会分别趁妈妈不在意时揭开瓦缸盖偷月饼吃，哥哥行动时把纸包打开，不拿走月饼，只是把月饼的餡挖走，外皮保留原样，还自鸣得意，以为母亲发现不了，谁知没过两天，被挖走内馅的月饼便塌陷下来，这当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结果当然是逃不过一顿好打。而杰仔做这勾当时却采用另一种方法，他打开瓦缸盖，伸手就把一整筒月饼揣在怀里，然后跑到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慢慢享用，四个月饼一顿当然是吃不完的，他把剩下的包好，藏进村中戏棚的一个角落里，留待来日再吃。母亲检查瓦缸时只注意看有没有那一筒中少了一个，怎会料到有人会整筒拿走？杰仔虽然逃过了母亲的惩罚，但第二天去找那些吃剩的月饼时，却发现那些月饼早已被蚂蚁吃得剩下一些残渣了，正是聪明有时也被聪明误哩。 日子一天天地过，转眼便到了一九四九年，这时，国共内战的胜负已现端倪，是年四日二十一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二十三日攻占南京，之后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十月二日，广东战役打响，战事在粤北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进占广州只是迟早的事。形势急转直下，正在广州市警察局德宣分局任局长的陈阁屏与很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事实上，解放军还未接近广州，潜伏在广州市内的共产党方面的地下工作人员己经在筹划迎接解放军的事了，担负全市治安维持工作的警察局，自然成了他们重点关注和经营的对象。从现在公开的资料显示，当年策反广州市警察局的力量有多支，他们虽然有着同一目标，但直属领导和出发原点都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在互不相识、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做着同一件事。 几支力量当中，最为直接的应算是以退役陆军步兵中校身份打入警局内部、任职广州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独立大队大队长的程长清了。程长清是广州市长欧阳驹兼任市警察局长时进入保安警察总队的，欧阳驹曾任广东警察学校的校长，而程长清是他当年的学生。欧阳驹离任后，广州警察局局长由广州卫戍副总司令吉章简兼任，而这时，已似乎听到解放军南下的脚步声了。在程长清的策动下，保安警察总队几个大队的大部分人都愿意留下维持治安，迎接解放军入城。在这同时，在总局和下属各分局里，也有人在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 十月十三日，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从化、花县一带，十四日上午，准备撤离的吉章简指定太平分局局长黄逸民为代理局长，黄沙分局局长练秉彝为代理副局长，并传达卫戍司令部有关十四日下午全体警务人员在沙面集中上船，撤退到海南岛的命令。吉章简没有料到，黄逸民和练秉彝是早已决定留下不走的，吉章简离开总局后，练秉彝马上在总局以代理副局长的身份给二十八个分局的局长逐个打电话，表明自己和黄逸民决定留下的态度，并征询他们的去留意见。征询的结果是，二十八个分局局长中，十三个分局的局长愿意留下，并应允带领不走的员警坚守岗位，继续维持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解放军仍未到达的“真空”时段的治安，而其余的十五个分局的局长决意离开，时任德宣分局局长的陈阁屏正在这十五个人之内。人各有志，事到如今，练秉彝也只好悉随尊便了。 保安警察总队这方面却出现了一些情况，下午五点，总队长古某坐着吉普车到维新路总局找程长清，要他立即带领队伍到沙面，登最后一班船撤离。见到古向自已走来，程长清马上拔出手枪指向他，吓得古某举起双手，边后退边说：“不要这样，各走各路吧！”说完慌忙登上吉普车走了。 不久，一声汽笛长鸣，运送撤退军政人员的最后一只船离开白鹅潭，五点五十五分，平地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桥被炸成三截， 中间一截没入水中…… 当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的时候，最后驶离白鹅潭的那只船此刻正行驶在狮子洋上，满怀离愁别绪的陈阁屏，站在这条船上的左舷甲板上向远方眺望，烟水浩茫处，是他的故乡漳澎，那里，有他抛下的妻子儿女，这仓皇一别，前路茫茫，不知何日才能重见了。上船后，他在乱哄哄的人丛中听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的是守卫广州的国军曾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达成一个口头协议：鉴于解放军解放广州、国军全面撤退已成定局，为了国军有足够时间退出广州，解放军于十月十五日进城，作为条件，国军则不破坏广州城内的任何设施。岂料协商过后，国军内部有人提出为提防解放军耍蛊惑，要多准备一手，于是便预先在海珠桥装了炸药，果然，进军广州的解放军四野部队和二野部队为了争头功，行动飞速，提前一天于十月十三日晚便已逼近广州，为保证军政人员在白鹅潭的撤退，海珠桥的炸药引爆了…… 事至于此，这传闻是否属实，陈阁屏实在是无心去考证了，两天以后，海南岛算是平安到达了，但惶惶然登岛的人心中都明白，这弹丸之地也是守不了多久的，下一站又该往那里退？像许多人一样，陈阁屏开始思量着自己的出路，他打电活向昔日的上司打听，若退到台湾后能有什么工作可安排，上司告诉他，现在是官比兵还多，到台湾后能当个派出所长已经很好了。深感失望的陈阁屏决意不去台湾而自谋出路，他费尽心思、以探亲为名去了澳门，半年之后，再从澳门去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下来。

第二章 苦难岁月

恶梦开始

海珠桥被炸毁的那个傍晚，还未满六岁的杰仔正在漳澎的大街上玩耍，由于距离太远，那声巨响他是听不到的，但他却听到大人们在议论，刚刚不久，在西边的天际上，隐隐约约看到了一片红红的火光。不过，他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更不知道，当炸毁海珠桥的那一声巨响响过之后，他一家人的恶梦便从此开始了。 杰仔以及几个兄弟姐妹是前些日子随母亲从广州回到故乡漳澎来的，事实上，当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后，江南的大片地方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国民政府的总统府虽然搬到了广州，外围又有重兵把守，但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座城市也守不了多久了。坊间乃至政府人员之间，都流传着某高人的一个判断，国民党最终会退出大陆，而只留守台湾和海南两只“眼睛”。果然不久之后，当局便贴出告示，说广州已进入非常时期，要市民作好撤离的准备。当然，为走与不走这个问题纠结的只是那些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军政人员及和家属，以及一些有钱人家、或为新政权不容的人，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顺其自然、懒得理会的。对于职位不高的军政人员来说，当时一般的做法都是让家属先离开广州，或去香港，或回故乡、或去到一个自认为安全可靠的地方暂避，自己则留在原地供职，到迫不得已时才离开。陈阁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让妻子带着子女回到离广州不是太远的故乡，自己则留在广州继续供职，毕竟一家人还等着他的薪俸开饭呢。 然而，漳澎也不是杰仔一家人的久留之地，一则他们在漳澎没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二则当惯了官太的赖氏不懂耕作，怎能在农村养活身边那几个只会张嘴要吃的孩子？三则也是主要的，此时，乡间开展镇压反革命和实施土地改革的风声愈来愈紧了。于是，赖氏只好又带着子女，回到了广州。一九五二年三月，漳澎的土地改革正式开始，陈庆璠此时虽然己经去世，但这位坐拥100多亩土地、养过多个婢女的“巡城马”，以及三个儿子都被评为地主，土地被分掉了，房屋也被分掉了，杰仔的二伯娘抗不住没日没夜的残酷“斗争”，上吊自杀了。这意味着，杰仔一家的退路也被彻底断绝。 自陈阁屏离开以后，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赖氏手头上本来就不多的积蓄用少见少，这时，赖氏六个子女中，大女儿淑文高中毕业正外出找工作，二女儿淑仪很小便去了香港替人看管小孩，家中还剩下四个孩子，回到广州生活的一家人渐渐陷入了困顿之中。六十多年后的二0一九年，当年曾受漳澎农会派遣，到广州缉拿陈阁屏、并负责暗中调查陈家在广州财产情况的张金华老人亲口对笔者说，他曾亲眼目睹赖氏天未光便出门，到长堤一带的轮渡码头边帮上船的客人挑行李，以获取微薄的酬劳养家。但是，在码头上干这营生的人有时比上船的客人还多，一有活大家便一哄而上，一个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家庭妇女，又怎能抢得过人家？好多时候，她都是空手而回的。 正是马死落地行，赖氏只好放下官太太的架子，参加政府组织的以工代赈的工赈队，到工地去担泥，每天挣回一些，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为了增加收入，赖氏也曾去街边摆卖过熟番薯，卖番薯的时候，她总喜欢把杰仔带在身边，她觉得，几个孩当中，杰仔口齿伶俐，又有耐性，是个做生意的料子。 有一天，赖氏在街头上见到有人出售一种只卖八分钱一包的香烟，再一打听，原来这种俗称“百鸟归巢”的香烟，是用从街头上捡来的各种各样的烟头拆开所得的烟丝重新加工而成的，这种烟丝的收购价是每两五分钱，按十六两称算，一斤可卖八角钱。赖氏觉得这是一个商机，而且也十分适合孩子们去做，于是，赖氏将一条旧裤改成两个布袋，交给两个儿子每人一个，便领着他们上街了。 赖氏虽然领着两个儿子在街上走，但穿着旗袍的她，怎样也落不下脸来去捡地上的烟头，一路走来，她都装做普通行人一样昂着头走着，眼晴却不时盯着地下，发现地上有烟头了，她便向两个儿子使个眼色，或用仅可听见的声音说：“这里有一个。”示意他们去捡，待儿子们熟悉路径之后，她便让两个儿子独立工作，自己再也不出头了。 当时，他们一家人租住在北园酒家附近的越秀北路231号，这是一座木屋中的一个小房间。每天早上，杰仔与长自己两岁的哥哥冠锋一起，从家里出发，一条马路每人走一边，每天走的路径几乎都是固定的：从越秀北到小北，到仓边路，到中山四路，到永汉路，经泰康路，过海珠桥，到南华中路、南华西路，到大基头，再转回同福西、同福中到小港路，再转头，经纺织路，过海珠桥，到长堤，到靖海路，转入太平南路，到长庚路，到中山六路，到中山五路，再转仓边路，经小北路回家。这路径杰仔不知走了多少遍了，以至于几十年之后，他都能把途经的马路名倒背如流。 每天早上，兄弟俩吃过早饭便出门，回到家中已是天黑时分，途中往往是空着肚子撑着，每天途经河南漱珠桥畔的成珠楼时，时已近午，饮毕早茶、吃过午饭的客人此时正三三两两叨着牙签漫步出门，走了半天、饥渴难忍的杰仔这时会悄悄溜进成珠楼，乘店中企堂不注意，拿起茶壶，把茶客喝剩的残茶倒进嘴里，有时更会溜进后栏，抓一把茶客吃剩的、已倒进泔水桶的残渣充饥。 杰仔虽然个头不及哥哥冠锋，但每天下来，他所捡获的烟头总比哥哥要多。说起原因，除了他眼明手快之外，还有就是他常常会使出一些令老实人意想不到的“鬼点子”：当他见到前面有一对“拍拖”的青年男女，男的正在吸烟，而周围又没其他人时，他便会想个办法去碰撞吸烟者拿烟的手，至令其手中的香烟掉在地上，吸烟者见碰撞自己的是个小孩，又听他连声说“对不起”，加上有个女友在旁边，无可奈何之下，责怪一两句便继续拖着女友前行了，待他们远去之后，那截还未抽完的香烟便成了杰仔的猎物，这一截香烟里面的烟丝，自然要比普通烟头里的烟丝多得多。杰仔这一招屡试不爽，但有时也会付出代价，碰得不准时，手肘会撞到火红红的烟头上，顿时会烫起了一个大水泡。这鬼招尽管有弟弟传授，可老实的哥哥就是学不来，所以每天晚上向母亲汇报“成绩”时，杰仔都是多的一个。 晚上，赖氏把兄弟俩捡回来的烟头剪去燃烧过的黑头并拆开，把烟丝集中在一起，然后铺在水缸旁边，让烟丝吸些水汽，这样可增加一些重量，多卖几个钱。 日子尽管苦涩，但还得一天一天过，一九五二年暑期过后，杰仔进入坐落小北路的广州市第一工农子弟小学读书。生活如此之艰难，他和哥哥还能进入学校读书，完全得益于他此时刚刚出来工作的大姐姐淑文，她一九五O年在广州培英中学高中毕业，凭着英文十分了得，在香港还未封关前，在香港考取了专与外国人打交道、俗称“红膊头”的督察职位，可谓前途无量。可是，她却听从未婚夫的意见，放弃了香港的工作，回祖国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她考取了中国银行，被分配到山西太原分行，每月，她都从自己的薪金中抽出十元寄回广州母亲处，以帮补家庭生活及供两个弟弟入校读书。 每当收到到女儿寄来的钱之后，赖氏都会交给兄弟俩三角钱，叫他到一德路的咸鱼铺去买两斤“咸鱼屎”回家作餸，这“咸鱼屎”就是商家卖咸鱼时从整鱼上掉下来的鱼头鱼尾、鱼鳞鱼鳍等零星碎块，吃饭人多、手头拮据，不能不悭着用。好在他们住家的附近不远处便是农民的菜地，他们还可以在一些别人丢弃的边角地上种些蔬菜，实在不行时，还可以趁种菜的菜农不注意，“顺”上一把菜回家，人为了生存，有时实在是顾不上面子了。

雪上加霜

陈阁屏走后，赖氏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犹如一只母鸡，把四个小鸡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面，使杰仔及兄妹们得到温暖，日子虽然苦困，但也不乏亲情与温馨。但是，就是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了多久，谁也没有料到，冷不防一只铁拳砸下来，这个尚存余温的家庭便被彻底砸碎了。 一九五三年底，没有任何征兆，几个公安人员突然来到陈家，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赖氏的手上，随即把她带走了。不久后的一天，放学回家的杰仔见街头上围着一堆人在看贴在墙上的布告，他赶忙钻进人丛中看个究竟，这时，布告里的字他还未完全认识，只见上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塗了红杠杠，布告的下方打了一个粗大、血红的勾勾，就像自已的作业做对了，老师打的那个符号一样。 听过人们的议论，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是一张枪毙特务分子的布告，被枪毙的特务叫陈不凡，另外还有两名同案人，一个是自己的生母赖氏，另一个是自己的细妈秋桂，其中，赖氏被判有期徒刑八年，秋桂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这个以特务罪名被枪毙的陈不凡曾经是陈阁屏的下属，被捕时在广州市越秀南路一家屠宰场工作，杰仔清楚地记得，他和哥哥冠锋曾到过他那里，从他手中接过一些钱拿回家交给母亲，至于他干了一些什么勾当，自己的两位母亲又罪犯那一条，杰仔是不甚了了的。 赖氏和秋桂实然被捕的消息传回漳澎，令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大吃一惊，前文提到的、在漳澎农会工作的张金华，曾专程到广州找到有关部门，他向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陈述，秋桂与陈阁屏结婚前是陈阁屏父亲陈庆璠买回来的婢女，是受苦人出身，是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应该抓她。该负责人正色告诉张金华，秋桂不能放，因为她牵涉的是一宗特务案。那年月，打击敌特分子从重从快、雷厉风行，张金华听后，便立马收声，诺诺而退。 母亲入狱以后，家中年纪最大的便是哥哥冠锋了，这时，他还不满十三岁。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时的杰仔，尽管只有十岁多，还只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也不得不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与哥哥一道，分担着家庭的重担，毕竟他的下边，还有两个还未入学的妹妹。 四个小孩就靠着姐姐寄回来的十元钱维持着半饱的生活，除了继续到一德路买“咸鱼屎”外，杰仔每天放学后都会去附近的菜地捉些东风螺拿回家做菜，事急马行田，有时也会到农民的菜地里拔上几棵。 杰仔的班主任姓邓，其儿子天佑与陈冠杰是很要好的同学，他见杰仔一家人实在可怜，便有心扶他们一把。他把杰仔叫到家中来与自己的儿子同住，并管他一日午、晚两餐，当然，杰仔也不能白吃，放学回来，他得替邓老师买菜、煮饭、洗碗。那时学校放学前要先集中唱国歌，唱完国歌才列队出校各自回家，自到邓老师家中居住以后，陈冠杰便在邓老师的默许下免去集中唱国歌之举而先行回家买菜煮饭，这样，杰仔除了自己有两餐饱饭吃之外，还减轻了家里的负担，这实在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 不过，暂离苦困的仔杰并没有把还在苦海中挣扎的哥哥和妹妹忘记，他时刻都想着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年的中秋节，邓老师吩咐他晚上去排队买猪肉，他带上小板凳在肉档前占了一个位子，等待天亮肉档开张。望着肉案上摆着一块块的猪肉，他的心活动开了：自己在邓老师家中不时会吃上肉，但家里的哥哥和妹妹呢，他们什么时才能吃上一口猪肉啊？想到这里，他不禁又动起了歪念头：偷！偷一块猪肉回去给哥哥和妹妹吃。离正式开卖还有一段时间，肉案前等买肉的人不多，肉案后面的猪肉佬正忙前忙后，他瞅准一个猪肉佬低头捡东西、周围又无人注意的机会，迅速拿起一块猪肉转身就走，他以跑百米的速度跑回家中，放下猪肉又跑回肉档前，一本正经地坐在小板凳上继续排队。 杰仔在学校的成绩一向不错，自入学以来一直保持在班中的前五名，那年月老师布置的作业并不多，他聪颖过人，每天晚上的作业，只需三两下功夫便完成了，邓老师见他闲着无聊，自己要批改的作业又多，便打起了他的主意。那时候中国教育模仿苏联，采用五分制，他在自己批改好的语文及算术作业中挑出得5分、4分、3分、2分的各一份，要杰仔按这个标准给学生的作业本打分，开始只是让他试试，后来，他见杰仔批改得并无差错，便放手让他去做了。这样，在邓老师家中，每天除了帮助买菜煮饭和理料家务外，杰仔又多了一份工作，就是替学生批改作业。 能像老师一样为学生的作业打分，杰仔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甚至还有一点骄傲，开始时他也只是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但时间一长，事情便起了变化。当同学们从他口中知道他手中有“生杀大权”时，一些平日成绩不太好的人暗中都把他当成“生神仙”，极力讨好他。年纪虽小，但自诩靠小聪明屡屡获利的陈冠杰，此时也敏锐地感觉到手中的权力是可以用来换取某些东些的，当有的同学提出早上请他吃濑粉，条件是他在批改作业时为其提高分数时，他欣然答允了。他在邓老师家中，只是吃午晚两餐，早餐是没有的。那时，每天早上，在学校门口都有不少卖早餐的摊档，有卖松糕、大包的，有卖白粥、油炸鬼的，还有卖他最喜欢吃的濑粉的，他口袋里没钱，只能空着肚子对着这些美味小食吞口水，现在，居然有人主动提出请他吃濑粉，他当然满口答应了。他还煞有介事地将为同学人为提高的分数分为几个等级，作为对应，同学请吃的濑粉也因佐料的不同而分成几个不同档次。不过，他在干这种“买卖”的时候，还是有原则的，他拔高的范围，也只在邻近之间，本来只有2分的水平，是无论如何也拔不到5分去的。 进入三年级以后，杰仔离开了邓老师的家，有一天下午，他因故被老师留堂，离校时已是夜幕降临了，他路过学校门口时，见到墙壁上挂着一串螃蟹，他明白，这些东西是学校的老师上班前买下、等下班时才拿回家的，他瞄了一下周围，见四下无人，便伸手取下那串螃蟹，扬长而去。不过，他这次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的不君子行为被与自己同租一间房子的那家人知道了，这家人有姐弟俩与他同在一间学校读书，但所在的年级都比他要高，这位姐姐将杰仔偷螃蟹的事报告了老师，学校方面准备对他进行严厉处罚，不过，当学校领导知道陈家只有四个孤儿时，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己是企业界成功人士、并常有慈善之举的陈冠杰回忆起这些迫于无奈做出的不君子行为时，都会感慨万分，他说，那时父亲远走，母亲被囚，在失去亲严管教与呵护，又得不到社会关怀救助之下，他当时实际已变成野孩子了，毕竟，生存下去才是硬道理。

坠落深渊

对于杰仔这种生性桀骜、不愿轻易向环境低头的人来说，生存环境一天得不到改善，他的“野”性是一天也不会驯顺的，可以说，人性的这种“野”，正是对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天然的反应。不过，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人有时也会在为这种“野”性“埋单”的时候付出沉重的代价，人生的轨迹甚至会为此而发生更改。 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在刚刚庆祝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不久，声势浩大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广州流花湖畔刚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这个展览会展出了苏联老大哥在工业、农业、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万多件展品，全面展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令正在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州人大开眼界。开幕式于上午九时在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前的广场隆重举行，九千多名来宾穿着节日的盛装前来参加开幕盛典，时任广州市长的朱光主持了开幕典礼，特意从北京赶来的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广东省副省长贺希明、“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主席鲍里辛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在开幕式上相继致祠，在朱光市长执刀剪彩之后，来宾们在悠扬的苏联乐曲声中进入大厅参观，一睹老大哥的辉煌成就。 其实，这个“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是个巡回展览，一年前的十月二日已在北京率先开幕，毛译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参观了这个展览，在国家领导人的带动下，进馆参观的北京的市民络绎不绝，使得展览会欲罢不能，一直开了近三个月，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才宣布结束。这次来到广州展览，同样受到广州市民的热烈追捧，特别是节假日，来参观的人更是大排长龙。不过，那个时候想进去参观还得凭参观票，而且大多数的人还是单位组织的。 展览馆的周边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不少没票进场的人也来凑凑热闹、沾沾喜气，那些卖小食、卖小商品、卖膏药、玩杂耍的小摊贩，更是不愿放过这难得的挣钱机会，纷纷云集中苏友好大厦周围，在警察允许的范围内摆开了摊档，一时间，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欢笑声、喝彩声不绝于耳、直冲云霄，人们都在沉浸在一派节日般的气氛中。 展览会开幕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打着赤脚、衣衫有点不整的杰仔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他所居住的越秀北路与中苏友好大厦都在广州城的北面，直线距离并不是太远。杰仔没参观票，只能在展览馆外边看看热闹，他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在人丛中左穿右插，走着看着，不觉己到了中午时分，他饿了，顿时觉得满天星斗，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在一个卖烧饼的摊档前，他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这时，摊贩在不遗余力地高声叫卖，担子里的烧饼正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他站在摊档前，咽着口水，久久不愿离去。一对情侣走过来要买烧饼，这两个人站在摊档前，挡住了摊主的视线，在摊贩用纸袋包烧饼给客人的当儿，杰仔的小手在这对情侶的中间伸了进去，他拿起一个烧饼就往嘴里塞，同时飞快地跑了开去，但是，没跑多远，便被一个警察抓住了，他用尽力气挣脱，可是怎样也挣不开，只好乖乖俯首就擒。 苏联展览会的举行，是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活动，为严防敌对分子破坏，广州的警察对中苏友好大厦周边加强了保卫，见抓到了小偷，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杰仔被塞进一辆警车，警车随即“呜呜”地开走了。警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警察把他押送下车，杰仔抬头一看，吃惊得几乎叫出声来，原来这地方不是别处，竟是当年自己父亲当局长的广州警察局德宣分局，小时候他常在里面玩耍的地方！他想，真是天意弄人啊，过去自己曾是这里的座上贵客，那一位警察叔叔见到自已不是宠爱有加，有时还将自己放在背上“寄牛牛”逗自己高兴？而如今，迎接自己的却是铁板般的脸和大声的呵斥，才几年过去，旧地重回，自己却是这里的阶下之囚了。他有点感慨，要父亲还是这里的局长，自己又何至于沦落到去偷烧饼？ 也许是这时的警察叔叔为了应付苏联展览会的事太忙，杰仔在德宣分局被关了几天才得到处理，审问之时，被问到从那里来，他不敢说出自己在广州的真实住址，更不敢说出自己就读的学校，他明白，如果自己说了实话，回去之后，学校一定会处罚自己，加上偷螃蟹的前科，说不定会被学校开除。他回答说自己是东莞人，他以为说是外地人，广州的警察会奈他不何，很快就会放了他。 不过，这回他的算盘打错了，警察听说他是从东莞来的，又见他打着赤脚，十足是个乡下仔，便不加思索把他送到了设在沙河十九路军坟场附近的收容所，这里面关押的都是一些全省各地在省城犯事、等待遣送回乡的“盲流”，十几天后，杰仔被押上往来东莞与广州的花尾渡，遣送回东莞。 在船上，杰仔邂逅了一位也是被遣返东莞的中年人，这人是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在莞城有多家店铺，他是因为在广州逗留期间出示不了身份证明而被当作盲流捉起来的。他见聪颖机灵的杰仔身世凄凉，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便向他提出，要收他为儿子，让他在莞城生活。杰仔婉拒了，他明白，虽然自己的父亲远走，母亲又入狱，但家中还有姐姐、哥哥和妹妹，自己是有家的，万不能因为贪图自己好过而离开亲人去做别人的儿子。 东莞方面的处理倒是十分迅速，在问清杰仔是漳澎人、村里有个舅舅之后，便马不停蹄把他送回漳澎，交给了他的舅舅。仅仅十多天，杰仔便从一个居住广州市区的在校小学生，“变”成一个从东莞到广州的小盲流，再“变”成一个被遣返回家乡的农村孩子，这种断崖式的坠落，是他当初脱口说出自己是东莞人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因为这次变故，他的读书求学生涯，在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便嘎然而止，从此，他的个人学历，便永远停止在小学三年级上。 穿着收容所衣服、己十多天没有洗澡的外甥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令舅舅赖祥福措手不及，此时，自己一家人也正在困顿之中，再加上来的这一位是当时人人都避之不及的官僚地主家属，这样一个烫手的芋头，真是接也难，不接也难，权衡之下，舅舅最后作出决定，自己亲自把杰仔送回广州的家。

苦海飘零

杰仔就这样回到了广州。这次的“牢狱之灾”虽然短暂，但却深深刺激了他幼小的心灵，一夜之间，他访佛长大了，这个本应是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年，开始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去向。他明白，有了这次经历，再加上以前偷螃蟹的前科，他是不可能再回到学校读书了，自己还不满十二岁，在广州还能干些什么？总不能再去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吧？茫然之际，他猛然回想起童年在故乡漳澎的生活来，也许是美好的回忆触动了他的灵机，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际：故乡是个不错的地方，广州既然呆不下，那就回故乡去！于是，此时还不到十二岁的杰仔，独自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广州，回故乡漳澎去！ 说做就做，他甚至没有同哥哥商量，便独自一人来到了街道派出所，向户籍员提出要把户口迁回家乡东莞的要求，派出所的人对他家里的情况还是了解的，考虑到这家人对政府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现在既然有人主动提出要把户口迁回乡下，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况且，他们都明白，杰仔在广州无父无母，哥哥的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让他返回家乡，也许还有人管教他，派出所也乐得放下一个包袱，若让他留在广州，家中无人管教之下，他一定会做出许多不当之举，这也会给派出所增加不少麻烦，于是，他们便顺水推舟，给杰仔办理了户口迁移证。 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的杰仔拿着户口迁移证回到了漳澎。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要求把户口迁回漳澎的行为，完全是一时冲动、甚至是幼稚之举，因为他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回到漳澎之后住在那里，他没有想到的事实是，家里的房子早在土改时被分掉，他在漳澎已是无家可归了。如果说漳澎实施土改时，他年纪还小，再加上住在广州，对家中房子被分掉的事还没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么，这一次，当他踯躅漳澎街头无门可入的时候，他真是感到切肤之痛了。 漳澎村虽然村大人多，全村又分成十个坊，但此时还是一个乡的建制，时任乡长的李卓流接待了这个没有任何大人陪同却又敢于将户口迁回家乡的孩子，得知他的家原在八坊，便理所当然把他安排到八坊落户。可是，问遍八坊所有的生产合作社，竟没有一个生产社愿意接纳这个祖祖辈辈在八坊生活，自己又在八坊度过童年的孩子。 漳澎八坊本是上魁陈氏的聚居地，为何应是血浓于水的乡亲们这般冷酷无情，竟然将一个上魁陈氏的后人拒之门外？原来，在那个户分阶级、人列九等的年代，宗族和血缘不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此时人间一切的爱与恨，只在人为划下的“阶级”线上分，就连陈冠杰那个仍在八坊生活的大伯父陈广尧，由于悚于自已的地主身份，自身难保之下，也断然不敢把自己的亲侄子收留在家！ 皮球又踢回李乡长那里，怎么办？怎样才能处理好这坨“苏州屎”？好在李乡长并不是一个冷血之人，他觉得，不管爷爷、父母怎样，孩子都是无辜的，既然八坊不肯接纳杰仔，就把杰仔放在六坊吧，他想，自己是六坊人，又正握着乡长的权柄，谅六坊不会有人反对。 六坊的人也真的给了李乡长面子，杰仔的户籍顺利落在了漳澎六坊四社。户籍落地了，但人也要有落脚的地方，一想到住房，李乡长顿时犯难了，漳澎村民的住房从来都不宽裕，一个蚬一个肉，到那里去找房子给这个孩子住？情急之下，他把目光投向了六坊凉棚，漳澎的男孩子不都是在凉棚住宿的吗？杰仔在漳澎无家无室，住在凉棚最合适不过了，有起事来凉棚的大哥哥还可以照顾一下。 李乡长把杰仔带到六坊凉棚，把他托付给了在凉棚住宿的后生。既然是乡长吩咐下的事，大家都乐意照办，特别是凉棚里几个李姓后生，马上为杰仔的铺位张罗起来，大家把原来的舖位挤了挤，空出凉棚下层正对门口的第一个位置给了他，这样的安排并非特意，而只是循例而已，漳澎的凉棚都有不成文的做法，初来报到者，都是从进门第一个位置开始睡起的。在这个位置的旁边，原本堆放着一堆用来捕足禾虫的网，几个后生正想搬走，杰仔却把这堆网留下了，捕禾虫的网比捕鱼虾的网要密得多，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块布，他没有被子，留下这些禾虫网是用来当被子盖的。 凉棚水台的下水梯级旁边有一块空余的地方，稍加整理，便作了杰仔的厨房，三块断砖搭成一个炉灶，李乡长又买来了一个小瓦煲以及汤匙、碗筷等餐具，接着又派人送了一些米和钱。 就这样，陈冠杰在漳澎六坊凉棚安下了“家”，大家都依习惯叫他做杰仔，知道他姓陈的人，偶尔也会在杰仔前加上一个陈字。从此，漳澎六访凉棚多了一个叫杰仔的后生，从这一天开始，陈冠杰这只失去父母及兄弟姐妹爱怜的孤雁，在自己的故乡正式开始了他的苦海飘零之旅，而杰仔这个名字，被漳澎的村民一直叫到今天。 令杰仔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独自迁出户口到漳澎落户不久的一九五六年年初，他在广州的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的哥哥冠锋和两个妹妹被街道当局送进了孤儿院，他们原先租住的越秀北路231号归还了业主，这也意味着，他在广州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家，即使这时他后悔想回广州，也没有退路了。 哥哥及两个妹妹被送进孤儿院的事，杰仔是过了许久才得知的，为什么在自己把户口迁回漳澎不久，哥哥及两个妹妹便被送进孤儿院?是因为自己的“学坏”震惊了街道当局？是街道当局觉得他们一家实在可怜，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救助？正在苦海漂浮的他已是无心考究了。其实，不管街道当局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何种原因，应该说，他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人民政府总不能见到人民有难不去帮扶，虽然他们是“杀、关、管”人员的家属，但他们毕竟是未成年的孩子啊。 父亲在香港，母亲在监狱，哥妹在孤儿院，自己在故乡漳澎，杰仔的家彻底地破碎了。

麻袋与棉被

杰仔落户漳澎两、三个月后，冬天来临了。凡是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冬天，中国南方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极寒天气，那时候，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根据气象记录，不要说东莞，连湛江也有冰冻出现。 这一下，杰仔遭难了，凉棚本来就四面通风，加上他睡的舖位正对门口，凉棚门口没门可关，呼呼的寒风长驱直入，直灌脸鼻。他没有被子，晚上盖在身上的那些禾虫网在天气不冷时还能管用，到了这时，寒风便穿过网眼，直透他的肌肤，他有如躺在冰窖里，浑身打着哆嗦。 这期间，麻涌四乡联围刚刚筑成，漳澎的水稻种植正在由单造向双造过渡，耕牛开始多了起来，牛是农家之宝，牛怕冷，冷死一只耕牛在当时是天大的一件事，为了保护耕牛过冬，上级部门专门调来一批包装化肥硝酸铵用的麻袋，按每头耕牛派发两只，用作盖在牛身上保暖。负责分派麻袋的人叫林苏权，他实在不忍心陈冠杰挨冻，便拿了两个麻袋给他，让他夜晚加盖在禾虫网上，挡挡寒风。多了两个麻袋，情况当然好了一些，但隆冬漫长，这天寒地冻的日子如何挨得过去？ 其实，杰仔的情况牵动着不少人的心，奈何他们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伸出援手。有一天，一位叫罗巾笑的女社员把杰仔叫到身边，这人原名叫阿笑，罗巾是她父亲的名字，人们记不清她的全名，只管叫她罗巾笑。她告诉杰仔：“我的父亲罗巾咋天晚上去世了，现在尸体正躺在家中的床上，等待村中的仵作佬鬼梁来收敛安葬，在尸体的身上，还盖着一张棉被，这张棉被就借给你盖一春(即一个季节)，冬天过后再还给你我。” 人为了求生存，还有什么好嫌弃的？心存感激的杰仔马上跟着罗巾笑去到她的家，只见一副空的棺材正停在巷口，不一会，漳澎村唯一的仵作佬鬼梁来到了，望着匆匆而来的鬼梁，杰仔老是想不通，这人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人又瘦，腰又曲，就凭自己一个人怎能将尸体由床上搬到棺材去呢？出于好奇，他决意站在一旁，看看鬼梁是如何工作的。只见鬼梁把盖在尸体上的棉被掀开并放在地上，然后将带来的一条麻绳结成一个圈套，他将绳圈一端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端套住尸体的腰部，然后弯下腰把尸体的双脚抱起，转过身，将尸体放进棺材里。直到目送罗巾的尸体被放进棺材，杰仔才回身抱起刚才还盖在尸体身上的棉被出门。 按漳澎的惯例，死人盖过的被子，待死人收敛后，要放上家中屋顶瓦面上，让太阳暴晒三数天才能再用，但杰仔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当晚，这张白天还盖在死人身上的棉被便盖在他的身上，伴着他呼呼入眠，他的感觉还十分的温暖。

落水被救

到漳澎落户后，杰仔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了生活，他在安顿了住处之后，便到生产合作社下田劳动了。这时候，麻涌、漳澎、大步、东太四个乡正在合力修筑“四乡联围”，在筑围第一线的都是村里的青壮年，而这时他还未满十二岁，身体又奀又瘦，更没有任何生产技能，他是无论如何也参加不了筑围劳动的，于是，社长便安排他“掌牛”，把一条耕牛交由他喂养和管理。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像他一般年纪、未能进学校读书而又要出田劳动挣取工分的，那年月在漳澎大有人在。对于这些小社员，生产社一般都是安排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安排最多的工作便是“掌牛”，“掌牛”就是看管、喂养耕牛的意思，人们把这些负责看管耕牛工作的小社员称作“掌牛仔”、“牛草仔”，有些人甚至尊称他们为“牛王”。漳澎无山，除了一些河滩之外，耕牛无放牧之处，因此，漳澎的耕牛一般是不需要放牧的，掌牛仔每天的工作就是为耕牛准备饲料，至于喂牛及清理牛寮则另外有人负责。 他掌牛的那个时候，漳澎己开始种植甘蔗，甘蔗是年底收获的，收甘蔗俗称“斩蔗”。斩蔗时要把甘蔗的尾部斩下丢弃，这尾部俗称“蔗尾”，“蔗尾”是耕牛最喜欢吃的饲料，每逢斩蔗季节，掌牛仔都到蔗田把社员斩下来的“蔗尾”捡回来喂牛，若捡回来的“蔗尾”充足，就不需要再去割水草了，不是斩蔗季节时，掌牛仔便需扒着艇仔到河涌边的草坦上割水草，用艇仔运回牛寮作牛的饲料。 一九五六年的五、六月间，四乡联围工程已完成堤围的修筑而进入修筑水闸的阶段，这时斩蔗季节已过，他像其他掌牛仔一样，每天都扒着艇仔，沿着河涌寻找水草丰茂的草坦割草，直到水草把艇仔装满，才优哉悠哉地扒着艇仔返回生产社的牛寮。 杰仔自小机灵，可谓话头醒尾，扒艇、割草这些功夫，他很快便学会了，操作起来可谓熟行熟路，但是，有一样在水乡生活必备的技艺，他却偏偏欠缺，这技艺便是游泳。要说在漳澎长大的人，没有一个是不懂得游泳的，这技艺很多人在几岁大便练就了，可他偏偏就不会！他的童年虽然也曾在漳澎生活过一段日子，可他毕竟是从城市来的孩子，由于家里看管得严，他未曾得到过像漳澎的孩子一样可以自由到涌里戏水的机会，回到广州后，更没有学习游泳的条件，因此，长到十二岁，他还是一个地道的“旱鸭子”。 一天中午，杰仔扒着装满水草的艇仔从淡水河返回生产社的牛寮，这时，淡水河堤围上的角头口水闸已经筑好并投入使用，牛寮在大围以内，从淡水河返牛寮，必定要从水闸进入。时值涨潮，闸口开放，陈冠杰扒着艇仔到达水闸口的时候，淡水河里的水正通过闸口急湍地往里涌，他摆正艇头，瞄准闸口便直冲过去，可是，他的艇仔刚刚接近闸口，便被急流卷进闸口外的漩涡中，艇仔在漩涡里打起转来，容不得他调整方向，艇头已“呯”的一声撞到江边的一条木桩上，艇仔没翻，但坐在艇艉的陈冠杰却连人带桡掉进水里。 “旱鸭子”掉进水里就就只有喝水的份儿，杰仔在漩涡中挣扎着，求生的本能令他张开双手露出水面，此时还有些意识的他想，这回死定了。慌乱中，他张开双手乱抓乱拨，忽然间，他的手触到了一支硬梆梆的东西，他本能地用双手抓住了，身体随即浮了起来，这时，他看清楚了，这是一支竹篙。竹篙慢慢动了起来，带着他，一直把他带到岸边，此时，他的双脚也着了地，这意味着，他得救了。 惊魂甫定，他清楚地看见，竹篙的另一头，一位中年人正手握竹篙站在一只抛网艇上，毫无疑问，自己是被这位渔民救到岸边的。此时，自己的艇仔和木桡也随着漩涡被水冲到岸边，陈冠杰多谢过那位渔民之后，慌忙捡起木桡、爬上艇仔，不过，他再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往水闸里面冲了，他等了一会，直到水流平缓一点之后，他才通过闸口，把艇仔扒回牛寮。 得知他落水被救的消息，社员们都说他好彩，捡回了一条小命，有人告诉他，按惯例，渔民是从来都不救落水之人的，原因是渔民迷信，认为落水的人是水鬼要找的替身，若救了落水的人，就会坏了水鬼的好事，这样就会遭到水鬼的报复，使自己无法打到鱼，至于这次这个渔民为什么要救他，大家都说不出一个道理来。 众人说不出道理，陈冠杰的心里却有自己的解释。他住的六坊凉棚正对着漳澎天后宫，与天后娘娘可谓朝见口晚见面，人们都传说天后娘娘是漳澎人的保护神，十分灵验，他相信，自己一定是被天后娘娘救起的，那个渔民就是受到天后娘娘的旨意而救人的。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虽然陈冠杰的人生轨迹曲曲折折、起起落落，但无论怎样，他对天后娘娘都一直念念不忘。二O一O年，他独资在漳澎兴建了纪念凤翔陈氏入粤始祖的彦约陈公祠，在祠中的一幅壁画上，就重现了当年他被渔民救起的场景，二O一七年，他更是牵头重修了被拆毁六十余年的漳澎天后宫，重塑了天后娘娘的金身，可见他对天后娘娘的敬重，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角头口水闸前的意外落水，令涉世未深的杰仔喝了一肚子水，也受了一场惊吓，但吃一堑长一智，他深深明白，要在水乡漳澎生活下去，就必须学会游泳！不久之后，这个“旱鸭子”也终于变成“水鸭子”了。

刻骨铭心的年夜饭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是农历丁酉年大年三十，年卅晚，这中国人传统的重大节日。这一天，天寒地冻、阴雨连绵，漳澎村的村民早早便歇息在家，准备一年才一次的年夜饭。傍晚，杰仔在生产社的牛寮刚忙完自己的工作，便隐隐约约听到了村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爆竹声，他明白，吃团年饭的时候到了。 这段期间，他正在生产社建在东丫的牛寮“扎水”。说起“扎水”这个名堂，只是漳澎一带水乡才有，“扎”，顾名思义就是驻扎的意思，“扎水”就是在水边驻扎。原来，漳澎的水田从坦田过渡到围田之后，田间的排灌都依靠水梪和水函进行，排水要在退潮的时候，而灌水则在涨潮的时候，由于潮水的涨退与月亮同步轮回，每天都不一样，很多涨潮和退潮的时刻都在夜间，况且排水或灌水时还需在一旁守候，以便在达到要求时及时关闭闸门，再加上当时从村里到田间无陆路可通，来往交通只靠船艇，这就给负责排灌的人造成诸多不便，为了方便，负责排灌的人干脆在需要夜间操作的那些天在水边过夜，这便催生了供人在田间留宿的“扎水寮”。农业合作化后，许多生产社为了把耕牛集中起来饲养和管理，都在田间建起了牛寮，一些掌牛的人为了方便，也住在牛寮里，这样，牛寮也就成为这些人的“扎水寮”了。 扎水的好处，除了可以节约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外，还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在田间种自家的菜、捕捉田鼠，或到河涌捉鱼摸虾，在田间扎水的漳澎村民，一年中还真是不少，在村内无家无室的杰仔虽然来漳澎的时间不长，也乐得效法别人，在牛寮“扎”上一段很长的时间。 炮竹声提醒了他，今天是年三十晚，自己也该打点自己的年夜饭了。他揭开米缸盖，发现里面竟然一粒米也没有，他顿时呆住了，没有米，今晚这顿年夜饭吃什么？他呆呆地站在米缸前，脑袋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炮竹声把他拉回到现实中，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周围黑沉沉、静悄悄的，想找一个可怜自己的人也找不到，怎么办啊？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舅父，这时候，他们一家人也应该在准备年夜饭了吧？想到这里，他不禁慢慢挪动了脚步，回村去吧，相信舅舅一定会招呼自己吃上一顿年夜饭，帮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的。 一月份的天气，还是十分的寒冷，这时，灰蒙蒙的天空中正飘洒着微微的雨粉，呼呼的寒风，直透人的肌骨。杰仔身上披着一个破麻包，牙关颤得“咯咯”作响，他浑身哆嗦着，躬缩着瘦小的身躯，从东丫牛寮一路向村内走去，他赤着的双脚因为干燥爆拆显得黑呼呼的，脚背上、脚板周围爆裂的一道道大大小小的口子正渗出丝丝的血迹，寒风吹来，禁不住一阵阵锥心的剧痛。经过五坊，走过大同桥，来到有着十来家商鋪的东正街，此时，街上空无一人，连平日常常“嘀嗒嘀嗒”在麻石街上跑过的狗也没有了踪影，商铺都己关门，临街房屋的门有的已闭上，有的尚开着，正透出影影绰绰的灯光。沿着这条麻石街往西走，走到尽头，便是拐角处，拐过弯之后往前走不远，便是六坊凉棚了。 他知道，舅父的房子就是大街右边拐角前的那一间，他抬头望去，见里面正透出微弱的灯光，还好，舅父家的门是开着的！他瑟瑟缩缩地往前走着，临近舅父的家门前，他放慢了脚步，此时此刻，如此的打扮，他不敢贸然径直走进舅舅的家，他只希望，此时舅父、或者舅母、或者任何一个表弟表妹能见到在寒风中哆嗦的他，招呼他进去，可是，里面的人正围在矮桌旁忙着吃饭，没有人发现他。他不甘心，到了拐角处，转过身来，又往回走过去，如是者来来回回在舅父的家门前走了三、四次，有一次，他感觉到舅父和屋里的其他人一定是见到自己了，但是，舅父或屋里的人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声招呼自己，更没有走出门来，他们都很快把身转了过去，就像根本没有看到自己一样。他彻底失望了，此时，他欲哭无泪，心绪坏到了极点，他抬起头来向天发问：“在这饥寒交迫之际，连自己的舅舅都不伸出援手，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依凭？” 回答他的只有飘飘的冷雨和呼呼的寒风！ 杰仔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扎水寮的，脑袋虽然混沌，但辘辘的饥肠，此刻正在折磨着他，使他十分难受，难道这个大年夜就这样空着肚子过？他不甘心，即使是死到临头，也要挣扎一下！他来到了牛棚，点亮了挂在柱子上的风雨灯，惨淡的灯光下，里面的几头水牛正静静地吃着蔗尾，这些蔗尾，是他白天在蔗地里捡来的，没想到此时牛吃得饱饱的，而自己的肚子却空空荡荡。 他走出牛棚，用眼睛在野地里搜索着，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忽然，他发现牛棚旁边的地里，有一片菜地，里面种的是用来喂猪的“猪乸菜”，也许是长在牛棚旁边，有牛糞牛尿做肥料的缘故，菜地里的猪乸菜长得出奇的高大茁壮，他记得，这菜地是七坊一位名叫赵通和的老人种的，赵通和就是日后成为漳澎村党支部书记的赵平深的父亲，是一位十分善良的老人，平日，他常常告诉杰仔，想吃猪乸菜，就到他的菜地里掰。杰仔走到菜地，在一棵高大的猪乸菜上掰下一块叶子，在涌里洗了洗，便放进自己那个小瓦煲里，这棵菜也真是够壮的，就这么一块叶子，就已把小瓦煲塞满。灶里的蔗売被点燃了，火光映红了陈冠杰那张近乎绝望的脸，慢慢地，身上的寒气被驱散了，随着小瓦煲发出的“啪啪啪”的响声，一股无与伦比的香味从瓦煲里冲了出来…… 几十年过去后，每当陈冠杰与人谈起这晚的遭遇时，都会格外伤感，有次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但是，在说出“刻骨铭深”这句话的同时，他又不无诚恳地说，其实，就在当时，自已便已想到，舅父一家亦不是富裕人家，舅父是个手艺人，全家近十口人的生活，单靠他修理钟表、雕刻私章及做纸扎手艺维持，为了这顿年夜饭，他不知费了多少力气、准备了多长时间，在他们也巴巴紧的时候，自己又怎好再给他们添麻烦？自己饭量大，若他真的请自己进去吃饭，说不定会将他们的饭吃掉一半呢，这样会把他们的年夜饭搞乱了，这又于心何忍呢？事实上，这事过后，他也真的没有责怪过舅父一家，在从香港回内地投资的十数年间，他对舅父一家的资助从未间断过，就是自己建在莞城县正街的那间房子，最后也送给了舅父的二女儿。 倒是苦定思苦，痛定思痛，这晚过后，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尽千百计跳出困境，开创更好的未来，绝不能让自己年年都过着这样的年卅晚！

第一次逃港

也许是那顿年夜饭实在令杰仔刻骨铭深了，这年的秋天，他萌动了离开漳澎、到别处寻找生路的念头。广州已没有了家，孤儿院就算是自己愿去也去不了，世间之大，那里才是自己落脚的地方？那年月，天空中的空气十分清净，人们可以用肉眼看到很远的地方，夜晚，在漳澎黑沉沉的旷野往东南方向望去，可见到布满星星的天际中有一片朦胧的光亮，他曾听人说，那灯光下面就是香港。他忽然想起了在那片光亮下生活的父亲和二姐来，他想，那里的生活一定比这里要好，找到他们，就不用挨饥受冻了。 这时，杰仔还不满十四岁，应该说，香港这座城市在他的脑海中还是十分的模糊。去香港要有合法的申请手续，这一点他是知道的，自己无法申请去香港，他也是明白的，但是他想，既然合法途径走不通，难道自己不可以试一试通过别途径去吗？不过，通过不合法途径去香港就是“偷渡”行为，“偷渡”除了要冒生命危险之外，一旦被抓获是要受当局惩处的，对于这方面的严重性，他并没有多想。 说到“偷渡”，有必要多说几句。“偷渡”又称“逃港”，广东人更是借用下中国象棋时用的一句术语，极其形象地称之为“督卒”。这是一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特别是在广东沿海各地，跟千家万户都有关联、想绕也绕不开的历史。事实上，二十世纪从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的几十年间，逃港一直都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禁而不止、已成风潮的群体性逃亡事件。深圳记者、作家陈秉安二O一O年出版的《大逃港》一书，对这段几为尘封的历史作了披露，后来，香港《凤凰卫视》也播出了名为《逃港者》的电视专题片，使人们能够在公开的层面上对这段过去被视作“禁区”的特殊历史有了接触。 事实上，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一八九八年签定《展拓香港界址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军进驻深圳边境时，深圳河两岸的群众几乎是不需要通过什么检查便可以自由往来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些不愿意在新政权下生活的人就是通过这里流向香港，据说那时过境的人每天不下十万，面对着蜂拥而至的人潮，深圳边防当局并未加以丝毫拦阻。这么多的人涌进香港，令港香政府倍感压力，为了应对，香港边境当局采取了一个限制政策：会讲广东话的人可以通过，不会讲广东话的人一律拒之门外，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是为了防止讲北方话的“共党分子”混进香港来。不过，这时除了出入境关口外，其余的边境线并未严加封锁，那些想去香港的外省人还是可以通过各办法渡过深圳河到达香港，如果这也算是“偷渡”的话，那么“偷渡香港”便是由这些人首先开凿先河的，不过，随着后来深圳边境防线的建立，这个“偷渡”潮很快便平息了。 解放之初，深圳边关之所以继续采取自由往来的政策，据说是中央高层人士有意为之，究其原因，一是那时候新政权刚刚建立，由于胜利来得太快，一些对新政权抱有敌视态度的人来不及离开，让这些人留在国内，迟早都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故此，不关闭深圳这个小闸门，放这些人出去，可令敌对势力大为减少；二是战火刚刚熄灭不久，生活物资奇缺，百废待举，放一部分人出境，大可减缓境内的经济压力，要知道，在这经济压力的背后，便是随时都可能沸腾的民怨。 但这个边境开放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边境不设防，躲藏在境外的敌对势力常常会跑过来搞破坏，令新建立起的政权组织防不胜防，最严重的一次，从香港过来的敌对武装分子竟把几个征粮队员杀害了。权衡利弊之下，从一九五O年七月开始，深圳边境当局开始慢慢收紧边关的闸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宣布深港边境“封锁河口”，并陆续在边关外围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为边防线、第二道为禁区线、第三道为警戒线，规定进入边防线者必须持边防证，凡无办理边防证手续而进入禁区线的一律视作偷渡，随时予以拘捕，对于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鸣枪警告，甚至射击。至此，原来任由民众自由出入的中国南大门便轰然关上了，不过，话说回来，随着边防建设的完善和冷战时代的到来，这道门此时不关，或迟或早都是要关上的。 应该说，从五十年代初至一九八O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的三十年间，伴随着饥饿、干渴、追捕、拘禁、枪击、狼狗咬、死亡的逃港潮一直没有停止过，而规模较大的当数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九年三次，有人根椐香港这三十年间公布的人口总数作过估算，这三十年间，通过各种方式到达香港的“逃港者”至少有一百万，人员涉及广东、湖南、福建等十二个省六十二个市(县)，而死在追捕者枪下以及葬身海底或填裹鱼腹的逃港者的数字至今无人统计出来，更遑论那些逃不出去又回到原地的失败者了。 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阻拦者想尽千方百计仍遏止不了、实施者明知生死系于一线之间仍一意孤行的逃港潮，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嘎然而止！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无声止息，有人说，逃港潮的无声止息应归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行，而更有人说，逃港潮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偏激的意识形态的羁绊中走出来，实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主要追求目标，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通过“解决温饱”和“心情舒畅”留住了“逃港者”，正是中国宣告逃港潮终结的关键所在，而这一波又一波、伴随着死亡不时发生、令人胆颤心寒的逃港潮，又何偿不是人民群众为挣脱饥饿穷困和政治枷锁、寻找自由、改变命运的一种尝试？从这个角度看，正是逃港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积聚了巨大的呼唤力量，震醒了正在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政治家，倒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加速到来。 似乎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吧。 一九五七年九月，下决心离开漳澎去香港的杰仔，开始筹划自己的行动。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去香港，首先得有钱，以满足路途乘坐车船及吃饭的需要，但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身无分文。身上没钱，就得去“筹”，经过观察，他发现高级社养鸭场养了很多鸭乸，每天都会将鸭乸生下的鸭蛋用竹箩装好用艇运到会计室核数交收，于是，他便打起这些鸭蛋的主意来。他看准掌鸭佬搬运鸭蛋上岸的时候，预先在艇的附近游泳，由于鸭蛋很多，搬运鸭蛋的社员要来回几次才可把鸭蛋搬完，他便趁着他们转身离去的机会，游到艇边，从水中伸手抓走几个鸭蛋放到岸边浅水的地方隐藏，几个回合下来，他已抓走了二十多个鸭蛋，第二天，他抽空把这二十多个鸭蛋拿到麻涌的市场卖，一共得了两块多钱。 带着这两块多钱，他了无牵挂地踏上了预先打听好的、通往香港的路。他从漳澎坐上从莞城开往广州的客轮到广州大沙头，在大沙头客运站附近的骑楼底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再坐上广州至东莞太平的客轮。到达太平镇时已是中午时分，胡乱吃了点东西后，便沿着太平通往宝安的黄泥沙公路向前走去，他知道从太平往宝安有班车可达，但他不敢坐，除了没有边防证买车票的原因外，他身上的钱还要节省着用。 走呀走呀，过了一村又一村，他不知疲倦地走着，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也全然不顾。北栅、厦岗、沙头、锦厦、涌头……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村庄，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雨势加大了，飒飒的秋风把公路两旁的木麻黄树吹得沙沙作响，田野里的蟾蜍蝌蚪叫声此起彼落，使人感到异常恐怖，公路上除了偶尔有汽车开过外，很少见到行人，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知道，是时候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了。他走到公路旁的一个路口，顺着路口往里面望，见到里面有些房舍，他明白，里面应该是一个村庄。他顺着村路往里走，来到路边一间房子的旁边，一阵阵狗肉的香味正从里面飘出来，他探头往里面张望，见到一班青壮年男人正在兴高采烈大杯酒大碗肉地吃着，在屋子的墙角边，并排放着几支老式步枪，原来这是一个民兵哨所。 这回真是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杰仔正打算离开，里面的人显然已发现了他，很快便有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走了出来，问：“干什么的？”也许见他是个孩子，态度也算温和。 他不敢说自己要去香港，便回答说：“去深圳，路过这里。” 民兵头又问：“去深圳？去那里干什么？” 他回答：“找姐姐，她在银行工作。”他把大姐姐的工作地点从包头移到了深圳。 民兵头说：“去深圳是要有边防证的，你有吗？”原来他己进入了宝安地界，这里已是边防线了。 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他只好老实回答说：“没有。” 民兵头说：“没有边防证是去不了深圳的，你赶快回去吧。”停了一会，又问：“吃过晚饭了吗？” 他摇了摇头，同时咽了一下口水：“还没有。” 民兵头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正在吃狗肉，你也来吃一点，吃完后在这里过一夜，明天一早马上回家去，你没有边防证，是不能去深圳的。” 杰仔唯唯喏喏地跟着民兵头进到屋内，饱餐了一顿狗肉，并将身上被雨水打湿的衣服脱下来在火炉旁烤干，然后找个地方睡下了。第二天一早，趁哨所里的民兵还未起床，他悄悄离开哨所，来到公路上，他并没有往回走，他发现离路口不远的公路边有一个简陋的车站，走过去一看，见站牌上写着“凤凰站”三个字，方知道这里己过了松江、沙井了。他望望背后没有人跟出来，便飞快地走进车站里面，过了一会，一辆班车缓缓停在车站旁，在问明这车是开往深圳之后，他一步跳了上去。 到了深圳，己近中午，下了车，肚子有点饿了，他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一筒月饼，吃了两个，剩下的在路边的一座桥上找一个地方放好，便去寻找过香港的地方。下午，他来到了文锦渡关口，关口那边，有几间多层的西式洋楼，楼前一支旗杆上，正耷拉着一面代表英国的“米字旗”，他明白，那边便是香港了。 晚上七点来钟，他开始行动了。那年月，文锦渡是大陆通往香港的唯一通道，地方不大，任何一个陌生人的出现都显得格外碍眼，而且，边境重地，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正当他在关口附近寻找“通道”的时候，“站住”！一声吆喝令他怔住了，喝问者是个握着枪的人，查问之下，由于没有边防证，他被认定为偷渡者，马上被关进了拘留所。 由于连日奔波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进入拘留所后倒头便睡着了，半夜，他被一阵嘈杂声吵醒了，原来，关在拘留所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像他一样，想通过非法途径进入香港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越境时由于不听制止而被边防军开枪击伤，医生正在为他施行手术，望着这血淋淋的场景，陈冠杰不禁有些惊悚，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原来通过非法途径去香港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第二天，被捕者都要过堂审讯。审讯官问杰仔是那里人，为什么要越境偷渡香港，他回答说自己家在广州，是个孤儿，香港有个姐姐，想过去投靠她。也许是负责审讯的人见他还是个小孩，更对他的“孤儿”身份有所感触，问了几句便把他放了出来。庆幸之余，令他更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审讯官随后还专门派了一位边防战士送他去罗湖火车站，帮他买了一张往广州的火车票，并把他送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去车站途中，这位边防战士还叮嘱陈冠杰回广州后好好生活，长大了就去参军。 杰仔的第一次逃港之旅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火车把他载回了广州，走出车站，他心中一片茫然，香港去不成了，世界之大，人海茫茫，那里才是自己落脚的地方啊？他想，一个人在漳澎生活实在太苦了，哥哥和妹妹还在孤儿院里，不如到那里跟他们在一块吧。他记得，孤儿院在城郊的芳村，他一路走一路向人打听广州孤儿院的地址，可是，当他经路人指点，终于走到的广州孤儿院门口的时候，门岗竟然把他拒之门外，门岗告诉他，进孤儿院要得到政府批准，没有手续，就算皇帝来了也不接收。 四处碰壁，令他沮丧到了极点，离开孤儿院门口，他漫无目的地在广州的街头走着，走着走着，不知怎的来到了东山，也许是累了、饿了，他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天渐渐黑了，周围亮起灯光，马路上的汽车、街上的行人不断从他身边经过，他茫然四顾，这几年自己经历的事一件一件浮现在眼前，正是苦海无边，何处是岸？想着想着，他禁不住悲从中来，双手掩脸，大哭起来…… 第二天，揩干净脸上泪痕的杰仔出现在大沙头客运站，他用身 上仅有的钱买了一张回漳澎的船票。

