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西行传道考

老子是人类历史上哲学的拓荒者、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道》和《德》,后人合称为《老子》或《道德经》,仅五千余字,其所阐述的思想,却如永不消逝的怪影,游荡在人间。虽有人试图疏远它,摆脱它,却总是无法离开它。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然而.老子主张“不自见”,不自我显扬,具有“光而 不耀”的“成功遂事不名有”的为人品性,往往是做成了事而不为世人所知,因此他的生平事迹为史所载者极少。以至产生了个历史大悬案：

老子的后半生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

一《老子》中的流露

老子思想体系的主旨是“尊道而贵德”。

“道”,首先是指客观的自然秩序(“恒道”);老子认定它是可以认知的,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称为“可道”;论说成理,则成道理,这道理已成为人的观念,是自然秩序的反映,却不是自然秩序本身,故称之为“非恒道”。所以“道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是存在与意识的统一。“道”并非超物质与精神的,而是物质与精神的整合。其中既有物质性(“恒道”——自然秩序),又有精神性(“非恒道”—道 理)。它们是通过“可道”为媒介而整合的。

“德”是在识道的基础上,按道理行事,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尊道”与“贵德”总是联系着的,若尊道而不贵德,绝不是老子心目中的“道者”。这样强调“贵德”的思想家,竟然隐居避世,此说断然不可信。司马迁说老子是“隐君子”,说的是“光而不耀”之“隐”,并非避世隐居之“隐”。避世者,不以奉天下为己任,非君子也。

《老子》第13段①说:“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寄(立足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拓(开拓)天下。” 既然认定作为一个人,只有“为天下”才能在天下有立足之地(寄天下),又怎么可能避世隐居?既然认定只有投身于“为天下”的事业,才可开拓天下的新局面,他离周而去,自然是要去做他那开拓新天下的事业了。

老子分析他所处的周之天下时说:“其政阂阂,其民屯屯;其政察察,其邦夬夬。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耀。”(第58段)

此可见老子认定:周王朝的贵族分封制(“其政阂阂”)必然造成诸侯争霸和民众的灾难,也必然引起民众的抗争(“其邦夬夬”),这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实质的问题,在于本应是管理社会的行善之人,变成了造孽人间的贵族妖怪。而且人们的这种迷误,已有很长时间,到了非矫正不可的地 步,这就是老子几次提到的“正天下”。

从根本上矫正那被扭曲了的天下,就是分邦而不分封(“方而不割”);统一而不伤害百姓(“兼而不刺”);从上到下不搞层层束缚(“直而不绁”);作为社会管理者为公办事而不显扬(“光而不耀”),应该是“功遂身退”,“退其身而身先”。总之一句话,就是“以道立天下”。(第60段)

老子又看到:“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侯王贵族是不可能理解他的主张而实行的。“言有宗,事有君”,他只能把实现其主张的希望,寄托于百姓。他认定“道” 是“善人之宝”。但这些善人却又多是没有“道”的知识,还不识其宝,“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因此,他希望得道真人,要身穿平民的粗短衣(“被褐”), 怀抱“以道立天下”的大理想(“怀玉”),向老百姓广布道理。②

老子把向老百姓广泛地传播道理,看成是社会改革的必要准备。《老子》第59段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邦。有邦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这就是说,管理人间事,祁求天保佑,不如不作此浪费。不作此浪费,实际上也是为“行以大道”作准备。预先准备,就是注重积德。注重积德便能攻无不克。攻无不克,则说明其无穷的力量。有此无穷力量,便可创造大道之邦。有了大道之邦作根基,就可作长远打算,逐步矫正天下了。这是具有根本性和深远性的道理。

在那天命禁锢着人们思想的年代,以道理破天命,从而鼓励人们尊道贵德,去实现大道制度,并首先建立大道制度的“邦之母”,作为“以道立天下”的 、 “深根固柢”的战略基地,这是老子“正天下”战略的第一步。

有了“邦之母”作战略基地,则可“长生久视”,进入第二个战略步骤:“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第35段),就是说:树立大道制的“邦之母”在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形象,往天下推广,则可使天下安乐、均平、大同。为什么?据老子说:“乐与饵,过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尽)也。”(第35段),总之,大道之邦必须给人们以实惠(“乐与饵”),大道制度才能为人们乐于接受和推行。只讲空话,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

