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要革命

           第三章 我要革命
           2020-05-05 阅读359
    第一部分 我被遗忘了

这张照片是小艺和我在洪水过后，坐在一根摇摇晃晃的独木桥上合影的，当时嘴里喊着：不行了，我们要摔到水里了。这张图片在网上流传甚广，被称是最浪漫的知青留影。

1969年春天，兵团组建以后，胜利队的广州女知青陆续离开生产第一线，按工人们的说法，洗脚穿鞋，摆脱风吹雨打的生活。

最早离开胜利队的女知青是海。我对她的走，已是预料之中，她比韦姐要懂事，胜利队干部都很喜欢她。而且，她还很好强。所以，她很快就被推荐到了团部医院工作，还被送到海口市兵团医院培训。

一帆风顺本来是好事，海就有这种好运的幸运儿。她一生顺利，下乡没吃多少苦，回城时间也不晚，嫁了一个好丈夫，后来考上大学，在大医院做医生。她的克星竟然是一场不可治愈的疾病。没有人相信，正当英年的她就这么走了。

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我很感谢老姚起来。我想，我的缺点和海很象，好强，骄傲，过分地要面子。我在十九岁时，被姚指导员恨恨地煞了一下傲气，确实非常及时。我要感谢他，及时出现在我的生活运行轨道里，拉了我一把。

韦姐在中坤农场的命运也是上上下下，充满了曲折。她离开胜利队的起因是一篇大批判文章。在一九七零年的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高潮中，胜利队也抓出了一个“阶级敌人”，胜利队要对他进行大批判，写批判文章的任务就落在了韦姐身上。在她在写文章的过程里，我大概多了几句嘴，提了点意见，甚至还动手写了一部分。后来，韦姐受命在全团大会上读了她的大批判文章，一鸣惊人，领导马上调她到了团部。那时，知青调出去，都是这个模式，有机会让团首长了解你，就有机会脱离生产第一线。

过了一段时间后，胜利队的老姚突然找我谈话，问我那篇大批判文章的事情。他告诉我，韦姐调离胜利队时，曾与他谈过，说那篇大批判文章的主笔是小艺和我。她对我仍然留在胜利队感到很遗憾，希望队领导与团部商量，改调我到团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对韦姐的仗义十分感谢，真没想到她是这么一个诚实的人。

后来，韦姐做了胜利队小学教师。此时，由于她提前泄露林彪事件，让团部领导很不爽，挨了批评。其实，泄露秘密不关韦姐的事情，但她把一切责任都放在了自己身上，保护了其他知青。从此以后，我就非常敬重她。

后来，由于调动回广州的事情，得罪了团领导，韦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下乡五年后，韦姐被贬到另外一个生产连队劳动，失去了教书的资格，当时时别人不是回城，就是上调，这种处置真是很无情。恰巧我在广州的一位邻居认识中坤的某军队领导，告诉我那件所谓走后门事件的始末。多少年过去了，只要一我想起这件事，心里都是愤愤不平。

不料，这次调动却成就了我们大姐的一段好姻缘，她在那里结识了与我同班的一位男同学，最终与他结成秦晋之好。现在韦姐的生活平平实实，非常低调。韦姐当年在中坤农场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教师职位、男朋友和快乐的性格，后来都有了很多的补偿，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她那万事都不在乎的性格没有了。

小艺调出胜利队，那是必然的。在韦姐之后，在一次营级全体兵团战士，她代表胜利队再次宣读那篇大批判文章。她良好的形象和悦耳的嗓音让首长们眼前一亮，恰好，师部办展览会，需要抽调人员担任讲解员，小艺成了不二人选。小艺在中坤农场的命运也是很特别。后来，她在中坤做过小学老师，还调到团部的中学。在知青大回城的时期，她一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回到广州，父母亲的问题解决得又非常晚，无法用走后门的办法帮她离开海南。

在中坤农场的蹉跎岁月，屋漏适逢多雨，小艺遭遇了感情的纠纷，被别人喜欢，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而是无穷的烦恼。因为爱她的人不止一个，互不相让。

小艺是在一九七八年回到广州的，她来了我却要走了，到北京上大学。令人欣慰的是小艺的感情纠葛还是有了结果，她嫁了其中一个爱她的人，使另一个人永远感到伤害。象韦姐一样，她相夫教子至今。经历了很多事情后，小艺比较求稳定，没有象我们那样重回学校做全职学生，也没有到国外谋求发展。

海（前左一）离开场部卫生队时，与其他卫生员的合影。

朝气蓬勃的韦姐。

小艺在割橡胶。

我忘了阿民是什么时候离开胜利队，大概也是在一九七零年走的。阿民是我们中间最有个性的，她喜欢体育运动，拉着我们几个打篮球，还组队到其它生产队比赛。

我们胜利队的女生球队拉出来，还很象样，有阿民和小艺两个身高一米六几的高个子，她们传球和投蓝技术娴熟，韦姐虽然不高，但球风凶猛，敢于硬碰硬。海、小珞和我属于滥球充数，让场上保持五个人出阵不成问题。还要提一下农中毕业的女青年光月，她在球场上也挺勇的，可惜技术稍欠。那时，阿民、韦姐和小艺几位胜利球队的主力打球很认真，出赛前还要定一下战术，什么联防、人盯人的。

