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牧之,不是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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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欧洲金靴 Europe金靴 20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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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演讲报告时有过这样两段话: “文化大革命虽然最后使得毛泽东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时,他通过他这样一个不成功的探索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恒的课题、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不是因为说出来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

“为人民行军” 古田会议筹备前夕,一次士兵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

毛泽东抓住这些典型事例,与大家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1929年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终于等来了载入史册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旧制军阀的最显著标志。

“为人民行军”,毛泽东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群众为什么骂我们”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现场联席会议,当天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死。

当时有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啊,咋不打死毛泽东!”

保安人员大惊失色,要把他抓起来当反革命处置。毛泽东听闻后立刻制止:“你们倒是应该去调查一下,群众为什么骂我们。”

调查结果是,边区军队人员过多、导致征粮征物太多,老百姓滋生了不满情绪。

这件事深深震动了毛泽东,此后边区政府开始了有计划的精兵简政,并加大了机关生产的力度。

“毛主席万岁!”

这句话我们一直在喊,一直在传播,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最早的出处,以及毛主席本人对这句话的态度。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们非常感怀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目睹了地主老财的远去,十分感激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纷纷给毛主席发去献词。

在这其中,吴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位英雄代表,在献词中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随后,献词被刊登在1943年12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当时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等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给毛主席的献词中也有“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是已知的、根据史料可以查证的最早的“毛主席万岁”。

1945年4月,七大召开,朱老总在做完军事报告后,激动的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 在建军、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止一次与朱德发生过意见相左,但是往往最终事实都证明不拿枪杆子的毛泽东,总是能够引领枪炮兵马走向正确的地方。

朱老总的这句“万岁”,可谓肺腑。

随后,周恩来也在大会讲话结尾时喊出了这两句口号。

从此,“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民间流传开来,在成为党刊党报习惯引用的口号。

两年后的秋天,毛主席去佳县城看黄河时,在城楼上被老乡认出来,老乡们远远高喊:“毛主席来了!”,看到的人注目望去,纷纷激动的向主席招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一句发自肺腑的感言,老乡们在喊,游击队员们在喊,解放军同志们在喊,党内也有人在喊。 可是,毛主席本人对这样的拥戴场景是什么态度呢?

1947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曾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想要在华大建校典礼上提出“主要的就是要学毛泽东主义”,意思是想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让周总理去和毛主席商议。

原本,连“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毛主席都反复强调:“以我名字命名,可以;但这是全党同志的革命智慧结晶”,那么对于所谓“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又是如何看待呢?

两天后,8月15日,毛主席亲自回电: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把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两年后,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并宣读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其中有一句话语是“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这是毛主席生平唯一一次给自己“戴帽子”,冠以了“领袖”一词。

但其实,这也并非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在会议代表们原本强烈要求加上的“爱戴”、“万岁”、“领袖”等词语中,折中挑选的。

即便如此,他还执意在“领袖”前面加上了“人民”。

1956年,田家英曾在党内通气会上披露,主席对他说过,“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

“我们农民就认毛主席!”

1949年6月1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顺利闭幕。

在闭幕式上,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与会的民主人士当即表示异议,并笑嘻嘻地说:“不必了吧!”

此话一出,迅速点燃了当场一位农民代表的火气。

这位农民站了起来,大声呵道:“怎么不必?我们农民就认共产党,就认毛主席,就认解放军!”

“因为毛主席”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我军重重包围和政治教育之下,正式率军起义,编入我军编制。

1949年1月2日,第60军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并在一年后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

尤其在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在第四次战役中,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更是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同样的一批人,差别在哪里?为何而改变?

