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捷:香港需要有殺出一條血路的領頭人
香港需要有殺出一條血路的領頭人
深圳40年，從2億生產總值增长到2.6萬億，香港總產值從比深圳多百倍到被扒頭，除了其他種種原因之外，是香港缺乏一班如開創特區的習仲勋、梁湘、袁庚等為了民眾利益，舎身殺出一條血路的領頭人。
回歸前故意搗亂的彭定康不待說，歷屆特首，有哪一個能迎難而上，披荊斬棘，殺出一條血路，開出一片新天地的？當此香港經濟困頓之時，我們的當家人仍是小肚雞腸，因循守舊，只會一方面敷衍市民，一方面向國家求救，香港還有什麼希望？
眾所週知，香港有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其症結就集中表現在房屋問題上。都說香港沒有地，其實，香港有几千公頃的土地閒置未開發。只是要用起來，須冲破寡頭財團、法制規章、業主及其他方面的重重阻力。這些阻力，現在解決，“比1997年艰难十倍八倍”，所以智者拼命繞，要大填海、向廣東省租地去解決，但能避過去嗎？過三、五年，十年八年是不是就容易解決了？怕香港的經濟等不了，香港的市民不會給時間了。
早在動乱之中，我就提出，香港要的是有为香港人谋幸福的良心，敢為香港人闖路的領頭人。隨後，更提出在一兩年內大建公屋二三十萬的具體建議。大建公屋，不但是單純追一個數字，是為顯示政府真正把民生作為方向，把降低香港生產成本作為目標，敢於向最大的利益集團和因循的政府作法開刀的實際形象。我就不相信，如果讓開創深圳奇蹟的帶頭人干，用一千五百億、三五百公頃地，一兩年內建成二三十萬公屋，解決一百萬人住房難的問題，開啟香港房屋問題的良性循環。會如此束手無策？
再如疫情反複，香港實在控制不了，是否可以先向內地單向開通，讓內地的幾十萬港人，各種客人順利入港，多少幫補一下零售、餐飲、旅遊業？至少比搞些疫情未控地區的「旅遊氣泡」有實效，得民心吧？
政府之不貼地，有時令人詫異，在多數人擔心無工開的時候，去討論多加假期？在几十萬人住劏房，等上樓的時候，去研究十年八年后才生效的填海、租島？搞活經濟救香港，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目前最實際的大事，是通關，而解決通關，政府首先要解決是納入全國防疫機制還是循美歐「全民免疫」做法問題，而政府有说法吗？
國安法下，香港局勢底定。愛國教育、法律改善是大事，急不來，不是一哄而起的群眾運動可以解決的，需要我們做細致的調查硏究，周密的工作步驟，專業持久的去做。
期望特区领头人，真正分清轻重缓急，在非常之時行非常策，大開大合做些大決策，带香港巿民杀出一条生路！
附，本人的几份建言： (一) 香港乱局的对策建议
2020.1.5
（1）香港回归的意义
1997年香港回归，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交代，更是给了国家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天下，面向将来，谋大发展的绝佳机会。可惜，二十多年来，我们把一手好牌，打成了乱局，令人扼腕长恨！
香港离开母体155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走着一条与内地完全不同的路，已经完全融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最活跃，最开放的自由而放任的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有其优势，也有其弱点。收回香港，应该理解为我们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了一个飞地，利用得好，价值无限；弄得不好，也会麻烦不断。
（2）一国两制的实质
一国两制是我们极具战略眼光的上一代领导人，因应香港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的未来需要而制定的战略决策。因为只有实施一国两制，才能为大多数的香港人所接受，保障社会的稳定 。一国两制实施好了，对国家统一台湾，对一带一路，对世界各国愿意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有极大促进和示范作用。
因此，一国两制肩负着两大历史使命。其一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让香港人的福祉不断提升，由此令他们逐步与内地走近，融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二，通过国家施行的各种及时和必要的举措，减少敌对势力在香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3）一国两制的重点
许多人研究一国两制，只集中在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上，甚至只讲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关系，这不全面，会走偏方向。一国两制的主要精髓，在于怎么搞好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关键上。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到处都有，如果我们经常不断地把这个问题作为主旋律突出去讲，容易把特区政府置于和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上。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在香港尝试探索和实践一国之内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而不应因循那建立在放任的利伯维尔场基础之上，垄断腐朽的资本主义。研究香港的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改良给当地居民以至全国人民带来福祉，是一国两制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或许也能为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提供某种启示。
研究一国两制而没有提出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愿景，路线图，甚至不时发出威胁取消一国两制的声音，这是最大的政策错失。难怪资产阶级始终惊恐、中产阶层常常担心，普罗市民无所适从。因为没有讲清楚一国两制的终极目标。理论不清楚，不彻底，就不能说服群众，不能给社会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核心价值，画出一幅激励人心的共同愿景，社会就失去了凝聚力，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
