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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治通鉴]]》（简称“资治通鉴|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书名为[[宋神宗]]所钦赐，他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资治通鉴》的得名可以看出，该书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
“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关于《[[资治通约]]》（简称“[[资治通约|通约]]”）。
改了《[[资治通鉴]]》一个字成《[[资治通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成“约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往事，历史上的故事，告于世人的“约律”需要故事来阐述，[[圣经]]的《[[旧约]]》和《[[新约]]》，《[[论语]]》，都是用故事，甚至传说中的神话故事来阐述道理。
在讲究大数据，讲究科学依据的今天，我们阐述道理的“事”就得讲究数据依据了，这样才能达到“实事求是”。
关于《[[资治通鉴]]》（简称“资治通鉴|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书名为[[宋神宗]]所钦赐，他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资治通鉴》的得名可以看出，该书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
“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关于《[[资治通约]]》（简称“[[资治通约|通约]]”）。
改了《[[资治通鉴]]》一个字成《[[资治通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成“约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往事，历史上的故事，告于世人的“约律”需要故事来阐述，[[圣经]]的《[[旧约]]》和《[[新约]]》，《[[论语]]》，都是用故事，甚至传说中的神话故事来阐述道理。
在讲究大数据，讲究科学依据的今天，我们阐述道理的“事”就得讲究数据依据了，这样才能达到“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