在附中时，我们班的女生球队本来不错，但从来轮不到我上场。到了胜利队，情况不同了，胜利队缺少打球好手，我差不多场场都要上。小艺怕我胆怯，总关照我说，跟着我们打就是了。顺理成章，中坤农场组建球队，阿民调到了团部，任球队女生负责人。后球队合并到武装连，阿民由队长转为班长，被球队的女生称为“马”班长，原因是她不拘生活细节，实在是个马大哈。

很多老知青离开海南后，因为种种原因，就逐步沉淀下来，生活不再有亮点。阿民离开海南后，一直保持活跃，曾是个工农兵大学生，到工厂、到经贸部门工作，后来出国留学，定居国外。有年，我从纽约飞到休斯顿，坐着原胜利队的一位男生双子的车，跑了了几百英里去看她。我一见到她，就忍不住说起，当年她背着小提琴上山下乡的浪漫劲儿。

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队的女生走了四个，只剩下我和小珞。小珞是在海南岛长大的。后来，附中同学聚会时，常有男同学叫不出小珞的名字。因为她离开学校到海南后，长高了许多，也健壮了许多。刚开始，我们都视她为需要照顾的小妹妹。她做事很认真，但手脚比较慢。到胜利队的第一年，她被分配到生产班做割胶工人。

干了一年多，胜利队干部们发现她做事太慢，不适宜在生产班继续呆下去，调她去做胜利队幼儿班的老师。这项工作与小珞的性格很合拍。她做事慢，但比我们任何人都有耐心，与小孩子打交道最好不过。

我曾忽略了小珞的潜力。其实，她的忍耐力是很强的。她很小就默默地承受了所谓家庭问题带给她的压力，在胜利队女知青走剩下她和我后，她显得比我平静。小珞在胜利队接手带幼儿班的孩子，几乎是从零开始，除了几只破皮球，孩子们什么玩的都没有。于是，她动手做了不少“玩具”，后来她还利用回广州探亲的机会买了一些跳绳和板羽球，还有幼儿音乐教材等。小珞在读小学时，参加过区少年之家的课外文艺活动小组，很有些底子。在她的调教下，胜利队的娃娃们学会了唱歌、跳舞和儿歌朗诵。

不知是谁的主意，娃娃们在胜利队表演了一次，孩子们的表演水平赶上了城里的孩子，把他们的爹妈都乐坏了。为了增加演出效果，小珞在孩子们的普通裙子上缀上金色剪纸图案，成了名副其实的演出服。后来，小珞又带着孩子们到团部表演。那时，农场能看到的文艺表演，除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样板戏。胜利队的娃娃们一亮相，活泼的儿童舞蹈，动听的歌曲，加上表情生动的诗朗诵，还有那装饰性很强的演出服装，给农场的枯燥的生活增了一分亮色，把团领导们的眼都看直了。

小珞和胜利队幼儿班的孩子们在中坤农场出名了，胜利队农工来邦的女儿和李雄的女儿都成了人见人爱的小明星。我好象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海南，记得那时她心情很不好，因为胜利队的广州女知青只有她一个人了。知青在中坤农场出名的直接后果往往是调出团部，小珞后来也被调到团部幼儿园任老师。不过，此时知青回城之风已越刮越盛，这种调动不再象兵团组建初期那么令人兴奋。

小珞大概是在 1976 年初回城的，不到一年，四人帮被打倒，恢复高考，她抓住了这个改变知青命运的机会，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她留校做了老师，后来也出了国。现在，她在加拿大的一家大银行工作。在海南时，我和她在一块的时间最长，后来由于经历相同，同是知青大学生，又都在大专院校工作，我们一直保持来往。通过她的介绍，我认识了丈夫。我到加拿大留学，又是她帮我联系的。

我们彼此的经历更是惊人的相似。两人一路走来，不觉有四十多年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很少有的。认真来说，我与她的个性非常不一样，家庭背景亦不相同，但缘分这种东西是很难解释的，没有很多的选择性。

阿民（前左一）与场部球队成员合影。

小珞和她的幼儿班孩子们。

知青老师与胜利队孩子们在一起，小女孩就是阿珍的小女儿。

说到我在胜利队的经历，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我走的全是背运。刚下乡时，我也很努力，结果，基本上没有惠及自己。也许，我这人善于帮腔，不善于站在台中央演主角，很难引起领导的关注。

胜利队的信宜退伍兵老王看我整天傻乎乎地瞎忙，就好心地对我说，一同来的六个广州女知青就剩你一个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拿锄头、胶刀幸苦做工，凭什么呀?你都不想想!