一条死鱼和一只死猪

杰仔又回到了漳澎，继续栖身在牛寮里。漳澎河仍旧潮涨潮落，他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 再苦的日子也得过下去。一日傍晚，他割满一艇水草，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顺着金鱼嘴河边扒回东丫牛寮。正扒着，他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响声，他以为头顶有飞机飞过，但抬头望望天空，却不见飞机的踪影，只是越往前扒，那响声就越大，他想，该不会是一条死尸吧？当他终于将艇仔扒到那声音响处时，发现原来是一条比碗口还粗的的死鱼在水面上随波逐流，一群金头苍蝇正围着这条大鱼起起落落，那巨大的轰鸣声就是这群金头苍蝇发出来的。他顺手捞起了这条死鱼，他认得，这是一条鳡鱼，由于嘴巴长长，人称长嘴鳡，这条鳡鱼浑身发臭，显然已死去有数天了。鳡鱼是生活在咸淡水交界水域的一种较为名贵、凶残好斗的鱼类，这么大条的鳡鱼，平时更是难得一见。他用桡敲了敲死鱼，鱼皮还未腐烂，敲起来卜卜作响，但鱼已发臭，就这样拿回去煮来吃显然是无法下咽的，但如此大的一条鱼丢弃了又十分可惜，正在犹豫之际，他忽然想起在扎水寮曾经见人用死鱼腌过咸鱼，也想起了在广州居住时到一德路咸鱼栏买过的咸鱼屎，何不将这条鳡鱼带回扎水寮如法泡制？主意已定，他连忙从艇尾解下一条麻绳，用麻绳的一头绑着死鱼，一头栓在艇尾，把这条死鱼拖回了牛寮。 回到牛寮，他将死鱼开膛破肚，清除了内脏，里里外外洒上了食盐之后，放在一个小瓦缸里腌。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将腌过一夜的鱼挂在竹竿上，放在太阳下暴晒，然后，割草去了。傍晚回来，他发现原来雪白的一条鱼竟变成黑乎乎的，走近一看，只见鱼的全身都布满了苍蝇拉下的屎，令人看了十分的恶心。辛苦了半天，难道就这样把它扔了？他舍不得，把鱼拿到涌里用木杆草又刷又洗，这一洗，附在鱼身上的苍蝇屎总算洗去一点，他找来一张旧报纸，把鱼包裹得严严实实，第二天一早再把它挂在阳光之下晒。好彩那时是秋后，天气干燥、阳光灿烂，只晒了两天，鱼已干了身，他用刀将鱼斩开数段后放入米缸之中，数天后，他取出一块放在饭煲里蒸，待饭熟揭开煲盖，顿时香气四溢，皇天不负有心人，令人唾涎三尺的梅香咸鱼终于做成了！ 这条梅香咸鱼的香气一直在杰仔的脑际萦绕了几十年，这几十年中，尽管他尝尽了不少山珍海味，但他对这条在极困时期亲手制作的梅香咸鱼一直念念不忘，很多时候，那怕餐桌上摆满了美食佳肴，他都要吩咐主厨的人，别忘了摆上一碟蒸咸鱼。 转眼便到了一九五八年，这年的十月，在全国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麻涌人民公社宣布成立，漳澎成了麻涌公社辖下的一个生产大队，杰仔则被编在漳澎大队六坊四队，这时，他不再做牛草仔，而是成为一个扶犂操耙的“使牛佬”了。 公社成立不久，便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设立了公共食堂，提出了“三餐干饭不用钱”的口号，杰仔与漳澎村民一起，过起了“三餐干饭不用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幸福生活”。 公社成立一个多月后，迎来了当年的秋收。这年全国实行大炼钢铁，漳澎也不例外，为了炼钢，抽走了不少精壮劳动力，每个生产队还要派人扒艇到数百公里外的龙门县运煤炭，农业方面，又实施违背自然规律的深翻土壤，把刚从坦田变成围田不久的农田深翻了近两尺，使得土壤反酸，严重破坏了土壤肥力，更有甚者，在稻田实行条播式密植，造成了当年的水稻颗粒无收。可是，正在这时，却自上而下刮来一股浮夸风，明明是减产，往上报告时却说增产，而且亩产数一天增长几次，报刊與论也在推波助澜，更有人发明了“高产卫星”一词，鼓励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大放特放，这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东莞日报》报道，全县第一批水稻亩产“卫星”连续上天，包括麻涌公社在内十多个公社，接连放出了水稻亩产三千斤甚至五千斤的“卫星”，实际上，这时漳澎的水稻亩产还只有五百斤左右。 虚报产量的直接结果，是上调的公、余粮的增加，而留给农民自己活命的口粮相应减少。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竟有一些好大喜功的干部还向上报告有农民瞒产，私分粮食，这事连毛泽东也相信了，他指示下面迅速予以解决，于是一个“反瞒产”运动便很快在全国展开，本来口粮就缺的农民，这时更是雪上加霜。到了一九五九年，漳澎村像全国各地农村一样，不但粮食缺乏，连肉、油、糖也缺了起来，漳澎村民“三餐干饭食到底”的“幸福生活”只过了不到半年，便要扎紧肚皮度日了。 粮食不够，“大锅饭”没法煮了，改为自欺欺人的“双蒸饭”，村民在食堂的饭量供应开始按劳动力的强弱分成等级，为了充饥，人们开始啃食甘蔗田里还未成熟的甘蔗，有的甚至连蔗种也吃光了。最令曾亲历其境的漳澎人难忘的是，号称鱼米之乡的漳澎村竟然在一个时期连续十九天没有一粒米到肚，吃的全是用发霉的木薯粉和野菜混煮的“咸丸”。这时，一场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开始蔓延开来，不少地方饿死了人，漳澎由于有鱼虾、甘蔗、香蕉等东西帮忙垫垫肚子，由于饥锇及缺乏营养，令不少人得了水肿病，不少人就是得这种病后死去。 杰杰这年已过十五岁，正处在发育时期，那时候食饭的等级基本按年龄来定，他的等级自然较低，而使牛犁田劳动强度又大，故此，食量渐增的他比起许多人都显得特别饥饿。 有一天，大队猪场死了一头养来养去都养不大的“老奀猪”，兽医根椐猪皮上有红色斑点的特征判定，此猪是患了猪瘟死的，猪瘟是传染病，为了不传染其他猪只，猪场人员将死猪开膛破肚，往里面撒了一些俗称杀虫粉的“六六六”粉，并把它深埋在地下。猪场人员处理死猪的时候，正巧被一个男青年碰上了，这个男青年把这事告诉了杰仔，并问他敢不敢把死猪挖出来煮了吃，正在饥馑之中的杰仔马上串合了另外两个年轻人，趁着夜色把死猪挖了出来。 四个饥肠辘辘的年青人夹手夹脚将死猪的内脏去掉，他们知道，撒下去的“六六六”粉是有毒的，为了“消毒”，他们又找来了工业酒精，把死猪从里到外清洗了一遍，之后，他们就在扎水寮生起火，用锅把死猪肉煮熟，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两个人还把用剩的酒精当成美酒，“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在吃之前，他们都知道，把这些死猪肉吞进肚里必定是有危险性的，但是，他们的肚子正饿着，而且已经不知有多少个月未闻过肉味了，如此满满的一锅猪肉，他们又岂可放过？他们都说，吃了再说，做个饱鬼，好过做个饿鬼！ 吃完猪肉，大家也就散了，杰仔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躺在牛寮的床上“等死”，等着等着不觉睡着了，待他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他慌忙跳了起身，走了几步，才发觉自己没有死，还是好好的！不过，他很快便得知，那两个喝过酒精的人却把一双眼睛弄坏了。

第二次逃港

老百姓的口粮越来越缺，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依然高举着，守着万顷良田却无米煮的漳澎村民看不见前景有丝毫的希望，为了不挨饿，有些人开始思谋寻找出路。当初，有人尝试前往省城广州等一些城市，靠出卖劳动力换取活命的粮票，但很快，大队便派出治保人员和民兵，到城里搜寻和捉拿这些“外流”人员，此路不通。不过，有心逃离的人很快便转变了思路，既然北面的路走不通，那就走南面，到香港去，到了那边，就再也不担心有人抓自己了。 其实，公社化后因得不到温饱而偷渡到香港去寻找生活的事，与香港只有一山一水之隔的宝安县早在一九五八年前后便大规模发生了，有的村庄逃得仅剩下走不动的老人和孩子。天下无不透风的墙，这股风自然也吹到漳澎来，不过，漳澎人偷渡香港的方式与宝安县边民偷渡香港靠走路或越界打鱼不归的方式不同，他们采取的是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方式——扒艇，从漳澎扒着艇出发，一直扒到香港的某个离岛上岸。要知道，漳澎村的龙舟自出道一百多年来都在方圆百里称雄，漳澎村有的是船艇，漳澎人有的是气力和驾艇技术，于是一批又一批决心逃离饥饿的人，秘密纠合在一起，坐上一只加装了桨位的小艇，于更深人静之时，离开漳澎，合力驶向彼岸。 很快便有了结果，有人成功到达香港，摆脱了饥饿，可又有人被抓了回来。也许是受到成功者的鼓舞，也许是再也无法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常常思变、已经有过一次逃港经历的杰仔此时也坐不住了，他想，与其在漳澎挨饿、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这时的杰仔还不满十六岁，个子不高，力气不大，串连逃港的人怎样也不会串连到他这个不起眼的少年头上，但是，你不来串我，难道我就不会主动去串人？于是，看上去还稚气十足的杰仔，便主动出击，当起了逃港的秘密串连人。漳澎人多，想逃港的人也不少，稍加活动，他很快便串连了另外七个都比自己精壮得多的男人。对于这七个自己串连回来的人，六十年过去了，他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些人中，有五坊的丁惠勤、六坊的白癞跻、九奴、九坊的刘创、林伟以及另外一对林姓兄弟。 八个人扒一只艇，动力足够了，集齐了人，便立即行动。这时是一九五九年的六月份，杰仔预先用炒米粉和片糖制作了一批干粮，又在漳澎偷了一只能坐八个人的艇和几支桨，并叫上一个帮手，带着木料和斧头、锯凿等木工工具，两人摇着这只艇横渡狮子洋，先到番禺石楼镇购买船钉等物料，然后，把船驶进莲花山脚下海心沙一带的芦苇丛中进行改装，很快，一只配有一橹七桨的“快艇”便被改装好了。“快艇”改装完毕便马上出发。“快艇”改装好的当天傍晚，两人便把这只艇驶回漳澎淡水河一个叫第四口的地方藏了起来，然后上岸分头通知其余的六个人。桨、干粮各人早就准备好了，跟家人告一声别，拿起东西就可以走，杰仔在漳澎没有家，连与家人道别这道程序也省了。 天刚黑，八个人都上了艇，这时，潮水还未涨定，江水还在缓缓向淡水河的上游流去，漳澎有一句俗语，叫“逆水行船好过湾(泊)”，人齐了还等什么？不知谁说了一声“走”，随即橹摇桨拨，小艇慢慢离开芦苇丛，在夜色中箭一般向淡水河口驶去。 出了淡水河口往左转，这时潮水开始退了，正前方便是烟水浩茫的虎门，夜幕中，小虎岛大虎岛朦胧可见，他们这时扒的是顺水船，顺风顺水，速度显然加快了。艇上八个人中只有摇橹的人面对着前进方向，其余七个身体一前一后摆动、埋头棹着桨的人都是背对艇头，八个人谁也不敢有半点怠慢，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都拼命了。按偷渡成功者的经验及他们订下的计划，他们必须要在天亮前到达宝安西乡附近的水域，在离岸中躲藏一个白天，等到夜晚再从荒岛里出来，乘着夜色向对岸的香港新界发起冲锋。 一路上出奇地顺利，没有受到民兵盘查，没有遇到天然障碍，中途也没有作过任何休息，天亮前，他们一口气到达了宝安县的西乡地界，扭头向南边望去，隔海是一片冲天的火光，香港很近了。他们把艇驶进一个荒岛的芦苇林深处，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八个人就在艇上休息，补充水和食物，养精蓄锐，等待冲刺那一刻来临。 他们在芦苇林里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漫长的白天终于熬了过去，这期间，没有任何不妥的事情发生，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阳光渐渐消失，夜幕正在徐徐闭上，南边上空也适时光亮起来。也许正是这片光亮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尽管天还未尽黑，便有人提议行动了，这一足以使这次行动全功尽废的提议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这时大家都显然心急了。 他们很快便为这个提议付出了代价，艇出芦苇林不久，还未等他们发力冲刺，便突然传来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吆喝，只见前面驶来一艘高大的蚝船，船上的人正端着枪指着他们，他们明白，已被发现了。发现他们的是当地养蚝的蚝民，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这些蚝民都是背枪的民兵。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当然没能逃得出民兵的巨掌，一艇八个人全数被民兵押往附近的大铲岛，交给了岛上的边防部队。 一般来说，大凡抓到了犯事的人，边防部队都会尽快按原籍把这些人交还地方政府处理，大概是因为这些天没有船回东莞的缘故，边防部队对这八个人作了简单审问之后，便把他们临时看押起来，白天要他们参加劳动，晚上把他们关在驻地的一个小礼堂的舞台上，会堂门口由一个拿冲锋枪的战士守着。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还没有离开的消息。有一天晚上，也许是太疲累了，同来的几个人早早便相继睡着了。但是，杰仔没有睡，差一点就成功了，他此时实在有点不甘心，前两天，他曾问过一个往来香港的内地船员，香港离这里有多远，那人告诉他，从这里扒艇到香港顶多两个多小时便到了。他想，再在这里呆下去，迟早都要被戒回原地，目的地就在举步之遥，何不找个机会溜出去，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再续上断了的梦？ 夜渐渐深了，熟睡的几个同伴不时打着呼噜，响声此起彼伏，杰仔偷偷看了看负责看守的人，只见他正背对着小舞台，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在地舖上一点一点地往后缩，慢慢接近化妆间后面的小门，见看守没有注意，便慑手慑脚地从小门溜出了礼堂，他想好了，若被看守发现，就对他陪笑，说是出去撒尿。 所幸的是，看守并没有发现他，他顺利地来到了海边。海边黑沉沉的，他睁开眼晴回处搜索，想找回自己棹来的艇，但是找不到，只听见海浪“哗哗”的撞击声。他走到另一边，见到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有四、五艘盖上帆布、抛上前后锚的运输船停在海上，他曾听人说，那些船是运货到香港的，他寻思，若能钻到这些船里面，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到达香港了，想到这里，他不禁一阵狂喜，连忙他把穿在身上的仅有的一件短袖衫和一条牛头短裤脱下来，用左手举着，然后跳到海里，脚踩手拨向运输船“踊”过去。这种直立在水里的游泳方式，漳澎村民称之为“踊水”，在河涌如网的漳澎，常为男人所用，比如某人来到一条既无渡船又无桥通的河边，想过对岸又不想弄湿衣衫，于是便找一个背着女人的地方，把衣物统统脱下用手举着，一丝不挂地踩着水，“踊”到对岸，上岸后穿上衣服继续赶路，这一招，杰仔在学会游水之后已掌握得相当圆熟，从未失过手，如今，他要登上运输船，很自然便用上这一招了。不过，有一点他并未注意到，那就是这里不是风平浪静的内河，而是大风大浪的大海。他手举衣裤向运输船“踊”过去，快要靠近运输船了，忽然一个大浪打来，把他连头带手都埋进浪谷里，他心一惊，手一松，手中的衣物顿时掉进海水里，再一个浪过来，那些衣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奈何，他只好赤条条地爬上一艘运输船，他想在船仓位置寻找可钻进去的地方，可是盖在仓面上的帆布用绳索绑得紧紧的，怎样也打不开来，他想，要想进去，除非用利刀将绳索割断，他想到船尾的厨房里弄把刀，但当他正想往船尾摸去的时候，发现在黑黑的驾驶仓里忽地闪过一小团红光，分明是值班人员正在吸烟！ 有人值班，怎样才能弄到刀呢？正在挠头之际，他忽然发现不远处的一条水桩边，有几艘关员用的交通艇正随着海浪一高一低地涌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呢，有了这艘交通艇，就凭自己一个人、一支桨，也要扒到香港去！此时，他已把找刀的事丢到脑后去了，他爬上交通艇，发现上面有七支桡，一支橹，他没有半点犹豫，解下缆绳，操起桡便向那片多年做梦也想到达的灯光扒去，可惜他不懂摇橹，若懂摇橹，交通艇会走得快很多，事情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大海毕竟不是内河，他也太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了，在潮水退了约一小时后，又开始涨潮了，这时，天又刮起了南风，单人独桡怎能敌得过浪急风高？他奋力地扒着，不知扒了多久，那片灯光却总在远远的前方，他并不知道，此时的交通艇不但没有前进，反而被潮水冲到了大陆的岸边，直到他见到岸边的红树林，才如梦初醒，明白自己先前所做的工夫都白费了。 这时，天已到下半夜，前车之鉴，为免被人再次发现，他下水把交通艇推进了红树林的深处。一丝不挂的陈冠杰坐在交通艇上，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同伴们此时还拘禁在大铲岛上，想找一个商量的人也没有，他再认真捡查了一下交通艇，除了七支桡一友橹外，仓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淡水，也没有粮食，这种状况下，怎能在这里渡过一个长长的白天？他低头望了一下自己的私处，十五岁的少年，正在发育的时候，黑黑的毛针已经冒了出来，心头也有了羞耻的意识，就这样赤条条的，就算让你成功扒到香港，又怎样去见人啊！他决定先舍舟登岸，去寻找吃的，喝的，还有能遮住自己的私处的衣物，那怕是一块香蕉叶也好。 他把交通艇拴在一棵稍大一点的红树上，然后下到海里，在红树林的泥滩中兜兜转转，寻找上岸的路径，临上岸时，他不放心地回头望望，看到交通艇被红树林遮掩得严严实实，才沾沾自喜地离去。 好不容易来到岸上，他看见海堤以内阡陌田园，河涌似网，过了水田便是山岗，显然是某个农村的耕作场所，这时天色已经发白，他怕遇见出工的行人，一边用双手捂住私处，一边躬着身向前行走。还好，一路上未遇见什么人，他一路走一路搜索，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填肚子，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遮挡私处。他见到堤边种着香蕉树，想把一些干枯了的香蕉叶扯下来遮遮丑，但叶梗太韧，怎样用力也扯不下来，他只得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水梪旁，水梪是水田的排灌设施，安放在堤围上，两头相通，中间有闸门，一头连通着有潮汐的大河，另一头则连通田间的小河，由于常常灌水和排水，久而久之，在水梪田间一侧便形成一个深深的小池塘，这小池塘俗称梪塘，梪塘正是鱼虾的藏身之处。此时，一个光着全身、浑身晒得黑黝黝的中年人正在梪塘里聚精会神地用网具捉鱼虾，连杰仔来到身边也未发觉，梪塘上边的大堤上，正放着一顶竹帽。 杰仔对堤上的这顶竹帽发生了兴趣，他猜度竹帽下面一定盖着些什么，他慑手慑脚走到竹帽跟前，轻轻把竹帽揭开，只见里面正放着一条牛裤和一个装着烟丝的的小烟盒，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把竹帽戴在头上，把短裤抓在手里，悄悄离开大堤，在一个僻静之处把短裤穿上。穿上裤子以后，他顿时觉得天地也宽广起来，他再也不用捂住私处躲躲闪闪地走路了。 偷了别人唯一的裤子穿在自己的身上，虽然可以把自己的私处遮住了，但那位不见了裤子的仁兄可就惨了，他该怎样穿街过巷走回家里去啊？几十年来，每当杰仔对别人说起这段往事时，他都表示十二分的愧疚，他曾对笔者说，那人如果还健在的话，应该有九十多一百岁了，如果有一天能找到他或他的子孙后代，一定要向他或他的子孙后代赔个礼，道个歉！ 解决了私处问题，陈冠杰把思路转回到如何才能尽快到达香港这个问题上来，他想到，自已不懂摇橹，只能扒桡，一个人扒桡力量太单薄，行进速度也实在太慢了，若能在交通艇上装上一张帆，借助风力，行进速度一定会快得多，于是，他便开始找寻可以用来做帆的材料。他开始向着有建筑物的地方走去，此时，他已有裤子穿着，不再是羞于见人。他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门口写有“宝安县西乡公社粮食加工厂”字样，他发现里面堆叠着不少麻包，灵机一动，觉得这应是做帆的好材料，趁里面的人不注意，他一把拿起四个麻包就走。 这时，肚子有点饿了，他开始在周围搜寻可进肚子的东西，不久，他发现了一棵长满桃子的桃树，可惜，桃子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他顾不了许多，一面摘一面往嘴里塞，又生又涩、外面又长着许多毛的桃子吃进肚子里很难消化，撑得他的肚子十分难受。 填充了肚子后，他找来几条竹竿，然后带着麻包和竹竿来到一条战壕里，开始动手制造他想象中的风帆。 正当他埋头制造风帆的时候，突然间，“不许动！”几声大喝把他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几个荷枪实弹的边防军战士正站在他的周围，他明白，自己又一次被捉了。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到达战壕边的时候，曾与不远处一个牵着牛的农民打过照面，当时那农民没出声，他也并不在意，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这个农民告发了自己。其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被擒，首先是自己亲手拴在红树林里那只海关交通艇“出卖”了他，是边防军发现了这只交通艇，才在岸上展开搜捕行动，当然，边防军应是得到那农民的报告才准确找到这里来的。临上岸前，他明明看到那只交通艇被红树林遮得严严实实的，怎么就被发现了？原来，他拴交通艇的地方是红树长得较为低矮的地方，他离开红树林上岸的时候，大海正在涨潮，水涨船高，待海潮把低矮的红树淹没以后，交通艇便露出来了。 他很快被送到驻在山坡上的边访部队团部，这时已是傍晚时分。部队首长迫不及待地对他展开了审讯。开始负责审问的是一位讲普通话的人，领章是两杠三星，显然是个团级军官，此人脸色严峻，语气也相当严厉，杰仔以听不懂普通话为由搪塞这位军官，企图蒙混过去。见问不出什么东西，部队方面改变了策略，审问者换成一个会讲广东白话的人，说话的语气也温和了许多，他知道抵赖不过去，很快便承认了自己是逃港者，从东莞来，那只海关交通艇正是自己的偷渡工具，但是，昨天被蚝民所抓，自已从大铲岛偷走出来这一段，他却隐瞒了。审问者此时显然并不知晓陈冠杰隐瞒的那一段情况，但那只交通艇上有一支橹七支桡的情况他是掌握了，他对杰仔说，你一定还有其他同伙，他们有多少人？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杰仔回答审问者，只有自己一个人，并无其他同伙，无论审问者怎样问，他都是这样回答。审问者显然不相信杰仔的口供，他不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怎可能有这么大的胆量和能量从东莞出发扒艇去偷渡香港？况且，他一个人，艇上怎可能有一支橹七支桡？ 但不管审问者说干了口水，杰仔都一口咬定，交通艇就只有他一个人。转眼到了晚上部队开饭的时间，那时候，种粮食的农民可以缺粮，甚至饿死，但拿枪保卫国家的军人是不能空着肚子的，所以，当吃饭号声吹响后，一桶桶香喷喷的大米饭便端了上来。已经很多日没见过这么多、这么香的白米饭了，杰仔的眼晴顿时放出饿狼般的青光，审问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他和声地问杰仔：“想吃饭吗？”杰仔答：“想。”审问者说：“只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同来的人都有谁，在那里，我就给你饭吃。”杰仔说：“真的吗？我说出来你真的给饭我吃？”审问者说：“真的，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说过大话？”杰仔说：“好，我告诉你。”审问者说：“这就对了，你年纪这么小，一定是家里的亲人带着你来的，是叔叔？舅舅？表兄？”审问者不这么说，杰仔还真是一时想不出该说谁是自己的同伙，听他这么一说，便顺水推舟地说出同来的人有叔叔、舅舅、表哥、姐夫……等七人，他们都躲到山上去了。 当杰仔供出“山上还有七人”之后不过几分钟，营房里突然响起了嘹亮的紧急集合号音，紧接着便是一阵山洪爆发似的脚步声，杰仔斜眼从窗口往操场望去，好家伙，不到三分钟，近千人的队伍便已集合完毕，很快，队伍便分头往山上去了，而这时，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他明白，队伍一定是冒雨上山搜捕他生造出来的那七个人去了。对于这场雨，陈冠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对笔者说，这是他从记事开始到于今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一场大雨！ 那位讲广东白话的军官也真讲信用，当搜山的部队出发之后，他马上吩咐两个战士给杰仔端来了一大搪瓷碗白米饭，白米饭上盖满了灯笼椒炒牛肉，饿极了的杰仔三下五落二很快就把那碗饭吃光了。他刚放下饭碗，军官便问：“还想吃吗？”他答：“想。”于是，那军官又叫战士拿来一大碗饭，外加半碗灯笼椒炒牛肉。当这些饭菜送到杰仔面前时，两个战士竟然以杰仔能不能把这些饭菜吃光为题打起睹来。杰仔最后还是把眼前的饭菜吃个精光，他放下碗筷，低头看了看自己鼓起来的肚子，不禁吓了一跳，透过自己那被撑得薄薄的肚皮，他分明看见了刚刚吃下去的白饭、牛肉及五彩颜色的灯笼椒！ 昨晚一夜未睡，今天又劳累了一天，那军官出去后，杰仔顿觉饭气攻心，眼皮也耷拉下来，开始还撑着，后来实在顶不住了，便顺势往地板一躺，呼呼入睡了。到了半夜，他觉得屁股挨了两下，顿时惊醒了，惺惺忪忪之中，他见到审问他的军官指着他说：“你这契弟骗了我们，说还有七个人在山上，害得我们近千号人冒雨搜了大半夜，个个变成落汤鸡。”原来，他们刚接到大铲海关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里早上跑了一个偷渡犯，是个小孩，这小孩逃跑时还偷走了一艘海关的交通艇。杰仔差点没笑出声来，他对那位让他吃饱肚子的军官说：“我一直说只有我一个人，你们不相信，一定要我说还有同伙，还说只有我把同伙供出来才有饭吃，我为了吃饭，只好胡乱给你们说了。”那军官听了他的话后顿时哭笑不得。 杰仔被送回了大铲海关，与同来的七个人汇合在一起。由于这几天内岛上还没有运输蔬菜的船回东莞，驻岛部队只好让这八个人在岛上继续参加劳动，修修路、除除草，为了防止杰仔再次逃跑，看守给他戴上了沉重的脚镣。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杰仔他们正在劳动，看守突然大声宣布：“赶快回去收拾行李！”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他们很快便被押至码头边，这时，有一艘可载两、三百吨货的运输船已在岸边等候，杰仔看清了，船舷上有“太平海景”几个字，不用说，这是一艘来自东莞太平镇的运输船，在香港卸下货物后途经大铲海关回太平镇的。 八个人通过一个一米见方的舱口，依次顺着一张木梯下到船中部的货舱里，杰仔是最后一个走下木梯的，在等候下舱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已是接近下午四点钟了，按路程计算，回到太平应该是晚上的八、九点钟，中途没有饭吃，回到太平早过了晚饭时间，就更不可能有饭吃了，于是，就在他踏着梯级往下走的时候，他回过头对押送的船员说：“同志，我们还未吃饭。”那船员凶巴巴地说：“食你老母！你偷渡外逃还想吃饭？没有！”说完，一脚把他踢到仓口楼梯边，“呯”的一声把舱盖关上了。 虽然没有戴上手镣脚扣，也没有五花大绑，但舱口盖上以后，里面一股瓜菜的味道，又闷又热，如同关进蒸笼一般，使人难受极了。很快，船开航了，同来的七个人无精打采地躺在船舱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杰仔此时没有躺下来，更没有垂头丧气，他在船舱里来回地走着，对于回去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懒得去想，这时他想的是，一路上得想办法吃饱肚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可那几个人都劝他说：“杰仔，算了吧，事到如今，还吃什么饭？”杰仔大声对他们说：“为什么不吃？俗话说饿罪大过死罪，这饭一定要想办法吃到！” 要想吃东西，就得找船上的人要，可是，船上的人此刻不是在驾驶室便在船员舱里，货舱盖上虽有一个小门，但此时也盖得严严实实。杰仔想，如果见不到船上的人，就只能饿着肚子到明天了，于是，他放开喉咙大喊起来，可是，货舱在船的中部和前部，而驾驶室和船员舱在船的后头，他的声音，有谁能听得到？回答他的，只有“轰轰轰”的机器声和“哗哗哗”的船体与海水的碰击声。 难道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不成？杰仔没有就此罢休，他睁大眼睛在船舱里搜索，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靠在舱口的那把木梯上，他快步走上前去，拿起木梯摇了摇，原来木梯是活动的，他扎好马步，拿起木梯对准仓盖板上的小门撞了起来，“呯！呯！呯！”撞击声虽然不大，但上面的人已明显感觉到了，终于，盖舱口的的小门打开了，随着透进来的一束亮光，杰仔看到了几个人的脸，有人问：“干什么？”杰仔大声说：“没干什么，想吃饭！”上面的人说“没有，你再嘈，就把你……”说完那人装着要走下来的样子，不过，那只是装腔作势而已，谁也不敢真的走下舱去，下面黑乎乎的，又有八个人，谁知道里面是什么状况？杰仔说：“没有？你想饿死我们吗？你们不给饭吃，我最多与你们同归于尽！”上面的人懒得回答，“呯”的一声把舱口盖上了，也许他们在想，那小孩说的“同归于尽”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的吧。 过了一会，杰仔凭着海浪撞击船舷的声音判断，知道船已走到大海中间了，他拿起木梯走近船舱中部的位置，扎紧马步，用更大的力量撞击着船的两边船舷，这里可是一条船最薄弱的部位，“呯！呯！呯！”随着猛烈的撞击声，整条船都震动起来，正撞着，舱盖的小门猛的打开了，出现了一个人的头和脸，这人几乎是用哀求的声音说：“同志叔，同志叔，你们不要再撞了，有话好商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杰仔说：“没想干什么，就是想吃饭，你不给饭吃，我就一直撞下去，最多大家抱着一块死！”那人说：“好，好，好你别再撞了，给你煮饭就是了，你等着。” 过了不到半小时，舱盖板的小门打开了，从上面吊下一只竹箩，里面装的是正是香喷喷的白米饭！杰仔一把取过竹箩，放在那七个同伴的面前，舱盖门又关上了。没有碗，也没有筷子，大家用手抓起饭往嘴里送，不到一会，一竹箩白米饭全都吃光了。饭吃完了，杰仔总觉得还缺了一样东西，一想，对了，缺了佐饭的菜，他拿起梯子又往舱盖上撞了几下，舱盖门打开了，上面的人问：“又要干什么？”杰仔说：“怎么只有饭没有菜？”那人没好气地说：“我们自己都没菜吃，你还想吃菜？”杰仔说：“我不信你们吃饭时没菜吃，分明是不想给我们。”说完拿起木梯又要撞船。那人慌忙说：“还有一箩蟹仔，你吃不吃？”杰仔说：“吃，赶快煮熟送来！”不一会，舱门打开，一小箩煮熟了的蟹仔从上面吊了下来，这些蟹仔几乎没有肉，但八个人还是连壳带爪将这箩蠏仔一扫而光。。 船到太平镇，杰仔一行八人被送到东莞县公安局太平分局，八个人排着队轮着办理登记手续，杰仔排在最后，待登记完毕，他还异想天开地对负责登记的公安人员说：“同志，我们还未吃饭。”谁知这话被跟在后面、押他们上来的船员听见，这船员一巴掌将杰仔打倒在地，说：“屌你老母，我们的船几乎让你撞沉了，你还说未吃饭？” 第二天，经简单审讯后，八个人被移送到东莞县看守所。那时候，大凡一群人用艇偷渡香港都被视作团伙偷渡，团伙偷渡必然有组织有领导，罪名自然要比个体偷渡大得多，团伙中的普通成员可遣送回原籍，但对于组织领导者，遣返原籍批斗后还必须要判刑坐监的，所以，到了东莞看守所，这八人便受到了重点“照顾”。进所一个多月中，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审讯，而每次审讯的重点都是要他们交待谁是组织者。每次审到杰仔，他都一口承认自己是组织者，他告诉审问他的人，这次偷渡，串连人的是自己，偷艇的是自己，改装艇的是自己，连准备干粮的也是自己。分头审那七个人，七个人也异口同声说杰仔是领头人。负责审讯的人当然不信一个十六岁不到的毛孩子会是这个偷渡团伙的组织者，他对杰仔说：“一定是那些大人逼你将事情揽上身的，你别以为你年纪小就不用坐监，只要你说出谁搞的头，就可以放你走。”但不管审讯者怎样说，杰仔都不改口，事实上，也不能改口，按他当时的想法，是“实事求是，食得死得”。一个多月过去了，看守所审来审去，在八个人身上都审不出新的口供来，只好把他们释放回漳澎，交由漳澎大队处理。 回到漳澎，大队治保会组织了几场群众大会，对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在八个人之中找了两个家庭成分为地主、富农的人，硬说他们是偷渡集团头子，把他们送县判了刑。

遭遇“莫须有”

侥幸逃过一劫的杰仔被遣返回漳澎，已是当年的七月份，当时正值一年一度的夏收大忙，社员们割禾的割禾，晒谷的晒谷，犁团犁田，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在挨过多场的批判斗争之后，他被放回生产队。 回到生产队，他继续当使牛佬，他满以为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不过，杰仔也高兴得太早了，正当他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进一步惩罚的时候，一场新的灾难正悄悄向他扑来。 一天，主管漳澎大队治安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来到东丫牛寮，一到牛寮，便在旁人的指引下直奔陈冠杰睡的地方，看得出，此人是有目的而来的，他对陈冠杰的床铺进行了搜查，在陈冠杰屈指可数的私人物品中，他发现了一把已磨去齿牙的半截镰刀。这种已去掉齿牙的半截镰刀，漳澎村民称之为“镰头”，一把镰刀使用时间长了，原来的齿牙就会缺失或磨钝，再也不能用来割禾或割草，人们舍不得丢掉，便把上半截裁去，将己没有齿牙的下半截磨利作小刀用，杰仔当过掌牛仔，镰刀是他天天使用的工具，几年来他不知用坏了多少镰刀，将用过的镰刀改成“镰头”作日常的小刀用也是再正常不过，但是，这把漳澎村民司空见惯的“镰头”，此刻在治安保卫负责人眼里，却成了杰仔被斗争后伺机进行“阶级报复”、图谋杀人的罪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一个官僚地主仔、偷渡犯的床铺里搜出了蓄意杀人的“短刀”，这可是一件大事，不容杰仔有任何分辨，“蓄意杀人”的罪名就定了下来，有了罪名就要处理，于是，由漳澎大队治保会出具一张证明，再由麻涌公社治保会加盖公章后，直接把杰仔押送至东莞大朗，实施劳教。 劳教是劳动教养的简称，美名曰“劳动、教育、培养”。这个制度最初从苏联引进，是世界上除苏联外，只有中国、朝鲜才有的一种行政处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便可对嫌疑人定罪，将嫌疑人投入劳教场所，实行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和思想教育等措施。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外公布了年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实施。 事实上，当初从苏联引进这套制度的初衷，是针对肃反运动中一部分不够判刑条件又不适合留在工作岗位的人而设置的，但到了制定这个《关于劳动教养向题的决定》时，情况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决定规定，对需要收容劳教的人，只须由民政、公安、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而无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便可执行，对应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该决定则作如下界定：(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这样一来，一九五七年“新鲜出炉”的右派分子便很自然也纳入其中，事实上，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除了部分判了刑期实施劳改的之外，大部分的右派，都是被送去劳教的。但是，这六项条件中的任何一条，严格地说都与陈冠杰无关，可以说，他的劳教条件并未“达标”，他是被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逼去劳教场的，实际上，这个劳教制度很多时候都会沦落为某些人利用公权侵犯私权的工具。一九六一年，当时的公安部就承认过，劳教制度“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这是陈冠杰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押往坐落东莞大朗的大有园，开始长达三年多的劳教生活。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实施了五十多年的劳教制度至此废止，这时，离陈冠杰第一次被送劳教已过去了五十四年。

一进大有园

陈冠杰劳教的地方叫大有园，坐落东莞大朗，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又称之为大朗园，这是一个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都令一些人谈之色变的地方。 其实，这里在成为劳教场之前，是一个非常漂亮、令人神往的私家庄园和度假胜地，它的拥有者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任锡五。任锡五，东莞常平镇金美村人，早年在香港打拼，创办了任锡五汽车有限公司，人称“香港旅游巴大王”。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参与投资建设莞城至樟木头的莞樟公路，并在大朗的乌石岭、校椅围、梁头村一带租用坡地，创办了一个私家农场，取名“大有园”。大有园以种植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为主，里面亦建有房屋，供任锡五回来度假时小住。抗战期间，任老板常常资助抗日游击队，大有园及他在香港的车行，曾是不少抗日游击队员的落脚地，很多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游击队员，都记得这位为抗战出过钱出过力的任老板。 任锡五当初与当地签订租地协议时，商定租期为九十年，但人算不如天就，在经营了十多年后，新中国成立了，新政权不承认土地私有，于是，大有园便整体移交给当地政府。开始时，大有园还是作为农场来经营的，后来，不知是那位领导的决策，大有园改作了收容所，再后来，便成为劳教场。劳教制度废止以后，这里的地块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作为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继续担负着犯罪嫌疑人的收押任务，同时这里又有戒毒所和收容教育所的功能，在大路旁的黄金地段，则建起了不少工业厂房，挂出了“大有园工业园”的牌子，这些工业厂房的出现，在彰显着改革开放成就和时代演进的同时，多少也冲淡了人们对大有园过去的恐怖记忆。 杰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来到了大有园，像他的母亲一样被关进了囚笼之中，成为一名被强制劳动、限制人身自由的劳教人员，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本该快快乐乐、无拘无束的少年时光，会在劳教场里度过。更糟糕的是，进去的时候，有关部门并没有向他宣布劳教年期，这就意味着，在里面的时间可长可短，也许便是“无期”。 那年月，普通百姓的生活尚且艰辛，这些被关起来实施专政的劳教人员，其生活的惨况更可想而知了。劳教场虽然不是监狱，但除了生活和劳动的空间稍大之外，其余的生活条件比监狱好不了多少，在大有园，劳教人员睡的是木板搭起来的通铺，这些木板，与其说是人睡的床，不如说是木虱的乐土，不论白天黑夜，只要人的肉体一接触到木板，木虱便会纷纷出动，于你不经意之间狠狠地吸吮你本来就不多的宝贵鲜血。 那时候，全国正闹饥荒，大有园里的劳教人员常常只有半饱的状态，杰仔正值发育时期，比起其他人来就更显饥饿。吃不饱还得干重体力劳动，这期间，他干得最多的活是到河边运沙、在砖厂打砖、烧窑，还有更繁重的，就是外出挑石灰，从大有园步行到樟木头牛屎坳挑石灰回来，全程要走三个多小时，中途还要经过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坳(斜坡)。 由于杰仔年纪较轻，人也精灵，有些管教也会安排一些服务性的轻活给他干，例如，有一个时期他便负责为队友领饭。大有园领饭的程序是这样的，负责去饭堂领饭的人每餐到该工种的管教那里领取一本领饭本，本上写明月、日及吃饭人数，一人一份，上面有管教的签名。由于工种常常变动，每个工种的出工人数每天也不尽相同，饭堂与管教之间并没有预先沟通，只是按领饭本上写的人数把饭发给来领饭的人，老实的领饭人只是按管教写的数字领饭，写多少领多少，可是满脑子鬼点子的陈冠杰却很多时会在这张纸条上做出另类的文章来，例如，管教写的吃饭人数是“6”，他就把“6”改成“8”，管教写的是“5”，他干脆在“5”的前面加上“1”，变成“15”，这样，很多时候，他都能多领几份饭，除了填塞自已的饥肠外，还能时不时惠及自己的老友，同在大有园劳教的漳澎老乡、二坊的李天中，就时常得到他的额外关照，不过，这种机会不是每天都有，即使能多吃，也只能解决小小问题，要知道，他当时的饭量，一个人吃五份还只是刚刚够饱。 时间来到了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进大有园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杰仔仍然看不到任何被释放的迹象，这两年多来，饥饿、屈辱、劳累如影相随，正是茫茫苦海，何日才是尽头？ 正当他每每于更深人静之时，仰望着星空，黙黙向苍天发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大有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不知什么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大有园忽然热闹起来，一批又一批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人被关了进来，一时间，大有园几乎被挤爆了。一直关在大有园里面监管劳动的杰仔对外界发生的事当然不甚了了，他并不知道，由于饥荒蔓延，最近以来，一股新的、更加汹涌的逃港潮正在广东各地涌动，一些先行者已接踵行动，成功者到达了香港，失败被擒者便送到大有园来，陈冠杰更不知道的是，为了应付这次来势汹猛的逃港潮，这时大有园又改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东莞县偷渡外流人员工作站”。 为了腾出位置收容日益增多的偷渡外逃人员，杰仔等一批原先关在大有园的劳教人员便被转移到时属惠阳县的梁化劳教场，与原先在里面的劳教人员关在一起，这时是一九六一年的年底。 梁化位于现今惠东县的西北部，地处沿江，且四面环山，是远近闻名的梅菜之乡，“惠州梅菜”这个品牌，很大程度得益于它的贡献。这里更是一个有着悠久人文历史的地方，据《惠州府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188)置南海郡博罗县，县城就设在梁化屯，历时六百九十一年，到了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梁化屯升格为郡，历时八十八年，到了隋开皇十一年(591)，废梁化郡设循州(龙川佗城及惠州城曾作治所)，梁化则为隶属循州归善县(今之惠阳县)一个司，这个格局一直维持至清末未变，杰仔来到梁化劳教场时，正值公社化时期，梁化是隶属惠阳县的一个人民公社，至于后来隶属惠东县，已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惠东县从惠阳县析出来的事了。 梁化劳教场所在地方是个半山区，条件比大有园更为恶劣，附近的村民十分穷困，三条小番薯便是一餐。劳教场里面的情况就更加糟糕，杰仔来到这个劳教场的时候，场内的许多劳教人员都因饥饿和缺失营养而患上了水肿病，几乎每天都有人因水肿病而死亡，这种状况，令初来乍到的杰仔不寒而栗，甚至近乎绝望，照这样下去，自己能否活着出去还是一个问题。不过令他在绝望中看到一丝亮光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三月，场部正式向他宣布，他在梁化的劳教期为一年。不久，他又接到哥哥的来信，说细妈秋桂出狱后已把他及两个妹妹从孤儿院领了出来，现住在广州市海珠区小港路。 在梁化，杰仔每天要干的工作与在大有园时没有多大的区别，到河里挑沙，在砖窑打砖、修砖窑、烧瓦缽、种梅菜、水稻、甘蔗，最新的一项工作便是上山打柴。对于这些重体力活，陈冠杰虽然奀奀瘦瘦，但尚能应付得来，他最大的生存威胁，还是来自饥饿。他时常对自己说，既然定了一年期，就总算看到了出头的前景，为了活着看到这一天，必须咬牙熬下去。 为了不至于饿死，他利用上山打柴的机会，学会了挖土伏苓及采摘野蜂的蜂巢取蜜糖来充饥，夏秋之交，漫山遍野的岗稔更是他必采的食物，这些东西虽然能填塞肚子，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他有不少同伴就因为吃了土伏苓拉不出大便而活活胀死了。 劳教队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因水肿而死去，死去的人便由尚且活着的劳教人员抬去附近的山岗掩埋，没有棺材，没有墓碑，没有家属在场，更没有任何仪式。埋人的仵作由管教指定两个认为可靠的、尚有几分力气的劳教人员充任，两人黙黙无言地将被草蓆卷起来的尸体用床板抬到山上，扔进预先挖好的土坑里，再盖上薄薄的一层土，事情便算了结。很多时候，由于泥土盖得不严，被野狗嗅出了味道，饿疯了的野狗便扒开泥土，把尸体的一部分扯了出来，这是劳教人员时常见到的骇人情景。几乎所有的劳教人员都希望自己被选中去埋死尸，因为按惯例每次完成任务后，当天每人都会加饭及加发一块片糖。 有一天，又有人死了，人刚断气，就有两个人被队里派去掩埋他的尸体，杰仔认得，其中一个人是东莞常平人，叫李福志，这两个人平时表现不错，又有些力气，被队里派去掩埋尸体已不是第一次了，这次被派“出差”，大家都觉得是平常的事。谁知过不了多久，这两个人便被五花大绑押回中队部，紧接着，队部里传出管教大声的喝问，并夹杂着两人的惨叫，在附近的劳教人员都明白，这两人一定是触犯了“天条”，正在接受审问。审问过程挨打是免不了的，但被打得这样惨却很少见，很多人都私下议论，这回这两个人死定了，以前是他们掩埋别人的尸体，这回不知轮到谁去掩埋他们了。 正在这时，一位姓符的中队长回来了，他走进队部不久，拷问声随即停止，不一会，大家见到李福志两人被松了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中队部，原本以为死定的两人竟然如此轻松地逃过了一劫。 事情过去几天之后，有一天杰仔见到李福志，便向他问起那天的情形，李福志开始还支支吾吾不肯细说，后来经不起杰仔再三追问，又见杰仔是个青年，没有什么心计，料也不会害人，再加上二人本是东莞老乡，乡缘之下，只好把那天的事从头到尾说了出来。 原来，李福志两人天天挨饿，真有点熬不住了，用他的话说，这时已是“饿到不想做人了”，实在没有办法，他们竟打起了死尸的主意。他们知道，最近队里凡是死了人，管教经常都会安排他们两人去埋尸，于是他便暗中将一个不知从那里捡来的万金盖砸扁，并将一边磨得锋利，然后藏在隐蔽的地方，等待时机拿出来用，当那天管教安排他俩去埋死尸的时候，他便偷偷把那磨利的万金油盖带在身上。 以往上山埋死尸的时候，周边方圆一公里都会闻到尸体的嗅味，负责看管他们的管教怕脏，都不会跟着他们到坑边看他们埋尸，只是在山边的路口远远守着，这回也是一样。他俩把死尸抬到坑边后，迅速扒开死尸的裤子，用那万金盖在尸体的屁股部位割下一块肉来，说实在的，这人死之前已瘦成皮包骨，也只有那地方有少许肉了。两人立即作了分工，一人继续在管教看得见的位置铲土埋尸，另一人把死尸肉放进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当地人装尸骨的“金塔”盆里，并生火煮了起来。他们的行动，山下的管教并无任何的觉察，如无意外，再过一会，他们便可吃上一顿“肉”了。 岂料正在这个时候，山上的风突然转了风向，原本往山后冒的烟忽的一下吹到山前来了，山下的管教见到有烟，以为两人偷附近老百姓的鸡煮来吃，连忙上来看个究竟，就在管教走上山来的一刹那，他们知道事情的败露已不可避免了，这时，不知是受何种心理驱使，他们竟然拿起金塔盆里还未煮熟的“肉”，狼吞虎咽地吞吃起来，管教见到他们的时候，可怜他们的嘴角边还印着暗红的死尸的血迹！ 管教见状，当即轴出腰间的驳壳枪，把子弹推上膛，并把保险制打开，命令李福志用抬死尸用的麻绳将另一位抬尸者的双手绑起扎实，然后命令被绑者面向后山跪下，再将李福志五花大绑后，将两人带回了队部。做出如此令人耸人听闻的事，李福志两人自知自己离死也不远了。但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符中队长进来问清情由后竟然下令松绑，他吩咐在场的人，此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将事情外泄。 符队长出于什么心态以这种方式了结这件事，旁人是无法参透的，是怕事情传出去影响劳教队及自己的声誉？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同情心？抑或是为国运的蹉跎而心酸？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也许我们现在再去揣度符队长当时的心态已毫无意义了，但是，当笔者不得不为着记录陈冠杰的经历而写下以上这一段文字时，心和手都在不停地颤抖，我伟大的中国啊，但愿以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种“金塔”盆煮人肉的现象了！ 一九六三年三月，陈冠杰被宣布解除劳教，他终于有幸话着走出梁化劳教场，他清楚地记得，他刚从大有园转来时全场有劳教人员三百多人，半年后又从宝安押来了一百多名，而当他离开的时候，全场只剩下一百多人了。陈冠杰这时还不知道，他时刻挂念的生身母亲赖氏已于前不久在保外就医期间被肺病夺去了生命，他虽然走出了囚笼，但却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二O一九年二月底，陈冠杰带着笔者从佛岗聚龙湾温泉度假村的住处驱车到梁化，试图找寻半个多世纪前梁化劳教场的踪迹，但是，往过五十多年岁月的涤荡，一切都变得不可辨认了，来到一些似是非是的地方，笔者纵目所见，处处山青林茂，绿荫深处，耸起了不少新房。当年的杰仔扣问了几户人家，问起昔日劳教场的情况，被访者均一脸茫然，“听都没听过”，答得最多的便是这句话。不过，村民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供我们参考的情况，这里是一条移民村，村民是因原住地修建水库而移到这里来的，他们搬来之前，这里曾驻扎过部队。 的确，事情过去已将近六十年，大饥荒过去了，大逃港过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去了，劳教制度废止了，改革开放也实行四十年了，这期间，梁化已换了新天。但偌大的一个梁化劳教场，难道就真的没有留下一些岁月的痕迹？笔者不甘心，试图在资料上找寻梁化劳教场的踪影，终于，在翻阅梁化镇的资料时，知道梁化镇有条移民村叫新民村，村民是当年兴建花树下水库时陆续移居这里的，而他们移来之前，这里曾是劳教场的所在地，后来，劳教场搬到不远处的七娘坛去 了，在这个新屋林立的移民村里，现在还保留着一间当年劳教场用作看守和放哨的角楼！ “听都没听过”的人可以说不知道，但经历过的人却是忘不掉的，我明白，陈冠杰之所以要寻找，正是为了自己、为了子孙后代、为了更多“听都没听过”的人不要忘记。

