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7
个编辑
更改
无编辑摘要
父亲和他的那个时代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下篇 28-2）
2、人生的路向
看父亲的前半生，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历史潮流的力量。他出生在 汕头。汕头是一个近代发展起来的城市。1685 年清政府在潮州府辖 区内的庵埠设立海关总口。随着时间推移，汕头港逐渐成为潮汕地区 中心港口。1853 年清政府在汕头妈屿岛设立常关，取代了庵埠总口 的地位。1858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在 1842 年《南 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的基础上，增开潮州（设在汕头埠）、台南为 通商口岸。1860 年汕头建埠，成为了一个城市。 1858 年 11 月 18 日，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俄国在 远东的成功》*一文称：“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 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 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恩格斯的 这段话说明了那个时候，汕头是除了广州和上海之外最为活跃繁荣的 商业城市。有了这样的背景及后来的发展，于是便有了二十年代风风 火火的粤东。大革命东征给父亲的孩提时光注入了最早的人生色彩， 家庭的困顿，社会环境的左倾，日寇的入侵，他其实不可能不革命。 人们常说，人生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其实不然，大历史其实才是人 生路向裹挟的力量。 塑造父亲人生的还有他最早的阅读和感悟，他追索过他祖先的事迹，他看的第一本是《七侠五义》，接着，又看了一批春秋、左传、 西汉、东汉的故事书。他说，“战事纷纷，群雄并起，现回想起来， 看书当时，想必是心情激荡，不能止息，但岁月逝去，唯一大树将军 *的故事历久常新。 大树将军姓冯名异，东汉人，时辅佐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争天 下。每战毕，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处树下，军中号称大树将军。父 亲说他阅读当时，把书往床上一放，对自己说，我将来就是要做这样 的人。”一个人十岁开始的阅读和感悟抹上的是一个人人生的底色。最早 的人生底色与意识形态无关是我父亲的幸运。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 我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知道，一旦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底色不免异化。 譬如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的核心却是“听 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两句话镜像对应，不知道为什 么一旦嚼起来味道总是怪怪的。 父亲参加革命的地方是潮汕。潮汕这个地方的革命是以一茬又一 茬的方式发展的，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被连根拔起之后，又重新发芽。 一九二七年，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土地革命被镇压，南昌起义的 队伍在潮汕地区失败，潮汕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后来重新组建 红军，又经过近十年时间，好容易在福建的漳浦、云霄、平和、诏安 和广东的潮安、饶平这些县份的山区开辟出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一 九三五年十月，敌人占领东江特委所在地大南山。三七年七月，漳浦事变发生。同年年年底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整编北上。 革命力量在潮汕地区又一次仅存命脉。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那一茬， 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成立，革命的火焰再次燃起。这个党组织非常年 轻，非常纯粹，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组织怀疑一个人可能是 叛徒，按照常规，杀了也就杀了，但潮汕的党组织居然没有这样处理， 而是决定请示，而后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这个人送到延安去。这样 做，当然风险极大，潮汕的党组织计算了各种万一的可能，妥善做了 的安排，然后父亲出发了。这事本来是无需我父亲去的，但潮梅地区 的党组织有恢复武装活动的想法，必须向南方局请示，两件事并成一 件，护送这个家伙上延安就成了我父亲的任务。 这个人叫姚铎*，原来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的秘书长， 后来果然叛变了。关于这事的处理，父亲说得简单，他说，他在出发 之前已经准备了预案。他发出电报，组织接到电报，潮梅地区的同志 立即按原定方案疏散了。姚铎潜回了广东，一潜回，立即被盯住，后 来打了个伏击，以牺牲了一位同志的代价，消灭了这个叛徒。
