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第三章 我的中学生涯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第三章 我的中学生涯
我进华南师院附中读书，王屏山校长入校报告中的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我那时身体虚弱，又碰上国家经济困难，营养跟不上，学校号召大家用人粪尿培育小球藻，以增强营养；刚巧这时又碰上了臭虫大爆发
1960年的7月，我和同班的江燕生、李欢农、刘武安一起参加了华南师院附中的入 学考试，不久就接到录取通知书。8月底，我带上简单的行囊，口袋里装着户口簿、粮票 等，租了一部人力三轮车，到华师附中注册去了。
华师附中位于现在的石牌岗顶，即中山大道与五山路交界的东北端，那时属于郊区， 与华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相邻。这是一所相当完善的全日制中学。从 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六个班。学生都实行住校制。
一进学校大门，就见到一座三层楼的教学主楼兼办公室。主楼东面和北面分别是男 女生宿舍，西面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有一条四百米的跑道，球场边有三座教学楼，靠 南面的两栋比较陈旧，我们称之为“白鸽楼”。靠北面的那座是毕业楼，专供初三和高 三的应届毕业生学习。毕业楼西北端是学生饭堂兼礼堂，礼堂前面有图书馆、体操室和 宿舍。礼堂北面有一个水塘，水塘边是教工饭堂。教工饭堂后面是教工宿舍。校园内绿 树成荫，宽敞明亮，环境优美。在学校西面隔马路的地方，是学校的菜地，那时面积很 大，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龙口东路。
我进校不久，新生都被集中在大礼堂听王屏山校长作报 告。他用那特殊的带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言。他作 报告从不用讲稿，而是随感而发，语言生动幽默，一会儿像 是朋友间的闲聊，一会儿又像是哲学家在阐述深奥的哲理。 王校长作的两个小时的报告内容，在我现在的记忆中早已荡 然无存了，但有一句话却让我铭记至今：“你们从考进附中 之日起，就意味着你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清华、北大的校 门。另一只脚能否也进去？那就要靠你们的努力了！”全国 的中学校长敢讲这句话者，唯王屏山也。
王屏山接任校长后，主张素质教育，积极倡导“勤奋、 刻苦、认真、踏实”八字学风，率先开展以“启发式”教学为 重点的课堂教育改革，狠抓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及社会实践，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附中在1959年高考中一跃而起，位列广东第一。1960年2月1 日的《羊城晚报》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全日制中学的一面红旗”专题报道， 介绍了附中的办学经验。附中被评选为全国文教战线的先进单位，王屏山校长赴京参加 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我进入附中，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开始了六年的学子生涯。
在王屏山不断创新思想的指导下，学校从我们这届起，试行中学五年制。于是我被 分在的那个班不叫初一（3）班，而叫新六（3）班。
我们班的课室就在大操场北端的那一排平房里，班主任叫卢湛泉，二十多岁，戴一 副眼镜，但不觉得斯文，课余还喜欢和同学们一起打闹。有一天下午课后，刚刚下过雨， 四百米跑道上还积着雨水。不知哪位同学带了一辆单车（自行车）来，在球场上飞快地 骑了一圈，受到同学们的喝彩。卢老师大概也想露一手，于是骑上了自行车，把身体压 得很低，在跑道上飞驰起来，全班同学齐声给他喝彩、加油。谁知道快到终点时，跑道 弯位上的那滩积水把卢老师连人带车给掀翻了，“哇！”同学们这时的喝彩声就更大了。 卢老师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还沾沾自喜地朝我们喊着：“我摔得有水平！你看，要是 我摔向左边，我这块名表就会摔烂了啦！”同学们又被他的这种阿Q精神所感染，喝倒 彩声就更大了。
后来，卢老师被调到华南师院实验学校（即现在的广州市育才中学）当老师。“文 革”中由于他有海外华侨关系，加上好像还有点男女关系问题，在运动初期就遭受迫害 自杀身亡了。据说，红卫兵曾在他的宿舍里找到一尊裸体女人塑像（维纳斯石膏像），在 那个年代，这种关系大概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吧！
初中的课程对我来说还不致于有压力，唯独让我感觉最吃力的是体育。上初中时我 的身高只有一米四七，在班里属于坐最前排的。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小时候给我补营养 的鱼肝油丸大多都拿去换公仔纸了。这时全国又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饭是很难吃得 饱的，更别讲营养了。上体育课，如果玩玩球类，或是跳高跳远的，就是短跑，我都不 怕。400米以上的中长跑，我就遭殃了。每次跑步我都坚持跑到终点。但一到终点，气就 喘不上来，只觉得满天星星，晃了几晃就晕过去了，这是典型的贫血现象。在晕了几次 后，我想体质是练出来的，我就不信跑不下这400米。于是我每天一早就刻意练长跑， 先跑慢一点，坚持跑下400米再逐步加快。坚持几个月后，情况大有好转，慢慢地1000 米、2000米以致越野跑，也都不觉头晕了。
当时最困扰我们的有两件事：一是饭吃不饱，二是还得被臭虫叮咬。由于粮食紧张， 上初中时每人每顿干饭的配给量一般是老秤（16两秤）4两，换算十两制为2.5两。为 了多出饭，学校饭堂师傅们不是煮饭而是蒸饭。每个班一个大格笼，米是放在一个个瓦 盅（广州地区集体食堂特用的一种蒸饭用具）里，加水后用蒸气把饭煮熟。那时上午有 五节课，到最后一节课快上完前，男生们早已经把小脸盆般大的搪瓷饭碗捏在手上，只 听下课钟声一响，就像百米冲刺般地跑进饭堂。然后找到自己班的那格蒸笼，专挑满的、 实的那盅。为了检验那盅饭实不实，就用五个手指头去戳。后到的女生们拿到的饭盅，
往往有无数个男生的手指头印记。菜也鲜有肉片。偶尔一次加菜，要等到过年过节。那 时最常吃的是均达菜，由于以前大多用来喂猪，因此我们都叫它猪乸菜。
那时和班里很多同学一样，我也得了一种叫“水肿”的疾病。就是用自己的手指往 小腿上用力一按，皮肤上就留下一个深窝。为了解决水肿病，增加营养，不知哪个科学 家提出吃小球藻（即螺旋藻），说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于是学校就兴建了几个一米多高 的水泥池子，发动我们大养小球藻。培养小球藻的养分就是学生们的尿液。待到小球藻 长满了池子，我们就会把绿油油的小球藻捞起来晒干，再加工成一粒粒丸子。虽然很不 好吃，又知道它是用自己撒的尿培育出来的，但为了增加营养，大家还是皱着眉头，硬 吞进肚子里去了。
真是越穷越见鬼！吃不饱的我们每天还要被大量繁殖的臭虫袭击，真是令人忍无可 忍。那时我们睡的碌架床都是木头做的，床柱中间，床板夹缝中不知怎么搞的，不知那 一天突然间爆发出大量的臭虫。每天早上醒来，在蚊帐四只角上，少则可以抓到四五只， 多则可以抓到十多只吃得圆鼓鼓的臭虫。我们用手使劲一捏，就听“啪”的一声，于是 我们身上宝贵的鲜血就染红了雪白的蚊帐布。开头，我们用药喷，用小刀挖，或把床板 竖起来用力往地板上顿，但都于事无补。后来学校修建了几个大池子，在假期组织学生 回校，每个班负责把自己班宿舍里的碌架床抬到大池子里用石灰水浸泡，才把这种专吃 人血的小虫子给彻底治住了。