林场岁月

一九六三年三月，刚满十九岁的陈冠杰被解除劳教。临离开梁化时，有关人员问他是那里人，好把他送回那里去。他迟疑了一下，淡定地回答说：“广州人”。他原本想依实说是东莞漳澎人，但在迟疑的片刻，他改变了主意，对于故乡漳澎，他已产生了恐惧感，他实在不愿意再回到那个令他含冤受屈的地方去，在那里生活，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有人会出于阶级义愤，给他这个孤单一人的官僚地主仔凭空捏造一个什么罪名，那年月，这类常常发生在农村“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子女身上的事，早已是司空见惯。 于是，他被送了回广州。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这通谎话，竟令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向。 陈冠杰带着解除劳动教养的有关证明文件，找到哥哥和妹妹的居住地海珠区小港路泰山后街，到派出所要求入户，但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翻查底册，发觉他的户口早已于几年前迁去东莞了，于是便拒绝了他的入戶请求。 这样，陈冠杰这个“皮球”又被踢回东莞。回到东莞，他依然闭口不说自己是漳澎村人，这时，东莞一些林场正缺人手，负责处理陈冠杰落户的人问他：“你愿意去林场工作吗？”他心想，只要不回漳澎，去那里都愿意，他马上点头同意了。 陈冠杰要去的板岭林场，坐落东莞皇村公社水濂山下，是一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建立起来的国营林场，在林场工作的除了正式职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东莞县各部门犯了诸如男女关系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干部，这些干部离开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到这里劳动，名曰“下放”。他们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一段时间以后，待上级部门认为改造好了，便会离开林场，重新分配工作。陈冠杰进入林场以后，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当日他逃港被捉，在太平镇公安分局受审时审问他的分局局长，他是因男女关系问题下放这里当管理干部，同是天涯沦落人，同为林场职工的他俩，这时已不再分谁是“警察”，谁是“小偷”了。 板岭林场是国营单位，陈冠杰进了里面，顿时从一个解除劳教人员变成一个众人羡慕、月薪三十元的国家职工，水鬼升城隍，这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来到林场以后，他生活自由，心情舒畅，又有工资可花，再加上这时国家的经济已逐步走出大饥荒的困境，购粮购物虽然还要凭票，但物质相对起来比前几年丰富了不少，起码不用再挨饿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调养，他很快便从在梁化时那种压抑、绝望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心也宽了，人也胖了，这时的杰仔已长成一个清清爽爽、浑身焕发着青春气息的青年了。 陈冠杰进林场的时候，林场创办还不到五年，植树造林仍是林场的主业，每年的春夏季节，他每天的工作是种植松树及油桐，而到了秋冬季节，他每天负责的工作则是挖树穴。按场部规定，每人每天的基本任务是打三百五十个树穴，完成基本任务方可领取每月三十元的基本工资，另外，每超额三百五十个个奖励一元。为了挖更多的树穴，他与场友在水濂山上安营扎寨，吃住都在帐篷里。这时，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每天下来，在全部挖树穴的人员中，他是挖得最多的，最多的一天，他竟挖了一千四百多个。挖树穴使用的锄头叫鸡公锄，锄口尖窄，像鸡的嘴巴一样，但锄身却又厚又重，由于山地较硬，又时时会碰到石头，他手中的鸡公锄最多用六天锄口便钝了，这期间，他不知用钝了多少把鸡公锄。 转眼一九六四年的春节临近了，这年的年廿六，场部开始放假，他到财务室结算当月的工资，基本工资加奖金一共领了一百七十元，为了让职工过个肥年，场部又杀猪分猪肉，他带着积蓄起来的两百多元和分到的猪肉，高高兴兴地到广州探望兄长和妹妹去了。 在广州，他花了一百七十六元买了一部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春节过后，一路春风地从广州骑着自行车回到东莞的板岭林场，这部永久牌自行车，应该是他有生以来最贵重的个人财产了。 二十一、二岁是一个人的青春最为亮丽的时候，浓眉大眼、手脚麻利的陈冠杰这时也展示了自已应有的男姓魅力。板岭林场附近有西平、彭眼、鸭屎岭、牛山、山门及水濂山、蛤地等数条客家小围村，村中的人常常到林场内的山上割柴草，这里面有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客家妹仔添娣，就是山上的常客。陈冠杰在山上打树穴，添娣在山上割柴草，时不时会在山上相遇，一来二去，大家便相熟起来。添娣当初出现时，陈冠杰并不十分在意，后来，他发现这位添娣总是在自己打树穴的附近割柴草，而且喜欢无话找话，望着添娣说话时炽热但躲闪着的眼神，他终于明白了几分。 两位情窦初开的小青年就这样开始了各自的初恋，他们常常在夜间约会，躺在山坡上晒月光，添娣经会常常拿一些自家制作的糍粑给陈冠杰吃，这时候，虽然不再挨饿，但这些糍粑却为陈冠杰在挖树穴时增添了不少力量，说句打趣的话，如果不是这样，他怎可能一天挖一千四百多个树穴？ 这时的陈冠杰十足靓仔一个，又吃国家粮，领国家工资，对于附近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农村姑娘来说，应是有着十足的吸引力，按常理，发展下去，他与添娣喜结连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世事难料，姻缘这种事更是没有道理可讲，正当陈冠杰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并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添娣不知怎的突然失去了踪影，再也没有出现在板岭林场的山岗上，经过打听，方知她已经被家人逼着嫁人，婆家就在不远处水濂山边的大雁塘，这里也是一条客家围村，至于她为何不辞而别，直到现在，对陈冠杰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在板岭林场期间，除了添娣之外，陈冠杰还与一个叫叶子布的场友十分要好，叶子布是东莞道滘人，家本住广州，他的父亲可能是因为崇拜共产党的缘故，为表示正统，其生下的四子一女，名字里各有布、尔、什、维、克五个字中的一个字，岂料事与愿违，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认定为国民党分子，判处十年劳改，文革后他获得平反，被安排进广州文史馆当馆员，这是后话。 叶子布在家中排行老大，早年在省林校读书，在他读书期间，他的一位亲叔叔任职东莞林业局长，大概是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吧，还未等他拿到毕业文凭，这位叔叔便要他离开林校，并把他安排进东莞林业局，在大屏障林场当了一名技术员，后来这事不知怎的被揭破了，那位局长有没有受批评处分不知道，但叶子却被撤去技术员职务，下放到板岭林场当工人，因年纪与陈冠杰相仿，故此两人颇谈得来。他们两人在板岭林场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几十年中，两人的生活轨迹时不时会交汇在一起，陈冠杰在广州的婚房，建在叶子布家的小院里，而叶子布的婚姻大事，则是要陈冠杰出手帮忙才得以成功，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果，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陈冠杰从此安安心心在板岭林场干下去，他现在的生活一定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但是，如果他真是甘心在林场安家，他就不是陈冠杰了。 时间很快到了一九六六年，距离离开梁化劳教场才过了三年多，陈冠杰又思变了。他想，在林场工作虽然稳定，但工作十分单调，除了付出体力外，没有任何技术可言，就跟当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为人处世，总要有一技傍身才好，另外，在林场拿工资，“水大三只虾，水干三只虾”，永远也没有发达之日。要想求变，就得破釜沉舟，离开林场，到处面闯荡！ 想好了就去做，他猛一咬牙，向场部提出了辞职申请，不管场里批不批准，他把行囊往单车一放，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板岭林场。在那个年代，在国营林场工作可谓捧上了铁饭碗，而他却亲手将自己的这个铁饭碗打破，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魄力！ 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当年陈冠杰洒下无数汗水、打下数万个树穴的板岭林场，己改名为东莞植物园，走进这个占地近万亩的植物园，触目所及是葱郁一片，这里建有包括生态公益林和莞香园、中草药园、珍稀植物园等专业类园区，已成为东莞市民节假日的休闲场所和科普基地了。在这同时，离开板岭林场的陈冠杰，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也从除了那辆永久牌单车外一无所有的小靑年，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二进大有园

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陈冠杰离开板岭林场，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自由职业者”，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己经开始，全中国顿时陷入一片红色海洋之中，林场的正常生产秩序也被打乱了。 他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林场，虽然跟这时林场的管理松散、职工忙于投身“文化大革命”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觉得呆在林场“水大三只虾，水干三只虾”，没有多大前途，他想到外面学门手艺，挣更多的钱。民间手艺三十六行，到底学那一门好呢？在乡间，最常见的应是“泥水”和“斗木”了，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学“泥水”。 要学“泥水”，首先得去拜师，他想起故乡漳澎是条大村，一年之中总会有人家建新房，泥水师傅很容易找到，于是，他回到了漳澎。说来也巧，他在漳澎的一个赵姓老表这时正请了一位姓罗的外地泥水师傅建新房，这罗师傅原籍离漳澎不远的泥滘村，在增城的新圹居住，平日以在四乡做泥水为生，不知何故，人人都叫他的花名烂罗。 陈冠杰向老表提出，自己留下来帮手，一边干活，一边跟罗师傅学技术，罗师傅这时也正缺帮手，见他态度诚恳，便应允了他。都说泥水活是“眼见功夫”，再加上他心性聪颖，一点就明，只学了七天，他便能将手中的砖刀运用自如了。 七天后，他离开了罗师傅，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投入建筑行业，在漳澎的几天里，他敏锐地觉察到，漳澎村民建新房的兴致很高，而这时，手头已积累了一些钱的村民已不满足只建平房，而是想尽千方百计建两层楼房了。要建楼房必须要用钢筋，这些建筑钢筋，漳澎村民称之为“铁”，漳澎村大，“铁”的需求量不小，而这时，钢筋属于稀缺物品，谁手中掌握它，谁就能赚大钱。 在朋友的介绍下，陈冠杰开始在广州从事收购废铁换钢筋的生意，他也曾与叶子布一道，抡起十八镑大锤，在打铁师傅的指导下，将粗大的轮船锚链锤直，然后卖给别人加工轴承，这期间，虽然辛苦，但确实也能挣到钱。 如果生活继续这样下去，是会令他满意一阵子的，但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一场磨难悄悄走近他的身边。有一天，他的一位家住中山黄圃的朋友要建新房，知道他也曾拿过砖刀，便邀他去做个帮手，自离开板岭林场以来，他便没有了自已的固定居所，只是在朋友处东住一晚西住一晚，四海为家他早就习以为常，既然朋友叫到，他便欣然前往。 那时候，全国已开始“大串连”，各地在欢迎红卫兵的同时，对没有户口、没有单位证明的外地人也加强了盘查和管理，在一次当地清查户口的行动中，既无户口又无单位证明的陈冠杰被抓了起来，审明原户籍在东莞板岭林场后，便把他送回东莞拘留所。这时，他的户口仍在板岭林场，假如这时板岭林场来领人，他是仍然可以回到林场去的，但不知为什么，板岭林场并没有派人来领他回去，他明白，林场不来领人，这一定是林场领导认为自为擅离工作岗位，为了惩罚自己而采取的措施，既然回不了林场，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不久，拘留所宣布，将陈冠杰送往大朗大有园收容所，这对于他来说，是“二进宫”了。当日，从大有园收容所来了一位叫何柏深的管教，同时被押往大有园的还有另外一个犯人，他给陈冠杰两人戴上手铐后，三个人便上路了。在看守所，何柏深曾查看过两人的档案资料，知道陈冠杰是因无单位证明外出做泥水活而被抓的，从东莞看守所去大有园需要坐汽车到大朗镇，临上车前，何柏深主动替他除去手铐，他一边解手铐一边对他说：“后生仔戴着手铐太难看了，我把你的手铐去掉，你可不要逃跑啊。”陈冠杰连声道谢，并一再保证不会逃跑。 陈冠杰信守诺言，规规矩矩地跟着何伯深到了大朗。何伯深本是大有园附近的乌石岭村人，早年参军，复员后被安排进大有园当管教。进大有园必然要路过乌石岭村，进入乌石岭村后，何伯森对两人说：“我家就在前面不远，时间还早，我们不如到我家歇歇脚，喝杯茶再去报到吧。”说完，就把两领进他的家。何伯深的老婆以为来了贵客，连忙斟茶倒水，热情招呼陈冠杰，场景极为温馨。这一幕由误会造成的温馨场景，令当时身陷囹圄的陈冠杰十分感动，也令他铭记了一辈子。在接着下来在大有园两个多月的被收容生活中，何伯深刚好也是陈冠杰所在队的管教，他给了萍水相逢的陈冠杰不少照顾，很多时候，他都会将自己在管理人员饭堂打来的饭菜，匀出一些来留给陈冠杰吃，所有这些，陈冠杰都一一铭记在心头。 陈冠杰在大有园一直被关了两个多月才放出来，在大有园期间，他在漳澎向罗师傅学来的泥水技艺发挥了作用，他被所方安排做修修补补的泥水活，这期间，一对中年夫妇被安排来协助他搬砖、搓灰、拌水泥，没想到正是这对夫妇，令他日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这对夫妇来自广西容县，男的人人都叫他十叔，他们也是因为被查到没有单位证明而被送到大有园来的，他们天天在一起工作，没过几天便熟络起来，十叔夫妇俩见陈冠杰聪明灵俐，又生得靓仔，在得知他还未成家之后，便有心为他作红娘，他们告诉陈冠杰，待出去之后，便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他。陈冠杰以为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各自离开大有园后不久，他果然接到十叔的来信，邀他到广西容县相亲，后来竟成就了这段姻缘，不过，此是后话。

娶妻生子

陈冠杰从大有园出来后，把户口从板岭林场迁到莞城一个远房的亲戚家中，从此中断了与板岭林场的一切关系，正式开始了他的“自由职业者”生涯。 他有时在四乡做泥水，有机会又倒卖一下钢筋，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动员尚在板岭林场的叶子布出来做他的帮手，也许是觉得呆在林场没有什么奔头，叶子布也有样学样，离开了林场，与陈冠杰联手做起了倒卖钢筋的生意。 时间来到一九六七年初，全国各地从省市各级政权到企事业单位都掀起“夺权”的狂潮，这时的广州市，也是群众组织山头林立，各派之间的论战风起云涌，实际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陈冠杰此时的身份说得好听是“自由职业者”，说得不好听便是“无业游民”，他在广州无任何主管单位，因此，他无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不属于“东风”或“红旗”中的任何一派，应该说，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实际置身于度外了，他这时只是一门心思为自己生存得更好而努力。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十叔的来信，约他到广西容县相亲。这时，靠着做泥水和卖钢筋，他已积蓄起一笔小钱，摸着涨涨的荷包，他觉得，这时考虑成家立室应是底气十足了。于是他回信给十叔，应允立即登程。他到大沙头花四元钱买了一张广州往梧州的二等舱船票，坐上红星240轮到梧州，然后从梧州坐汽车到容县的六王公社尤华村与十叔会合。到达的当晚，他便迫不及待开启了相睇程序，十叔姓杨，肥水不流别人田，他介绍给陈冠杰的当然是杨家女子居多，一连看了几个，他都不满意。终于来了一个样子较好的，双方都点头同意了，岂料第二天正准备进一步商谈时，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女子已有男朋友，前不久两人还曾一道去海南做工，她现在是脚踏两条船，听到这个消息，陈冠杰马上拒绝了她。到了这天晚上，十叔又带来一位女子，这女子名叫杨汉芬，初中毕业，贫农出身，样子也合陈冠杰心意，他点头了。陈冠杰在介绍自己时，只说自己是广州人，做泥水的，其余的情况一概不提。杨汉芬的家乡穷，每天只靠吃稀粥加木薯粉度日，能脱离穷困、到大城市生活是做梦也梦不到的事，况且对方又是亲戚的朋友，此时她只有点头同意的份儿，那会再有查根问底的心思？ 既然双方都点头同意，事情就圆满结束了。过了一天，陈冠杰带着杨汉芬回广州，让她到广州开开眼界，临离开容县时，他买了一辆单车送给杨汉芬的哥哥做礼物，这也算是一份聘礼吧。在梧州往广州的船上，他给杨汉芬买饭，己经很久没有饱餐过白米饭的杨汉芬，半斤粮票一份的饭，她竟然一连吃了两份。 找成了对象，就要考虑结婚了，而要结婚，首先得解决房子。当初离开板岭林场回到广州时，他常常在叶子布家里投宿，叶子布在广州市德宣西路(文化大革命时改名为东风西路)兴隆西街兴隆西三巷有一栋带院子的两层房子，这是叶家祖传之业。他看中了房子旁边约40平方米的空地，提出要在这里建一间一厅一房的房子，反正空着也没什么用，叶家人同意了。 于是，他开始为建新房“备料”了，他的“备料”，不是去买，而是去“找”。广州虽说是个大城市，大马路两旁高楼林立，显得光鲜漂亮，但在内街内巷却有不少废弃的、来不及修复的老建筑和断壁残垣，这时的广州市民大都被卷入到人人自危的“大革命”中，“东风”派和“红旗”派的斗士们正在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展开骂战，所有的政府机器几乎都己停止转动，谁还有心思去关注那些没人居住的破房烂屋？这样一来，便给他的“备料”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快，一厅一房的料便“找”齐了，在中山黄圃那位朋友的帮助下，一间一厅一房的简易房子很快建好，从此，陈冠杰有了自己的第一间房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陈冠杰与杨汉芬在广州结婚，登记时，他嫌杨汉芬这个名字过于男性化，便把杨汉芬改为杨艳芬。结婚的仪式十分简单，请上家人、朋友，炒了几味菜，摆了几桌，大家高兴一番便大功告成了。 婚后一段时间，他把做泥水当成自己的主业，而工作的地点多在东莞的莞城周围及长安一带。不久，妻子怀孕了，为了工作和照顾妻子两不误，他思量着把家安在莞城。他在莞城到处寻找可建房子的地方，凭着一个“泥水佬”的灵敏嗅觉，他终于在旧县政府对面的县正街发现了一块适合建房的空地，这空地有几百平方米，以前是建有房子的，大概是日本侵华期间因地处县政府周围而遭受日机轰炸变成废墟，日久天长便成了空地。跟上次在广州建屋去“找”材料不一样，这次建屋所需的材料全部都是花钱买来的，所建的新屋约七十平方米，不单有厅有房，而且还加建了一个阁楼。新屋建好后，他到房管所申报，房管所工作人员问起门牌地址，他一时说不上来，好在他急中生智，随口给自己的新屋编了一个门牌：县正街一巷1号，后来，又有人有样学样，在他的新屋旁边建起了新房，门牌便成了县正街2号、3号…… 新屋建好后，他把家搬到了莞城，一九六八年六月，他的第一个儿子在莞城出世，他把儿子出生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在香港的父亲，父亲为这个孙儿取名陈英志。 有了孩子以后，生活担子骤然加重，陈冠杰便更加落力去挣钱。这时，他从哥哥陈冠峰那里得知卖煤渣可挣钱的消息，便找了一个叫强仔的朋友干了起来。这回他既做工人又当老板，以每天五元雇用强仔当大工，另外再以每人每天三元雇用另外的几个人当小工，他们先到莞城一些烧煤的单位回收废弃的媒渣，用手推车推到河边，再雇船把煤渣运到南海县的一些砖厂出售，除去人工和运费，他还是赚到了一些钱。 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与强仔两人骑着单车，到惠阳陈江的墟场上买回几十只鸡，等到莞城墟日时拿到市场里卖，赚取其中的差价，有时甚至将买来的狗仔运到广州市郊的员村出售，并且是一天赶一个来回，辛苦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候，长途贩运农产品被视作“炒买炒卖”、“走资本主义道路”，属于犯法行为，因此，两人每天的行动都是偷偷摸摸进行，有一次，两人到陈江买鸡，强仔被当地市场管理人员捉个正着，人虽没抓起来，但鸡却被没收了，想到损失了一笔钱，强仔不禁哭了起来。陈冠杰知道后，马上找到没收强仔鸡只的市场管理人员，大声夹恶地说：“我因为要娶老婆，所以多买几只鸡回去办酒席，这样都要没收，是什么道理？你们分明是欺负外地人！”市场管理人员本来就是一些欺善怕恶的货色，见他一副拼命的样子，又见周围围起了不少人，吓得他们连忙把没收的鸡发还了。正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可真是硬道理。

助叶子布娶妻

自从陈冠杰娶了妻子、并把家安在叶家的小院后，叶子布的心里一直痒痒的，他比陈冠杰的年龄还大，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无奈他人生得矮，又长着令人格外显老的络须胡子，乍一看还真有点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加上这时又没有正当职业，所以在广州市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叶子布心中的烦恼，陈冠杰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自从两人相继从板岭林场跳出来后，常常联手为生计奔忙，俨然成了一对“沙煲兄弟”，兄弟有“难”，他自然要帮。一次，两人在叶子布家中闲坐，提起娶老婆之亊，叶子布又不免沮丧起来，陈冠杰见状，连忙对叶子布连声鼓励，他拍着胸部对叶子布说：“你不必灰心，我来帮你找一个！” 他之所以如此口爽，底气来自妻子那里，他知道妻子的老家比广东要穷，很多女子都想通过外嫁来改变命运，叶东华在广州找不到妻子，在广西的穷乡僻壤找一个应该是不难的。 打铁趁热，几天之后，陈冠杰夫妇带着叶子布来到广西容县，在自己的家乡，杨艳芬落力穿针引线，把有意嫁去广州的女子一个个介绍给叶子布，但叶子布一连相了几个都不成功，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他，几天过后，他有点泄气了，本来就底气不足的他这时竟打起了退堂鼓，一天晚上，他对陈冠杰提出，不再看了，明天就回广州去。陈冠杰见未完成“任务”，心有不甘，他对叶子布说：“再留一天，明天一定帮你找到，若明天再找不到，再走也未迟。”叶子布见陈冠杰立下“军令状”，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是容县六王墟的墟日，陈冠杰携着杨艳芬来到墟场，他昨晚想好了，不能坐等，要主动出击。俗话说：“生望投墟死望做忌”，乡下墟日如过节，当地人会倾巢而出，人山人海，美女如云，不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在墟场里，陈冠杰瞪着一双打鸟般的眼四下扫瞄着，终于，他发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正在站在一担姜的后面，他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这卖姜姑娘，只见她梳着两条小辮子、瓜子脸、大眼睛、眼睫毛长长的，说活时细声细气，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他把妻子扯到一边，指着那卖姜的姑娘问：“你认识那个卖姜姑娘吗？”妻子定晴細看，回答说：“不是很熟，但我认得这是我姑妈娘家的侄女。”听了妻子这番说话，陈冠杰计上心来，他走到卖姜姑娘面前问：“这姜卖多少钱一斤？”姑娘答：“四分钱一斤。”陈冠杰点了点头说：“好吧，这一担子姜我全买了，不过你得帮我挑到尤华村的家里。”姑娘答应了，满心欢喜地挑着担子跟陈冠杰来到杨艳芬哥哥的家，杨艳芬与这姑娘攀起了亲戚，又把自己丈夫及叶子布介绍给她相识，并以主人的身份留她吃晚饭，大鱼大肉，这顿晚餐办得十分丰富，席间，陈冠杰问姑娘找到婆家未，姑娘答尚未找到婆家，陈冠杰又问她愿不愿意像自己的妻子那样嫁到广州，姑娘羞答答地低下头，小声地回答说愿意。陈冠杰打蛇随棍上，连忙把这次相亲的主角叶子布推了出来，那姑娘望了望叶东华，沉吟了一会也点头同意了。 見那姑娘点头，陈冠杰心中暗暗高兴，他做事从来干脆利落，便随即对她说：“今天太晚了，你就在这里住一宿，第二天一早，你回家把这事跟父母说说，然后收拾好简单行李，明天就跟我们去广州。” 第二天一早，那姑娘挑起空担急急脚走了，大家都以为，事至于此，这事没有十足把握，也有八、九成了。谁知等了两天，都不见那姑娘露面，大家有些急了，叶子布更是有些沮丧。 见那姑娘没依约前来，陈冠杰低头苦思对策，他想，日久必然生变，不能再等下去了，想到这里，他急忙把大舅子叫到一边，吩咐他去那姑娘家打听消息，大舅子临行前，他又给大舅子分析了姑娘不来的三种可能性，并告诉大舅子遇到不同情况时用的不同解决办法，其中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若是姑娘的父母亲不同意而姑娘本人愿意，便想办法协助那姑娘偷走。 大舅子来到卖姜姑娘家里，才知道那姑娘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坚决不同意，原来这姑娘的亲生母亲早死，家中虽然家中有个后妈，但她是家中的长头女，下面有一大帮弟弟妹妹，家中很多事都靠她来操持，她远嫁广州，谁来帮自己打理这个家？大舅子到来时，姑娘的父亲又重复了自己的坚决态度，一副不容再商量的样子。 大舅子没办法，只好再暗地征求那姑娘的意见，岂料那姑娘的意愿也很坚决，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愿意远嫁广州。既然那姑娘愿意，大舅子便按妹夫定下的计策，实施第三个方案，叫她伺机出走。 大舅子装着悻悻然的样子告别了姑娘的父亲，先回家了。他走后不久，那姑娘也简单收拾了一下，佯装出田干活，抄小路来到了杨家。陈冠杰见姑娘果然来了，便当即带着子布和卖姜姑娘坐长途客车离开容县，到梧州后，他们购买了当晚回广州的船票，乘着夜色，离开了梧州。 姑娘的父亲当晚发现不见了女儿，心知女儿一定是跑到杨家去了，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杨家兴师问罪，大舅子告诉他，他女儿已于昨晚跟着心上人去广州了。他暗暗叫苦，大声责骂杨家拐带人口，并说要去当地政府告发，大舅子对他说，是你女儿自己跟别人走，关我什么事？这大舅子出身好，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姑娘的父亲也自知自己是外村人，在这里再怎样也奈不了杨家什么何，事情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回到广州后，陈冠杰叫叶子布马上给卖姜姑娘的父亲寄去十元钱，并同时寄去一封道歉信，信中叶子布向准岳父大人讲了许多好话，并赔了千万个不是，十元钱在广州当不了多大用使，但在广西的一个穷山沟，应该能起到很大作用了。也许是见生米己成熟饭，也许是为自己女儿的前途所计，姑娘的父亲最终改变了态度，不久，叶子布接到了姑娘父亲的回信，信中的抬头便称“子布贤婿”，信中更有“鸡比打人牙铰软”之句，除了无奈之外，也道出了老人家对这门亲事的认同。 为了取得姑娘当地政府的证明以登记结婚，叶子布带着未婚妻回了容县一趟，知道未婚妻的父亲好喝两盅，陈冠杰叫叶子布带上两瓶广东特产九江双蒸酒送给准丈人。见到自己的心头所好，那准丈人高兴到不得了，逢人便说自己的女婿懂得孝敬自已，至于“拐带人口”之类的说话，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久，叶子布便与那“拐”回来的卖姜姑娘结了婚，再不久，陈冠杰搬到东莞莞城去住，广州的那间房子便让给了新婚的叶子布，陈冠杰对叶子布的终身大事，真可谓“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了。

被囚“牛栏”

文革期间，发端于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毒火越烧越旺，一九六九年初，腾腾的烈焰终于烧到一直置身文革运动之外的陈冠杰身上。 一天，时任莞城镇城内区革委会主任的矮仔柏，带着几名工人纠察队队员，上门通知陈冠杰马上到街道参加“学习班”，问其原因，回答说：“现在要清理阶级队伍，你是两劳(劳教、劳改)人员，属于清理对象，你要到学习班好好交待自己的问题！”不由分说，把陈冠杰押至城内市桥迈豪街的一间祠堂关了起来，同时，还把他的单车作为违法罪证予以扣留。 祠堂里已关了好几个来参加“学习班”的“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白天要学习乇主席语录、交待自己的问题，此外还得在“工纠”的押送下接受批判斗争或参加体力劳动，晚上不得回家，一日两顿饭都由家人送来，俨然犯人一般。 突遭厄运的陈冠杰心里愤愤不平，自文革爆发以来，不管是“造反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是“红旗”派与“东风派”互斗，自己都一直没有沾边，没想到你不惹它，它却惹你来了，真是命运多蹇，离上一次离开大有园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回自己又一次身陷囹圄。 说实在的，陈冠杰在莞城的“牛鬼蛇神”之中并不“出众”，作为接受批斗的主角还轮不到他，但是，“陪斗”他是走不掉的。有一次，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工人文化宫“陪斗”，别的“牛鬼蛇神”在批斗现场都低着头，唯独他不肯把头低下来，那个负责押送他的工人纠察队头头见他这般“顽固”，走过去想用力把他的头按低，正当那人的手触到他头部的一刹那，他使劲用手肘撞了那人一下，那人即时跌倒在地，几乎在这同时，他自己也乘机倒下，在外人看来，还以为是那人带倒了他。那人吃了一次亏，知道陈冠杰不好惹，再也不敢近前，而陈冠杰的头却一直没有低下！ 笔者也是文革过来人，期间经历过无数次批斗大会，所见的被批斗者及陪斗者，无一不是低着高贵的头，像陈冠杰这般不肯低头，还将强迫他低头的人弄翻在地的人，实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样一个誓不低头的形象，实在是陈冠杰倔强性格的生动体现，也是他跌宕人生的一个最清楚、最合理的注脚。 陈冠杰身在祠堂里，心却在不远处的县正街家里，此时，儿子才半岁，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只得靠为数不多的积蓄度日，虽然每天送饭时间都能见到妻子和儿子，但他总想能不受拘束地走出祠堂，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在祠堂里，“牛鬼蛇神”白天集中一起“学习”、接受批斗和参加劳动，晚上则被分开单独关押，陈冠杰被关的地方是一间没有亮光的小屋，有一天晚上，他在黑暗中无意碰到墙壁上凸出来的一块砖，再一摸，发觉这块砖是松动的，他怀着好奇心把这块砖扳动了几下，没想到竟把这块砖取了下来，他再扳第二块，第三块……竟然扳开了一个人可进出的缺口，他从缺口伸出头去，只見缺口的外边恰好堆着一束束已剥去麻皮的麻骨(即麻杆)，透过麻骨的空隙，他看清了这里原来是祠堂隔壁一户人家的天井，天井前面有一道木门，木门外边，便是小巷。他静耳听了一会，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主人一家显然是睡去了。他从缺口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移开麻骨，从缺口钻了出去，出去后，他搬动麻骨重新把缺口遮住，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近大门，拉开门闩，打开门走了出去，再回身把门轻轻掩上，顺着小巷，溜到街上，回到他在县正街一巷1号的家里睡觉，天亮前，他从原路返回，轻轻推门进天井，返回囚室，再把墙边的麻骨和囚室里的墙壁恢复原样，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就这样，他深夜偷偷回家，天亮前又偷偷回到囚室，天天从不间断，如是者竟然过了二十多天都未被守在祠堂门口的看守觉察。 都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这话一点都不假。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中，见到儿子有点小恙，便与妻子一起照料起儿子来，因睡得较晚及疲劳的缘故，夫妻俩竟然都一觉睡到天大亮才醒，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轮小跑奔向祠堂隔壁那户人家，可惜迟来一步，那两扇木门已推不开，显然是主人已经起床，把门关上了。这时候，他已不可能像往常那样地从那门口进去，从缺口返回囚室了。 怎么办？陈冠杰略想了一会，决定直闯祠堂。这时，祠堂的门还未打开，负责守卫门口的那两个看守看来还未睡醒，他走到门前，拿起大门的铁门环一阵猛扣，门打开了，两位看守见到陈冠杰站在门外都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陈冠杰平静地对两人说：“你们听好了，我只是回了趟家睡觉而已，并未打算逃跑，怎样出去的我不会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这件事说出去，我们之间相安无事，假如你们要将这件事报告上级，我就一定说是我给了你们每人两包丰收牌香烟，你们把我放出去的，看你怎样向上级交差。”两位看守听了陈冠杰的话，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只是摆了摆手，让他进了祠堂，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自己知。 也许是怕上级责怪自己失职，两位看守也真的没有把陈冠杰偷走的事上报，不过，为防再发生意外，陈冠杰从此也不再“暗渡陈仓”了。不过，他成功偷渡到香港后，一则“陈冠杰会飞天遁地”的传说便在城内区的一些人中暗暗流传了开来。 陈冠杰在迈豪街的祠堂里“学习”了两个多月还没有释放的迹象，自己没有工作，妻子也没有工作，正所谓手停口停，再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有一天，趁妻子送饭来，他对妻子说：“坐吃山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下次来，把孩子及孩子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都带来，你把孩子交给我来带，你到外面做工找条活路。”妻子一方面舍不得孩子，另一方面也心痛丈夫，她说：“你一个大男人，又在这种地方，怎能带孩子呢？”陈冠杰安慰妻子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 已是穷途未路，杨艳芬虽然舍不得离开只有半岁大的儿子，为了找寻生机，也只好照办了。第二天，她果然把儿子及儿子的衣服用品留给丈夫，只身一人去到长安厦岗的朋友处暂时安身，而关在迈豪街祠堂里的陈冠杰，此时是又当爹来又当妈了。 陈冠杰就这样带着儿子，住在祠堂里，没人送饭，他只管向看守人员要，看守人员没有办法，只好征得上级同意，到一间饭店为陈冠杰父子办了包餐，饭钱由街道记账。不久，陈冠杰发现儿子发烧，脸上又长了麻疹，便提出要带儿子到医院留医，看守怕出人命，只好同意了，住院的医药费，自然也由街道垫付。 就在儿子病愈出院后不久的一天，一位街道干部突然对陈冠杰说：“陈冠杰，你可以走了。”陈冠杰问：“走？去那里？”那干部说：“你喜欢去那里就去那里，这里的学习班结束了！”陈冠杰说：“你叫来我就来，你叫我走我就走，世界上那有这么简单的事？我停工这么久，现在身无分文，又带着一个孩子，难道你叫我去当乞儿？”那干部懒得再理会他，掉头径直走了，他岂肯就此罢休？一直紧紧地跟在那干部的后头，那干部上那里，他就抱着孩子跟到那里，就像一块贴在身上的膏药似的，那干部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得哀声哀气地对他说：“你吃饭、孩子留医己用了街道七百多块钱了，你到底还想怎样？”陈冠杰接着他的话题说：“我也不想怎样，既然街道己花了七百多元钱，干脆你们再给我一些钱，凑够八百元齐头数，还有，我进来时你们扣留了我的单车，这是我的揾食工具，你得发还给我，我拿了钱和单车，马上离开，若你不答应，我就一直跟着你。”那干部哭笑不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之下，只好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了他几十元钱，再发还了他的那辆加重永久牌单车。 陈冠杰骑着单车，带着儿子，一溜烟似的离开莞城，往长安厦岗找妻子去了。

被关看守所

从迈豪街祠堂出来后，陈冠杰一直为生计奔忙，他有时在莞城、长安一带做泥水活，有时又到广州倒卖一下钢筋，为了挣钱养家，他钻过很挣钱的门路。 设在黄旗山脚的东莞县火葬场，有一天死了一个仵作佬，人手不足，有关部门急着要进行补充，于是便通知城内区街道办，有愿意入职者可到户口所在街道办报名。陈冠杰在心中盘算了一下，仵作佬每月的固定工资是三十元，每处理一具尸体另外补助一元，一个月当中，估计全县送来火化的尸体不少于三十具，这样加起来每月的收入起码有六十元了，这份工作虽然名声不好，但劳动强度不大，收入也算高，比起许多工作来都不差。于是，他去街道革委会报名，革委会主任矮仔柏叫他回家等候答复，过了一段时间，他见没有什么动静，便去革委会询问，矮仔柏主任告诉他：“经研究，不予批准。”他再追问为何不批准时，矮仔柏主任说：“因为你成份不好，怕你会对死去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 陈冠杰的仵作佬梦，终于没有做成，至于谁被招进进火葬场填补了仵作佬的空缺，他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关于火葬场的这个仵作佬是怎样死去的故事，他后来却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原来，莞城有一个傻仔叫懵新，有一天夜晚，这懵新不知怎的走进火葬场的停尸间，这时停尸间内正放着四具等待处理的尸体，他进去后，把横躺着的尸体一具具都靠在墙边竖了起来，并喝令这四个“人”站好，然后拿出“小红书”教“他们”读毛主席语录和唱毛主席语录歌，正在这时，在火葬场值班的一个仵作佬大概是听到响声，连忙提着风雨灯到停尸间察看，懵新见到远处有火光晃动，知道有人来，他怕被人发现，连忙走到墙边，与那四具尸体并排站在一起，仵作佬来到停尸房，提起风雨灯一看，只见原本只有四具的尸体变成了五具，而且全都“站”了起来，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即时心脏病发，倒在地上，送到医院后死了。 当不了仵作佬，陈冠杰只好继续与叶子布一起，做些倒卖钢筋的生意，这期间，叶子布认识一个朋友，是专门从事从钢铁厂的炉渣中提练钢铁、再用这些钢铁换成钢筋的，于是他们便以每百斤三十至四十元的价格收购这些钢筋，再以五十多至七十多元的价格卖给漳澎建新房的人。倒卖这些钢筋时，他们只是充当介绍人的角色，并不接触货物，货主把货运至广州市郊文冲船厂或鱼珠等一些沿江隐蔽的地方，由漳澎的买家扒小艇到这些地方取货。这是一桩利润丰厚的买卖，虽然不是天天都有，但时不时做一单，也令他们赚到了不少钱。不过，于当时来说，这是“炒买炒卖”国家紧缺物资，是犯法行为，不久，他们的买卖被发觉了，有关部门从漳澎村的买家查起，一直追查到陈冠杰身上，为了不连累货主，也为了不断自己的财路，他没有说实话，而是把一个在东莞长安做泥水时认识的、前不久已偷渡去香港的广州知青的名字推了出来，公安部门查了很久也查不到此人，便把他送进了设在莞城十亩园的东莞看守所待查，一关便是一年多。 陈冠杰被关看守所期间，由于杨艳芬母子在莞城没有户口，街道的有关人员对她们进行百般刁难，并不许她住进自己房子，母子俩一时间面临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境地，正在这时，住在她们家旁边的清糞工人叶玉燕挺身而出，她把杨艳芬母子接到家中，并当街大声宣布：“阿芬，你别怕，你就住到我家里，谁敢留难你，我就用屎泼他！”叶玉燕被人们称作“倒屎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纯正的无产阶级，名字虽臭，但身份却很香，她一发声，谁还敢顶撞？就这样，杨艳芬母子便住进了叶玉燕的家。 陈冠杰从东莞看守所放出来，已是一九七二年了，这时，他的好友强仔己于一九七O年偷渡去了香港，妻子杨艳芬这时也带着儿子回了广西老家。他来到强仔在莞城的家，看望强仔的母亲，老人家见他脸色很差，知道他被关看守所一年多刚放出来，便对他说：“你不要走了，这段时间每天都来我家吃饭，把身体调养一下。” 老人家的三个儿子此时都先后偷渡去了香港，由于三个儿子的接济，她的生活也算得较为宽裕，为了让陈冠杰养好身体，她早上杀鸡，晚上煲水鱼汤，如是者足足一个星期，她向陈冠杰倾注了母亲般的关怀，令刚从“冰窖”里出来的陈冠杰感到了万分的温暖。 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十多年后，当陈冠杰衣锦还乡之时，当然忘不了这位在自己落泊之时给予自己温暖的老人家，从老人家八十岁那年开始，陈冠杰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一直到二OO八年她一百零四岁辞世为止，二十多年从不间断，宴席逐年增加，从开始的四十多席渐次增至六十多席，期间还进行奖品极其丰富的抽奖活动，抽到奖的欢天喜地，抽不到奖的也会领到一罐五斤装的金龙鱼牌生油，场面极为热闹。那个在他落难时挺身而出、庇护过杨艳芬母子的邻居叶玉燕以及县正街的友好街访，也都在邀请之列。 这些年来，老人家一直把陈冠杰当成是自己的儿子，而陈冠杰也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妈，跟强仔一样，叫老人家为“老妈”。还有更“有趣”的事，有一年，老妈见到住家隔壁的房子都改成了楼房，自己还住在老式的平房里，心情有些不畅，她知道陈冠杰每年清明必定回漳澎祭祖，便于清明这一天专程到漳澎找到他，对他说：“你看人家的房子都改建成两层楼房了，我还是住在平房里，下雨天屋顶还漏水，有些人老是在我背后指手督脚，说我没本事，有三个儿子在香港也没能将旧房改建。”陈冠杰听后马上出资将她的平房改成了两层，过了几年，旁边的房子又“长”高了，她又要求陈冠杰为房子加高，陈冠杰对她是有求必应，马上出资把她住的房子加到三层半，比旁边的所有房子都要高，老人家这才高兴地笑了。 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陈冠杰这个现实版中的报恩情节，不也是常常在戏剧舞台中出现么？

第三次逃港

时间来到了一九七二年底，此时的中国，还处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文革高峰期，自从经历了迈豪街“学习班”和东莞看守所两段失去人身自由的囚禁生话之后，陈冠杰明显感觉到，泰山压顶之下，自己一家人无论是在广州或是在莞城，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的生活出路了，要想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要想打出一片天地，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旧事重提，逃到香港去。 决心下定以后，他开始为第三次偷渡香港而细密地筹备起来。这时，距离他上次偷渡香港的一九五九年己过了十三个年头，他已经二十八岁，再也不是一个不经世事的毛头小伙，而是一个思维缜密、有勇有谋的成熟青年了。由于这些年他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在广州、东莞长安一带讨生活，他认识了不少有偷渡香港念头或偷渡经验的广州下乡知青以及长安、宝安一带的当地人，知道偷渡香港在路径上可分东线、中线和西线，方式上又分走路、游水、扒艇和爬火车等，知道什么季节采用什么方式最有利，更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成功为什么有些人又会失敗。 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成家，有了老婆孩子，这次偷渡，绝不能单独行动，单独行动即使成功了，留下妻儿在家受苦，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从一开始决意偷渡，他便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带上她们，以全家的性命作一次赌博，要生大家一块生，要死大家一块死。 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他定下了冬天乘自制的“橡皮艇”从深圳湾下水，与妻子、儿子一道扒过去的方案。 要实施这个方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做一只“橡皮艇”，为了行动隐蔽、方便携带，这只“橡皮艇”必须于未使用时能收得起，使用时又能打得开，要适应这种需要，最合适的方式就是采用充气方式。在那个年代，要弄到真正的橡皮，那是不可能的事，没有橡皮，就只能找替代品，这替代品既要防水又要质轻，这样的材料在当时物质匮乏的中国还真是难找。不过，再难也难不倒灵话善变的陈冠杰，在众多有偷渡意向的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中，他最终选定了一种医院常常用来舖床的“胶布”，这种“胶布”质轻且韧，外表还喷上一层漆，有一定的防水性能，市面上也能轻易买到。 材料确定后，他们便开始围绕载重、防水、充气、折叠四个主要因素进行设计，并把制作工作交给容国坚等几个也在密谋逃港的广州下乡知青进行，根椐他们最初的设计，充气时采用单车泵泵气，但实操之后发现单车泵进气量太小、充气用时太长，与“兵贵神速”相违，后来改为在单车喉趸上套入橡胶管、两人同时用口吹的办法，充气速度明显加快，反复对比之下，最后确定采取用口吹的充气方案。另外，他们还在“胶布”上涂上一层用汽油稀释过的补鞋胶，大大增加了“橡皮艇”的防水性能。 “橡皮艇”的总造价大约为三十元，做好之后，容国坚他们把这只“橡皮艇”送给了陈冠杰。为了谨慎起见，陈冠杰带上妻子、儿子以及另外一个较为肥胖的女子，来到东莞铜沙水库一个偏辟的地方，将“橡皮艇”充满气，四个人同时下到艇中，试验一下这只“橡皮艇”的负载能力，试验的结果令他相当满意。 载体解决了，他便着手解决“动力”问题，采用“橡皮艇”偷渡，扒桡作动力是肯定的，但日常用的桡较长，容易暴露，于是，他又制作了两把约一米长、桡板和桡把断开用罗丝固定、可折叠起来的木桡，未用时松开罗丝，将桡把与桡板叠在一起，用时将桡把拉开，旋紧罗丝，与平常的桡没有两样。另外，他还考虑到只有两个人扒，光靠人力不够，还必须趁风使帆，借用自然风力助自己成功，他这会使用的“帆”并不是十多年前他在西乡制作的那种“麻包帆”，而是一把不会受别人怀疑、但又十分给力的大雨伞。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北风了。一九七三年二月九日，农历大年初七，民间的说法这日是“人日”。虽说这时还是春节期间，但却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几天以来，气温一直在三、四度之间，且不停地下着绵绵细雨，西北风吹得瓦背呼呼作响。陈冠杰选择了这一天向香港发起第三次冲击。 这天的一早，莞城镇县正街一巷1号的大门打开了，陈冠杰穿着一套浅灰色的“军干装”，推着那辆不太值钱的旧单车，车面前的小籐椅上，坐着他四岁多的儿子，车把的正中，一晃一晃的挂着一个尼龙网袋，网袋里装着一只毛色鲜亮、会蹦会跳的大公鸡，单车的尾架上，挂着一个装了拜年用的糖环、煎堆、炒米饼等年货的籐篮，这些年货，一则可以掩人耳目，二则可以随时充饥。衣着光鲜的妻子杨艳芬紧跟在后面，一只手撑着一把雨伞，为一家人遮风挡雨。 这时，街上行人十分稀少，这正合陈冠杰的心意，他想，自己这次出门，越少人知道越好。说实在的，寒风雪雨，没有特别的亊情，谁还会在这个时候上街撞北风、饮冷雨？正是越怕黑就越见鬼，正当陈冠杰刚要蹬车出发的时候，冷不防迎头来了一个女人，他抬头一看，这女人不是别个，正是居委会主任陈华四！ 居委主任问：“老陈，去哪里呀？” “去偷渡。”陈冠杰一边笑着回答一边推单车，在居委会主任身边走了过去。 “去偷渡？”陈华四也笑了，再也没有说什么扭头便走了，也许她这时在心里在想：“看你们这身行头和打扮，谁不知道你们是去拜年的？真是开玩笑也不会开。” 就这样，他们一家三口顺利地出了莞城，陈冠杰踩着单车，冒着风雨，沿着莞太公路向长安进发，到达长安墟已接近下午，他们先在长安沙头村的朋友处拜年，并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一家在沙头村口，先前在厦岗村做泥水活时认识的朋友剃头保早已依约在那里等候，剃头保是前来为他当向导的，而那艘“橡皮艇”和两支木桡，早已预先藏在沙头村的朋友家中。他们一家人在剃头保的引领下，向宝安的松江进发，这时，在扬艳芬的背上，多了一个“孩子”——那是那艘“橡皮艇”和两支木桡伪装而成的。由于有剃头保的引领，他堂堂正正地走过哨所，这剃头保的家在宝安公明燕村，平日来来往往，与哨所的人十分熟络，一句“来我家拜年的”便把哨所的民兵打发了。经过长安的涌头到达宝安的松岗时已是中午10时了，按约定，剃头保的带路“任务”至此已经完成，陈冠杰请剃头保吃了一顿饭，饭后，他把身上剩下的钱都给了剃头保，他想，这次偷渡，是破釜沉舟、有去无回，无论成功与否，这些人民币都再也用不上了。 午饭后，一家人再从松岗出发，沿着公路继续前行，经公明，到乌石岩，再到南头，一路上，他们时不时会与一辆辆满载着回乡港客的中巴车相遇，望着这些衣着华丽、笑语欢声的回乡港客，陈冠杰的心里不由得翻起波澜，他想，只要我能去到香港，我也一定能像他们那样，甚至比他们更好，今晚的行动，无论如何也要成功！ 傍晚六时左右，他们来到一个离海边不远、土名叫白沙诃的地方，虽然尚未天黑，但由于阴雨的关系，这时的天色显得特别暗，海对面的天空，已是光灿灿的一片，陈冠杰对那片亮光早已熟悉，不用问，那片亮光的下面就是香港了。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觉这里的地形地物与别人向他描述的下水地方十分相似，而向他描述的人正是那些曾经在深圳湾尝试过偷渡而失败被擒的人，几经辨认，他最终确认这里就是今晚下水的地方。 一些“过来人”曾经告诉过他，以往的偷渡者多在晚上八、九点钟左右才到海边，所以边防军也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巡逻，很多初次偷渡的人不明就里，选择在这个时段下水，正好撞在边防军的枪口上。为了避开边防军的巡逻，他决定七点前下水，而这时才六时刚过，天还未黑尽，这时下水，很容易被发现，为等待合适时机，必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公路的一边是大海，而另一边就是山，他决定往山上躲。他扛着单车和物品，妻子抱着孩子，背着“橡皮艇”，一家人在树木的遮蔽下往山上走，最后藏匿在一处树丛中。当他扛着单车气喘吁吁地登山时，周围静悄悄的，挂在车把上的那只鸡，随着尼龙网袋的晃动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叫声，使得周围气氛显得更加恐怖，说实在的，到这个时候，这只鸡应该完满完成它的使命了，为免出意外，他连忙把那只用来充当“道具”鸡放掉了。 终于等到下水的时间，陈冠杰领着妻子和儿子摸到山边，停下来观察了一会，见设有异常动静，便迅速跑过了那条并不太宽的国防公路，不一会便来到海边。夫妻俩夹手夹脚打开了那只“橡皮艇”，两条医院为病人抽血时用作绑扎手臂的橡胶管，早就套在“橡皮艇”的单车喉趸上，两人同时往里面吹气，十五分钟后，“橡皮艇”成型了，他们合力把“橡皮艇”搬下水，然后抱着孩子，迅速登了上去，临上艇时，他们再一次轻装，把一些不必要的衣物丢弃在岸边。 上艇后，妻子坐在前面使劲地扒桡，陈冠杰坐在艇的后边，一只手握着木桡，一边扒一边掌梢，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那把张开的、当风帆用的大雨伞，儿子则坐在艇的中央。周围黑沉沉的，没有指南针，目标就是前面那片亮光，借着风势，“橡皮艇”直向着对岸那片灯光冲去！ “橡皮艇”驶离岸边不久，从岸边传来了嘈杂的人声，陈冠杰回头望去，隐隐约约见到岸边有几束手电筒光在胡乱晃动，他明白，一定是边防军发现他们丟弃在岸边的东西而展开搜索了，不过，谢天谢地，这时，他们驾驶的“橡皮艇”早己驶出手电筒光束的射程以外了，也就是说，他们己无须担心被边防军抓捕，目前需要全力对付的就是身边这片大海了。 海的对岸有四盞持别亮的灯，正发着银色的光芒，好像是特意为偷渡者指引方向似的。离开深圳湾的海岸越来越远，风浪也越发大了起来，也许是被风浪吓怕了，坐在艇中的儿子这时哭叫起来：“爸爸，不去了，我们回家吧。”回去？陈冠杰明白，现在是拼命的时候，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他厉声对儿子说：“回什么家？好好坐着，到了香港，买一架飞机给你玩。”听了父亲的话，儿子乖乖地坐着，不敢再出声了。 还真多亏了呼呼的北风与那把伞，仗着强劲的风势，“橡皮艇”走得还不算慢，可是，偌大的一个深圳湾，少说也有十公里宽，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四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一个劲地扒着，两只手的划动，早已变成机械动作，雨水滴进了眼晴，他们也顾不得用手去擦一下，此刻，他们的眼晴除了前面那片亮光外，似乎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脑袋这时已几乎不会思考，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扒，扒，扒到那片亮光里面去！扒！扒！虽然身后还是黑沉沉的一片，但前面那片灯光却越来越近了。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呼呼的北风虽然有助他们前行，但也像利刀一样直透着他们早已被雨水和浪花湿透了的身体，冷得他们牙关打战，手指僵硬，血液似乎也凝固了。正当他们忘掉一切地向着那片灯光前进的时候，意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不知什么时候，陈冠杰握伞的手僵硬得没有了知觉，原本紧握着伞柄的五只手指渐渐松开他也全然不知，手指一松，大风便把那把伞吹到大海里，倾刻之间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就在那把伞从他僵硬的手中飞离的一刹那，陈冠杰的心头不由得掠过一阵的惊恐和懊丧，少了这把伞就是少了一半的动力啊，但是，他很快便镇定下来，事到如今，已容不得他再去细想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拼下去，节骨眼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原来握伞的手本能地缩了回来，握在桡柄上，他双手握桡，使劲地扒了起来，此刻，虽然少了那把伞，但却多了一把桡。他抬起头望了望前方，周围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对岸那四盏灯发出的耀眼光芒，仿佛是在给他指引着航向…… 大约又过了三个小时，这时，他们离那盏刺眼的灯已经很近了，正当陈冠杰思量着还有多远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屁股下面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难道搁浅了？他下意识地用手中的桡往水里探，果然，桡板碰到陆地，他明白，到岸边了！ 他连忙跳下水，用双手推着“橡皮艇”，向着那几盏光灿灿的灯走过去。他不知道，他正在行走的是一片蚝田，他只顾推着“橡皮艇”向前走，连光着的脚板被蚝壳划开了许多口子也全然不觉。终于，他们到达了岸边，互相搀扶着上了岸。 岸上有一栋孤零零的两层高房子静立着，他们在海上见到的那几盏发出强光的灯就装在这房子的屋顶及周边，房子的周围有围墙环绕，疏通的围墙铁门紧闭着，里面正透出灯光。陈冠杰走近大门，看到墙壁上有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尖鼻咀警岗”几个字，他明白，这是香港皇家警察驻守的地方。他没有半点犹豫，半握拳头把那道铁门拍得山响。他的拍门声显然惊动了里面的狗和值班警员，狗随即吠了起来，很快，里面响起了脚步声，有人问：“干什么的？”陈冠杰答道：“从大陆偷渡过来的。”门开了，开门的香港警察看到了一幅令他心酸的图景：一男一女两个浑身湿淋淋的大人及一个也是浑身湿淋淋的小孩正在寒风中颤抖着！ 开门的警察连忙把他们一家引进了屋，并马上拿来了毛毯让他们裹住身体，然后又安排他们去冲热水澡，再找来一些干净的衣服让他们换上，等他们换好了衣服，又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白米粥。刚进屋的时候，陈冠杰瞄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挂钟的指针告诉他，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多钟了，也就是说，他们一家已在大海里与风浪整整搏斗了八个多小时。 等他们吃饱了肚子，暖和了身子，一切恢复正常以后，警察开始对他们进行例行的询问，他拿来了一幅后海湾(即大陆称之深圳湾)地图，要陈冠杰指认他们下水及上岸的地方，并询问他渡海时用的是什么工具，当陈冠杰告诉他是用“橡皮艇”渡海时，他又问“橡皮艇”现在何方，并一再吩咐陈冠杰，如果今后有人问起“橡皮艇”的下落，就说人上岸后，“橡皮艇”让海水冲走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吩咐，大概是因为怕麻烦，懒得去找“证据”吧。 一个小时后，一辆警察用车把陈冠杰一家送到流浮山警署，例行的登记、问话后，又送到元朗警局，这时天已大亮。有一位女士接待了陈冠杰，见面的第一句活便是叫了一声：“陈先生，你好！”，这是陈冠杰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别人称作“先生”，听到这一句“陈先生”之后，一股暖流倾刻流遍了他的全身，他顿时感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位女士随即自称是拿出一张名片，说：“我是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驻香港办事处的职员，你叫我李太好了。”接着便询问了陈冠杰一系列的问题：你到达后有没有警察向你收钱？有没有警察打你或虐待你？你在外国有没有什么亲人？若有亲人在外国，你愿不愿意去投靠他们？……陈冠杰多谢了这位好心的女职员，对她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末了，这位女职员还留下了联系电活，嘱咐陈冠杰日后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联络她。在元朗警局期间，警员见陈冠杰被蚝壳划伤的脚流着血，又带他去医院止血包扎，从尖鼻咀警岗到元朗警局，一系列的热情款待和细心关怀，一日三餐在陈冠杰这个逃港者眼中也显得十分年害，这使他感到好像真的来到了天堂。 第二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元朗警局，与另外几十人一起，坐上一辆豪华大巴，被送到深水埗一个专门收容大陆逃港者的地方，所有被香港警方查获的大陆逃港者，都会集中在这里，等待着亲人来领走。不久，陈冠杰的父亲陈阁屏以及他的表哥陈耀维出现在他们一家人的面前，见到有些陌生的父亲，陈冠杰喊了一声：“爸爸！”并领着妻子和儿子与老人相见，悲喜交集的陈阁屏连忙拿出三封预先准备好的“利是”，每人给了一封，一来为他们压压惊，二来为他们讨个吉利。陈阁屏仓皇离开广州时，杰仔还不满六岁，如今，他已长成一个二十八岁的标致青年，并已成家立室，这次还带来了自已的妻子和儿子，正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团聚之日，有幸三世同堂，他能不高兴吗？ 陈冠杰这次与父亲相见，意味着他这次偷渡香港的行动，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也可以这样说，他这次以一家三口的性命为赌注的人生赌博，最终赌赢了！从此，饥饿、寒冷、屈辱、收容所、看守所、劳教场、“学习班”、批斗会……都离他远去，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等待他去开辟的新天地。 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陈冠杰与笔者一道，在前往东莞大朗大有园及惠东梁化找寻昔日劳教场陈迹之后，又驱车来到四十七年前他们一家人扒着“橡皮艇”偷渡香港时下水的深圳湾。这里现在属深圳市的南山区，与在大有园及梁化所见一样，一切都变得不可辨认了，在采访时他向笔者描述过的那些景物已难觅一丝半缕，纵横交错、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中，那一条是由两边长着木麻黄树的国防公路扩建而成的？实在是无法确认。最令人吃惊的是由于填海的关系，海边已向香港方向前移了若干公里，站在当今的海岸上，连当年他们下水前藏匿的那座山也望不到，环视周遭，触目所见，是一片风格各异、错落有致的“石屎森林”，而脑海中长滿红树林的海边，现在却是一个美丽绝伦、游人如鲫的公园，富庶和繁华的旁边，是充滿青春气息的热闹和悠闲，与当日那个鬼也不敢到的地方真有着天壤之别。 当晚，我们经深圳湾口岸进入香港，第二天，又一同驱车来到当年他们一家人登陆的尖鼻咀，在一个屹立在海边的小山岗上，我们见到了那间钉着“尖鼻咀警岗”铭牌的两层房子，“跟四十六年前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陈冠杰说。 从尖鼻咀往深圳方向眺望，那边的“石屎森林”清晰可见，此时看起来，隔着深圳湾相望的深圳与香港新界，彼此之间的距离已不像过去那般辽远。 望着对岸如林的玉宇崇楼，我的脑海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四十六年前对岸就是现在这个富态毕现的样子，还有人会像陈冠杰一家人那样，冒死往这边逃吗？ 只可惜，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第三章 冲开血路