我真是从来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被他问得无言以答。韦姐是唯一为我的处境向老姚提出异议的人，她是心底绝对善良的好大姐。

尽管有那位军工好心地提点我，我心里虽然失落，但没有灰心，还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我和小珞们一块在胜利队创办了妇女扫盲学习班，居然真的为中坤农场培养了一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自己当年轻狂少年时，正气十足，见弱者必怜悯，救助他人更是为己任。那时，我看到农场的有些妇女由于文化低、见识少，不能自主婚姻，精神痛苦，我曾天真地认为，我可以帮助她们。我受报纸一则新闻的启发，便与小珞商量，要为胜利队的妇女办扫盲班。这是我在人生中首次任教师，并非受组织信任、接受重托，而是自己不甘寂寞，自荐自请。

胜利队的妇女中，与我曾经最知心的要数阿珍了。她来自广东的信宜，全家都是一个套一个地来到了海南，在胜利队，就有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堂弟。阿珍到海南亦是通过嫁人，丈夫老罗是她的同乡，也是个退伍兵。其实，老罗人挺好，实在踏实，就是沉默寡言。阿珍与老罗过日子，夫唱妻和，小伙房造得精巧结实，自家常有路子搞到些吃的喝的，实际的生活比那些军工强多了。

我不明白的是，阿珍还是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她给我说过，在家乡时，她与一帮同村的女孩子们在水利工地劳动，天天晚上挤住在工棚里，那是她最开心的日子。当小珞和我开班授学，要教妇女认字，阿珍是我们最认真的学生。她从来不缺席识字班的课，无论出席的人多或人少，都影响不了她的学习热情。

我记不得阿珍在识字班上认了多少字，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她的情绪很好，我们常在一块谈心。她坦诚，对老罗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我感觉，她很向往一种新生活，即除了干工吃饭外，还有其他的追求。那时候，兵团在组建初期，搞阶级斗争正是时髦，我和阿珍都很投入，胜利队也抓了个把“阶级敌人”，这些生产劳动外的活动给了我们枯躁的劳动生活添了几分亮色。

阿珍参加识字班后，精神面貌一新，劳动表现出色，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很快地她的事迹就被汇报到了场部，连我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她已经作为代表到海口开会去了。以后的事情，我就记不清楚了。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一天晚上，突然有人告诉我，阿珍与老罗拌嘴后，想不开，服毒了。接下来，一部从场部开来的汽车进了胜利队，阿珍的弟弟抱着她上了车，那时她还很清醒，口里不停喊着，*****！我惊愕不已，她再不喜欢老罗，也不至于闹自杀呀。

我目送着汽车离去，心里象翻开了五味酱料，我感到对不起阿珍，也对不起老罗。阿珍到场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来了，她变得很虚弱，见到我只是点点头。由于愧疚，我不好意思再与她多说什么。我们的师生之谊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胜利队妇女识字班也无疾而终。阿珍和老罗继续他们的生活，养育着他们的三个孩子。

直至我离开胜利队，我再没有与阿珍单独谈过话。至今，我仍然不知道，阿珍为什么要服毒。胜利队的一位孩子妈，自参加我们的扫盲班后，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和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那时接触很多，又认字，又讲人生，也批判她的包办婚姻。后来，她被团部的首长们所挖掘，成了妇女榜样。

我们的扫盲班没有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况，倒是为中坤农场培养了一位到海口市参加学习毛著讲用会的妇女代表。而我依然故我，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努力，我很为自己的助人成果沾沾自喜，不料，车开得太快，终于出了问题。妇女代表阿珍从海口开会回来不久，一次与脾气倔强的丈夫争执，想不开就吃了毒药自杀。幸好，中毒不深，她被救了过来。此事发生以后，我非常内疚、自责，认为是我害了她。

那时的我，是个二十岁的毛孩子，实在想不通，助人为乐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多少年过去了，我慢慢地想明白了，帮助人不单要有同情心，还需要很多东西，三十多年前，我是名一无所有的知青，试图要改变一个农场妇女的生活是极不现实的。此后，我放弃了盲目追求做白莲花教母的可笑想法。

我曾经也有过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认为我可以在海南播种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改变妇女的地位和生活。阿珍的服毒事件使我很灰心，至今心有余悸。但是，阿珍让我看到了，有的人纵使读书很少，社会地位很低，但他们同样也会渴望追求一种柴米油盐之外的精神生活。

就在这时，我在沉寂中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发现在橡胶林段的深处，一棵大树上常停着五彩斑斓的小鸟，鲜艳的红色，青翠的蓝色，还有绿色和黄色。离开海南后，再没有看到这么美丽的鸟儿。我还发现站在胜利队的后山上看到的夕阳特别美，如血如海。

为了能走出胜利队，我继续努力着。我还很积极地写过小评论文章，写好了，就拿着广播筒在胜利队瓦房之间的空地上朗读，就象现在写了东西贴在网上一样。我也很热心地参加唱样板戏的群众性运动，找不到能合作的男生，我就和小珞合作，唱了一段水平不错的《沙家浜》选段，我唱沙奶奶，她唱郭建光。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我还是待在胜利队，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笑声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恶果。

