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何以席卷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果,正被外来宗教收割”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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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日 (一) 20:09的最新版本

中辣网 2021年1月16日

近日河北省的疫情,揭开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外来宗教,正在中国跑马圈地、疯狂蔓延。

事实一:石家庄疫情最重的藁(gǎo)城区小果庄,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进行宗教活动,每周至少两天,大概有几十人,都是岁数偏大的老人。

这个消息来源是《健康时报》采访小果庄村时,村里的某位路姓负责人说的。而《健康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是国内医药卫生健康类媒体中最有公信力的媒体之一。

我国法律规定,集体宗教活动应当在经过登记的宗教场所活动。而家庭教会,没有经过登记,理论上是非法的宗教组织。

在住宅内,政府管理很困难。首先你不能不让人串门吧,哪怕每人都拿一本圣经,进门以后干什么也不好干涉吧。

就算有人举报非法传教,你进去调查,他们说在斗地主,剩下的人在围观,你也没办法。也正因为隐蔽,家庭教会成为很多邪教的壳子。

韩国很多邪教,借着基督(耶稣)教的名义,在中国疯狂传教,走的就是家庭教会的模式。有的已经被证实是邪教。

家庭教会的发展,触目惊心。不只是在农村,城市也有。我上大学的时候,还被师妹拉去过教会,看电影《耶稣传》,一群人神神叨叨跪地祈祷。

事实二:根据公众号河北共青团公布的行动轨迹,石家庄多位确诊病例,跟这种定期活动有关,规律十分吻合。

事实三:当地教堂林立,小小的藁城境内教堂有15座,分别是兴安教堂、小常安教堂、北营教堂、角中教堂、顺中教堂、北马村教堂、表灵教堂、北桥寨教堂……

从清朝光绪到民国时期,藁城境内相继建造教堂12座,分布在12个村镇。

1960年代中期,12座教堂全部被毁;然而到今天,已经达到了15座,反超了解放前的数据。

前面提到的北桥寨教堂,就是其中的一座。

北桥寨教堂在历史上建过3次,最近一次是2007年开始的,截至2016年,这次建设已经投入了600多万元。

藁城总人口77万,公办初中只有9所,公办小学也只有28所。小果庄所在的增村镇,只有两所初中——藁城七中和增村镇中学。

其中离小果庄最近的教堂是北桥寨教堂,距离只有五六百米,气势恢宏,这所教堂,可以容纳3000人参与弥撒,与周围低矮的平房形成强烈的对比。

事实四:活动照片中,还有不少未成年人。

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了。

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教育和宗教要采取分离原则。

也就是说,向未成年人传教是违法的。

那这不属于非法传教么,怕不是什么地下教会。

北桥寨教堂在旧社会劣迹斑斑。

解放前,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振远,利用天主教身份为掩护,从事反革命活动。

正定教区神甫吴雅阁和北桥寨教堂神甫赵雅客,利用教徒深入解放区的优势,接近我领导机关,收买基层人员刺探情报,并从事暗杀活动。

1948年秋,他们了解到我中央负责同志住地, 迅速通知军统,派飞机前来轰炸西柏坡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机关住地以及石家庄市。

20世纪60年代中期,藁城的12座天主教堂全部被拆。可是改革开放后,宗教势力卷土重来,教堂不但比以前多了,还多次重建,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北桥寨教堂的确是经过登记注册的合法教堂。但是教堂合法,只是身份合法,不代表这里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

就好像很多传销公司也有营业执照,但是照样不妨碍这些公司超范围经营,干一些违法的勾当,很多宗教场所也是一个逻辑,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做不合法的事。

我认为,这个教会有向未成年人传教的嫌疑。2018年3月,这里举行了盛大的节日活动,有1500人参加,其中有不少共产主义接班人。

事实五:基督教在我国发展迅速。2018年《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记录,天主教徒600万人,神职人员0. 8万,基督教徒3800万,神职人员5.7万。

而1997年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记录,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基督教徒1000万,神职人员1.8万。

短短21年间,天主教徒增加了50%,神职人员翻了一番;基督教徒更是暴增2.8倍,神职人员增加了2.2倍,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更可怕的是,这还不包括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的信众规模,要比合法登记的教众还要多。

因此,国内外很多专家估计,信广义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总人数有可能超过一亿,比党员还多。不少专家认为,未来15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可以看出,外来宗教正在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久而久之,会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群众基础,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对民族精神是一种腐蚀。

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等,都是一神教,他们都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宰世界、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

而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唯一的神来实现逻辑自洽。比如他们把别人的奉献归于神的安排。明明是党和政府千辛万苦在扶贫,扶到最后,人家感谢的是神。

有一个新疆维吾尔族老太太的案例。有人问她说:你信真主,但你儿子又是共产党,那你是信共产党呢,还是信真主呢?

