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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