（4）港人治港依靠谁
资本家、专业人士、公务员治港都试过了，效果都不好。为什么？其实, 古今中外执政者都面对一个现实：没有一个吏的团队（公务员队伍）忠诚地支持执行最高领导的意旨，管治都是空话。政府治理是一门高深的政治专业，中央政府只能恩威并施地驾驭长期浸淫其中带有惰性的公务员。但回归以来，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公务员没有升贬任免的驾驭权；公务员档案及政治部情报被搬到英国，以致不听“老雇主”话的公务员，随时可能挨到背后捅来的刀子 ；高级公务员子女多在英国读书，有资产在英美，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皆倾向西方；五万个家庭的居英权（可延续一代）是他们的最后保险。现实地讲，香港公务员是精明的买办式的中间管理层，若然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旦对立，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令他们能坚定地站在曾宣誓效忠的中国一边。
可以说，特首易寻（也难寻），要统帅5000个高级公务员和领导18万基层公务员忠诚地服务一国两制，是治理香港的头等大事。但我们基本失察失策，这是第二个重大政策错失。
（5）凭什么去搞选举
研究和阐述清楚一国两制的要旨，举起理想和愿景的旗帜，做好培育和监督公务员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共传统的“讲理论，定路线，用干部” 的拿手好戏，为何竟丢失了？ 原来精力都放在选举上面了。
当年彭定康力推政改的目标，是要把香港交到“植根于香港的民选政府手上，以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交到中央政府手上。依照英国老谋深算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惰性支持，长期训练有素的“马前卒”，一整套丰富的颜色革命实践经验和战术运用，加上国际形势的配合，在民选这个战场上，我们始终处于劣势。 有人可能认为，只要有足够资源，运用过去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一定能争取到大多数的选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近三十年死缠烂斗的泥浆摔角中。但用尽所有手段，动用了举国之力，还是三七、四六分天下。 何解？ 解释可以很多，根本就是三条：第一是没有一个理想的旗帜去号召群众，只能以「蛇斋饼粽」方式笼络选民。第二，不承认选举的实质对手，是一个与旧时代紧密联系的强大的“公务员党”。而第三，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去玩选举。我们的队伍被争抢地盘，利益交换，互相抹黑的所谓选举文化所败坏，成了明争暗斗的乌合之众。
（6）中央政府的角色
很明显，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特区，应重在管，而不在治，不要把治理的过失揽上身，代人受过。管什么？如上述：一管发展方向，二管特区官员。
首先，要研究清楚香港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误判。有些内地专家说，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反共和爱国爱港的矛盾，这不对。要对香港过去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机制作历史的分析，从香港在整个中国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其发展方向，
其次，建立起对特区公务员，包括行政、司法，立法的司级以上（相当内地中管干部）完善的任免制度。对公务员担心西方制裁损害其切身利益，要有实质的对应措施，以保证他们的忠诚度。
基本原则是督促、指令特区政府做应该做的事。例如，指令特区政府限期止暴，指令特区政府解决民生的老大难，指令特区政府制定和中央融合的发展规划。
港英时期，政府中有政治顾问一职，其时总督考虑香港权力高于一切。而政治顾问侧重从大英帝国整体利益考虑问题，参与决策，如与港督有岐见，意见直送伦敦，由首相定夺。回归后，曾由董建华聘用叶国华为政治顾问，只负责台湾关系事务，2002年炒了叶国华，从此没有了这个职位。恢复政治顾问，在政府决策层有人代表中央立场，应是题内应有之事。
工作协调上，建议中央港澳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外称都称为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办事处（暂名）、香港办事处、澳门办事处，两套班子完全合为一体。中央派驻港澳干部， 应是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少而精，取消三五年的工作限期，减少后顾之忧。
以下因应当前形势，提出的具体做法：
（7）关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就是国防和外交的具体事务，中央有毋庸置疑的管辖权。“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 此权应由驻港部队、外交公署行使。 损污国旗国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破坏中央国有企业，采取意图推翻特区政府的行动(曾有人宣示成立香港临时政府)，要求外国干预香港, 明目张胆配合反华势力攻击中国，这些都应由驻港部队、外交公署实时采取实质的强制对应行动，不能止于口头谴责。特区警方、司法部门应负起支持和辅助执行的义务。
香港是各国情报中心，不应也很难指望清理干净。中国的国安、公安、军情部门应利用主场之便，大力进行反间谍工作，并可向外渗透反间。这些工作统一由特区政治顾问（公开），港澳办香港办事处会同驻港部队、外交专员公署（内部）领导，由特区政府警察执行。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安全主要是国家专业部门的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泛化由特区负责，尤其不是由香港市民负责。换言之，关系到国家安全，并非所有人都有权发言的。当务之急，是侦察、做实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制造动乱的一些案件，予以公开，判处。即使捕几个小鱼虾，驱逐出境，也会做成震撼。现在传媒无日无之的暴露宣传，没有实质行动，只会起反效果。当然，要有23条的实时立法为最好，否则，利用现行法例，也不是无计可施。国际上的间谍案，又有几单是名正言顺的执法办理?