老太太是这样回答的:安拉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共产党。没有安拉,就没有世界,也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所以一神教一旦推广开来,改变的是整个民族的脑回路。整个民族的思维,都有一个前置条件,那就是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包括新冠。

美国的疫情为啥控制不住?我认为跟宗教信仰有关。因为这是神的安排,所以抵抗也没有用,该得自然会得,不该死自然不会死,死了反正也是去见上帝,无所谓了。

最荒诞无稽的,2020年4月,美国国内一家电视节目中,邀请到了一位知名牧师Kenneth,用所谓的“神谕”对新冠疫情危机进行驱赶,跟旧社会跳大神有啥区别?

他这样装神弄鬼:我以耶稣的名义,以先知的身份,对“你”进行审判。你快出去!你的力量已经被我破坏!

主持人大喊“哈利路亚”结束了祈祷,经过几分钟的大喊,Kenneth对摄像机表示:美国又恢复了原样。美国的确很快恢复了原样,只不是每天确诊二十万的原样。

说实话,我真不希望我们国家变成这样。每每想到各种宗教夹杂着洋迷信,在中国跑马圈地我就心痛。

很不幸,为啥农村宗教蔓延这么迅速?就是利用农村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好忽悠,用魔鬼吓唬、用看病不用吃药来忽悠……

当然,我相信共产党崇高品格,是施恩不望报的,但问题是扶贫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被教会收割了。

河北一位送煤球的老人,风里来雨里去的,挣钱很辛苦,但他每周都要给教会捐100元,一年就是5200元。美其名曰,花钱买平安。但是医保一年才280元吧。

这边党和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精准扶贫,那边马上就被教会精准收割。很多宗教内部的神职人员,嘴里都是信仰,心里其实都是生意。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有人拿鸡毛当令箭,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违法的勾当:第一,在非宗教场合传教;第二,散布洋封建迷信;第三,借机敛财。

为什么外来宗教值得警惕?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外来宗教的发展壮大,对我国现有意识形态是一种侵蚀,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发展他们的教会势力,来辐射所谓的“基督福音”。

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外,活动范围也很广,会涉及到军事、政治等领域,尤其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上,更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天地。

19世纪末,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了80个,比如什么信义会、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救世军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修建教堂,并向农村渗透。

河北省政府宗教处在1953年1月30日,起草了《河北省1953年宗教工作计划》,在里面对当时的天主教会进行了估计:

“据天主教内1948年统计,河北省有教徒75万余人。据我不完全的专门登记材料为64万多(临清教区在河北省境内的各分堂和支堂及察省新划归河北省地区的10万多均未统计在内),现仍有公开宗教活动的19万多人,秘密活动的无法计算。

“据天主教内统计,河北省(包括察哈尔部分)共有神甫683名,我处现有数字为210人,另已查明的秘密神甫40来人(实际上不止此数)。”

除此之外,有365座正式的教堂。

其他省份的教堂和教徒数量也不少,比如黑龙江有教徒15.2万,教堂300座;山东有10多万教徒,教堂数量甚至达到了1318座。

绝对人数可能不算多,但却让宗教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尤其是那些有教堂的地方。

解放后,政府对基督教等进行了规训,还驱逐了在华传教士。

因为1950年代初期,那些天主教的地下势力都会在罗马教廷的指挥下进行非法活动,其中很多都是反中的。(可以参考如今的香港)

比如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就多次公开声称“天主教徒倘在某地因环境关系而甘愿脱离教宗,就是脱离了耶稣,脱离了教会。这样的所谓狭义的‘某国天主教’,只是裂教,不是至一至公的真正天主教。”

说白了,就是绝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所以后来,他在南京被驱逐出境。

到了1980年代,我国的宗教政策正在调整,加之国际政治层面的考虑,恢复了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

大环境的放松,加上以前的传播基础,宗教势力卷土重来。

比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吉辽、沿海地区等,近三四十年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蔓延速度要比其他地区快很多,教徒数目也很庞大。

