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不信教的原因与无神论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西方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思想深入民心。但请别忘了，即使在美国，多数人仍是宗教信徒。道德的约束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必需的。
　　任何宗教，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一种道德体系。
　　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不信教。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早期的孔孟，老子，墨子的学说其本质也是一种道德体系。共产主义学说也包含道德教化和理想。

一、
宗教不是人类文明史的起源，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过来，那时的人蒙昧无知，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迷茫中相信神的存在也是正常的。所以可以说：宗教是人类迷信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结果。
　　“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不信教”，则不等于说中国人不迷信，不等于说中国人不信神。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的迷信思想还没有完全破除，而且这种迷信思想是根本无法完全铲除的，相信神的存在的还大有人在，有迷信思想的人过去有、今天有、将来还会有的。但是中国人迷信又不等于中国人信教，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迷信思想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思想，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宗教教会与教派，没有形成能影响政治的宗教教规与宗教戒律。
　　“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不信教”这里的“古”字在时间上应该是从春秋战国的时候算起。因为在春秋时期，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仁者，人也”，所以说儒家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并被汉武帝采纳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既然“独尊儒术”了，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扼杀了宗教产生的空间了，中国也就不可能产生教会、教派、教规与宗教戒律了。
　　孔子无神论的民本思想也不是孔子首创的。孟子称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即孔子是集了前人思想的“大成”而再形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　
　

　　(1) 孔子之前有夏、商、周三代，孔子自己在阐述三代思想特点时说：“夏人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从这段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之中除了商代“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之外，其他二代都不信神。

　　周在商之后，完成了由商代“尊神”到“事鬼敬神而远之”的转变。这也就是说周代在推翻商王朝夺取政权后，对商代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改造。《史记•周本纪》中有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记裁。这种改造虽与夏代“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忠焉”有相同之处，但与夏代“尊命”下的“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不同的是周代讲究的是“尊礼尚施”下的“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个“尊礼尚施”与“尊命”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周代的“尊礼尚施”要比夏代的“尊命”更突出对“人”的尊重与提高了“人”的地位。因为“礼”与“乐”是为人而制定的，不是为神而制定的。

　　(2) 周本是殷商王朝位于西北边陲岐山脚下的一个小部落。商代末年，帝纣继位后“好酒乐淫，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又“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这样就造成了“殷人弗亲，诸侯益疏”的众判亲离局面。而周西伯（文王）在立位后“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利用纣“淫乱不止”的机会，“乃阴修德行善”，于是“诸侯多叛纣而德归西伯。西伯滋大”。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周武王即位后十一年二月率领诸侯出兵伐纣，与商纣军队对阵于牧野。当时纣王“发兵七十万”，武王虽大会诸侯之兵也不过“车四千乘”，双方力量悬殊。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非但“无战之心”反而“心欲武王亟入”，所以战端一开“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由于纣王的军队临阵倒戈一击，周武王才得以以少胜多，打败纣王，灭了商朝，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了周王朝。
　　在周夺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心的向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也为周武王与周公旦（即周王朝的统治者）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也就是“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原因。
　　周人反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制度与规矩后，就建立了更加尊重人的“尊礼尚施”“礼乐并举”的制度。礼是外作，乐是内修。无论是内修还是外作，都是对人来讲的。且礼更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秩序，更讲究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秩序。
　　礼乐制度的建立对人地位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春秋左传—鲁桓公六年》中记载了随国季梁对随侯讲的一段话，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象这样反映“民为神主”思想的话，《左传•僖公十九年》中也有记载。《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了虢国大史对虢侯求神赐土田的行为评论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七年后（僖公五年）虢国果然被晋国所灭。从这些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的中心地位已经形成，人的地位的上升就意味着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且已经变成为人的附属品了。

