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贵适度
作者：苏晨
这原是一篇“抽屉文学”。在养老院得闲重看，又觉得拿出“抽屉”似也无妨。于是稍加修改，把绕弯子说话的原题《一种可长之风》，也干脆改为《誉贵适度》。
缘起是这么一回事，岭南一代闻人杨应彬，于2015年7月13日以94岁高龄驾鹤西去！
谁也绕不过这个自然规律，或早或晚而已。某报用两个版的篇幅，图文并茂报道他的长此去，可知他在健在的人们心目中，留下有多么难忘的印象。报道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赞许，无需我再多嘴。我赞赏对好人在他离去之际，好话多说。只是我对在报道中不论边际地称：“欧阳山、杜埃、吴有恒、杨应彬为‘岭南四大才子’”，是否得当，有些疑虑，写了一篇估计发表不了的文字。
不过我这虽然是辽东老兵，战后落籍岭南为民也远不止半个世纪了，与欧阳、杜、吴、杨4位，也都打过交道，却是真的还是首次听说把他们命名为“岭南四大才子”。
我再说一遍：对远去的好人，好话多说，十分应该，我完全赞成。有些玩笑式的“封号”，在酒席茶座上一时放言或也无妨，我只是说在报纸上明文盛誉，似乎还是考虑多些才好。
我说这话之前，曾经向一位也大有身份名望的人试过口风。他也认为，报纸划了“岭南”那么大个范围放言高誉，有识的远去者，在天之灵也未必安然。
我是想，若把欧阳、杜、吴、杨，定为“岭南四大才子”；拉近了说，那把和他们同时间也是岭南人或在岭南工作到离开这个世界的国际知名大学者陈寅恪、陈垣这“南北二陈”，往哪儿放？第5、第6？
或者说，陈寅恪不是岭南人，不算，他不是中共党员高官，只是中山大学一个非党一级教授，不算。那么，陈垣是广东新会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国家正部级高官，又是中共党员，往哪儿放？
又或者说，陈垣在北京工作，不算，要在广东工作的广东人、中共党员高官，才算；那么，也是在广东工作的广东人，中共老党员，著名大学者，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任教育厅厅长，后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杜国庠，也比不得欧阳、杜、吴、杨？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文革”后第一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广东东莞人王匡，至少也可一比某位呀！王匡的最后文集《长明斋诗文丛录》是他托我给代编定的，我总不会不看看这是一位何等人物。
排定张三李四为一方“四大才子”，是一项高度严肃的事。
二
我不赞赏“排名榜”式的排列杨应彬为“岭南四大才子”老四，但是我确信杨应彬不失为岭南才子群中较靠前的一位。
他毕业于国民党政权的陆军大学，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在张发奎部下任少校军官，从事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报道说有卓有成绩。
在中共广东省委，他做到分管文教的常委，退居二线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党组书记。
报道排行杨应彬为“岭南四大才子”老四，好像特别強调他1935年1月，年龄未滿13周岁，就在上海儿童书局由一代大闻人陶行之，亲自主持为他印行了他的散文集处女作《小先生的遊记》。1991年1月4日，他也有题赠我一本此书的仿真影印本，扉页上还题了一句客气话：“……苏晨同志一粲……”
他为仿真影印本所作的《说明》是：
这本小册子是五十六年前（苏按：现在已是86年前）我第一次赴上海时的日记。是在临回广东时坐在亭子间旁一座木梯转角处抄成，来不及再看就送给陶行知先生的。当时我在大埔百侯中学读初中二，年龄未满十三周岁，正在启蒙阶段，年龄的幼稚当然也反映了认识上的幼稚，因为时间紧，有些句子还不大通顺，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是，解放前居然再版十二次（苏按：此为笔误，实为首版印行4次后有过一次“新版”，先后两版共经16次印刷）并曾一度被列为“禁书”，大概是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味道。没有想到，十年内乱期间这书又成了我的“罪状”，证明我是“反共教育家陶行知的徒子徒孙”。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忽然成了“反共教育家”，有书为证，我这个“徒子徒孙”还能跑得了么？于是大字报滿街飞，也引起许多同志和朋友的关注。现趁省作协和一些图书馆要立档的机会，影印若干册分送，以便立此照存，特此说明。