而且在省份内部,那些有教堂的县城、农村,在发展时候,就会更加迅速。

在农村,西方宗教于各宗教信仰中一枝独秀,而传统道教、佛教总体状况萎靡,民间秘闻等等也不如以前兴盛。

而在西方宗教中,基督教几乎一家独大。在北方农村,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独占95%以上。

而地下基督教,也就是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占据其中70%左右。

天主教则是稳步上升,主要势力分布在河北、温州一带。其中地下天主教更为严重。

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能发展如此迅速,除了有历史沿袭原因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国内农村的宗教生态已经衰退,一些信仰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而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趁虚而入、迅速蔓延。有些地区的基督教信众甚至能占到总人口的10%到15%。

这一点从南北方基督教人数不同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基督教在北方农村和沿海地区获得了一教独大、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地位,但在南方地区相对来说却比较势衰。

为什么?

因为南方农村以祖先祭拜为中心,兼纷繁复杂的地方性民间信仰的信仰体系,目前保存相对比较完整,所以可以抵御外来宗教的入侵。

但近年来,南方信仰体系也在逐渐开始瓦解,信西方宗教的人数也在上升。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那就是传教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同时我们自己基层组织力的下降。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就可以看到不少人分享自己所经历的传教:

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在小说里还是“跳大神”等的模样,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韩国人渗透了,就连办丧事,也请韩国牧师举着十字架来操办;

一回到老家农村,就会被村里的一些教徒盯上,时不时来传教,其实对于宗教一窍不通,但依旧想把别人拉入教门;

哪怕是上班,保不齐公司的领导也是个所谓的“传教士”,效益不错的公司到最后也会解散;

而且,这些宗教大多不是什么正经教,而是地下教会甚至邪教。蛊惑性极强,和传销没什么两样。

信教的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妇女、病人和老人。

先说妇女,主要是留守妇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这些妇女在家既要养育孩子、侍奉公婆,还要干农活,压力很大,所以她们很容易信教,来寻找精神寄托;

还有病人,农村医疗不发达,特别是一些绝症病人,希望能找到精神寄托,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寄希望于某种神秘的力量。

而针对老人,一些生活困难并且没有子女的,他们信教一般都是图个热闹。再加上成为教徒后,婚礼免费用教堂,丧事也有教徒们操办,对于他们来说,是看得见的好处。

所以,越是落后贫困地方的农村,被西方宗教席卷的情况就越普遍。

当一个人有求于教,觉得信教可能会“有用”的时候,就会去相信。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

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现在她已是MZ教会的负责人。

而人一旦信了教以后,逻辑都会改变:问题解决了,那就是主保佑;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不够虔诚,需要继续虔诚修为,如此一直循环往复。

3、不可否认,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正面作用,比如为孤寡老人提供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农村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氛围和纠纷调解等等。

但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并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在传播时一定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后果。

并且这种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经常被有意无意忽视,这也是导致基督教泛滥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的大肆扩张,会引起各种层面上的分裂:

第一种,是家庭分裂。

这种一般都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在江西被称为“基督纷争”。

这类矛盾一般有几种情形,一是因为家中的人有信奉基督教的,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聚会,耽误农活和家务。

比如兰考农村80年代时,信教的多为30来岁的媳妇,那时候的教会资料为了讨好这些人,就直接把婆婆成为“恶婆”,还写了灵歌:

婆婆见媳妇心头火,叫声媳妇你真恶,东跑西跑不做活,说话你强,脸又多,啥活不想干,吃的你又多吃,像你这样的媳妇真是气死我,回家你先把你娘叫来,叫来你娘咱说说。

婆婆你不要这样说,世上娶媳妇娘家不带祸锅,干活你光嫌少,吃的光嫌多,像你这样当婆婆,叫我没法活。

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

又或者是因为当代年轻人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所以同家中的教徒会产生矛盾。

家庭成员之间,因为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纷争会非常剧烈。比如日常生活中,常常因为是否在家挂十字架吵架,又或者是能不能参加聚会、能不能带相关书籍回家。

在丧葬仪式上,这种纷争尤其明显,尤其是在传统习俗保存完整的地方,这种冲突更为明显。

比如传统祭拜中,不少地方的风俗是放一挂小鞭炮、烧香,还要小聚。而基督徒不允许这些,在葬礼上,本该是老人遗像的地方,只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舒兰香的母亲程秋月去世之前,曾说:“我一生没有其他愿望,只要求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安葬。在棺材上不要雕刻龙凤,要印上十字架。”去世之前,她给自己做了一套天使那样的白袍子。

