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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服兵]]
== 一、前言 ==
2017.9.8 初稿／ 2017.9.23 录入／2017.11.11 修订补充／ 2017.12.26 定稿
== 附录 ==
=== 附录一 征稿信 ===
征稿信
黎服兵（执笔）
同学们：
还有两年，就是文革肇始50周年。无论别人如何评说，我们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2014/3/30
=== 附录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
（华师附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
教工毛泽东思想小组编印
一九六七年七月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闲峰”当前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向中国赫鲁晓夫、南霸天——陶铸反动总攻击，掀起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向陶家黑店发起猛烈总攻击的时刻到了！穷追猛打，勇攀险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 附录三 中南局关于华师附中问题的数次会议记(李尔重笔记)===
全胜说明：
这一部分笔记并未收入《李尔重笔记摘抄》一书。以下所印的笔记分两个部分：一，1966年7月，因“全面开花”争论引发了与工作队之间的矛盾，工作队决心要整肃“十一个人”，事情闹到了中南局，于1966年7月10日、11日开了两晚的会议；二，1966年10月4日《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印出后，陶铸为此事有个电话指示，之后，于1966年10月5、6、8日，中南局、省委及军区的领导连续开了数次会议。
第一部分会议笔记比较简要，只是记录了工作队罗织的罪名及金明和吴芝圃比较含糊的意见。甚至连究竟有什么人参加会议，也没有显示。不过，如果仔细参阅第二部分的会议笔记，还是能够反证广东省委方面至少有王澜西、张云参加了1966年7月10、11日的会议，而且态度是比较强势的。由第二部分会议的笔记当中还可以发现，1966年7月13日工作队李杰队长传达的所谓精神，是已经篡改变样的东西。另外，即便是在今天，回过头去重温这段历史，虽然在第二部分笔记中见不到完整的“陶铸指示”，但任然可以感觉到陶铸对《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的出现反应是强烈的，指令“内部解决”的要求是坚决的。依然令人费解：在当时那样一种大环境下，如此反应过度有必要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铸当时这样的反应，后面那一份《陶铸压制了我们》的大传单还会出现吗？
陈（郁）老：注意做南海工作。交易会要找学生代表，又省市出面组织代表参观。解决思想问题，要反复做工作，尽可能避免出些事。（李）尔重找省市出面座谈。
=== 附录四 《启明星》征稿信===
黎服兵
小引：启明星就是金星，又名太白、长庚，常于天光拂晓时出现，云蒸霞蔚中消失，自转方向和太阳系所有行星相反，在天象中既独特又短暂，恰似60年代末的中国知青，是畸形的历史、政治产生的扭曲的社会现象。因独特而值得记载，因短暂而显得珍贵。我们这一群流落在晨星农场的中学生，因农场名字的不祥而喃喃不安：“晨星、晨星，流之不远，持之难恒。”果然一语成谶！让我们把留在晨星农场的短暂足迹化为文字，给瞬间以永恒。
宗旨：忠实于历史，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感觉，忠实于感情。可以无生花之妙笔，不可以无写真之诚挚。文无论短长，以真为贵；句无论拙巧，须依事实；事无论巨细，件件可写；人无论贵贱，人人应记。感觉因真实而痛苦而深刻；感情因真切而珍贵而动人。历史是人写的，所以写事为了写人；历史由事件组成，所以文中要有实事。嬉笑怒骂，存人间真情；沉思瞑索，留真理火焰。逝去的同学农友督促我们勤奋握笔以竟未了之愿，消亡的青春热血提醒我们辛酸回顾以酬曾有的乐彩华章。
《启明星》创刊号截稿期为2006年5月10日。稿件可寄电子邮箱qimingxing1968@hotmail.com
=== 附录五 “文革”前的华南师院附中===
高宏的
1963年7月，我在广东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级毕业。同年8月31日，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初一，属于“老三届”中的一员。在附中读书的这几年，即不是我人生的起点，也不是我人生的终点，但却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站。这一站，华师附中给我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给我的理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给我的身体锻炼出健康的体魄，给我的精神磨练出顽强的意志，给我的人生观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同时，华师附中也留给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沉甸甸的思考。今年，值此母校建校12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几十年前的往事不免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华师附中概况
2008.12
=== 附录六 到民间去！===
黎服兵