仿真影印本的素白封面，由陶行知亲自设计，书名等由他亲笔题写，右上方小字为“杨应彬著”，中间上下顶格是大字书名《小先生的遊记》，左下方小字为“陶行知题”，扉页有署“陶行知校”。开本为正32开，内文72页，前有朱一民1934年8月15日“序于上海”的《朱序》，又有杨应彬同日序于上海“红庙工学团神像前”的《自序》。版权页表名：1935年1月至1939年1月，共印行“四版”；正确表述应为印刷4次，至1949年3月又印行了“新12版”；正确表述应为再版后又印刷12次，即两版共印刷16次。印行总数，当可观，版权页未计；估计是既曾为禁书，当避则避。杨应彬的早慧，不只表现在写作上，还表现在政治见解上，的确难能可贵。他从不张扬此事，这也可贵。
三
杨应彬题赠我他少送人的仿真影印本《小先生的遊记》，有趣的是，在我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和他闹了矛盾之后。
是这么回事：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海内发行的重点图书《郁达夫文集》、《沈从文文集》，是在经过对国内外读者调查，请示了一层一层上面，由省里正式下达出版计划，已经各出版发行了几册，海内外一片叫好声，我亲眼看过外国华文对开日报以整版篇幅盛赞，他忽然让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林坚文（已故），向我当面传达他的口头命令，让即刻停止出版《郁达夫文集》、《沈从文文集》。
我很反感。但是也知道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还在伊始，意识形态的一些角落，新旧思想还在较量，不时暴出矛盾的火花。可是明敏有如杨应彬者，怎么也会对这样很严肃的事，只间接发出这样的口头命令了事？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兼作协广东分会主席欧阳山，有上书中共广东省委，指责我不先给广东作家出版《文集》，却先给郁达夫、沈从文出版《文集》。他风范可嘉，也有在一次会议上，当面质问过我：为什么给郁达夫、沈从文出版《文集》，不出版他的书？我笑着请他试举出他在广东的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有哪一本没给他出版并印刷过3次以上？他语塞了！于是我挑明了说：“欧阳老是指我们还没给你出版《文集》吧？那好办，你编，我们花城出版社马上出版。”当时我已经是花城出版社的出版人。
他说：“你们编。”我说：“我们编不了，还是你自己编好，我们马上出版。”我们不肯编，不是简单推辞，而是当时“清污”即“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正酣，他的早期著作也有带“那个”颜色的，我们不编进去，他会揪我们，我们编进去，更高的上头会揪我们。后来花城出版社还不是他编了没收那些作品，就立即给他出版了10卷本《欧阳山文集》！
我也不敢随随便便违抗杨应彬的命令，我是请林坚文代转达，我是在执行省里明文下达的既定出版计划，两选题中途而废，有国内外广泛影响。我不能就转达的口头命令就无条件立即执行，请下达书面命令，接到书面命令，我们立即执行。
我准备着，准备受处分，准备下台滚蛋。林坚文代我转达了。我问林坚文结果，他笑着一扬手，走开了。杨应彬也没有再下书面命令，反而签赠了那本《小先生的游记》的仿真影印本。《郁达夫文集》、《沈从文文集》得以照出不误。
我从对杨应彬的反感，转为对他的不再闻问真诚致敬。我认为高高的上头，在与下属发生矛盾的时候，高官能不把下属不分青红皂白马上“一棍子打死”，留下点儿转圜余地 ，宽宏些，肯于再考虑考虑，是一种领导民主的可敬之风。
我为表示对他宽容大度相待的心领神会和感谢，寄了我新出版的《野芳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常砺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两种散文集给他。他复来的信是：
苏晨同志：
来信及大作二册祇悉。谢谢。所附篆刻印模诚一艺术精品，浏览摹挲，爱不释手。初不知阁下多才多艺若此，敬佩之至！前些年也有同志为我刻些闲章，当作珍宝，现送上一纸供阅。如能得到阁下大作诚感谢万分也。章文就刻《碎砖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如何？
新年纳福！
杨应彬 九一. 一. 四
送上少儿时习作影印本一册，以博一粲，又。
四