艰难起步

“我们回家吧！”陈阁屏与同来的外孙领着陈冠杰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离开深水埗那间专门收容大陆偷渡客的房子，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把陈冠杰一家人领到自己住的地方，而是跟随着外孙，也就是陈冠杰的表哥，来到自己女儿、陈冠杰姐姐的家。 陈冠杰的姐姐于新中国成立前便已到了香港谋生，她初到香港时，是来做住家保姆的，主妇过去是她爷爷的一个小婢女，长大后嫁人，跟着夫家到了香港，不过，此时这位昔时的小保姆早已嫁人，夫家经营药材行，家大业大。 暂住在姐姐家中的陈冠杰大惑不解，父亲来香港前大小也算是一个官，再加上到香港这么多年，手头上多少也该有些积蓄，房子也该有一间吧？怎么会不招呼自己到家里住呢？几天后，父亲把他领到自己的住处，这是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阁楼，地下还渗着水，平日要垫上一块砖才能行走。他告诉陈冠杰，自己已没有什么工作，只在西环街坊福利会担任秘书职务，做些管理工作，收入不高，很多时候还要靠女儿接济，这小阁楼还是向女儿的朋友借来的。 不是说香港是“天堂”吗？父亲当前的境况，实在有点出乎陈冠杰的意料之外，见到儿子黙不作声，陈阁屏似乎猜透了儿子的心思，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以为香港很好搵吗？”要是换上别个人，听了这句话后多少会觉得有些沮丧，甚至会怀疑自己冒死偷渡来香港是否错了，但这时的陈冠杰却豪情万丈地对父亲说了一句话：“爸爸，别叹气，几年后我一定买一套房子给你！” 几天后，陈阁屏为儿子一家在西环物色了一个住处，这房子只有一间房，厨房、卫生间与别家合用，月租是二百六十元，这样，陈冠杰在香港正式有了一个家。安顿下来后，他便急着要找工作，毕竟要交房租，一家三口还要吃饭。为了儿子的工作，陈阁屏奔波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他任职的西环街坊福利会的理事长向他伸出援手，将陈冠杰招进自己当老板、位于德辅道西的南北行宝明贸易公司。宝明贸易公司的生意是将从中国内地运来的罐头及杂货转口到国外，同时在国外进口鱼翅、花菇、海参到香港作批发，陈冠杰每天负责的工作是将从国外运回来的鱼翅进行分拣，每月的工资为港币四百五十元。 然而，这些鱼翅并非人们在海味店见到的那些已经制作好的干鱼翅，而是刚从鲨鱼身上分离出来不久的生鱼翅，每天，当装运鱼翅的货柜的门一打开，一股死尸般的臭味便扑鼻而来，令人作呕，这还不算，跟这些鱼翅接触的时间长了，还会觉得浑身瘙痒。工作环境虽然恶劣，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话，为了兑现三年后买房给父亲的承诺，他还是咬着牙忍着干下去。 大概是贫富悬殊的缘故，一向以来，香港人对于大陆内地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内地人的蔑视，陈冠杰进入宝明公司工作以后，就常常受到一些原本就居住在香港的工友的白眼，正所谓马死落地行，为了挣钱养家，开始他还强忍着，但渐惭地，白眼变成了挑衅，再后来，挑衅又升级为欺负，血气方刚的陈冠杰再也忍不住了，不肯低头的性格主宰了他的意识，在又一次遭受欺侮的时候，他选择了奋起反击，在一次与来运货的司机的相互打斗中，他用手中的铁钩把那司机打伤了，为了这件事，他离开了宝明贸易公司。就这样，陈冠杰在宝明公司干了一年多后，便失去了工作。 工作没有了，生活还得继续。无奈之时，他想起当年在东莞与强仔卖鸡卖狗的事，于是，他决定重操旧业，做起了街头小贩。他先从卖菜做起，每天天还未亮，他从西环坚尼地城的菜栏购进两箩菜，每箩四十斤左右，他挑着这两箩菜，带上一把秤、一把咸草，上了坚尼地城到跑马地的电车，之所以将菜拿到跑马地去卖，是因为他考虑到跑马地是高尚住宅区，住的都是有钱人家，自然什么东西都贵一点。这两箩菜进货价不到一百元，而卖出时可卖到两元一斤，他姐姐的家当时亦在跑马地，有空时她也来帮忙，对于这个当卖菜仔的弟弟，她没有丝毫的嫌弃。这样，市道好时，他每天差不多能赚一百元，但是，正所谓好水无三朝，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么好的市道的。 有一天，生意不是太好，到了晚上，还有大半箩菜仍未卖出去，陈冠杰只好收档搭电车回到西环街市摆夜摊，西环一带住的都是穷人，消费能力自然低下，在这里卖菜肯定卖不了好价钱，但为了清货，便宜一点也必须卖掉。他挑着菜来到西环街市找个地方放下，当他俯身把菜整理好刚把头抬起来时，正好与站在菜担前的人打了个照面，他失声叫了一句：“爸！”原来，站在面前的并非别人，正是自己的爸爸。此时，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的陈阁屏也发现，眼前这个一身水一身汗的卖菜仔竟然是自己的儿子杰仔。两人都有些愕然，沉默了一会，陈阁屏对儿子说：“什么不好做，要来这里卖菜？”陈冠杰对爸爸说：“爸，我有老婆仔女，要养家，干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干什么。”陈阁屏见儿子说得实在，没有再说什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走了。 卖两箩菜毕竟赚得不多，生意又时好时坏，陈冠杰见到别人卖牛杂生意好像不错，于是便弃了菜箩，自己装修了一辆小推车，每日推着小车，卖起牛杂来。卖牛杂要在当街当路人多之处，这也是食环署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重点盯防的地方，与其他卖牛杂的人一样，与食环署人员玩“猫捉老鼠游戏”，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卖牛杂和卖菜一样，也有生意好和生意差的时候，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来光顾的人很少，此时，他正把小车停在一个斜坡上，为防止小车滑动，他用一根木棍顶着小车，自己坐在一旁。几天以来，生意都不大好，他正窝着一肚子闷气，他思量着，再这样下去，赚不到什么钱，是时候转行干别的了。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食环署的工作人员，张口便骂了起来，还要没收他的小车，他一肚子的怨气正无处发泄，二话不 说，拿起支撑小车的木棍，一棍便把那食环署工作人员打翻在地，丢下木棍，连小车也不要，一溜烟地跑了。 这期间，他一家子过得十分拮据，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没钱添置衣服，只好将父亲穿过的旧衣服、甚至内裤拿来穿。但是，生话的重压，并没有使他低下头来，相反，更激起他昂首去打拼，他坚信，天无绝人之路，香港地虽然不是天堂，但确是遍地黄金，正等待着激流勇进的勤奋者去挖掘。

一天打四份工

打了食环署的人，牛杂卖不成了，情急之下，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的陈阁屏只得又去求助宝明贸易公司老板的外父—西环街坊福利会的会长陈凌峰先生，其实，宝明贸易公司的老板也曾经要求过陈冠杰回来工作，因为他看重陈冠杰力气大，能胜任公司所有的粗重工作，于是，他答应了陈阁屏的请求，但是，考虑到陈冠杰在宝明公司打伤了人，与送货公司的人结下了怨，回到那里工作恐怕会再惹出事端，于是，他便把陈冠杰安排到自己开办的合胜隆蚝油庄工作。 陈冠杰听从父亲的安排，进了合胜隆蚝油庄，他每天的工作是和司机一起，把合胜隆蚝油庄生产的蚝油送到订了货的客户手中，司机只负责开车，而他则负责送货，月工资仍然是四百五十元。由于蚝油庄的老板也姓陈，同姓三分亲，他对陈冠杰也算客气，一年之后，老板见他工作出色，将他每月的工资提至六百元，这是后话。 每箱蚝油差不多有一百斤，搬运起来，对于一般人来说应是相当费力，但对陈冠杰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时，他也就刚满三十岁，在板岭林场挖树穴时练就的一身力气，这时派上了用场。送货工作虽然奔波，但相对在宝明公司拣鱼翅的工作来说，不但卫生、干净了许多，而且劳动强度也不算大，更为优越的是，以前到宝明公司上班，离家远，要花钱坐公共巴士，虽然很多时是走路上班，节省了坐车的的两毫钱，但在路上却要花近一小时的时间，而到合胜隆蚝油庄上班，离家近，走路很快就到了，这样，连每天的坐车饯也省了下来，加上后来每月的工资提至六百元，一家人的生活也比以前富裕了一点了。 但是，这离他追求的目标还差很远，要更上一层楼，还得继续努力。记得在宝明公司工作时，有一天，他发觉自已热气上火了，便到楼下的凉茶铺，要老板捡一些金银花、淡竹叶、葛根、甘草等便价药材，付钱时，才知要五元钱。付钱时，他心痛到不得了，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回想起白天买凉茶的事，心情一直难以平复，他想，小小的一包凉茶便要五元一包，香港地的生话费可真贵呀，自己一个人工作，每月才收入四百五十元，房租花去二百六十元，儿子上幼稚园花去三十元，剩下的便不多了，光靠这四百五十元怎样生活下去？为了更好的生活下去，必须想办法增加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须同时多打几份工，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找一份合适的兼职，他开始留意报纸和街头的招工广告。在 广州，他虽然三年级还未读完，但在被关看守所及苈教所期间，由于天天要写交待材料，也培养了对文字及读报的兴趣，但到了香港之后，他更喜欢在上班中午休息时读读报纸，他舍不得花两毫钱买报纸，所读的报纸都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以前，他喜欢看一些社会新闻，但现在，他却专挑被称作“报纸屁股”的广告栏看。有一天，一则铜锣湾怡和街八十号友爱楼的招工广告把他吸引住了，这大厦招的是值夜看更，工作时间是晚上七时至第二天早上七时，月薪为三百九十元。他算了一下时间，自己在合胜隆蚝油庄每天的工作下午五点多便结束了，吃完晚饭，刚好接得上七点的工作，而大厦看更的工作早上七点便结束，完全可以接得上蚝油庄早上九点的开工时间，午夜间十二点后，还可以在大堂电梯口放置尼龙床休息。于是他便按广告的指示，到该大厦去应聘。按常理，应聘当看更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但这次却来了一个三十来岁后生仔，大厦老板约见陈冠杰后相当满意，当即聘下了他。 令陈冠杰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应聘，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大厦老 板告诉他，他值班的大厦天台顶上有一间空置的铁皮屋，晚上十二点大厦关门后，他可以在铁皮屋里睡觉，而无须睡在大堂电梯口的尼龙床上，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交班后再离开。这样，不但他晚上值班时的住宿问题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为将来一家人住进“免费”房子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他一天中打起两份工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厦老板觉得自从聘用了这个后生仔当大厦看更以来，大厦从未发生过失窃事件，治安情况明显好转，有一天，他特地表扬了陈冠杰，并当即为陈加了三十元工资，这样，陈冠杰每月的工资便达到了四百二十元，陈冠杰乘老板高兴，打蛇随棍上，对大厦老板说：“既然老板这样赏识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安心在这里工作，但我还有老婆孩子，能否让她们都搬到天台上的铁皮屋来住？”老板是个好人，又怕失去这么好的看更，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不过，这间搭在天台顶、只有六平方米大、两米高的的铁皮屋也真不是什么好的住处，破烂不堪不说，最要命的是白天遭太阳暴晒之后，里面热得像个蒸笼，人根本没法在里面停留几分钟，杨艳芬这时正有孕在身，两母子搬来后，白天只能到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乘凉或走进百货公司蹭冷气，直到太阳下山才敢回到铁皮屋来。 不过，再大的困难难不倒陈冠杰，他利用妻子临盆、到医院生产的机会，对这间铁皮屋进行改造。先前在广州认识、一起研制过“橡皮艇”的容国坚等几位知青这时也偷渡到了香港，并在船厂从事电焊等工作，陈冠杰一个电话，他们都纷纷抽空前来帮忙，几个人夹手夹脚把屋顶升高，并搭造了一个阁楼，变成上下两层，此外，还装了一 台在二手市场买来的窗式冷气机，这样，这间铁皮屋虽然窄小，但也似模似样了。 在合胜隆蚝油庄干了一段时间，老板见他勤快肯干，将他的月薪从四百五十元升到六百元，再加上看更的工资四百二十元这样，两份工的月薪加起来便有一千零二十元了，计上省去了以前每月二百六十的房租及从西环到铜锣湾每天数元的车费，开源节流，一涨一缩，以前捉襟见肘、月月清，现在开始每月有了三百元至四百元的结余，望着“红薄仔”(存折)里面的数字越来越大，陈冠杰不禁心花怒放，劲头十足。 应该说，大凡从内地偷渡到香港来的人，大多数对历尽千难万险换来的生活及工作环境都很珍惜，但也有一些人，手中有了一些余钱后，便抵挡不住香港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立时止步，去享受过去在内地享受不到的东西，甚至经常到澳门赌钱，结果是洗袋回来。往往就是这一止步，使他顿时丢失了继续向上的斗志、错失了机会，无法再往前迈出更大的步子来。 所幸的是，陈冠杰并不是这样的人。当他觉得手头有些松动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将余钱积蓄下来，以便将来能做些小本生意。为了挣得更多些，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多做几份工，要胜任多份工作，就必须具备多些本事，于是，他利用空余时间考了一个汽车驾驶执照。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一段时间，与陈冠杰一起送货那个司机嫌人工少，老是请假，每当他请假时，陈老板便叫自己的堂弟顶班，这堂弟顶班的次数多了，便口有怨言，时间一长，那司机也觉得不好意思，便主动提出辞职。司机辞职后，陈老板一时之间招不到合适的人顶上，正在挠头的时候，陈冠杰对陈老板说：“我有驾驶牌，司机走了，我开车送货一块干。”听了陈冠杰的话，陈老板的眼睛和嘴巴顿时都张得大大的：“你？开车包送货？行吗？”司机是司机，送货是送货，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司机送货一肩挑的。陈冠杰早已胸有成竹，他对陈老板说：“怎么不可以？我是有把握的，我保证每天把要送的货全部送到。原来司机的月薪是八百元，我的月薪是六百元，合起来是一千四百元，现在你只需每月付我一千二百元，另外，再给我三张“牛肉干”(罚款单)的钱，按每张三十元算，共是九十元，若罚款超过这个数由我自己负责，这样，你每月付我一千二百九十元，除了节约一百一十元外，还可节省往日司机给警察抄牌而多付出的“牛肉干”钱。”正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在还没有更好办法之前，陈老板只好答允了：“那就先试试吧”。就这样，陈冠杰的身上又多了第三份工作，当然，每月的收入又多了六百元。 开车兼送货，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特别是要货的店铺多在繁华的马路旁边，在这里停车，很容易被警察抓住处罚，虽然每个月有九十元作罚款“基金”，但对于要天天送货的陈冠杰来说，实在是难免“上得山多终遇虎”，稍不留神就会超出预算。为了避免“偷鸡吾成蚀把米”，他在开车送货途中十分注意观察马路两边的警察巡逻的状况，避免撞到警察的枪口上，送货时更是做到手快、脚快、眼快，力求速战速决。如果只是这样，还不是完整的陈冠杰，除了不少人都能做到的以上的这些外，他还时不时祭出妙招，令自己既能安心送货，又能躲过警察执罚。有次送货到中环毕打街，这条街十分繁华，整天人来人往，若把车停在街口允许停车的地方，人扛货进去，来回起码要花大半个小时，为了省时，他干脆把车开进街内要货的店铺附近停下，下车后立即把车头盖打开，并在车头当眼的地方贴上一张报纸，报纸上写着两个斗大的字：坏车。这样，巡逻的警察来到，只见“坏车”，不见司机，对于这种“意外事故”，他是不能开出罚单的。这一招虽然不是常用，但用起来却是屡试不爽的。 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陈老板的两个内侄经营的“二合”蚝油，在港九新界各区很多铺头都有经销，而经营合胜隆蚝油的铺头却相对较少，怎么会这样呢？经过观察，他得出了结论，究其原因，一是合胜隆蚝油的质量虽然比二合蚝油好，但价钱比二合蚝油贵了二成，二是合胜隆的老板仗着蚝油庄是港澳老字号，平日不注重本港的业务发展，从来不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推广，更没有推销人员。陈冠杰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他对陈老板说：“陈世伯，合胜隆蚝油的质量好是好，但平日只注重欧美市场，在本港缺乏宣传，所以销路长时间打不开，若你不嫌弃，我来试试为合胜隆做推销工作。”陈老板听了他的话，不禁沉吟起来，其实，自己的品牌在本港缺乏宣传推销他是知道的，但搞宣传推销需花成本，他又不得不考虑。见陈老板低头不语，陈冠杰说：“我替合胜隆做宣传推销，不影响日常送货，又不需要你额外加人工，等有成效以后再说。”不用增加成本又能进行宣传推销，何乐而不为？陈老板高兴地说：“这样很好，但我又不能让你白做，这样吧，若能增加销路，我把新增营业额的百分之三给你，而且是永久性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这样，陈冠杰便同时兼起了第四份工作。为了不影响正常送货，他计划利用期天休息日去开展推销活动。第一个星期日，他换上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对港九各区的杂货铺逐一登门访问：“你好，我是合胜隆蚝油庄的，特地上门向你介绍合胜隆蚝油。”他走了很多店铺，得到的回应多是：“合胜隆？没听说过，我们一向都是经销二合的。” 一段时间过后，效果并不里太好，还往常吃闭门羹，但他并不善罢甘休，有空便静下来苦思良策，终于，他又想出了一个妙招。他把强仔、容国坚等几个“沙煲兄弟”叫到一块，给了他们每人一张港九地区的线路图，又然后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不久，容国坚、强仔两人的老婆、拖着孩子出现在港九各区的街头上，她们分成两组，分头行进，见到杂货铺便走进去向店里的人询问，继而发生的几乎是同一个场景：问：“有没有合胜隆蚝油卖？”答：“没有合胜隆，我们只卖二合。”问：“我只找合胜隆买，用很久了，很多人都说这牌子好。你们这么大的一间铺头，怎么不卖合胜隆？”答：“……”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轰炸”之后，陈冠杰认为时机成熟，便以合胜隆蚝油庄业务经理的身份找到这些店铺的老板说：“我们合胜隆蚝油庄最近接到很多电话，投诉说在你们这一带店铺买不到合胜隆蚝油，其中就有你们这一间，你们都是做街坊生意的，我见贵宝号规模不小，想让你们做合胜隆蚝油的代理，我们是名码实价，每支蚝油只收你们八折，其余二成是你们的利润，不知你们觉得怎样？”见老板心动了，他便打蛇随棍上，说：“这样吧，如果你有心，就作合胜隆的代理吧。”很多杂货铺的老板被说动了，慢慢的，在陈冠杰的努力下，不到三个月，合胜隆蚝油庄的客户增加了五百多间，白天忙不过来，他便利用晚上看更时用电话补货，一个月下来，每个月至少可以增加三、五百元的收入。

转机出现

两年很快过去了，这期间，陈冠杰有了一点小积蓄，但一身兼做四份工，时间一长，确实感觉得有点辛苦，于是，他便谋求转工，不过，合胜隆蚝油庄的工作可以不做，但晚间的大厦看更工作是不能丢弃的，因为，这份工还连带着一间让一家人免费入住的房子呢。 在当时的香港，拥有一个汽车驾驶执照，找工作还是相对容易的，不久，他找到了一份相对舒适的工作，做一位专门经销手袋的老板的专职司机，月薪是一千元。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没想到，这一转，便转出一个商机来，直令他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 这老板姓郭，原是上海人，大陆政权易手时两夫妇到香港打拼，男的特具上海人的精明，女的精通车缝技术，开始时只是到皮革厂捡一些边角废料，回到家自制模具，把这些废料压剪成不规则的三角形，再把这些小料缝接起来，制成一个个精巧漂亮的鼓形“箍笋”(坐椅)，那时，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不少先富起来的家庭标榜西化，箍笋成为不少家庭客厅西式沙发的标配物，这对上海夫妇制作的箍笋由于外观漂亮，又是真皮所做，放在永安、先施等一些大百货公司也成了抢手货。这样，他们便积下了一些钱，靠着掘下的第一桶金，他们开始走出家庭，租下铺面，成立了一间与“平平地”谐音、名叫“PPc”的手袋批发零售中心。 应该说，郭老板开始经营手袋销售时还是顺风顺水的，那时经济一直向好，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追求“摩登”的人越来越多，各式手袋的需求量十分巨大，正是由于看到市场的需求潜力，这对夫妇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意，店铺一间接一间地增加，最后竟在香港开了八间店铺，陈冠杰开车，每天就是载着郭老板在八间店铺之间不停地转动。 但是，商场如天际，时有不测之风云，当陈冠杰成为郭老板专职司机一年以后，手袋销售市场发生了变化，事情的起因倒不是香港经济衰落，相反而是由于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腾飞，经济的持续向好带动着各行各业的繁荣同时，也带来社会潮流和对生话需求的变化，这其中也必然裹挟着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同行竞争之中，大鱼吃小鱼是商场铁律。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底子并不雄厚的郭老板渐渐不支，一步一步败下阵来，货物堆在店里卖不出去，店铺一间接一间关门，没多久，积货还有不少，但店铺就只剩下上环街市对面这一间了。 郭老板已有三个月没向陈冠杰支付工资了，也就是说，他已欠下陈冠杰三千元，正在这时，电灯公司向郭老板下了红色催费单，催费单显示，他已欠下电灯公司一千七百元的电费，再不交就要断电，连最后的—间店铺也要关门了。焦头烂额的郭老板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求助自己的司机，他对陈冠杰说：“对不起，我的资金一时还周转不来，你先替我把电费垫上，到时我连工资一并还你。”郭老板一步步身陷窘境，陈冠杰是亲眼目睹的，他想到，现在找工不易，老板有店开，自己才有工做，若老板破产，自己那三千元工资可能也拿不回来了，唇亡齿寒，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况且，郭老板是个好人，能帮就帮吧。于是，他答应了郭老板，拿出自己的积蓄，替他交了电费。岂知事情并没有到此完结，过了不久，店铺业主催交铺租，数目是整整一万元。这回郭老板再也顶不住了，他知道再叫陈冠杰白白替他代交铺租是不可能的事，但问题总得要解决，于是他便找陈冠杰商量说：“这一万元的铺租还是你替我交了吧，我把这间铺的经营权及积存的货尾都一并给你，这样，我们两清，怎么样？”陈冠杰听后，并没有马上应允他，他的心里，此刻在算着一盘账，他想到，如果这一万元铺租不交，郭老板破产，自己那四千七百元也拿不回来，按估算，店铺剩下的货尾价值应有两至三万元，况且，替郭老板开车这一年多来，自己已基本熟悉了手袋买卖的业务及联系的厂家，再盘算一下家中“红薄仔”的数字，应该还可以拿得出一万元来，这样，用一万四千七百元的价格盘下这间店，看来还是花得来。 岂料当陈冠杰把自己的打算提出来与妻子商量时，却遭到妻子的反对，她认为，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积蓄，一下子就全拿出来，弄不好会血本无归，重新打回原形，实在是不值得。陈冠杰对妻子说：“不帮郭老板，他欠我的四千七百元也就泡汤了，我们还年青，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但如果不敢去闯，就永远也没有出路。”他极力说服妻子，咬牙把郭老板的店铺盘了下来，这时己是一九七六年了。 陈冠杰竭尽全力盘下了郭老板的PPc手袋批发中心之后，这意味着，他开始独挡一面做生意了，但是，这门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搞得好就食鲍参翅肚，搞不好就要锇肚，甚至“走佬”，他在郭老板身上已有深刻的体验。为了给家庭生活“保底”，盘下店铺之后，他不敢有丝毫的飘飘然，白天全身心放在店铺上，晚上还是继续当他的大厦看更，想到白天黑夜两个绝然不同的身份，他自己也觉得十分搞笑。 接手店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想办法将积压下来的存货销出去，有了在合胜隆蚝油庄搞推销的经历，陈冠杰对推销货品多少有了一些经验，在勤快之中，他又常常动起脑子来。在跟随郭老板跑生意的那段日子里，他去过很多手袋厂，于是他便到这些手袋厂里，帮他们清理数年或十数年积下来的旧手袋样板，每箱以垃圾价收购回去。这些货板中有一款女装手袋，数量有近百个之多，销了很久都销不出去，他对这款手袋进行仔细分析，他发现，这款手袋无论皮革质量或是做工、款式都属上乘，唯独颜色是香港人不喜欢的黄色，这颜色，说得好听是“菊花黄”，说得不好听便是“濑屎黄”。有一天他听到一位客人说，南美洲人喜欢这颜色，如果这里是巴西，这款手袋肯定好销。这句话触动了他的灵机，思索之下，他设计了一个细密的剧本，像上次推销合胜隆蚝油一样，他又要导演一出天衣无缝的“街头戏剧”了。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更是“演员”，至于另一位与他一唱一和的“演员”便是强仔，他把强仔找来，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第二天，在外国游客常到的黄大仙庙附近的一间皮革手袋专卖店里，来了一位推销员，他手中拿着几款女装手袋，其中就有那款黄色的，这个“推销员”便是陈冠杰。把那款黄色手袋交给皮货店老板作样板，说：“我先放一个样板在你店铺里，我那里还有近百个，如果有人要，你可到我那里进货，如果你把我的货全要了，我给你打三折，原本三百元一个的真皮手袋，你只需九十元进货，这是非常便宜了，不过，要现金交易。”过皮革店老板觉得实恵，便答应了下来。 过了几日，这间箱包店来了一个皮肤黝黑、西装毕挺的人，这人在店铺里东挑挑西拣拣，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那个黄色的手袋上，他把黄色手袋拿在手中，对手袋各个部位进行仔细、反复的检查，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先生喜欢这款手袋？”老板问，“是的，我是巴西华侨，来香港采办货物的，这款手袋的颜色很适合巴西人，下个月就是巴西的国庆日，那边有一个公司的老板想给每位员工送一个手袋作礼物，我想采购一批这款手袋回去，不知你这里有多少？”老板一听，高兴极了，马上说：“有的，有的，多的不敢说，一百个还是有的。先生的真有眼光，说实在的，这手袋无论用料和手工都是上乘的，如果你满意，每个五百元卖给你，若全部要的话，那就打个五折，两百五十元一个。”巴西华侨说：“这批货我要定了，两百五就两百五，有多少我要多少。这样吧，为了表示诚意，我先给你一些定金，不过今天出门太急，现金没带多少，过几天我再来取货。”说完，放下三百元就走了。这巴西华侨走后，皮革店老板马上给陈冠杰打电话，要他尽快把那批黄色手袋全数送来，他要全部买下。就这样，这批用料、做工都属上乘的黄色手袋便神奇地转到了黄大仙庙附近那位箱包专买店老板手里。不用细说，那位“巴西华侨”，便是强仔饰演的。 除了想方设法推销存货外，陈冠杰又积极想法开辟新的生意渠道。他又从郭老板利用皮革废料制作箍笋的事例获得灵感，不过，他这回利用皮革废料制作的不是箍笋，而是小钱包。他从手袋厂捡回了各种颜色的皮革废料，并购置了一台缝纫机，由妻子在家中制作成一个个精致的小钱包，再拿到街上去卖，这些小钱包非常适合用来装硬币，甫一推出，便大受家庭主妇的欢迎，特别是在中环一带菲佣聚集的地方，每到星期天，这些小钱包便成了菲佣们的抢手货。 这段期间，陈冠杰可以说是十分拼命，每天早上还未吃早餐便往手袋厂跑，跑完一间又一间，有时竟连午饭也忘记吃，等想起要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五点钟多了，为了不耽误晚上的看更工作，他在匆匆吃过一个盒饭后，马上又坐上巴士往回赶，由于疲劳，很多时候在巴土上刚一坐下来便睡着了，连坐过了站也全然不觉。 就这样，他不知疲倦地干了一段时间，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当他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总结一下自己的生意时，才发觉虽然自己已出尽法宝，但生意却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再这样下去，稍不留神，便会重蹈郭老板的复辙，妻子最为担心的那种“打回原形”的状况就要出现。 是时候寻找新的出路了，他想。

一条生路

香港地遍也黄金，大可通过千行百业去挖掘，但究竟做那一行才适合自己，陈冠杰一时也是茫无头绪。不过，在未找到新的出路以前，他首先想到的是减轻身上的负担，只有减轻了身上的负担，才可轻装前进。于是，他把原来铺位的一半以每月三千元分租出去，一段时间过后，他再将铺位余下临街的小部分再分租出去，租金也是三千元。 后来这次分租，原意也只是进一步减轻负担而已，没想到这一分租，竟让他找到了一条生路。这次分租出去的地方并不大，铺面临街部分的长度仅一米左右，他开始并不明白租客每月花三千元租下这豆腐干大的地方究竟卖什么，直到租客新店开张，才知道租客卖的原来是电子手表。 第一代的电子手表，是擅长钟表制造的瑞士人于一九五五年研制成功的，属于第二代的音叉电子手表则是一九六O由美国人研制出来，一九六九年，日本人又研制出属于第三代的石英电子手表，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瑞士、日本等国家又相继研制出了液晶显示的石英电子手表，并于一九七三年开始投放市场，这租客卖的就是这种有数字显示的电子手表，而这种手表也是刚刚传到香港不久。 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手表来说，电子手表不但价格便宜，而且款式繁多、携带方便，所以刚一在香港露面，便大受追求新鲜时尚的香港市民特别是年青人青睐，这间小店虽然窄小，但生意十分火爆，天天都围满来选购的人，很多时候都排起了长队。眼前的景象令陈冠杰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小小的一个电子手表竟然会引来这么大的商业效应，他想，这电子手表虽然价值不高，但需求量大，小数怕长计，这门生意，前景恐怕是无可限量哩。再想深一层，当今已进入科技发展的新时代，电子手表得到市场热捧，除了价廉物美之外，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他明白了，要想冲出一条成功之路，就必须顺着时代发展的潮流、踏着社会前进的节拍而上，于是，他决定有样学样，在电子表行业里冲出一条生路来。 经过从旁打听，他得知香港出售的电子表都是用日本的原材料在香港装配的，而目前在香港，已经出现专门装配日本电子表的工厂了。兵贵神速，他赶紧把还未转租出去的铺位剩余部分全部转租出去，全心全意去开辟电子手表这个新的战场。 但是，原先的铺位全都分割转租出去了，没有铺位，谈何销售？情急之下，他自己造了一个五十公分见方、十五公分高的玻璃柜，并将这个玻璃柜摆在自己晚上在那里当看更的铜锣湾怡和街八十号友爱楼的大门口旁边的柱边，将这里作为销售点。在摸熟了电子表厂的门路之后，他以每只三十元的价钱从厂里进货，然后以每只标价八十元的价格出售，开始时，为了吸引顾客，他通通打八折出售，这样，即使每只电子手表卖出六十四元，还是有不少的利润可赚。他的销售点虽然只有一个玻璃柜，但生意还是十分火爆，有时夫妻两人齐齐上阵人手还略嫌不够，只好请老父亲出来来帮忙。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这座友爱楼的所在位置并不是商业旺地，如果要扩张业务，这里显然不是理想的地方，于是，他毅然成立了德兴电子表厂，并投下月租二千元在阁麟街租下一千铺位，在这里销售电子表，情况果然要好得多。 时间一长，他又发觉，香港售卖电子手表的点档渐浙多了起来，点档多了，生意自然就薄了，于是，他想到把生意扩充到远离香港的地方，那时，中国大陆还未开放，要去，最方便的便是澳门。他也真的把生意做到了澳门。不过，到澳门后，他并没有走常规之路，租店开设销售点，而是找到澳门日报社，要求与报社合作，在每天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个豆腐干般大的电子手表销售广告，并告之凡手持从澳门日报广告栏上剪下来这则广告者，可到澳门日报社以七折的价格购买一个电子手表。这样一来，他省了租铺的钱，而报社也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说真的，这种双赢的办法，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想得出来的。应该说，这种成本不高的售卖方式令陈冠杰赚到了一些钱，但麻烦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澳门这个遍地赌场的地方，像很多香港人一样，人在澳门，时间长了，又怎能抵得住赌场的诱惑？特别是手中有几个余钱的时候。陈冠杰最终还是走进了赌场，十赌九输，虽然输的数目不大，但可以想象，赚到的钱也是所剩无几了。 与电子表厂打交道时间长了，陈冠杰了解到，装配—个电子手表的成本只有十几元，而出厂价可达三十元，其中的利润相当可观，况且，电子表由表肉、表壳、表带、电池几部分组成，这几部分的原材料都是有现成货可进，只要有了这几样原材料，便可以装配成一个电子手表，而装配技术也十分简单。了解到这些以后，他荫发了自己开厂装配电子手表的想法，而正在这时，一股以电子手表为主体、以中国大陆为目的地的走私风正在兴起，一时间，香港电子手表的需求量陡然倍增，一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商机在他的面前出现了。 一九七七年，他先后注册成立了香港展艺企业有限公司和德兴电子表厂，并分别到供货商那里购进了表肉、表壳、表带，而装配工场就设在自己家中。一段时间过后，他发觉作为电子手表核心部位的表肉在整个成本中占去最大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表肉也能自己生产，那么生产成本便会大大下降，利润也就随之增加。于是，他便琢磨起表肉的构造来，一番研究之后，他发觉在电子已经集成化的时代，表肉看似复杂，其实并不难造。熟门熟路之后，他便直接购进日本产的表肉零件，自已生产起表肉来。 既要装配整表，又要装配表肉，更要扩大生产，家里那一点地方显然不够了，陈冠杰这时展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眼光和胸怀，他明白，是时候跳出家庭，到外面“发围”了！他在铜锣湾百德新街恒隆中心以月租一万元的价格租了五十平方米作工场兼写字楼，并招来了自己的亲戚及阿强等一班员工，又花了两千元买了一辆水箱常常发热、故障多多的二手日本皇冠小轿车，这样，一个似模似样的工厂在他的手中创立了，而他，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第一次当起了老板。这时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距离他从尖鼻咀踏上香港的土地的时间仅仅过去了五年多。 虽然当了老板，有了自己的工厂，但陈冠杰此时还是不敢把大厦看更那份工辞掉，白天，他穿起西装打上领带，管理工场，东奔西跑与客户打交道，晚上，他把西装脱下，换上牛头短裤，便在友爱楼值班。事实证明，这老板也真的不是那么好做，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识不全，身边又没有一个得力助手，涉足的又是一个全新的高科技领域，一切的一切，都给他的能力带来极大的压力，一天下来，状况可以用晕头转向来形容，有一次在办公室，当他走近窗户想吸口新鲜空气时，竟然出现了幻觉，见到半空中有一个白衣少女向他招手“下来吧，下来吧……”好在他不知怎的一下子回过神来，才不至于令悲剧发生。 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陈冠杰坚持了下来，就在这工厂老板和大厦看更的角色转换中，一九七八年，他扩大了业务，成立了香港东洋集团以及东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不久，业务再进一步扩大，他经营的公司已变成东洋电子(香港)公司了。

豪宅梦

自从踏上香港这块土地以来，陈冠杰一方面为创立自己的事业而不知疲倦地拼搏，另一方面，也为一家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舒适的居所而费尽心机。 当初在西环租屋住的时候，他曾花了二百五十元买了一部别人淘汰了的三十英寸黑白电视机，后来搬到友爱楼的天台铁皮屋居住时，这台电视机也搬到了铁皮屋里，这铁皮屋只有六平方米大小，儿子看电视时距离电视机一米左右，时间一长，儿子竟变成严重的近视眼，这件事让陈冠杰感到深深的内疚，如果自己有一间宽敞的房子，儿子又至于此？ 在合胜隆蚝油庄工作期间，有一天，他送蚝油到一高尚住宅区，走进这栋大楼的大堂，见有两部豪华电梯，他正要走进其中一部，忽听得大楼看更在后面喝问：“干什么的？”他连忙答：“送蚝油的。”看更一听是送蚝油的，连忙摆手说：“从后面货梯上。”陈冠杰只得绕到楼后面的冷巷，上了货梯把蚝油送到货主家里，趁着主人进屋拿钱之际，他伸头往屋里望，里面是个客厅，面积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他几乎要“哗”出声来，见到这间“豪宅”，万分羡慕之际，不禁想起了自己一家蜗居的天台铁皮屋，相比之下，是何等的悬殊！在进入货梯往回走的时候，面对着冰冷的四壁，他暗暗向自己发问：什 么时候我也可以拥有这样一间“豪宅”呢？不过，这时他也十分明白，豪宅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就必须努力挣更多的钱。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不懈努力得到日积月累的回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他的“豪宅梦”也一天一天接近达成。一九八O年，他在铜锣湾百德新街买下了第一套房子，随后又在西环山市街买下第二套房子，并在屋契上写上了父亲陈阁屏的名字，实现了为父亲买一套房的诺言。一九八一年底和一九八二年，他又先后在西环买下第二、第三套房子，一九八三年，他在宝马山又买下一套房子，当然，这其中，有买入，也有卖出。

一九八二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就香港展开谈判，在走出北京人民大会堂时摔了一跤，也就是这一年，不少居住在香港的富人开始产生了抛售物业、离开香港的念头，报纸上天天都有出售房屋的广告刊登。时间到了一九八四年，有一天，陈冠杰看到报上刊登一则出售豪宅的广告，无论地段和面积都十分合意，于是便约了卖家看楼，原来出售房子的是一个美国华侨，因“九七”临近，看不清香港的前景而产生恐惧心理，急于要将自己的在香港的物业清理掉，由于当时急于抛售房屋的人多，价钱自然也不会要得太贵，这座名曰“豪苑”、约三百平方米大的房子要价一百二十八万，首期只交百分之十，也就是十二万，十二万元，对于这时已有一定资本积累的陈冠杰来说已不是一件棘手的事了，于是，这桩好事很快便得以成交，他的豪宅梦至此终于变成了现实，巧的是，这座豪宅与当年他送虴油见过那座豪宅竟在同一栋大厦里。

也许是在东莞生活期间做过泥水佬的缘故，陈冠杰对房子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敏锐度，在为自己的居所奔忙的时候，他又“趁低吸纳”，陆陆续续购进了数十多间旧式“唐楼”，购进这些没有电梯的唐楼后，他并没有马上把这些房子租出去，而是将这些房子进行分割，重新组合成一些住房、厨房、厕所配套齐全的小单元，后来，香港人把这些小单元称之为“劏房”，这些“劏房”推出后，大受一些从新界农村出市中心打工的人及在香港没有任何根基的逃港者、新移民的欢迎，时至于今，尽管香港的高层居民楼如森林密布，但“劏房”还是相当盛行，算起来，他在“劏房界”可以说是算得上祖师爷级的人物了。 这期间，陈冠杰虽然以生产电子表作为自己的主业，但在买房卖房及经营“劏房”的过程中，他也受到房地产方面的历炼，这为他日后在开发房地产的大海里遨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章 砥砺前行

还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中国大陆的这一个惊天巨变，对于大多数居住在香港的人来说，一开始感受可能不是太深，但对于那些历尽千辛万险、背负着“叛国投敌”骂名的“逃港者”来说，却敏锐地从中读懂了一个令他们舒了一口气的信息，那就是他们不再被认为是“叛国投敌”的“阶级敌人”，说不定过些时候，他们便可以以“港澳同胞”的身份，大模大样地跨过罗湖桥，回到他们的出发地，与亲人团聚了。 果然，这个日子很快便来到了。继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之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也下发通知，摘去全部“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深圳边防及家乡政权也不再为回乡的“逃港者”设置障碍，经过有人“试水”之后，一批又一批“逃港者”畅通无阻地来往香港和内地之间。 一九八O年春节期间，早已归心似箭的陈冠杰也加入了回乡的行列，这时，距离他离开东莞县城县正街一巷1号的住家，在深圳湾下水偷渡的时间，已整整过去了七年。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是他少年读书的地方，目前他的哥哥、妹妹正在这里生活。年前，当他从尖鼻咀上岸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而七年后的今天，他在香港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事业正在稳固起步之中。 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领着老婆孩子，挑着装满食品和衣服、重重的两担行李，跨过罗湖桥，坐上了回广州的火车，为了给亲人多带几件衣服，他身上穿得像棕子一样。回到广州东站，哥哥早在站外等候，随后，他们一家住进了作为广州为数不多的涉外宾馆之一的广州宾馆，亦即广州人常说的二十七层。劫后余生，看到杰仔光光鲜鲜地回来，亲人们自然十分高兴，但一念到另一位在逃港途中失踪了的弟弟冠华，大家又不免黯然起来。 陈冠杰把从香港带来的礼物都分送给广州的亲人，一家人更有说不完的话。这时的中国，刚从经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一切都是那样的匮缺，对于香港的东西，难免趋之若鹜，有一天，陈冠杰的哥哥来到陈冠杰居住的房间，见到陈冠杰穿回来的西装便爱不惜手，他把西装穿上身，再打上领带，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老是不肯脱下来。陈冠杰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在临离开广州时，他把这套西装连衬衫、领带、皮鞋一起，都送给了哥哥，自己只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短西裤、一双拖鞋回香港，回到香港住处，街坊见他这个模样，忙问他是否在大陆遭到了打劫，他苦笑着说：“差不多吧。”不过，能惠及家乡的亲人，他此刻的心应该是甜的。 过了不久，杨艳芬携着一双儿女，迫不及待地回了一趟自己的外家广西容县。近十年过去，杨家的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哥哥和嫂嫂在最近几年相继亡故了，家中剩下三个孤儿。当初陈冠杰被关进看守所时，杨艳芬和儿子曾被“工纠”押回老家容县，是哥哥、嫂嫂顶着压力，收留了她们母子两人，对于这件事，陈冠杰夫妻俩一直心存感激，思量报答，无奈那时环境恶劣，自顾不暇，一直未能如愿。到如今，已有能力报答，但哥哥嫂嫂却又不在了，怎不令人倍感遗憾？特别是见到三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杨艳芬更觉无比心酸。 按规定，港澳同胞回内地探亲暂住是要到当地派出所申报户口的，而当地派出所接报后要上报县公安局备案，杨艳芬这次回容县，也依足这个规例。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国人对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十分崇敬，特别是那些想借用港澳同胞之力带动家乡建设的地方官员，更是不愿放过任何一个接触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机会，那怕他只是普通的打工一族。当容县公安局长知道有位香港商人陈冠杰的妻子回县探亲时，马上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并联合县侨办把杨艳芬接到县里，叙谈之中，容县公安局长得知几个孤儿的情况，便郑重其事地对杨艳芬说：“杨女士，你侄儿这种情况按政策是可以申清他们去香港与你一同生活的，你如果同意申请，填张表就可以了，方便得很。”说完，马上代填了一张申清表，叫杨艳芬签上名后，吩咐手下的人即送县侨办签名盖章。 待做完这一切后，公安局长对杨艳芬说：“现在申请赴港的人实在太多，如果按排队，轮到的话可能要一、二年。不过，事情也不是一概而论，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应该是可以特事特办的。你知道，县里穷，今天侨办接你上来用的还是国产的北京牌吉普车，我们也希望杨女士对县里有所贡献，”杨艳芬听后马上对公安局长说：“县里是否想要车？”局长一拍大腿说：“你们真不愧是个生意人，话头醒尾。”杨艳芬马上给在香港的丈夫挂了个长途电话，陈冠杰把汽车的照片寄回容县，得到首肯后便到车行以一万九千元的价钱购了一部面包车。 第二天，容县方面也极其神速地办妥了有关车辆的一切进口手续，第三天，陈冠杰亲自把车送到深圳文锦渡口岸，并与容县方面派来的司机一起，把车开回了容县。当晚，三位孤儿的出境手续办妥，并直接从深圳出境，到达了香港，其手续的办理速度，真是快到令人不敢相信。 陈冠杰赠送回来的这部面包车，应该是广西有史以来接受的第一辆境外赠车，面包车接回容县后，有关部门在车身上喷上“赠广西容县侨联会 香港同胞陈冠杰赠”两行醒目的大字，车到之处，引起不小轰动，沿途居民都争相观看。其实，广西容县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到香港及东南亚一带谋生，在广西也应算是个有名的侨乡，但由于没有“领头羊”，不少有心支援家乡建设的容县籍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都在观望，一直没有实际行动，自从陈冠杰赠车以后，大家都受到感染，不久便陆续有人赠车了。 登陆佛山

应该说，陈冠杰在香港的电子表生产，一开始还是顺风顺水的，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表厂越开越多，人工越来越贵，电子表的需求量又渐趋饱和，若不是还有走私这一条“歪道”，很多厂早就停产“执笠”了。形势非常明朗：若找不到突破口，在激烈的竞争之下，结果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人愿意束手待毙，很多同行都在寻找出路。正在这时，从中国大陆这边透出了一丝亮光，有消息传来，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欢迎港澳同胞回内地与内地企业合作，开展“三来一补”业务。 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来料加工是指外商提供原材料，委托内地工厂加工成产品，产品归外商所有，内地工厂按合同收取工缴费，确定工缴费时，需要考虑国内的收费标准、自身的成本、国际上的价格水平、委托银行收款的手续费、以及是否支付运费和保险费等因素，此外，还需规定制成率、用料定额包干，如果外商同时提供了生产设备，其价款从工缴费中扣除。来料装配是指外商提供零部件和元器件，并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仪器，工具和有关技术，由内地工厂组装成产品。来样加工就是由国内企业按外商提供样品的款式、规格和质量进行加工，产品交给外商后，收取材料费和加工费。补偿贸易就是由外商向国内企业提供技术、设备、专利等作为投资，在项目投产后，以投资项目的产品或其他产品分期偿还投资本息。“三来一补”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造出来的一种贸易方式，最早出现在一九七八年，一九七八年七月，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设在虎门镇的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开了全国开办三来一补企业的先河。 当三来一补之神遇到陈冠杰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一年了，那时，他也正在为如何冲出困境而焦虑着，有朋友告诉他，佛山市无线电四厂正在寻求合作伙伴。说起这个佛山无线电四厂，当年生产的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也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无奈随着半导体收音机的兴起，电子管收音机便续渐走上了下坡路，产量不断萎缩，资金周转不灵，工厂濒临死火状态，成了一个典型的“厂房老、人员老、技术老、设备老、产品老”的“五老”工厂，连工人的工资也靠到银行借贷才发得出。 在中间人的引见下，陈冠杰很快便与佛山无线电四厂的负责人见了面，为表诚意，他请该厂的一位副厂长到香港考察。双方都急于寻找出路，自然一拍即合，条件很快便谈妥了：由陈冠杰的东洋电子（香港）公司提供设备、原材料及技术指导，厂方则负责提供厂房、水电及生产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运回香港，而厂方则赚取加工费。为了适应新的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陈冠杰提出，由于原厂的工人严重老化，要重招一批年纪轻、眼力好、文化程度达到初中以上的人到一线当装配工人，原来的老职工改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而且，为了激励一线装配工人的生产热情，这批工人的工资必须要比其他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达到月薪四十元。为了厂的生存，这些条件厂方也都同意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有能力的港澳同胞，赠钱赠物、支援家乡建设的不少，但回内地设厂生产的却不是太多，陈冠杰作为一个在大陆生活期间备尝屈辱与艰辛、历经千辛万苦才脱离大陆逃到香港的“逃港者”，竟敢带着身家性命，重新投进大陆怀抱，除了具备非一般的生意眼光之外，也算是有胆色的一个了。 由于职位新鲜，薪酬透人，佛山无线电四厂的招工广告一贴出，顿时轰动了佛山全城，正式招工那天，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名年青的新工人很快便招够了，经过培训，很快便走上了流水线。 装配电子表的工艺流程并不复杂，佛山无线电四厂停掉了原来生产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的生产线后，很快便把生产转到装配电子表方面来，根据双方的合同，生产线每天生产电子表约三千只，一个月的产量可达八万只以上，这个数量，是陈冠杰在香港铜锣恒隆中心的厂房里无法生产出来的，这个生产量，也足以压倒许多香港同行，由于厂房及工人工资方面的开支比香港便宜，生产成本也就比他们要低得多，而作为佛山无线电四厂，每月得到的加工费也足以让这间老厂继续运转下去了。 陈冠杰与佛山无线电四厂的合作是他踏足中国大陆发展的第一次尝试，应该说，这“头啖汤”还是相当鲜美的，他们的成功合作，给许多跃跃欲试的港商和内地濒于死火的企业树立了典范，佛山市外经委更是把佛山无线电四厂作为典型来推广，喝上“头啖汤”的陈冠杰也被命名为佛山市的荣誉市民。