　　(3)孔子自己说自己是“从周”的，他总结继承了周以来的民本与无神论的思想，建立了以“仁”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学说。“仁者，人也”，仁就是关于“人”的学问，孔子用“仁”确立了“人”在思想领域里不可动摇的第一位的地位。孔子不但自己“敬鬼神而远之”，甚至于还把神与乱、力、怪四者一齐相提并论，列入“不语”之列。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如何服事鬼神的时候，他告诉提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叫他先要学会事服人。孔子另一个学生宰我问孔子：“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时，孔子回答得就更加精彩了，他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在这里孔子把鬼神直接解释为气魄了，大家气、圣人气跃然纸上。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他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仁”的思想与无神论的思想也就直接统治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意识，甚至于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所以说要讲人权，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早了二千多年，孔子可以说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开山鼻祖与领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展开来谈。
　　因此说，中国从周朝开始随着人的地位的上升与神的地位的下降，产生宗教的温床也逐渐失去了，到了孔子以后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宗教了，宗教产生的温床与土壤被儒学彻底地实铲除了。可是中国人不信教不等于在中国就没有宗教，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着宗教，甚至于皇宫里面也相信宗教，但是因为没有教会组织，信教与否完全自由，而且政教是被完全地严格分离的，所以宗教只是民间的一种信仰而已，在政治上不发挥任何作用。

二、
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宗教的条件，但是佛教却从外国传入了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变为禅宗，然后迅速发展，形成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构成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中国主流思想意识。虽然佛学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思想意识，但中国封建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虑制度，考试内容却始终只考儒家经典，宋朝以后基本上只考《四书五经》了。所以在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主流思想意识中，儒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一枝独秀的局面并没有因为佛教的发展而受到影响。

　　佛教在历史上北魏、北周与唐朝时期也一度发展到了具有势力相当大的地步，佛教僧侣们也曾经想利用自己的势力来影响和参与朝政，但是被北魏武帝、周武帝与唐武宗给无情地镇压了下去，他们杀僧、烧庙、没收与分配寺院的财产。佛界称之为“三武之祸”。之后尽管清朝的皇帝也在皇宫里面念佛，但作为宗教再也与政治无关了。严格的政教分离，使得佛教在中国始终培育发展不出一个象西方天主教会那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来。

　　西方的教会组织相当发达，教皇是最高领袖，对各国的大主教都有任命权，在中世纪甚至于连各国国皇都要教皇来任名，拿坡仑称帝还要把教皇从梵蒂岗绑架来给他加冕。各国教会都隶属于梵蒂岗，梵蒂岗对各国的神职人员有任命权，各国教会财产也都归梵蒂岗所有，这种宗教组织架构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架构很相似。

　　在中国却大不一样，各寺庙之间是完全独立的，互不隶属。在庙大香火旺的寺院当一个方丈，就是大庙富方丈；在小庙香火也不旺的庙里当个方丈就是个小庙穷方丈。富有的大方丈与贫穷的小方丈之间各不相干，各念各的经，各做各的佛事，谁也管不了谁。

　　就是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宗教组织和产生教派、教会与教规，所以二千多年来中国没有发生过一场教派冲突，没有暴发过一场宗教战争。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

三、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宗教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一句话叫：“宗教是哲学之母”。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中国人不信教中国人就没有哲学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以儒家为代表主导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中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这大家只要去读一读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可以了。因为中国人不信教，儒家无神论的思想主导了我们二千多年直至今天，所以中国人在生死、天人、哲学思维上就与外国人大不相同。

　　