后来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曾泽生,只落下五个字:“因为毛主席。”

“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2008年,杭州市有关方面将司徒雷登“请”到了西子湖畔,给他安了个华丽丽的司徒雷登之墓——是的,就是毛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名篇《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位燕京大学校长。

毛主席1949年8月30日在《“友谊”,还是侵略?》中,早就给出过评价: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

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司徒雷登竟然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兴奋的南方系媒体闻讯而动,《南方周末》更是傲气万丈地大笔一挥、头版刊载《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坐镇江南,叫板北方。

“个人崇拜”

2010年4月,一本著名的杂志《XX春秋》刊载了一篇文,引述了一段“史料”,一本正经地声称:

“陈友群谈及道,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劳动节口号,最后两句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而毛泽东则在后面亲自批注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真的历史是这样吗?

这件事当时引起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注,特地去查阅了档案。

最后找到原件时发现,1950年那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共5页纸,一共35条,最后两句即第34、35条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并非《XX春秋》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草之后,胡乔木先是送给少奇同志审阅,少奇同志删去了第34条,并把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成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继而交给了毛主席本人审阅。

当年的4月18日,稿件被送到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在4月21日对其中3条作了修改:

① 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② 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③ 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

其他地方没有改动。

在这份档案上,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一目了然。

给毛主席加上“万岁”的是少奇同志,而不是毛主席自己。

《XX春秋》搞这样的把戏,无非是想把脏水往主席身上泼,特别是“大搞个人崇拜”这桶最脏最脏的恶臭污水。

那么好,就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同志在他领导下的新中国,都是怎么“大搞个人崇拜”的:

“都拆光了,还能给历史留下什么!”

可是在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还是发出了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非常诡异的指示。

里面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1987年,有关单位又发出通知,大意是在做好群众宣传工作的前提下,“拆除毛泽东塑像。”

此后,全国多数毛主席塑像相继被拆除或整体埋入地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地区,毛主席塑像更是被全部拆掉。

同在那段时期,曾作为成都市天府广场毛泽东塑像工程部雕塑组组长的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龙德辉教授,也接到有关单位的询问,问他天府广场上的毛泽东塑像的内部结构,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拆除掉?

当时龙教授回答:“13米高的塑像由13块汉白玉拼叠而成,石料内部贯穿后用预应力的方法锁紧,想一夜拆除根本办不到……”

而一些成都市民那时在得知要拆除塑像后,自发来到天府广场将塑像围拢起来。

同样的一幕当时也在喀什、图们等地出现。

包括后来成为云南省级保护文物的丽江东方红广场上的毛塑像,那时也曾被计划拆除。据一位当地老人后来讲,当时县里联系了施工单位,但是当施工单位得知工程任务是“拆除毛主席塑像”时,便婉拒了。

同一时期在沈阳,对红旗广场毛塑像的去留问题,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责成下属走访参与塑像建造的部队、美院、工厂等单位,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

结果多数人建议保留下来。

著名雕塑家何中令更是义愤填膺:“都拆光了,我们还能给历史留下什么!”

历史是颠簸的,人心则是通透的。

到了1993年,经历了改开十余年的翻复激荡,在人心动荡与迷茫中,新的毛主席塑像竟然又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日,相继在全国各地出现。

90年代很多新的塑像高度为7.1米、8.1米、10.1米或是12.26米,基座高度很多则是5.16米——热爱毛主席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数字的寓意。

“毛主席啊,我们没给您丢脸”

1952年2月1日,毛主席向驻疆10万将士正式发布命令: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在世界军事史上,大概没有谁会把一道军事命令写得这样富有激情和诗意。

次年5月,十六师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五师;6月,步兵第五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6月5日,十七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六师;同年冬,六师师部迁至五家渠。

誓师大会上,王震大声问战士们:“咱们要建设新疆,办工厂农场没钱,怎么办?向毛主席要吗?”

战士们齐吼:“不!”

“向新疆人民要吗?”

战士们齐吼:“不!”

“那钱从哪儿来呀?”

战士们全傻眼了。

王震激情澎湃地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咱自己身上出!咱都是穷光蛋,过惯了穷日子,一年一套军装改两年发一套行不行?咱都没钱,军装要那么多口袋有个屁用!改两个口袋行不行?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不用讲什么军人风度,把衣领去掉行不行?”