这种缺乏营养的日子，到1963年就彻底改观了。由于经济的逐渐好转，特别是经过 校领导的积极努力，华师附中在广东省成为第一个吃饭不限量的学校，每顿饭中也都有 了几片猪肉和鸡蛋。加上附中历来注重体育锻炼，那时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也是最棒的， 以至于在全省的中学生运动会上，附中年年都能拿男女团体冠军。
王屏山是一位对中国教育事业终身执着，贡献卓著的人民教育家。他1926年生于福 州市，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随后在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并任助教。1949年 6月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地下学联”，1951年加入共产党，同年任岭南大学附中 副主任（即副校长）。1952年9月全国大专院校实行校系调整，华师附中由中山大学附中， 岭南大学附中、广东文理学院附中和华南联大附中4校合并，王屏山担任校长兼党支部 书记。1979年9月任华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4月当选为广东 省副省长。198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2月27日病逝，享年80岁。
王屏山校长在华师附中全面推行德智体教育，并倡导创新。在德育教育上，附中的同学要天天读报，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在智育教育上，始终把“教学为主”放在首位，采取启发式教学，还广泛开展课外科技小组活动；在体育教育上，将校园体育与军事体育相结合，使附中学生普遍身强力壮，在全省中学生运动会上屡获冠军。
那时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附中在各方面都是样样争先。王屏山不循常理，一切从实 际出发，勇于创新，他还把这些创新了的教学实践上升为理论，独创一套王屏山教学法。
那个年代，全国都在大讲政治，大兴三八作风，于是王屏山在德育教育上，除了贯 彻勤奋、刻苦、认真、踏实的“八字学风”外，他还把“突出政治”、“政治第一”， 具体化为“三个天天”，即天天读报，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开展“三风教育”，即 革命风、学习风、劳动风。上新七级（即初二）时，我已经常常抱着砖头大小的毛选四 卷在啃了。虽然很多地方我还读不懂，但也得拼命去理解，有时也得装装样子，以显示 自己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学校在岗顶有校办机械厂和化工厂，还在远郊龙眼洞（离我们学校约有八九公里远） 建有校农场。我们在校办工厂里生产滚珠轴承，学会了钳工，并会开车床、机床；我们 到龙眼洞农场放羊，赶着羊群满山跑，当起了小羊倌。
有一回，接到学校通知，要把在校农场的一头水牛赶回学校，我自告奋勇地独自接 受任务。以前看农民赶牛是件很轻松潇洒的事，可轮到自己，却一点都潇洒不起来。赶 牛不就是牵着牛鼻子走吗？于是我走在前头拉着，可没走多远，牛就不肯走了，我越使 劲拉，它四脚蹬地越是犟着不肯迈出一步！急得我满头大汗，于是用力一扯，那头大水 牛把头一扬，把我手上的牛绳甩掉了，我整个人滚到沟里去，小腿蹭到沟底石头上，碰 破了皮，弄得鲜血直流。见到此情景，正在田里劳作的农民赶过来对我说，赶牛要在后 面赶，让牛边吃草边走，这样才能赶得动。我按这种方法，在地里捡了一根树枝，让牛 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赶，终于把水牛赶回学校。我上医务室涂了点红药水，又赶紧返回 农场去了。
每年夏收夏种及秋收大忙时节，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学农。当时的学农点是花县新华 公社的歧山大队（即现在的花都市新华区），两次学农经历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们要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学农刚好赶上夏收，但 在水稻刚刚成熟后，当地连续下暴雨，流溪河泛滥，把稻田都淹没了。我们于是和农民 一样，穿着短裤、背心，跳进水里推着大木盆，实行潜水割稻。木盆里的稻谷装满了， 我们就边游水边推木盆送回岸上，然后又再扎进水里去。另一次是参加耘田，也就是中 耕。就是在禾苗长有二三十公分高后，我们必须用手在水田里去疏松禾苗根部周围的泥 土，同时将像稗子一类的害草拔掉，以保证当造稻谷的丰收。当时农村已实行责任田制， 我去的那位三同户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家分的责任田离村子很远，已经快到歧山下广州 军区炮司附近了。于是，一大早她煮了一些干饭挑着上路，中午饭就在田头吃，傍晚才 回家。我开始以为耘田不是什么力气活，能应付。可是第一天劳动下来，那种感受确实 让人受不了。耘田时人必须弯着腰，面朝水田背朝天。当时是夏天，南方的太阳很毒， 中午时分，水田里的水也被烤得发烫，汗流浃背、腰酸腿痛不用说，下面的蒸气还直往 脸上冲，让人窒息，再加上水面反光，晒得人全身发烫。更令人难熬的是口渴，由于带
去的水一早就喝完了，到了下午，基本上只能喝山沟里的水。我走到山脚下，找一处稍
微清澈的水沟边，轻轻拔开树叶，赶走蚂蝗，用手捧着喝。只有在这时候，我们这批大
城市里的学生哥，才真正懂得了小时候读过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在智育上，王屏山始终把“教学为主”放在首位，不断探索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规 律和新的教学方法。他知道，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是学校的灵魂。他历来十 分重视培养优秀教师和科组建设，抓好学术领头人。依托华南师范学院，王屏山每年都 从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几名到附中任教。而且一到附中，就安排他们到毕业班任班 主任，委以重任，学习挑大樑。正如他常说的“响鼓也要用重锤敲”。像我们在附中的 最后一年的班主任李淦林老师，就是1965年毕业的华南师范学院的数学系高材生，一到 附中，王屏山就让他当我们这个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可见附中领导的胆识及魄力。
王屏山还规定，所有校领导都必须兼任教师，坚持给学生上课，这一传统坚持至今。 他身体力行，长期执教高三的数学课和物理课。由于长期兼课，他对教学工作的进度和 质量，以及出现的问题掌握得清清楚楚，使他的教改得以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作出实效。
王屏山十分强调“启发式”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像语文课， 上课时通常不是由老师按部就班地解剖课文，讲解语法，而是更多地教会我们写作的方 法和技巧。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还经常推荐一些课外读物，结合这些作品，就 其构思、结构、人物刻画、情节安排、乡土语言的运用，以及思想性、艺术性等进行讲 解。从初一进校开始，学校就要求我们写周记，由班主任批阅。有能力的同学也坚持写 日记，逐渐锻炼我们分析事物的能力和写作水平。我的作文能力在小学时已渐露锋芒， 但比较完整写作的能力，则是在附中实现的。