由此可见,老子西行传道与孔子周游列国不一样。孔子是为说服诸侯“复礼”而周游;老子西行,是为传道,且要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立他那 “正天下”的“邦之母”。

所谓条件较好的地方,按老子的说法,是“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判”(第64段)。周天子的这个不宵臣民,毫不含糊地宣告:“天下皆谓我大 大而不宵,夫唯不宵故能大,若宵久矣,其细也夫。”(第69段)继续做忠君宵臣,实在太渺小了,必须分化瓦解周之天下。“其脆也易判”,具体说,即较脆弱的邦社容易分化。

对此,《老子》在第67段作了详细的论述,此段译文如下：

削小其邦而减少其民。使其繁礼饰乐的工具没有用处。教民众重死而远徙,不再为贵族卖命而远离去。所有周朝的豪华车无人再去乘它,有铠甲兵器不能再显赫,使民众改变兵器捆而作他用;让民众吃得甘香,穿得美丽,住得安适,过得快乐。新旧之邦相邻可以比较,鸡鸣犬吠异象可以辨闻。教百姓与老贵族断绝关系—“老死不相往来”。③

这一段,是把如何建立“正天下”的“邦之母”与如何对待老贵族,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论述的。一方面,是教民众不再为贵族当兵卖命(“重死”)而是实行有计划的革命迁徙,从而削小贵族之邦,减少贵族之民。让贵族们自吃其力,再不能坐着豪华车显威、征战;另方面,将远徙之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邦社,让民众甘食、美服、安居、乐俗。旧的贵族之邦与新的大道之邦可形成鲜明对比(“邻邦相望”),新的邦社鸡鸣喔喔报太平;旧的邦社狗吠昂昂无安宁(“鸡犬之声相闻”)。日日“相望”——互相比较,夜夜“相闻”——互相影响、贵族之旧邦自然会逐渐消亡,大道之新邦自然会逐渐发展。让天下人“以家观家,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人们自然会选择大道之邦了。

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这可能是在建立大道制度“邦之母”过程的困难中总结出来的。但老子不因此而泄气,故接着说:“受邦之询,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详,是谓天下王。”(第80段)能得到邦人的信赖,便称得上社稷的主人;能克服邦社的凶难,便可使天下归往。

这不过是哲人的美好理想,是难以实现的。但上述种种流露,可说明老子和他的弟子们不仅有美好的理想,而且为之奋斗,否则是说不出这些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密切的、有血有肉的话来的。