信中提到的《东湖诗草》、《东山浅唱》两诗集，散文集《春草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因职责所在，由我签发。后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辑20世纪80年代政论、文论、学术著作的合集《碎砖集》，他也有题赠我一本让我“指正”。“指正”谈不上，我有作《谦逊的沟通》读书随笔，在广东省政协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他还题赠过我一本他和夫人郑黎亚的合著散文集，书名和在哪家出版社出版的我一时想不起来。报道中说还有一本“生前最后出版”的《杨应彬诗词》，我不知道。
我对《碎砖集》印象较深。本书共收入49篇文章，有相当部分是他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领导意识形态方面工作时，在相关会议上的总结性讲话摘要，即主持会议的人必会说：“应彬同志的重要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非常及时，非常到位，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认真掌握，坚决贯彻……”一类。从中可能更宜于看到他作为一员高官的为人。
他在《碎砖集》中谈政治，谈经济，谈文化，谈教育，谈新闻，谈广播，谈艺术，谈学术，谈到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为讲话中不见吆五喝六的训示，多取上下之间的沟通共识，最为注意。
偌大一个意识形态，面对的学科纷繁复杂，谁能真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实行 “谁官大谁表准”，甚至“官大一级压死人”，如苏联时期斯大林对待苏联生物学界的独尊米邱林，把他捧上天，打压李森科，让他气也喘不上来，结果如何？这种实例多多。我以为意思形态高官领导工作能注意谦逊的沟通，是一种重要品徳，可长之风。杨应彬走的一条路，也是像他在《碎砖集》的《后记》中所说：
语云：“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但是“得”有精粗之分。我的“得”，往往粗糙得像一块砖，最多只能是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可是这些砖又往往不成块，零零星星，只是些碎砖。虽然碎也可以填点坑洼，铺设小路，毕竟不成材料。因此把书名称为《碎砖集》，我想比较适合。
从《碎砖集》的取名，我油然想到在岭南，在学术上或可称欧阳、杜、吴、杨这“岭南四大才子”之师的杜国庠，他在高官任上出版的学术论集取名《便桥集》，《便桥集》的《后记》中说，他取名《便桥集》是因为：
便桥者，一来别于自珍的“敝帚”，二来一俟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毀了它。
我顺带想起比杜国庠还官大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候补书记、“文革”后首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的一个集子，取名《过门集》。他的文集《长明斋诗文丛录》书名是他让我给代取的，那时我当面问过他的《过门集》的取名。他告诉我，他是受到杜国庠《便桥集》取名的影响。他想到“过门”是戏曲曲艺音乐中唱腔开始前、间歇处、结束时由器乐演奏“过门”的片断，他自视他的《过门集》是为高明角色配搭的“过门”，就叫了《过门集》。
杨应彬的以“碎砖”名集，是否也有受到杜国庠以“便桥”名集的影响，我没当面问过他，但是猜想大概也是八九不离十。杨应彬收在《碎砖集》中49篇文章的风格，和他在《碎砖集》的《后记》中所言相得益彰。面对诸事不做“摇钱树”，也不做“赶车佬”，多是把既定政策这条“轨”，哪儿坡度大，哪儿弯道多，哪儿有桥梁、隧道……提出来，与下属共勉不要“脱轨”，以把火车开好。
我写了《谦逊的沟通—读杨应彬〈碎砖集〉随笔》一文，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刊《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既因是应该刊主编登门之约，有在该刊开下每期一篇的《读作者签赠书随笔》专栏，也因为文中写到我和杨应彬的那一次矛盾，《同舟共进》主编必会给时任省政协中共党组书记的杨应彬审阅，可以争取不会惹祸；因为喜欢“擦鞋”取宠的人，可能见他不揪，也暂歇其手。
（2021.2.22，修旧作定稿于南海大沥泌冲村广东泰成逸园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