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继承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遗产，孔夫子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孔子的思想，不仅是二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它也与民间的世俗文化紧密相联。千百年来，它更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为学、为人、为政带有根本性的思想基础，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还得从《论语》作为起点。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日常闲聊时，还谈起过孔子及其思想。毛泽东曾跟斯诺说：“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去上海……在去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孔子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及圣人儿时生活过的小镇，我还看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孔庙和庙堂那棵著名的树，相传是孔子亲手所植。我曾驻足在孔子著名弟子颜回生活过的河边，也参观了孟子的出生地。”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日常闲聊时，还谈起过孔子及其思想。毛泽东曾跟斯诺说：“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去上海……在去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孔子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及圣人儿时生活过的小镇，我还看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孔庙和庙堂那棵著名的树，相传是孔子亲手所植。我曾驻足在孔子著名弟子颜回生活过的河边，也参观了孟子的出生地。”
1952年10月28日，他曾游览了孔府、孔庙和孔林，他对陪同的杨尚昆、罗瑞卿等说：“曲阜作为王都有八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过一会儿，你们看看孔林、孔府、孔庙就知道了。” 1952年10月28日，他曾游览了孔府、孔庙和孔林，他对陪同的杨尚昆、罗瑞卿等说：“[[曲阜]]作为王都有八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过一会儿，你们看看孔林、孔府、孔庙就知道了。”
“孔夫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
“这个孔林确有特色，不仅中国独此一家，大概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啊！研究中国的墓葬，不用到别的地方，这一处就够了。”
关于《论语》这部书，《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故《论语》有齐《论语》与鲁《论语》，此外还有出自孔氏壁之古《论语》。今之论语，以鲁《论语》为主，合有齐、古之内容，为二十篇。今本《论语》是汉人张禹定的，《隋书·经籍志》称：“张禹本传《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去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这个张禹，《汉书》有传，汉宣帝时，曾为太子授《论语》，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其传末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这是今本《论语》最后定型的过程。 关于《论语》这部书，《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故《论语》有齐《论语》与鲁《论语》，此外还有出自孔氏壁之古《论语》。今之论语，以鲁《论语》为主，合有齐、古之内容，为二十篇。今本《论语》是汉人张禹定的，《隋书·经籍志》称：“张禹本传《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去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这个张禹，《汉书》有传，汉宣帝时，曾为太子授《论语》，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其传末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这是今本《论语》最后定型的过程。
说到底《论语》也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谈说旧闻汇编成帙，那么《论语》这本书到底出于孔子哪一些门弟子，说法各异，有认为出于子贡、子游，东汉郑玄及后来的王肃主张此说，郑玄亦认为其中部分内容出于子夏及其弟子，柳宗元则主张出于曾子、有子，后人亦有主张出于曾子、子思及其门人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世前，在孔子身边的弟子以子贡为主，“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后七日卒。”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在孔子诸弟子中，子贡最富，地位最高，守墓时间最长。《论语》中，提及子贡者，多于其他弟子，子贡最终卒于齐，齐论或许与子贡有关。但《论语》中，批评子贡的话最多，故子贡不可能是《论语》定稿者，应当是发起者之一。按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以后，最受诸弟子拥戴的是有子，其文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有子是当时参预《论语》编撰者之一。再次便是子夏与子张了，“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夏在卫有一大群弟子，最有实力。子贡问孔子：“师与商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可知子夏即卜商、子张即子师在孔子诸弟子中地位甚高，这些人都曾经参预或主持过孔子言论的编撰工作。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卷末云：“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他认为出于孔氏壁之古论语，比较接近当时的原始状态。现在我们所见之《论语》以鲁论为主，综合齐论与古论而成，孔子诸弟子皆曾出一分力，《论语》成于孔子众弟子之手，非一人之力。 