也许，姚指导员并非要怎么样整我，他只是要多少教训一下我的傲慢不羁。后来，在兵团大发展的一九七零年，老姚也离开了胜利队。这时的我真是非常失落，我必须要学会忍受孤独和失落。结果，我找到一个方法来排解寂寞，那就是暗恋一个人。

其实，胜利队已没有多少我认为合适的对象，只有一个人合乎心中的条件，于是我就恋上了。那时，我打算就这么下去，永远不说出来，可能我这人特别适合暗恋吧。忍了一两年，瞒了很多人，那时高中的老古常来找我，人人都认为我和他是那么回事，我也不说什么，任着别人瞎说去。其实，老古在附中是与我同一战斗队的，他就是我们的大哥，我不可能喜欢上他。

后来，这段海南遗产让我吃了很大的苦头。有人不明白，问我那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恋上他。我也不清楚，可能那时真是太闷，需要寄托吧。那时，做很多事都是没有选择的吧。如果那时我也象其他人调出胜利队，我和他确实很难发生什么事。因为有开始，所以我要承担结束带来的痛苦。

这段过去的故事，就象那时我看到的蓝色翠鸟，在我眼前飞过，虽然美丽，但是抓不住，我却永远记住了那美丽的颜色。

我在胜利队的胶林里。

已经离开的知青们回访胜利队。 无法离开胜利队，我开始近距离观察胜利队那些普通农场工人的生活和家庭。快四十年了，胜利队的人和事给我留下的记忆依然鲜亮，在我的脑中无数次地闪回。

与阿珍相比，阿珍的弟弟阿来和弟媳妇秀兰的婚恋则是别有一番天地。秀兰也是信宜人，来海南时不过十七八岁，孤零零地跟着一个信宜建筑包工队谋生活。包工队的生活条件很差，男女混住在同一工棚里。 秀兰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子，身材苗条，皮肤白净，眉目秀丽，很快就被包工头看上了，逼她就范。秀兰死也不从，她看上了同在包干队干活的阿来，于是阿来成了秀兰的保护神。年轻的阿来，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与秀兰正好配成一对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白天一起干活，晚上同宿在工棚里，很快就有了他们的爱情结晶。工头大怒，将他们倆赶出了包工队。

后来，他们在阿来家人的帮助下，在中坤农场入了户口，成为农工。新婚伊始，倆人一无所有，只有尚在腹中的孩子。幸好，他们都年青，自小吃惯苦，勤恳劳动，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业。很快，他们的头生女儿罗妹出生了。人们都惊叹，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婴儿呀，洁净的白皮肤，眉目传情的大眼睛，连哭声都那么柔美动听。

阿帮和秀兰抱着罗妹，那个高兴呀，真盼望这个新生儿能有一个与他们不一般的命运。小夫妻恩爱有加，齐心协力，一心劳动致富，祈望日子能越过越美满。

我们刚到胜利队时，无论是男女知青，都被罗妹吸引住了，这孩子长得多美呀，绝不象在穷山沟里出生的孩子。每次，生产班开会，阿帮手里抱着的小罗妹都是最受知青们喜爱的小洋娃娃。然而，自从我们来到胜利队后，农场受极左思潮影响，盲目开荒扩展，职工的生活每况愈下，肉食和蔬菜供应都越来越少，男人们还好办，妇女和孩子可就难了。我发现，秀兰的脸色再也不那么健康白净，愈发显得菜黄，连续不停的生育，拖垮了她的身体。

阿来见妻子身体日衰，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屋漏偏逢下雨，罗妹的身体又出了毛病。小小年纪竟然被发现有心脏发育不全的毛病。阿来和秀兰被这不幸的消息弄得束手无策，阿来几次带罗妹到海口求医，都无功而返。一个曾经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被贫病交加拖得奄奄一息，每次看见这对夫妻漠然无助的样子，我的心都在发紧。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牵挂着小罗妹的病，这孩子的病好了吗？

阿来和秀兰的命运让我感受到人的脆弱，有爱情固然好，然而没有面包是断然使不得的。那时，我很固执地想过，不离开海南，决不考虑婚姻大事。

胜利队除了江苏、安徽军工和信宜农工外，还有几户海南人。那时候，虽然日子艰苦，夫妻之间吵闹不少，男人们闹起庄稼汉脾气，也有对老婆们拳打脚踢的时候，但还是恩爱家庭多，大家都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海南人的家庭，好象都有点阴盛阳衰，李雄夫妻就是典范。李雄说来还是琼崖纵队的老革命，据说当年是红小鬼。但他文化程度底，解放后，就在中坤农场做个普通农工而已。他的妻子（记不起名字了）却很泼辣，竟然能够下田犁地。

我曾与李雄同在一生产班，他是我们的班长，不过班里真正领导却是他的妻子。每次开会，李雄都是任他妻子长篇大论，自己乐得卷上一支生切烟，在一旁美滋滋地吸着听着。我都被他们夫妻的双簧笑死了，那有男人这么不象男人的，女人那么不象女人的。不过这对神仙夫妻却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孩子们的像貌都象外国娃娃，深目高鼻，卷发。他的女儿是胜利队幼儿班的小明星，在小珞的调教下，穿着一条从城里买来的小洋裙，卷着舌朗诵小儿歌，一点都不怯场呀！