二、《庄子》中的描述

《庄子》几次提到老子建立大道之邦的事,其中较具休的是《庚桑楚》,描述了老子的弟子们通过传道、积德,准备建立“邦之母”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
庚桑楚是老子最得意的门生,因得老子之道旨,而到畏垒之山”去“北居”(“北居”与“南面”相对,他不是去统治畏垒山,而是“被褐怀玉”,去传道“积德”)。他以庶人的姿态出现在畏垒之山时,曾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知者”,便站不住脚而离开了;他亲为行道,作不言之教,吸引了众人,因此,曾在那里标榜仁爱的人们便疏远了。那些纯朴敦厚的老实人,却愿与他在一起,特别是那些不顾劳累 的热心人,成了他的弟子,和他密切合作。
经过三年,畏垒之山兴旺起来。畏垒山民便认定庚桑楚是圣贤,并与庚桑楚的弟子们商议,要推举他为主,举行庆典,宣告建社立邦。
庚桑楚虽然实际上在那里领导,但当他听到山民这种商议的消息,却心中很是不安。弟子们都为此而感到惊异。因此他对弟子们说:“畏垒山能兴旺,无非是大家都能按自然季节,春播秋收,自有收成,这不过是天道已行矣。我个人能起多少作用?如今,大家把我提在贤人之间而张扬,我难 道是这样引人注目的人吗?如果这样,对照老聃的教导,我就感到惭愧了。”
庚桑楚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老子》第64~55段说:
“(圣人之)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厅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这段话长期被人曲解,我作如下译:“圣人的学说,不是学来的,而是重现众人的经历,(总结众人的经验教训)能够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会冒昧地违反它。所以说:依道理行事的人,不能认为自己比民众高明,宁可认为比民众愚笨。民众是不容易管理的,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自以为高明而主持邦,就会把这个邦搞坏;不自以为高明而主持邦,就会使这邦有所得益……玄德深呵,远呵,它与现行的一切都相反的,而至于完全地顺从自然。”(参见《老子通解》第65段“校注”和“通说”)想起老子的这种教导,面对畏垒山民要搞立社建邦搞庆典,以示 “尊贤授能”,庚桑楚自然心中不安了。
弟子们不同意庚桑楚的说法而争论起来,意思是大河养大鱼,小河可以养小鱼,畏垒山虽小,也可以立自己的主。而且以“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为由,要求庚桑楚同意。
庚桑楚便以老子的“重积德”、“深根固柢”一类的道理教导他的弟子,并针对弟子们强调学尧舜的问题,指出：“其二子者又何足于称扬哉?……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在乎于千古之后”。
此话是说得非常深刻的。人类处在原始人群之时,天天都是面对着天灾兽祸的威胁,因此总是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地共同对付人类的天敌,有乐同享,有难同当。那时的人群是和谐协调的整体。后来,人们与自然交往的能力加强了，温饱有余了,便出现“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一类的事。自 此,人类开始分化了,人祸随之出现了。这情况,在中国大概正出在传说中的尧舜之世。庚桑楚说的这番话意味深长,却不为弟子们所理解。
有个弟子叫南荣的,因急于建邦立社的庆典,不理解庆桑楚的教导,于是庚桑楚便让南荣去直接请教老聃……
有学者说,这故事不过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实记述。就算是文艺作品,亦必有其生活的真实性。就是说,在春秋战国之交,确有人把尧舜以来的 “尊贤授能,先善与利”看作“大乱之本”,而试图纠正。这和老子关于“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而必须矫正的思想是吻合的。
庚桑楚“北居”的“畏垒之山”,大概是贵族分封制下未被分封的荒漠地区,可能是逃亡的奴隶们聚居的新村落。
畏垒者,末垒也。所以才有“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的问题。这也恰如老子说的“其未兆也易谋”的地方。
然而,老子关于建立大道制的“邦之母”的设想,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生于尧舜之间”的私有制在中国正进入第一次大飞跃之时(春秋末年),要阻挡“尊贤授能,先善与利”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私有制发展的浪潮,必然深入到普天之下的每个角落。“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春播秋收便丰衣足食,只能是短时的。“居三年,畏垒大穰”,兴旺起来,自有权贵要来抢占了。能不“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么?所以,庚桑楚和他的弟子们碰到这样的难题,意见也就有分歧了。
《庄子·庚桑楚》还记述了南荣趎带着粮食,赶路七日,寻到“老聃之所”请教的情况。老子自然是支持庆桑楚从“以道立天下”的长远战略出发而 “重积德”的。他见南荣趎还无法理解其建立“邦之母”的种种条件的深奥道理,最后便说:“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稿本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来,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似乎是在说:“南荣趎呀,你听庚桑楚的话,照着去做,不会错的,不要担心吧。”其实一个邦的领导人没有明确的身份,不显名,不露面,又如何能自立于邦社之林呢?

《庄子山木》中有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与道相辅而行。”
这个“建德之国”,在历史上是否实际存在过,目前很难判断。但它所描述的“名为建德之邦”的情况,确属老子“有德司介”的大道之邦,这是毫无疑义的。
《山木》记市南子与鲁侯的对话中,还提到:“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这个“莫”,学者多读作“漠”。大莫之国即大漠之国。此与下文所说的老子西向流沙传道而建休屠城邦,似可联系起来作考察。
《庄子·山木》还讲了个这样的故事:“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接着大公任讲了这一段话:“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这个“大成之人”,显然是指老子。老子之所以是“大成之人”,据大公任所说,是“道流” 而“德行”。即是说老子的“道”传播开了,老子关于“德”的主张实行了。
这里,庄子显然是作了个对比:孔子爱好功名,终至陷入绝境;老子不喜功名,成为有“大成之人”。所谓“道流”而“德行”,与上述的“建德之国”、“大漠之国”是联系着的。

三、史书中的反映

《史记·老子传》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今人释作周王室的图书管理人员,这是可信的。确认这一点,便可理解老子为什么会有如此渊博的学识,而能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了。
《史记老子传》又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史记》作者司马迁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这个老学信奉者身处逆境,“莫知其所终”,也只好莫知”了。
不过,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样无知狂妄,他没有把诸子书烧掉,而且见“书缺简脱”,“喟然而称曰:‘朕甚闷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汉昭帝时,解放思想,强调恢复汉初的政治传统,开“昭鲜之治”,实际上否定了“独尊儒术”。汉初曾起决定性作用的黄老之学,重新被器重。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同上书),在这种形势下,对当时最重要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仍“莫知其所终”,当更令人“甚闷焉”。因此对老子的生平进行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后有《刘向说老子》出世,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录在案,可惜今已佚传。