说到底《论语》也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谈说旧闻汇编成[[帙]]，那么《论语》这本书到底出于孔子哪一些门弟子，说法各异，有认为出于子贡、子游，东汉郑玄及后来的王肃主张此说，郑玄亦认为其中部分内容出于子夏及其弟子，柳宗元则主张出于曾子、有子，后人亦有主张出于曾子、子思及其门人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世前，在孔子身边的弟子以子贡为主，“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后七日[[卒]]。”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在孔子诸弟子中，子贡最富，地位最高，守墓时间最长。《论语》中，提及子贡者，多于其他弟子，子贡最终[[卒]]于齐，齐论或许与子贡有关。但《论语》中，批评子贡的话最多，故子贡不可能是《论语》定稿者，应当是发起者之一。按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以后，最受诸弟子拥戴的是有子，其文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有子是当时参预《论语》编撰者之一。再次便是子夏与子张了，“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夏在卫有一大群弟子，最有实力。子贡问孔子：“师与商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可知子夏即卜商、子张即子师在孔子诸弟子中地位甚高，这些人都曾经参预或主持过孔子言论的编撰工作。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卷末云：“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他认为出于孔氏壁之古论语，比较接近当时的原始状态。现在我们所见之《论语》以鲁论为主，综合齐论与古论而成，孔子诸弟子皆曾出一分力，《论语》成于孔子众弟子之手，非一人之力。
由于其成于众弟子之手，在诸弟子之间，亦有不同意见，若《韩非子·显学》讲儒“号为八”，“其首为子张之儒”。《论语·子张》：“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接下来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曾子公然批评子张架子太大了，这已是曾子之弟子传曾子之言了。柳宗元认为《论语》最终定于曾子之弟子，他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按：《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之问之，曾子容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则去孔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柳宗元《论语辩》）孔子死时，曾子二十六岁，从孔子死到曾子死后，最后一次编《论语》相隔了五、六十年，加上诸弟子门派之间的纷争，《论语》中难免有自相矛盾及前后重复、不一致之处，此亦不足为怪。
《论语》二十篇，可以分为上、下二大部分，以《先进》篇为界，前十篇是上论，后十篇是下论，上论展示孔子思想及其渊源，下论则论其弟子及弟子与夫子之间的对话。《先进》对诸弟子多有评语，孔子对其弟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如对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好勇，孔子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对冉有，因其为季氏聚敛，而称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贡问孔子，子夏与子张哪一个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他还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里对每个人都有批评，高柴太笨，曾参迟钝，子张浮夸，子路卤莽。颜渊还可以，但太贫穷。子贡不守本分，做生意，会投机取巧，获利颇丰。对于宰予，因其昼寝，便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从这些批评，可见孔子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然而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便解释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孔子自己对学生也高度透明，其云：“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可见孔子与其弟子之间是坦率而有一点民主精神，师生相处生动活泼。所以孔子死了以后，弟子们守墓，为其编纂《论语》，没有这一点精神，哪会有《论语》呢！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们做官的不少，尚且对孔子如此尊敬，如今师生之间如果也能有这一点相互尊重的精神，少一点商业味，那就好了。 《论语》二十篇，可以分为上、下二大部分，以《先进》篇为界，前十篇是上论，后十篇是下论，上论展示孔子思想及其渊源，下论则论其弟子及弟子与夫子之间的对话。《先进》对诸弟子多有评语，孔子对其弟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如对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好勇，孔子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对冉有，因其为季氏聚敛，而称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贡问孔子，子夏与子张哪一个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他还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里对每个人都有批评，高柴太笨，曾参迟钝，子张浮夸，子路卤莽。颜渊还可以，但太贫穷。子贡不守本分，做生意，会投机取巧，获利颇丰。对于宰予，因其昼寝，便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从这些批评，可见孔子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然而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便解释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孔子自己对学生也高度透明，其云：“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可见孔子与其弟子之间是坦率而有一点民主精神，师生相处生动活泼。所以孔子死了以后，弟子们守墓，为其编纂《论语》，没有这一点精神，哪会有《论语》呢！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们做官的不少，尚且对孔子如此尊敬，'''如今师生之间如果也能有这一点相互尊重的精神，少一点商业味，那就好了'''。