（8）以退为进的止暴制乱
时至今日，警方强硬，暴力升级不起来了，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支持，野猫式的袭击破坏也会很快绝趾，原因就是，香港的反对派怕死，自私，都不肯付出自己的实质牺牲。蒙脸、Be water就是最明显的符号。而古往今来没有一次成功的暴力行为不是由领导带头冲锋，付出牺牲而成功的。理论上，香港不会出现人肉炸弹，当然也要防万一。
是时候要由警方拿出权威性的证据，澄清所谓爆眼少女、警察性侵、8.31死人、科大学生被推杀等等谣言，以杜绝市民继续被蒙蔽。但是，警方只能解决止暴，维持治安，不能解决制乱。
香港动乱至今，其主流政治口号基本没变，这是它的成功。但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己显颓势，最近一次示威，喊得并不起劲。反对派主流不敢放弃这个主流口号，也有他们的考虑和苦衷，对比其他口号，接受的只是小众，而这个口号，仍是反对派的主流共识，从人数来看，香港过半数的巿民都会接受，至少不反对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接过这个口号，不和它硬碰到底，是不是打开死结的一个做法？
五大诉求，第一条已成事实。第二条对事件独立调查，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这么大的事件，也应该有个中央调查团来调查，弄清事实真象。独立调查团越大越好，也不妨让在港外国人参与，他们也是持份者。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不怕调查，即使有个事例于我不利，也可以理解。先前担心影响警队士气，现在警队经过淬火，己百炼成钢了，不必担心。至于特赦，判了之后，考虑到年龄、认错，特赦大部分是可以的，毕竟近七千人大部分是青少年，给出路是应该的。当年解放军剿匪，很多时也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林郑下台，近日好象不提了，估计怎么处理都好商量。麻烦只在于双普选，好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原则上答应在基本法框架内执行双普选，应该可以拖着解决。五大诉求，实际上只有一个要真正费心思解决，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谈判？或者干脆作一个原则的灵活的答应？
回应了五大诉求，是退了一步，但接下来就硬，硬得有道理，有底气。有人担心，让了一步，政府就没了管治权威。其实让不让这一步，现在的政府都没有了权威。政府的权威靠自己的正确进退才能赚回来，退了这一步，并不会比今日更难，而是让和理非有了个出气口，不是“做了这么多，政府毫不在意”，反对派占了这个便宜，实质上也没有増加多少力量。因为大家知道，再进一步的要求，是寸步不会让的。
不让这一步，双方僵在那里，是没明天的。现在对方步步进逼，后退一步，才有腾挪空间。
（9）选举怎么办？
刚进行的区议会选举大败，2020年立法会对方取得过半数，似乎是大概率的事了。再下一步是2021年选举委员会保住至少601席，也不容易。要力挽狂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大魄力，很难做到。所谓大魄力，就是解决掉上述的两大政策错失，走上正路。
走上正路，首先是班子实事求是的反思，然后是组织人事的大整顿（许多人可以带过立功）。真正下决心去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一国两制的开创，绝对不是送往迎来，请客吃饭，就能成事的。
打到来的选举，也只能上：1，在宏观上捡讨选举的利弊，看有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制度。2，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制度，就改变自己，打出一条生路。3，痛下决心，建设一个以建国前的共产党为榜样的选举队伍，以鲜明的理想旗帜、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一心为公的无私形象，去感召和吸引群众，放弃「蛇斋饼粽」利益交换的工作模式，真正以理念致胜。4，解散众多争宠夺利的山头，清除一切投机分子，认真整顿香港的政治力量。真的共产党，是可以赢得选票的。甚至可以考虑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参选。5，从工委开始，严肃整党，重组香港的政治核心。
要隐忍坚强 ：近期参与选举，不以胜负论英雄，志在整顿队伍，端正作风。要坚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总体政治环境没有好转，选举没有十足取胜的把握之前，就是不能够同意一人一票的所谓“真双普选”。现实已经说明，西方的选举制度并非民主的好形式，代议政制弊病很多，且其所做成的族群分裂在东方社会尤难愈合，后患无穷。
（10）在逆境中看到光明
基层警察说，换了一哥，三天就可把暴徒打到无路可逃。学校老师说，严格执行校规，学校就乱不起来。如果特区政府由上至下都硬起来，社会秩序就能恢复。凡暴力和违法，严惩不贷，公义才能彰显。不信被捕的几千人在清醒之后不担忧自己的前途，不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会收容这些滋事份子，如果有，让他们走。前所述及，凡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中央应有直接管辖权，香港法官无权放人。此招一出，「止暴制乱」即行见效。适当时候，应考虑由全国人大为特区政府国家安全法（即基本法第23条） 立法，立马在香港实施执行。
整个社会要大兴正气。现在香港每所学校都有几十万元的社会历史教育经费，用在真正的有心人手里，会起很大作用。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个阶段，都起过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香港本土的历史资材,尤其是香港抗战史，是重整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财富，应该投入比过去多十倍二十倍的资源，由真正的有心人开展历史的学习和国民意识的培养，继而推进到学校，形成系统的国民教育。这是为了阻止「去中国化」而固本培元的最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