　　(1)我们发现在国外宗教国度里，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信仰某一宗教就不能同时再信另一个宗教了。即信天主教的人就不能再信伊斯兰教，信印度教的就不能再信锡克教，反之亦然。甚至于在同一基督文明里信了天主教的不能再信基督教和不能再信东正教，反之亦然。
　　在中国信仰却完全自由，即信不信教完全自由，信什么教完全自由，同时信一种或几种宗教也完全自由。今天你高兴可以蓄发为道，明天改变主意可以削发为僧，后天可以再蓄发为道或回俗，亦僧亦道亦俗是件随心所欲完全自由的事。一个人甚至还可以早晨在天主教堂去做礼拜，中午到庙里烧香求佛，下午去道观抽签问卦，一日信三教也完全自由。
　　由此可知，要讲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是最自由的了，时间上要比西方人早了二千多年，程度上也不是西方当今可与比拟的。即使这样西方人还要批评指责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套用中国人一句俗俚叫：“自己的屁股还没有擦干净有什么资格讲别人”。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缘故。中国确实有限制宗教的行为，但这种限制并不是限制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是限制宗教参与政治和干预政治。严格的政教分离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2)在生死观上，国外宗教国度里每个人都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和指引，死去以后能进入天堂和到达天国，而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在死后进入天堂与到达天国。但是活着的时候能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和指引，死了以后能不能进入天堂与到达天国，自己是不知道与无法把握的，还要通过教士来向上帝转达自己的心愿和通过教士来聆听上帝的旨意与得到上帝的指引。
　　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孔子学生子路问孔子什么叫死，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说你连怎么活还没有弄清楚，怎么搞得清楚死的事。 　　在生与死二者之间，中国人更多考虑是生的问题而不大考虑死的问题，更多考虑的是应该怎么个活法而不是考虑死后会或应该怎样的问题。在生活中，中国人强调“事在人为”，“千里之行始于”自己的“足下”，万事只要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即使中国人在考虑死的时候，也不大关心自己死后会怎么样的问题，而是考虑自己死后能给后人（活着的人）留下点什么的问题，不留遗产也要留芳名，最高境界是千古青史留名而不是进什么什么天堂。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生死观上的差异，在建筑上也反映了出来。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建筑到现在还矗立在雅典和罗马，而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不存在了。这是因为西方人尊神重死，追求的是永恒，故建筑多用石材，为的是能永久使用，但是石材取建都难，所以活着的人在活着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建造完，更谈不上享受了。中国人重生轻死，多想在世的问题而很少考虑死后的问题，所以建筑多用木材。木材取易造快，建造的人很快就能享受到，但是碰到雷击、火灾等自然灾害就很容易被毁于一旦。这就是中国这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却缺少上千年的建筑的原因。　　