《论语》文体，是以语言为主，它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文体的特征。刘知几在《史通》之内篇载言称：“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司其职。”左史是记言的，右史是记事的，在那个时代，记言比记事更为看重。《尚书》是上古之书，它是记录古代君王言行的书，带有口语的特征。《春秋》是记事，然而《春秋》三传中公羊与榖梁以释言为多，《左传》则以叙事为主。故在汉代是公、榖二传的地位高，比较早便在朝廷立博士，《左传》要到西汉末才有地位。刘知几在《史通》之疑古篇便讲：“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可见在春秋时，言语的记述是当时的主流文体。不仅《论语》是如此，其实《老子》何尝不是口语的记录。故语录应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言虽微而短小，却承载着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积叠而来之大义。论说文单独成篇要到战国的中后期才慢慢风行，这在战国时期诸子的作品才能见其眉目，即使《孟子》之七篇，亦以对话为主。《荀子》的文体有较大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语录体，而是有说有论，一个命题要展开来讲，许多篇目都是论说文。即以《荀子》首篇《劝学》为例，将其与《论语》相关章节加以比较，其差别就很明显了。孔子在《为政》有“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劝学篇》便展开来讲，其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以上是讲思的问题，在学的问题上，《荀子·劝学篇》亦有大段的论述，其云：“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整个《劝学篇》把《论语》中论学诸章集合并展开成为一篇比较完整的论述文了。由此可知从春秋到战国在文体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荀子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语录体的痕迹，结构也并不严密，但它毕竟是从语录为主向论说文的散文体过度的一种中间型的产物。如果我们去读《韩非子》，这种变革的印象会更急深刻，如《孤愤》、《说难》、《五蠹》、《显学》、《二柄》都是能够各自成篇的属于论说文的散文典范，这是其长处。但语录体仍不失其光辉，“短小而精美，灵性而生动，言简而隽永。” 《论语》文体，是以语言为主，它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文体的特征。[[刘知几]]在《史通》之内篇载言称：“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司其职。”左史是记言的，右史是记事的，在那个时代，记言比记事更为看重。《尚书》是上古之书，它是记录古代君王言行的书，带有口语的特征。《春秋》是记事，然而《春秋》三传中[[公羊]]与[[榖梁]]以释言为多，《左传》则以叙事为主。故在汉代是公、榖二传的地位高，比较早便在朝廷立博士，《左传》要到西汉末才有地位。[[刘知几]]在《史通》之疑古篇便讲：“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可见在春秋时，言语的记述是当时的主流文体。不仅《论语》是如此，其实《老子》何尝不是口语的记录。故语录应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言虽微而短小，却承载着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积叠而来之大义。论说文单独成篇要到战国的中后期才慢慢风行，这在战国时期诸子的作品才能见其眉目，即使《孟子》之七篇，亦以对话为主。《荀子》的文体有较大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语录体，而是有说有论，一个命题要展开来讲，许多篇目都是论说文。即以《荀子》首篇《劝学》为例，将其与《论语》相关章节加以比较，其差别就很明显了。孔子在《为政》有“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劝学篇》便展开来讲，其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以上是讲思的问题，在学的问题上，《荀子·劝学篇》亦有大段的论述，其云：“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整个《劝学篇》把《论语》中论学诸章集合并展开成为一篇比较完整的论述文了。由此可知从春秋到战国在文体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荀子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语录体的痕迹，结构也并不严密，但它毕竟是从语录为主向论说文的散文体过度的一种中间型的产物。如果我们去读《韩非子》，这种变革的印象会更急深刻，如《孤愤》、《说难》、《五蠹》、《显学》、《二柄》都是能够各自成篇的属于论说文的散文典范，这是其长处。但语录体仍不失其光辉，“短小而精美，灵性而生动，言简而[[隽永]]。”
《论语》看上去零碎，话语都有其所以如是的对象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不会是孤零零而突兀的一句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还原孔子当初说这些话的具体细节呢？有的可以，有的则很难了。就以《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迄今我还没有见到谁能说明白孔子讲这句话的现场背景，是对什么人讲的，是什么原因触发孔子讲这一番话的。这三句话的结构时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第一句是讲自己如何把为学与践履结合起来的愉悦，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旁边应有听者，那听者是谁呢？没有人能交代清楚。后面两句，前一句是讲志同道合的朋友久别后重聚，自有一番快乐的感受。后一句是当别人对自己不理解时，不因此而烦恼，这是君子应有的处理人己相互关系的态度。这三句连贯起来是由己及人，自内至外，对外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作为君子如何对待。后人借用这三句话时，往往只取其某一句了，这与后来借此而言者所处的具体历史场景有关，如毛主席接待阿尔巴尼亚来宾访问时，便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上，说者只能断章取义，听者一般也能理解借以所表之义。故一般人在借用《论语》中孔子之名言时，也都是断章取义。这三句话展开的不是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生活逻辑的推演，是人与人相处如何在生活和心理上处理好相互关系的意义逻辑。正因为如此，孔子在《论语》中许多格言式的语言，往往引起人们内心世界的共鸣，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思想。