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与永匮:第十一章唯一的货币
第十一章 唯一的货币
弗雷德在1999年6月25日离开了。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他的讣告，标题为“战后中产阶级住房的主要建造者弗雷德•克里斯特•特朗普去世，享年93岁”。作者特地在讣告中把白手起家的弗雷德与他功成名就的儿子唐纳德做了对比。相比起他的出身，大家更容易关注我的祖父会在建筑工地上捡起木匠的指甲，第二天还给他的习惯。当时《纽约时报》复述了我们家族的说法：特朗普只从我祖父那里接受了一点点帮助——一笔很小的钱，但二十年后，《纽约时报》自己也会反驳这种说法。 我们各自拿着一份《纽约时报》坐在图书馆里。兄弟姐妹们正在责备罗伯特，因为他告诉了《纽约时报》祖父的财产大约有2.5到3亿美元。“绝对不要透露给他们数字！”玛丽安娜教训他说，就像在教训一个笨小孩。罗伯特羞愧地站在那，一边扳响指关节一边来回踱着步，就像我祖父以前那样，仿佛突然想到了接踵而来的税单。实际上，罗伯特对记者说的财产估值太低了，我们最终了解到祖父商业帝国的价值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当然，玛丽安娜和唐纳德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祖父的遗产有这么多的。 之后，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里——纽约市最豪华高档的丧仪服务商，我们站在麦迪逊房间的楼梯上，与排着长长队伍的访客们握手微笑。 一共有800人来访。有的访客是来表示敬意的，比如像竞争对手——房地产开发商山姆•莱弗拉克、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基、前参议员阿马托、喜剧演员琼•里弗斯（之后她成了唐纳德举办的电视节目《名人学徒》的选手）。剩下的访客们来参加葬礼可能只是为了来看一眼大名鼎鼎的唐纳德。 在葬礼那天，纽约的大理石教堂人满为患。从头到尾，一切都像经过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伊丽莎白朗诵了我祖父“最喜欢的”诗，其余的兄弟姐妹也致以悼词。我哥哥代表我们的父亲致辞，我的堂兄大卫代表孙子孙女们致辞。他们大多是讲关于我祖父的故事，只有我我哥哥的悼词赋予了祖父人情味。许多悼词都直接或者间接性地强调着我祖父物质上的成功：他的“杀手”本能以及他节俭的才能。但是唐纳德是唯一一个脱离剧本的人，他的悼词瞬间转变成对自己成就的吹嘘。场面尴尬到玛丽安娜告诉她儿子不允许任何兄弟姐妹在她的葬礼上致悼词。 时任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也致了辞。 葬礼结束后，六个最大的孙子孙女（蒂芙尼还很小）作为护柩者随同棺柩一起来到了灵车前。和我们家的情况一样，这意味着别人出力而功劳是我们的。从第五大道和第45街到中城隧道的所有街道都已经禁止汽车和行人通行，因此我们的车队在警车的护送下很快就出城到达皇后区的墓地了。 从墓地回城也十分迅速，只是少了些来时的排场。大家在唐纳德的公寓里吃完午餐之后，我陪伴祖母回了家，然后和她坐在书房里聊了一会儿。她看上去既疲惫又宽慰。今天是很漫长的一天；不，应该说这段时间是很漫长的几年。除了住在楼上的女佣，这个房子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实际上，我那时本应该在度蜜月的。之后，我陪着祖母待到了她准备睡觉。 她说她要睡觉时，我问她是否需要我留下来，或者我走之前有什么能为她做的事情。 “不用了，亲爱的。我很好。“ 我弯下腰亲吻她的脸颊。她闻起来就像香草。“你是我最喜欢的人。”我对她说。这并不是真的，但这么说是因为我爱她。我这么说也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愿意留下来陪她，即使今天是与她相处了63年的丈夫下葬的日子。 “太好了，我应该是你最喜欢的人。” 然后我离开了，留她一个人在那个硕大、空旷又安静的房子里。 两周后，一辆DHL快递车在我家门口停下并送来了一个黄色信封，里面装有祖父的遗嘱。我仔细阅读了两次以确保我没有误解任何信息。我之前跟哥哥说好只要收到遗嘱就立马打电话给他，但是我犹豫了。弗里茨和丽莎的第三个小孩威廉在祖父葬礼之后没多久就出生了。在那后的24小时，威廉因为癫痫发作，被送进了新生儿童重症监护室一直到现在。除了威廉，他们还有两个小孩，弗里茨还必须继续上班。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 我讨厌告诉别人坏消息，但是哥哥必须知道这封遗嘱的信息。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怎么样？”他问道。 “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他，“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几天后，我接到罗伯特的电话。记忆中他只在告诉我祖母进医院时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表现得就像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暗示到，如果我在遗嘱上签字，一切都会很顺利。并且，他确实需要我的签名，那份遗嘱才能被送去遗嘱认证。虽然我祖父剥夺了我和哥哥的继承权——意思是他把本应当属于我父亲的那20%财产分给了他的其他四个孩子，但是我们仍然在所有专门给孙子孙女们遗赠的列表中。事实证明，这份遗赠数的额还不及我伯父伯母们拿到的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和弗里茨只得到了很小一部分财产，我们却依然有权利阻止财产分配，这一点一定让罗伯特怒不可遏。 好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想在遗嘱上签字。这份遗嘱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因为它既残酷又简明扼要，就像我父母的离婚协议书。 有一段时间，罗伯特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唐纳德和玛丽安娜让他来说服我，因为唐纳德不想这么费心，而玛丽安娜的丈夫刚被检测出食道癌，并且预后效果十分不乐观。 “赶快结束这一切吧，亲爱的。” 罗伯特不断地对我说这句话，就好像这能让我忘记遗嘱残酷的内容。无论他说了多少次，我和我哥哥都决定在看清我们所处的形势之前先不签署任何文件。 最终，罗伯特开始不耐烦了。弗里茨和我挡了他们的路，如果没有所有受益人的签字，他们就没法去做遗嘱认证。在我告诉罗伯特我和弗里茨暂时不打算签字之后，他提出我们应该开会讨论一下。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让罗伯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祖父要这样对待我们，他说：“听着，你们的祖父根本不在意你们，他根本不在意任何一个孙辈。” “我们被这样对待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去世了。”我说。 “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提到我们的堂兄妹们仍然能从他们父母那得到祖父的财产时，罗伯特说：“他们可能随时被断绝关系。小唐纳德之前胡说八道，说他要参军，唐纳德和伊凡娜说如果他这么做就立马与他断绝关系。” “可我们的父亲连这份权利都没有。” 罗伯特坐了下来。我可以看出他在调整自己。“很简单，对你祖父而言，死了就是死了，他只在乎活在世上的子女。” 我本来跟罗伯特说祖父也并没有在乎过他，但是弗里茨打断了我，对他说：“罗伯特，这真的很不公平。”