香港政府坐拥几千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市政管理方面还是有人才的，即使如老大难的土地，房屋，综援和养老问题, 实际上都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他社会问题，只要路线改变，非常时期行非常政策，公务员队伍诚心尽责办事，加上中央指路支持，科技创新，创业创意，让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切实地和大湾区融合，或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
历史上，香港大乱之后，必有一个黄金发展期。当然有人会丧失信心，弃港而去，那就请便。香港至少有50%爱国爱港的基本群众，现在只是缺乏一个本地有为的思想领袖和中央强力的方向引领。
透过乱局，审视过去政策的错失，针对两大重点问题，下决心，从领导层的彻底整改开始, 发动全港有识之士，督促特区政府，共同制订出各种长、中、短期的工作计划, 中央直接和香港市民沟通，可以通过一个新建的平台直接对话，仿效当年起草基本法的运作模式，设立咨询架构，委任港事顾问，香港和北京两边跑互动进行，公开讨论2047后如何优化一国两制的设计，以至讨论基本法应否修改及如何修改（对话的机制，由特区政府提供便利），十年内香港必可改观。
（11）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区选之后，许多专家发表了各种解读意见，比较突出的看法，是认为香港的主流意识是反共反中，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不可救药，认为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和爱国之争，或所谓西方的《民主主义》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结论是：今后的香港将会与国家渐行渐远。这种意见并无坚实的系统的研究数据支持。他们对香港人的政治意识的讨论，目光所及，只是近40年，而且许多观点并非来自真正扎根于香港的学者。
反逃犯修例的风暴发展至今，显示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对社情民意疏于了解，对香港深层次矛盾缺乏掌握。情况不明，理论不淸，是没有可能不吃大苦头的。
历史上，香港的管治者曾经对社会事件作过客观的研究，提出并施行了正确的对策，很快把坏事变成好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远的如1967年暴动之后，麦理浩的十年善治。近的如吴梦珍对青少年骚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青少年服务工作。刘兆佳对香港社会分层进行过研究，指出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是家庭功利主义。金耀基进一步提出强势行政主导的治理思想，是一时的经典。可惜，22年半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虽然不断完善，但鲜见贴地的研究成果。
民意和上情有极大反差 ，中央听不到预警，吃的亏还少吗？
应立即组织大规模的社科调查，釆集足够的随机样品，提供真实的素材，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要真正弄淸楚现今香港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什么看法，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抱有什么期待? 背后各有什么不同的原因？
倡议各界学者访问至少百名青少年和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提供典型。中央机构应该约谈至少百名特区各级官员，香港警方应该在国安部门的配合下，调查疑似煽动暴乱的境内外人士和动乱青少年不具名地公开他们的想法。
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翔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过去这半年，香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应该收回更多。香港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任何人希望或臆断它是怎样就是怎样，只有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实质。了解民意民情，不是为了民粹，而是要因势利导，带引香港走出困境，真正做到民心回归。
在半年的动乱中，警察打不下手，法官判不下手 ，既体现了香港人普遍地原则混肴的人性，又暴露了特区政府不懂“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的妇人之仁。这种治港风格，不管它是有心还是无知，但毕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和解的后路。当年的红卫兵非常暴力，但后来的知青一代，有不少还是成了共和国40年改革开放的栋梁。
希望今天的领导学会怎样与充分接受世界自由信息的年轻人相处相知，共行互信。
希望历史会重演。
只有对国家和人民有深沉和炽热的大爱，对国家战略和人民前途抱有极度的责任感和有担当的领导人，才会有大智慧，才能在失控中找到新路，带引香港重现辉煌。
我期望着新领导带来新的气象！
( 二 )
危機，會是香港否極泰來的開始?