数理化的教改也办得生龙活虎，这种教改主要是培养同学们的兴趣，以此调动对掌 握深奥数学的积极性。当时我们看大量的课外辅导书，像《趣味数学》、《数学解题100 例》、《趣味物理学》等等，从这些难题、趣题中寻找解题的规律和技巧。当时和我同桌 的同学叫林本栋，他父亲林孔湘是当时广东有名的治疗柑桔黄龙病的农业专家，华南农 学院的一级教授，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被划为极右派。我的这位同桌上数学课时， 从来不听老师讲课，而是在看课外书。有一次数学老师在解一条比较深奥的对数题，看 见林本栋心不在焉，于是快下课前，就把他叫到黑板前，让他解这道题。他二话没说， 拿起挂在旁边的两块小黑板，就解开了。当他把答案解出来时一看，他解题的方法比老 师讲的还要简练。王屏山对分数并不看重，他要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因此，他在兼我们班数学课时，给的分数是乱了套的，有时实行50分制，有时又实行100 分制，在实行100分制时，又给出110分来（加分）。我们知道这些分数的含意，但有一 次回家，父母看见我数学测验中只拿了48分（50分制），还以为我不合格，做了一番解 释后才让父母放心。
王屏山不希望把我们培养成“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学校通过大量的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那时候每周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所有学生必须参 加一个科技小组的活动。课外活动小组有：无线电、物理、数学、化学、地理、航模、 管乐、舞蹈、演唱、养蜂等三十多个，每个小组都有指导老师。因为在小学时，我就跟 着大哥学做过矿石收音机。那是一种最原始、最简陋的接收传媒的仪器。说起来十分简 单，就是用块方铅矿石，然后用两条铜线作为两极，调到一定的位置就能接收广播信号， 然后把两极焊牢，再加上一些电容电阻之类的元件，从耳机里就传来电台播放的音乐。 那时能做出这样的小小成就，就和现在年轻人玩的MP3、MP4是同样兴奋的。所以我也报 名参加了无线电组。
在体育方面，王屏山的指导思想是增强体质，全省争先。除了全面完成教育部和国 家体委规定的各个项目外，附中在体育教学和训练方面，随着学习解放军及备战形势的 需要，还大力开展了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当时的军训，几乎囊括了步兵训练的所有内 容，主要有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碍、负重越野赛跑、爬杆爬绳、甚至还有单兵战术
等。这些体育和军事训练的全面开展、对附中学生的体质、体能有很大的提升。1963年 起，附中在每年一度的全省中学生运动会上都获得男女团体冠军，此项殊荣一直保持到 文革爆发。这期间，附中也涌现出多名国家健将及一、二、三级运动员，像体操健将张 飞子、游泳健将李旦、举重名将陈镜开等。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钟南山当年就是附中 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曾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全国田径会，获400米第三名，1955 年又参加广东省田径会获400米跑冠军。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已经是北京医学院大 学生的钟南山又以54秒4的成绩打破四百米栏的全国纪录。
从本人档案中的一份简历表中可以看出，在初中阶段，我已经成为全班同学中的佼 佼者了。
新六级（初一）下学期 被评为少先队的积极分子。
新七级（初二）上学期 被评为全校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
新七级（初二）下学期 被评为六一少先队积极分子大会的五好队员。同时还被评 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全校学习标兵。
我与一位叫伊万诺娃的苏联女学生通信，但因我寄送了中共的“九评”，从而失去了联系。那个年代，中学生是不允许有任何男女之情的，以至于在上古文课时，我们全班同学都不肯朗诵《孔雀东南飞》
附中的外语教改也搞得十分生动。当时我们以学俄语为主，为了提高听说写的能力
及加强与外国同学的友谊，学校还组织我们和苏联小朋友通信。当时我和一位住在苏联
远东伊尔库茨克市的小女孩通信，她叫伊万诺娃，也是在读初中。我们的通信维持了一
年多。有一次我还收到她在信里夹带的一把很精致的牛角梳，在信中她热情地写道：“希
望用这把梳子梳你那乌黑的头发”。不久中苏交恶，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学校接到
上级指示，要我们把九评的俄译本夹带寄去。当我把这封信寄出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
就从此中断了。
在我被评为全校学习标兵时，各科总分的平均分数是99分。但同班的另一名女同学 黄式怡的总分平均分是99.7分。可能是其他方面不如我活跃，因此那年的标兵被我所占。 黄式怡是一个大家闺秀型的女生，很文静，也很漂亮。那时虽然也有异性相吸的原理在 内心萌发，但在“爱情神秘论”的压力下，这些豆芽梦只能深藏于内心深处，而绝不允 许爆发的。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慕，我曾用心画了一张仕女图，偷偷在课间时塞进她的抽 屉，然后心慌意乱地赶紧离开。也不知道她看见这张图画没有？知道不知道是谁给她的？ 几十年过去了，在后来的见面中，我也一直没有向她提过。爱情这种东西在当时只能像 一首台湾校园歌曲里唱的“羞答答的玫瑰它静悄悄地开。”
当年学校没有性教育，也不允许学生谈恋爱。这种严查禁堵、高压政策给正处于青
春期的学生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记得有一次语文课学到《孔雀东南飞》时，本来作 为一篇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反封建的爱情长诗，仅仅因为文中出现爱情的字眼，全班同学 就是不肯开口朗读。蓝光中老师三次发令，课堂里依旧鸦雀无声，直把老师气得吹胡子 瞪眼睛的。
后来上高中时，和我隔壁班的马鼎昌同学（马师曾与红线女之长子，凤凰卫视军事 评论家马鼎盛之兄）与一同班女生拍拖之事被曝光，一时间轰动全校。那时的拍拖，也 仅仅是在花丛月下拖拖手亲亲脸蛋而已，与现在初中生拍拖的尺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但学校依然很紧张，看作是大件事，公开点名批评，那位女生也因受不了压力转校走了。
为了战胜经济困难，我们家里开展了种养业，除了种菜外，还饲养了桑蚕和兔子
我在附中的初中三年里，应当说是在磨炼。与在校苦行僧的生活一样，家庭生活也同 样坎坷。为了共渡时艰，阿婆阿姑在合群二马路中间和现在省委礼堂空地上开辟了两块菜 地，种起了地瓜蔬菜。从学校放学回来，我们都一块帮忙浇水上肥。当时家里的化粪池基 本被掏空。为了积肥种菜，在家后院还放置了一个大尿缸。时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 任的父亲为了积肥，下班后常常强忍住不解手，憋了满满一泡尿回家尿在尿缸里。
有一次，大哥不知从哪里弄了几条蚕虫，开始时养在盒子里，后来他异想天开，决 定在车房里办起一间养蚕作坊。于是蚕越养越多，把将近20平方米的车房都养满了，并 把家里那棵大桑树的叶子也吃完了。于是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阿公决定带我们三兄弟 乘小船到珠江对岸的仲恺农业学校去“借”桑叶。
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两个大布袋和阿公一起到了农校的桑园。阿公认识的一个老乡刚 巧那天轮休没上班，阿公想，我们只是借点桑叶喂蚕，不算偷，于是领着我们拼命摘。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四周哨声大作，很快我们祖孙四人就被围在一群工作人员当中，乖 乖俯首就擒了。
当时不论我们怎么解释和讨好，人家说公家的东西就是不能偷！于是乎我们已经塞 得满满的几布袋桑叶全部被没收。在回家的船上，我们三兄弟沮丧得只想哭。阿公却淡 定自然得很，他掀开那件穿在外面的唐装上襟，从里面的四个大口袋中，一大把一大把 地将桑叶掏出来，装进布袋里，居然装满了整整一个大布袋。原来在我们慌乱之际，阿 公急中生智，把桑叶都藏在他两件唐装衫的几个口袋中。我们真钦佩阿公的镇定，于是 又破涕而笑了。我们的这种行为，视乎有点像鲁迅笔下，他与闰土小时候偷吃蚕豆故事 中的情节。