姚铎（？--1944）广东省澄海县城关镇城南人，原名姚江宜。中学期间加入了共产主义 青年团，“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转移泰国，在曼谷新民学校任教，并于 1935 年参加了共 产党。1936 年返回香港，历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闽粤赣边省委宣传部长， 潮梅临时特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2 年南委机关被破坏，姚铎对革命丧 失信心，1944 叛变，被突袭处决。
3、特例与必然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下篇 28-3） 我孤陋寡闻，就我的知识范围，怀疑有人会叛变而不杀，冒着自 己被杀的风险，千里迢迢护送交由上级处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 年代唯一的特例。 这事对于潮汕党来说，首先，这里面隐含了好些政治伦理问题， 其一，姚铎当时是上级，有叛徒嫌疑杀得杀不得？其二，在战争年代， 通讯工具有限，请示不可能说得清楚，情况又在不断变化，能不能不 请示？其三，既然请示了，南方局也有了指示，然而，姚铎的腐化及 叛徒嫌疑日益清晰化，可不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然后，可以 收拢到一个纯粹的道德选择，譬如说，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地区的党 组织重要？如果潮汕党组织当时当地就把这个人处理了，会不会更 好？更具体一些，有没有绝对保证党组织安全的手段，有了这个手段， 又会产生一个有没有人可以执行的问题。如果杀了，有没有杀错的悬 疑必然存在，他到底是不是叛徒呢？这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里的薛定 谔的猫*，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之后，才能确定。薛定谔 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论证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世界超乎常理的认识和 理解，用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父亲说，“党组织丝毫无损是一，处理姚 铎的事发生在他彻底暴露之后，党史上没有留下是否杀错人的悬疑是算是一件前前后后处理得圆满的事情。” 父亲关于处理姚铎在党史上没有留下是否杀错人悬疑的说法实 打实。然而，统观中国革命，战争时期那么多革命根据地，很少看到 不开杀戒的。不杀，真的叛变起来，组织摧毁，死去的数以十计，数 以百计，面对这些，那些衣不蔽体，刚从血泊中站起来的人的选择会 是什么？怀疑产生了恐惧，恐惧产生了力量，这种选择与信仰的关系 不大，更多的是人性的反应。在上一分钟生，下一分钟死的情况下， 恐惧隐藏在灵魂的深处，指导了以队伍纯洁，组织纯洁，意识形态纯 洁为旗帜的杀戮。这种杀戮最中性的描叙，按我的看法应该叫做预防 性杀戮。小时候，大院里有一个老红军，及老，眼睛都瞎了。他说， “老了，对你们也不怕说，我这一辈子啊，杀的红军和共产党比杀的 敌人多。开头是用枪，为了节约子弹，改用大刀，用大刀血溅满身， 最后改用石头，直接砸在脑壳上，人就掉下事先挖好的坑里。那些都 是自己人，你不杀，后面有人看着你，那就是你死……”从他的叙述 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那种时候，道德其实很难成为革命的选项。 统观中国革命，也没有见过开了杀戒之后不再扩大化的。一个队 伍里的同志，在某一天，组织怀疑他是叛徒，把他杀了。那些相信他 不是叛徒的人，会怎么看？他的直接手下会不会反击？反击了会不会 被当成哗变整体消灭？对于杀了人的人来说，杀了这个，旁边那个眼 神怪怪的，要不要也杀了？还有那个平常总说怪话的，要不要也杀 了？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在血流成河的环境里，所有还活着的人都是无数牺牲过程的幸存者，从怀疑到恐惧，到预防性杀戮，到整段时 空笼罩着恐怖的气息，这时所有人的想法差不多都是条件反射，在那 个阶段，没有人不是敌人。 这种不幸中隐含的最不幸的逻辑是，普通战士经历的仅仅是枪林 弹雨，而身处高位能感受到的却是全方位环绕的风雨声。恐惧的感觉 出自本能，一个人的恐惧，不会因为这个人身处高位而减弱。战士只 是战士，领导可以是风，可以是雨，组织刮起来的风有旋涡，有移动 的路向，党史研究将肃反扩大化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什么叫 路线？因为有组织，有组织才会有路线，什么人领头，就会有什么路 线。在延安那个时空，事件贴身，当时做研究的人都是经历者，其中 应该有相当部分是这类内部斗争的幸存者，同时也应该有相当部分是 这类内部斗争的胜利者，大家坐下来，能把那些事情归纳为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不忌讳自身的错误，这才是共产党人最为根底的伟大。