一場突而其來的新冠病疫席捲全球，造成了自二戰以來的最大災難，世界亂作一團。武漢遭災，失去幾千生命。在中央政府的號令下，各路醫護大軍馳援武漢，舉國傾力支持湖北。武漢及全國人民付出極大代價，困死了病毒的傳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跟隨全國的防疫，香港勉強守住了防線。但是，新冠全球肆虐，其危害之深、廣，尚不知胡底。香港前段受到重創，今日又在輸入感染的前沿，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 能否邁過生死坎，開始否極泰來？
一, 疫中有疫。
1, 疫前己疫
在這場引起全球經濟大衰退、大蕭條，危及現代文明的大疫之前，香港已經染疫。去年中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從反對政府的一項政策，鬧到要推翻政府，要香港獨立；從有大量市民同情的青年示威發展到難以控制的街頭暴行；其規模和烈度對政府的打擊，超過了香港史上的任何時候，對國內、國際上的影響也史無前例。可以說，在世界大疫爆發之前，香港已有大疫，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力撐，特區政府的管治已是芨芨可危。
2, 疫起有因
香港之疫的深層原因，就是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要點有三：第一，香港的當家人及主流民意錯誤以為堅守過去的一套就能保持穩定繁榮，缺乏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認識；第二，治港骨幹是殖民政府留下的官員，他們不認為政府的基本責任是要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第三, 未能處理好香港在區域和全球經濟競爭中的角色，以及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
由此，本來有大好發展前景的香港，活生生地走上了一條堅持原教旨資本主義，保護壟斷資本，承繼官商共治殖民遺風，被《經濟學人》定義為最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即教條、貪婪、腐敗的資本主義）之路。在人均GDP高於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前提下，香港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退休保障。貧窮人口達五分之一，二十多萬人住在人均僅五平方米的劏房. 年輕一代失去對未來的希望。沒有這個內因，任由什麼勢力挑動，也掀不起這麼大浪。
3，疫中生疫
2014年香港的占中和去年的動亂，之所以能動員大規模的民眾參與，其根本動力是由於上述的深層次矛盾，積累了對政府管治的不満。但運動沒有實在地去追究當政者的種種不是，尋求解決辦法，而是去“追後臺”，無謂地上綱上線，被別有用心地把矛頭引向了不可能實現的錯誤方向。這種群眾運動的荒謬性，在歷史上屢屢發生，遠至文革，近至“黃馬甲”，可惜當局者迷。
瘋狂的運動帶出了兩大疫症：其一，是把香港徹底割裂為兩大族群，凢事都以顏色劃線，以壓倒、消滅對方為要務。其二，不顧客觀現實，踐踏人性倫理、道德法紀，進退失據，甚至以沒有底線的 “攬炒”去達致目的。此兩症令社會禮崩樂壞，嚴重背離了香港「同舟共濟」的核心價值，從根本上損害了整個社會的免疫力。
二，疫外有役。
1,「同舟共濟」是香港的首義
香港這條船，滿載著時有爭拗的乘客，在波瀾詭秘的大海中航行多年，大家明白，無論如何，乘客都不能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裏打鬥起來，也不能全側向一邊，否則，船非沉不可。這種同舟共濟的自覺意識，是保證香港穩定繁榮的首要文化元素。
家和萬事興。有道是，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凡事錙銖必較，分得清清楚楚，一定爭拗不斷，也有違中囯人講究靈活性、模糊性、空白性的通達圓融處事方式。
船上人打成一團，在風高浪急，迷霧重重的太平洋上能不翻船？
2, 擺正香港的位置是立命之本
香港以港口為本，盡用地利時差，法制空間，順天應命，成就了若干個世界中心，賺盡了「買路錢」。資訊技術迅猛發展，中國大陸全面開放，己或多或少削減了香港位置的獲利能力；中美貿戰、新冠肆虐，使全球化一時逆轉。在全球化中最得利的地方，必然受到最大衝擊。香港這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本身產業畸型，內癆嚴重，自傷未愈，未能擺正自己的位置，一定難逃迎頭而來的厄運。
3, 最危急的時候
時至今日，無須引述太多數據指標，就可以知道香港已處未知經濟前路何在，民心極不穏定，社會衝突激化的危急關頭。香港這條船，已觸上冰山，束手待命，只有傾刻覆滅，或慢慢沉沒之分。誠然，這條船上可能有1/5的人可以跳船，曾經的豪華郵輪，船上還有直升機、救生艇，頭等艙的客人以至某些掌舵人可以輕易離去，指望他們再現鐵達尼號船長、紳士高尚情操的機會不大，大部分的乘客將被拋到深海，自求多福。
要改變命運，只有打好理順人心，拯救經濟兩大戰役！
三，同舟共濟，否極泰來
易經有雲：陽極生陰，陰極成陽，事物沒有絕對的好壞，泰與否，得與失，會在片刻間達到轉變。不知道是不是蒼天眼，在香港烈火熊熊之際，對疫症的恐懼暫時澆滅了聚眾街頭，裝修私了的衝動。倏然而來的經濟肅條，令無憂少年感知了攬炒的後果。向死而生，香港似乎有了否極泰來的機會。