迈开大步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进一步打开，经济政策又向推进了一步，在继续推行“三来一补”政策的同时，又允许中外合资开办企业。嗅觉灵敏的陈冠杰及时捕捉到这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觉得，要想自己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他果断地作出了决策：从“三来一补”这种小打小闹的模式脱出身来，投入到“中外合资”这股新的潮流中去。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与也是正在寻求合作伙伴的山西工艺美术厂取得了联系，这间工厂在山西省太原市，原是一间专门用玉石、玛瑙作原料，雕琢、打磨美术工艺品的工厂，但由于多年来因陈守旧，产品落后、人员设备严重老化，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去，不过，这间厂在中国银行拥有外汇额度，转型“中外合资”有着明显的优势。随着中国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他们觉得光靠几件工艺品挣不了什么大钱，便想利用自己拥有厂房及外汇等优势，转型做点别的产品，当时，电子手表正风行全国，于是，他们便把眼睛盯住了电子表行业。由于佛山无线电四厂这时在电子表芯制造行业中小有名气，该厂专门派人南下，到佛山无线电四厂进行考察，同时，他们又诚意邀请陈冠杰到太原，到工艺美术厂进行考察和洽谈。 几经接触之下，陈冠杰觉得跟该厂合资办厂完全可行，于是双方便于一九八三年秋开始洽谈有关合资办厂生产电子手表及电子计算器的事宜。不过，令陈冠杰意想不到的是，在山西办事与在广东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东，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办起事来讲求速度，而在山西，虽然口里嚷着“改革开放”，但一切都仍然按老套套去办，磨磨蹭蹭之下，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双方才开始就合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合同草拟以后，便开始在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漫长的公文旅行，前前后后盖了七十三个公章，从太原市一直盖上山西省，从山西省一直盖到国家轻工部，直到一九八四年的七月，所有程序才正式走完。 除了办理手续方面遭遇诸多障碍之外，在厂房的建设上也遭遇了不少难题，电子表的装配要求无尘作业，对车间的要求除了密封之外，还需安装空调设备，在那时，那怕是窗式空调机，在中国内地还是罕见之物，当陈冠杰把十六台日立窗式空调机从香港运到厂房时，厂内竟无人懂得安装，好不容易打听到有一位电工愿意尝试，但每台安装费却要价五百元人民币，听来令人吓了一大跳，那时太原的一个工人每月的工资才几十元，安装一台空调机要五百元，十六台岂不是要八千元？其实，这人是不是真的懂安装还不肯定呢。 一来为了节省成本，二来为了保证安装质量，陈冠杰决定亲自动手，七、八月的太原，暑气逼人，他脱下西装和衬衣，光着膀子， 只穿一条短裤，爬高爬低，一个人硬是把十六台空调机安装完毕，工人们见状，都吃惊得目瞪口呆：这个光膀子干活的人就是来投资的香港老板吗？ 这家电子厂是陈冠杰在中国内地与内地企业联合开办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山西省乃至华北境内开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签定后，合资双方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双方商定，这间厂定名为“华杰”电子有限公司，“华”代表中华，“杰”则代表冠杰。陈冠杰从香港引进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瑞士产的AB500全自动焊接机，并负责派遣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进口电子表的零部件，而山西美术工艺厂方面则负责提供厂房和工人，根据合同规定，东洋电子（香港）公司引进的设备作价十五万美元入股，而山西美术工艺厂提供的厂房也作何价十五万美元入股，利润则五五分成。 由于华杰电子有限公司是山西省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政策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它的开业，实是山西省的一件大事，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正式开业的那一天，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省长王森浩双双出席了开业典礼，省长王森浩并亲自操刀剪彩。 开业以后，产品以销定产，月产电子手表约十万只，每只出厂批发价为人民币十元。本来，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产品的一半出口国外，另一半留在国内销售，但产品出来后，马上引起了国内大小商家的抢购，不少订了货的客户往往等不及而跑到厂里来要货，这些人甚至整天蹲在车间外面，一旦产品检验合格，便马上提走，那时候，在车间的走廊里，每天都蹲着不少等着提货的人，所以，到头来，厂里生产出来的电子表大部分都进了内销渠道，而外销部分则拖欠着，一直等内销稳定后才出口。 产品的畅销，令过去产值少得可怜的山西工艺美术厂创造了奇迹，到这年的年底，也就是仅仅过了四个半月，厂里便收回三十万美元的投资成本，半年之后，每方还分得三十万元人民币的利润。 华杰电子有限公司的成功，彰显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光明前景，就像当年佛山无线电四厂在佛山引起轰动效应一样，华杰电子有限公司也在华北地区出尽了风头，一九八五年初，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山西工艺美术厂与东洋电子（香港）公司合资办厂四个多月收回投资的事迹，华杰电子有限公司顿时名声大振，那时候，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华杰电子有限公司的事迹见报之后，这个公司的运作模式便成了大家争相踏脚的那块“石头”，而陈冠杰的东洋电子（香港）公司，更是成了各地企业争相“联姻”的“皇帝女”，一时间，吉林、安徽、云南、广西、河南、北京、东莞等地的有关部门及企业都向陈冠杰发来了邀请，来电话的、上门的络绎不绝。 面对各地企业的盛情邀请，挟着与山西工艺美术厂合作成功的余威，陈冠杰此时可谓踌躇满志，为了到邀请地考察及洽谈，他在这些地方之间来往穿梭、飞来飞去，最忙的时候他在三天之内竟然坐了八次飞机，有很时候都是在一个地方刚谈完，又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时候，中国的民航业还不怎么发达，购买机票还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好在那时中国“求资若渴”，各地都想尽办法为这位“中外合资”的实践者和先行者大开绿灯，令他的考察洽谈之旅畅行无阻。一九九O年，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禹山曾采访过陈冠杰，事后，他以《做好工作就是好享受》为题，写了一篇采访记，并把这篇采访记收在他的集子《港澳名人与精英》里，文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陈冠杰在太原办厂六年，在太原居住最长的一次为九个月，可他就怎样也抽不出时间去世界驰名的旅游胜地五台山作一次观光旅游，工作已成为他最好的享受！ 天道酬勤，陈冠杰的劳碌奔波终于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在吉林通化、云南昆明、广西容县、安徽界首、广东东莞、河南郑州、北京昌平与当地合资开办或计划开办“华冠”、“华中”、“华兴”、“华伟”、“华业”、“华昌”、“华隆”七间电子厂，连同最先在山西开办的“华杰”，共是八间，其厂名恰好凑成了“冠杰中兴，伟业昌隆”八个字。这八个字体现了陈冠杰的创业理想，也标志着他的事业攀上了第一座高峰。而这其中，“华兴”是云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冠”是吉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中”是安徽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一个人占了那么多“全省第一”，说陈冠杰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先行者，一点都不为过。 当然，陈冠杰在中国内地放量地与内地企业合作开办中外合资企业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阻碍的，太原华杰电子有限公司的开办要盖七十三个公章，便是很好的说明。这种阻碍，多是源自内地陈旧的思想观念，所以说，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得以实施，思想首先必须解放。 二O一九年，笔者有幸见到了曾在吉林通化华冠电子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的佟国生，与他聊起了一九八五年他作为中方代表与陈冠杰合作开办华冠电子有限公司的住事，他向笔者讲述了几件当时看来十分严肃、现在看来十分有趣的事。当年，当他把与东洋电子（香港）合资开办电子厂的可行性报告送到主管外贸的部门审批时，这个部门的领导却迟迟不敢批下来，一问，才知他对“中外合资”的“外”字正在“研究研究”，那时候，已有风声说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要收回它，他担心香港不能算“外”，与港商合资会违反规定，几经佟国生据经引典的解释，他才明白港资也是外部资本，与港商合资不会犯错误，报告这才得以批下来。公司成立后，要刻公章，按香港的规定，公司的公章必须是钢铸的，拿到有关部门审批，却批不下来，答复只能搞个木头的，原因是要想刻钢印，必须是处级单位，通化市是个地级市，达到处级的国营企业如凤毛麟角，而在有关部门看来，华冠电子有限公司顶多只是个副科级。负责办理此事的佟国生又好气又好笑，反问了这个部门领导一句：“你说这个携巨资回国投资的港商是那一级的？”这个领导无言以对，只好批准了。工厂开张剪彩的那天，高朋满座、喜气洋洋，按陈冠杰的计划，这天有五百人参加庆典，要筵开五十席，但是，找遍整个通化市，最大的宾馆餐厅也只能摆得下二十五桌，最后通过把餐厅楼上一些房间也腾出来，再从别的宾馆借来了台椅，勉强摆下了五十桌，可是，地方是解决了，但餐具却不够了，只得又临时派人去沈阳购买，正是一顿饭，也折射出旧体制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对改革开放潮流的不适应，从中可以看出，正是改革开放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向前发展。 开办中外合资企业，不但引进了境外的资本，也引进了境外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境外员工，带来了他们在境外养成的思维方式和生话习惯，这些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必然要与内地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和习惯发生碰撞，这些碰撞如果发生在深圳、广州、佛山这样一些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也许轻轻地便过去了，但如果这些碰撞发生在山西这样一些传统观念较为浓厚的内陆城市，这些碰撞有时便会变得十分激烈。 陈冠杰在山西太原市办厂期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根据合同，他给厂里安排了几名从香港过来的工程师和技术员，这些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年青人，白天在厂里指导生产，下班后便在厂的职工宿舍吃住，时间长了，便与厂里的年青职工混熟了，由于在太原没有家室，为了打发下班后的时光，他们常常会到市内一些娱乐场所去唱唱歌、跳跳舞，有时更会约上几个当地的男女职工同往，星期天也许还去郊游。有一天晚上，一位姓杨的技术员约了几个女青年职工到卡拉ok厅唱歌，回来的时候还余兴未尽，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唱一边嘻哈笑闹，路过工厂附近的五龙口派出所时，他们的笑声惊动了派出所里面的两个值班民警，这两个民警早就看不惯厂里的香港人平日与女职工嘻嘻哈哈的作风，有意借故整他们一下，于是，由其中一个民警骑着自行车有意无意地撞向杨技术员，技术员师连忙躲闪，这民警扑空之余连人带车倒下，爬起来后，他恼羞成怒，指责杨技术员挡住他的去路，令他跌倒，这时，另外一个民警也冲上来，不由分说，两人合力用手铐将杨技术员铐在单车上，并带回到派出所。得知这件事时陈冠杰正在香港，鞭长莫及，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工厂开张的时候来参加开业典礼的省委书记李立功，这位李书记后来到香港考察时，自己曾亲自接待过他，临别时，李书记给自己留下过家里的电话号码，并说若遇到难题可找他。于是，他急忙把电话号码找了出来，不顾时已接近凌晨，给李书记挂了个电话，给他说明了情况，并麻烦李书记过问一下。李书记接电话后，马上给山西省公安厅长挂了个电话，责成他处理这件事。事情当然很快得到解决：杨技术员被放了出来，那两个楞头青民警后来都给开除了警籍，并被判了刑。按陈冠杰当时的想法，把人放出来，让他们以后别再欺负外地人便算是圆满的结果了，没想到那两个民警竟被判了刑，这种处罚实在太重了。

转战房地产

由于当地外汇问题解决不了，陈冠杰与北京昌平县方面合作的“华昌”、与河南省郑州市方面合作的“华伟”，最终没能正式开工，虽则这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电子表领域纵横驰骋，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干了五、六个年头。不过，事物总是在发展之中，凡事也都有个限度，当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就要发生改变。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布中国大地，而作为先头部队首先进入中国内地的电子表行业，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及行业竞争的加大，这时已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锋芒，不再是你争我抢的香饽饽了，事实上，到了一九八七年以后，已有吉林通化的华冠及另一家厂由于各种原因而结束合资、转型搞别的了，头脑清醒的陈冠杰明显感觉到，七、八年过去了，坚持下来的、自己与中方合资经营的那几间电子厂，无论是厂房或是设备，都明显老化，当今科技日新月异，即使自己追加投资更新厂房设备，恐怕也难以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若一条路走到底，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淘汰，思前想后，他下了决心：见好就收，伺机转型。 时间来到了一九九二年，这一年，对于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春天，已经退居二线、但仍然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到中国南方视察，一路走来，这位老人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讲活，他的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此为发端，中国的经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加大加快而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 本来，早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已经公布，根据这部法规，允许外资独资经营企业，不过，那时的步子实在迈得不够大，特别是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的领域还很小，如陈冠杰心仪的房地产行业便未包括在内。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全国上下掀起了吸收外商投资的热潮、利用外资的行业向着纵深领域发展，有消息传来，外资也可以独资经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了。 听到外资可以独资经营房地产业的消息后，陈冠杰异常兴奋，这更加坚定他见好就收，伺机转型的决心。事实上，经过在电子行业七、八年的奋斗，他此时已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这些资金，犹如困在囚笼里的猛兽，时刻都在等待笼子打开，一旦笼子打开，就会猛冲出来，扑向猎物。他在等待、也是寻找着适当的时机把这个笼子打开，他明白，他的事业转型之日，便是这个笼子打开之时。 世间所有事物发生转变，都会有一个契机，契机一到，转变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个契机很快便出现了，也就是在一九九二年，他妻子杨艳芬家乡广西容县六王镇的党委书记写信给他，向他诉说由于国内物资匮乏，买不到电缆而导致家乡至今未通电的苦况，信中，他告诉陈冠杰，由于镇政府手中没有外汇，人民币在香港又不通用，想在香港买电缆也无法实现，他请陈冠杰在香港帮忙代购电缆，以侨胞赠送的方式运回六王，镇政府再还他人民币。 陈冠杰接信后，觉得父母官为当地百姓谋幸福，是一件好事，应该大力支持，于是，他按当地需要的规格在香港买了五十捆电缆运回六王镇，并告诉镇书记，这五十捆电缆是他无偿赠送的，希望妻子的家乡六王镇早日通上电。 有了这批电缆，六王镇很快便通上电了，用上电的六王镇人民欢天喜地，对陈冠杰感恩戴德，他赠送电缆的善行连同十多年前赠送面包车的事被提出来层层上报，这一年，他被推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当上自治区的政协委员后，陈冠杰接触商界和地方官员的机会更多了，在很多场合，他都听到自治区的领导说，为了满足人民对住房的需求，要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不少领导更是直接找到他，动员他“吃第一个螃蟹”，投身广西的房地产开发。形势的发展、领导的意图都与自己的想法合拍，这就更加坚定了他要转型的决心。正在这时，与他相熟的柳州地区公安处一位姓胡的处长告诉他，不久前，柳州地区专员公署在柳州成立了古亭山开发区，计划在那里进行房地产成片开发，招商引资正在进行中，胡处长鼓励他到古亭山开发区买地，参与古亭山开发区的开发。 在柳州地区行署黄任文专员的陪同下，陈冠杰来到柳州地区古亭山开发区考察，由于大家都在观望，这时的古亭山开发区只是一张规划图纸，本身连一块地也没有，更不用说最基本的“三通一平”了，可以说，开发古亭山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及未来的发展远景却深深地吸引了一心要转型从事房地产业的陈冠杰，考察之后，他当即决定，在古亭山开发区买地搞房地产开发。 经过洽谈，双方协定，陈冠杰在古亭山开发区购地三百八十亩，每亩的地价定为四万四千元。条件刚谈妥，在行政上与柳州地区平级的柳州市又派人来找陈冠杰，邀请他到柳州市投资，而且条件更为优惠，每亩土地的价格只需四万元，而且无须一次付清。对于柳州市方面的诚邀，陈冠杰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觉得，在自己暂时没有能力多头应付的情况下，经商要讲诚信，不能做随风倒的“墙头草”，他告诉柳州市方面的人，待日后有机会再到柳州市发展。

没有陈冠杰便沒有“古亭山”

作出立足广西经营房地产开发的战略决策之后，陈冠杰马上着手结束在全国各地的电子厂业务，他分别致函各厂，说明因为自己实施转型，所以主动提出结束合资关系，自己无偿退出，厂里的设备全部留下交由中方自行经营。在这同时，他成立了东洋集团（柳州）成片土地开发公司，正式投身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应该说，以外商身份独资从事房地产开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他是第一家，也可以说，在广西的房地产开发行业中，他是一位先行者。 陈冠杰把在古亭山开发区打造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定名为“香港新城”，迈出的第一步便显示出他豪迈的气势。不过，虽然年青时当过“泥水佬”，房地产成片开发，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公司成立之初，只有赤手空拳，特别是设计、施工方面的技术力量，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不过，这丝毫难不倒头脑极其灵活的陈冠杰，他在近十年来与内地企业的合作模式中找到了灵感，自己手下没有技术人才，可以通过与内地企业合作来解决，于是，他就地取材，找到了柳州铁路局设计院。柳州铁路局是管理着广西、湖南、广东、贵州四省多条线路的大型铁路局，其属下的设计院，在桥梁、楼房建设方面有着雄厚的技术力量，院里的技术人才不单强劲，而且略有富余，面对着陈冠杰伸来的橄榄枝，为着院里的“创收”，他们欣然接受了。 柳州铁路局设计院派出了以龚渭和工程师为首的设计小组与陈冠杰的东洋集团(柳州)成片土地开发公司合作，根据双方协定，公司方付给院方设计费，设计小组的人员则继续在院里领原来的工资。反正都是在设计院里上班，一开始，龚工程师几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岂料时间一长，他们便觉得，现在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都与过去大不相同，原来的工资显然与自己付出的劳动不相匹配，另一方面，这时全国各地的国营单位已出现了职工自动脱离原有单位、“下海”经商或“跳槽”到非国营单位的潮流，很自然，他们也萌发了脱离设计院自己单干的念头，于是，他们宣布辞去设计院的工作，正式加盟东洋集团(柳州)成片土地开发公司，组建了公司的设计小组。 龚工程师原来在设计院的工资只有人民币不到一百元，到了公司之后，陈冠杰给他开的工资是每月八百元，小组其他成员的工资每月也有玉百元，不同体制之间巨大的工资差别，冲击着原来一潭死水的用人机制，使到原来来相对静止的的人才开始流动起来。 龚工程师几个人的“出走”，在设计院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首先是设计院的领导，他们对自己的业务骨干被挖走心有不甘，无奈古亭山开发项目是全自治区第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在自治区及柳州地区是挂了号的，开发商又是地区领导亲自请回来的，心里再不爽也不能直接与陈冠杰反面。他们婉转地告诉陈冠杰，龚工程师在单位犯有“男女关系”问题，任用他要慎重，言下之意是叫陈冠杰辞掉他，好令他两头不到岸。其实，大陆人眼中的所谓的男女关系问题，在香港人的观念中并不太要紧，，他们甚至认为，只要两相情愿，不必苛责太多。陈冠杰经过思考，觉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只是用其所长，至于其不足之处，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不损害本职工作，是可以宽容以待的。他不单没有“炒”掉龚工程师几个人，而且还继续给予重任。 说实在的，成片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当时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件新鲜的事，就龚工程师这几个人来说，设计单栋房屋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即将开基建造的“香港新城”却是一个有几千套房间的大型小区，除了住房设施外，还得考虑道路、绿化、景观等各种配套，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心中还是没有什么底的。为了开阔他们的视野，陈冠杰亲自带领他们到房地产业搞得如火如荼的香港、深圳参观考察，让他们在见识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吸收别人的设计经验，以便古亭山开发区香港新城一露面，便给柳州的人一个全新的、眼前一亮的感觉。 还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全面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职工住房从实物福利分配转为货币工资分配，住户可买房租房，由住户通过买房或租房取得住房所有权或使用权，这就是说，住房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了。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住房制度一个十分重大的变格，从这个时候起，商品房这个概念开始走进中国人的头脑里，并逐渐成为绝大部分人头脑里日夜惦念的大事，中国的房地产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陈冠杰这个时候进军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也是正当其时 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起步之初，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规范，特别是楼房的销售方式方法，更是没有具体规定，任由开发商自由发挥。这种状况，给了初踏房地产开发“台板”的陈冠杰很大自由度和想象力，在香港，规定开发商可以卖楼花，也就是只要楼房在建，见到楼房的雏形便可以开卖，可在古亭山开发区的香港新城，地下的桩还未打，他就开始筹划开买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古亭山开发区香港新城正式开盘售买。香港新城开盘的风声很早就放出去了，为了这次开盘，陈冠杰委托专业人员为香港新城制作了一个精美的沙盘，并与公司的有关人员通宵达旦地研究营销策略，由于这里建的全是不带电梯的六层楼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又定在五百八十八元这样一个一个十分适中的价位，非常适合当地的消费水平，另外，又有“一楼送花园，顶楼送天台”等等闻所未闻的新概念，所以楼盘一推出，便引起了市民的疯狂抢购。 开买的那天，公司在柳州市区一间带电梯的九层楼房里租用了一层楼作为售楼处及办公室，人们从未见过的楼盘沙盘显得格外抢眼，来购房的人顺着楼梯从九楼一直排到街上，为了维持现场秩序，公司特地请了几个保安，没过几天，第一期推出的房子便全部销售一空。 初战告捷，陈冠杰一路乘胜追击，香港花园的开发十分顺利，正当他想将余下的土地全部开发，夺取全胜的时候，岂料这时却迎头来了一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令他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原来，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唯恐落后，不顾实际状况“加大了步子”，物极必反，到了一九九三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高进口及金融秩序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的“四高两乱”现象，为了纠错，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六月二十四日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并提出十六条措施，七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宣布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实施紧缩银根政策。 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使刚刚起步的房地产行业受到很大的影响，随着购买力的下降，市民购买商品房的热度也冷了下去，陈冠杰审时度势，见好就收，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以备再战，他将余下还未开发的土地分割成宅基地买出去，以一个变通的方式完成了古亭山开发区香港花园的开发。结局也许并不完美，但一个美轮美奂、前所未有的香港花园已经屹立在人们的面前。由于香港花园的出现，柳州地区民众流行一句这样的话：“没有陈冠杰就没有古亭山”。柳州地区民众之所以会有此一说，除了陈冠杰实实在在打造了古亭山开发区的香港新城之外，还以自己的一臂之力，推动了整个古亭山开发区的发展，因为还在香港新城正式开发前，陈冠杰便先行以每亩四万四千元的价格一次性付清了三百亩土地的土地款，而这些土地是当地政府每亩只花三千七百元从农民手中征回来的，当中的差价足可以推动开发区的轮子转动了，这古亭山开发区实在是“空手道”的前辈。 陈冠杰在古亭山这个开发项目中，也许赚钱不多，但却实实在在赚了名气。

继续挺进

古亭山香港花园的开发成功，令陈冠杰在广西有了不小的名气，多个地方都邀请他去考察和投资，这正与他此时的心意吻合。像当年经营电子行业一样，在摸熟门路、走上正轨之后，陈冠杰并不满足于在一个地方发展，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更钟情于多点开花、连锁开业。 还在经营古亭山项目期间，有一次在南宁参加自治区政协会议的时候，自治区政协主席知道陈冠杰正在柳州开发房地产，便多次鼓励他到南宁投资。有一天休会后，陈冠杰在乘电梯时，正与相熟的委员谈话，忽然听得有人高声叫问：“这里有没有香港的陈冠杰先生呀？”他连忙答道：“我是。”原来发话的人是自治区交通厅的一位姓张的厅长，这位厅长当年到香港考察时，陈冠杰曾接待过他，两人可谓老相识。出电梯后，他把陈冠杰拉到一边，说：“我马上就要调到桂林市任书记，诚邀你到桂林来开发房地产。”一个星期以后，这位桂林市的新任书记把陈冠杰接到桂林，桂林市四套班子的领导都出面接待，并陪同考察，张书记指定桂林市政协主席秦洪负责跟进。经过考察和洽谈，双方最后决定征用自治区柑桔研究所的三百亩土地，每亩的价格是十万元。由于这里距离七星岩风景区不远，借用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气，这个楼盘被定名为“奇峰小筑”。 但后来的事情并没有陈冠杰想像的那样顺利，在他交了五百万首期购地款之后，由于要通过的关卡繁多，土地证迟迟都未办下来，正在这时，原先有过接触的南宁方面派人来催，约他到南宁去，他只得留下工作人员在桂林办手续，自己赶住南宁。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陈冠杰在南宁位于市区边缘广西大学的旁边，以每亩十万元的价格购下了二百多亩地，建造一个名叫“瑞士花园”的小区，为了留住他，当地政府给了他一个边开发边付钱的优惠政策，使得他不至于因为资金不足而半途而废。为了适应当地的消费水平，这个小区建成的几十栋楼房，与柳州古亭山开发区的香港花园一样，都只是不带电楼的六层楼房，每平方的价格是六百六十八元。由于适销对路，楼盘开售时，吸引了大批南宁市民前往抢购，排队购房的人打起了一圈又一圈的“蛇饼”。 不过，在对“瑞士花园”进行规划时，陈冠杰多了一个心眼，他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购买力、生活质素一定会日益提高，思想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人们现在不喜欢高层电梯楼房，不代表将来也不喜欢，于是，他预留了一块地，后来，在这块上建了一栋二十九层的电梯房，事实证明，这是眼光长远之举。 一九九三年四月，四川省招商局及省侨办派人到香港招商，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正在广西投资房地产的陈冠杰，当即邀请他到四川成都考察。 这年的五月，陈冠杰来到成都，一下飞机，他骋目四望，发觉停机坪上的飞机式样繁多，出了机场，又见马路宽阔、高楼林立，很有一派大都市的样子，比起先前见过的太原、昆明、以及南宁、柳州、桂林强多了，下机伊始，心里已有几分喜欢，他心想，在这里投资，一定没错。这次考察之后，他很快便作出了在成都投资开发房地产的决策，不但如此，他还计划把投资的重点全部转移到成都方面来，按他的设想，在全部近二千亩规控土地之中，首期开发五百亩，建造一个内含以香港、东京、伦敦、罗马、巴黎等五个国际知名城市命名的花园在内的“国际大都会”。 这是一个相当诱人、涉及过百亿投资的庞大计划。不过，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他在成都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他那扯开风帆、全速前进的航船却在这里触了礁，满面春风的他变成了焦头烂额。他在成都的经历犹如一部精彩纷呈的大剧，除了他自己之外，奸商、流氓、政府官员、法官、律师、报纸、电视台、楼盘普通业主……都参与了其中的演出，这部大剧内容实在丰富，三言两言难以细述，在此按下不表，留待下文作专章表述。 回头再说说桂林的“奇峰小筑”，由于有关手续一拖再拖，这个曾被寄予美好前景的小区一直未有开工建设，待到手续办妥、可以开工建设的时候，陈冠杰已深陷成都“国际大都会”的泥潭之中，焦头烂额之际，他对桂林方面的人说，这个项目他不做了，先前交的那五百万元也不要了。听说陈冠杰想放弃“奇峰小筑”项目，柑桔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都焦急了，两人马上飞到成都，对他进行劝说，他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陈冠杰刚进了两台日本海狮牌面包车，便乘机打起这面包车的主意来，他们对陈冠杰说：“我们也知道你一时拿不出钱来，这不要紧，你可将你的一部面包车作价六十万元给我们，算是新增加的投资款，这样你便可以开始开发了，至于其余款项，以后慢慢再说。” 面对桂林方面如此优惠的条件，陈冠杰不禁动了心，他想，成都大都会的问题，可以说是一团乱麻，面对着各种势力的胡搅蛮缠，一时实难解决，不如暂避锋芒，离开成都一段时间再说，经过仔细思考，他回复桂林方面，同意他们提出的方案，自己马上回桂林，启动“奇峰小筑”的开发。

桂林风雨

一九九六年春，陈冠杰带着满身的“伤痕”，从成都回到了桂林。重启桂林“奇峰小筑”的开发，说来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关健问题还是资金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冠杰尝试与别人合作，自己负责出土地，别人负责出建房的资金。在一位加拿大朋友的介绍下，他与一个美籍犹太人达成了合作协议，岂料彼此的合作还未到更深层次，便因思维习惯和处事方式的不同而告吹。 没有合作伙伴，陈冠杰只好咬牙自己干起来，终于，经历了两年千辛万苦的努力，有两千多套房子的“奇峰小筑”终于建起来并对外销售了，开始，房子的销售还比较顺利，但慢慢的，买了房的有些住户开始吵闹，说房子质量有问题，要求退款，更有那么一个人，每逢外面有人来看房，这个人都出面阻挠，说自己在这里买的房质量怎样差怎样差，鼓动看房者不要在这里买房。这个人的“现身说法”确实收到了效果，来这里买房的人越来越少了。 怎么会这样？陈冠杰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可能是竞争对手为了打击自己而使出“横手”造成的。他的感觉并非没有依据，原来，在“奇峰小筑”的附近，有一个由台湾商人开发的、名叫“桂花园”的楼盘，这位台湾商人当初到桂林来投资时，由于人生地不熟，便请了一个姓王的出租车司机载着他到处考察，一来二去，这位台商与这位出租车司机稔熟起来，这位王司机善于花言巧语，很快博得台商的信任。后来，“桂花园”开发时，他任命王司机为总经理，不久，两人的关系又变为合作关系。由于出入火葬场要经过桂花园门前大道，办丧事的车途这里时往往会撒发纸钱，有忌于此，楼盘推出后，来看房的人稀稀落落，相反的，“奇峰小筑”开售后，引起了买家的热捧，这种状况，难保这位王老板不会患上“红眼病”，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破坏同行的歹事来。于是，他派了两个人，佯装买家到“桂花园”看房，有意无意之中提到了“奇峰小筑”，那知一提到“奇峰小筑”，“桂花园”的销售人员便对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去那里买房，那里的房子没有经过验收，质量差到不得了。”这两个“侦察员”在“桂花园”的售楼部待了一会，见到凡是有人来看房，这里的销售人员都对客人说出诋毁“奇峰小筑”的那番话来，两位“侦察员”侦察得来的情况，证明陈冠杰的判断没有错。 “奇峰小筑”的房子还有一千二百多套卖不出去，资金回笼不了，这时，除去成都的烂摊子不算，南宁、柳州的楼房也正在开发之中，这几个地方也是边建没、边售房、边还款，这令陈冠杰的资金周转遭遇了极大的困难。这年的年终到来了，按惯例，这时应把合同规定应付的工程款付清，让建筑工人回家过年，包工头天天到公司办公室来催，有的干脆坐在办公室不走，大有拿不到钱誓不收兵的架势。一方面要筹钱救急、另一方面又要对包工头及材料供应商做好安抚工作，这些日子，陈冠杰可谓焦头烂额、寝食难安，人明显消瘦了，胡子拉碴也顾不上剃，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好比在沙漠里缺水，这时如果有人给我一杯水，我愿意用一颗钻石去换。”为了稳住局势，他日夜劳碌，直到这年的年三十晚，才敢离开桂林回到香港过年。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艰难日子时，曾对笔者说过一句话：“那时候，真是跳楼的念头也有啊。” 不过，如果真的用跳楼的方式来逃避眼前困难，那就不是陈冠杰了，这时，他那誓不低头的性格，又一次主导了他的命运。为了应急，他回到香港，把先前购下的两间住宅及一间写字楼卖掉了，总共筹得了三千多万元，勉强度过了难关。这时，正是一九九七年的年底，离香港回归中国不到半年。 但是，危机远远还未过去，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把建好的房子顺利销售出去，才算是踏上坦途。常说胜利往往孕育在最后一刻的坚持和努力之中，陈冠杰咬牙坚持着，在煎熬中等待着转机的到来。 这个转机终于在一九九八的七月到来了，令陈冠杰意想不到的是，带来这个转机的不是中国的那一位伟人，而竟是美国的总统克林顿。这年的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了西安、北京、上海之后，又慕名来到了桂林。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令克林顿留连忘返，游览过桂林之后，他对名声在外的桂林发表了自己的观感，克林顿对于桂林的评价，出现在中国报纸上的是这样一句话；“桂林的风景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山水画。”但是，民间流传的克林顿的话却是这样的；“桂林就像一个披着破衣裳的美丽少女。” 究竟那一句话才是美国总统说过的话，抑或两句话他都说过？但很多桂林人都相信民间流传的那句才是真的，因为克林顿走后不久，在一位姓张的副市长的主持下，开展了对景区环境的大整治，大刀阔斧地对整治范围内影响风景区景观的建筑物进行拆除，对于被拆除的民宅，给予每平方米一千六百元的赔偿，清理后的土地全部用来打造两江四湖景点及作绿化花园用地。 被拆除住宅的居民当然急于重置房屋居住，“奇峰小筑”就有现成的新楼，而且每且每平方米的售价只有一千三百多元，被拆迁的居民在此购房，用所得的赔偿款给付应绰绰有余。于是，不少拆迁户涌到“奇峰小筑”购房，为了优惠拆迁户购房，银行还提供七成按揭，这样，不少拆迁户还有余钱购买第二、第三套房，“奇峰小筑”余下的一千二百多套房很快被抢购一空，望眼欲穿的资金终于全部回笼，除去成本，还有不少赚头，眼看要沉下去的船又奇迹般地浮了上来，破浪前行了。

梧州受挫

二OO三年，地方国营广西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困境，按照当地政府的计划，这家公司要实行改制，员工另行安置，所有资产作出售处理。在这之前，陈冠杰的香港东洋集团曾经与国投交通公司、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一起，组建过一个名叫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后来，国投交通公司和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相继退出，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便成为香港东洋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为了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改制顺利，该公司的上级主管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找到陈冠杰，经过多次谈判，香港东洋集团属下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与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就收购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的资产达成意向。二OO四年，双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从二OO三年二月起至二OO四年六月止，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分六次向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资产转让款共计二千九百九十万元。 二OO四年六月三十日，双方按照梧州市政府的安排，正式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协议规定，由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承接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其所负债务一千五百六十九点五万元，这其中，河西码头附属的三万四千多平方米土地及富民码头的一块三万五千八百平方米的仓储用地明确包括在内。河西、富民两个码头的附属土地中，富民码头的那块地面向桂江，而河西码头那一块地则面向西江，最具开发价值。 在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依约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并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之后的一年中，不知何故，两块土地的更名手续左拖右拖，迟迟没有办理下来，几经努力，富民码头的土地更名手续总算办妥了，但河西码头那一块有关部门却依然以各种理由拖住不办。 夜长必然梦多，在与地方政府打过多年交道的陈冠杰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己进行了二十多年，这个时候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视外商为上帝的年代，而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是从“初来不识路”到“日久变成精”了，更名手续迟迟不让办理，这其中必有猫腻。 果然，不久的一天，市政府有关部门给公司打来电话，告知河西码头的那块土地将以梧州市政府的名义进行拍卖，问陈老板有没有投标的意向。陈冠杰一听这消息顿时懵了，这块土地自己早已付了八百多万元买下来了，土地是属于自己的，怎么还要自己投标竞拍？原来，在这块面向西江的土地旁边，还有一块原来不属于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的小块土地，这块地不单面积小，而且位置也不好，如果光拿这块土地拍卖，肯定拍不到什么好价钱，说不定还会流拍，如果将这块土地与陈冠杰买下来的那块土地连在一起拍卖，情况就不一样了，于是，梧州市的有关领导便不顾该地块已经与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完成交易的事实，动用手中的权利，在未知会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情况下，于二OO四年七月十二日由梧州市人民政府发文，强行收回这块本来已完成交易、属于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的土地中三万四千多平方米的使用权。二OO五年七月六日，代表梧州市政府的梧州市土地儲备交易管理中心与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未知会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情况下，签订了一份《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经济补偿合同》，规定，该地块收回后，梧州市土地儲备交易管理中心向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支付补偿费一八百一十三万六千元，但这笔款事后也没有转给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市政府的无理行径当然遭到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抗议，但抗议又有什么用？拍卖会还是于二OO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如期举行，公布拍买土地资料的时候，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买下的那块土地被编为二十四号用地，而与其相邻的那块小土地编为十九号用地，正式投标时，有关部门作贼心虚，将十九号用地与二十四号用地连在一起，只以十九号土地名义招标，而从出让公告标出的总面积看，这次出让的二十四号用地的总面积，恰好是十九号用地和二十四号用地面积的总和，这就是说，这次拍卖的土地，也包括了十九号用地未被强行收回的那部分，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用八百多万元买回来的土地被全部侵吞了。在这次拍买会上，由于限于指定的各种条件，整个梧州地产界只有梧州永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一个“竞标”者，最后仅以起始价五千四百万元成交，不难看出，这其中的猫腻所在。梧州市土地儲备交易管理中心付出的补偿费不过一千八百多万元，但现在却以五千多万元的价格拍出，足足增加了四千多万元，如此巨大的经济收益，难怪以靠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不胆大妄为、倒行逆施了。 尽管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不断申诉，但都没有结果，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在这过程中，陈冠杰也不急于走法律途径，因为他明白，这里的法院，必定是维护地方政府利益的，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还须静观待变。 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就一直拖了下来，这时，陈冠杰早己将自己事业的重点转移到别的地方，梧州方面只是安排了留守人员继续经营。在这过程中，梧州的地价与全中国的地价一样，一直在暴涨，应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于陈冠杰来说越有利，因为等到事情获得解决的时候，这时每亩的地价可能已超过两百万，这块地的价值不再是原来付出八百万，而是超过一亿了。 不过，世间许多事情的行进并不是一定按照人的想象进行的，也许是受不了时间过长的煎熬，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许是受了什么人的蛊动，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的留守人员在没有知会香港东洋集团总裁陈冠杰的情况下，于二O一五年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终审的结果是：将当时购地的原价款八百多万元附加利息退还原告，利息从判决生效的二O一五年起算。这个判决没有将土地升值的因素考虑在内，大大损害了原告方的利益，完全是一个明显维护地方政府利益的不公判决。应该说，公司这次蒙受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个挫折，让一向精于计算的陈冠杰久久不能释怀。 一心想在梧州大展宏图的陈冠杰在梧州遇到的麻烦远不止河西码头旁边地块的这桩买卖，接着下来的河西集装箱码头搬迁新址的建设项目，也陷入了当地政府有意制造的泥沼之中。 本来，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与梧州市东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二OO四年六月三十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所收购的资产包括梧州口岸河西集装箱码头在内，同时约定，收购后由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投资进行新的港口建设。正当港联公司准备投资进行河西新港建设时，梧州市政府颁布了《梧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工厂企业要“退城进郊”的设想，河西码头恰好在“退城”的范围内，港址只好重选，几经选择之下，最后将港址定在苍梧县龙圩镇浔江下游龙圩水道右岸。梧州市政府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选址方案，并将港联公司的选址请示批转给梧州海事局、梧州市建规委、梧州市国土资源局、苍梧县人民政府，而上述诸单位也陆续发文同意将河西集装箱码头搬迁至新址。为了项目的正常开展，港联公司于二OO五年十二月注册成立了梧州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经过梧州市政府及相关专业部门的层层审批，梧州新港货柜码头项目进入实施阶段，按计划，整个项目占地一百八十二亩，加上填土方到防洪堤垻顶，总面积达到二百一十多亩，预算总投资二亿五千二百万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建成三个千吨泊位，二期再建一个千吨泊位及一个散货泊位。二OO七年五月，开始回填土方、平整硬化场地，联检大楼、商务大楼等配套工程的建设也顺利展开。但是，由于承接图纸设计的单位迟迟未能提交总平面图等图纸报规划部门会审，导至施工设计图也未能报批，项目一时未能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势下，自治区政府这时又提出“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的战略决策，为配合自治区政府的决策，梧州市和苍梧县两级政府要求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加快建设步伐，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港公司便采取先施工后办手续的办法，开启了码头平台及泊位的工程，事实上，这种做法也得到了政府及各级主管部门的默认。二OO九年八月，一期工程全面竣工，龙门吊机及各类设施设备也陆续安装到位，并开始调试。 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在施工过程中，一直得到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二OO八年十一月十日，时任中共广壮西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郭声琨亲来梧州就港航产业发展规划和建设进行调研时，来到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的施工现场视察，视察中，他指出：“新河西码头在规划建设中已经考虑了货源需求布局，这很好。”同时，他又要求“市政府和业主双方，要加强合作，加快施工，使新河西集装箱码头早日发挥作用，为建设西江亿吨‘黄金水道’提供有利条件。”二OO九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沈北海，来到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调研，面对着即将竣工的平台、泊位等工程项目，一再叮嘱梧州市及苍梧县的领导，要抓紧协调，尽快解决海关联检等问题，让码头尽快实现投产。 郭声琨书记和沈北海常委的话都分别刊登在当时梧州日报的头版上，可是，两位领导的话言犹在耳，报纸上的报道也墨迹未干，一天，梧州市一位领导到正在建设中的码头来，对陈冠杰说：“陈老板，你这个码头三个月内必须建好，不然我要收回你这块地。”陈回答说：“我这里是民营企业，依法依规购得这块土地，我从来未与市里订立过什么时候必须完工的协议，有关部门到目前为止连施工证也没有发给我，交通局通知我先施工后批复，凭什么收回我的地？”不久，梧州市另一位市领导得知陈冠杰曾在银行贷款，便约见银行负责人，要求银行收回陈冠杰的贷款，他的无理要求自然受到了银行的抵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有关部门又提出要查看陈冠杰购买的这块土地的土地证原件，陈冠杰担心土地证原件一旦交出，很可能就被扣下，他以土地证原件放在香港的保险箱为由，拒绝了这位市领导。 二OO九年七月，梧州市交通局领导在办公室约见了陈冠杰，正式向他提出市政府要收回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的事，这位局长告诉陈冠杰，为了达到收回的目的，市政府会不惜动用行政手段。 鉴于重重的压力，陈冠杰本着民不与官争的心态，被迫同意与梧州市政府指定的梧州市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收购谈判。二OO九年八月三日，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谈判中，市政府提出的收购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收购是“整合梧州港口资源，促进梧州港航协调发展，把梧州打造成西江亿吨级‘黄金水道’中心城市的必要手段。”二是要“加快梧州口岸河西码头新址建设。”其实，当初市政府同意将梧州港口运输联合总公司的资产转让给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时，不就是为了这些目的吗？这个正建设得顺顺利利、曾得到自治区领导赞许并要求“政府和业主加强合作”的项目怎么就突然要收回了呢？ 梧州市政府不顾信誉和商业契约精神，急于要收回这个已接近完成的项目，不由得陈冠杰想起一件事，在离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由澳门商人经营的以拆解洋垃圾为业的“再生资源工业园”，这个工业园每年都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洋垃圾，这些洋垃圾全部都从水路运进中国，因此，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这个具备海关联捡的职能的地方对于这个工业园来说可谓至关重要，当初，当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正在如火如荼兴建这项目时，工业园的老板曾提出要同陈冠杰合作，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双方谈不拢，合作告吹。虽然合作不成，但陈冠杰明显感觉到，工业园的老板不会就此放弃，从他所放出的口气判断，他是志在必得。果然，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该老板与梧州市副市长王某走得很近，而这个王某，就是这次收购事件的主导，故此，陈冠杰非常有理由相信，此次市政府背信弃义、动用公权力强行收购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一定与这个工业园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极有可能又是一起利益集团互相勾结、利用手中权力转手倒卖的勾当，因为此前不久，便有过腾县赤水港作业区码头这样一个先例。 但是，怀疑归怀疑，在工程不能继续推进的情况下，谈判还得继续进行。二OO九年十月，谈判双方委托北京的一家评估公司对项目进行投入审计和价值评估，结论很快便出来了，其价值仅为九千四百三十万元，比起投下去的一亿多建设资金还少，更不要说土地的增值了，而按相邻的某地块此时的拍卖价计算，仅土地的增值便己超过四千五百万元。再细看这份评估报告，更发现其中采用的关健数据存在重大错误，甚至连该码头有多少个泊位、多少台吊机这些最基本的数据都弄错。 二OO九年十一月，梧州市交通局属下的梧州市交通投资公司依据这份漏洞百出的评估报告及国资委的有关文件，报出了比评估价还要低的收购价，并声言不作任何让步，梧州市交通局长苏某扬言，收购是百分之一百板上钉钉的事。陈冠杰当然予以拒绝，激于无奈和义愤，陈冠杰抛下一句狠话：“这个码头我就是把它炸了，也不卖给你！”谈判自然陷入僵局。 自从双方的“友好谈判”陷入僵局以后，梧州市政府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先前那位交通局长说过的市政府为达收购目的不惜使用一切行政手段的话这时兑现了。从二OO九年十二月九日起，河西码头新港所在地的苍梧县人民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为了达到收购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的目的，以各种理由给河西新港集装箱码头的业主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发出十多份红头文件，先是苍梧县人民政府以“该宗土地登记属于错误登记”为由，发文注销码头用地的土地登记，要收回已发出多时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这个文件直接推翻了二OO五年九月十九日苍梧县人民政府自己颁发的《关于同意梧州港联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河西码头搬迁至我县的意见》，以图釜底抽薪。接着，又有苍梧县的发改局、国土资源局、建设局、交通局等单位发出文件，有要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要撤回批文的、有要拆除建筑物的，有要业主就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作出解释的，有的文件甚至墨迹未干就因“行文有误”被匆匆收回。 应该指出的是，在“友好谈判”未破裂之前，以上所发文件提到的事项通通都是合法的，并无半点不妥之处，但到了谈判破裂之后，所有事项都变成不合法的了，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又何必花那么大的力量收购一个不合法的项目？他们就不怕这样做不合法吗？当陈冠杰面对面质问时任苍梧县常务副县长李彤华时，李无奈地说：“各为其主罢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陈冠杰以梧州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的名义，于二O一O年二月六日，向苍梧县建设局提出就新港货柜码头项目用地的许可证等一系列问题举行行政许可听证的申请，二O一O年二月十二日，苍梧县建设局受理了听证申请，为了在听证会上更好地申述自己的观点，他专门到北京请了法制日报的总编辑张律师来当自己的委托代理人，听证会开始前，听证会主办方要求到会的人出示身份证及登记有关资料，这位副总编辑的身份证显示的家庭住址是北京市三环路司法部大院，主办方一看慌了神，知道陈冠杰请来了“高手”，他们暗地里商议了一阵，最后竟宣布听证会因故临时取消。 听证会延迟至这年的三月三日重新举行，在这次听证会上，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据理力争，三月十九日，苍梧县建没局向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发出通知：“经研究，决定不撤回梧州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的以下相关行政许可。”这些行政许可，包括梧州新利货柜码头有限公司仓储、码头项目用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梧州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联检办公大楼《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口岸河西码头新址联检大楼《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梧州新利货柜码头有限公司综合楼《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也就是说，这时，这个项目又变成合法的了。 不过，地虽然没有被收走，建筑物没有被清拆，但苍梧县交通局却早就就码头建设以及码头通航的审核、审批、竣工验收及港口经营许可证等要害问题向梧州市交通局、自治区交通厅以及梧州市港航管理处、自治区港航管理局建议予以撤销了，等到梧州新港货柜码头有限公司要重新办理这些手续时，国家对港航的政策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都变得阻碍重重，直到笔者记录这件事的章节动笔时，这个按当时要求建好多时的码头，直到二O一九还未得以启用，而时间已过去了将近十五个年头。

明珠广场

从一九九二年参与柳州古亭山开发区开发为发端，十年来陈冠杰的投资项目开发基本上都在广西、四川进行，也许是鸟倦知还，进入二OOO年后，他的投资方向，慢慢地又回到了广东。东莞市长安镇的明珠广场就是他回马广东的第一个落脚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陈冠杰未去香港之前，东莞长安厦岗、沙头一带，曾是他做泥水“搵食”的地方，在这里，他有着广泛的人脉，这里又是他当年逃港的出发地，应该说，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村村落落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三十多年一晃便过去了，这里的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长安镇，得邻近香港之益，已从一个纯农业的农村公社变成一个号称全国百强镇之首、百业齐飞、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百亿的工业重镇了，陈冠杰此时回到长安投资，可谓正当其时。 陈冠杰在长安投资的项目所在地块原先由深圳南山公司卖下，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资金的原因，只开发了一部分便停了下来，一段时间以后，长安镇政府把余下的地块购回，原本打算交由自家的企业长安镇房地产公司开发，但土地回购后，长安镇房地产公司一时也筹不到开发资金，便提出了招商引资、与外资合作开发的办法。二OO四年，经熟人介绍，陈冠杰作为合作方参与这个项目的开发，经协议，他出资六千五百万元，长安镇房地产公司以土地作价六千五百万元，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不久，经长安镇党委决定，长安镇房地产公司退出这个项目，于是，他便再用六千五百万元购下对方的股权，独资进行开发。 二OO五年，开发面积含地库达二十一万平方米、拥有六栋三十层高层住宅的明珠广场建成，这其中，四层以上为住宅，一至四层出租作商业用途。明珠广场的开发成功，为陈冠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由于这个项目的成功，二OO六年，他被评为东莞市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第十名。可以说，东莞长安，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福地。 开发长安明珠广场之后，陈冠杰又在广州、南海、江苏昆山等购买了物业和地块，此时，他的事业，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

自一九九二年转战房地产业以来，陈冠杰所从事的基本都是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物业出租，一个项目完成后，又到另一个地方开发新的项目，打的是“运动战”，对于开发后留作自己经营的项目，他是极少涉足。二OO二年，他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一年，他在广州市花都区经营酒店的朋友梁国梓，约他去看一个温泉项目，梁国梓也是港商，。人们习惯称呼他为牛叔。这个温泉项目是花都区政协一位姓朱、原籍佛冈县的副主席介绍给牛叔的，鲜有外资进入的佛冈县希望牛叔到那里投资开发。听了朱副主席的介绍，牛叔心动了，但他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担心光靠自己一人财力不足，于是便约上陈冠杰一同前往考察，他打算，若觉得合适，就顺势约陈一起投资、合作开发。 这个温泉坐落在佛冈县汤塘镇汤塘村边，光听地名，就知道这村子是以温泉得名的。确实的，这里的温泉自古便由当地住民发现并使用至今，由于这里的温泉从泉眼涌出时温度高达八十多度，当地的居民平时劏鸡杀鸭，甚至杀狗，也直接从泉眼处取水来去毛，这是一处优质的、温度极高的温泉无疑。 可惜的是，尽管离这里不远的从化温泉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已得到开发利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疗养和旅游的热点，连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慕名前来小住，但这个拥有汤塘之名的温泉还是寂寂无名，当牛叔与陈冠杰到达这里考察时，只见在一块只有十三亩大的地方里，建有一间三层高的楼房，一块写着“佛冈县老干部疗养所”的牌子孤零零地挂在大院门口，一问，知道这栋房子早已租给了一个个体户经营，老干部疗养所的牌子只是一个幌子而己，里面的经营早就渗进了一些见不得人的“黄赌毒”，实在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言谈之中，他们更得悉，由于出过命案，这里曾被当地公安机关查封过。但是，在这里经营温泉业，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是有如假包换的温泉，二是这里离正在建设的京珠高速公路佛冈出口不远，一O六国道就在身边经过，三是除了那栋三层楼外，周围并无其他大建筑，十分利于重造。 经过一番思考，眼光独到的陈冠杰觉得这里确实值得开发，但他不想小打小闹，觉得只把眼光局限在原来的十三亩土地上大没意思了，他对陪同考察的佛冈县干部说：“在这里开发温泉度假村好是好，只是地方太小了。”陪同的人一听都为难了，眼前除了这十三亩土地可用外，其余都是杂草丛生的烂河滩，每年的洪水期，这里都被河水淹没，汪洋一片，为免洪水肆虐，当地人都不敢在河滩上种植任何作物，世世代代都将其丢弃、任其荒芜。偶尔有大胆的人，在这里筑个鱼塘养鱼，但洪水、暴雨一来，很多时候都是血本无归。这温泉附近，除了这个遭人丢弃的烂河滩，还能到那里去找地？ 但是，并不是所有被丢弃的东西都是无用的废物，世间的一些东西，在一些人看来是废物，但在另一些有心人眼里，说不定就是宝贝。见到陪同者面有难色，陈冠杰不慌不忙地说：“请把这片烂滩的地图拿来，看看这里有多少亩地。”陪同考察的佛冈县干部没想到这位香港商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连忙答道：“好的好的。”很快有人找来了地图，按图上所标，原来老干部疗养所的地块加上周围的河滩烂地，一共是四百多亩。 听到香港商人要收购那块河滩地，作为河滩地主人的汤塘村村民暗暗高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原来被众人丢弃的烂河滩也能卖钱。过不了许久，村民们的暗暗高兴变成了欢呼，因为经过洽谈，这四百多亩土地在当地政府包办理土地证的前提下，以每亩四万元的价格成交，这其中，两万元归佛冈县政府，余下两万元归当地村民所有，四百多亩地中，除去堤垻属县水利局之外，还有三百八十八亩归当地人受益。 购下了土地，这个温泉度假村项目的开发随即开始，牛叔与陈冠杰商定，他占四成股份，余下的六成股份归陈，可是，到了二OO三年项目工程开工之日，牛叔还是没有投入一分钱的资金，虽然名义上是两人合股，但实际上是陈冠杰独力支撑。 工程的第一步是往河滩地填土，陈以每立方米六至八元的价格交由当地公司运土回填及在琶江河吹沙填地，全工程的土方量几达五十万立方，可以说，用于填土所花的钱几乎等于购地所花的钱。经过两年多车来车往、泥沙滚滚的堆埋，人们发现，四九河两岸筑起了坚固的堤垻及石护坡，原来低洼、常遭水淹的河滩地足足被填高了两米，一块规规整整的土地终于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以前的烂河滩彻底变了样。在这过程中，附近村落坊间传言：这里要山没山，要水没水，为了建设这个温泉度假村，开发商运来了一车又一车“银纸”，如果不是为了洗黑钱，真不明白这个香港老板“搞边科”。 规整好土地后，陈冠杰开始整治度假村范围内的四九河两岸，再在河上架起一座双向三车道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并把原来向北的的大门改为正门向南，使度假村与一O六国道直接相通，这样，改变了原来老干部疗养所为四九河所隔，进去要绕汤塘村的状况，使整个新建的度假村完全独立于一O六国道边。 再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和绿化美化，一个耗资三亿元、被鲜花和绿树环抱、拥有三百多套客房、集温泉、饮食、疗养和娱乐于一体的温泉度假村落成了，由于这个度假村坐落在四九河的河湾畔，旁边又有个小村叫聚龙围，陈冠杰便把它命名为“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为了带动当地发展经济、提高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陈冠杰在招聘度假村员工时，大量聘用了汤塘村及附近的村民，这批村民在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所有员工的比例中，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二OO六年九月，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举行开业典礼，佛冈县常务副县长到场参加剪彩仪式，这一天，很多人在感受洗脚上田、穿上制服喜悦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废弃荒滩变成发财宝地的神话。 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开张之初，只有三百多间客房，由于名气不大，生意一直较为冷淡，这种状况，令原来就信心不足的牛叔有点泄气，失去信心之余，他专程从广州花都跑到东莞长安，向正在那里开发明珠广场的陈冠杰提出，由于自己自始至终未有出过资，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项目就不再占股份了，这样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从此由陈冠杰独资经营。本来，牛叔生性喜欢泡温泉，这个项目原先又是他自己发起的，现在要退出，实属是出于无奈，陈冠杰体谅朋友的难处，只好答应了他，独自擎起了经营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的大旗。 从二OO六年九月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举行开业典礼到笔者坐在度假村里陈冠杰家中采访他的二O一八年，十多年一晃便过去了，十多年来，他在这里投下的资金超过十亿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项目不断增多，时至于今，这里已成为拥有一千二百多间现代化客房、二十多个大、中、小型会议室、宴会厅以及两个室内面积分别为三千平方米和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巨型会议展览厅、集旅游度假、温泉养生、商务会议、餐饮住宿、水上乐园、机动游戏玩乐、汽车特技表演、户外拓展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度假胜地。一路走来，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不断荣誉加身，如今，它已获得国家AAAA级景区、中国最具风情温泉、最佳天然园林式温泉、中国温泉度假村十佳影响力品牌、中国十佳温泉度假酒店等荣誉称号，一个广有口碑的温泉度假胜地品牌着着实实屹立在南粤的大地上。

第五章成都国际大都会风云

进川

正当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在中国沿海城市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作为中国内地最为闭塞的天府之国四川省，却鲜有外资进入，特别是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就更是无外资涉足。为尽早引进外资，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四川省政府派出招商局及省侨办在香港举办招商会，经香港嘉陵公司卢嘉昌先生引荐，作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东洋集团总裁的陈冠杰被邀请出席，招商会有一个位于成都的“天府华侨城”房地产开发项目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仔细研读了有关开发天府华侨城的资料后，觉得大有可为，于是便立即在招商会上与招商团达成了意向，并应允尽快安排时间到成都考察。 这年的五月十三日，陈冠杰应邀来到成都，一下飞机，见到停机坪上停泊的都是一些大型的飞机，进了市区，见到马路两旁更是高楼林立，同是内地城市，这里比起南宁、桂林来要气派得多，此时，他心中自有几分喜悦，心想，选择在这里投资，应该不错。次日，负责接待的四川省侨办用汽车把他接到项目的所在地、位于成都市西郊成灌公路九公里处的郫县犀浦镇。这里是成都平原的一部分，只见公路两旁一马平川，农田里的农作物生长茂盛，他心里想，这么好的农地也舍得拿来开发房地产，说明主人有足够的诚意，主人有诚意，作为客商的陈冠杰也就更有信心。 在郫县县城，陈冠杰与四川省侨办及郫县四套班子的领导展开了洽谈，洽谈很快便有了成果：根椐四川省计委1393号文件，天府华侨城规划占地面积两平方公里，首期开发一千八百九十五亩，其中以五百亩作起步；由香港东洋集团与四川省侨办属下的四川华都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都实业有限公司不负责出资，但负责征地，征得的土地再转让给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土地实际开发数量付款，在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华都实业有限公司占一成干股。此外，陈冠杰还就项目开发涉及的水、电、石油气以及购房入户等相关事宜与郫县的有关领导达成共识，并当即形成了会议纪要。 五月十九日，陈派人送来首批资金五百万元，以表示投资的诚意。六月十四日，成都市建委签发“城建发(1993)房字186号”文，批准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七月初，成都市规划局以“城规地(1993)1220号补文”批准了国际大都会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及成都市土地局发出的土地使用证，同月，郸县建委发给国际大都会(1993)07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七月二十八日，国际大都会奠基典礼暨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挂牌仪式在中国西南部最宏伟的礼堂成都锦江大礼堂正门广场举行，由于成都国际大都会是四川省第一个由外商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四川省各级领导极为重视，四川省省长肖秧、副省长兼秘书长沈国俊以及省人大、省政协、省计委、省建委、成都市的有关领导，都出席了仪式，其规格之高令人耳目一新，从中也可看出四川省对引进外资的渴求及对外资企业的支持。 后来，郫县建委给国际大都会项目发出了(1994)04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成都市规划局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以“(1995)796号文”正式补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陈冠杰把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办公室设在成都市区五金交化大楼内，并从加拿大蒙特利尔请来了两位洋人设计师参与设计工作，设计图纸由四川省商业设计院负责审核，建筑工程则由四川省建十一公司、四川省商业厅建设工程处、中建二局成都公司、中铁二局建安公司、泸州五建公司、郫县八建公司等十多个建筑公司承建，甫一开局，便很有一派大会战的气氛。 架势拉开，陈冠杰准备在成都大干一场了。