《刘向说老子》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若作推理，可能是解经之说，更可能整理了对老子生平进行调查研究之成果。因为此后对老子出关后的去向和活动，已散见于一些著作。

生活在东汉早期的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录有“《关尹子》九篇”，并注曰：“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此注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信息：尹喜跟着老子西去了。这里有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老子若是避世隐居，还带着弟子去干什么？若是隐居，又何苦到那人地生疏的西边去？非隐居也。这个伟大的哲人，西行是为实现他那大道理想的，是谓“圣人被褐而怀玉”也。

第二，初是要求老子写书而留下箴言的尹喜，到头来却去吏而从之”，可见尹喜受到了老子的启发，经过商议一起去实现他们的计划。从这里似可推测：《道》可能是老子过关时应尹喜的要求而写的,故重点在论道，写得较抽象。《德》可能是行程中回答弟子们所提的问题而说的，或者是在实践中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写的，故对《道》作了具体的发挥，重点讲行道，且对大道社会的设计，从宗旨到施政方针，实施步骤都有所论述。

第三，老子和他的弟子们出关西行，首先自然到了秦国，但未见其在秦活动的记载。看来，他们在秦居留的时间不会很长。

《后汉书·楚王英传》载，东汉早期章帝时，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后汉书·襄楷传》载，在野士人襄楷上书谴责东汉桓帝昏淫有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词。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耐何欲如黄老乎？”此处，“或言”是继“又闻”而说，意犹今语“况且”，襄楷是确认“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

上述两则记载，说明东汉时期朝野上下皆认定“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对此，东汉人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其根据可能就是《刘向说老子》。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后，“佛陀”被译作“浮屠”，“佛塔”亦被译作“浮屠”。东汉时，“为浮屠”成了行善积德的代称，如说“救人一命，胜建七级浮屠”，而“重积德”，正是老子所强调的“以道立天下”的基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原意大概是指老子进入夷狄地区传道，行善积德，建立他的“邦之母”的活动。

东汉时人，把崇拜圣人与敬奉神明混在一起，也把崇老与信佛混在一起，上述楚王英和汉桓帝的所为已可证明这点。当时的佛教义理，常以黄老学派之语言进行阐述，佛陀、佛塔皆被译作浮屠，这些现象的奥秘，可能与下文所述的“休屠”有关。似乎是把“为浮屠”、“重积德”、“为休屠”三者讹混为一了。

四、“浮屠”与“休屠”

南北朝时庾信《至老子庙应诏诗》云：“虚无推驭辩廖廊本乘蛇……唯当别关吏，直向流沙西。此诗若有据，老

治学应是社会管理学。政治家必须“以百姓之心为心”才够得上精明,才配称为“圣人”。人类要求和平与发展,要求和谐相处,真诚合作而协调发展。一句话,是要求“和”。不懂“和”的人,不足为政治家。正如老子说:“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16段)按照老子的观点,没有冲和,就没有万物,就没有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冲和而成(“有物混成”),靠“得…”(得到统一)而存的。“ 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段),当今世界的发展已表明,“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只有通晓这秩序而循之,方能精明,方为英明。

政治家、科学家、宗教家都是立足于地球的人类,有了牢固的共同立足之地,才能更有力量地探索那广漠无垠的宇宙奧秘。大家应该紧密协作,以和为贵,为天下而和,和而为天下,不仅可以长寄天下,而且可以开拓天下,这是新时代的福祉。

哲学家们有必要为此大声疾呼,传布这新时代的真正福音。

注释
①拙著《老子通解·老子新编》分《老子》为12章,并依前人所分之八十一章,作81段。本文所引老子语皆据此书,下文只注明段序。
②参见《老子》第72段。
③这一段通行《老子》书为第八十章,帛书甲、乙本均在第67段;通行本中此段的“不远徙”、“舟车”帛书甲乙本皆作“远徙”、“周车”。今依帛书,请参见拙著《老子通解》此段的“校注”和“通说”,广东高教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④转引自萧鲁扬、张景志:《老子里籍考》,见杨丙安等主编《老子新探》。
⑤《老子徐氏经说》即通常称的“帛书《老子》乙本及卷前佚书”,请参考《论〈老子徐氏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