有 了这样的根底，便有了全党一心，紧接着是时空漫卷，队伍走出了山 沟，进入东北，三大战役，席卷全国。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当时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结论，结论一旦演 变成标签，研究就窒息了。得出左倾机会主义结论的事实基础是肃反 扩大化。在我看来，各个根据地情况不同，个体事件一旦发生了，影 响扩大与否的因素实在太多。倒过来看，有些根据地的杀戮根本与扩 大化无关，之所以发生杀人无数的肃反，其实是由于钦差大臣或新 的地区领导人身上带有病毒，他们空降到了一个地方，病毒便洒向四 面八方。以结论为标签似乎同时也遮盖了反方向的理论探讨，譬如说， 面对一个叛徒嫌疑人能够不采取断然措施的条件是什么？更使人踌 躇的是，这种标签式的结论隐含了目的总是奋不顾身地为手段辩护的 逻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角落，这种角落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 不合理的。譬如说，是不是在某些地区，其实是宗派主义指导的屠杀， 反倒披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相对合理的外衣？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个傻瓜，责怪自己喜欢瞎想还喜欢胡说八道。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句从电影学来的俗話，这句话说，一个傻瓜提出 来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所能回答的还要多十倍。于是，我就有点坦 然。延安那个时候大概没有多少书可供阅读参考。而现在的书多。我 囫囵吞枣，大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定律起了作用，我总觉得这里面 有人性问题，心理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也有革命的道德伦理问题， 中国农村地区的宗派结构问题，还有我没想到的其他，决非一句话可 以概括。再想下去，这种组织内部的杀戮，杀了一个或一群不确定是 否叛徒的同志，对一支队伍，对这支队伍的成员有什么后续的影响 呢？那些胜利者，他们愧疚吗？他们会怎样总结他们这一段经历？对 于那些生活过一段随时会被自己人杀死日子的战士，他们的心理会有 什么变化？这些人，无论是当时杀人的人还是提心吊胆的人，他们日 后都走上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这一段经历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他们日后的决策和一个地区的革命进程？更扩大来说，这些事情会不会 影响到以后一个政党的执政呢？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化和群体性恐 慌有没有必然联系？会不会在恐惧没那么强烈的情况下，预防性杀戮 也会从潜意识中爬出来，以新的口号化作鲜红的旗帜，猎猎飘扬，指 导和平时期的斗争？从这些角度思考，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确如此， 只要气候许可，薛定谔的猫的微观不确定性便会以宏观不确定性展现 开来，以狰狞的面貌去铺张血色的风采。 我说潮汕的党组织是一个特例，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方面， 我研究不够，我没能就所有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探讨；另一方面， 我常怀疑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那些不幸其实可能包含了某些必然，它 是运动的进程必然会发生的一幕，犹如人类的文明历史说到底不过是 杀死自己的同类越来越少这么一个过程。* 我能够说的仅仅是，潮汕当时的党组织年轻，纯粹，他们一直等 到了盒子打开，他们直至看到了那只薛定谔的猫是否已经死去，才着 手处理。他们没有经历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相互屠杀，他们的心里坦 坦荡荡，一无负担，因此他们幸运。
*薛定谔的猫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试图从宏观尺度阐述 微观尺度的量子叠加原理。在量子的世界里，量子的存在形式是波还是粒子？通常，微观物 质以叠加混沌状态存在，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除非进行观测，否则一切都不是确定的。薛定 谔解释说，这犹如猫的生死叠加，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只猫和可以杀死这只猫的装置，猫到底 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才能看到。
*这说法出自一位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演变的归纳，我记得这说法，却找不回这说法的出 处了，仅借此注向这位学者致敬，并期待日后在读者的帮助下，找到这位学者。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