1, 轉危為機需要大格局
香港之疫，新冠是外來感染，嚴防死守，等待疫苗，總有解決之日。重要的是要生成自身免疫力，正氣存內，才能邪不外侵。必須直面和解決社會的深層結構問題，即是要認真弄清楚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究竟要怎麼搞的問題，徹底改變執政思維。深層次結構矛盾無法通過某個政策或人事的變動來達到，卻能夠在一個大危機，大變局的關頭，站在更高的格局去挖掘到問題本質，下決心動大手術去改變它。只徘徊在個別政策的爭論，勢必延誤解決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時機。
君不見，在香港社會佔有最大資源的財團對拯救香港仍置身圈外？諸多的社團組織並不是力聚人心，幫助醫療機構工作，而是各謀私利？廟堂內兩派仍不聯手，只為自身席位爭鬥？ 對比中國內地各方齊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社區嚴管，守望相助；英國七十多萬人當志願者；歐美全民為醫護鼓掌；香港如何自處？背後原因又是什麼？ 香港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發展前景以聚攏人心，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政府去彌合社會撕裂，去帶領人民決斷地找到經濟出路。只把所有問題歸咎於外力，轉危為安將有如緣木求魚！如果以為趁抗疫能壓住前段走偏了的民情，靠派錢能解決香港的結構問題，可能引致香港再一輪的沉淪。
2，理順人心，才是大義理
要轉危為安，首要理順人心。理順人心，須有大道理，抓住主要矛盾，即是要講清楚香港要搞什麼樣的資本主義？這是基本法，一囯兩制最重要而最被忽略的議題。作為市民眾生來說，最簡單的是要有一個公平公正，人性自由的社會，不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如何去做，許多問題需要去探討，重要的是要有改變不合理現狀的開始，要有當政者的承諾。
還要有個小道理，要安撫前段做了過激行動的市民，了卻一個心結。有些訴求，政府不妨考慮：修例已經撤銷；動亂產生的原因應該深入全面的調查，以防止今後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拘捕人員中，經審判後，有些認罪好，年紀輕的可以特赦；在整個過程中執法人以至領導人，如果犯了錯誤，可以追責。這幾點做了，相信相當部分的人心可以理順。
香港有難，靠少數人不能力挽狂瀾，總要讓更多人合力才好。君子有道，小人退也。小心謹慎地研究民情民意，注意人的感受，不要逼到小人走投無路。因勢利導，以人為本，把香港最大多數市民當作一家人看待，以愛心解開疫情爆發以來百姓的心結，使大家都成為這條船上的主人，才能走出新天地。
3, 破局，需要大手筆
人所共知，香港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最大的表症就是房價冠絶全球，衍生出其他無數的弊端。政府建設為低下層兜底的公營房屋，同時給私樓巿場以價格自由，這條正路多年來受阻於地產界的貪得無厭和政府部門的不作為。值此危急之際，建議政府推出兩年大建公屋三十萬套計畫，以打開解決深層次問題的缺口，重振信心。
目前輪候公屋在冊近三十萬戶，輪候期至少五年，有些長達十年。兩年內解決積存戶，至少近百萬人直接受益。其後的輪候者，包括許多青年，可望三年上樓，會大大改善他們的人生規劃，改變對政府的信心。建設三十萬套公屋，估計耗資一千五百億，耗地三百公頃。除了政府手中的地，地產商手中囤的地，也可以先免補地價，參與發展，三五年後視當時市場酌情補收。這樣一來，三行有工開，土地變活成產業鏈，大家有生路。這項投資於香港勞動力成本的計畫須特事快辦，也衝擊政府的官僚作風。作為補充，政府還可以考慮進口內地組裝的「地球倉」貨櫃式酒店房，它自帶太陽能及淨化水系統，無需地基、下水道。只要在通水電的地方就能擺放。面積16平方米，售價30萬元，可用30年。花上150億，半年內就可以有五萬套臨時房屋（青年宿舍）供應。
另外，大疫之時，失業和破產是離我們最近的危機,而「活下去」是所有市民的最低要求。香港社會保障太少，遇到危機市民未必能得到及時救助，尤其在社會割裂的當下, 臨時派錢，各方爭搶，一下用掉二千億，多年積存很快會用光。因此，建議發行三千億元救港債卷，用作為全港市民兜底。豁免資產審查，讓暫時失去謀生手段, 未能在現行社福政策下受惠的市民和弱勢社群, 尤其是沒有生活來源的老人保底，讓全體港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保住基本的生活。債卷首先動員大財團（包括中資）認購，可要求在九七之後賺錢的公司，按其純利百分之幾作為良心目標數，否則，如何體現社會責任？對弱勢社群的態度，是社會道德的標誌，要恢復倫常道德，既得利益者怎能不率先作出大貢獻？ 汶川地震時，香港捐款逾二百億元，這次救自己，更應該盡責。疫後，政府即應建立失業援助和全民退休養老制度，而不是以小修小補的關愛基金應付民意。
以上兩個建議，實質上是要求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負起彌補制度缺失的責任，在災難面前給全港市民一顆定心丸，才算真正的全民抗疫，才是善治的開始。目前，香港還有條件這樣做，只要「活下來」，香港人自有求變的韌力和搞好經濟的智慧！這顆定心丸派出了，還愁沒有選票嗎?