国际大都会

确实的，这个首次在巴蜀大地出现的外资房地产项目确实非同凡响，按照国际大都会的规划蓝图，在首期开发的五百亩土地范围里，要打造用香港、东京、伦敦、罗马、巴黎等国际知名大都会命名的五个“花园”，这一个个的“花园”里，除了楼房和别墅住宅外，还配套了购物中心、幼儿园、学校、医院、酒店、娱乐中心、体育中心以及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等设施。按照陈冠杰的设想，在这里边做边卖，滚动投资总额可达二十亿元。 首先开发的是占地一百亩的“香港花园”及大都会广场。为了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陈冠杰在香港花园的楼房正式建造前，以极快的速度在楼盘的门前建造了一个由十二条高十五米、直径两至三米的罗马柱组成的新月形拱门，拱门上，用24k金箔嵌贴的“国际大都会”五个大字闪闪发光，拱门前，是一个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大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希腊女神策马腾空、手持标枪、蓄势进击的雕塑，广场周围，耸立着二百多支不锈钢旗杆，两百多面颜色鲜艳、不同国籍的国旗在蓝天下高高飘扬。此外，为宣传国际大都会，陈冠杰在四川日报刊登占足两个版面广告的同时，又在从成都城西门到郫县犀浦镇九公里长的公路两边，安排了一千多幅五颜六色的小型广告，国际大都会项目正门的金水河上，一个大型的人工灯光喷泉在夜幕里流光溢彩，呈现着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国际大都会广场俨然成了成都西大门一个亮丽的风景点，每天都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驻足观看，郫县的一家照相馆还在此搭篷设点，为有需要的人拍照留念。 国际大都会磅礴的开局气势、飞快的建设速度以及新颖的建设理念，令长年处于封闭状态的成都人心头一震、眼前一亮，他们似乎在国际大都会这一个窗口里，窥见了外边的世界。对比起郫县正在进行的几个停滞不前或等米下锅的工程，人们感慨万千，当时郫县的坊间，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大都会的柱，世界乐园的路，银丰园才起步，工业园里好打兔”。 香港花园正式开工了，工地里彩旗飘飘、吊塔林立，一片热火朝天。工地所处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海抜五百五十多米处，试挖桩时，发现工地整个地下数十米深都是坚硬的鹅卵石层，由于所建的楼房只有六层高，楼板又都是预制件，负责设计的龚总工程师几经测算，决定采用先将地基下的鹅卵石层夯实在上面建地梁作地基、房子则用砖混结构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规划、建设等部门的层层审批后得到了认可。 这时的陈冠杰已经有了开发广西柳州古亭山的经验，不再是房地产业的初哥了，对于首期开发的香港花园，他充满了信心。坐不惯办公室的他每天都出现在工地上，这里看看，那里转转，每次他有事离开成都回香港，从香港返成都时，都是一下飞机便直奔工地。由于层层转包的关系，一些出道不久的农民工看不懂图纸，导致有些工程未如理想，有的甚至把阳台板钢筋安装反了，一但发现有问题，他便立即加以解决，并严格要求返工，有时为了给施工人员作示范，更是亲自动起手来，有一次他在工地受伤，他没有住进医院，而是身挂吊针、手扶拐杖到工地督阵指挥。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他专门骋请了郫县质检局的几位工程师常驻在工地上，负责工程质量的监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九四年底，一个拥有三十栋六层楼房、共一千八百套住宅、令人赏心悦目的新型楼盘香港花园出现在成都人的面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购房者蜂拥而至，很快便售出了一千二百套，据成都市建设部门委托市审计所的审计认定，这个销售成绩，当年在全市的楼盘销售中名列第二。 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的横空出世，博得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好评。楼盘还在建设中的是年八月十九日，四川日报对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的全面施工发文赞誉，称这个项目“不图虚名，讲究实效，杰出的建筑，完美的艺术。”通亚商报则载文称：“国际大都会的构思匠心独具、美轮美奂，融传统的中华民族特色和典型的欧美情调、罗马风格于一体，气派非凡，独具王者风范。”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在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即将告峻之际，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了“成都市质量信得过企业”的荣誉称号，这是成都市官方对国际大都市建设质量的高度认可。 也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成都中央花园赖总经理，多年后还对成都大型房地产开发的先行者陈冠杰赞不绝口，在他的眼中，陈冠杰当时就是成都房地产业的标杆人物，他坦诚地对人说：“我就是从陈冠杰那里学习和借鉴了很多开发房地产的经验的。”如果说，报纸文章赞美国际大都会的只是表面的东西，这位在房地产业摸爬滚打过的赖总经理所说的这番话，就是说到问题的实质了，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进入中国的外商，除了给中国带来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之外，还带来了许多新鲜的观念、模式和经验，这些都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无价之宝。但是，谁能想到，陈冠杰这个开创了成都市大型房地产开发新形态、引领并推动了成都市房地产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人，会在成都国际大都会这个项目中搞到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山雨欲来

一九九四年十月，香港花园如期交房，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首批入住的业主举行一个隆重的入住典礼，典礼上，陈冠杰为第一个购房者万某赠送了一条金项链，典礼后，世世代代居住在老式民房或单位宿舍的首批业主，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纷纷搬进了从未享受过的“商品房”。 为了迎接十月份的交房，陈冠杰年初就提前招聘了一个班的保安人员，并邀请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对保安人员进行二十四小时保安巡逻的专业培训，同时，又特请当地公安派出所在楼盘内设点执勤，还在这年的三月份，他又先后两次向合作方四川华都实业有限公司及郫县县政府写报告，要求他们兑现在合作之初有关水、电、气方面配套的承诺，并向当地供水部门提出申请，在夏天洪水到来之前落实供水总管与国际大都会管网的配置。 应该说，由于有过先前在内地办厂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考虑到当时郫县有关部门的办事能力，为了购买了香港花园住房的业主能在入住后能过上与国际大都会的宣传广告所描述的情境无异的生活，对于涉及业主日常生活所需设施配套这件大事，陈冠杰还是抓得较早的，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主管水、电、气的有关部门硬是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催得急了，干脆叫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行解决，直到业主入住，属于民用的水、电、气，还没有通至业主家中。 当初洽谈时郫县相关领导所作有关水、电、气配套问题给予大力支持的承诺落到了空处，事至于此，说是郫县有关部门有意刁难实在有失公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旧体制与新事物碰撞的必然结果，当先进的香港速度遇上落后的中国管理体制和并不富裕的经济环境，前者当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水、电、气的不到位，给已入住的业主带来无尽的烦恼，烦言随即四起。面对着已入住的业主，陈冠杰深感自己也难以推卸责任，他想尽办法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补救，他投入资金，从两公里半以外的地方引入天然气，临时卡掉了工地用以施工的三千瓦电输送给住户，同时投入六百五十万元建设一个变电站，为了保证住户的用水，他将本来供给建筑工程用的六万吨水调给用户使用，又焊制了不锈钢水箱，用加压泵抽取地下水备用，在夏季用水高峰时段，为解住户的燃眉之急，他甚至每天不惜花高价请当地农民挑水送到高层住户家中。 陈冠杰态度真诚，措施得力，得到了住户的暂时谅解。水、电、气的问题得到缓解之后，他又马不停蹄着手解决电话通讯问题，他三番五次到成都市电信局请工作人员到大都会选址建机房，并无偿提供配电房让信部门开通程控电话，但是，电信局方面也只是“光打雷，不下雨”，住户家中的程控电话迟迟未能开通。 水、电、气、通讯等方面的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房子装修方面的一些小问题诸如管道漏水、墙柒脱皮等又开始出现了，本来，大凡大楼盘交付使用后，是允许有小问题出现的，开发商通常的处理办法是，住户发现问题马上向施工单位报告，由施工单位派出维修人员上门免费维修，直到修好为止。为了确保住户的满意，陈冠杰主动担起这方面的责任，拨出资金自己另外组建了一个专业维修队，代替施工单位上住户家中处理各种质量问题。 虽然，陈冠杰为解决大都会香港花园出现的、令入住的业主不满意的种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但是，这离入住业主的期望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当然，对于各种各样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暂时困难，大部分的业主还是给予了足够的体谅，怨言虽有，大家还是心存希望地把怨言压在心底。 不过，正如俗话所说的“树大有枯枝”，在香港花园一千两百多业主中，总有那么几个想把水搞浑浊，好浑水摸鱼的人，由于有这些人的存在，香港花园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时刻都有引爆的可能。

风云骤起

如果说，水、电、气以及小小的质量问题还不至于引起大家情绪上的波动，那么，不久，在大都会附近的交大花园的开盘，便一下把部分香港花园住户的情绪引爆了，引爆香港花园这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索便是两个楼盘的价格差。原来，包含室内装修交付的香港花园开售时，每平方米的价格是八百八十八元，而只是毛坯房交付的交大花园开售时每平方米的价格是六百六十六元，两者之间差了二百二十二元。 本来，商品房既是商品，它的销售也应遵循商业规律，给商品房定什么价，完全由开发商根椐成本、地段、档次以及当地消费水平等各方面因素来制定，房子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开发商明码实价，所有东西都在明处，购房者也瞪大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周瑜与黄盖的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旦签了购房合约，结交了钱款，买卖便算完成，况且，两个不同地段、不同档次(一个带装修，一个是毛坯房)、不同居住理念的楼盘在价格问题上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可是，部分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的住户却硬要拿来比较，这一比便得出“吃亏了，上当了”的结论。 “吃亏、上当”的言论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迅速抓住了，在他们的煽动下，这个说法在香港花园住户中不胫而走。由于当时未实行银行按揭政策，香港花园购房时采用的是分期付款办法的，到这时，一些还未付清房款的住户再也不肯按期交款，他们吵着要把房价降下来，以便剩下的房款不用再交了。一位购买了香港花园内楼下商铺的住户何光新，为了达到不再缴交余下九万余元购房款的目的，竟唆使自己的老婆天天在香港花园物管处的楼下蹲守，一见到有人前来洽谈购房或办理入住手续，便马上走上前去绘声绘色地宣传这里的“房屋陷阱”及自己“上当受骗的经历”，一些本来有意愿来香港花园购房的客人或轻信馋言、或不胜其烦打了退堂鼓，这期间，新彊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曾专程前来准备为将要退休的职工购买二百多套房子，由于听了何光新夫妇的挑唆，最后放弃了已拟定的购房意向。 如果说何光新夫妇单凭两张嘴，宣传的力度还不算十分大，那么，手握舆论工具、被称作无冕之皇的新闻记者，其破坏力就难以估量了。香港花园的住户里就真有一位自称是蜀报记者王某，他购买了香港花园的房子，尚有六万多元分期款未清，他写好了两篇稿子，一篇是“赞场”国际大都会的，另一篇是“揭露”国际大都会的，分别握在左右手中，他对陈冠杰说：“你若同意免去我未交的款项，我拿左手这篇赞扬国际大都会的文章去登，若你不同意，我就拿右手这篇揭露国际大都会的文章去登，你看着办吧”。尽管这时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但面对着这个无赖记者的敲诈，陈冠杰并没有低头，他义正辞严地回答王某：“你想用新闻来敲诈我？休想！”王某只好悻悻然离去。几天后，蜀报果然登出了王某采写的有关成都国际大都会“用户惊呼上当”、“房屋质检不合格”的不实报道，与香港东洋集团有合作关系的成都华都实业有限公司看不过眼，派人去找王某论理：“郫县有关部门还未进行质捡，更没有宣布房屋质量不合格，你凭什么信口雌黄？”同时他们还强烈要求王某对他的失实报道予以澄清。可是，利令智昏的王某对成都华都实业有限公司的质问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在蜀报的带动下，成都市乃至四川省一些报纸也一改过去对国际大都会的赞扬而加入了围攻和炒作，一时间，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住房“大梁歪斜”、“未入住就垮了”等等骇人听闻的报道陆续出现在报纸上，社会上顿时一片哗然。 媒体的集体围攻出现之后，法律的介入也就不远了。首先掺和进来是一位姓曹的律师，他打着“法律援助”牌子堂而皇之地来到国际大都会，不分昼夜进入住户家中游说，此外，还散发宣传单张，私自组织召开所谓的业主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做这么多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动员有意见的业主联名打官司，而要请律师当然就是请他了。最先跳出来响应的自然是那位何光新，他当上了“业主代表”，做起了联络工作，并代曹律师催收律师费，业主们背后议论，这位何代表竟然吃起“回扣”来。 一九九五年的七月中旬，何光新领着数十人去到陈冠杰下榻的岷山饭店，采用车轮战术向陈冠杰发难，两天一夜里，这些人用尽各种污言浊语，向他提出“房屋降价百分之三十，每户赔偿精神损失费一万元”的无理要求，面对着来势汹猛的胁迫，陈冠杰没有退让。四川省侨办王主任得知消息后，连忙前去规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散了人群。见目的没达到，这群人并未罢休，他们改变了策略，三五成群地来到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成都市五金交化大楼的办公室，有人捣毁门窗，有人砸烂电话，有人乱扔石头，有人随意躺在办公桌上睡觉，有人到厨房的锅里抓起饭就吃，更有甚者，竟然有人借故追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办公室被搞得乱七八糟，无法维持正常办公。有一次，陈冠杰有事到国际大都会，一位男住户竟然手拿菜刀追在后边，扬言要砍他，幸好有一位住户及时出面制止，才不至于酿成血案。 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国际大都会首批入住的部分住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这年的七月，成都地区暴雨不停，雨量达到二百七十八毫米，建筑工地无法正常施工，正在这时，附近一个工地的施工人员中有人染上了被称为二号病的霍乱，并死了几个人，为防这个病扩散开去，地方政府采取隔离政策，对其工地的人员严禁出入，整个建筑界弥漫着一片恐怖的气氛，正在国际大都会工地施工的工人出于恐惧，大批地逃离。这些突其如来的灾祸，令国际大都会在建房子的工程延误了，工程的延误造成了一些购房户未能按合同期入住，本来已息止下来的要求退房和赔偿损失的呼声又一次响起。 事态的发展令陈冠杰措手不及，本来，在购房合同中，写有因遇到人力无法控制的事允许延期的条款，为了息事宁人，他还是主动承 担责任，对未按合同期入住的业主发放了两个月的赔偿金。 但是，对于决心要取更大利益的某些住户来说，这些措施显然未能让他们“止渴”。这年的十月，在何光新的串连下，国际大都会一百四十七户业主委托声称包打赢官司、可为每户业主赢取几千乃至几万元赔偿金的曹律师，联合向法院提起诉讼。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百四十七户业主的诉讼各有所求，有要求房子降价的，有要求解除购房合同退房退款的，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的，可这个神通广大的曹律师竟不分青红皂白一并打包，一咕噜告上了法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公开审理了国际大都会住房纠纷案，成都市各界人士及国际大都会的业主两百余人到会旁听。 代表原告的曹律师分别就被告以虚假广告对原告起到了误导作用；被告违背合同条款给原告造成了严重后果；被告的商品房质量低劣，使原告蒙受了巨大损失；被告对纠纷的态度消极等四个方面作了阐述，并提出了退房赔款赔息及退还合同外收费的要求。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聘请的律师一一作了答辩：一，关于退房赔息，参与诉讼的一百四十七户业主中，实际交房的仅为七十八户，其余尚未交付使用的，根本谈不上退房。二，关于以已售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降价百分之三十五，在没有国家认定的相关鉴定部门作出结论前，房屋质量是否合格不能断言，至于现有部分房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整改修复来解决，况且按合同规定包修期为一至三年，现在包修期还未过。三，关于退还合同外收费，那些均为代收费，包括户口迁移费、税费、电话安装费等，都已转交有关部门。四，关于卖房广告中的承诺，承诺过要建设的项目一定会兑现，只能在正常的环境下逐步实现，这其中需要各方配合，必然有一个过程。答辩完后，辩方律师提出，由于原告未能给出房屋不合格的质量鉴定证明就四处进行反面宣传，导致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誉受损，请求法庭判定原告象征性支付名誉损失费一万元。辩方律师的陈述，令不少到庭旁听的原告业主顿开了茅塞，对于被告律师提出要原告支付名誉损失费一万元的请求，感到十分意外。 这次庭审之后，法院的判决一直未有下达，为了挽回国际大都会的局面，陈冠杰在积极应对舆论和诉讼压力的同时，也曾向信誓旦旦将他从香港引回来的郫县县政府写了一份《紧急报告》，以图求助，但是，他得到郫县某官员的答复是：“你们是企业经济行为，政府不便予干预。”事至于此，曾经轰动一时的成都国际大都会实际陷入了停工的状态。恰恰正在这时，桂林柑橘研究所卢所长亲自飞来成都，要陈冠杰赶快回桂林开发奇峰小筑，面对着成都国际大都会斩不断理还乱的局面，心力交瘁的陈冠杰也觉得有暂避一时的需要，于是，他收拾行装，于一九九六年的春天离开了成都，飞返桂林去了。

半路杀出个沪兴公司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桂林的奇峰小筑的开发正在如火如荼之际，陈冠杰的办公室里突然来了几个人，为首的姓余，自称是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他此行并不是探亲访友，而是要实现一个蓄谋已久的目标。 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一九九六年五月才注册登记成立，其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机电成套设备及产品、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这个刚成立才几个月、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机电设备及产品的公司与房地产开发是八竿子也搭不上，但是，这个余总经理到桂林找陈冠杰的目的，竟然是要与他商谈，由沪兴公司兼并国际大都会的事！有必要说一下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背景，这个公司的上级单位是成都浦发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浦发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刊物《成浦动态》上，曾刊登过一张成都浦发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开业暨新闻发布会的照片，照片下面，有一段文字说明：“公司高级顾问、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后排中右)出席成浦供销公司开业典礼”，从中不难看出这个公司的强大背景。 对于余总抛出的橄榄枝，正在焦虑之中的陈冠杰开始并没有太动心，只是礼貌地谢绝了他。但一心想做黄雀的余总岂肯放过国际大都会这只肥蝉？于是，在同一个月内，他又再先后两次飞到桂林，向陈冠杰游说。最后一次，他说得非常明白：“你是港商，在成都人生地不熟，办起事来已十分困难，遇到麻烦后更是孤助无援。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本地企业有很多资源优势，绝对可以摆平目前国际大都会出现的麻烦事。”他还故作神秘地向陈冠杰暗示，成都市政府分管经济的副市长是他们公司的顾问，公司每月向他给付酬金三千元。 这时，桂林奇峰小筑的开发正踏上了轨道，也许是陈冠杰不想再分心理会成都国际大都会而专注开发桂林小筑，经不起余总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他终于同意与余总就兼并成都国际大都会之事进行洽谈。 这年的十二月九日，在成都浦发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总部，陈冠杰代表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兼并成都国际大都会具体事项达成了协议。 他们签定了一份协议性质的《合同书》，合同书规定：一、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付给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千六百六十八万元，以兼并形式接收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原国际大都会整个项目，项目包括尚未开发的二百五十多亩士地、尚未出售的商品房、地下车库、商场、金融大厦、商业铺面以及英国产劳斯莱斯轿车一辆等。二、香港东洋(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债务由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其中债权包括已购房业主尚欠的四百八十多万购房款，而债务方面则是四千四百万元。 从合同签订当日开始，陈冠杰便陆续向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移交了合同所约定的要交给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法定代表人私章、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下物业管理分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有关项目的法律文书、批文等文件资料。而沪兴公司也向东洋公司付给了一百万元的首期款。 同月的十六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针对《合同书》签定前国际大都会所涉的诉讼，双方协定，由东洋公司委托沪兴公司以东洋公司的名义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到了一九九七年的一月二十九日，东洋公司与沪兴公司签订了一份《移交协议》，约定移交范围为《合同书》清单内的项目和除涉及东洋公司财务秘密外的资料，当年的二月起，东洋公司又陆续向沪兴公司移交了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一系列的购房合同及成本市规划管理局批准的建设国际大都会的红线图及相关地图。在以上各方面的资料移交之后，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有关部门组成国际大都会管委会对小区进行基本管理，至此，应该说，东洋公司对成都国际大都会的责任已基本移交给沪兴公司了。陈冠杰以为从此可以走出成都国际大都会这个泥潭，放开手脚回到桂林继续打造他的奇峰小筑了，但是，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令他想不到的是，沪兴公司首付的一百万元，竟是他们用东洋公司移交给他们的劳斯莱斯轿车作抵押刚刚从银行贷来的，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从交了这一百万元之后，沪兴公司就再也没有给东洋公司付过一分钱，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直忙的，是与当地法院一起，妄图把东洋公司的全部资产一口吞掉，这横空出世的沪兴公司原来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司法不公

就在陈冠杰与沪兴公司签订兼并《合同书》的十多天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对一年前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业主诉讼东洋公司的案子进行民事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及利息。这真是一次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糊涂判决，很明显，在参与诉讼的一百多户业主中，诉讼理由可分为房屋质量差及未按期交付两大类，而在这其中，真正要求解除购房合同要回购房款及利息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业主只是觉得自已吃了亏而想通过闹一闹来获取自己最大利益的，法院这样一判，那些已经入住了国际大都会的业主便变成无房可住了，况且，房价与日俱升，假如真的拿到退款后，还够钱买到自己心仪的新房子吗？ 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国际大都会建筑的房子质量差，“不具备居住条件”，但这只是住户的一面之词，直至法院判决下达时，这些房子的质量鉴定工作还在走程序，成都市还未有任何一个权威部门对这些房子的质量作出过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这样的判决，陈冠杰当然不服。按照成都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敗诉的一方东洋公司需向胜诉一方国际大都会业主退赔二千八百余万元，国际大都会是采取滚动方式开发的，所有资金都投到项目里面去了，与沪兴公司商定的一千六百多万兼并款，除了最初付给的一百万以外，便再也没有下文，就算陈冠杰认可了这个判决，一时又到那里去找出这二千八百多万元来？更何况国际大都会已经过户给沪兴公司了！ 依照东洋公司与沪兴公司的《补充协议》，兼并合同签订前东洋公司与国际大都会业主的诉讼由沪兴公司代为上诉，这一点，沪兴公司是做到了，但是，作为案件最关键的房屋质量鉴定问题，沪兴公司却显得不是很有作为，按双方协定，为了让有关部门对国际大都会的房子建筑质量作出技术鉴定结论，由沪兴公司出资三十五万元，东洋公司出资十万元，共同负担鉴定费。但是，东洋公司的十万元到位后，沪兴公司的三十五万元却迟迟没有到位，以至国际大都会的房屋质检合格证在二审期间也没领到，直接造成了二审的败诉。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尚未下达的审理过程中，东洋公司王经理曾与沪兴公司的余经理一道，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苏院长报告过两公司已兼并的事实，同时也告知两公司共同出资，请四川省建筑质检总站对成都国际大都会房屋进行质检的事实，请求法院等质检结论出来以后再进行判决，按理说，对于企业主体资格发生变更及被告为有争议的标的物重新认定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应获得法院支持才是，然而，这位院长却以“审判委员会已做了决定”为由回绝了。 二审依然判决东洋公司败诉，一些贪图从中获利的业主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加入了战团，从一九九七年底至一九九八年初，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国际大都会购房户债权人申请执行东洋公司的执行案达二百多件，容不得陈冠杰再次申辩，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作出了(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宣布东洋公司与沪兴公司的兼并合同无效，并查封了东洋公司负责开发的成都国际大都会的所有财产，冻结了其在犀浦镇尚未开发的二百五十二亩土地的使用权，扣押了东洋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这年的四月二十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98)成执协字第一号《公号》：成都中院从即日起成立“香港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即国际大都会)清算小组”，自公告之日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债权登记。同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发出(98)成执协字第1号通知书，决定对东洋公司在郫县国际大都会的项目及其在成都的全部财产依法拍卖后采取“清产还债”办法，处理国际大都会的债权债务问题。 这样，成都国际大都会的这场闹剧愈演愈烈，本来运作正常、好端端的一个花园楼盘，在各种各样外力的不断推动下，便从开始的房价之争，变成房屋质量问题，最后变成了“清产还债”。在这过程中，出现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在沪兴公司补交了三十五万元质检费以后，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四川省质检站等有关单位终于作出了质检结论：国际大都会的房屋主体在正常荷载下使用安全。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却是在四川省质检站等有关单位作出质检结论后的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

荒唐的“清算”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香港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即国际大都会)清算小组”，并立刻进驻了国际大都会，对已被查封的东洋公司的财产进行“清算”。这是一次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的、在无债权人又无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况下，由法院变相宣布东洋公司破产的“清算”。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刚刚被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与东洋公司兼并合同无效、退出接收东洋公司财产、印章、资料的沪兴公司，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清算小组的成员，其经理及代表律师堂而皇之地与法院的法官一道，对垂涎已久的国际大都会进行“清算”。 清算工作在成都中院一位姓凌的法官领导下进行，在他们向上级汇报中，声称已查明东洋公司在成都国际大都会的资产有一亿七千万元，但是，本案的标的只是二千八百多万元，除去参与诉讼的住户房子价值二千多万元外，剩下应执行的只有八百多万元，这样一个数字对比，实在无法对法院以“资不抵债”为理由作出的“清算”判決自圆其说。为了填补漏洞，清算小组通过所谓的“债权登记”，任由债权人甚至是案外人自报债务，此外，又煽动七十八户业主和部分施工队加入新的诉讼，泡制出多个案中之案，更为可笑的是，原来东洋公司与施工队签订的施工合同规定，东洋公司先预付工程款，待工程峻工验收合格后再结算付清余款，也就是说，工程一天未验收，施工队所收的都是预付款，工程还在进行中，东洋公司何来欠债？但是，清算小组却不顾常识，把要等验收合格后才付的工程款算作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施工队的欠款，这样，东洋公司的债务一下子猛增至两个多亿。 “自圆其说”以后，清算小组便开始实施侵吞东洋公司在国际大都会资产的计划了。 首先，他们适时宣布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四川省建筑质检监督总站所作的《国际大都会1—30栋住宅质量检测意见》文件合法、有效，并发表公告称：“香港花园经四川省建筑质检监督总站专家用先进仪器进行了检测，确定了房子主体结构在正常荷载下使用是安全的”。在这同时，在没有对原有房子采取任何整改措施的情况下，他们又向成都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的一千一百多户业主发出了《入住通知书》，案件判决时，是以香港花园的房子“未经质检、质量差”、“不具备入住条件”为理由判决东洋公司败诉的，现在将手一翻，房子又变成合格的了！ 其实，事情的实质并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么简单，真正的戏肉还在后头。胡乱制造债权人，任意扩大东洋公司债务，只是把水搅混，真正的目的，他们是要在混水中摸鱼的。在给一千多户业主发放他们企盼已久的入住通知书以后，他们便以清理小组的名义，以打白条的方式，收取了业主还未付清的分期付款共计四百八十多万元，而这四百八十多万元的去向，直到多年后成都国际大都会尘埃落定，还不知道落在何方。 在清算小组进驻成都国际大都会进行清算后，陈冠杰于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去了《就“国际大都会”李蓉等199户业主购房纠纷的审理及执行，香港东洋集团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指出：一，在已有四川省质检站的“国际大都会的房屋主体在正常荷载下使用安全”质检结论的情况下，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仍以房子质量差为理由作出业主胜诉的民事裁定，显然是错误的，房子主体结构安全，装修质量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施工单位返工解决。二，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兼并合同符合经济合同签订程序，此合同已生效实施，且双方并无中止执行合同的意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此合同无效明显无法律依据。宣布合同无效后却又让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清理国际大都会的债权债务，更是错误。三，国际大都会一百九十九个业主提出的诉讼标的是二千八百万元，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却查封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国际大都会的资产上亿元，此举还伤及另外没有参与诉讼的上千户业主的利益。四，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与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兼并合同，正是为更好地履行国际大都会的债权、债务，只是由于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约，才造成国际大都会债权的流失和债务的扩大，继而引发更大的混乱。 这时已觉察到沪兴公司以兼并为名，行趁火打劫之实的陈冠杰，在意见中，在提出立即中止执行程序、对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新审理外，还提出了立即制止沪兴公司对国际大都会的侵权行为，追回其非法所得的严正要求。当然，他这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意见的最后，他表示，在上述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东洋集团将重组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盘接回成都国际大都会的经营项目，迅速恢复成都国际大都会往日的辉煌。 这个时候回去重新接手国际大都会？陈冠杰的想法也太简单了，其实，从与沪兴公司签订兼并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国际大都会便成了某些利益集团志在必得的一块肥肉，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那有这么容易再吐出来？ 有一份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出市面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议事纪要》，便把这件事的背景和走向说得十分清楚，不妨把这份成文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的《议事纪要》摘录出来，作个参考： 1998年8月4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在市政府第6会议室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国际大都会的有关遗留问题。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目标督查办副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及郫县县委书记×××、县长×××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郫县县委、县政府和市中院前一阶段在国际大都会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会议认为：1998年3月10日市政府在郫县召开会议，对国际大都会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各有关部门和郫县县委、县政府据此开展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要坚持按照市政府3月10日会议所确定的原则，从总体上解决后国际大都会的问题。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工作力度，加速方案的实施。会议议定如下事项： 一、对陈冠杰要求重新接手国际大都会，要认真加以对待。市中院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作好充分论证，并积极向省高院汇报，进一步确定前一阶段判决及据此开展各项工作的合法依据，排除各种干扰，抓紧实施清产核资、定向拍卖工作。 二、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做好购房户的工作，注意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工作要有针对性，要从总体解决的原则出发，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各方利益。为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问题的整体解决，市中院对已作出的判决，暂不执行。具体工作中，郫县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多承担一些管理和疏导方面的工作，让法院腾出精力做好法律方面的工作，依法加快工作进程。 三、要支持和鼓励沪兴公司接手国际大都会，肯定目前已开展的整改工作，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沪兴公司主体地位未依法确立的情况下，整改工作要以清产核资小组名义进行；待沪兴公司主体地位确立后，政府再考虑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支持沪兴公司解决好国际大都会的遗留问题。 四、为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市政府由×××同志牵头负责。同时，拟报请市委同意，请×××继续负责国际大都会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 为了体现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笔者在摘录这份纪要的时候，把文中涉及的真名实性都隐去。在这份措辞平和的会议纪要中，成都市政府实在是用心良苦，但剝去解决国际大都会有关遗留问题这件的漂亮外衣后，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清算小组对国际大都会进行清算的最终目的，是让有地方官员作支撑的沪兴公司以极少的代价完全取代东洋公司对国际大都会的控制权，全面侵吞东洋公司及国际大都会的财产。

反击

面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蛮横的“依法清算”，远在广西桂林的陈冠杰没有低头，马上据理展开了反击。继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去了《就“国际大都会”李蓉等199户业主购房纠纷的审理及执行，香港东洋集团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后，又于七日二十九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八月二十八日，一份由成都中院执行庭(清理小组)拟定、题为《国际大都会第一阶段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其处理意见和下步工作的安排》的内部文件由一位热心人士从成都寄到桂林的陈冠杰的手中，他仔细阅后，当即给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函，就文件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封函件效仿三十多年前中苏两党论战时中方连发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做法，也来了一个“九评”，读来颇有意思，不妨登录出来，以飨读者：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收到从成都寄来的信件，内有一份注明“内部文件，不得外传”的文件及一位自称是成都中院内部人士写的简信，信中说，由于不满中院执行庭个别人员在“国际大都会”以权谋私的所作所为，故将这份文件寄给我参阅。 该文件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外，全部都是陈腔滥调及对东洋成都公司法人代表的我毫无根椐的攻击和推测，本不值一驳，但是由于是注明“内部文件，不得外传”，颇像电影院门外的电影广告中“成人影片，十八岁以下人士不宜观看”那样有点吸引力，另外，也算是对发来此信的热心人士一个“文件收阅”的回复，故此，我还是针对该文件及成都中院执行庭对“国际大都会”问题的处理手法逐一评论及驳斥： 一评 清产还债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该文件援引民诉法第297、299条规定，被执行人资不抵债时……可以采用清产还债办法。但是，包括中院执行庭在内的任何人士都非常清楚，“国际大都会”的资产超过亿元(已售出的房子不能作为东洋成都公司的资产，本人也从来没有将已出售的房子列进去)而所谓的“债务”就是199位诉讼户的总值2800万元而已，由于中院执行庭违反省高院的判决，没有收回诉讼户的房子，这样，实际“债务”就只有不足800万元。但是，成都市中院在没有调查核对的情况下，竟“未卜先知”就“真知灼见”，判定“国际大都会”资不抵债了，因此也就“英明”地、创造性地在4月20日发出(1998)成执协字第1号公告，要对“国际大都会”进行“清理”，并口口声声多次重复说大都会资不抵债。而在4个月后的今天，“内部文件”又说“现正在进行评估、审计”，那就是说，4月20日的公告所说是未经评估、审计的，评估、审计工作现在才进行。成都中院在未经评估、审计就确认大都会资不抵债，就生搬硬套地援引民诉法第297、299条规定，对大都会进行“清理”，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有“清理”这个概念和做法吗？这种贪赃枉法的行为只有用“混水摸鱼”和“乘机搏乱”来形容才合乎逻辑性。 二评 “国际大都会”资料不明确，债务不清楚 四川高院的判决，标的是2800万元，而成都中院执行庭在执行时又违反四川高院的判决，没有将诉讼户价值2000多万元的房子收回，实际应清理的不足800万元，如果成都中院执行庭秉公办事的话，那就最简单不过了，将大都会价值800元的房子拍卖不就成了么？但他们却把问题严重地复杂化，以期达到乘机搏乱的目的，故成都中院在公布“清理”的同时，又宣布东洋集团与沪兴公司所签订的兼并合同无效，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公章、法人代表的私章及所有资产冻结，之后，又宣布兼并合同无效的一方沪兴公司进驻“国际大都会”进行管理，这就排除及剝夺了掌握包括债权、债务资料等全部资料的香港东洋集团对其为所欲为的抗辩，也利于他们顺顺利利地导演出一幕又一幕的丑剧来，不过，这样的结果，亦导致他们陷入了文件中所说的“建筑单位申报的水份大，一时难以认定”的进退维谷境地。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东洋集团成都公司与施工队签订的施工合同条款之一是：“工程竣工检验合格并取得合格证后付清尾数。”故此在工程尚未竣工取得合格证前谈不上欠施工队的工程款，相反，是施工队先收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工程预付款，因为其产品尚未完成，尚未质检合格，谈不上结算。而成都中院却要代替签订合同的双方，自作主张地进行“评估、审计”，这样的知法犯法行为，我不会接受，更不承认其所谓的“评估、审计”结果。我认为，这只是成都中院又一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手法而已。 三评 “清理”是市委、市政府同意执行的 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商勾结的结果。成都市民谁不知道那位刚刚退休、拥有成都成浦集团顾问头衔的原成都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沪兴公司管理国际大都会的一年零八个月里，不遗余力地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影响市中院作出包括“清理”、“合同无效”等一系列错误决定，以为自己日后退休铺路的事？因为有这顶保护伞的庇护，所以沪兴公司才敢于肆无忌惮地违反双方所签订的包括“承担此后确认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客户要求赔偿的经济责任。”这一重要条款在内的合同条款，并在管理国际大都会的一年零八个月里，房款则通过法院追收，工程款则分文不付的怪现象。这才引起广大债权人的不滿及抗争，出现文件所说的“问题太多，太复杂”的局面。于是，“合同无效”的把戏出现了，这样做的目的，明显是偏袒沪兴公司，想把其近两年来令“国际大都会”的资产流失及债务扩大的责任一笔勾销。 由于“清理”的违法行为遭到业主的极大抗争，成都中院执行庭不得不搬出“清理是市委、市政府同意的”这张虎皮，以示“清理”不是中院执行庭决定的，而是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意思，作贼心虚的心态表露无遗。既然这是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那为什么在4月20日中院公告(1998)成执协字第1号的开场白中不写上“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的字眼呢？他们显然没有这个胆量，因为在强调依法治国、加强法制观念的今天，如果不是依法行事，而是通过权力，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司法公正，还要各级法院干啥？偷鸡摸狗、杀人放火，事无大小均由市委、市政府一张红头文件“同意”不就了事了吗？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这显浅的道理，作为中院执行庭的法律专业人士能不懂吗？ 四评 “内部文件，不得外传” 该文件既要颠倒黑白，又怕知情人察觉揭露，掩饰其欺上瞒下的伎俩，才是真正的企图。该文件说被执行人的法人代表陈冠杰“当时下落不明”，请注意，“当时”两个字可圈可点，指多长时间？是一天？一年或几年？二审判决以来，中院就从来没有联络过东洋成都公司的法人代表，而该公司的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证书，白纸黑字写有我本人的所有资料，难道不可以通过电话、电传等方式与本人联系吗？不可以通过正在与中院紧密合作的沪兴公司那里取得我的联络地址吗？这只是中院在“当时”忙于瞒着我干着见不得光的事，故此以“当时”一笔带过，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五评 “国际大都会”住户入住通知书的合法性 199位诉讼户的胜诉是基于“不具备入住条件”这个理由的，那么，中院执行庭经过“清理”及发给“入住证”就“具备入住条件”了吗？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怎么中院执行庭连质检部门的工作都替代了？是谁授于中院执行庭的质检权力？又是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的吗？ 六评 陈冠杰在“国际大都会”张贴《紧急报告》后，又引起骚动 本人的律师团队针对中院的违法行为，写出一份《紧急报告》，经本人签字后寄给四川省及成都市各有关部门进行陈述，希望省、市有关部门能正视此一极不正常的行为，并拨乱反正，此一举措完全是光明正大的并非见不得光的事。而此文件流传到“国际大都会”，也是正常现象，所有“国际大都会”的业主都关心本人的动态，难道这也要受到那些“雀巢鸠占、喧宾夺主”的谋财掠地者干涉吗？由于中院在处理“国际大都会”问题上一错再错，才在广大的住户中引起不满和不安。这次“引起骚乱”，是中院执行庭在所谓的住户登记中，将熊辉伪造的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售房合同书加盖“清理小组”的公章后便予以承认而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任何人士、特别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中院执行庭诸位都应该清楚，只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才有出售商品房的资格，混水摸鱼者熊辉，没有东洋成都公司的财务收款收据，只凭一张盖着不知什么中方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财务印章的收据以及一份既没有盖东洋成都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又没有盖法人代表私章、连合同书的编号也没有、伪造得近乎荒谬的所谓售房合同书，在中院执行庭“清理小组”糊里糊涂加盖了“清理小组”的公章以后便得以承认，以此非法获得了二十三套房子，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卑劣大戏，只有成都中院执行庭才够胆去导演，亦只有用钱权交易、行贿受贿这些解释才乎合其中的逻辑，如此胆大包大和混乱，“国际大都会”的住户怎不骚动呢？ 七评 中院给龚工程总监新职衔的用意 文件中，中院不知什么时候给予东洋集团工程总监新的职衔为“东洋集团总监”，从字面上看好像是笔误，漏写了“工程”两个字，但往下一看是一连串东洋成都公司的金额数字，可见中院有意漏写是要让人相信这些数字是东洋集团总监(主要负责人)透露出来的，以增加其中的可信性，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香港东洋集团只有一个总裁，从来都没有什么总监，工程总监的职责只是负责工程技术性问题，从来不清楚工程以外的具体情况，这也难怪龚先生阅后也摸不着头脑，还认为是有人在玩插赃嫁祸的“反间计”。 八评 冻结所有购房人住房合法性及其动机 东洋成都公司早在96年12月9日就将已出售房子的售房合同书资料及余下未售房子的有关资料移交给沪兴公司，这在当时来说是正常交接，双方均有此项记录，而中院执行庭却又别出心裁地宣布将大都会的所有房子冻结，真不知这是那家子的法律。打一个比方，某大百货公司给法院冻结了资产，法院的执行人要将多年来曾经在该百货公司购过物的客户登记，冻结其所购买的商品进行清理，试问这可能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将水搅浊，以从中渔利，结果是导致熊辉及其同伙在浊水中真的摸到了大鱼。 在现在真相已越来越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眼看再也不能蒙混过关了，熊辉一伙便急忙将通过钱权交易手段骗来的房子以每间两、三万元的贱价脱手抛售，试想想，如果这些房子不是靠伪造文件骗回来的，又为何如此惊慌？理应像其他真正的购房户一样，理直气壮才算有种。 九评 该文件对处理“国际大都会”事件中一错再错的掩饰 该文件轻描淡写地用“由于缺少经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几句话，企图掩饰其一系列的错误行为，以蒙混过关。从最初的以“不具备入住条件”为理由的判决开始时，就已种下错根，在全国乃互全世界的商品买卖史上开了一个极坏的先河。中国有那条法律规定，“不具备入住条件”便可以退房？而所谓的“不具备入住条件”的定义又是怎样确认的？全世界所有的房子，可以说没有一栋是十全十美的，我可以随便在一栋房子中找出几十个缺点来。试问，在大都会居住的住户中，有同住一栋楼或同住一个楼层，同等居住条件，同时居住了四年，不参加诉讼的就“具备入住条件”，而参加诉讼的就“不具备入住条件”，就可以获得补偿，这显然是轻率的判决！这能让不参与诉讼的另外85％以上的住户心态平衡吗？如再不加以纠正，好戏还在后头呢。 错判在先，接着又违反省高院判决，不但不执行收回“不具备入住条件”的房子，反而给住户发给只有建委下属质检部门才有权颁发的合格证(入住证)，以示已具备入住条件了，继而冻结所有购房户的房子，以至出现熊辉一伙伪造售房合同书这一恶性事件。既然宣布“清理”又不将住户有凭有据的已交纳的电活安装费、产权证税、煤气开户费等费用“清理”归还；而所收的数百万元债权款项又不知落在何方；工程未竣工，更未结算就急不及待要工程队申报；凡此种种本末倒置、是非不分所胡乱作为及违法乱纪行为，是可以用“由于缺少经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轻描淡写的两句话便搪塞过去吗？铁证如山，中院执行庭的策划者就算是跳落长江三峡水垻，也洗不清其违法乱纪的事实。现在，从中央到省、市各有关部门都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奉劝中院执行庭以后不要再搞那些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所谓“内部文件”，因为这是民事诉讼，各方都有权利陈述自已的观点、理由。要一步一个脚印，光明磊落。中院执行庭有勇气、有胆量与我本人在电视上以“大都会处理事件”为题公开辩论吗？只有实事求是，秉公执法，以法律为准绳，纠正错误，正本清源，才是正道。 最后，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大都会全体住户对东洋公司及我本人的关怀、爱护，感谢你们仗义执言、敢于揭露不法分子破坏大都会的行为。你们以一生的积蓄来购买大都会的房子，实不容易，你们是大都会名副其实的主人翁。 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以主人翁的姿态，对破坏、肢解、蚕食你们家园的不法行为作坚持的斗争。谢谢！ 香港东洋集团总裁陈冠杰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失公道的新闻宣判

成都国际大都会这出大戏之所以演出得如此“火爆”，其中当然少不了作为某种“喉舌”的媒体从中炒作以及火上添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对新闻报道有着极高度信任度的中国，新闻报道也在一定程序上进行着新闻宣判。 如前文所述，最先动用新闻嗅觉、利用新闻记者身份及手中的笔向国际大都会发难的是在国际大都会购买了房子的蜀报记者王某，他预先写好了对国际大都会一褒一贬的两份稿子，在国际大都会部分住户要求降价“群情汹涌”的时候去找陈冠杰“讲数”，他对陈说，若能免去他后期需付的六万元，他便拿褒的那份稿子去登，若不能免，他便拿贬的那份稿子去登，在这种以报道为名行勒索之实的媒体流氓面前，陈冠杰当然不会低头。 几天后，蜀报果真登出了王记者的稿子，“国际大都会住户惊呼上当”、“房子质检不合格”随着稿子的发表而开始在社会流传，在蜀报的带动下，为求轰动效应，成都市乃至四川省的一些报纸也参与围攻，“国际大都会房屋质量存在重大隐患”、“27栋30多个阳台出现险情”、“承重墙断裂”、“大梁歪斜”、“未入住就垮塌了”等等夺人眼球的字句赫然出现在报纸上，原先获得一片赞美之声的国际大都会顿时陷入口诛笔伐之中。 四川省地方媒体之外，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威望的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围攻成都国际大都会的行列，具体操作的是一位后来被说成是临聘人员的记者杨某。 杨某的身份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的记者，据国际大都会的住户回忆，他是包揽国际大都会官司的曹律师及作为清算小组成员沪兴公司的人引到国际大都会来采访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十八连续两日，中央电视台在《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了杨记者采访后制作的专题报道《大都会 大陷阱》，这篇专题报道的文稿后来被收入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中。节目播出后，当即受到陈冠杰和众多国际大都会住户的反驳，报道中的很多关健之处已被陈冠杰及国际大都会的住户指出并被事实证明是夸大事实、造假、捕风捉影及信口开河，为免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笔者就不在这里花笔墨和篇幅将这篇专题报道文稿的原文录出了。 就是这个杨记者，当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又一次来到国际大都会，美其名为“追踪采访”。可是，他进入国际大都会后第一时间便由曹律师和沪兴公司的人引领直奔第一次采访的主角万某某家中，一些住户知悉杨记者到来，齐集在万某某家楼下等候，准备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可是当他与住户见面时，面对大家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都会 大陷阱》的质疑却听而不闻，既不录音、录像，也不作笔录，草草应付便匆匆离去，在后来播出的所谓“追踪报道中”，除了新增万某某夫妇旧事重提的“现身说法”外，其余所用的画面全是五月十七日报道所用过的画面，可见杨记者的“追踪”力度十分有限。 不过，这位杨记者此行并不是什么也不做，为了继续“黑”陈冠杰，他离开成都后，马上飞到广西南宁，来到陈冠杰正在精心打造的瑞士花园，拿起他的新闻“放大镜”，寻找向陈冠杰的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开炮的炮弹。翌年的元月四、五两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以《东洋集团为何麻烦不断》为题，播出了杨记者的专题报道，在这则报道中，杨记者秉承一贯的哗众取宠、以假乱真手法，对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抹黑，报道播出后，陈冠杰马上作出了反应，他先后两次以个人或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的名义去信中央电视台，反映杨记者泡制失实报道的情况，要求中央电视台澄清事实，不要毫无事实根据就作出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报道。与陈冠杰没有任沟通的几百户国际大都会住户，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后，也串联在一起，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三日，写出了《关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连续两次播放失真的情况报告》，为陈冠杰争取公道。为了更好地说明情况，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他们又充实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份有关成都国际大都会情况的《情况报告》，并选派了何明孝、闫敬贤、陈素华、张内昆四位代表去北京中央电视台，向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及中央电视台党风廉政办公室递交了这份代表成都大都会几百名业主心声的《情况报告》，此外，他们还与《经济半小时》的制片人任学安直面交谈，向他指出：“电视节目播出不实报道后，造成了恶劣影响，也伤害了大都会住户的感情和利益。”在京期间，他们还将这份报告送交了中央相关职能部门。 为了让读者了解这场有失公道的“新闻宣判”的真相，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当年陈冠杰写的《申诉信》及成都国际大都会住户写的《情况报告》按时间先后顺序抄录下来，让大家过目。 陈冠杰给中央电视台的信： 中央电视台并杨伟光台长、二套节目《经济半小时》负责人： 1998年5月17日及18日，贵台二台两次在《经济半小时》题为《大都会 大陷阱》的30分钟报道中，有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法人代表陈冠杰为“不法商人”、“携款潜逃，不知所踪”等等毫无事实根椐及无中生有的指控，对此，本人曾当即去函贵台，要求就在没有与本人联系核对的情况下就片面作出上述报道给予澄清，要求贵台就如下的指控作出书面解释： 一、本人在什么地方犯过什么法，被法庭判为不法商人？ 二、本人在什么时候？携多少款？该款是谁的？逃到那里去？ 三、《大都会 大陷阱》报道说：“大都会多幢房屋的阳台断裂、倒塌”，既有事实根据为何不播放示众？ 四、报道说：“大都会从开发到交付实用都有一系列违法行为”。如此论断，请出示证据。试问，93年4月，四川省政府在香港举办大型招商会，我被港方推荐到成都投资，由省计委立项批准；成都市建委以“城建发1993房字186号”文批准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7月，成都市规划局以“成规地1993 1220号补文”正式批准国际大都会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及成都市土地局发出的土地使用证；93年7月郫县建委以“郫编号1993 076号”发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4年郫县建委以“郫编号1994 041号”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可见，大都会项目严格执行了一书两证。成都市规划局在1995年7月12日以“城规建1995 796号”正式补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执行一书两证过程中，省政协主席聂荣贵及省市人大代表都曾到工地视察，96年4月23日，省市入大代表又来视察过一次。综上所述，难道这都是非法吗？ 函告以上四项，目的是希望贵台通过重新调查，客观、公正、如实地报道。 上述函件是以特快专递方式发出，按理中央电视台在一个月内会就此事作出回复，结果是“石沉大海”，无人理会。直至事隔半年多后，本人才收到中央二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记者杨×的电活，说收到我的信件，现要就有关事件重新核对、澄清。除到成都处，还要来桂林与本人见面，了解事实真相。我当即表示欢迎，满以为终于有一个让本人申诉的机会了。但事实并不是那回事，原来是在他给我来电话的前半个月，中央二台收到成都国际大都会有数百名住户签名的函件，要求澄清5月18日其片面不负责任的报道，重新到成都国际大都会调查了解，听听正反各方的反映(数百名业主也曾在数月前联名要求我本人回成都国际大都会继续开发，并派出代表自费到桂林，向我递交集体签名的名单及要求我回去继续开发的函件)。可见中央二台的“重新调查”是国际大都会数百名业主联合签名的结果，并不是本人半年前“杳无音信”的函件所至。 中央二台记者杨×到成都后并没有就“不法商人，携款潜逃”、“整个工程都是非法的”等问题走访各方，调查了解，更没有找东详公司的主管单位天府华侨城及其上级四川省侨办，而是只找原来第一次参与报道的人采访，这能如实反映问题吗？杨×记者到桂林后，还说他曾到国际大都会采访不同意见的人，但为什么元月4日、5日的跟踪报道就没有把下面的意见报道呢？杨×到郫县质检站了解，对方死口咬定我方没有委托他们质检，妄图逃避责任，而我们与郫县质检站的质检协议书、支付质检费的银行付款凭据、质检站的收据及质检过程中给施工单位发出的整改通知等等，不是足以证明我方在开工前的93年9月就已委托该站进行工程质检及材料质检了吗？为什么在报道中不将上述的所有证据公布于众呢？ 这次报道中显得聪明了，没有妄加结论，但是却采取一种更为恶劣的断章取义、借刀杀人的手法，使整个报道变得与事实相距面目全非。事实是这样的： 在有关工程质量问题上，我回答杨×的原话是这样的：“建筑工程质量问题是很广泛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房屋基础与主体结构方面，如果有基础下沉、主体倾斜、倒塌或主体问题引起开裂都属严重的质量问题，质检部门鉴定后，该拆的要拆除，该整改的整改，这完全是施工单位没有按图施工或偷工减料所造成的恶果，与甲方毫无关系，其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由施工单位自负。二是在装修过程中所出现的墙面灰浆开裂、天花渗漏等施工中常见的质量通病，这亦属于质量问题，可以通过整改返工予以解决，但如果要在鸡蛋内挑骨头的话，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栋房子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但中央二台却把我前面的原话删掉，只剩下“全世界没有一栋房子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并随即加插消费者协会负责人的驳斥谈话，我深信消费者协会的陈先生亦没有看过我所说话的全文，故亦属受误导而上当者。为什么中央二台不将我的原话报道，如实告诉消费者协会，而要断章取义去误导别人、只手遮天地进行暗箱作业呢？ 我半年多前给中央电视台的函件主要是针对5月17、18日《经济半小时》在国际大都会事件中对我本人的毫无事实根据的人身攻击，要求拿出“不法商人”、“携款潜逃”、“整个工程都是非法的”这几方面的证据，而中央二台在元月4、5日的报道中仍然拿不出上述的任何证据，只能东拉西扯将不属于此内容的其他事情拿出来予以掩饰，以达到继续丑化本人及淡化去年报道的目的。 在与我的交谈中，杨记者不小心泄露了天机，他说：“在5月17、18日《经济半小时》的报道中我们电视台在机制上出现了问题。”这表明后来的重新报道是为了“补锅”的。 至于报道中提到的东洋南宁公司的鱼塘曾经淹死过小孩的问题，属于远隔千里的法律责任问题，并不属于工程质量的话题，至于责任属谁承担，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而事隔一两年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至今找不到责任应由我方承担的理由，故我方至今亦未收到法院的传票，而杨记者却硬要将此一不幸事件扯进去，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借消费者协会陈先生之口代替法院职能，以言代法，将小孩之死定罪于我，以达到丑化我企业及激化社会矛盾的目的。 本人作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一个怀着满腔热情、挚爱祖国的香港商人，到西南这个从未到过的地方—成都投资，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贵台二台的杨记者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深入客观了解情况，不作调查核对，便作出有损国家权威媒体形象的不实报道，对此，本人除深表遗憾外，不希望矛盾激化，只盼实事求是地如实反映。 我本人要求：中央电视台应对半年多前《经济半小时》报道中对我所作的“不法商人”、“携款潜逃”等四项指控拿出证据来，如没有证据，应重新对成都国际大都会进行公开调查，客观如实报道。本人重申：对于98年5月17、18日歪曲事实的报道，本人保留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及进行法律诉讼的权利。