李雄的老婆思想还很开通，是胜利队最早接受计划生育理念的小孩妈，生了两个孩子后，就自动不要第三个了。李雄夫妻对小珞和我都很好，常给我们送吃的。至今，我都没忘记，李雄和几个海南男人在春节前夕，用粗木棒在一个大木臼里搅动糯米粉浆，满头大汗地做年糕的情景。后来，有人回胜利队，说是李雄已不在那里住了，他的晚年生活不错，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胜利队还有一对神仙夫妻那就是老何和国花。老何是江苏军工，他是后来才调进胜利队任副连长的。这对夫妻有很多反差：老何是小个子，国花是大个子；老何不成熟，国花稳重；老何有点没心没肺，国花敏感、自尊。但是，老何和国花是真真正正的恩爱夫妻。

据说，国花在江苏老家也是读过书的，所以，她的衣着很追城里的女人。胜利队的小孩妈都是剪清一色的清水挂面头，长了就抓根线绳绑起来，而国花剪的是运动头，头发层次高低错落。国花穿的衬衣是没有腰身的，而其他妇女的衬衣都很顽固地掐着那么点腰身。国花说话没有太多的苏北口音，很接近标准的普通话，胜利队的苏北军工家属说话总是将“鞋子”念成“孩子”，“没有”念成“摸有”。

不过，我觉得国花太象城里人，言谈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反而不感她太亲切。但她的话语里总叹息城市女知青到了农村，衣装随便，干活比男人还粗犷，好象很不应该似的。我就是被她提醒了，才开始审视自己身上的女人味尚存多少。

国花一直是中坤农场妇女劳动模范，到那里都担任妇女班长，绝不是干工吃饭、生孩子的平俗之辈。老何则是另外一种人，他衣着邋蹋随便，遇事卤莽，说话匆匆忙忙，没有中心。在胜利队修水电站时，他担任排除哑炮工作，过早进入禁区，身体大面积被烧伤，送到师部医院抢救，幸而无恙。伤愈回到胜利队，他照样还是蹦蹦跳跳，东家走西家串。后来，老何和国花调到新团去了。

胜利队还有一位过客，名字忘了，仅记得我们给了他一个绰号：李大吹。他原是海南农垦系统顶顶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曾带着一支由农垦系统退伍兵组成的“剿匪队”杀害了对立面的群众多人，他因此受到审查。

不知何故，后来又让他回农场劳动，被安排在胜利队。李大吹虽然受过重挫，但他始终没有把他自己从造反派头头调整到罪犯的位置，依然出口诳言。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露水珠般的前途有什么了不起”。刚到胜利队，他喜欢到知青房间神吹海侃，我们也当过他的听众。他特喜欢说自己与某某首长如何“哥们”，当年如何剿匪有功，好象他所做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对海南文革的派仗知道很少，但多少明白杀人怎能不偿命。所以，听多了，也觉得这个人很变态，干脆将其拒之门外。后来，突然之间，他失踪了，连同他的有点痴傻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都象空气般不见了。甚至，我有时都怀疑，他是否在胜利队存在过。

不久，我听说李大吹旧案重审，已经依法处决，我为他那个傻妻子和两个愚笨儿子担心：没有老李，他们可怎么继续生活下去？过了很久，我的耳边仍然响着他的名言：露水般的前途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始担忧，自己的前途是否如同露水。

那年，我大概十九岁，很嫩，单纯的阅历没有办法理解李大吹这么一种人物，他让我的理智“消化不良”了很长时间。

胜利队也有让我明白了不少的人。中坤农场的退伍军工，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哪怕是被提升作了干部的人，说话有板有眼的人并不多见。但是，胜利队军工老韩是个有思想的人，说话思路清晰，平静。他有一位在北京部队任高官的哥哥，见识比很多工人都多。他在胜利队里，最早为我受到不公平待遇仗义执言。但是，他的睿智在胜利队并无用武之地，这里是生产单位，对人的要求很简单，会干活，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就是好男人好丈夫。

老韩除了有思想，上述的那一样长处都不具备。他的家和小伙房都属于经营不善，脏乱不堪。老韩的妻子翠莲不是独当一面的女强人，偏偏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人。经年累月的劳作和物质缺乏的生活使她过早衰老，我从来没有看出过她的真实年龄，感觉她不是四十就是五十。其实，那时，她最多不过三十岁。

翠莲也有句名言。她说：是城里人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们都一样，要靠劳动谋生。别看她满脸憔悴，穿着打扮不整洁，说话里透着的是自尊和自信。在胜利队，老韩是至今仍留在海南的唯一的江苏军工。留在海南等于留住了国家企业对职工的福利待遇，留住了晚年的生活保障，他的睿智终于派了用场。而现在翠莲已不在世，子女都离开海南到城市谋生，老韩一人在胜利队度着晚年，腿脚都不太利落了。他虽然孤独，却留住了自尊和自信，也是难得的。