4，香港人要有大眼光
上面所說，仍是用錢解決問題，而凡用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否極泰來，需要香港人有大眼光。
大眼光之一：此次疫情很嚴重，各國國內民粹民族主義上升，互相封鎖，全球化一時倒退，但是它不足以顛覆整個世界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過去四十多年主導美國與中國兩大經濟體明爭暗鬥的軸心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基於世界和平與合作互利的理性現實主義。中美之間，大勢是鬥而不破，合作還是主流。而香港所處的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經濟命脈依賴及政體都註定了只能站在中國的一邊。如果接受不了這個現實的人，只有離開。
大眼光之二：全球戰新冠病疫的發展，終究會走上國際合作的理智道路。其後，可能有個世界經濟「脫中」的階段。而拜歷史所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必然是中美之間，各區域交流合作之間最好的溝通橋樑。坦白講，中國內地與外界社會有阻隔，香港就有敏銳捕捉時機，促使雙方關係緩和，黏合國際合作協調的圖利空間。
大眼光之三：經此大疫，各國安全性考量會上升，中國亦然。任何外國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改變。基本法23條的立法必定加快, 今後，安全事務歸國家，自由發展歸香港，是必然之義。
也就是說，國家的駐港機構、駐軍和外交部專員公署，要把國防和外交真正管起來。要在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的配合下，管理在港領館及外國涉政治社團，偵破外國敵對勢力在港的破壞並繩之以法，出手鎮壓一切恐怖活動，真正切斷外敵對香港的干預和破壞。在23條的統制下，特區政府也應大力取締港獨行為，使香港人有一條清晰的紅線。
紅線之內，香港市民得在基本法規定下，繼續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選舉立法會，選舉特區行政首長，並承擔選舉帶來的一切後果。大疫之後，或者在未來半年之內，香港應該有個大變，既要戰勝輸入的新冠病疫，又要戰勝自己的內疫，大家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防其所當防，才有否極泰來的一天。。
4,否極泰來，全在一念之間。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命運，從根本上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人們面對共同敵人，社會受到巨大衝擊破壞後，大白其情，往往更易融合，跨過分歧，超越糾結。我們不要錯過了這個時機。只要目標正大，方向明確，同舟共濟，眾志成城，終將達到否極泰來！
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英國首相邱吉爾說：千萬不要浪費每一場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大道至簡，知易行難，就看當家人行與不行了。
2020.4.15
(三)
對大聯盟之一喜，一忧及三大期盼
2020.4.27
报載，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牽頭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下簡称大聯盟)，以譚耀宗為秘書長，雲集本港政商界一千多人，籌建工作接近尾聲。闻之一喜，一忧，三期盼。
一喜：香港回归以来最豪华的阵营认识到，「這是幾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香港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呼籲全體港人拒絕被「攬炒」，拒絕被破壞，拒絕被撕裂，下决心，推動香港再出發。
一忧：不是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也不是说前CEO回流主政参政就未必不好。但毕竟前二十多年，都是这批人主政、议政，出主意和实际行动的，香港搞成目前这种局面，总有些做错或做得不好的地方吧？如果沒有一个深刻反思的大改，只扯起一面大王旗，继续沿用旧人事、旧思路、旧手法，经费充足而往坏车猛加油，仍然很难令人有信心。
以笔者在港三十多年的工作和所见，香港乱局产生，除有其难以左右的外部原因，还有其相当深刻的内部原因，因此，本人对“大联盟”持三大期盼。
第一大期盼，是能够看准香港社会的主要问题，带动社会用全力去解决它。
我以為，香港的核心问题是：
一个关键：研究一国两制过份聚焦一囯与香港的关系，没有着重研究香港这一制怎么搞?致香港的资本主义走上了腐朽之路。
两大失策：一是沒能大力安撫、改造、提升实际治理香港的骨干之公务员队伍。二是被引导全力投入选举活动，而选举文化既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也败坏了本应对香港全局负责的参政队伍。 由是引发了三大现实问题：一是香港经济活力不断萎缩，大部分市民生活实质下降。二是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迁怒于国家，或归於外部破坏，而前者居多。三是教育、舆论方面在囯民道德指引上的失守，导致青少年迷失了方向，成为最大的易感人群。
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香港成了敌对势力配合国际形势制约中国的特佳活动空间,它们可以利用任何机会发起攻击，而当家人对此既无足够的警惕，也无实际制约的决心和措施。 循序解决上述问题才是真正的治理路线图，单就具体事件论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处於危局的香港,大联盟最需要的是一声寻回香港同舟共济灵魂的巨响。拿出一套方针，提出一个精准的口号，做一两件大事，真正聚起人心。我们不需要成千上万的啦啦队员，而需要真正适应网络战的火箭军，大联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供应适用、致胜的武器弹药，一如抗日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丘吉尔的決战演讲，罗斯福的围炉夜话，以及斯大林的铁甲洪流。组织多少万人签名、集会、上亍,和人家比數人头，不是好办法。