舒的母亲去世后,舒对舅舅说:“我们是母女关系,要求按照母亲的愿望安葬。”舅舅非常积极地反对,说姐姐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要为她做道。而舒兰香则哭诉说:“如果妈妈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她的一生都划不来。”

程秋月的葬礼最终按照传统仪式安葬的。舒兰香为此对舅舅产生了很深的不满。

第二种是村庄社会的分裂。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另一种是上帝的弃民。

在现实生活中,教会教导信徒,要向其他人传播“福音”,把他们也拉进“信徒”的阵营;另一方面要远离那些死硬反教的“异教徒”,坚决断绝和他们的交往。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徒都热衷于传教。

所以,一个村庄就大体被分为了基督教徒和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虽然生活上不会完全分开,但从他们的社交范围来看,这二者已经形成了相互分离的群体。

就这样,村庄的凝聚力越来越弱,虽然没有分裂,但也已经分离了。

第三种是同传统文化的分裂。

中国民间传统的信仰体系,一直被基督教、天主教定义为腐朽、落后的。

同是神,哪有什么谁比谁高贵,但在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面前,民间信仰显然是落后的。

在农村,经常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把传统信仰和仪式规则定义为“封建迷信”,不敢承认自己烧香拜佛,却把基督教作为先进的象征。

这给了传统文化很大的冲击,甚至在道德层面,也突破了传统伦理底线,比如在山东,就曾出现过同为基督徒的婶侄结婚的事。

第四种分裂,就是篡改历史,分裂国家。

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蔓延和壮大,基督教内部总是传递着与我们认知不同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的血泪史和当代的发展建设解读为基督教反抗压迫、重获自由的历史。

他们抹掉了基督教肮脏的血腥史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了委屈的斗士。不少基督徒在谈到基督教在国内的发展历史时候,就会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的委屈和灾难,基督教明明是在逆境中拯救中国人,却完全不被中国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八国联军。

在天主教内,八国联军被他们美化成是正义的使者,他们之所以侵华,是因为清政府反对教会,还杀死了神父,所以联军才杀了过来。并且清政府后来不是无条件投降了么,证明是他们理亏。天主教就是那时候,发展才最快了。

还有些人觉得村里的学校、孤儿院、教堂,那么好的房子,都是外国人出钱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好人。

沿海地区为什么很发达,是因为它们同发达国家一样信仰基督教。

在基督徒中流传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孔子是基督徒,周总理也是基督徒,不然名字里为什么会有“恩”字?恩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恩典。

如此篡改历史,这样下去,若再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必将干扰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华的历史,社会大变革时代,不少宗教人士也参与其中。

就拿河北来说,1946年,黎培里资助了比利时籍的神父雷震远,此人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他建立了“公教青年报国团”,这个组织多次帮助国民党,参加国共内战。旗下设立了石家庄、保定、天津等11个情报站。

这里的教徒后来被据守石家庄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也就是胡宗南系的军长罗历戎,改编为一个天主教野战营,大约有500人,还参与过国民党傅作义部突袭解放区的冀中穿心战。

1949年,雷震远去了美国,后来写了一本书,名为《内在的敌人》,回忆对共产党的强烈不满。

而他所建立的“公教青年报国团”更是劣迹斑斑,旗下神父吴雅阁等人,想要去西柏坡刺杀,并对平山县郭苏镇、石门、灵寿等地进行了轰炸。

1989年,石家庄市栾城县油通村还曾爆发过天主教叛乱。

所谓“正统教派”,尚且如此血腥,更不要说多年来发展出的那些杂七八杂的邪教了。

这些宗教,正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长此以往,一定会对我们的群众基础造成伤害。

就像你做了再多好事,盖了再多大楼,给民众再好的政策,人家也不会感谢你,只会说,谢谢神。

其实,石家庄疫情爆发同宗教活动究竟有没有关系,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了。

问题的重点在于,这些泛滥的宗教究竟能不能管?怎么管?谁来管?

精神领域的需求就在那里放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阵地我们不占领,就会有别人来占领。除了打击地下宗教,提升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考虑照顾大伙的精神生活。

要想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还是要坚持教员给我们立好的理念。


西方宗教,何以席卷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果,正被外来宗教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