及至上高中后，一来是大家功课都紧了，社会活动也多了，加上国家经济经过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生活也有所改善，家庭种养业也就随之结束了。
我同周恩来一起看戏，周恩来让尹林平的女儿回家向她爸爸问好，但在文革中，周恩来的一番讲话却让尹林平迟迟不能平反。
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几件事，就是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当时的中 央领导人周恩来和后来的中央领导人赵紫阳。
那是1962年初春我上初中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广州军区礼堂上演歌剧《五朵红云》。 父母都因工作忙没空去看，于是我独自骑了辆自行车到礼堂看戏。
等到快八点了戏还没开幕，坐我旁边的女同学尹素明（低我一届）和在场的观众都 有点不耐烦了。过了一会儿，忽见全场灯光齐明，从舞台前走出来一批人。我定眼一看， 是周总理！他前面是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引路，后面是省长陈郁及军区、省委的其他领 导。入座后，周恩来恰好就坐在尹素明前排的座位上，于是歌剧马上开演了。
演出中间休息十分钟后，周恩来等人又回来继续观看节目。没等周恩来坐稳，尹素 明伸出手去扯周恩来的衣袖说：“周伯伯，刚才你是坐我前面的，现在怎么坐到旁边去 啦？”周恩来反应敏捷，回过头来笑着对这位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说：“我个子这么高， 坐你前面不是挡住你看戏了吗？”素明大声回答：“不挡的，不挡的！”总理于是顺从 她的意思坐回到原来的位置。并问旁边的陈郁：“这是谁家的孩子？”陈郁扭头看了看， 回答说：“她是尹林平的女儿。”总理于是又亲切地转过身来问：“你父亲有没有来？” 素明回答说：“爸爸下乡了，没有来。”总理说：“代我向你爸爸问个好！”
尹林平于1908年出生在江西兴国，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抗 战爆发后，他奉命从福建调到广东，是建立和发展广东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曾 任东江纵队政委、中共广东省临时省委书记、广东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协 助方方领导了华南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中南 军区公安部队兼广东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7月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 记、副省长等职。
在1957年反“冯古反党集团”的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尹林平被陶铸点名批判。 由于确实没有找到他和冯白驹、古大存之间有什么牵连，他的职务被保留下来。
文革爆发后，尹林平见陶铸被打倒了，于是再一次提出为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 平反，从而得罪了造反派，也得罪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于是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其实周恩来是很了解尹林平的，在这时他本应为其说些公道话，但他却在1967年广 州的四一八讲话中，肯定尹林平是“地方主义分子”。由于有周的这句话，导致尹林平的 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拖了许多年。周恩来一向对老干部的政治生命很看重，也保护和解
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不知为什么，就是在尹林平问题上讲了一句被历史证明是过于轻率 而且很不负责的话来。
我们家由于和尹林平在新河浦的家离得很近，加上他的几个孩子和我们都是幼儿园、 小学同学，大家从小在一块玩耍长大，两家人走得很近。我们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母亲 很想要一个女孩子，而尹林平家是两男四女，于是母亲和尹林平夫人余慧商量好，在那 年暑假，把他们家的二女儿尹素玲接到我们家来过暑假。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子，弄得我们很不习惯。平时在家里上厕所、洗澡，我们几 兄弟都不关门，百无禁忌。现在来了一个异性，处处要小心行事；加上素玲到我们家后， 被她的兄弟姐妹嘲笑，说她是去杨家当儿媳妇。于是本来是要住一个多月的，结果住不 到一个礼拜，素玲就灰溜溜地回去了。几十年后和她讲起这件事，她还挺有意见，说“当 时看你们家有几个大哥哥，到你们家是希望得到几位大哥哥的帮助，没想到我还这么不 受欢迎！”
我曾跟随父亲同赵紫阳下乡调研，那时省委推行了一个叫做“集体统一安排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较为有效地改变了广东农村的面貌
上初中时，我还有两次在暑假中，陪同父亲和赵紫阳一同下乡调研的经历。
赵紫阳自1951年4月调到广东后，配合陶铸工作了15年。他由于有丰富的农村工 作经验，又善于从实际出发，能够提出多种切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意 见和办法，因此，陶铸从一开始就非常赏识赵的才干和应变能力。赵紫阳也非常钦佩陶 铸的豪爽、果断、机智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两人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可谓志同道合、 得心应手，十分默契。
赵紫阳后来说过，他对陶铸“永生难忘”。陶铸在文革初期上调北京，很快就成为 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但他执拗地 用那“松树的风格”，坚持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终究和江青结仇并被打倒。1969 年，这棵顶天立地的南粤之松，因惨遭迫害致死。1979年是陶铸十周年忌，时任四川省 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为怀念这位恩师，特地把父亲请到蜀国去，为他写了一篇纪念陶铸 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那时，赵紫阳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二书记，协助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工作。父亲此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仍由省委候补书记 李子元兼任），并兼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及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主要是协助赵紫阳分管全 省的农村工作。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导致全国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之后，赵紫阳把全副精力 投入到恢复农业生产上来。赵紫阳不喜欢把各地的领导都招来广州开会，而是喜欢到下 面去开会。他常常边走边看边调查，这样往往能将问题看得准，提出的措施能收到实效。 如果碰巧这些会议是在寒暑假，赵会带上两个孩子，父亲也会带上我们兄弟一起出门。
