挿队几年都住茅寮，上书“身居茅寮心怀天下，扎根农村红心向党”，因为是集体户，规矩上最早收工的人不洗脚，直接到厨房煮饭，第二批去自留地摘菜喂猪，第三批接手炒菜。后面回来的洗干净换前边的人去洗脚，这样人齐了，大家洗干净，饭也好了。吃饭后到生产晒场办夜校、做赤脚医生、搞宣传队。然后还有些死党跟我们回寮，扯天扯地，搞夜宵。回忆起来，很有些开心的日子。
我们班四个人，原来是两派，但四年中从来沒有吵个一次咀，亲如兄弟，互相照顾。周荣光是记分员，人缘特好，厸至四十多年后回队，很多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古锡洪是赤脚医生，方思宁做农科。我们都是生产队一级劳力，托谷、撑艇、驶牛，抬大石，谁也不会小看我们。带社员到广州看病、火海救牛、下水堵堤缺样样带头，所以社员视我们为一家，我们住处没有一个地方上锁，从未失过东西。常常收工回来，桌子上都是社员送的菜和鱼虾。我们班四个人，原来是两派，但四年中从来沒有吵个一次咀，亲如兄弟，互相照顾。周荣光是记分员，人缘特好，以致四十多年后回队，很多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古锡洪是赤脚医生，方思宁做农科。我们都是生产队一级劳力，托谷、撑艇、驶牛，抬大石，谁也不会小看我们。带社员到广州看病、火海救牛、下水堵堤缺样样带头，所以社员视我们为一家，我们住处没有一个地方上锁，从未失过东西。常常收工回来，桌子上都是社员送的菜和鱼虾。
印象中，我下乡四年（1968.11.5-1972.11.5）只有一个五一节回了广州过，其余节日都在生产队里（当时回家也沒有人，父母在干校 ，弟妹在分校，媬姆走了，家里连猫都养不住）由于年轻，“力去力来”沙田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农活难不倒我们，且“力贱得人敬”赢得了社员的认同。当然，我们也干了一些阶段斗争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