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承认文革经济是大发展，没有经济崩溃

经济混乱,1966-1969年

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论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重要数据是本文分析的基础,列于表8、表9和表10之中。这些表格所提供的信息既清楚,又连贯。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年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0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尽管各个省份的混乱程度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在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都经历了严重的混乱。在这个格 局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上海,这里的工业生产只在1967年年中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到1968年,上海的工业恢复并超过了1966年前的最高水平。由于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的基地,他们如果搞了一套更具试验性和潜在破坏力很大的经济政策,便不会成为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对上海在1966-1976年间的经济情况一鳞半爪的了解告诉我们,上海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极其相似。在此期间,上海总的工业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65一1978年间上海为8.3%,全国平均增长率为10.2%),而这样的结果是从50年代开始的那个政策的体现,其目的是将工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开。
全国的农业与工业相比,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年和1969年,粮食产量下降;1969年和1970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通常能从中反映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年和1969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降,部分是由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供应量下降了30%多。1966一1968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到1970年,工农业不仅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年或1967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的方针也恢复了。简言之,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年,仅仅如此而已,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在较长的时期里,出于害怕政治报复,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们遇到新问题和新机会时,应变能力受到严重的压抑,尽管这些压制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70年代后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对此,我们将在以下部分进行系统的论述。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大跃进”之后,粮食产量下降了26%,棉花产量也与1958年的最高产量相差38%。1961年,私人农业活动事实上被消灭之后,生猪的头数仅是1957年最高水平的52%。 关于“大跃进”及以后的灾难期的工业数据,解释起来较为棘手,不管怎么说,1961-1962年这段时间的工业总产量显然要比1958-1959年间的最高产量低。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谎报成绩 1958-1959年的最高产量被夸大了。另外,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处于同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跃进”没发生的话,仅凭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便开始兴建的工厂和设备,1958年和1959年的工业产量也会迅速提高的。此外,从苏联购买的许多成套的工厂1958年和1959年均已到货,因 此,60年代初期,工业产量本应不断地迅速增长。但事实却是,工业产量在1961年和1962年急剧下降,最早到1965年才完全恢复。当然,苏联在发出通知后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便撤走了技术援助,这多多少少地减缓了恢复的速度。
从许多方面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好通过下一节的表14和表15对有关投资生产比(资本一产出的比率)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看出。这些数据表明,巨额的投资仅带来了产量的有限增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增长。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历过的。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仅凭用军队平息红卫兵的办法,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工业发展战略,1966-1976年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化大革命”是否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年之前,大的方针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 1977年前也未出现。这种政策上的连续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订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停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界的观察家走得过远,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在;但是表11的数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几 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尤其是计划制订者们软弱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炮制。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使人们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约有1/3受到清洗,而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仍在办公室上班,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部有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而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里懂经济、能接替他们的人,如果还有的话,也为数很少。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委中,有1/10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作。如果面临重大变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早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这一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常因其名而被称为费尔德曼一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假设。在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决择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机械和电力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装和食品之类能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择的深刻意义的话,下列两个假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一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投入更多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一个。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年代 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产品,那么,鉴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将近20%的投资 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仅须中国自产。其实,进口的1/3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口。
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其原因尚不全为人们所知。例如,60年代中期,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之相反,较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

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年和1979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然而,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开始实行。如表12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趋向。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这两个时期进口率处于最低水平。前者是由于严重混乱和1959—1961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后者是1967-1969年经济混乱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反对盲目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言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60年代后期,钢、铜、化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进口达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进口下降,但这主要是国内收成较好使然。机械和设备的进口在1968和1969年中骤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敌视国外技术的缘故,而1967年和1968年工业遭到的全面破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总的来说1966-1970年总进口额的票面价值,与1953-1957年大体相当;从票面价值来看, 1971-1975年的进口额几乎超过1953-1957年水平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1966-1970年的外贸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年的水平了,而直到1975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简言之,即使在外贸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保持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的封闭的经济战略,而没有偏离丝毫。

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一马哈拉诺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最大的投资被引到生产资料部门,而没引向能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工厂。在表13中,项目的分类不基精确,但基本信息还是清楚的。全部投资的3/4用来制造机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的机器,或用来进行该部门的基础建设。1963-1965年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下降,但这更多地是由于1959一1961年的危机后恢复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长期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现有的工厂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人民仅能勉强满足他们最低生存需求的情况下,把大宗资金投入新型的重工业工厂是没什么意义的。恢复时期结束后,投向生产资料的资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跃进”时期的水平。

根据费尔德曼一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制订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准方面,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投资率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订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一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一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一产出比率,但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一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相关的投资的60%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一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本投下到开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 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外,不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就付出的资本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一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能新油田是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的,也可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人民币，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一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1979年中国打人越南之前,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年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