10万官兵就这样自制砍土镘、犁杖等农具6万余件,开荒84万亩、造林1065亩,当年6月即吃上了自种蔬菜,7月即吃上自种粮食、瓜果;至第二年主副食全部实现自给,此后年年向国家交售大量富余的农副产品。

到了90年代,兵团首长到47团慰问退伍老兵,问他们有什么要求。

老兵们说,我们当年从进驻和田那天起,50多年了没出过大漠,没坐过火车没见过城市,甚至没到过60公里之外的和田。

首长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

经兵团安排,1994年10月,尚能行动的17位屯疆老兵终于坐上火车,到达他们早就听闻的“戈壁明珠”——石河子新城。

面对广场上矗立的王震将军雕像,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任何人命令,步履蹒跚的老军人们自动列队、颤抖着老手向王震将军行了庄严的军礼。

肃立在最前列的李炳清大声说:“报告司令员,我们是原五师15团的战士,你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着,老兵们扯开苍老而嘶哑的歌喉,唱起了一支老军歌《走,跟着毛泽东走》。

歌声中,老人们泪水纵横,“毛主席啊,我们对得起您啊…没给您丢脸,没让新疆丢脸!”

“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

1990年3月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王震发言:“毛主席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言罢稍顿,王震将军接着猛书:“肯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决不叫ji左思想!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不少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这是“ji左”这个词,最后一次在最高场合由领导层人士口述。

王老痛陈胸中悲愤的原因,是他在那时近两年来对于社会思潮污化、人心不古的哀凉。

1988年6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六集纪录片《HS》,就此掀开一场全国性思想辩论的序幕。

准确而言,关于思想的辩论、主义的探讨、道路的选择,早在1981年的《决议》之后就开始了。

有多少义愤填膺的指责,就有多少油头粉面的捍卫。

那年6月,王震正在湖南岳阳视察。一天晚上,看完了新闻联播,接着播出的《HS》不经意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回到北京后,他叫人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借来《HS》录像带,并从市面买回《〈HS〉解说词》,同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反复观看、议论。

为了更准确地把准它的实质,王震曾先后与邓力群、林默涵、曹禹、周谷城、刘白羽等以及许多来访者一起探讨,还给李XN、彭Z等送去《HS》的录像带和解说词,请他们关注这部电视片的错误倾向。

经过反复地观看、思索、剖析,王震深深感到,《HS》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其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的思想,是一杯穿肠的毒药。

当时《HS》不仅中央电视台播放,官方的机关报刊也开辟专版连载《〈HS〉解说词》以及各处座谈会关于《HS》的文章,连篇累牍一片叫好。

到了1988年的8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竟又重播《HS》——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央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这是绝无仅有之事。

看到重播《HS》,王震彻底地怒了:“看来,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HS》当做他们的政治宣言了!”

从此,王震开始在各种场合抨击《HS》。

1988年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和报社其他两位同志,向他们了解有关《HS》的报道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交谈了对这部电影的意见。

王震激愤抒言:“《HS》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舆论工具对《HS》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1988年9月30日上午,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史上,王震临时要求发言,激动地说:“看了《HS》,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HS》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HS》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针对《HS》的问题,王震由此引申,开始重新大谈已经偃旗息鼓近十年的毛泽东话题。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HS》时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注: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

1988年12月17日,王震在三亚与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这本书中“当我们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醒来”这句话时说:“清朝有一段是闭关锁国,孙中山不闭关,我们毛主席不闭关。40年代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曾经给我谈过,革命胜利后他准备到美国看一看,看他们是怎么搞工业的。可我们胜利后,人家封锁你。” 1989年5月11日,王震对前来看望的李鹏说:“XP同志讲搞活开放,我赞成。但你能说毛泽东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实质上真有人这样批毛的。那时帝国主义封锁,谁跟你往来?50年代日本在北京搞一个工业展览会,要挂日本国旗,学生们反对,毛主席出来讲话才行了。”