记得在六一、六二年间，我上初中时，就随同赵紫阳和父亲“出游”过两回。一回 是去南海，住在西樵山，一回是去肇庆，住在七星岩半山的宾馆。
赵和父亲，加上秘书、警卫、司机和我们几个孩子，十来个人乘坐省委一辆中巴， 穿梭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之中。沿途见到很多鱼塘，鱼塘周围种的不是稻子，而是桑树 或是甘蔗。这时，父亲会给我讲，这就是珠三角一带农业生产的一个特色，这叫“桑基 鱼塘”或“蔗基鱼塘”。桑叶可以养蚕抽丝，蚕屎、桑果可以喂鱼，塘泥又可以给桑树、 甘蔗作肥料。这种良性循环的耕作方式是三角洲一带农民经过数百年的耕作实践总结出 来的。
到了住地，父亲就和赵一起开会，参加会议的是周围几个地、市、县的负责同志。 会议开得很紧张，也很激烈。从会后与那些县委书记们在一块吃饭时的议论来看，似乎 赵紫阳和父亲在农业政策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待我长大后才知道，省里领导人当时 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想尽办法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大田的 耕作上来。
一次父亲在农村调查中，发现清远县的洲心公社有个好办法，叫做“集体统一安排 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当时实行公社化后，农民迫于生计，都不把公家大田的耕作施 肥放在心上，只顾自己的自留地。洲心公社创造的这个责任制，就是把从插秧到收割这 八九十天的管理权承包给农民。插秧后，生产队的干部及时对每块田进行估产，包给农 民管理，让农民加肥精管，如超产就将其中一小部分奖给农民。就这一点，农民的积极 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了，将人工和肥料都用到大田上去了。
这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决定，但怕被扣上“包产到户”的帽子，在总结时还特意 戴上了“十统一”的帽子（统一计划、犁耙、播种、插秧、收割、打场、晒谷、过秤、 保管、分配），或叫“十统一的田间管理、超产奖励责任制”。虽然很拗口，又诸多限制， 但对恢复广东的农业生产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
1962年初，父亲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上，针对经济困难时期， 中国经济损失1200亿元，饿死病死三四千万人的严重错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毛的 极“左”路线含蓄地提出了批评。迫于全党的指责，毛泽东被迫作自我批评。说：“这 几年发生的错误，我知道的，我要负责，我不知道的，我也要负责，谁叫你做中央主席 呢？”并号召与会者“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大家都以为毛泽 东的这个表态是真诚的，今后不会再搞“左”的东西了。谁知在大会结束前，林彪冒出 来讲话，说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是由于毛主席的路线受到干扰才造成的，这个讲 话与大会精神和气氛很不合拍。而且就是因有林彪的这次讲话，才让毛泽东认为枪杆子 在支持他，谅你刘少奇、周恩来也不敢动摇他的最高权力。
于是在那年七八月间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快结束时又作了个形势、 阶级、阶级斗争的报告，批判“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会议期间，父亲随赵紫阳 参加了会议并把责任制形成的文件带去，由陶铸先送刘少奇，他表示同意。再送毛泽东， 他却不表态。陶铸一看，立即打电话回省里，把责任制的试点缩小为一个地区搞一个公 社。父亲带着极其矛盾与困惑的心情回来，把会议情况如实给李子元说了。李子元听后， 激动地拍着桌子吼起来：“怎么搞的？肚子里刚刚有碗饭吃，又要搞阶级斗争啦！”父 亲与李子元坐在办公室里相对苦笑，唏嘘无语。
由于全省各地对田间责任制已经布置下去了，尽管上头“纠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省里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开展责任制的范围实际上并没 缩小。所以从六二年以后，广东的农村经济还是恢复得比较快的。
七星岩会议开完后，父亲留在宾馆里写会议总结。赵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鼎湖山。
警卫员挑着宾馆做的点心作午餐，跟随着一路上山。爬到半山腰，前面有一个大瀑布，叫
龙潭飞瀑，赵五军因为要大解，我滞后陪他。弟弟小杨则跑步冲到前面，快接近观瀑台的
悬崖边，赵紫阳看见弟弟穿的“白饭鱼”（一种胶底布面的运动鞋）的两根鞋带松了，赶
紧冲上前去一把拽住弟弟，生怕他自己踏到鞋带摔下去了。在鼎湖山顶端的庆云寺里，我
们一行人在庙里小歇，方丈泡了好茶招待我们。我们边吃点心边从山顶眺望风景，从山上
看下去，一块块水田就像和尚穿的百衲衣。赵也拿出点心回敬方丈，和尚们一边津津有味
地吃着用猪油炸的萨其马，一边向这位省里的最高领导人倾诉这几年的艰苦生活。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经过半山的一座跃龙庵。不知是哪位地委书记叔叔笑着对大家 说：“这荒山野岭的，到了半夜，你说山上的和尚会不会摸到这里来和尼姑约会？”大 家哄堂大笑。快下到山时，父亲写好了报告，也赶来和我们会合。这时候，看着父亲被 熬红的双眼，赵紫阳深情地对他说：“看来我们赵家真的对不起你们杨家啊！”我当时 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到文革时，有人贴赵的大字报，说赵自比皇帝（南宋皇帝赵构） 有野心！证据就是我听到的上述那句话。文革后，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当时赵是 有点飘飘然，虽然是一句玩笑话，我当面就批评他，此话不妥。”赵紫阳是用南宋皇帝 与精忠报国的杨家将的关系与父亲开了一句玩笑，没想到文革中竟成为赵的一条罪状。
我和大哥同时出席了广州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坐到了主席台上。我们班上的同学黄德全专门喜欢画烧鹅、雪糕一类的食物，我终于帮助他提高认识，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3年，在新制试行了三年后，王屏山决定保留两个班继续试行，其余的改回六年 学制。于是那年同级的六个班举行了一次不叫高中升学试而叫“甄别试”的考试。我因 成绩够格，继续留在新制，被编入新九（2）班。同时也淘汰了部分同学，从八一中学（那 年始该校取消了高中）转来一批同学，其中有十多位都是我小学时的同学。还从全省各 县，考选了几十名尖子，组成了高一（4）班。
新九（2）班的同学中，大部分是周围几间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时的五山及 其周围地区是广州的高校科研区，除了华南师院外，还有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暨 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含华南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 广东省农科院、广东省邮电学校等。这些出身书香门第的同学，在家庭注重文化、渴求 知识氛围的薰陶下，个个勤奋好学、人人学业精通。再加上要在两年时间内学完三年高 中的全部课程，差距马上出现。尤其在数学和物理两科上，我的成绩明显下滑。而这时 我又被推选出来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成为全班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全班四十多位 同学的目光都盯着我了。