香港东洋集团总裁 陈冠杰 一九九九年一日八日

成都国际大都会住户给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关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连续两次播放失真的情况报告》： 中央电视台台长： 我们是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住户，也是来自祖国各地、各条战线退休的共产党员、专家、学者、机关干部，在“新闻宣判何时休”、“还我大都会本来面目”的愤慨声中，特代表数百名业主、住户，执笔集体反映：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去年5月17、18日播出的题为《大都会 大陷阱》和今年元月4日、5日播出的题为《东洋集团为何麻烦不断》的两次报道，其舆论导向偏离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航向，滥用新闻舆论监督，所造成的极其恶劣的影响，损害了众多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而激起大都会广大业主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其主要表现是： 一、第一次报道《大都会 大陷阱》严重失真之点及我们的论证： 1、报道说我们大都会房屋质量出现“多幢阳台发生断裂、倒塌”，并通过住户邓××的口唯心的造谣说：“20多幢房屋的阳台随时都有垮塌的可能。”既然房屋质量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为何不把断裂、倒塌的现玚在画面上示众呢？我们在大都会已居住四、五年之久，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房屋有倒塌、垮塌、沉陷的现象(包括未竣工的在建房在内)，岂能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地论断“多幢房屋的阳台发生断裂、倒塌”呢？ 2、报道中说国际大都会“从开发到交付使用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这样的论断虽然是指控开发商香港东洋集团总裁陈冠杰先生，然而，我们不愿居住在“有一系列违法行为”的商人的不明不白的房子里，既然已经涉及开发大都会是合法或是违法的大事，所以我们要问：如果“从开发到交付使用都有一系列违法问题”的话，那么，众所周知，东洋集团是由四川省政府于1993年4月在香港招商会引进入川进行大型房地产开发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既有省、市、县三级计委、城建委、规划局批准并颁发的“一书两证”，即国际大都会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成都市土地局发出的土地使用证和郫县建委发给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还有郫县建委的房屋预售许可证、郫城建房(93)01号、(94)010号等系列批准文件，难道这些都是违法的产物吗？ 作为党和政府最具有权威宣传喉舌的电视台记者、编辑，信口开河、轻易地对东洋集团进行“新闻宣判”，显然有失公道。这样做，不考虑给当事人开发商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造成外企重大经济损失，至少也要考虑权威媒体的自身形象呀！只注重新闻的“轰动效应”，而不注重社会责任，是否已滥用了新闻监督权利了呢？ 3、报道中还出现否定我省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就的提法，采用套话，一概而论，说什么“盲目引资、盲目开发、一哄而上”，“造成不法商人混水摸鱼……”如此妄加评论，其根源是缺乏调查研究之风。回顾历史，当沿海地区房地产开发过热时，而内地的成都房地产业1993年才刚刚起步，香港东洋集团是成都史无前例从事房地产成片开发的第一家外资企业，他们没向我国银行借贷分文，自带资金进来搞建设，怎么可以说是“混水摸鱼”吧？记者是否知道，由于陈先生创造性地开发“国际大都会”，30幢造型别致的高楼大厦，虽是初具规模，但已吸引了同行的学习、借鉴，在“国际大都会”的带动下，成都市相继出现了中央、交大、红运、明流、皇家五大“花园”，此举推动了成都市房地产业的发展。现在，各级政府为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在开辟房地产业，这是对增强国民经济收入有实效之事，怎可斥责为“盲目引资，盲目开发”呢？这不是有意给我市招商引资工作抹黑吗？ 4、报道指责，“国际大都会”的广告是“欺诈行为”。此说法一是片面，二是无限上纲。因为凡来大都会购房的人，虽然是从广告宣传上获得信息，然而，要花10多万元购房，那个又不是反复多次乘坐开发商的免费专车，到工地现场挑选自己满意的房屋呢？如果无限上纲说广告的“欺诈行为”是指相关配套的学校、幼儿园、医院在第一期住房工程中没有修建的话，难道第二期工程不是在建了吗？93年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呢？在一年内30幢高楼拔地而起，少数唯利是图者不断向东洋集团索要不义之财，采用“文革”方式，用武力破坏开发商的正常工作秩序，直至被赶走，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又来修建二期配套的学校、医院呢？只有那些不了解房地产滚动开发周期规律的人，才会把一时未能建成的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看成是“欺诈行为”。何况要建设配套设施涉及到相关部门审批的申请报告，开发商早已将递交，对住户的上学难、就医难的问题，陈先生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办了许多实事，一桩桩，一件件，怎能任由大都会的极少数刁民昧着良心否定之？ 5、《大都会 大陷阱》所选拍的场景，大部分是93年底房屋在建中的景况，据知情的住户和当年负责维修的工程人员讲，画面中那个说：“上厕所要打雨伞”的老太婆，其子就是要敲诈开发商一万元“精神损失费”的索赔者之一，因索赔不遂，才起心报复。为了给煽动打官司的人提供“房子质量有问题”的依据，他事先把自家的水管砸至漏水，让母亲在室内打伞挡漏，再让记者到他家中拍摄，母子异口同声说房子质量有问题。这种心地卑鄙的小人，早已被大都会那些正直的住户骂得不敢回声。 画面中另一位妇女说屋里有大便，据我们所知这一个别现象，均发生在93年房屋尚未完全竣工时，那时，施工工人随地解大、小便的事常有发生。还有某处地面出现漏水、墙面渗水、抹灰脱落等均是在建筑法未颁布时期，在“建筑产品走向市场”的初级阶段普遍存在的行业现象，并非大都会独有。我们认为，只要楼不垮，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补救的。就房屋的总体质量而言，这些个别现象，并不说明房屋的主体结构有问题。可是，在两次报道中，这两个画面都反复出现，从中不难看出采编人员在选材上的倾向性，他们抓住一点便全盘否定，用一些缺点来掩盖大都会是开发、建设、繁荣地方经济的一个成果，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时代产物。 6、报道中多次采用暴光形式斥责陈冠杰是“不法商人”、“携款潜逃”、“不知所踪”、“一系列违法”。这种“新闻宣判”和舆论攻势直接影响法院工作人员的倾向，十分不利于司法公正。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官就大言不惭地对大都会的住户说：“大都会房屋的质量问题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过嘛，法院判决没有错”。，在98年9月7日的法院公告中，也仿照媒体的定调说陈冠杰“下落不明，不知所踪”，以此来为自己的错判开脱责任。 面对大都会事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舆论误导的现象，业主们决心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开发商陈冠杰先生讨回公道。为此，去年7月下旬，数百名业主一方面自发联合起来签名写信鼓励并邀请陈先生重返大都会开发，再造辉煌，另一方面不断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大都会事件的真相。事实上，自96年以来，大都会房屋的质量问题，经省、市、县质检部门检查，已经有了“房屋主体在正常荷载下使用安全”的结论，对于这个结论，凡我大都会的人那个不知？谁个不晓？既然没有多大问题，为何还会造成项目瘫痪，数年无人问津，即使是98年4月法院前来进驻，也难以向前推进的后果？这只能说明某些媒体和法院对于大都会房屋质量不合格的定性不准，而且一错再错。 要说大都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固然很多，但大都会的很多住户都认为，媒体是一把无形的、扼杀大都会的刀。为配合上边“房地产要降温”的提法，社会上凡涉及房地产的问题，舆论都是一边倒，只说坏的，不说好的，有些人是想把大都会打造成典型，力图产生轰动效应。早在94年，就有一位记者写好了褒、贬两份文稿，公然以文稿作筹码向开发商要优惠价，达不到目的，就把严重失实的贬损大都会的文稿登在报纸上，带头向开发商展开舆论进攻，对于房屋主体的质量问题，主管权威部门还未有检测结论，他就在文稿里断言“问题严重”。事实上，对于建房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有些记者只是看到表象，而未有弄清影响房屋质量的各种因素、危害程度，以及对房屋质量检测的手段、程序等关键问题。尤其是他们在不清楚大都会房屋纠纷案件各种背后的因素、缺乏以掌握案件全部客观事实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断言开发商在大都会搞“大陷阱”，这纯属是舆论导向立场、观点的错误，如此舆论不公，其后果是不但不利于大都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为此，去年八月以来，我们先后给宣传媒体的有关领导写信，要求对《大都会 大陷阱》这则报道出现的严重失真的情况重新调查核实，再作一次公正、客观、真实的追踪报道，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二、杨×记者神秘的“跟踪采访”给大都会的人布了一层令人迷惑的乌云。 1、去年11月16日《经济半小时》记者杨×来川，是由号称“包 打赢官司”的律师曹某及沪兴公司的人作向导的，一到大都会就直接到诉讼户万××家中，有的住户知道记者要来采访后，在万家的楼下等候一个多小时之久，当杨×出现在万家楼下时，他们主动上前向杨反映情况，但他既不录音，又不作笔录，更不录像，只是泛泛地应付大家，他点名找到了沪兴公司的代言人甘××，一起到白帝城酒家宴吃后，便匆匆结束了大都会的“调查采访”。 2、杨记者的神秘行动，令一些住户已预感到这次暗箱操作的“追 踪采访”，调查事实是假，掩盖失真报道是真。所以得知他离开成都去了广西桂林后，我们特地发传真信邀请他再次返回成都，全面调查核实有关大都会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以利于澄清事实。后来，我们又致电话他，建议他到四川省政府负责招商引资的部门和省侨办调查了解，可杨记者根本不把大都会大多数往户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要寻找东洋集团的“错处”，企图再次掀起爆炸性的舆论攻势。 当今年元月4日《东洋集团为何麻烦不断》的报道在中央电视台 《经济半小时》播出后，大都会的住户群情激愤，大家纷纷指责：“杨×采访手段卑劣，张冠李戴，把与大都会无关的人与事与大都会的事混在一起，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为什么不报道开发商陈冠杰为抓工程质量风里来雨里去，天天跑工地的事？”“你既然去了桂林，陈冠杰开发的桂林奇峰小筑是优秀小区，为何不宣传？”“利用剪接技术，继续制造‘轰动效应’，是何居心？杨记者才是不断找陈先生麻烦的人”！ 三、对播放《东洋集团为何麻烦不断》的质疑： 1、大凡看过这个报道的人，都会这样问：“对于有监护人照顾 的小孩之死，杨记者既没有法院宣判作依据，自己也没有开展调查，就借中国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陈××之口，宣判“要开发商负责，这不是典型的以言代法吗？”还有人说：“照此推理，成都府南河修建后，时常有人跳河死亡，这难道也要市长王荣轩负责吗？” 2、既然这次是对《大都会 大陷阱》的追踪报道，为何画面上全 是重复5月17日播放的1994年的场面和在《大都会 大陷阱》一片中唱主角的万××夫妇？难道大都会其余几百个住户竟然一个都没有资格成为杨记者追踪、聚焦的人选吗？这次报道的开场白说：“《大都会 大陷阱》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并不断有新情况出现，我们特再次作追踪报道。”既然是追踪采访，为何报道中没有新情况、新面孔出现呢？没有新的踪迹，又怎能称得上“追踪报道”？ 3、大都户的住户对画面上多次出现的一道烂门十分在意，在开 展广泛的相互调查后证实，在大都会的房屋中，无论那一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道纸板烂门，大家不约而同提出质问：“杨记者从那里弄来这道烂门，并利用这道烂门大作文章，以指控房子质量有问题，不能不说他是别有用心的搞栽赃陷害。” 4、《经济半小时》前后两次报道都以“大都会房屋没有通过质 检就交付使用”作为攻击陈先生的主要依据，但当陈先生出示东洋集团93年9月委托郫县质检站对建筑工程质量及建材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的全权委托协议书时，画面却一晃而过，在制作中，还故意删去陈先生出示东洋集团付给质检费的付款凭据、质检站的收据以及质检站发给施工单位的整改通知书等关键性证据时的镜头，杨记者这样“巧妙”地作技术处理，不正说明他的党性和职业道德的欠缺吗？因此，我们认为，他的采访行为既不客观，更不公平。在南宁的采访，他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在成都的采访，他用1999年的现行政策，去评头品足六年前房地产商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绘声绘色地添油加醋，以偏概全，以现象掩盖本质，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都已用上，唯一缺乏的是真实。他妄评大都会工程是“省长、市长工程”，“有一系列违法行为”……无凭无据地极力贬低外资企业东洋集团的正面价值。 可惜事与愿违，在杨记者及部分媒体企图扼杀大都会、诽谤陈冠杰先生是“不法商人”之后，大都会的不少业主反而开始觉醒了，他们心中明白，东洋集团在开发大都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当今房地产成片开发中，只是沧海之一粟。很多业主说：“如果舆论公正，就应该全面评价陈冠杰先生的功过事非，重点报道他奉公守法、奋斗实干、敬业奉献的精神；宣传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品质，宣传他在祖国各地捐资修路、建学校、扶贫的义举，宣传他在逆境中抗争、创建优秀文明小区的先进事迹以及为我国房地产开发所做出的贡献，这才是抓住事物的全部本质与主流。” 综上所述，凡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往往在得领导重视的同时，也到群众的支持，从而使所涉及的问题在很短时间内便得以弄清和解决，反之，倘若媒体超越本身的职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吹歪风、搞猎奇，别出心裁地制造新闻“爆炸点”，甚至是非颠倒、滥用舆论监督、发动舆论围攻，其结果必然是越掺乎越复杂，成都国际大都会的开发商和住户至今深受其害，就是最好的例证。难怪大都会的住户们说：“舆论杀人，大都会灾难重重。” 为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安定，为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有力的思想保证，我们吁请贵台领导重视行业的队伍建设，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廉洁自律、讲政治、讲正气的职业道德教育。 我们再次强烈要求，贵台对《经济半小时》有关成都国际大都会问题的两次片面、失真的报道给予重视，为肃清其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共同营造成都良好的投资环境、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为成都国际大都会的后续建设鸣锣开道，请贵台再次派出思想品德优秀、党性强、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深记者，立足国际大都会的稳定和发展，再作一次全面的、公正的、客观真实的追踪报道，还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东洋集团总裁陈冠杰先生一个公道。

                 成都国际大都会住户

何格 陈素华 张内昆 鲁子新 闫敬贤 孙琴 张桂兰 袁平等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三日

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给中央电视台的信 各位领导：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编导杨×在元月四日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中所编导闹剧的受害者—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看了那个严重失实的节目，我们非常气愤！ 本来我们的想法是把气往肚子里咽，息事宁人算了，因为中央电视台得罪不起。但是在昨天晚上，看了新闻联播中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说的宣传报道要实事求是，维护大局，维护团结，维护稳定，绝不要猎奇，不要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讲话后，我们觉得有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应挺起腰杆做人，实事求是地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以正视听。同时，我们也相信中央电视台能据实澄清情况，清除杨×之类有辱中央电视台名声的害群之马。 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中央电视台原先报道中所说的什么东洋集团总裁陈冠杰先生是“不法商人，携款潜逃，不知所踪”之类的虚假报道，因为事实摆在那里：陈先生目前仍在中国内地为经济建设耕耘。我们只想就元月四日《经济半小时》关于我们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不实报道中的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意见： 一、1992年南宁的房地产业还相当冷落，为促进南宁市的经济发展，当时的市政府同意东洋集团“先上车，后补票”，即先动工，后办理工程报建手续，东洋集团的到来，对当时南宁市房地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南宁市的建筑质检部门并未放松对工程质量的监管，从“瑞士花园”项目动工伊始，南宁市质检站即派了代表常驻在工地进行监管(其间，市质检站还清除了施工质量不合格的施工队伍，推倒不合格墙体。)虽说在报建手续上自一九九四年以来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在工程质量上从未脱离过市建筑质检部门的视线。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瑞士花园绝无危房。附带说一句，关于补办手续的问题，在南宁市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现已有所松动，正在办理之中。 二、翠湖17#栋的质量问题，虽未经过最后的全面验收，但基础和主体建筑是经过市质检站看过的，房屋结构(即基础和主体)的质量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未验收，是由于甲乙双方遇到一些经济纠纷。我们已上书市建管处，请他们责成施工单位尽快返修装饰工程、送齐资料，以通过验收。但这绝不像杨×在报道所描述的那样。杨×在报道中玩弄了一个花招：先是拍摄了翠湖17#栋散水坡的裂纹，然后引用一位所谓住户的话：“我们是住在一个定时炸弹上。”事实上，众所周知，散水坡的质量与整栋楼的安全性是毫无关系的，散水坡的水泥砂浆之所以出现裂纹，是由于回填土未夯实所致。元月十九日我们曾与杨×交换过意见，他也承认散水坡的质量与楼房的安全性不存在直接关系，我们再问他，既然这样，你为何又要作那样的剪辑，作那样的报道呢？他无言以对。 三、关于元月四日《经济半小时》的报道中出现一个霉坏的纤维板门的问题，我们问杨×这个门是在那里发现的？他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是在人工湖附近一个楼房里的。我们说我们从未听说过有此事，住户也从未投诉过。他也承认没有一个住户知道此事，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扇纤维板门出自何处。 四、关于人工湖淹死人的问题，出现这样的事，作为开发商也深表同情，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但是杨×在报道中置我们已在人工湖周围设置了1.5至2.0米高的隔离带、建筑规范上并未要设置栅栏、死者父母在自己的单位中围起一个院子自己管理而拒绝向瑞士花园物业管理处缴交物业管理费等等事实于不顾，在画面上把我们塑造成只说：“责任应当由父母负”的冷血动物。 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元月四日《经济半小时》播出的由杨×编导的报道中，带有多大的倾向性和片面性。在元月十九日与他交换意见时，我们明确地指出他的报道带有倾向性，他承认这一点，并公然声称，这是同情弱者。在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神圣的舞台上，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那又有多少公正、真实可言？ 我们提出以上几个问题，并不是要推托我们工作上应负的责任，在工程质量上，物业管理上，我们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加强的地方，但那些问题绝非严重到如杨×精心编造出来的那个地步。 我们很负责任地指出，中央电视台元月四日《经济半小时》播出的有关东洋集团的报道，严重地违反了江总书记元月二十一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不实事求是的、哗众取宠的、不称职的记者。 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得道多助

成都中院的清理小组在国际大都会的倒行逆施，在已购买了国际大都会房子的一千二百多户业主中引起了骚动和不安，由于房子被冻结，领不到房产证，又由于工程的中止，水电、煤气、通信、学校、幼儿园等配套设施得不到完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被悬在了空中。 开始，除了参与诉讼的那些住户外，绝大多数的业主都只是在一旁观看，慢慢地，人们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也看清了亊情的实质，特别是沪兴公司的介入，更令不少人的心明亮起来。在共同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住户们之间的隔阂渐渐消除了，他们不再在一旁冷眼相看，对正义的渴求和对法律尊严的守护，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也使他们自然地与开发商陈冠杰站在同一战线上。一九九八年的六月，一些昔日曾积极参与诉讼的住户更是主动与东洋集团成都公司达成书面和解协议，但这种和解却遭到了清理小组的执行法官以案件己判决为由进行破坏和阻止。 在对成都中院清理小组的不法“清理”进行抵制的人群当中，一些心怀正义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在这时得迸发了耀眼的光辉，他们自觉地聚集在一起收集社情民意，研究对策，不辞劳苦地为民请命。经过收集住户的意见，他们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决“国际大都会”的问题，必须在合力为陈冠杰讨回公道的同时请他重返成都，主持“国际大都会”的重新开发。这年的七月二十七日，退休前在某艺术团担任过团长职务的共产党员何明孝以及张内昆、张平三个住户代表带着有国际大都会四百多名住户签名的、恳请陈冠杰回成都重新开发国际大都会的信件自费飞到桂林。 住户代表的到来，令陈冠杰多少有点意外，也很感动。在桂林期间，陈冠杰向这几位来自成都的住户代表讲述了成都国际大都会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被迫离开国际大都会的前前后后，并安排他们参观了自己在桂林着力开发的奇峰小筑，也让他们参加了奇峰小筑小区的业主座谈会，与奇峰小筑的业主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让奇峰小筑的业主讲述他们如何对待房子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处理与开发商的关系。三位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住户代表对陈冠杰不向恶势力低头、以超强的意志和努力建成了如此优美的居民小区感到由衷的钦佩。 这几位住户代表返回成都以后，马上向数百名住户通报他们桂林之行的所见所闻，把他们拍回来的桂林奇峰小筑照片让大家看，又介绍了该小区的业主是如何处理与开发商发生的矛盾、当地政府又是如何及时到小区现场办公倾听群众意见，妥善化解双方矛盾的。大家听完介绍后都很感慨，为什么同处一片蓝天下，东洋公司在成都国际大都会的做法是“不法行为”，而在桂林奇峰小筑就是合法的？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住户们开始了重新思考。自此以后，不少参予诉讼的住户在自省中放下恩怨，重新站队，支持东洋集团成都公司、主张为陈冠杰讨回公道成了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主流民意。 事实上，在国际大都会一千三百多户业主中，不乏熟悉法律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当中更有不少共产党员，受切身利益及凛正气的共同驱使，他们时刻都在关注法院的司法是否公正，为了正本清源、伸张正义，不少人不再选择沉默。他们之中，有人拿起笔，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数不清的投诉信，向中央、省、市各级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投诉，更有些热心人在大都会小区内开辟墙报专栏，就大都会事件发表评论文章。一九九八年八月中旬，国际大都会住户何明孝、陈素华、余书兰三人联名对成都中院进驻国际大都会清理小组的法官凌××枉法办案进行实名举报，九月六日，业主素理、龚正、李清财三人就就大都会事件连续发表“六评”，有理有据地公开揭露沪兴公司与成都中院同唱一调以及胡乱作为、混水摸鱼的“清理”内幕。八月，业主们又以郑党丰、傅法、樊虎三人联名，向四川省委递交了一份题为《司法不公，是造成国际大都会案件错综复杂的根本原因》的报告，更有不少人向有关部门递交要求彻查执法不公的《请愿书》。 业主的“反戈一击”，令到成都中院清理小组十分尴尬，他们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却把业主们的奋起反击归罪于远在广西桂林、南宁专注奇峰小筑和瑞士花园开发的陈冠杰，说他“煽动”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业主闹事，并责成他“立即停止不法行为”，说实在的，陷入了“枉法”深潭的他们，又怎会理解“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的真义？为了对付业主的投诉，成都中院竟动起了法律的手段，以“妨碍执行法律裁定”为由，对实名投诉的何明孝等人送达司法通知书，要对他们实施“训戒”，在上门送达司法通知书时，他们又故意扩大“找寻”送达人的范围，企图达到“敲山震虎”、警告敢于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业主的作用。 业主们可不管他们那一套，该投诉的还是投诉，该发评论的还是发评论，该找他们论理的还是直接找上门去。失道必然寡助，得不到大多数业主支持的清理小组的人心里越来越虚，也许是觉得再在国际大都会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不久，清理小组不声不响地撤离了国际大都会，回到了法院的办公楼继续进行暗箱操作。但是，由于涉及业主利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业主仍不放过他们，在成都市区有家的业主每周三都集中在一起，到法院大楼找他们讨说法。 真理越辩越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投诉、墙报专栏评论，业主们透过对半路杀进来的沪兴公司的研究和分析，渐渐明白了成都国际大都会事件的起因及症结所在，群众舆论的矛头渐渐集中指向了“官商勾结”。通过仔细的调查和对材料的综合分析，他们联名向四川省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提交了一份题为《官商勾结是“国际大都会”不能合理合法解决的症结》的材料，有根有据地指出了“国际大都会”事件的症结就是是“官商勾结”。 在这份材料中，他们拿出的第一个事实依据就是某位业主从一位热心人士手中得来的那份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编发的、题为《关于解决国际大都会有关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的第六十一号议事纪要，他们认为，这份纪要白纸黑字写明，市中院“要抓紧实施清产核债、定向拍卖工作。”“要支持和鼓励沪兴公司接手国际大都会。”“在沪兴公司主体地位未依法确立的情况下，整改工作要以清产核资小组的名义进行；待沪兴公司主体地位确立后，政府再考虑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支持沪兴公司解决好国际大都会的遗留问题。”这明显说明，政府行政机关在支使、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政府机关某些领导人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有与自己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谋利益。 对于沪兴公司与成都市政府某领导人有直接利益关系，这份材料也列出了证据：在沪兴公司的上级单位成浦公司的内部刊物《成浦动态》里，有一张题为“成都浦发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开业庆典暨新闻发布会”的照片下面，附有一段文字说明：“公司高级顾问、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后排中右)出席成浦供销公司开业典礼”。另外还有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召集市政府及郫县的相关职能部门，在郫县召开有关解决国际大都会遗留问题的现场协调会，会上，市、县两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均表态，将全力支持沪兴公司操作国际大都会项目。常务副市长是公司的高级顾问，并亲自主持与公司利益有关的会议；市政府的会议消息也登在公司的内部刊物上。有这两条，在业主们心中，不管是成都市政府或是政府某领导与沪兴公司之间，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官商勾结”的干系。 二OOO年十月二十日，2000·中国西部论坛在成都召开，论坛开幕前，成都营造了一股浓烈的“大开发”气氛，十月十九日，陈冠杰乘着论坛即将召开的东风，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成都国际大都会，得知这位四年多前就已前来开发房地产的西部开发先驱者回来，国际大都会的住户奔走相告，他们集中在一起，拉起了写着“欢迎爱国港商陈冠杰先生重归国际大都会”的横幅，横幅下是数百个业主的亲笔签名。业主们早早便在广场守候，陈冠杰乘坐的汽车刚驶到广场，喧天的锣鼓便响了起来，他刚走下汽车，人们便簇拥上去，为他献上一束又一束的鲜花，被某些媒体说成制造“大陷阱”后“携款潜逃”、“不知所踪”的陈冠杰，此刻受到了国际大都会业主们英雄般的欢迎，欢迎的人群中，包括不少曾到法院起诉过他的业主。 久别重逢，陈冠杰与业主们都百感交集，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说。业主们把陈冠杰团团围在中间，争相与他合影。对于业主们向他提出的尽早重回大都会开发的要求，他说：“我回来，我会回来，我一定会回来！”他的话赢得了业主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有一位业主甚至激动得喊起了口号：“重振雄风，再创辉煌！”陈冠杰与业主们在小区的林荫小道上漫步，边走边谈。一位姓袁的业主说：“我们相遇了千万要珍惜，给别人留下一份宽容。”姓杨的业主说：“一份真诚，一份谅解。”姓岳的业主接上说：“和谐相处、相互支持。”姓李的业主更是高喊：“共建美好家园！”走着说着，人们发现，那个曾说过“如果陈冠杰敢回大都会来，我用手板心煎鱼给他吃”的人，也跟随着人群，在后面缓缓而行。 业主们的这些认识，应该是他们在经历了风雨之后的珍贵所得。如果当初大家都有这样一颗包容、谅解之心，大都会又何至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人世间是没有“如果”的啊。中国自从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从事商品房开发建造的开发商与业主之间发生矛盾的事何止千万，但像成都国际大都会这样，开发商在业主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后又受到英雄凯旋般欢迎的事，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蛮横的定向拍卖

尽管陈冠杰一再反击，也尽管成都“国际大都会”大部分业主竭尽全力呼唤“公正”，但成都中院进驻国际大都会的清理小组却一意孤行，极力秉承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国际大都会有关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的要求，将旨在让沪兴公司全面侵吞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及成都国际大都会资产和项目的“定向拍卖”摆上了议事日程。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四川省嘉诚拍卖公司在成都商报上刊登了有关成都国际大都会的《拍卖公告》。 不久，一份由成都中院执行庭承办人拟定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驻国际大都会清理小组关于拍卖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产及其“国际大都会”项目的报告》被公开暴光，《报告》有这样一段文字：“4月7日下午2点，由常务副市长召开了有市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市法院、郫县法院院长、庭长、承办人参加的关于解决国际大都会问题的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副市长强调，法院主要负责法律上的问题，只要‘清资还债’有依据，就要大胆的解决国际大都会的问题，定向整体拍卖给沪兴公司，要给沪兴公司优惠政策，地价要优惠，至于拍卖方式由法院定。” 怎样拍卖呢？《报告》继续指出：“拍卖方案为整体拍卖(即拍卖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全部财产和国际大都会项目)，此法可取，既避免了流言蜚语，又有利于做被判决当事人的工作，既可以达到市政府定向拍卖给沪兴公司的目的(无土地无人竞买、价格高无人竞买)，又可以实现我院彻底解决国际大都会遗留问题的方案。在无人竞买的的情况下，定向拍卖给沪兴公司，判决当事人无话可说，大都会住户无话可说，陈冠杰无话可说。”为实施这一方案，《报告》还拟定了如下拍卖方式：“在公开招标无人竞标的前提下拍卖给沪兴公司，如果沪兴公司不愿买断，则只接收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债权债务。此法有利于尽快彻底解决大都会的遗留问题，沪兴公司只需筹集不多的资全(大约3000万)，就可以着手解决债务和整政、再建工作。” 这份报告一暴光，立即引起了大都会业主的愤慨，很快，他们便写出了一篇对这个报告进行驳斥的评论文章，刊登在小区的墙报专栏上，为了让读者原原本本了解这篇文章的真实内容，笔者不避累赘，把这篇评论原文抄录如下： 对成都中院驻国际大都会清理小组承办人凌××99年4月7日关于拍卖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产及“国际大都会”项目报告的驳斥及评论 中院一年多前大力阔斧、雷厉风行地派出的清资还债工作组，在大都会沸沸扬扬、铺天盖地开展所谓的清理工作，最近又突然不知给谁点了穴位似的消失了，胸前挂着成都中院清理小组工作人员牌子的沪兴公司人员也不见了，连事件的主角凌××法官亦久未露面了，今年以来大都会保安人员的工资亦没得了，对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最近，我们看了凌××的4·7报告才恍然大悟，除了奇文共欣赏外，有必要全盘给予揭露及驳斥。但要了解事情的全过程，有必要先对事件的未龙去脉来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分析。 96年12月9日，东洋成都公司与成都沪兴公司签订了合同，东洋成都公司及其项目“国际大都会”由沪兴公司兼并，当日起沪兴公司全权经营东洋成都公司及其项目“国际大都会”，并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及债权债务的经济责任。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经济合同，如果沪兴公司严格遵守合同，该收的债权收了，该付的债务付清了，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然而只靠皮包起家的官商公司—成都沪兴公司，看准了“国际大都会”是一块肥肉，并依仗有政府在后台撑腰，由其母公司成浦集团顾问、原成都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朱××(现己退休)的策划下，导演出后来发生的一幕幕可笑、荒唐的闹剧。 第一幕闹剧：“苦肉计”。在96年12月9日兼并东洋成都公司后，沪兴公司立即解聘原东洋成都公司正在应诉的律师，另行由自己公司的法律顾问代表东洋成都公司对有关199户住户的官司进行应诉，为随后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铺平道路。试想，沪兴公司既然有市政府红人作后台，极具左右法院司法程序和判决结果的能力，在“国际大都会”案件中，有房屋主体结构无危及安全的证据在手，怎会敗诉呢？败诉之后，沪兴公司又不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而是听之任之，如果不是为下一幕戏铺路，这实在是极其反常的行为。 第二幕：“连环计”。此计毒辣之处是首先影响成都中院在执行“清资还债”的同时，宣判东洋成都公司与沪兴公司的兼并合同无效，从而使沪兴公司先置身事外，继而马上成为接管大都会资产的代理人，以清理为名将所有胜诉户的房子收回，然后再拍卖，能卖多少钱算多少钱，再按比例分配给胜诉户。其法律的依据是高院的判决是退房的，所以必须要胜诉户先交出房子再作“处理”。既然是判决合同无效，沪兴公司长期拖欠东洋集团的1668万元兼并费也理所当然一笔勾销，近两年来实际接管东洋成都公司及“国际大都会”项目所造成的损失亦不用负责，更将兼并后应付给回收合同户及产权证户的债务亦可赖掉了，真可谓一箭三雕。至此，中院与沪兴公司的钱权交易已达到“利欲熏心、走火入魔”的境地。签订兼并合同的双方在中院宣判合同无效前，从没有一方提出异议要求解除合同，而中院却硬性枉法宣判属于民间经济的合同无效，明显违反了“民不告、官不理”的民法通则，如果不是“钱权交易、财迷心窍”，不是官商勾结，是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 由于中院与沪兴公司明目张胆侵占大都会的财产及严重损害大都会广大债权人的利益，加上所谓“清资还债”只涉及800万元(因价值2000万元的房子无法退出)，远远达不到“清资还债”的借口，再加上受到各方面的强烈抗争而无法执行，迫使中院一错再错地策划及施展一系列旨在扩大“国际大都会”债务的“魚目混珠”计，人为地制造了所谓“资不抵债”的虚假事实。这些虚假事实包括： 一、以中院名义发出公告，要债权人自报债权，以近乎鼓励式地任由自报，实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报出来后，中院又不作调查核实，于是乎张三、李四、陈大麻子以为报得多就会分得多，纷纷多报，更有甚者，有个本身不是债权人的人亦报了债权400多万元，此等荒唐的丑剧，只有中院才导演得出。 二、沪兴公司进驻后搞的所谓“形象工程”也算在债权账上，报上500万元。这笔在实行“清资还债”出笼后的投入，又怎能算得上东详成都公司原来的债务呢？ 三、东洋成都公司与工程施工队签订的合同中，有先预付工程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结算付清余下款项条款，中院对这一条款视而不见，硬将未经验收合格的房子作为产品，将验收合格才付给之款作为债权，这是极为荒唐的“掩耳盗铃”手法。严格地说，所有自报债权的施工队都是东洋成都公司的债务人，因为东洋成都公司之前白纸黑字有证有据付出了数千万元作为预付款给施工队，这些工程预付款可定义为产品的预付定金，未经验收的产品可视为未定合格的产品，也就是说，东洋成都公司并未收到施工队的合格产品，故工程队所收的工程预付款可视作他们欠东洋成都公司的债务。但中院却无视此一经济合同的准则，有意无意地把施工队变成债权人。 我们局外人不明就里，只是觉得疑点太多，你想沪兴公司在正式兼并东洋成都公司前对大都会的财产情况应是摸清摸透、了如指掌，若是“资不抵债”，他们怎肯兼并？可是法院宣判后却又变成“资不抵债”了，这其中的内幕，只有想出如此“妙计”的中院才解释得清。 根据东洋公司陈冠杰的书面答复，东洋成都公司的债务是有的，否则就不会在兼并合同中注明在沪兴公司在经营大都会后承担所有的债权及债务了，但其中的债务，并不是中院开列出来的天文数字。 假如查查96年12月9日前东洋成都公司的收付款收据或陈冠杰签字承诺的债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中院的“掩耳盗铃”术是站不住脚的。 一年后的今日，中院又炮制出“大都会拍卖方式”，我们可以“未卜先知”地断言，这次拍卖的结果，成功者非沪兴公司莫属。为什么？从98年12月9日成都中院文件及这份报告，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官商勾结、志在必得的最后一搏。其实，这是钱权交易的必然结果，这幕戏的剧情告白早已告诉我们： 一、去年提出的“资不抵债”说因不合法度、疑点甚多遭到广大债权人的抗争而以失敗告终。现在由于实行自报债权终于有了“资不抵债”的“数据”，另外，又由于曲解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5条及96条而有了“法律依据”，所以可以“大胆地解决了”，也就是说不再用偷偷摸摸了。 二、所谓“制定拍卖方案”只是掩眼法，“整体拍卖”只是虚晃一枪，定向整体拍卖给沪兴公司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什么？报告上说：“沪兴公司跟政府协商解决而实际上是由政府另拨优惠价土地、给优惠政策”，定向拍卖给沪兴公司，“可视为沪兴公司为政府排忧解难的合作行为”。“定向拍卖”只是中院换汤不换药的官商勾结的另一种手法而已。 三、拍卖会上是没有“政府另拨优惠土地、给优惠政策”的公开说明的，况且“国际大都会”的“债务”近乎天文数字，除独家清楚“国际大都会”的实际债权、债务、实际资产及可享受市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沪兴公司外，其他的人谁敢染指？所以说，成都中院这次虚张声势、整蛊弄怪，以公开拍卖为名，将“国际大都会”“定向”拍卖给沪兴公司或不冠沪兴之名而实由沪兴操作的公司，这样便可避免“政府与沪兴公司官商勾结侵吞东洋公司资产”的“流言蜚语”，达到“判决当事人无话可说，大都会住户无话可说，陈冠杰无话可说”的目的。 四、《报告》中有“只有标的大了，才能保存(东洋公司)外地的财产”一段话，这充分暴露了中院凌××一伙官商勾结、恶意侵吞外商资产的阴谋，怪不得他们要弄虚作假，光凭债权人毫无根据地自报债权来凑数了。不过，这真是无知到了极点，作为一个人民法院的法官，不可能连《公司法》的一些基本知识都不懂，陈冠杰在中国各地投资，无论是合资或是独资，其公司都是注册成“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定义就是当该公司清算时绝不会将债务转嫁到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去，更不会将债务转嫁到法人个人身上。凌法官不知是弱智、低能或是明知故犯给债权人一种错觉，以为报的债权越多，日后所收回的债亦越大，所以一些有贪念的人便挖空心思夸大自己的债权，而作为中院和沪兴公司则亦以为可以多侵多吞一些。 我们正告成都中院，如果你们真想解决大都会的问题，就应实事求是，不应一而再、再而三地弄虚作假、蒙骗群众，以图达到钱权交易、侵吞外商资产、损害大都会广大债权人的目的。若果你们一意孤行，将会遭到更强烈的抗争及法律的制裁。

成都国际大都会一群住户 一九九九年六月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东洋公司发出公告，限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前到成都履行判决书确定的债务和处理国际大都会的遗留问题，逾期不履行债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委托拍卖中心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后公开拍卖东洋公司的剩余财产及项目。 也许是做贼心虚，也许是忌于业主激烈的据理抗争和社会正义人士的声援，或是某位领导的幡然醒悟，成都中院进驻国际大都会的清理小组除了虚张声势外，并没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成都国际大都会”的拍卖会一拖再拖，一直没有进行。

迟来的公正判决

就在成都中院进驻国际大都会清理小组高喊要对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在郫县国际大都会的项目及其该公司在成都的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以“清产还债”的时候，陈冠杰敏锐地感觉到，在成都大都会广大业主明白事理、主动站出来反对中院“清理”、并要求他重回成都国际大都会继续开发的时候，他不应再纠缠在“清理”这件事上，从沪兴公司手中拿回失去的财产才是问题的症结。 于是，陈冠杰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就沪兴公司背信弃义、涉嫌欺诈一事起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四川省高院开庭审理此案，四十多名国际大都会的业主参与了旁听。十月二十七日，四川省高院作出了判决，驳回了东洋集团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两公司兼并合同无效，所以省高院对两公司合同无效一事不再认定，而对于东洋成都公司要求返还的财产及印章等资料一事，因东洋成都公司的财产及印章等资料被成都中院查封，应由成都中院解决。 这又是一起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乌龙判决，如果省高院这些法官不是与成都中院的法官沆瀣一气，便是一群十足的糊涂虫，他们以判决的形式驳回诉讼人提出的诉讼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诉讼人的诉讼权。陈冠杰当然不服，他不相信普天之下就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真理在胸，他决心抗争到底。于是他委托北京金律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淑君律师，于二OO一年四月十七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二OO一年十二月十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1999)经终字第4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川经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重审，并于二OO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了(2002)川民初字第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香港东洋集团与沪兴公司于1996年12月9日所签订的《合同书》(兼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二、由成都沪兴公司返还香港东洋集团实际接收的全部财产及文件、资料；三、驳回原告东洋集团的其他诉讼要求。 这样，成都国际大都会这个项目经过几年的折腾以后，又回到了香港东洋集团的手中，大都会的业主对大都会重新回到正常开发轨道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 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这次诉讼的结果，笔者还是把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原文登录出来，让大家细细品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999)经终字第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香港东洋集团。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铜锣湾道19—2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陈冠杰，该公司总裁。 委托代理人：张淑君，金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春熙路7号浦发商厦1—2楼。 法定代表人：徐宝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蒋贵，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罗尔钢，四川成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 上诉人香港东洋集团(以下简称东洋集团)因与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沪兴公司)兼并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川初经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玧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百灵、陈纪忠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东洋集团诉讼请求判决其与沪兴公司于1996年12月9日签订兼并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洋成都公司)的协议无效，因1998年3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以(19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兼并协议无效，该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案对该协议是否有效的同一事实不再做认定。东洋集团诉讼请求沪兴公司返还其接收的东洋成都公司的全部财产、印章、营业执照资料，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700万元，因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中已将双方于1996年12月9日签订兼并协议书中所涉及的全部财产予以查封(国际大都会内商品住宅30幢、80个地下车位、金融大厦、香港花园29幢一、二层商业铺面及英皇大道、犀安路二、三层商业铺面、成都市南一环路核工业综合楼地下室一层合建房、郫县犀浦镇兴业街一栋2单元4—5层三套商品房，车牌号为川A—01770的英国黑色劳斯莱斯轿车一辆) ，并冻结东洋公司位于郫县犀浦镇的25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扣押东洋公司的公章、财产章，因此，东洋集团的该项请求应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并依法解决。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五)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东洋集团的诉讼请求。受理费163，410元，由东洋集团负担。 东洋集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以判决的形式驳回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要求，实防上剝夺了上诉人的诉权，是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是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兼并协议无效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给予一个司法评价，根据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支持上诉人关于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一审要求解决的是实体问题，是无效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原审判决却以一份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解决另一案件所作的民事裁定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混淆了人民法院在主持民事诉讼活动中处理程序问题和处理实体问题所采用的不同的司法权力。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上述裁定书是为解决另一案件而以财产作出的限制性的裁定，无权解决兼并协议双方的实体上的权利、义务纠纷，以及协议的履行所带来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对于兼并协议双方纠纷的解决，只有通过一方行使诉权，经过另一诉讼程序才能解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另外案件的执行程程序中无法解决当事人起诉的请求，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请求依法改判。 沪兴公司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兼并协议因上诉人在另案诉讼过程中转移财产的违法行为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2日以(19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无效”，上诉人关于协议无效的请求，不属于讼争范围。二、被上诉人并未取得上诉人的任何财产，未办理过任何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所称由被上诉人接收的财产，全部于1998年3月2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根本谈不上由被上诉人返还。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东洋集团是以其与沪兴公司签订于1996年12月9日的《合同书》(即原审判决所称之兼并协议)为依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该纠纷在原审法院立案前未发现有任何人民法院就此立案或作出裁判。原审判决是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为依据驳回东洋集团的诉讼请求的，上述裁定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有关当事人(本案案外人)申请执行东洋成都公司财产的过程中作出的，其裁定内容实际上是对尚不存在诉讼的东洋集团与沪兴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书》作了实体上的认定，严重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审法院关于“该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案对该协议是否有效的同一事实不再做认定”的认定是错误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对无需举证的事实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然而，一份协议效力如何并不属于事实问题，而是属于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而东洋集团与沪兴公司之间的兼并协议纠纷在原审法院立案之前并没有任何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并作出生效的裁判，完全符合人民法院立案条件；即使已经有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并作出了生效的裁判，亦应由原审法院按照上述规定告知东洋集团进行申诉，而不应适用上述规定以判决形式驳回东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综上，原审法院在受理本案纠纷后，对于东洋集团的诉讼请求未作审理即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生效裁定为由对《合同书》不作认定处理，实际上是在未对本案纠纷进行审理的情况下驳回了东洋集团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川经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王玧 代理审判员 陈百灵 代理审判员 陈纪忠

二OO一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任雪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2)川民初字第07号

原告香港东洋集团。地址：香港铜锣湾道19—2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 陈冠杰，总裁。 委托代理人 张淑君，金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 王海城，男，该公司原职员，出生于1970年5月16日，住所地：成都市黄田垻经五路304栋。 被告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春熙路7号浦发商厦1—2楼。 法定代表人 徐宝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罗尔纲，成都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香港东洋集团因与被告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协议纠纷，于1999年7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1999年12月27日作出(1999)川经初写第45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原告香港东洋集团不服，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程序违法将该案发回本案重审。本院于2002年5月28日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02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香港东洋集团委托代理人王海城、张淑君，被告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尔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香港东洋集团(下称东洋集团)诉称：1996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成都沪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沪兴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兼并协议)。签约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在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00万元人民币后，向被告移交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全部资产和公司文件等。但沪兴公司在实际控制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财产权后，并未承担约定义务，和应行使的托管责任，致使公司的财产权益得不到充分维护，造成严重后果，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签订以1368万元人民币兼并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协议无效；被告沪兴公司向东洋集团返还其接收的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全部财产、印章、营业执照等有关资料，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700万元。 被告沪兴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其委托代理人在本院庭审中辩称：被告并未取得原告任何财产，也未办理过任何变更手续，原告所称由被告接收的财产，已于1998年3月2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部查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9日，原告东洋集团(甲方)与被告沪兴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兼并协议)。合同约定：1、乙方以兼并形式接收甲方属下的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及其“项目”，“项目”即指：(1)未售商品住宅房约450套，总面积约44500平方米；(2)香港花园地面及地下车库面积约1280平方米；(3)金融大厦面积约15000平方米；(4)香港花园29栋一、二层商场及英皇大道、犀安路沿街二层式三层面积约4200平方米的商业铺面；(5)尚来开发的土地约252亩；(6)成都市南一环核工业综合楼地下室面积400平方米的合建房；(7)郫县犀浦镇兴业街一栋2单元4—5层三套面积为349.30平方米商品房；(8)车牌为川A—01770的英国产黑色劳斯莱斯轿车一辆。2、甲方属下的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债权即客户欠甲方的房款约486.6万元人民币、债务4400万元人民币、债权债务相抵后债务总额为4000万人民币，上浮不超过10％，起出部分由甲方承担，低于部分由乙方取得。“协议”还就付款方式、违约责任承担、交接后的操作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东洋集团总裁陈冠杰即收到沪兴公司人民币100万元。同日及第二天，原告向被告移交了合同所约定的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法人代表正、副本、法人代表人私章，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属下物业管理分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以及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及“项目”的法律文书、批文等文件资料。同月16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甲方)与沪兴公司(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针对甲方“项目”在东洋集团与沪兴公司签订兼并协议之前所涉39起诉讼，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以甲方名义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合同书”签订前“项目”所涉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等有关费用在“合同书”约定，在乙方向甲方第二次支付的150万元费用中扣除，该《补充协议》签订后的其他新增诉讼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同年12月20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向沪兴公司移交了香港花园车库、地下车库平面图、东京花园铺面平面图、“国际大都会”住宅销售用平面图等。 1997年1月29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与沪兴公司签订《移交协议》。移交范围为清单内的项目和除涉及甲方财务秘密外的资料，此外，对移交方式也作了约定。同年2月起，陆续向沪兴公司移交了国际大都会香港花园1—11幢、17—21幢、25—30幢、商业店铺、国际大都会东京花园1幢购房合同共813份；商品房出售合同57份；售房回收合同146份。同年7月，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向沪兴公司交付了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批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定点建设“国际大都会”红线图(原件)；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院设计的郫县犀浦镇总体规划营线综合图(原件)和郫县城建委规划办公室和四川省华都实业有限公司设计规划的“天府华侨城”现状图。此后，原告继续向被告移交了有关资料。被告在接收原告移交的有关法律文件、资料后，与有关部门组成管委会对小区进行基本管理，并分别于1997年3月30日、9月3日、11月6日三次向市、县两级政府汇报关于操作“国际大都会”的有关问题、操作思路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方案。1997年3月6日，沪兴公司牵头与省质捡站等有关单位制定质检原则及方法，于同年7月18日作出质检结论：国际大都会房屋主体在正常荷载下使用安全，并支付质检费人民币35万元。依据《补充协议》，沪兴公司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名义就签订兼并合同之前的诉讼代为提起了上诉。1997年12月24日，沪兴公司为甲方与乐学明等78名客户(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在甲方主体资格确立后承担清偿东洋集团(成都)公司遗留的产权回购债务等。该协议公证方为四川省产权交易所，担保人为四川省浦发实业有限公司，由四川省公证处对上述《协议书》、《担保书》进行了公证。1999年6月，东洋集团以沪兴公司在实际控制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财产权后，不再履行约定的义务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一)东洋集团系香港展艺企业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具有独立法人的子公司，1978年经香港登记署进行商业登记，登记号为06664521—001。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系由郫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3年6月3日以郫外经(1993)14号文件批准成立，注册资金1500万元，由四川华都实业有限公司与东洋集团在郫县合作兴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范围和规模：经营开发“天府华侨城国际大都会”1500亩成片土地。中方以转让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375万元人民币，外方投资现汇人民币1125万元。沪兴公司系1996年5月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机电成套设备及产品、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 (二)1997年底至1998年初，成都中院共受理购房户债权人申请执行东洋集团(成都)公司执行案达200余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2日作出(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位于郫县犀浦镇国际大都会内商品住宅30幢、地下车库、金融大厦、香港花园29幢一、二层商场等。并冻结其在犀埔镇的25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152亩有土地使用证)、扣押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公章、财务章各一枚。1998年4月20日，成都中院(98)成执协字第1号《公告》如下：成都中院从即日起成立“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即国际大都会)清算小组”，自公告之日起进行为期3个月的债权登记。同时，成都中院以(98)成执协字第1号通知书决定对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在郫县国际大都会的项目及其该公司在成都的全部财产依法拍卖后采取“清产还债”办法处理国际大都会债权债务问题。1998年8月22日，成都中院发布了(98)成执协字第1号公告：限东洋集团(成都)公司法定代表人于99年8月25日前到成都履行判决书确定的债务和处理“国际大都会遗留问题”；逾期不履行债务，该院将委托拍卖中心于99年8月26日后公开拍卖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剩余财产及项目。上述事实主要有原、被告提交和以下证据证明： 1、原告东洋集团在香港登记署的商业登记。 2、被告沪兴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1996年12月9日，原告东洋集团与被告沪兴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兼并协议)。 4、1996年12月16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与沪兴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 5、1997年1月29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沪兴公司签订的与《移交协议》及清单。 6、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2日作出的(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7、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国际大都会”清产还债有关问题的报告》。 8、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 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兼并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合同 书》的效力向题，东洋集团(成都)公司是由四川华都实业有限公司与香港东洋集团在郫县合作兴办的中外合资企业，由郫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3年6月3日以郫外经(1993)14号文件批准成立，注册资金1500万元。中方以转让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375万元人民币，外方投资现汇人民币1125万元。自1996年12月9日原告香港东洋集团与被告沪兴公司签订兼并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协议至今，东洋集团(成都)公司的另一股东四川华都实业有限公司未对该项兼并协议提出异议。而原告香港东洋集团在本院庭审中提出签订该兼并协议未经香港东洋集团董事会授权，但并来提供相关证据，故不能由此确定该《合同书》(兼并协议)无效。 而从兼并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在签约后，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所属财产及相关文件实际交付了被告沪兴公司，但在双方尚未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前，本案合同所涉标的—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因其自身不能清偿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到期债务，以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2日作出(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在郫县国际大都会的项目及其该公司在成都的财产。此后，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东洋集团(成都)公司进行清产还债。至此，本案原、被告所签订“合同书”的标的物—东洋集团(成都)公司因被人民法院查封并清产还债，而使得双方所签《合同书》在客观上已不能被各方实际履行。本院鉴于原、被告于1996年12月9日签订的《合同书》(兼并协议)在客观上已不能履行，对该《合同书》(兼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予以解除，并由被告沪兴公司向其返还实际接收的财产及有关资料。 鉴于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东洋集团(成都)公司进行查封，并进行了清产还债工作，并且导致清产还债“以东洋集团(成都)公司为被告的购房纠纷”形成于本案原告香港东洋集团将出让的公司实际交付被告沪兴公司之前，故沪兴公司对法院的相关查封、清产还债、乃至最后导致该项“兼并协议”无法履行并无直接责任。同时，原告香港东洋集团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沪兴公司给其造成了其他损失，故原故请求判令被告沪兴公司向其赔偿人民币170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香港东洋集团与沪兴公司于1996年12月9日所签订的《合同书》(兼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二、由成都沪兴公司返还香港东洋集团实际接收的全部财产及文件资料； 三、驳回原告香港东洋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3，410元，由香港东洋集团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3，410元，由香港东洋集团负担。 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颜桂芝 代理审判员 林 涛 代理审判员 赖波军