我已经记不清从1999年9月到12月期间我们三个开了多少次这样的会了。9月份倒是暂缓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夏威夷举办推迟的婚礼和蜜月。
在这场讨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人就达成共识要对祖母保密。我想她应该并不知道祖父的遗嘱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当然也没有什么理由让她难过。希望我们能够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解决这一切。我不在纽约的时候每天都给她打电话，一回去就立马去看她。此外，谈判（如果这些会议能被叫做谈判的话）也在继续着。实际上，谈判的内容单一乏味，并没有什么新意。不管弗里茨和我怎么说，罗伯特都继续用他的那套陈词滥调回复我们，所以这场对话停滞不前。 我的祖父早在几十年前就成立了米德兰合伙人（Midland Associates）管理公司，目的是为了避税并让他的孩子们受益。于是，我问了罗伯特一些关于这家公司的问题。米德兰公司拥有7栋建筑物（包括桑尼塞德大厦和高地大厦，我们家族的人将这几座大厦称为“小帝国”。因为受托人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这个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对此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支票。我们想知道祖父的去世会对此有什么影响。 我们并不是要争取特定的金额或者遗产的百分之多少，只是想确保我们已经拥有的资产是安全的。当然，考虑到家族巨大的财富，他们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些公道。作为遗嘱执行人和唯一受益者，伊丽莎白、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罗伯特依然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我们的最后一场谈判是在56街公园大道的德雷克饭店的酒吧里进行的，那时罗伯特已经开始清楚我们不打算在遗嘱上让步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直对我们说些不快的话，但他始终保持着和蔼的态度，仿佛在说：“嘿，孩子们，我只是个带信人。”在酒吧的那天，罗伯特又一次提醒我们，祖父是多么憎恨我母亲，担心他的钱会落入母亲手中。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二十五年来，母亲一直按照特朗普家族制定的规定生活，规矩地遵循他们的指示。她一直住在那个皇后区破烂的牙买加公寓中，即使给她的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从未增加，母亲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最后，弗雷德与我们断绝了关系。我们的受托人——玛丽安娜、唐纳德、罗伯特和欧文——是在财务问题上可以保护我们的人，但很明显他们并不想损害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我们。 罗伯特的身子向前倾了倾，严肃地说：“听着，如果你不在遗嘱上签字，如果你准备告我们，那我们就让米德兰公司破产。你后半辈子都要给那些你得不到的钱交税！” 此后就没什么可说了。我们要不妥协，要不与他们斗争到底，这两种都不是好选择。 之后我们去咨询了欧文，他算是我们唯一的盟友了。他看到祖父的遗嘱对我们如此不公后也很生气。在我们跟他说了罗伯特在米德兰公司和其他特朗普投资上的态度之后，他说：“单你们在比奇港（Beach Haven）和滨海（Shore Haven）的地租份额就已经无价了。如果他们什么都不愿意给你们，你们必须起诉他们！” 除了知道自己有一份之外，我不知道地租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无价”的意思。我相信欧文。基于他的建议，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几个月之后，威廉仍在医院，弗里茨和丽莎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他们我会处理好这件事，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罗伯特。 “罗伯特，你们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我问他 “先签遗嘱，然后再说。” “真的吗？” “你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回答到。 “我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但我们还活着。”我对这样的谈话内容感到恶心。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玛丽安娜，唐纳德和我只是在遵循你祖父的意愿。他不想让你们，你和弗里茨，特别是你妈妈，拿到一分钱。”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这样谈不出结果。弗里茨和我要请律师。” 这句话好像按下了什么开关，罗伯特对我大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回家之后在答录机上收到了祖母的留言：“玛丽，我是祖母。”她的声音很果断。 于是我马上给她回了电话。 “你伯父罗伯特告诉我你和你哥哥正在起诉想要拿到祖父财产的20%。” 我感到眼前一黑，一时无法回答。罗伯特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协定，告诉了祖母我们之前的谈判，当然是他自己的版本。但令我沮丧的还有祖母的态度，好像争取父亲本该继承的财产是错误且不合理的。我变得很迷茫，一时不知道爱与忠诚是什么，不知道爱与忠诚的界限是什么。我以为自己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原来我错了。 “祖母，我们暂时还没做什么。我不知道罗伯特怎么跟您说的，但是我们不打算起诉任何人。” “你最好不要。” “我们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仅此而已。” “你知道你父亲去世时的价值是什么吗？”她说。“一文不值。”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阵咔哒声，她把电话挂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