物理课第一阶段测验试卷发回来了，我一看是不及格！当时拿着这张羞辱的试卷， 整个身子靠在“白鸽楼”的墙角上直发愣。我心里想：同学们家里有大量的参考书，碰 到难题，又有父母可以辅导，这些条件我都不具备。但我就不信在学习上比不过他们！ 团支书是全班同学的榜样，不仅要在政治思想上作出样板，在数理化的学习上，也一定 不能输给他们。于是我从数理化的学习方法入手，抓住重点，反复理解有关定义、定理 和公式，有些该死记硬背的，就一定把它背下来。当时为了背元素周期表，还特地总结 出一些“谐音”字串起来加深印象。像周期1至7的“氢、锂、钠、钾、铷、铯、钫”， 我就用广州话“戚起腊鸭唔识放”来记忆。另外，就是多看参考书，加大解题量，并在 解题中找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再举一反三；此外就是不耻下问，虚心向学习好的 同学请教。上文提到的同桌同学林本栋数学上有天赋，我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他请教。 他也乐意帮我，我们关系相处很融洽。后来因为他有美国华侨关系，在班上聊天时，常 常讲“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话，被团支部组织批评教育过他一回，说他崇洋媚外， 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但他对我学习上的帮助确实很大，这点我是至今都铭记在心的。 文革后他回福建老家插队，以后又移民到了美国，当了一名航空业的工程师，不幸的是 他前年因患癌症英年早逝了。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数理科的成绩很快就赶上去了。新九下学期，我被学校推 举出席了广州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在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区梦觉①、 李坚真②等省领导主持大会。会议推选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到主席台就座。只听见广播里 传出声音：“请广雅中学的代表杨小斌同学到主席台就座！”会场爆发一阵热烈掌声。只看 见大哥从座位上站起来，从容地走向主席台。话音未落又传来“请华师附中的代表杨小村 同学到主席台就座！”我楞住了！没想到今天两位中学生的代表都被我们两兄弟给占完了。 于是我也挺起胸膛，昂首阔步走上了主席台，和大哥并肩而坐。
会议结束后，李坚真等省市领导在后台还亲切接见了各界代表。她用慈祥的目光看 着我们兄弟两人，既高兴又有点酸楚。要是我当年不是那么执拗，今天在主席台上的就 不是“杨小村”而是“李小村”了！
李妈妈笑着对我说：“小村呀，你们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啊！现在你们 都有新鞋新衣服穿，那时候，我们的脚上没鞋穿，只有自己编的草鞋，衣服是补丁上加 补丁啊！”我回到学校传达了李妈妈的讲话，全校同学立即掀起了一股打赤脚风。李坚 真女儿李小林带头穿补丁衣服，有些同学的衣服还没破，也硬在上面加了一块很大的补 丁，以此证明自己艰苦朴素的革命性。
那时团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发展班里的同学入团。我发现我们班里的六 七位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都已经是团员了，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中够条件入团的也都入了， 在干部子弟中唯一没有入团的就剩下黄德全一个了。
黄德全的父亲叫黄庄平，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的家乡在东莞石排镇，从小接触到革 命道理，王作尧在东莞大岭山成立抗日游击队时，黄庄平参加了革命。1946年国共谈判 后，东江纵队北撤山东，黄庄平留在广东坚持斗争，曾任粤赣湘边区中共江北地委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三支队政委。解放后，他主要从事宣传和党校工作，曾 任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调广州市委工作，任市委常委兼宣 传部长。
当时看黄德全的表现，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革命干部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倒像一个小 市民家庭的孩子。他比较散漫，无拘无束，上课不听老师讲，而是喜欢拿枝笔在画画。 他画的也不是什么好画，尽是些刚煮熟的烧鹅、雪糕一类的食物。课余时他则喜欢音乐， 唱的歌大部分是中外名曲，有些歌名连我都没听过。才十六七岁的青年，却整天喊“精 神空虚”、“人生无趣”！大有宿命论的味道。团支部觉得很头痛，于是把帮助培养黄 德全入团的重任交给了我，并让我和他同桌。黄德全一看来了位团支书监督他，开头还 收敛了几天。但他始终按耐不住，于是拿张纸片压在抽屉底下，一边听课一边又画起鸡 腿、面包来了。
在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学校也掀起了一股“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其中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展谈心活动。这种谈心活动又叫“走四百米”。因为谈心的最好方 式，就是绕着操场的四百米跑道，边走边谈。于是到了晚饭后，球场中间是班级之间激 烈的足球和排球比赛，而在四百米跑道上，却挤满了一对对“一帮一”的人在静静地绕 圈谈心，真是蔚为壮观。
一天下午下课前，我严肃地对黄德全说：“晚饭后，你在球场南面的足球架旁等我， 我和你谈话。”他爽快地答应了。可是晚饭后我在南北两个足球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 他人影，这时天色渐暗，月出东山了。后来一位同学指点着告诉我：“黄德全躲在球场 旁的板报架后面。”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真是他！于是我边喊边向他跑去。没 料到我这么一喊，他拧头就跑。他的个子比我高出十多公分，腿又长跑得快，我也只得 加快步子拼命追。就这样，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在四百米跑道上上演了一幕 现代版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好戏来。当然，事后的结果毋庸置疑，黄德全被我的苦 口婆心说服，也很快入了团。至于他喜欢画烧鹅、雪糕一类的食物，那是小事，不足挂 齿。大概是那些年饿坏了，本能的心理反应而已。在后来的征途中，我俩结下了深厚的 友情，成为共同奋斗的终身挚友。
下广钢参加劳动，我戴的石棉手套被滚烫的钢筋烤着了火。下部队锻炼，我们不眨眼的趟过了臭水沟，并卧在牛屎上射击。下农村参加“四清”，贫下中农居然控诉起了“三面红旗”
高中期间，我还经历了到广州钢铁厂的劳动和到广州空军沙堤机场当兵的锻炼，从 中受益匪浅。
下广州钢铁厂劳动，我被分在热轧车间。所谓热轧，就是将钢锭加热，然后通过热 轧机，把它挤压成一条条细细的钢筋。我们的任务就是和工人们一起，把轧好的钢筋从 轧机上搬下来，运到冷却车间去。