中国的逻辑思维方法不是展示概念的推演，而是展示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二千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 《论语》看上去零碎，话语都有其所以如是的对象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不会是孤零零而突兀的一句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还原孔子当初说这些话的具体细节呢？有的可以，有的则很难了。就以《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迄今我还没有见到谁能说明白孔子讲这句话的现场背景，是对什么人讲的，是什么原因触发孔子讲这一番话的。这三句话的结构时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第一句是讲自己如何把为学与践履结合起来的愉悦，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旁边应有听者，那听者是谁呢？没有人能交代清楚。后面两句，前一句是讲志同道合的朋友久别后重聚，自有一番快乐的感受。后一句是当别人对自己不理解时，不因此而烦恼，这是君子应有的处理人己相互关系的态度。这三句连贯起来是由己及人，自内至外，对外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作为君子如何对待。后人借用这三句话时，往往只取其某一句了，这与后来借此而言者所处的具体历史场景有关，如毛主席接待阿尔巴尼亚来宾访问时，便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上，说者只能断章取义，听者一般也能理解借以所表之义。故一般人在借用《论语》中孔子之名言时，也都是断章取义。这三句话展开的不是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生活逻辑的推演，是人与人相处如何在生活和心理上处理好相互关系的意义逻辑。正因为如此，孔子在《论语》中许多格言式的语言，往往引起人们内心世界的共鸣，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思想。'''中国的逻辑思维方法不是展示概念的推演，而是展示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二千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
那么《论语》中一些人尽皆知的格言，是否都不能还原到它的历史现场和社会背景呢？这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有的根据各种资料的印证，也能做到一些，如《论语·子罕》之二十八章：“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讲的是自然现象，喻指人处在困境时，有没有韧性战胜苦难和困境的斗争精神。这句话没有告诉我们孔子是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说的，杨义《论语还原》在《庄子·让王篇》的第十二节找到了根据。其云：
《论语》中精辟的格言还原历史背景以后，都能加深其所包含的意蕴吗？《论语·泰伯》第六章，“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把这句话译成语体，是讲：“什么人可以把幼小的国君委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交付于他，面临重大危难的时节，也休想改变他。这是君子的为人吗？是君子的为人。”有人把此章的背景说成是孔子垂老时，孔鲤死得早，自己只有十岁的孙子孔伋即后来的子思，孔子将其托给曾子而言，这样反而把这句话的意义缩小了。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提到：“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这样为道统的继承勾画出一条线索，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后来宋儒朱熹编著《四书》，把《论语》与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和《孟子》汇集在一起，使之环环相扣，成为儒学道统的系统。那么顺此而言，孔子把子思托孤于曾子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样解释，毕竟把“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一般性命题含义缩小。《泰伯》篇第三章讲的是曾子临终前的心理状况，他召集门弟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是临终以前的话，说自己一辈子为人，都是“战战兢兢”过来的，今后可以免了，说明自己一生没有大的过失。第四章也留下二句名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后面讲“托六尺之孤”，则是讲国君临终托孤之事，这不仅是托孤儿，还有托国家命运的含义在内，这便不是一般意义的托孤之事，也不仅仅是孔子托子思给曾子所能概括了。在中国历史上君王临终时的托孤之事，距离曾子这段话最近的案例便是在春秋时，晋献公托奚齐给荀息的故事。《史记·晋世家》记其事云：
“（献公）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 “（献公）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
曾子讲的“君子人也”，也许是指荀息而言。此后君王托孤之事，比较典型的是魏文帝曹丕去世时，把明帝曹睿托孤给司马懿，魏明帝去世时，又托孤给司马懿与曹爽，把只有八岁的齐王曹芳托孤给他们。魏明帝是忍死以待司马懿，还让齐王芳去抱司马懿之颈，以示托孤之忍，结果是司马氏取代了曹魏的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宣帝纪》之后，为司马懿写了一段制文，其文曰：
故以《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作，今天我们有选择、有分析地读一些其何以为学、何以为士君子（在《论语》中，从内圣的视角，偏重于问仁）、何以为政（在《论语》中，从外王的视角，偏重于从礼乐刑政，总结历史经验，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视角，评价历史人物在为政上之得失）这些方面相关的论述，加以注释、语译和相应的说明，相信这样做能为我们广大中层和基层干部队伍，在比较方便地阅读过程中，继续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神还是有益的。当然，这里不仅有发扬的问题，还有超越的问题，作为一种观念，总受其时代的局限。由于时代不同了，经济基础变化了，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知道如何扬长避短。故对传统文化仍需要抱着分析的态度，这与我们根据时代的需要，更好地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两者之间应是相得益彰，其中有一些观念，又往往是亘古长青的。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id=22&classid=22&cpage=0&id=450798 来自乌有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