胜利队的思想家不止老韩一人，阿珍的小弟弟阿伦也有他的真知灼见。林彪事件之后，北京召开人大，要求全国人民都要讨论宪法，胜利队没有例外。当我们讨论宪法中的一句话“不劳动者不得食”时，阿伦突然发话，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不能劳动，难道也非要不劳动者不得食吗？我被他的这句发言惊了一下，社会主义要照顾所有人民福祉的原则，居然被他看得那么明白。阿伦与我们年龄相仿，离开人世的时间很早，大概二十三、四岁就病故了。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尽管我很不愿意主动提及海南的经历，但我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海南生活给我留下的深刻烙印，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胜利队工人的生活和人生经历给了我最初的人生感悟。很多年后，我突然明白，当年那个二十岁不到的城市傻丫头就是在那山、那水、那人之间长大了，开始成熟了。

知青于2004年拍摄的胜利队全景照片。

第二部分 我在绝望中疯狂自我救赎

胜利队的寡妇李玉芳突然改嫁，让我陷入更深的恐慌中，我的精神崩溃了。

她叫李玉芳。一九六八年，当大批的广州知青到达中坤农场时，她才死了丈夫。她的丈夫是一位江苏军工，人懒，很不善经营日子。那年八一建军节，他酒喝多了，竟然一醉不醒，抛下李玉芳母女三人。我们到胜利队时，李玉芳还带着孝。她那与众不同的娇气样引起我了的注意。李玉芳是胜利队军工家属一景，而她的两个女儿，海南和海梅，是胜利队最丑最脏的小女孩，据说长得活象她们死去的爹。

在海南的橡胶农场里，评判一个当家人会不会过日子，要看他的小伙房。李玉芳家的小伙房是全胜利队最破的，房顶上茅草稀稀落落，泥巴糊的墙歪歪扭扭，灶砌得也是马马虎虎。在农垦改为兵团前，李玉芳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对她来说，最好的结局是找个男人改嫁。但改嫁，并不一定可以改变她的命运，就怕再嫁一个象前夫那样的没出息的男人。

我记得，李玉芳和翠花（姚指导员的小舅子的老婆）原来是同村姐妹，俩人常在一块说说谈谈。我不喜欢李玉芳，觉得她不能干，好吃懒做。胜利队的军工和农工家属们对她都不好感，说她克夫，吃不了苦。那时，李玉芳象是一朵带着苦味小野花，在荒野上默默地开放着，只要有一场暴雨就能把她毁掉。

1969年春，农垦改成兵团，大批现役军人带着家属进驻海南农垦系统。中坤农场改成六师四团。一位曾在某海岛要塞任营级干部的酒篓子男人，才死了妻子，带着三个懂事女儿也到中坤上任来了，官拜团参谋长或副团参谋长什么的。

那年夏天，李玉芳开始常跑团部，说是申请把户口迁回江苏，就在这时她的命运开始峰徊路转。关于李玉芳是怎样来到参谋长身边的，众说不一。有人说参谋长是主管人事调动的干部，所以，李玉芳找到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有人说参谋长听说李玉芳的身世，动了则隐之心，想和她谈谈，所以见了面。不管怎么说，他俩确实见了面，后来，还成了夫妻，这是不争的事实。

李玉芳闪电式的改嫁轰动了胜利队，军工和农工的家属们，包括知青们都若有所失。有人还说李玉芳没打钟先入饭堂，已经有了参谋长的种，容不得他赖帐。大家更不能面对的是，又脏又丑的海南和海梅现在是参谋长千金了。来年春天，李玉芳为参谋长生了个大胖儿子，更加坐稳了参谋长夫人的宝座。参谋长也没想到，在海南圆了抱儿子的梦。李玉芳嫁到团部后，翠花常去探望。胜利队时不时有关于她的最新消息。说她生了儿子后，不用干活，越养越嫩，比大城市来的女知青还鲜亮。

李玉芳改嫁转型成功，让我感到很受刺激，对自己原有的积极上进心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一个文化不高的女人凭着走路能扭动腰肢，就走出了胜利队，这样的现实使我感到很彷徨。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

我一想到自己的将来，我就不安起来。我甚至不敢想下去，看到胜利队小孩妈们的落魄生活，我就感到婚姻是可怕的陷阱，而情欲就是走向这种可怕陷阱的第一步。

那个时候，我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周围环境发生的很多变化。我才二十岁，最富青春活力，却对现实生活就如此灰心丧气，确实可悲。然而，洁身自好又使我能够摆脱很多不必要的困扰，我行我素，进退自如。后来听很多人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大概是有些道理的。

一天，胜利队的新媳妇苹珍和我一起单独干活，她悄悄地告诉我，她不喜欢她的丈夫，不想再跟他过下去。听了她的心里话，我竟吱吱唔唔，不知说什么好，对婚姻我真不懂。苹珍与我年龄相仿，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女，对生活仍有幻想，很不甘心象其它小孩妈们那样过一辈子。我的含糊其词让她很失望，她将拿在手里土坷垃狠狠地扔掉说，你是城市人，与我们不一样，不会有婚姻包办。