轧出来的钢筋有十多米长，一次搬运两、三条。我们手上戴着防高温手套，用一根 带半圆钩的钩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把钢筋勾住了走五六十米送到冷却车间去。开始干 时我还挺有力气，来回跑得也快。可不一会，两只手臂就酸痛了，总觉得手不够力，于 是靠着圆钩的那只手也就只能越来越靠前，以便省些力气。谁知道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石棉手套居然着火了。一位工人赶紧跑过来帮我们放下钢筋，把火扑灭。然后拿出他自 己的手套，让我一只手戴两只手套，他自己则空手干活去了。
原来这些钢筋经过热轧处理后，温度还相当高，一不小心碰上了，就会烧伤。中午， 工人们拿出自带的铁饭盒，里面有些米，加水后就放在钢锭上烤，很快饭就煮熟了。工 人在饭面放上一条腊肠或者咸蛋之类的再焖一会儿，一顿午饭就解决了。通过到广钢的 劳动，我才明白钢铁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毛泽东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后，学校在1965年寒假期间组织了部分男 生到空军沙堤机场通信连去体验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而且还有军衔：列兵。
这是一支专为空军架设电杆铺设军用电话线的 部队。部队战士叠被子，打背包的技能真让我们开了 眼界。“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的组织纪律观念更让我们吃惊。
有一次我和战士们一起扛着二十米长的水泥电 线杆子，在连长的指挥下向不远处的一个山岗挺进， 边走还边唱着“当兵为什么光荣，光荣因为责任重” 的歌曲，感到很豪迈。走了一会，突然前进方向出现 一个老百姓用来沤肥的长条臭水沟，如果绕道走也只 需多走几十米。照我当时的想法，能绕则绕，否则大 家一起往臭水沟里跳下去，不是搞到一身脏臭？但连 长并没有下达绕道走的口令，走在最前面的班长眉头 都不皱一下，就毅然跨进了臭水沟。在回军营洗澡时 我问班长：“当时为什么不能请示一下绕道走？”班 长说：“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这是平时训练，如果 是在战时，绕道走耽误时间可能就会导致改变战局的 结果！”所以后来在练卧倒射击时，在我正前方一米 左右的土坡上刚好有一堆牛粪，班长一声令下：“卧倒！”，我也坚决不挪动地趴下去 举枪瞄准，那堆牛屎正好就在我鼻子下，上面的苍蝇嗡嗡飞来飞去，我也视之无物了。
营长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他来连队检查工作，各班整齐地坐在地上，排成一个个 方队，以歌声作赛。营长讲话说：“什么洪湖水浪打浪，把人的脑袋都打大了！今后， 你们就是天天给我唱‘我是一个兵’！当兵的就是要准备打仗，不打仗要你们干什么？”
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句 名言后，从1963年开始，又在全国开展了大范围的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农村政治运动。 这场把干部折腾瘦了一圈，把农民折腾得更穷的运动开始时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后来叫“四清”。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又“十七条”、“二十三条”，再“小 四清”、“大四清”，单从这些政策的朝令夕改，就知道这场旨在证明农村阶级斗争是 多么严重的运动，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的产物，与现实大相径庭。
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后，父亲和赵紫阳也到中山县附城公社的库冲 大队蹲点去了。他们隐姓埋名，赵紫阳化名赵青，父亲化名杨山，住在一座碉楼里（和 申遗成功的开平碉楼是同一类建筑）。他们同农民实行“三同”，扎根串连，重新组织 阶级队伍，其运动形式与当年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搞地下斗争相差无几。
在此期间，我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到冼村大队的四清运动。冼村位于现在黄埔大道 西段南面，是珠江新城里剩下的唯一一座城中村，与它邻近的猎德村在前年就开始启动 整体拆迁改造了。
到了冼村，我们访贫问苦，调查该村基层干部的经济状况，看有没有多吃多占现象， 然后挨家挨户搜集农民家中旧衣服、破被子和陈旧的生产工具，在村的一所学校礼堂举 办了一个“忆苦思甜展览会”。
我们想通过这个展览会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歌颂幸福的新社会，于是找来了村里 几位赤贫代表上台发言。第一位发言的是一位老婆婆，展览会上挂着的那件破得不能再 破的棉袄就是她穿的。谁知道她声泪俱下地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她控诉的不是旧社会， 而是几年前的公社化！说公社化一来，把她的自留地没收了，把她养的鸡也抓走了（那 时规定农民养家禽只能按人头数养，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的鸡”，必须充公），害得 她没吃没穿的。我一看不对劲，赶紧把她扶下台，换上另外一位老伯伯来继续控诉。不 知是不是受这位老婆婆的启发，老伯伯一上台，就苦大仇深地直接控诉起三面红旗给他 全家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其实冼村的“忆苦思甜”大会，仅仅是广大农村饱受不停政 治运动蹂躏的一个缩影而已。
我的两位哥哥参了军，我则在1966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广东省首批中学生预备党员。我提前参加了高考，差一点就被派到英国从事绝密工作
这期间，我的两位兄长都参军了。真正去当兵的是二哥小青。他不爱读书，结果先 后在三间中学里，读了三年初一。第一年是留级，第二年是退学，第三年实在读不下去
了，二哥跑到省委机关在白云山的农场呆了一年。于1963年应征入伍，到山西临汾当空
军地勤兵去了，那年他才16岁。在临走前，全家为他饯行。父亲忽然想起自己14岁离
家的情景，便在晚饭后用一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首白话诗赠二哥，后来还在《羊城晚报》
上以“老兵”的笔名发表。诗的前言说：“二儿小青应征入伍。出发前夕，喜极高歌，
赋诗相赠，一则勉他，二则自勉，但愿新兵老兵都能成为一名好兵。”二哥到部队后，
有很大进步，曾被选为华北军区大比武的代表，获得全华北手榴弹投掷第三名，并在连
队党支部办了入党手续。
1965年，大哥小斌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升大学，又算入伍，可谓是双喜临 门。大哥其实也就大我一岁，父母从小把他培养成典型，由他来带领几个弟弟。他也确 实身体力行，无论操守、功课都在广雅中学名列前茅，担任过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等。 对大哥，我是既敬佩又不服气。于是一个在广雅，一个在附中，两兄弟你追我赶，谁也 不让谁。
但大哥能考上哈军工，确实让我羡慕。哈军工在当时是全军最高科技学府，它的专 业全部属于绝密性质。学生中除部分工农子弟外，还汇集了共和国绝大部分开国元勋的 子女。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文革爆发后，毛远新回校组织了“红色 造反兵团”当司令。哈军工红反团成为全国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为毛远新捞够了政 治本钱。两年后的1968年，年仅27岁的毛远新被毛泽东爸爸、江青妈妈破格提拔，当 上全国十大军区之一的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依惯例，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皆由老红军出 身功勋卓著的上将担任。而毛泽东的这位亲侄子，没有上过一天疆场，没有一次战功而 越过班、排、连、营、团、师、军十几级台阶（包括副职），一步到位被提拔为大军区 第一政委，这是何等的破格和特殊了。