近日思想界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趋强，说其不是的日多。对发生近两百年，跨越大半个地球，影响力巨大的这股思潮，讥其没有方向，结构粗疏，没有系统理论，批判者几乎是用文学笔法描画批判对象，而不用理性描述分析，真是有点奇怪。我作为一个深受民粹思想影响，现在又自认是自由主义分子的思考者，想结合知青经历，说说民粹，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我中学年代的记忆里，有对民粹派的热情和崇敬。那常常是法兰西炮火硝烟里的街垒，是俄罗斯漫天风雪的西伯利亚流放地，是断头台下的热血，是地下室里的密谋。这一切，意味着牺牲和奉献，意味着圣洁与崇高，意味着苦难和死亡。
2008-5-8
=== 附录七 “附中日”===
黎服兵
在附中学生的眼中，“附中日”如美国的“独立日”，神圣而伟大。母校，在学子心中，没有替代物。
很久没回附中，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附中日”，听说不少同级学友有兴致回校一聚，便生了回去走走的念头。冬日晴天，一路艳阳，外孙女小乌鸦一岁四个月，刚会走几步。带她到附中看看，不定他日有缘，也能成为校友，遂有此行。
2011/12/11
=== 附录八 风眼 ===
——文革初期的华师附中
黎服兵
离开附中踏上上山下乡背井离乡到海南的知青之路，至今已经46年。旧地重临，附中面目全非。旧时的苏式建筑，高大的教学楼、南北对开的筒子楼宿舍、两旁长着高大柠檬桉的笔直步道、池塘和射击场，已经了无痕迹。与中山大道对过华侨补校大门遥遥相对的校门也西移50米，校门前单薄狭窄的沥青马路变成宽阔的水泥大道，立交桥高耸于校园之上。
今年“附中日”和老同学在附中校园里左转右转，大家谈的是往昔轶事，我却想为拟议中的“华附文革史”拍一些图像资料。寻寻觅觅，竟找不到一丝旧物痕迹。只有文革初起时的急风暴雨、声嘶力竭、哀吟流血、人命轻贱、迷茫怀疑，仍历历在目，深隐于心，引发毕生的思考。回来后以旧建筑为经，以旧事件为纬，以思索为纲目，写一写旧附中。新的校园，除了维系旧事，已和历史无关。
2015、1、1日零时21分补记
=== 附录九 守石室 ===
黎服兵
看微信公众号“百年广州人”之《石室往事》，明白些少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前世今生，石室的历史沉浮。想起雨果长篇《巴黎圣母院》里的巴黎圣母院，果然和石室建筑风格类似，教派相同。连那飘出屋檐的泄水槽，造型都是怪兽的大口。
巴黎圣母院曾经目睹法国大革命，一如雨果《九三年》描述，在革命之后还有更革命，断头台永远不会休息，砍了路易十六，接着砍丹东，砍罗伯斯庇尔......巴黎的流血成河还是值得的，奠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法典》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基石。
石室目睹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的风云激荡激烈地冲击过石室，文革的残暴、血腥、丑陋，曾经在石室一幕幕上演。如果法国大革命是正剧，那么模仿它的文革则是闹剧。文革留给中国的只有累累伤痕，重重谎话。文革也制订过新宪法，史称“75宪法”，随着“四人帮”覆灭，文革宪法便烟消云散，何曾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痕迹。
石室被它所藏的经卷文书烧得火红焦脆，里面的神父修士被驱赶到郊野求生之后，并不如《石室往事》所述成为物资仓库，而是成为“破四旧”抄家收缴物品的存放处。这里不归任何政府部门管理，是“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第一届）直接管理的战利品仓库。战利品仓库有两处，另一处是市一中的操场。“红八月”“破四旧”席卷全国，广州抄家缴获的“四旧”和“反动”物品不计其数，基本集中在这两个场所。一中保管的大多是粗重狼犺物品，石室集中的则是精致得多的东西。
在百官歇业，百姓无主的1966年7、8、9三个月，接管广州的是广州市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主义兵起源于我的母校华师附中红卫兵，在毛泽东鼓动下反校党委（总支）、反工作队、支持“鬼见愁”血统论对联，所向披靡，接着杀向社会，和八一中学、外语学校为主的中学红卫兵组成了主义兵广州总部（第一届），总指挥、副总指挥均为华附高中学生，成为广州一股主要势力。
2015.12.29
=== 附录十 723中山纪念堂武斗 ===
徐泽荣（外语学校初三）
万人武斗
位于广州中心地带北缘的越秀山，原名观音山。辛亥革命以来，它目睹了三次发生于其南麓的战斗。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6月16日，交战双方是陈炯明和孙中山各自的士兵；第二次发生于1927年12月13日，交战双方是张发奎的士兵和共产党的士兵；第三次发生于1967年7月23日，交战双方是激进的红旗派与保守的主义兵。“七二三”武斗的交战双方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砖块，但主义兵方面还有少数人使用1966年8月破四旧时私藏下来的匕首，以及不知怎么从中山纪念堂附近的位于花果山的射击俱乐部运过来的12支小口径步枪——这是我在狱中听到一位当年的枪手亲口说的。虽然第三次越秀山战斗只能被定义为冷兵器战斗而非热兵器战斗，但论交战人数，它比前两次均较为多；主义兵已为三千余众，红旗派至少十倍于此；虽说并非所有在场之人都参与了投掷、突击，但他们都参与了施包围和被包围；上万人卷入其中，亦应为文革时代武斗人数全国之冠。
文革进展至1966年底1967年初，吸取联动风潮的教训，中央文革当局发出指令，要求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自动放弃主要领导地位，且表示：出头抗令者抓。在此压力之下，此时业已形存实亡的原为清一色高干子女的主义兵第一届总部，便得由第二届主义兵总部来代替。不过，在各校层面，高干子女仍是“离职不放权”——放权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及其部众，大多数变为了消极抵抗文革的“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