听了她的话，我忽然很伤感。这种连苹珍都不愿意过的生活，难道就该是我的归宿吗？我来海南后，我几乎都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还有可能回到那曾经很熟悉的生活环境吗？我开始问我自己。

那天，我和苹珍在橡胶林里默默地坐了很久，各想各的心事。苹珍最后还是没离开她的丈夫。白天，他们俩人象陌生人一样，从来不说话，晚上却要睡在一起，后来苹珍还为她的丈夫生了一个小男孩。

从此以后，我越来越想快点离开胜利队，象其他知青那样，凭着突出表现争取到上调的机会，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将我的希望狠狠地击碎了。

事情的起因还是由于我的性格所惹出的麻烦。年青时期的我，很有些傲气，自从大批的同校知青离开胜利队后，我一直无法与后来的潮汕青年相处，觉得他们很小家子气，文化又不高，从来不搭理他们。姚指导员在胜利队时，我的问题还不大，他对广州知青还是挺偏爱的。但胜利队的小水电站被冲垮后不久，他就被提拔为营级干部，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潮州籍的指导员。

新来的指导员工作能力不强，原来胜利队的军工和农工都不太买他的帐，让他很恼火。他一直都想找个茬整人，泄泄心里的闷气。也许，我正好是个合适的目标。他利用工作之便，查了我的档案，知道我父母在当时都正在受到审查，而且，还得知我在文革期间参与写过军区某某大人物的大字报。那时，正好全国都在清查“五一六分子”，他认为整我正是好时机。

于是，新来的指导员在胜利队大会上，频频点名批评我，说我父亲是大叛徒，本人又是五一六分子云云。他还到亲自到团部反映我的情况，树我为知青的坏典型，要团部同意对我展开有组织的批判。但他的主张受到其它胜利队干部的反对，批斗我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同时，他还鼓动胜利队的潮汕青年用我听不懂的潮州话对我进行侮辱谩骂。

这位指导员对我的一系列的攻势使我更陷入迷茫之中，但我没有流一滴泪。二十岁的我在经历了很多的不幸后，早就学会不流泪了。那时，我忍住满腔的愤怒，在煤油灯下，给母亲去信。我说，我要离开海南，我不干了。

那时，我真的很孤独，那位我暗恋的男知青回广州探家后，一去不回，那根隐隐约约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不愿向任何人诉苦，除了自己的家人。我越来越不愿意其他人交流，越来越不相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我。在那段时间里，我非常自闭。

其实，这时候的我与其他一起来海南的广州知青已经非常疏远。每天，我在橡胶林里完成割胶工作后，都喜欢独自在静静的树林里坐上很久，想自己的心事。我想了很多，已不再相信任何人说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理论，我只想着我要如何走出去。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橡胶林段里沉思，对自己在胜利队和中坤农场的遭遇越想越不通，突然情绪失控，将自己最心爱的割胶刀狠狠地插进泥土里，手里拿着的胶杯也摔在石头上，砸了个粉碎。我想放声大哭，但没有眼泪。我当时的感觉就象法国小说《基督山恩仇记》那位陷入牢狱的主人公，处于狂怒之中。

我对着苍天发誓，我一定要走出去海南，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到北京最好的大学去读书。这是我人生很可怕的一幕，多少年来，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我曾在海南的橡胶林里发过一个很毒的誓言。

在当时，对我来说，到北京最好的大学读书几乎是个天方夜谈，我的父亲仍在关押之中，不知下落，母亲也刚刚被解放。从此以后，我走上了拒绝与工农结合的不归路。胜利队任何干部走进我的房间，我都以沉默表示抗议。

下乡三年，我在胜利队住地附近小河边蜿蜒曲折处留影，当年那个二十岁不到的城市傻丫头就是在那山、那水、那人之间长大了，开始成熟了。 回想当年，我对那位指导员的反应挺孩子气，但命运因此把我带上了另外一条路，我因祸反而得了福。我在痛苦中想明白了一件事，知青的最大危机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我们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被剥夺了。兵团对知青是竭泽而鱼，只用不培养。我感受到我们将被遗弃的危机感，刚来到海南时的盲目热情消退得一干二净，我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

就这样，我和农场工人们的近距离接触只保持了两年多，我开始为自己早日离开海南做准备。

我在日记里做了个人计划：第一，参加劳动不要拼命，要保持身体健康；第二， 经常看书写字，不要让大脑变得迟钝。不过，那时年头，真没有什么可学的，为了锻炼记忆力，我把母亲的《唐诗三百手》拿在手边，常看常读。我看书则看最难懂的《反杜林论》，为了就是从书中学点更多的知识。

这本书我看了半天，实在看不懂，就转而看从广州家里书架上找到的杂书，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苏联版《法兰西革命史》；此外，小艺家里的那本鲁迅的《两地书》也是我的最爱。