那时大哥也追随毛司令加入了红反团。后来红反团分裂为“山上派”和“山下派”。 毛远新是铁杆的“山上派”。因为毛泽东当年是在井冈山上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所以山上是革命的，山下是反革命的。大哥挺毛，也是铁杆的“山上派”。这是后话。
1965年初夏，我们正在为迎接高中毕业试作最后冲刺前的准备。一天下午第一节课， 在燥热的“白鸽楼”一楼的教室里，王屏山校长像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他表情严肃， 若有所思地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下两句诗来，我定眼一看，原来是李白《将进 酒》中最为精彩的那两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还没等我们醒悟过 来，他开门见山地向我们宣布：“经学校研究决定，你们这两个新制班下马。不参加今 年的高考，再复习一年，参加明年的高考”。然后又用李白的经历和遭遇，大讲特讲才 华和愿望的辨证关系，以此来安抚我们不能参加高考的忿满和怨恨，勉励我们这批“有 才”学子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于是乎，王校长的这一念之差，改变了两个新制班八十多 位学子的命运。
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的大辩论在1965年就展开了。学校结合实际情况，引导同学们
就“红专”道路和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世界观等问题开展辩论。这场辩论使我坚定了
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信念。
由于我敢在浪尖上搏击，在同学中的威信也日益高涨。加上在附中年年被评为三好 学生、学习标兵，父母以至祖上三代又出身贫苦，在1965年的下半学期，我这个刚满18 岁的中学生被附中党总支列为入党培养对象。与我一块列入培养对象的还有高三（3）班 的李束陆（现名李东陆）同学。
校党总支宣传委员吴紫彦老师和班主任梁琼和老师被指定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 分别与我进行了多次谈心，让我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帮我端正入党的动机，要求 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克服一些与共产党员格格不入的不良作风和倾向，不断 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
其实，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从父母身上学习到的。他们都是老党员，也为党的事业 奋斗了一辈子。而作为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能在一生中划上三道红线（少先队、 共青团、共产党），也是当时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了。那时认为入党后，一切听从党安排， 党叫干啥就啥，也就可以无愧今生，今生无悔了。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争取思想上 入党可以，要我组织上入党，是否太早了点？我没参加过社会实践，也没经历过阶级斗 争风浪的考验，一个中学生就这样可以入党啦？我左思右想就是想不通，于是迟迟不肯 递交入党申请书。
学校一看也急了，他们一方面抓紧帮我克服“患得患失”的活思想，一方面告诉我 已经基本具备入党条件，应赶紧写入党申请。于是1966年3月30日，我向党支部递交 了一份入党申请。4月3日，学校党总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我和李束陆 的入党申请。
在入党志愿书上，代表中共华师附中高中支部签名的是麦嘉祥书记（在接踵而来的 “文革”中，麦嘉祥是附中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师）。1966年5月9日，华南师范学院 党委批准我入党，预备期一年，从1966年4月3日算起。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为全省第 一批中学生预备党员之一。
入党后，我们马上进入了分科复习，准备高考了。虽然我文科一直都很强，但在分 科复习时，我还是选择了理工科。到了5月中旬，按学校要求，我和同级的几名同学提 前参加了三四门科目的考试，但当时并没在意。
6月初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到东湖省委组织招待所去找中央招生办的人，说好像 那次参加提前考试的几个人中，只有我被录取了。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找到了组织部招待所，只见房门紧锁。服务员告诉我，说6月2日住在里 面的人好像接到中央通知，都撤走回北京了。当时文革已经爆发，我也顾不上去追根问 底，扭头就赶回学校了。
三十年后的1996年，为侄女许端联系读高中事宜，我找到当时任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校长的黎明智老师。他突然问我：“你还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准备派你出国那件事 吗？”我说：“当然记得，只是去到那里后，已经没人了。也不知道要我干什么？”“那 时政审的工作是我经手的。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都给你父母出了证明，政审结果通 过了，同意你参加绝密工作。”黎老师细细道来。“要我去哪里？”我问。黎老师很肯 定地回答说：“去英国。”我纳闷了。我在中学读了六年俄语，为什么要派我去英国学 做绝密工作？带着许许多多的困惑和遗憾，我结束了六年的中学生活。
① 区梦觉（1906.5-1992.3）广东南海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务、妇女、组织等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 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平反后任省人大副主任。是中共五大、七大代表、八大 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中顾委委员，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② 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儿时为童养媳，1926年夏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务、妇女、民运工作。解放后历任粤中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书 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文革后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大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十一大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中顾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