第二大期盼，是能够認清形勢，做大事。
天下大疫，中国依靠强力领导，打赢了第一战役，保住了一片净土。但世界仍在大乱,不久之后，中国可能遭到群殴，會有一個"脱中"的过程。正是看到了未来的危机，中央政府才提出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底线思维”。香港不可不知，在未来相当日子里，香港或可以再次发挥中国"气眼"的作用，或在中美博弈"打刼"中墜入深渊。(气眼和打刼都是下围棋中的术语）,香港首先要自保，要活下去,因此我强烈建议二：
一是促成政府推出"兩年大建公屋三十萬套"計畫，香港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最大的表症就是房價冠絶全球，衍生出其他無數的弊端。政府建設為低下層兜底的公營房屋，同時給私樓巿場以價格自由，這條正路多年來受阻於地產界的貪得無厭和政府部門的不作為。值此危急之際，政府推出兩年大建公屋三十萬套計畫，做最切实际的基建投资，估計耗資一千五百億，耗地三百公頃。兩年內解決積存戶，至少近百萬人直接受益。其後的輪候者，包括許多青年，可望三年上樓，會大大改善他們的人生規劃，改變對政府的信心。這樣一來，三行有工開，土地變活成產業鏈，大家有生路。這項投資於香港勞動力成本的計畫須特事快辦，也衝擊政府的官僚作風。更打开了解決深層次問題的缺口，重振信心。
二是發行"三千億元救港債卷"，用作為全港市民兜底。讓暫時失去謀生手段, 未能在現行社福政策下受惠的市民和弱勢社群, 尤其是沒有生活來源的老人保底，讓全體港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保住基本的生活。債卷首先動員大財團（包括中資）認購，可要求在九七之後賺錢的公司，按其純利百分之幾作為良心目標數，否則，如何體現社會責任？對弱勢社群的態度，是社會道德的標誌，要恢復倫常道德，既得利益者怎能不率先作出大貢獻？
这两项不但是为全港市民派出的定心丸，而且是救生圈。只要「活下來」，香港人自有求變的韌力和搞好經濟的智慧！
这两项的成敗關鍵，首先在把实际掌握行政资源的公务员动员起来，再不各怀心思，懒政庸政。其次在促使香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真正与七百万市民站在一起，同舟共济，而不是站在圈外，黄台收瓜。很高兴看到大联盟中有众多地产商，还听闻李超人位列譚惠珠和李惠瓊之間，如果能开啟真的合作，香港就有真希望。
第三大期盼，大联盟能夠促成全港市民的大联合。
既要再出发，就不能只在同温层里求知音，只在老粉丝中找力量，一定要扩展到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群。期盼开始筹建大平台，与香港各持分者平等对话。
笔者曾经历八、九十年代香港回归的过程，当年中英斗争激烈，社会对立嚴重，人心和经济的动荡惊心动魄。但始终还有一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谘委会平台，经过旷日持久的沟通、协商，终于制定出来一部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法。今天，香港任何人都面对一個大危机，可不可以设法再构建一个大平台，让不同意见的人都有一个理智沟通的会堂，而不需要让暴力对抗成为主要表达形式?
我不贊成把香港的主要矛盾定義為爱囯家和反国家的矛盾，把港人簡單分成爱囯爱港和反对的两大派，非要用壮大一派，消灭另一派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相信香港大多数人是爱港的，从爱港到爱囯只是一步之遥，关键在于当家人的引導工作。反港反中的势力一定有，外来的干扰很大,香港忠於外囯的人也不少。中央政府的责任是在香港真正把囯防和外交管起来，也就是說，國家的駐港機構、駐軍和外交部專員公署，要在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的配合下，管理在港領館及外國涉政治社團，偵破外國敵對勢力在港的破壞並繩之以法，出手鎮壓一切恐怖活動，真正切斷外敵對香港的干預和破壞。應該立即在立法會展開23条立法，如果行不通，由人大立法，香港执行。在23條的統制下，特區政府應大力取締港獨行為，使香港人有一條清晰的紅線。红线之內，都是同坐一条船的同胞,可以就一切問題，包括「五大訴求」進行溝通、交流、談判，总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當然，有人不願意接受會議協商的方式，要在亍頭表演行為藝術，只要不犯法，也有自由。如果违法，照抓不誤。如果是持有外籍而又要在香港搗亂者，可考慮仿效英國人的做法，递解出境。面對日益變幻的囯際形勢，穩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再不能拖延不決了。。
我期盼中的協商平台如果构建得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类新型的议政参政机构，与民选机构相互补充。英美都有两个议院、议会，中国有人大、政协，香港的民意为何不可以有两个渠道表达? 这说不定可以成为香港政制的一個嘗試，也是基本法修订的一个议题。
当然，我一介市民，知之不多，也许看法有偏差,對大聯盟也許抱著過於理想化的期盼。只是近期确实看不到有对香港整体社会现状的科学研究，一如三十多年前刘兆佳对社会分层研究，导出关信基行政吸纳政治的政策一样。市面上充斥的是两派意见的对骂，真正能够提供給港人思考的材料太少。
唯有期望在香港當家人的引導下，大家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防其所當防，爭取到否極泰來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