我经常还写读书笔记、通信和日记。我母亲非常支持我多学点东西。她来信说，与其天天牢骚满腹，不如多看点书。这就是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起点，那年我正好二十岁多一点，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用功习惯仍然没改。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我这个举动，我至今感激当时自己作出的选择。

在无奈和绝望中的状态中，我是火凤凰重生，迅速蜕变成另外一个人，从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变成渴望读书的人。这种渴望是一种疯狂，给我的动力是无穷的。如果当时我不是遭遇这样的困境，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有能力到国外谋生。搞不好，现在我还是个下岗工人或干部什么的，象大多数那个时代的知青那样。

所以，我和我的学生谈过去的知青生活，不会太多地埋怨那个时代的不如意，而是告戒他们如何在学会第一时间预知危机，然后尽快逃生。不过，没有多少孩子听懂我的本意，莺歌燕舞，享受眼前的快乐，是人的本能，很少人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我观察我的学生，只有很少数的人有当年我那种疯狂要改变自己的冲动。我知道，唯有少数愿意改变自己的人将来必然可以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大多数人注定是平庸之辈，随波逐流者。

为了实现我的个人计划，我受到不少的压力，附中的同学们对我的怪异行为有所议论。我最难过的是连原来同一战斗队的学姐们都不理解我。我一直很尊敬的学长老古被贬到石灰场，常来胜利队串门，觉得我这样发展下去不妥，曾好言相劝。此时，正处于叛逆期的我对他的好意全不领情。

我也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合群，苦恼一番，还是没有理会别人的看法，默默做起了独行者。我感觉自己长大了，不需要在任何人的影响下生活。

我经过了在橡胶林中的狂怒后，对周围的人和事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走出海南成为我的奋斗唯一目标。

每天，我在工作时间内出工干活，下班后马上洗澡换衣，穿得干干净净地坐在书桌前看书。我很少与胜利队的工人交流，连干部上门做思想工作都不搭理，我成了小有名气的后进知青。那位潮汕籍的指导员曾想与我和解，他来到我的房间里，无论他怎么努力，我都一言不发，最后，他只好走了。

后来，为了加强胜利队的知青的思想教育工作，团部派来了一位由知青提拔出来的副指导员。一次，她坐在我的房间里，想与我谈话，我竟然让她干坐了半个小时，没有一句回答。那时，我也我的道理，那位指导员想要置我于死地，做错了事连半句认错的话都没有，想要我陪笑脸，没门！

其实，胜利队的大多数人对我都很好，内心是同情我的。我的极端做法确实很过分，不过，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全自己，抓紧时间多学些东西，顾不上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了。毕竟，那时我还很年青。

离开中坤农场后，我对一直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抱着很强烈的不满。兵团解散后的某一天，在我家宿舍楼的楼梯上，巧遇原中坤农场的某领导，看样子他刚去我的一位邻居家走后门不果，满脸不快。看见我，他怔了一下，不很肯定地问我，你在海南工作过吗？我满脸冰冷地告诉他，你认错人了。然后，我扭头就走，不让他再有机会与我多说一句话。当时，我真是感到出了一口恶气。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很为自己当年的意气用事感到后悔，上山下乡是一个历史大时代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它负个人的责任。现在，我已不会在为自己在所海南遭遇的不幸迁怒于任何个人。

下乡三年后，胜利队女知青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但很小资，而且也很白专，毛泽东的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教导被我们的行动所否定。除了每晚看书学习，我们还有一部手风琴和一付围棋作为消遣之用。

我们到广州探亲后，还带回了广州最时新的确凉衬衣，鲜嫩颜色穿在身上，自我感觉良好，全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我们。

调到武装连的老古对我的变化感到不解，我到离开海南的那一天，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出走计划。一位从其他农场来访的知青对我们的异类作派感到不可思议，觉得我们很过分。 但她不明白，一旦人的思想冲破了牢笼，是十匹马也拉不回来的。

我想，自己就是在海南时学习了独立。之前的我，没有什么主意，只懂得跟着我信任的人跑。我想，如果我不是在胜利队经历了那段孤独和寂寞的生活，我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时，多少知青在走还是不走着个问题上，左右为难，毕竟那是个革命的年代。而我却很坚决要走。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生存空间已被封闭在胜利队。我固执地相信，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都要坚强，要生存下去，要走出自己死局。这就是我对海南知青生活的总结。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也是凭着海南生活所积累的经验，独立地摸索着前进，绝不让环境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快四十年了，我还是比较独立，但已经不寂寞了，我真的很成熟了。

在文革结束时，高考恢复，韦姐、海、小珞和我都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小艺和阿民亦通过其他途径完成大学教育。

李玉芳离开胜利队，刺痛了我。深深的不忿让我爆发基督山式狂怒，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抗知青上山下乡的潮流，拒绝成为知青运动这艘泰坦尼克号的牺牲品。

我们在小河边的留影，集体穿起从广州带来的确良衬衣。下乡三年后，胜利队女同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但很小资，而且也很白专。

更新于 05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