很显然,谈《HS》就没法不谈毛主席,就像向右拐时,总能迎头撞上向左走的同志。

《HS》培养、孵化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他们被称为“HS一代”,略贬义,但一度是勋章般的骄傲。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主席去世后,所遗留的全部现金财产只有工作人员找到的7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行的人民币,合计不到今天的10元。 毛新宇曾述:“从爷爷去世以后,他老人家的全部遗产,包括生前用过的遗物,一律都由中央办公厅保管,不仅我的父母,李敏、李讷姑姑都没从爷爷那儿分到遗产。”

从1964年就开始负责给毛主席记账的吴连登说:“临终的时候家里只有几百元钱,这是主席的全部财产,最后这个钱也交了公。另外,主席的银行户头里没有一分钱存款。”

在毛主席去世后,处理主席稿费的是XP同志。

他说:“主席生前没有安排,那就全部上交中央办公厅交了党费。”

所以,按照他的意见,毛主席的稿费全部上交给了中央办公厅。

严格来说,“毛主席稿费”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笔款项从来就是公产,而不是主席的个人资产。

XP同志处理这笔款项的这个决定和主席生前稿费的最终处理结果,当年也是传达到全党的,当年党内全都知道。 李讷后来曾因生活困难想要支一些父亲遗留的稿费,还被汪和华拒绝,“这是党产,个人不能使用。”

回想毛著作发行量最大的六七十年代,我国那时取消了稿费制度,但发行到境外的许多国家(据传发行量一度超出《圣经》)都有稿费制度,因而给予了稿费。

那本著名的「毛家账本」大家都很熟悉,于1990年10月中央警卫局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在清理交接毛泽东生前遗物时被发现,在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也是在1994年,当年的5月29日,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在瞻仰(雷洁琼自己用词)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时,首度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这句名言本是出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三大碑林之湖南浯溪碑林中晚清名臣吴大澄《峿台铭》中的用语。

雷洁琼在看到毛主席生前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和一双补了又补、最后被鞋匠丢了又拾回来再穿的皮拖鞋时,实在忍不住,题下这句八字警言。

雷老当时还动情地说道:“毛主席,他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

“国父”与“孔圣”

2011年,距离正本清源、扭转船头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国舆论场群魔乱舞之最高峰,同时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今再看已是昨。

2011年9月3日,电影《国父孙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宣布该片正式更名为《第一大总统》,并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导演王才涛携邱心志、聂玫、田亮等参演明星到场。

孙中山,竟成了“国父”。

这一年还有另一件大事。

2011年1月11日,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这样一尊基座1.6米,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

它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它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可视。

整整一百天后,孔子又悄悄然被移出了神圣的天安门。

回想1973年8月5日,毛主席曾写就名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全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王洪文其时直陈:“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这一年的11月1日,《红旗》杂志在当年度的第11期中刊载这样一篇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里面专门有述: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LSQ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LSQ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LSQ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毛主席曾直截了当地揭露过,一切反人民的统治者都必然会搬出孔子,把孔子当作圣人顶礼膜拜。

孔子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妥妥的资产阶级法权。

所以鲁迅、毛主席等坚持为人民挥墨的大家,一向是反孔的,从追求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一路反到为民请命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约莫四十年之后,2011年孔子登台天安门,与孙先生的画像此起彼伏,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至于马恩列斯四位导师的巨幅画像,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早已不见,徒剩孤独的毛主席像,静静地在城楼上凝望着歌舞升平……