　　(3)通过以上所述可知，宗教文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单元的思维方式。西方形而上学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宗教思维排他性导致的单元思维的结果。
　　中国人自周以后开始产生到孔子时定型的以人为本的无论神思想的发展，在思维方式上就产生了多元思维。天、地、人三位通盘考虑就产生了“执其二端，允执其中”的三元思维方式的“中庸”思想。这种多元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宗教的单元思维方式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多元思维方式产生了兼容性非常强大的好学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行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至理名言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好学善纳的博大的心胸。这也是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的原因，这也是中国文化与文明一直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向外扩张的时期只有汉朝和唐朝二个朝代，其它时期大都是给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与占领，开始北方少数民族还只能在长江以北建立政权，汉人还能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到后来北方少数民族居然能够建立元朝和清朝两个全国性的政权。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发现，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入侵和占领的最终结果不是侵略者吞并了被侵略者，不是战胜者同化了被打败者，恰恰相反的是被侵略者与被占领者同化了侵略者与占领者。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占领得愈久，被同化得也就愈彻底。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满族人相比可以看出，满族人建清朝统治二百九十多年被同化的程度就要比建元朝统治一百年的蒙古人彻底得多。 　　这就说明中国人同化北方少数民族，向外扩张的手段主要不是靠军事手段，而是靠文化与文明的手段在向外扩张。北方少数民族作为军事上的胜利者与占领者最后成为了失败者，军事上的失败者却能用文化与文明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在同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在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也在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明中的优秀东西，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心甘情愿被你同化的原因。汉族人在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明中的优秀东西以后，再用中华文化与文明加以改造，就把它们变成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一部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与文明中的优秀部分并加以改造后充实自己文化与文明这一特点，也就是中华文化与文明始终能保持强大的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任西方列强宰割，虽割了许多土地给人家，赔了不少银子给人家，但大而统一的国家还基本保存着，没有给外国列强分割成象欧洲或非洲那样变成为一个一个的小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在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下，侵略者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即中国人是不可能被征服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分割的，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就从此打消了。四十多年后，中国人就走上了独立自强的道路；一百年后，中国人已基本摆脱了贫困落后局面，开始赶超世界强国了。这一切的原因除了用文化与文明的强大来解释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原因了。
　　中国文化博大兼容，还可以从犹太人移民到中国后的结果来加以说明。犹太人被赶出家园在世界各地流浪了二千多年，但是犹太民族始终存在没有被同化掉。犹太人流浪到世界各地，都保持了他们的犹太教教规，保留了他们的犹太教士和犹太教堂，他们也讲居住国的语言，但他们的希伯莱语始终都在。古代犹太人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流浪到了中国并定居了下来，几百上千年过去以后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讲希伯莱语，没有犹太教士和犹太教堂，那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被中国人同化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宗教都有排他性，犹太人在其他宗教国度里流浪，他们始终被人家看成是异教徒，始终被人家排挤甚至于被人家屠杀。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外界的压迫反而迫使他们增加内聚力，而一个没有领土的流浪民族唯一的内聚力就是文化、语言与宗教习俗。所以犹太民族在全世界流浪二千多年而没有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保留了他们的犹太文化、语言与宗教习俗。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度，宗教信仰完全是自由的，又有好客敬宾传统与习惯，犹太人他们通过丝绸之路到了中国后可以非常坦然而自由的生活，没有人再把他们当作为异教徒，没有人欺侮、压迫他们，更加没有人会屠杀他们，他们可以在中国随意经商、娶妻和成家立业，做任何中国人可以做的事。世界各地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和地方象中国人这样善待犹太人的，所以犹太人到了中国以后很容易地就融入中国社会。他们保护自己再也不用靠希伯莱语，再也不用靠犹太教堂、犹太教士与他们的犹太教习俗了。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成为了中国人中的一份子。到今天，我们在人种上还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在人的长相上还能找到他们的后裔，但在文化、语言、习俗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点犹太民族的遗迹了。
　　 　　(4)在天人观上，我们从西方电影与小说中经常听他们说：“上帝会饶恕你的”，但上帝会不会饶恕你谁也不知道，你要到神父那里去忏悔，听从神的指意。在宗教的国度里，天上和人间、神与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就是天，神就是神，而人则是人，两者之间是无法也不可能转换的。这种天人观在哲学上就反映在西方形而上学发达的原因了。

　　中国人则讲究“天人合一”，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来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犯了天条而被罚到人间来做了一头猪。天上掉下的一个神仙却连人都不如。佛教讲究追求佛的境界，但对佛的追求则全在自己而不一定要求助于他人，更不用求助于僧侣。“事在人为”嘛！“酒肉穿肠过”是没有关系的，“佛主在心中”就可以了。在这里佛教的戒律都只是摆设，关键是自己的心中有佛就可以了。更有甚者的是“放下屠刀”居然可以“立地成佛”，就是说你刚才还是一个杀人犯，但现在不再杀人了，改邪归正了，立马就可以成佛了。神与人之间的转换就是这样的容易和简单。既然求佛那么简单，用不着去求助僧侣，更用不着去参加僧侣组织，中国没有产生全国统一的宗教组织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有一点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意思在里面了，心中有没有佛的关键在于“修身”了。这种佛教思想与佛教发源地的佛教思想已经大不相同了，已经是被中国的本土文化与文明改造得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了。也就是这种天人可以随意转换的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现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能在中国传播，这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四、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无神论思想产生于周朝，到孔子时发展成为以“仁”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上最灿烂最光辉的文化与文明，并让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了二千多年；这一思想还帮助我们接受了外来的新鲜而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使我们得以克服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与封建愚昧，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了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洗刷百年屈辱；在今天我们追赶世界强国时候，这一古老的思想还将发挥关键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