二OO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良

不了了之的结局

二OO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下达生效以后，还在广西从事房地产开发的陈冠杰盼望着成都国际大都会能早日回到自己手中，好兑现他对大都会那些为他伸张正义而付出不少努力的业主的承诺，而大都会那些坚信陈冠杰没有做错的业主，听到判决的消息后，也都奔走相告，企盼着陈冠杰早日回来，执掌国际大都会的开发大局，让他们早日拿到房产证，早日享受陈冠杰曾经为他们憧憬过的美好居住环境。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将成都国际大都会项目返还给香港东洋集团的事迟迟未有动静。 二OO三年三月三日，香港东洋集团就沪兴公司未履行(2002)川民初字第07号民事判决书一事，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四川省高院对被申请人沪兴公司强制执行，返还其实际接收的香港东洋集团的全部财产及文件、资料，同时，缴纳了强制执行费。由于考虑到沪兴公司需返还的香港东洋集团的全部财产及文件、资料一事，涉及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98)成执协字第1号民事裁定的执行程序中的侵权行为，香港东洋集团又于同年三月六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确认侵权行为申请书》，要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其在大都会的房屋纠纷案件执行中任意处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扩大执行范围等违法行为确认其违法性。可是，尽管强制执行费也交了，陈冠杰的呼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很明显，对沪兴公司返还香港东洋集团在成都国际大都会的全部财产及文件、资料一案的执行，陷入了僵局。 在一旁等待的大都会的业主也心急了，这年的八月八日，一份由国际大都会小区党支部书记何明孝、支部组织委员谭雪锋、党小组长钱宗弟、何益平、居委会代主任杨荣、居委会委员李晓莲、蒋君以及犀浦镇人大代表陈素华联名签署的《关于解决国际大都会两个生效法律判决执行难的意见书》被分别送到了成都市各有关部门。这份《意见书》根据自己身在其中的切身体现，详尽地剖析了大都会事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了一九九六年的一百六十九户购房质量纠纷案和一九九九年的兼并协议纠纷案执行难的症结在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领导人及办案人员故意在判决、裁定、清理环节上造成错误。而拖案不立，拖案不执又源于法官的枉法办案、徇私舞弊、胡乱处置财产的违纪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意见书》最后提出：1、请求省、市法院审判监督委员会严格履行最高法院(1999)经终字第483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对成都中院违反法律程序、有失公正的错误判决依法进行改判。2、有错必纠、违法必究。建议省高院对成都中院在国际大都会案件判决、执行、清理司法过程造成的错误加以法律追究，在自查自纠中争取主动，使当前正在进行的整改冤假错案活动在国际大都会这个疑难案例中见成效，以重塑人民法院的新形象。3、建议由省、市政法委、法院和政府职能部门牵头，采取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办法，以对话的方式协调各方，将强制执行改为调解方式，这样有利于对成都中院、香港东洋公司及各债权人真实愿望的了解，也有利于对已形成的三角债权债务真实性的审计、确认和处理，通过共同磋商，改善执行久拖不决的被动局面。4、业主们对国际大都会主权归属和房产证的办理期盼已久，为此寄望于司法公正，也寄望于省、市法院新一届领导对这两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执行速度、质量、效益的重视。只有加强返还港商财产的执行措施及力度，才能确保购房纠纷案的执行及1000多购房户盼望了10年的产权证办理得以落实，对完善小区各种配套设施、重启开发等诸多遗留问题也可一并得到解决。反之，判而不执、久拖不决，矛盾一旦激化，小区两委将无力控制重新出现的混乱局面。 为了成都市的跨越式发展大局和大都会居民小区的稳定，《意见书》还向有关领导提出了希望：“为了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敬请你们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从政治上着眼，从政策上多办利民之事，尽快执行两个纠纷案的判决，结束国际大都会8年来的官司大战。” 尽管具有代表国际大都会居民小区“两委”性质的《意见书》从政治着眼，把落实执行的意义提高到“维稳”的角度，但是，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法院还是无动于衷，事情就这么一直拖着。二OO五年四月十三日，在香港东洋集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两年之后，香港东洋集团又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催促函》，敦促该局负起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责任，依法强制执行判决标的，返还兼并时移交给成都沪兴公司的全部财产、文件资料及印章等。但是，香港东洋公司的正当要求依然如泥牛入海。 虽然作过几番催促，但此时的陈冠杰心中也十分明白，时至今日，当初风风火火进驻国际大都会搞“清理”的成都市中院，对于国际大都会的财产，是无法做到完璧归赵了，别的资产流失不说，就是清理小组收取买房户后期房款的四百八十多万元，他们就交待不出去向。其实，要交待也是容易的，只是他们说不出口而已！ 由于破璧无法重造，四川省高院的执行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对于成都市中院砸破的锅，四川省高院既无法替他们去补，又舍不得操起棍棒去教训他们，只好厚着脸皮拖着，在东洋公司穷追猛打要追回那四百八十多万元款项时，那位清理小组的负责人凌法官只好“被人向蒸发”，从此不知去向。 时间等久了，成都国际大都会的住户慢慢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们不再催了，他们知道再怎样催也没用。不久，有一句话在住户中流传开来：“不了了之才是法院唯一的选项——阴消罢了啊！”…… 陈冠杰也不再催了，但他知道，事情总有了结的那一天，他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这一等，五年便过去了，这五年中，陈冠杰完成了广西梧州新港货柜码头、广东东莞明珠广场以及广东佛岗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等一批投资十多个亿的项目。 终于，这“不了”之事终于迎来了“了之”的这一天，二O一O年，在当年的“系铃人”四川省侨办主任王宋达的引荐下，陈冠杰以香港东洋公司的名义，与成都科甲公司达成了协议，以双方满意的价格，把成都国际大都会整个项目一揽子让给了科甲公司经营，里面的所有遗留问题，均由科甲公司自行解决，至于那四百八十多万元的糊涂账，也由科甲公司与成都中院协商了断。陈冠杰这条被“大都会事件”困锁了十八年的蛟龙，终于挣脱了金锁，飞腾而去。而被各种问题缠绕了十八年的大都会业主，随着大都会项目的重启，亦开始了新的生活。 时间又过去了七年，二O一七年，陈冠杰忙里偷闲，携眷到四川九寨沟旅游，路过成都时，面对着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成都市，百感交侵之余，他突然萌发了要去大都会看看的想法。出租车把他从成都市区载到郫县当年国际大都会的所在地，下车以后，眼前的一切令他无法辩认，那由十二条十五米高的罗马柱组成的新月形拱门呢？那由三十幢六层楼房组成的香港花园呢？那……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二、三十层高的更为漂亮的住宅大楼和花园式的繁花绿树、水池亭榭，面对着眼前这些说是熟悉但又陌生的景物，他笑了，他当年在广告词里向购房者描述的国际大都会的美好前景不就是这样的么？ 他忽然想起，当年科甲公司从他手中接过国际大都会后便马上把这个项目倒卖给一家全国知名、有着雄厚国家背景、颇具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了，在这家以大手笔出名的公司的精心经营下，成都国际大都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蜕变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这时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环境、法治环境或是经济环境，与他当初单枪匹马到成都闯荡那时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想着，看着，他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马！他在林立的高楼丛中的一块空地里，发现了一座马的塑像，当年成都国际大都会大门广场前的那座希腊女神策马腾空、手持弯弓、蓄势进击的塑像正耸立在蓝天底下！这应该是当年的国际大都会留下的唯一旧物了。他趋步走到雕像前，举目凝视，一时间，在开发国际大都会期间历经的那些甜酸苦辣都湧上了心头。 激动之余，他突发奇想：把这座寄托着他永不低头、奋发向上理念的塑像搬回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去，以作永久的留念。他找到了科甲公司的负责人，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讲述了自己当年开发国际大都会的经历，表达了自己想搬走塑像的愿望。科甲公司的负责人将陈冠杰提出的要求马上向老板作了报告，很快，老板答复：满足陈先生的愿望，日后派专车将塑像护送到广东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安放。科甲公司的老板姓朱，为国际大都会转让之事曾到聚龙湾与陈冠杰商谈，谈判成功后，陈还把自己的两台英国劳斯莱斯轿车免费赠送于他，他这回把雕像送回聚龙湾，可算是投桃报李了。 半个月后，这座希腊女神策马腾空、手持弯弓、蓄势进击的塑像重新回到陈冠杰的怀抱，矗立在广东省佛冈县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的大门前。 也许直到这时，“成都国际大都会”这出风云翻卷的大剧，才算真正落下帷幕。 还是用当年成都国际大都会风云大剧的亲历者、曾任大都会居民小区党支部书记的何明孝写的、题为《港商陈冠杰开发成都国际大都会的风雨历程》回忆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这出大剧的结束语吧：“陈冠杰先生来成都开发天府华侨城国际大都会，正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成都市房地产的起步阶段，他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把境外房地产市场的新观念、新做法带进内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纵情挥洒自己的创意，创造了成都国际大都会这样的杰作。可是，他的万丈豪情却碰上了那个时代筑就的壁垒。人们在看到他的辉煌的时候，谁又曾想到过他经历的挫折？可以说，他的落莫与辉煌都是难以复制的。他有雄心壮志，但也屡遭挫折，他曾经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荣誉与失敗，欢笑和泪水，都属于他自己，更属于这个时代。” 把一切都归结于那个时代，恐怕是最好的解释了。

第六章 回报社会

捐赠东莞理工学校陈冠杰楼

一九八五年，东莞撤县建市(县级市)。百业都在只争朝夕的发展中，教育更是首当其冲，这一年，市政府属下教育部门正全力筹备建立一间为东莞的腾飞作人才准备的中专学校——东莞理工学校。那时候，东莞的发展刚刚起步，经济未算发达，而对教育的投入需要又相当之大，为了争取更多的资金援助，时任东莞市市长的郑锦滔和副市长的罗慧贻，来到了香港，为东莞市的教育发展向旅居香港的东莞籍人士“化缘”。 他们也找到了陈冠杰。这年的年初，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陈冠杰与山西工艺美术厂合作兴办华杰电子有限公司的事迹，陈冠杰此时也算是小有名气了，鸿运当头，家乡的父母官找上门来也是自然的事，更为凑巧的是，陪同郑市长到来的副市长罗慧贻，竟是外村嫁入漳澎的媳妇，她的丈夫不但是漳澎人，而且跟陈冠杰同姓。 昔为阶下囚，今为坐上宾，家乡市长亲自上门拜访，陈冠杰多少有些沧桑的感概。有罗副市长在场，谈话当然是从叙乡谊开始，慢慢地，叙谈进入正题，郑市长直言恳请陈冠杰为家乡的发展作些贡献。 “我能做些什么？当年我可是申请到殡仪馆当仵作佬也不够资格啊！”陈冠杰笑着回答郑市长。陈冠杰的话使两位不明就里的市长感到十分尴尬。为缓和气氛，陈冠杰对两位市长讲起了当年懵新吓死东莞殡仪馆仵作佬、自己向街道革委会申请当仵作佬不获批准的往事，两位父母官听后也不禁唏嘘起来，唏嘘之余，也不免表示出歉意。说实在的，除了陪同陈冠杰一道感叹唏嘘、表示歉意之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虽然那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事，跟自己这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市长没有多大关系，但人家毕竟是受过伤害啊！ 既然是为发展东莞的教育事业而来，再难听的说话也是要听下去的，可幸的是，陈冠杰并没有继续讲那些令两位父母官难堪的说话，而是直率地问两位市长：“需要我做些什么？”松了一口气的郑市长这才婉婉转转地把要建立东莞理工学校、需要香港同胞捐款一事说了出来，其实，为家乡谋发展，为百姓谋利益的事，为何不理直气壮地说呢？ 他仔细翻阅了郑市长带来的《捐款章程》，见上面有“凡捐二十万港元者，可有一座大楼的命名权”条款，便很爽快地说：“我捐二十万元港币吧。”后来，东莞理工学校建成后，在一栋四层高的教学大楼的墙壁上，嵌上了“陈冠杰楼”几个金字，这座大楼至今仍矗立在东莞理工学校的校园里。 在郑市长登门拜访陈冠杰，为理工学校拉赞助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陈冠杰在应允为建设东莞理工学校捐款的同时，向郑市长提及当年落难时受到何伯深礼遇一事。郑市长当即市用电话责成东莞市委统战部查找何伯深的下落，东莞市委统战部把任务交给大朗镇，很快，大朗镇的有关人员便找到了何伯深，并通知他马上去市委统战部。何伯深一头雾水地来到市委统战部，有关人员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冠杰的人，他想了好一会才记起十多年前在大有园相识陈冠杰的事，他是老实人，知道躲不过去，只好诚惶诚恐地承认了，他以为那次为陈冠杰打开手铐的事东窗事发，现在上级秋后算账，要处分自己，岂料统战部的人却吩咐他马上回家收拾行李，说市领导要安排他去香港见陈冠杰，并告诉他，陈冠杰现在已是香港的富商了。 何伯深来到香港，见到了十多年未见的陈冠杰，追忆往事，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陈冠杰留何伯深在香港玩了几日，临走时，还送了他一部电视机，何伯深也邀请陈冠杰在蝉呜荔熟时回大朗吃荔枝，几年后，陈冠杰在广西投资房地产，又邀请何伯深到桂林住了一个星期。二O一九年二月底，笔者跟随陈冠杰一道来到东莞大朗镇寻找两度进去过的大有园，期间又经在乌石岭村街头巷尾多方寻觅，见到了时年八十三岁、身体尚十分精健的何伯深，笔者问何伯深，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年，为什么要善待作为被收容人员的陈冠杰？他十分平静地回答笔者：“那些都是一些犯了小错的人，人心肉造，何必呢？”话语不多，却道出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良心所在。

改建凉棚

一九五五年年底，当未满十二岁的陈冠杰只身回到故乡漳澎生活的时候，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他，是被当时的乡长李卓流安排住进六坊凉棚栖身的，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因“莫须有”的罪名被五花大绑送大有园送劳教止，近四年中，他一直都把六坊凉棚当成自己的“家”。四年中，他尝尽了人间的凄风苦雨，也感受到乡亲的丝丝温情，六坊凉棚，在他一生中最为无助的时候收留了他，庇护了他，这间竹木搭架，蔗叶盖顶、屹立在涌边的凉棚，成了他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一九八二年，陈冠杰回到漳澎。因为爷爷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份，漳澎八坊的祖屋早就在土改时被分掉了，他这次回到漳澎，可算是无自家的地方落脚，不过，他还是有可去、而且是必去的地方，那就是二十多年来魂牵梦绕六坊凉棚。在六坊凉棚，他见到了当年一起割草的“牛草仔”，一起使牛的“使牛佬”，一起插过秧、一起割过禾、一起斩过蔗的六坊社员。 大家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杰仔回来了，但此时的杰仔，再也不是蜷缩在禾虫网下的那个杰仔了，按漳澎的俗话说，他已变得“身光颈靓”。可是，当他纵目环视眼前这座时时在脑海出现的凉棚时，却发现这座他心中的“圣殿”破敗不堪。按漳澎的习俗，凉棚属于公众所有，维修或翻新所需的费用，由凉棚管理人负责筹集，事实上，每个凉棚几乎都有自己的固定收入，这些收入来自安放在凉棚旁边的尿缸。男人们在凉棚里坐集或住宿，必然要屙尿，人尿是很好的农家肥，尿缸储满了，尿缸里的尿便会拿出来投标，价高者得，卖尿的收入会被储起来，除了应付棚里的乐器维修保养和添置的开支外，大部分的钱会用在凉棚的维修上，若还不够，就只好由经常在该凉棚坐集或住宿的全体人员共同集资了。 杰仔对大家说：“凉棚旧了，要翻新了。”有人回答：“正在筹备，钱不够。”杰仔说：“不用筹了，钱由我来出，你们说要多少钱才够？”有人立即估算了一下，若是竹木结构，只用一千几百就可以。杰仔摇摇头说：“最好一劳永逸，建一间全漳澎最气派的，用钢筋水泥结构，免得两三年又要维修一次，不过，这可能要三万元以上。” 很快，一座崭新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凉棚出现在六坊凉棚的原址上，凉棚的墙壁上，嵌着一块大理石板，上书：“香港陈冠杰先生赠建”。 六坊新凉棚建起不久，漳澎村的很多村民都闻讯走来参观，八坊的乡亲更是悄悄议论起来：“杰仔本是我们八坊的人，现在发达回来，却捐资替六坊建起新凉棚。”有几位近亲找到陈冠杰，将八坊乡亲的议论转告了他。听了八坊乡亲的议论，他的心里顿时翻起了波澜，他想，当初自己只身从广州回来，八坊几个生产社中竟没有一个肯收留他，若不是乡长李卓流把他安排到六坊，自己还不知在那里安身，现在自己手中有余钱，替六坊建造新凉棚，以报答六坊乡亲的恩德，这是情理中的事，在漳澎生活的四年中，八坊的人可没给过自己什么啊。但转念一想，当年八坊作出不收留自己的决策人毕竟只是那么几个，而八坊是上魁陈氏的聚居地，与陈家沾亲带故的乡亲却是大多数，浓浓的宗族情谊终于驱散了积郁在心中二十多年的怨气，他把手一挥，说：“好吧，我也出资将八坊凉棚重建。” 一九八五年，由陈冠杰捐款建造的、同样是钢筋水泥结构的八坊新凉棚也告落成，不过，这个凉棚的造价，要比六坊凉棚的造价多了两万元。

建造“益众桥”

漳澎是水乡，二百多年来，对外交通历来靠船艇，上世纪五十年代四乡联围筑成后，围内不受水浸的耕地大为增加，而这些耕地与居民所住的村落又被河涌分隔开来，为了方便村民出田耕作，于是便分别于二坊、四坊、十坊建起了三座桥，三座桥建起来后，一片和三片村民的外出基本得满足，唯独二片的六坊、七坊的村民要往田间及晒谷场工作时，却要绕道坐落四坊的大同桥，过了漳澎涌之后再通过五坊的街道前往，实在是一件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体力的事。特别是六坊、七坊的晒谷场设在漳澎涌对面的东丫附近，负责晒谷的妇女有时见天色晴朗、阳光灿烂，摊开谷子后便回家小歇，岂料倾刻之间乌云从远方滚滚而来，吓得她们赶紧跑回晒谷场抢收谷子，因路途曲折遥远，等她们赶回晒谷场时，禾场里的谷子早己被浇湿了。为图方便，有的妇女便从漳澎天后宫前的埗头扒艇过河，以图尽快到达晒谷场，仓促之中，竟然发生过翻艇事故。因这埗头离六坊凉棚不远，陈冠杰在六坊凉棚落脚时，便亲耳听过人们讲过翻艇淹人之事。 长久以来，村民都有在天后宫前架一座桥过对岸的愿望，无奈那时集体经济实力有限，村民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漳澎涌对岸建造新房的村民越来越多，两岸的联系越来越密，村民在这里建桥的愿望更加迫切了。有人把村民的意愿告诉了陈冠杰，其实，来人不用细说，他也十分明白在这里造桥的必要性，除了当年在凉棚听人讲过的妇女渡河翻艇的事没有忘记之外，他当年住在六坊凉棚时，就有去东丫牛寮上工不走大同桥，而在天后宫埗头“踊水”过河的亲身经历。 修桥开路，乃民间自古以来善长仁翁们行善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地上，至今还留下不少行善积德人氏筑下的大小桥梁，民间更流传着无数劈山开路、筑桥行善的佳话。故乡漳澎也给了陈冠杰一个筑桥行善的机会，一九八三年，他投下两万多元，在天后宫旧址前面的河面上，架起了一座钢筋水泥桥，从此，要到对岸去的村民，再也不用绕道大同桥了。桥建成后，村民为这座桥取名为“益众桥”。 多年以后，村委会对益众桥进行了改造，使其更加坚固，但是随着漳澎村民生话质量的日益提高，村民开汽车代步已成普遍，不少贪求方便的人便直接把车开到天后宫前面的广场来，再加上原本就有不少的单车、电动单车以及熙来攘往的行人，本来并不宽阔的益众桥的桥面显得不够用了，为确保来往行人的安全，二O一七年，陈冠杰又投下资金，在桥的两边，专门拓出了人行道，使得这益众桥更加“益众”了。

建设漳澎自来水厂

漳澎村自有人烟以来，一直立在水的中央，村民吃的、用的水都从身边的河涌随手舀来，同时，用过后的污水也通过村中街巷的几百条沟渠直接排回涌内，上游洗便桶，下游洗身、担水的现象屡见不鲜，冬季吃咸水更是难以更改的常态。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村中人口增多，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成倍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村的周边又建起了不少产生污染的工厂，漳澎河受污染的程度日益严重，村民改变吃水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一次，陈冠杰回漳澎，他见到村民每天都在里面担水吃的漳澎涌里，漂浮着不少死鸡死鸭，甚至还有死猪，已习惯在香港这些干净、卫生的大城市生活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联想到，漳澎村人口虽众，但历来高寿的人并不多，这跟吃不到干净、卫生的水有着更大的关系。这时，周边的村子已有建设水塔的动向，漳澎村民更是议论纷纷，于是，他下了决心，要帮助漳澎的乡亲把自己的自来水厂建起来。 不过，这次建自来水厂，陈冠杰并没有像建六坊凉棚、八访凉棚和益众桥那样独包独揽，他知道，漳澎村内，也有不少先富起来的人有为家乡做公益事业的愿望，人多力量才大，于是，他联络了三坊的陈耀维、九坊的彭楼俸两位漳澎藉的旅港人士，一起作为捐资人，由陈耀维捐资五万元港币、彭流俸捐资三万元港币、自已捐资十万元港币。 岂料后来经过测算，要把水厂建起来至少要五十万元人民币，三个人的捐款加起来只得十八万港币，要想达成心愿还差不少钱。正在这时，陈冠杰得悉恩平县在香港的同乡会有赠送六台汽车的指标，而当时在香港购买六台面包车用十八万元已足够，经过与该同乡会的人商议，决定由陈冠杰在香港购买六台面包车，以恩平县香港同乡会的名义，捐赠回恩平县，再由恩平县水利局以包工包料的形式为漳澎建水厂。这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事，双方自然一拍即合。至于引水管进屋的费用，则由每户村民出资三十元集资解决。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漳澎自来水厂建成投产，漳澎村建村两百多年来吃、用涌水的历史自此结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麻诵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一九九五年，大步至漳澎供水管建成，漳澎村接上麻涌水厂管网，漳澎自来水厂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古有话：“吃水不忘挖井人”，漳澎自来水厂虽然停用，但陈冠杰牵头建设漳澎自来水厂的事，漳澎村民是不会忘记的。

敬老

除了做建桥、建水厂、建凉棚这些惠及村民大众的公益事外，陈冠杰也特别把家乡的老人记挂在心，实打实、面对面地进行扶贫和敬老。可以说，自父亲陈屏阁一代起，陈冠杰一家己离开故乡漳澎到广州谋生，自从留在漳澎的伯父陈尧去世后，他在漳澎的至亲应是不多了，但是，在陈冠杰的心目中，漳澎村所有的老人都是他孝敬的对象。 一九八一年，在他逃港后第一次踏足漳澎不久，他便找到当时漳澎大队的负责人，提出由他为全村的五保户每月发放一次额度为十元的敬老金，得到大队领导首肯以后，他马上成立了陈冠杰基金会，交给大队二十万元，再由大队将这笔款作投资或贷给个体户生利息，以应付全村敬老金的开支，不久，他将发放的范围从五保户扩展至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当是时，漳澎村民还不是十分富裕，国家更未出台任何养老政策，一个老人家，每月用这十元钱，也可以让生活过得不错了。 自古以来，除了部分氏族的男子可享受祠堂“太公分猪肉”外，漳澎村七十岁以上的男女老人，还从未享受过不管来自任何方面的“敬老金”，说真的，外出游子回家乡投资设厂、修桥铺路的事听得很多，但每年为村中老人每月发放“敬老金”的事却是闻所未闻。消息一传出，老人们奔走相告，对陈冠杰的善举大加赞赏，心存感激的老人们都为漳澎村出了个懂得孝敬老人的杰仔而感到荣幸。 漳澎村每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享受十元“敬老金”的规例年复一年地坚持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伴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东莞也实施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惠及了漳澎村六十岁以上的男女人群，虽然这个制度起点并不算高，但相比每个月可领取一百五十元养老金来说，每人每月十元的“敬老金”显然是有点微不足道了，随着村委领导班子的更替，新领导对发放这十元“敬老金”的积极性慢慢低落下来，再加上后来那笔基金投资失误，没有多少收入，村里只得动用集体公款垫付了一阵，但长久垫付到底不是办法，考虑到这时己实施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村领导便把实施了十多年的“敬老金”规例停了下来。虽然由于东莞市实施每人每月发放一百五十元养老金制度后这个规例停止了，但陈冠杰的扶贫脚步并没有停止，他仍然坚持每月给村中的五保户和单孤老人发的扶贫敬老金。 时间来到了二O一三年，陈冠杰这年满七十岁了，也就是说，他自己也达到了当年他为漳澎老人发放“敬老金”的年龄界限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决定将停了几年的于春节前为七十岁以上老人发放“敬老金”规例以发放“慰问金”的形式重新恢复起来，继续对家乡的老人表表敬孝之心。 不过，这个时候，距他第一次在漳澎发放“敬老金”的一九八一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经过考虑，他决定重启后的“慰向金”的发放，以已经重建的漳澎上魁陈公祠的名义进行，所有事务，由漳澎的上魁陈氏宗亲负责。第一年，他给漳澎村每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二百元，第二年开始，增加到三百元，另外，他还别出心裁，给每位老人在发放“慰向金”的同时，赠送一只生蹦活跳的大剦鸡！这些鸡，他不是在市场随便购进，而是请人在广西的山区野外专门放养，饲养时间达到六个多月，从这可以看出，陈冠杰对送鸡这件事有多么认真和重视。 劏鸡过年，是农村的传统习俗，也是农民一年中最开心的事，有没鸡劏，实在是年景好坏的一个标志。陈冠杰在过年前给每位七十岁以上的村民赠送一只大剦鸡，真是让村民高兴到心坎里去了，很多人都说，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会想出如此贴合村民心理的妙招，一只大剦鸡的价值虽然不大，但寓意深刻。不过，当这些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劏鸡过年的时候，大概没有人知道，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农历丁酉年大年三十那个晚上，陈冠杰却是靠吃一块猪乸菜叶当年夜饭的！ 每年给老人们发“敬老金”和赠送大剦鸡的那一天，无论有多忙，陈冠杰都会亲自赶回漳澎发放现场，他明白，敬老，不是施舍，要敬，就得亲自到场。有一次，在发放现场，望着高高兴兴领鸡回家的老人，他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时，他住六坊凉棚，有一天煮饭时，发觉没盐了，情急之下，他便向住在凉棚附近一位叫阿仪的少女借，阿仪的哥哥冠华也是牛草仔，与杰仔是好朋友，乐于助人的阿仪得知情况后，连忙在家里舀了一匙盐给了他。借人东西应该要还的，他想，以前借人家一匙盐，现在还她一只鸡好了。于是，他连忙在人丛中打听阿仪有没有来，真是天公有眼，很快就有人把阿仪领到他的面前，他旧事重提，多谢了阿仪之后，果真把一只大剦鸡送到阿仪手上，说：“几十年前我向你借过一匙盐，现在我还你一只鸡，从今年开始，年年如此。”果然，从那年开始，阿仪便每次都多领到一只大剦鸡。 给七十岁以上老人发三百元“敬老金”和赠送大剦鸡的善事，至二O一九年陈冠杰已坚持做了七年，这一年，前来领鸡的老人达到了一千二百多人，七年来，随着村民生话质量及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漳澎村民的平均寿命也日益延长，达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 多，这令此兴奋不已。这些年，光发“慰问金”的钱已累计超过两百多万元。这项令漳澎村老人家最开心的事，陈冠杰还要一直做下去，来领慰问金和大剦鸡的老人越多，他便越开心，因为让家乡的人健康长寿，是他从香港回漳澎做各种公益事业的初心，这个初心，他是不会变的。

重建上魁陈公祠

大约于清乾隆年间进入漳澎生活的陈冠杰这一族人，于清代为凤翔陈氏二十四世上魁公在漳澎建立了一座上魁陈公祠，因资料缺乏，已无法知晓其始建的具体时间，有老人回忆，听他们祖辈的人说过，这祠堂与旁边的天后宮几乎是同时间兴建的。一直以来，这座上魁陈公祠都是漳澎上魁陈氏进行宗族活动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后，这里也曾作过学校的教室，漳澎七十岁以上的村民，很多人都有在这里读过书的记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来祠堂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属于该“砸烂”之列，二来这里地处村的中心地带，与由原天后宮改建的大队部相鄰，于是决策者便下令将这座祠堂拆掉，在原基址上建起了民兵部、供村民开会、斗争“阶级敌人”用的会堂。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了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工作中心，群众大会逐渐减少直至全部废止，这个会堂便由于失去了往日的作用而遭弃用，渐渐变成了危房。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和谐、团结被提上议事程，保护文物及古建筑也成了人们的共识，漳澎上魁陈氏族人也盼望重建被拆毁的上魁陈公祠。 人们把目光投向一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陈冠杰，希望他能站出来，带领陈氏族人完成这一件有益陈氏子孙后代的事。慎终追远，永记先祖勲绩，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具备的美德，事业正如日中天的陈冠杰也有重建上魁陈公祠的想法，于是，他便利用自已港商的特殊身份，以漳澎上魁陈氏族人的名义与村委会的领导商量，把原上魁陈氏宗祠的地基退还给陈氏族人。 “大跃进”及“文革”时期，漳澎村拆毁的祠堂远不止上魁陈公祠一间，但是，当时，漳澎村民的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有能力重建祠堂的氏族也只有依靠陈冠杰作后盾的上魁陈氏一家了。当时漳澎村的主要领导也姓陈，但却不是出自上魁陈氏这一脉，对于上魁陈氏族人提出重建上魁陈公祠一事，他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答应得也不是那么顺畅。几经商谈，重建上魁陈公祠的申请终于获得村委的批准，不过，为了取得各方面的平衡，陈冠杰还是作了妥协，新祠堂大门的匾额不再写“上魁陈公祠”而改为“陈氏祠堂”。 新建或重修宗祠，从来都是全体族人的事，陈冠杰牵了个头，但还需要上魁陈氏族人群策群力，由于当时漳澎村民的经济能力不高，上魁陈氏族人所有的集资款合起来也不过十万元左右，而要重建上魁陈公祠，却要费资一百六十万元以上，除了十万元集资款外，尚缺的一百五十万元，当然由牵头人陈冠杰一手包了。 对于重建上魁陈公祠，漳澎上魁陈氏族人翘首以盼，有一位已病入膏肓的族叔，得知祠堂要重建，顿时“回光返照”，从会堂开拆之日起，他每天都吩咐家人扶他到工地前面，坐在椅子上看施工人员施工，俨然是一个监督员。他对别人说：“我现在看着他们拆会堂，但不知道能不能挨到祠堂建好的那一天。”人们安慰他说：“能，你一 定能等来祠堂建好的那一天。”果然，他真的等到“陈氏宗祠”落成后才离世，离世前，他还在祠堂里打过一段时间麻将。 二OO二年，“陈氏祠堂”落成，祠堂落成后，上魁陈氏族人有了一个聚集之所，每年的清明节，陈冠杰都要在这里摆上几十围饭菜，招待参与祭祖的乡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都向这一年届满七十岁的每一个族人赠送一台彩色电视机，这一送，便送了十年。

建造彦约陈公祠

上魁陈公祠重建以后，通过修撰陈氏族谱等一系列活动，陈冠杰与漳澎村外凤翔陈氏的联络更密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凤翔陈氏的迁徙路径和繁衍过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慎终追远的情感更为浓烈，特别是当他知道凤翔陈氏入粵始祖軝(彦约)公的很多后人都有祠堂供人祭祀和纪念，而唯独入粵始祖本人在世间却未有寸土片瓦时，心里很不平静。他想，自从軝公于北宋天圣年间入藉广东以来，至今已经历近千年之久，他的后裔已遍布广东八县及广西、海南等地，人丁已逾百万，这支陈氏族人中，人才济济、精英辈出，軝公居功至伟，后人皆应顶礼膜拜，怎能连祭祀的祠堂也没有？这不令别的姓氏耻笑才怪呢。想到这里，一个念头倏然而生：用一己之力，在漳澎为凤翔陈氏的入粵始祖軝公建一座祠堂！ 二OO四年，是軝公一千岁诞辰的日子，这一年，陈冠杰开始筹划建设軝公祠的事宜。要建祠，得首先要有地，面对上百万的子孙后代，軝公祠又不能建得太过小气，偌大的一块地皮，到那里去找？这可令搞房地产出身的陈冠杰费了不少脑汁。也许是軝公有灵，三年之后，这块地终于出现了。原来，在漳澎口水闸旁边，有一个属于国家的用来储存储备粮的粮库，这个占地约十五亩的粮库用地，早年已由国家征了下来，并建成了粮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粮食储备战略有了改变，这个粮库被撤销了，二OO七年，有关部门将这块孤处一隅、交通不便的用地拿出来公开拍卖，如此良机，岂可错过？他随即参与了投标竞拍，当时，漳澎村也有一些人看中了这块地，想在这里建房，于是这些人便以集资的方法联合起来参与竞拍，待拍回来后再分地建房，大概是老天眷顾，最后还是陈冠杰以人民币二百多万元将这块地拍了回来。 有十五亩地，建一座符合理想的新祠堂足够了。二OO八年秋，祠堂开始动工，二O一O年秋天，一座气势恢宏的“彦约陈公祠”宣告落成，軝公一千年来只有墓没有宗祠的历史，终于在自己的三十 传裔孙陈冠杰的努力下，得到终结。“彦约陈公祠”落成开光典礼举行前夕，笔者曾应陈冠杰的邀请，为该祠写下一篇题为《彦约陈公祠落成序》的碑文，这篇短文记下了陈冠杰修建“彦约陈公祠”的初衷以及过程，也对这座别具风格的祠堂作了简要的介绍，为了既让读者清楚彦约陈公祠的来龙去脉，又省下笔者的笔墨及本书的篇幅，笔者不再对此项内容再作赘述，而是顺手将这篇短文录载如下，供大家阅览： 常說木有本水有源，而人也有祖有宗，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千百年來，人之報本不忘追遠。 我祖彥約公自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自江西入粵，至今已有九百餘年，子繁孫衍、生生不息，經近千年拓展，彥約公後裔已散佈在粵省的從化、增城、東莞、番禺、南海、順德、龍門、清遠等處共五十多個村莊，人口已逾百萬之眾，其功其德，可謂千古流芳。自宋至清之乾隆年間(1736-1795)，我祖一直只有塋墓而未立宗祠，有感於此，鳳翔陳氏曾於清乾隆年間在番禺之鳳凰峝為彥約公建祠，梁已上而終未果。及至到了道光十六年(1836)，族人商定由彥約公下五房子孫集資，于省城建造鳳翔書院以作奉祀。書院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動工，翌年夏建成。爾後同治十二年(1873)、光緒二年(1876)、光緒二十三年(1897)均有重修或增建，延至日冦侵華，鳳翔書院為戰火所及，以至蕩然無存，鳳翔陳氏頓失奉祀始祖之所，至今已近八十年矣。 為彥約公建祠，是鳳翔陳氏後裔翹首所盼，也是本人多年夙願。在二OO四年彥約公一千歲誕辰紀念時，我開始籌畫此事， 二OO七年，在故鄉漳澎投得公地十五畝(約一萬平方米)，為建祠打下根基，漳澎乃鳳翔上魁陳氏居住之處，地靈人傑，在此立入粵始祖之祠正得其所。二OO八年秋，彥約陳公祠正式動工，經過二年精工雕造，於二O一O年秋落成。祠面闊五間，總寬二十米餘，深四進，總長五十四米餘，連附屬設施，建築總面積近二千平方米。全祠不用一口鐵釘，不用一寸杉木，所用木料全為從印尼進口之波羅格木，屋頂之陶塑脊飾，皆在石灣定做，选材考究，造工精良，以确保建筑物保存久遠。 彥約陳公祠及附屬建設共耗人民幣二千餘萬元，為本人獨資捐奉，按時價折算，這筆款項可購上好穀子一萬多噸，夠一萬人吃上三年有餘。憶昔少年之時，因時勢變遷，家庭突遭變故，父親遠走，母遭冤獄，兄弟妹妹俱投孤兒院，本人淪落街頭，饑寒交迫，幾成餓殍，及至稍長，又陷囹圄，茫茫苦海，不知何處是岸。苦難之中，我未言放棄，頑強求生、艱苦拼搏，終於抓住轉機，漸漸踏上坦途。逆境掙紮，需百折不回，個中滋味，實在一言難盡。今日衣食無憂，且薄有餘錢，實賴社會饋贈、眾人幫扶，更賴祖先福蔭。我斥資建祠，正是為了回報社會、答謝眾人，更是追念先輩、光耀祖宗、激勵後人、盡一份鳳翔陳氏後裔的責任。 巍峨祠宇，千秋永在，鳳翔陳氏，源遠流長。宗祠既立，列祖列宗牌位可重歸安身之所，子孫後裔亦有尋根問祖、緬懷先輩之地，願我鳳翔陳氏後裔，瞻祠貌而思祖功，常懷團結友愛之心、常勵奮發上進之志，常為積德行善之事，不斷開基創業，為鳳翔陳氏增光，為中華民族添彩。

二O一O年秋，天清气爽之日，在陈冠杰的主持下，彦约陈公祠举行落成开光仪式，这一天，近四万名来自增域、从化、东莞、番禺、南海、顺德、清远、龙门等地五十多条村的軝公后裔，从四面八方乘车到达漳澎，依次进入彦约陈公祠拜祭凤翔陈氏的入粤始祖軝(彦约)公，軝公后裔各村预先送来的横匾竖联早已挂在祠内的墙壁上，密密挤挤，交相辉映，祠外广场上，醒狮舞动、鞭炮齐鸣。中午，分别由四个厨师团队煮出佳肴招待远道而来的軝公后裔，原来预算只有两万人参加，谁知结果来了近四万人，由于准备不足，令到不少后来者吃不上午饭，这个失误，令陈冠杰感到终生遗憾。晚上，离新祠不远的漳澎公园的舞台上，一连三晚，由名伶倪惠英、黎骏声领衔的广州粤剧团上演着漳澎村民最钟爱的粵剧。 陈冠杰此次独资新建彦约陈公祠的善举，创下了为千年以前的古人建立新祠的纪录，其在广东陈氏之中影响幅射范围之广，无疑是可以紧排在广州的陈氏书院(即陈家祠)之后的，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发起建设陈氏书院的清末探花陈伯陶，也是軝公的后裔，巧的是，他与陈冠杰一样，同是軝公第三十传。

打造天下第一龙

陈冠杰祖籍水乡漳澎，青少年时期在漳澎生活了好几年，耳濡目染，对漳澎的传统民俗应是十分了解和喜爱，也许是他生性好动的缘故，漳澎名闻遐迩的扒龙船及玩乐器两大传统民俗中，他并不喜欢操琴演奏，而对扒龙船却情有独钟。当然，他在漳澎当牛草仔的那段日子，无论是年龄或是身份，都是轮不到他登上龙船一展身手的，不过，像漳澎所有男人一样，对扒龙船的挚爱之情，早已铸入他的灵魂之中。 可以想像得到，在离乡背井的日子里，他对家乡的龙舟竞渡也是念念不忘的，而当他终于可以回到祖国内地纵横驰骋的时候，他便与龙舟结下不解之缘了。家乡的人也十分体谅这位游子的心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他第一次返回漳澎看龙船时，东莞县有关部门特意安排了一艘漳澎人称作“电扒”的机动船，贴上“香港同胞陈冠杰先生家属专用船”标志，专门供他观看龙船景时使用。 一九八四年，漳澎龙舟队代表东莞县参加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并一举夺得冠军，身在香港观赛的陈冠杰欣喜若狂，兴奋之余，他给漳澎龙舟队的每一位成员赠送了一台大尺寸的彩色电视机。在广西桂林开发房地产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没有把龙船忘掉，他曾在风光秀丽的漓江上，出资举办过几次“东洋杯”龙舟邀请赛，并邀请漳澎龙舟队到桂林参赛，让桂林的人见识一下他家乡漳澎龙舟的风采。 时间一长，光是看，已经止不了陈冠杰心中的“龙船瘾”，他要登上龙船一显身手，当然，他登上龙船，并不是要操桡当“扒仔”，年龄和体力已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站在龙船头，当一名指挥全船的龙头大佬。于是，由他出资，以上魁陈氏的名义，先后打造过两条龙船，经优胜劣汰，最终留下了一条。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漳澎龙船景的这一天，他会停止一切商务活动，专程赶回漳澎，骑在龙船头上，在漳澎河里畅游一番，与漳澎的乡亲父老们同乐。 二O一O年，彦约陈公祠建成以后，漳澎上魁陈氏与各地軝公后裔的联系更广了，每年农历五月初九应邀来漳澎观龙船景的軝公后裔逐年增多，来的宾客中不乏想下龙船一展身手的人，原来仅有的一条龙船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渐渐地，陈冠杰有了打造一条超大龙船的想法，适逢这时东莞各村兴起龙舟热，为了使自己的龙舟扒起来更轻巧，从而在赛场上获胜，不少村都重新装造了体重较轻的新龙舟，而将原来较为笨重的龙舟淘汰。按陈冠杰的想法，自己要打造的超大龙舟并不是用来竞速，只是作趁景游乐之用，体重大一点更有利于船的稳定，于是，他一口气买下了五条别的村淘汰的旧龙舟，并到东莞斗朗请来了一位人称池叔的造船师傅，以旧漳澎口水闸旁边的空地作造船工地，将五条旧龙船拆开，再拼装成一条长近六十五米、宽四米有余、可搭载二百多名龙舟手的巨型龙船，为了安全和远航的需要，龙船上还安装了两台四十匹马力的汽油机作动力，此外，在龙船的中部，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高三米、可在上面载歌载舞的平台。龙船下水之时，引来几千人围睹，有人赞叹，此一巨龙，实为中华奇观。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九，这条巨龙都会装扮一新，在漳澎河来回游动，成为漳澎龙船景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人将这条巨型龙船称作中华第一龙，也有人把它称作冠杰飞龙。玩龙船玩出这个“花样”来，陈冠杰真可谓是奇人一个了。

重建漳澎天后宫

陈冠杰虽是大男人一个，但对中国的女神天后娘娘却是十分的敬仰。当年，当他只身回漳澎无家可归而沦落在六坊凉棚时，这个庇护他的六坊凉棚就在漳澎天后宫的对面，可以说，他每天都会与天后宫打个照面，天后宫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及至有一次他在角头口水闸遇险被渔民救起，他更是深信是天后娘娘显圣打救了他。 在角头口水闸遇险获救一事令他毕生难忘，除了在建造彦约陈公祠时让人在祠内墙壁上作画记载此事外，他还一直在寻找重建被拆毁六十多年的漳澎天后宫的机会。笔者是在十年前他萌发重建漳澎天后宫的想法后不久与其相识的，他曾与笔者讨论过如何才能重建天后宫的事。笔者告诉他，根椐国家的宗教政策，凡属于宗教性质的旧建筑要重建恢复，都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而要想批准得顺利顺利，最好能找到原建筑的一些旧物。 听了笔者的话，他真的开始对原天后宫散落在民间的旧物进行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原天后宫的门匾终于让他找到了，除了断开两截之外，这个门匾可以说是保存完好，最为重要的是，门匾上刻有“同治辛未年重修”的字样，这几个字，足以证明漳澎天后宫建造年代的久远。村民们知道他在设法重建天后宫，纷纷对他提供帮助，有人告诉他，当年天后宫的行宫坐像还安坐在村中某人家中，供一些善男信女秘密拜祭。 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天后宫遭破坏时，宫内搬不动的天后娘娘塑像被毁，而那个用木头雕制、坐轿游街及朝拜赤湾天后娘娘时才请出来的行宫坐像，却被一位好事者抛进漳澎河里，也许是天后娘娘显灵，这座天后娘娘坐像被河水冲到大同桥边，便与一堆禾草一起被桥柱阻挡不再往外流走，这时，恰好有一位村民扒艇经过，认得这是天后宫中的圣像，便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把这座雕像拿回家中收藏，直到环境好转，才秘而不宣拿出来供奉。 有门匾及行宫坐像两件“文物级”的东西，申请重建漳澎天后宫 已具备足够的证据和理由，于是，笔者便于二O一一年四月五日以漳 澎村民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复建漳澎天后宫的建议》，由陈冠杰送达东莞市有关部门，建议全文如下： 麻涌镇漳澎村是东莞市沙田水乡原生态保存得最好的村落，在这个户籍人口达13000人的大村落里，水乡传统文化一直保存较为完好，这里面，也包括水乡居民对水神天后娘娘的信仰和参拜。 据村中老人回忆，漳澎村天后宫约始建于清代中叶，清同治辛未年(1871)曾进行重修(见匾额记载)，该建筑毁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据有关史料记载，漳澎村于清初开始有人聚居，立村应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可以说，漳澎村天后宫与漳澎村立村几近同时，从始建到拆毁，已伴随漳澎的村民度过近二百年岁月，是村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建筑，它的被毁，殊为可惜。 妈祖(天后)、北帝、洪圣、龙母，是中国南方四大水神，组成蔚为大观的水神文化，这是我国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根植于水(海)乡居民心中的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漳澎村作为典型的沙田水乡，村民每天与水和风浪打交道，对天后进行崇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漳澎天后宫被拆以后，村民从水中捞起被丢弃在河中的天后娘娘木雕像，一直保存在民居里供村民朝拜，至今也有50余年了，由此可见，漳澎村的民众对天后娘娘的朝拜，自建宫之日起，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 今天，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这其中，也包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这些年来，颇具特色的漳澎村的龙舟文化和粤剧文化都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发扬，作为比龙舟文化和粤剧文化更加久远的水神文化，也理应给予保护和传承。漳澎的不少民众都希望，复建被拆毁的天后宫，让有近两百年历史、现流落在在民居的天后娘娘神像重回安居之所，让漳澎村的信众有一个朝拜天后娘娘、表达美好祝愿的良好场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有助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 昔日漳澎天后宫保存下来的文物计有：天后娘娘沉香木雕像、清同治辛未年(1871)重修天后宫时的匾额、部分石柱和柱础、木门一对，另外，天后宫大门的门联：“大地西临狮塔影；远天南到虎门潮”也被村民口传了下来，这些，都能作为复建漳澎村天后宫的文物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顺应漳澎村民的要求，利用漳澎村天后宫自有的土地资源和民间资金，复建漳澎村天后宫。 重建漳澎天后宫的建议得到了漳澎村委会的重视，并将此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要重建，首先得要有地皮，由于当时天后宫的原址上已改建为村委办公的地方，难以在原址复建，于是，陈冠杰便像当初建造彦约陈公祠时那样，开始在漳澎村内寻找可以复建天后宫的地皮，几经选择之下，他选中了旧漳澎口水闸旁边的地块，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二O一一年六月，漳澎村委会新办公大楼落成并正式启用，原先在村委旧址办公的办公单位陆陆续续地搬到新址办公，随着这座办公楼完全搬空，在天后宫原址重建漳澎天后宫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漳澎村委会顺应民心，同意了在原址重建的方案，不过，有人提出，在原址重建没问题，但规模不要太大，意思意思建座小建筑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可以腾出地方安排其他项目。这个方案一出，村民马上表示反对，事情传到陈冠杰那里，他提出，要么不建，要建起码要恢复原来的规模，至于经费，全部民间集资解决，不用一分钱公款。他还提出，先在民间集资，不够部分，由他全部补足。由于他数十年来不遗余力为村民做善事，深受村民的信任，他的意见，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同。 村委会最终同意了群众的意见，早就盼望重修漳澎天后宫的村民 闻风而动，马上成立了由一群热心人士组成的漳澎村重建天后宫筹建委员会，并开始在村民中进行集资，村民对重建漳澎天后宫热情之高，令很多人都始料不及，很快，便集起了六十多万元。正是群众的事情群众办，为了更广泛地发动村民参与这件完全是民间自办的事，笔者应筹建委员会之邀于二O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草拟了一份《集资重建漳澎天后宫倡议书》，倡议书全文如下： 尊敬的漳澎村乡亲父老： 我们的家乡漳澎村是一个从汪洋大海发育而来、风景秀美、人杰地灵的水乡，是国内少见、有13000多人口的特大自然村。建村二百多年来，历代祖先每天都与风浪和潮汐打交道，水上安全，成为村民每天的心头大事。同周边的渔民和水乡居民一样，村中的先祖们都信仰水神天后娘娘，把天后娘娘奉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别是自身平安的保护神。故此，于建村之后，村民集资建起了天后宫，请回天后娘娘供奉礼拜，天后娘娘成为漳澎先祖们共同的精神支柱。 天后宫建成近两百年来，一直香火鼎盛，它与世世代代漳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见证着漳澎的村舍由小壮大，人口由少而多。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天后宫进行过一次重修，此后近一百年一直讫立在原址未动，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被拆毁改作其他用途。天后宫虽被拆毁，但天后娘娘神像却一直保存在漳澎某村民的家中，民间对天后娘娘的礼拜活动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历史传统文化和健康的民间信仰也得到尊重和保护。近几年来，不少的漳澎村民都强烈希望在原址重建天后宫，让有近两百年历史、见证历代漳澎祖先繁衍生息的文物建筑重现漳澎村中，让流落在在民居的天后娘娘神像重回安身之所，让漳澎村的信众有一个朝拜天后娘娘、表达对自身平安、社会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美好祝愿的良好场地。 经与漳澎村委会协商，为顺应民情，一向行善的陈冠杰先生首先提出了重建漳澎天后宫的建议，并表示重建所需资金先由民间集资，不足部分全部由其承担。建议一出，漳澎村的信众纷纷响应，短短十来天便捐集了60多万元，可见漳澎村民对重建天后宫一亊热情高涨，可谓建村以来的“万众一心”。 漳澎天后宫是漳澎村全体村民的天后宫，是漳澎村诸姓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共同遗产，集资重建天后宫是保护祖先遗产、传承民间传统信仰的一项善举。为善不分先后，能力不分大小，但求一片诚心。为善人人皆可，为善者自有善报，为善者造福后人。我们真诚倡议，有心为善者，不论漳澎村民、社会个人或企业单位，积极参与捐资。善款多多益善，少少无拘，但求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为重建漳澎天后宫添砖加瓦。凡捐资200元以上(含200元)者，都将在天后宫内的功德碑石上刻记芳名，以受香火供奉，为善者后代必获善报。 详尽集资办法另行公布。 我们相信，有广大善信的积极捐资，有陈冠杰先先的郑重承诺，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后宫不日将会重新出现在漳澎的土地上！

二O一六年八月，重建漳澎天后宫工程正式启动，到这年的十二月，工程全部峻工。为让世世代代的漳澎村民了解这次重建的情况，漳澎村重建天后宫理事会决定在宫内立碑纪念，二O一七年一月，笔者应漳澎村重建天后宫理事会邀请，为重新焕发新姿的漳澎天后宫撰写了重建碑文，碑文全文如下： 天后，又称妈祖、天妃、娘妈，是历代滨水居民、船工、渔民、商旅共同信奉的神衹。民间信仰天后自宋代始，至今已历一千一百多年，供奉天后的庙宇遍及中国沿海地区及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处。 吾乡漳澎位于东江下游与狮子洋交汇处，所立之地由江水冲刷和潮汐顶托共育而成，遥想当年立村之时，村舍四面环水，西南面更是白浪滔天、汪洋无际，村民日夕与潮汐和风浪相伴，对水既依赖又畏惧，水上安危，时刻所系，信奉天后实乃顺理成章。 漳澎村的天后宫始建于何时，无文字及碑刻可考，据残留的故天后宫匾额，清同治辛未年即同治十年(1871)，天后宫曾作过重修，由此可知，漳澎村的天后宫于清同治以前很长一段日子便己存世。 天后宫耸立于村之中心，它见证了吾乡村落由小而大、人口由少而多，终衍成当今风景秀美、人杰地灵、有一万三千多人口的泱泱大村。自清同治十年重修以后近百年中，天后宫一直在原址未动，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原因遭废，建筑物被拆毁改建，天后金身流落民居，至今六十余年矣。 多年以来，吾乡民众都有重建天后宫、让天后金身重回宫所的意愿，可惜机缘未到，夙愿难酬。时移世易，于今国家强盛，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正当信仰得到充分尊重，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广泛传承，吾乡经济日渐壮大，民居村貌月异日新，设在天后宫原址的机构乔迁新址，建筑物旋即空置，旧地复原可用，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重建天后宫正当其时。数十年行善者、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东洋集团董事长、漳澎村贤裔陈冠杰先生首先提出重建倡议，并郑重承诺重建所需资费先由民间捐献筹集，不足部分全数由其承担。倡议得漳澎村委会的肯定和支持，并将天后宫原址所在地块划作新宫重建之用地，村内热心人士立即协力襄事，村民更是争先恐后、纷纷解囊，捐款者几近每家每户，多达四千余众，加上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资，善款共集得人民币壹佰余万元。 资金既集，于是鸠工庀材，择日重建。工程于公元二零一六年八月启动，扩其旧制，三进均有加深，所需建材俱精挑细选，其中八条石柱乃故宫旧物，于此可见今古之承接，大门楹联联语：“大地西临狮塔影；远天南到虎门潮”，也沿自故宫门联，从中可溯天后宫昔日之磅礴气势。其余石材由福建购进，木料由贵州运来，屋顶琉璃瓦以及脊饰由陈冠傑先生亲自前往佛山石湾定购，外墙青砖部分为故址砖料，部分为拆卸陈冠傑先生祖屋之旧材。与此同时，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漳澎村委会对宫前广场重新规划，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并添置休闲健身设施，以至宫前地阔天高，面貌焕然一新。当年十二月，工程告竣，肃穆新宫与美丽广场浑然一体，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吾乡民众重建天后宫的夙愿终于达成，漳澎村又添一处亮丽风景。 新宫落成，即远赴福建湄洲岛奉回新塑天后金身，遵循故宫旧例，原有的观音、齐天大圣、北帝、帅府、圣母、文昌、关帝、门官、土地、七姐妹(七尊)、八姑诸像也一一新塑，并分坐宫中两侧，一并为乡闾奉祀。 此次天后宫重建耗资人民币壹佰柒拾多万元，另恭请天后娘娘以及其他菩萨金身费用为人民币贰拾多万元，合计耗资人民币贰佰余万元。除村民及社会人士募捐所得壹佰余万元外，其余近百万元俱为陈冠傑先生捐献。为了重建漳澎天后宫，陈冠杰先生可谓劳心劳力、出钱出物，其乐善好施精神，广受漳澎村民称赞。 此次天后宫得以重光，全赖村委会大力支持，各方人士一呼百应。为善者造福后人，应为后人铭记，特将捐款二百元以上者芳名列后，为善者芳名，将与天后宫永世并存。

二O一七年农历三月廿三，适逢天后诞，这一天的上午，漳澎天后宫举行隆重的重建开光典礼，傍晚，村委会在天后宫前面广场举办“千叟宴”，招待漳澎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从这晚开始，一连三晚，在天后宫广场前的涌边，搭起戏棚，由广东粵剧院二团连演了三晚“大戏”。按陈冠杰的建议，第一晚专门演了观众难得一观的《六国大封相》。之所以要演《六国大封相》，是因为民间有传说，这出《六国大封相》能让长年漂泊在旷野中的孤魂野鬼得到安抚，而当晚搭棚演戏的地方，土改时是作过刑场的！ 从提出重建的设想到最后建成举行开光典礼，整整经历六年时光，六年来，陈冠杰坚持不懈，从不言弃，不懈的坚持，终于获得成功。漳澎天后宫的成功重建，不但了结了他的一个心愿，也为他的慈善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并非尾声

时间来到了二O一九年，这时的陈冠杰已年过七十五岁，早己进入“古稀”之年的他，进取搏击的雄心似乎仍未泯灭，不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也知道该歇歇脚了。
他把歇脚的地方定在了聚龙湾。说实在的，从纯商业角度看，对比起他主打的房地产业来说，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并不是特别的赚钱，但是，陈冠杰却十分钟爱这个地方，近十年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除了必要的外出以外，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这里，即使是香港的豪宅，一年之中，他也住不了几天。在绿树成荫的温泉区里，他专门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宽四米、长十二米半、水温保持在三十至三十二度的小型恒温游泳池，每天下午午休后，他都要在这里来回往返游上八百米。
不过，他人在聚龙湾，心却在各地巡游着，每天，他都会在度假村内不知疲倦地转悠，在发现需要改进的问题的同时，谋划着度假村将来的发展；香港东洋集团旗下各个正在运营、或正在开发、或正在洽谈项目的重要信息，也都通过现代化的手机通讯，汇总到他这里来，由他作最后的决断，从这个角度去看，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不单是他颐养天年的安居之所，更是他一手开创出来的商业小王国的总指挥部。
在聚龙湾，他常常与家人及亲戚聚在一起，含饴弄孙，叙叙家常。在这里，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几十年间一路走来有过交集时的老相识，老朋友，这其中，有他在漳澎当牛草仔时，一起劳动、一起挨饿、在严寒中给过他温暖的农民，有一起策划过偷渡香港的“逃港者”，有在劳教场看管过他的管教，有过去生意上的伙伴，有在投资开发过程中认识的普通百姓以及当年大权在握、现已退出官场的退休官员，更有一批又一批风华正茂、前来洽谈生意的年青企业家。
如此看来，在熙来攘往的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里，浓烈的商业氛围中又融汇着浓烈的人间之情，靠着这个以温泉著称的聚龙湾，陈冠杰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亦维系着一个比八十度的温泉还热的人情世界，单凭这一点，他便要稳稳守住聚龙湾这块宝地。
“我是不会把聚龙湾卖掉的，世界上有些东西，有钱也买不来。”谈及聚龙湾的将来，陈冠杰如是说。
说不定，还有奇迹在这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