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鲁松二三事
作者：杨小村
虽明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但对于鲁松的死，还是难以接受。如今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后死者只能把挚友的微笑永远铭记心怀。
我与鲁松相识于附中“文革”初期，一个外号叫“follow”的，永远带着腼腆微笑的英俊小伙子加入我们“那一派”群众组织，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友谊。
1968年11月5日那艘满载附中500多名同学的红卫轮统仓内，在一片嘈杂声中，在我和老黄（德全）身边多了一位戴金丝眼镜的“斯文哥”，德全介绍说，他是鲁松的哥哥，叫鲁石，21中的。于是，三天后黄岭农场8队茅草房统铺床，鲁石硬要和我“孖铺”了半年时光。（半年后我被调往18连）
在校时，因为鲁松脚下骑的是“三支枪”，手上提的是“莱卡”，我便认为他是一个华侨或港澳的纨绔子弟。在牛坡园一天劳累后的数个夜晚，鲁石把他父亲从辅仁大学高材生，到中美军调部美军翻译，到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处香港站提供U2情报的经历一一道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父亲张华斌和我父亲一样，都是隐蔽战线上的“特工”。
及至多年后我回城结婚，才又从老丈人的嘴里，了解张华斌、曾昭科的传奇故事，而与他们单线联系的是省委一办（公安部华南办事处），具体联系人正是老丈人许天民。
张华斌在经历“文革”七年冤狱后，从广州外院调到北京，在公安大学任教，鲁松也随父加入了公安队伍，在公安部一局外联办工作至退休。
我88年弃政从商到了香港，大约90年代中期，有一天接到鲁松电话，说今晚请我吃饭。我按地址摸到西环一栋老旧的唐楼，上电梯到顶层后，还要再步行一层楼。楼道上有大铁闸，按门铃并通报姓名后，有人引领着进了一个大厅。鲁松拉我坐下低声说，你尽量不出声，今晚来的都是港九两地的“大佬”。
其实无须鲁松提醒，来者个个纹身，项下的金链条足有几斤重，和港产警匪片中的黑社会“大佬”的形象不谋而合。只见在交杯换盏中，个个“大佬”们都毕恭毕敬地喊鲁松为“大佬”。我一看这架势也不宜久留，吃饱喝足后，我低声对鲁松说，“先走一步，你还有正事要做。”他会意地笑了笑说，“那我不送了”。
事后，鲁松告诉我，那天晚上，各路诸侯群情激愤，为了香港平稳过渡，纷纷向鲁松请缨：派人“做低”彭定康？鲁松说，不行！打跛佢条脚？鲁松说，还是不行！一个晚上在港九大街小巷上贴满“打倒彭定康！火烧彭定康！”的大字报大标语？鲁松说，那是我们红卫兵干过的事，在这里于事无补！
最后，“大佬”们说，那我们能为香港回归祖国做些什么呢？鲁松说，协助香港警察做好“回归期”的安保工作。于是乎，在回归的那几天，香港黑社会承担了大陆基层治保组织的全部责能，按堂口、街区划分责任制。凡有一个生面孔，都有两个“码仔”跟踪盯梢，严密到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事后，陶驷驹部长在两会期间有一番颇有争议的谈话“香港黑社会也有好人，大部分黑社会都很爱国”，指的就是他们在香港回归这件政治大事件中的表现。
有一次，我和德全赴京，鲁松来接机，然后开车到了离机场不远的一个小别墅区。他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据点，用来接待一些海外人员的。他在客厅坐下后说，这栋别墅就是当年梅艳芳避难时住过的。
这位“大姐大”因两派黑帮火拼死了人而离境避难，开始在东南亚几个小国转圈，还是感觉不安全。于是乎想起了“伟大祖国”，打电话到公安部求救，部里让鲁松具体安排。没料到“大姐大”因逃命时匆忙，只带了几本护照，忘带回乡证，到白云机场海关被扣住了。鲁松经请示后飞到广州，与边检海关沟通后，把梅艳芳拉到这个据点住了一段时间，直至事态平息后才离开。鲁松说，中央考虑到梅在娱乐界的地位，也看到她在带领艺人为国家赈灾抗险所作出的努力，还是要予以保护和支持的。
鲁松是性情中人，热情，诚恳，重感情讲义气，又乐善好施。他的笑容里有弥勒佛的慈悲与宽恕。他靠近中枢，岗位特殊而神秘，又较自由，因此收到不少“羡慕忌妒恨”也在所难免。但他未曾在我面前讲过一句抱怨的话，把所有压力和苦恼深藏在肚子里，给人总是美好的阳光的笑容。
2010年底，本人拙作《握手》出版后，鲁松来电说，在北京有好几十位附中同学，你寄两箱（40本）书过来，我帮你转发。第二年我正好到北京开会，我请他约上老同学聚聚，顺便也想听听他们对拙作的看法。那天晚上到会的有：蔡晓彦、桂林琪、桂林理、李欲晓、李为民、刘捷音、邱五元、杨子迪、彭前进、聂晓菊、乔大木等十多人，鲁松和我与老同学们畅谈甚欢。
最后一次和鲁松见面是3年前，我到北京找一位法律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谈一个案情。晚上，鲁松驱车到酒店，又海阔天空地侃了一轮大山。那次谈话，得知他的“二春”又离异了，但他对前妻仕途的进步，充满着祝福的喜悦，在他心目中，似乎永远没有“仇恨”一词。
鲁松壮年身先卒，
顿使同侪泪满襟。
何期弥勒佛下生，
再叙附中黄岭情。
鲁松，等着我，一块在天堂打球去！
2021.3.22 匆草于广州旭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