你是牧之,不是麻子

从前我以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后来发现我错了,历史是由写历史的人写的。

所以,你,真傻。

你损害了士大夫们的利益,完全忘了他们的笔杆子能让你遗臭万年;你维护了人民百姓的利益,最多被传唱几十年而已。

而几十年之后,这些百姓的后代们就开始依照着士大夫们主编的历史,变着法骂你了。

历史上鲜有农民起义军是文明之师:东汉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国……无不奸淫掳掠,比起统治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偏偏只有你的部队,从井冈山开始便唱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让后辈的公知与历史砖家们怎么吃饭? 历史上鲜有“锄豪强,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实:自公元前7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来,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 偏偏只有你这个泥腿子的土地革命,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的特权,让广大农民翻身——你让士大夫阶层与地主后代怎能不在你死后反攻倒算?

所以,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历史就偏偏出了你这样的傻子,不顾生前身后名,偏要讨好那些拿着镰刀的农民和拿着锤子的工人——真土掉渣!

不顾死活,也要呐喊出“人民万岁”这种在某些人眼里大逆不道的反孔覆儒之口号!

所以那些人说你说得没错啊,你真乌托邦。

为什么乌托邦?

你带着遗憾转身离去,权贵阶层与资本家便立刻勾结,组成新的利益集团重新教育人民。

你的纪念堂还未盖好呢,“三七开”就已传遍十里长街——与你活着时举着红宝书拥戴你的是那同一批人。

然而你却爱他们爱得深切……所以我说你傻。

整风时,你苦口婆心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那些人不听,能批斗的非要关押,能关押的非要枪决;

跃进时,你揪着吴冷西的耳朵交代又交代“不要放卫星”,那些人不听,亩产万斤,狗肉浇地;

文革时,你反复叮嘱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些人不听,打着你的旗号去抄家、去杀人、去破四旧………

然后,历史的污水,你老人家一个人扛。

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你望见苍茫大地的基层仍旧是山大王遍地;你惊然发现当初随你下山的老三、老四、老五,搂着花姐、坐着火车——蜕变了。

你惊呼:“我的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

屠龙少年长出龙鳞,怎么办?

于是你搞整风,没用;你搞三反五反,没用;你搞反右,还是没用;你搞四清,依然没用……

你没有办法了,你眼看着自己一手打下的属于人民的红色江山,正在一点点地金字塔化:权贵阶层在形成,人民百姓即将再度被压迫………

于是你开始了“第二次建国”,你不得不号召底层人民来推翻已经变色的山大王们。

然而,你被人利用了。

你不厌其烦地嘱咐:“不要制作我的头像和标语,群众会不喜欢的!”但那些人当耳边风,打着你的名头去尽私欲。 你已骑虎难下。

而当你觉察到这一切时,你的生命却已灯尽油枯。

书写历史的人则踏着新风,悠然地解释着你。

你离开了之后,经受了西方文明“开化”、“洗礼”、“点拨”的人们不愿再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他叫麻子。

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tmd长着麻子。

于是,抗日战争不是你领导的了,淮海战役不是你指挥的了,连把儿子推上朝鲜战场都被说成“镀金以接班”………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你生前帝王谱,看看你身后四十年——怎么就你一个这么傻?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而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你来到这个世界,已有127个年头;而你离开这个国家,已是44个春秋。

从1929年小妹毛泽健牺牲,到1950年毛岸英殒命朝鲜,你为中国革命献身六亲,除毛泽健、毛岸英外,还有妻子杨开慧烈士、大弟毛泽民、幼弟毛泽覃、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我们喊你万岁,你说“人民万岁”;

你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你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你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你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

你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你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你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你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你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你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真正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在你的作品中,没有帝王将相,没有才子佳人,却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是“百万工农齐踊跃”,是“遍地英雄下夕烟”,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你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由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我们不能失去信仰。”

今天,12月26日,你的生日。

窗外若熙熙攘攘,又若空无一人。

若滂沱雨注,又若和风无声。

我也冷静点,不看不听不辩论,不破口大骂。

因为我知道,你是牧之,不是麻子。


你是牧之,不是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