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 亮节感人深

疾风知劲草 亮节感人深 ——纪念胡一声 胡莉雄¬¬¬¬¬

我的父亲胡一声（1905.10-1990.3.19），原名胡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胡春华、细月、古月、高松、高原等，广东梅县梅南罗田上村人。1926年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共同筹办梅南中学，建立中共梅南区党支部。1927年4.15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后，在中共东江特委指示下，1927年10月在梅县和丰顺县举行秋收起义，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胡一声任党代表。根据地失守后，于1928年秋奉东江特委命令，先到新加坡接上共产国际关系，派往印尼、新加坡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工作。曾因“胡春华”（化名），被荷印当局通缉未果。1932年2月创办加影华侨中学，1934年秋赴日本留学，他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创办《国际教育论坛社》，出版进步刊物，曾因“陈一新”（化名）被日帝通缉未果。1936年夏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引擎出版社”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之后，重返马来亚，复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10月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参加党内学习小组小三查，确认1926年以来的党籍。1941年1月，他与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现中国新闻社前身），出任主编。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粤东参与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香港的接送工作。1943年，在韶关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4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南方组织，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部长、1946年1月在广州创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曾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8年7月初，重返香港，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负责筹建《南方论坛社》。1949年3月，受周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是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北京工农速成学校校长，负责创办一〇一中学。1955年7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58年暨南大学复办筹备领导小组组员。1958年6月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薪五级等处理。1959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4月10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58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1979年6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年9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胡一声192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1983年，胡一声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胡一声十八岁时曾写下诗句，“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并以门联写在“安定书室”门上公示于众。诗言志，是心声。 1947年9月，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是1949年的归国难侨。 我母亲鈡秀英，曾经参加中共的马共党员。（1928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被捕，押解途中逃脱；第二次被捕坐牢是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发现学校被軍警包围，她紧急敲响警鐘，通知进步师生及時逃走，自己被军警抓捕入苏州反省院，坐牢3个月，由胡一声以侨领代表营救出獄。）1948年6月21日，英帝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大举围捕全马各地的马共和教员学生进步人士达万余人之多。6月20日，颁布紧急法令的前夜，大批军警包围了加影华侨中学，所有暑期留校的师生和董事在睡梦中被捕。当时我才九个月大也不能幸免。先被关警察局，后被押解到半山巴监狱，再后来是关押在居銮集中营。关押母亲的罪名是：加影华侨中学专门宣传民主革命，培养教育青年，回国内参加抗日和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第二，母亲是副校长专门聘用共产党人当教员。第三，在我母亲的床底下搜出了大批的红旗报。关押达14个月（母亲第三次被捕坐牢）。 1949年8月，母亲和外婆抱着我，被英国殖民政府军警押送出境，回到香港。（当时我的大姐在国内参加了游击队，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姐，都已经不在人世）。广州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已经在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因此，我们母女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北京，结束了颠破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国庆大典盛况。 我成长在红旗下，只能片段的听到父母和亲朋前辈，讲述父亲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事迹以及幼年丧父、贫苦至极、乡亲资助、帮老师煮饭、改作业免交学费念书的故事，也不乏来自乡间、革命同志长辈间，给与父亲和祖母极高威信的评价。另一方面，却是我懂事以后，才体验到的父亲不得不承受的长期逆境，在曾经的1948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1926年以来的党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回到新加坡后，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父亲无功而返。给父亲的承诺也遭到失信，不幸地开启了他连年不断申诉的漫长征程。更甚者，时间延续到了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升级为极致。有一张1978年12月29日中共暨南大学核心小组，发布的文革平反的红头文件为证。 父亲对我说过“天塌下来当被盖。”正是这种坚强的好汉气势，他顶过来了，一生可敬的凌然正气，给世人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形象，对父亲的信念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从发布这份平反文件开始的系列拨乱反正进程加快了。 1979年4月10号，中共广东省委的粤摘改（79）08号文件发布，改正了1958年把父亲胡一声错划极右、开除党籍、撤职、降薪5级的冤假错案。 同年，中央组织部指令广东省委组织部联合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历经3年的调查取证，在1982年12月30号发布了组建字994号文件，恢复了我父亲1926年至1948年的党龄，可以办理老红军离休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年。写出我父亲，在党64年，从不忘初心的艰难历程，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爱国爱民爱侨的责任担当；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开拓未来的预见；每一步都体现着小人物创造和堆积国家发展的丰功伟绩，以表达我最深重的怀念和敬意。

一、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战斗

雄鹰高翔九龙嶂 1925年，父亲胡一声毕业于省立第五中学（梅州中学），就读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党员秘密训练班、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他理论学习联系实际，从自我做起，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在同乡同学中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先后发展了中大同学郑天保（郑兴）、廖祝华（廖白）、吴锡粦等人入党。 1926年冬，父亲和郑天保假期回到家乡梅县，把龙文公学（高小）改办为梅南中学，从广州劝回廖祝华、吴锡粦到梅南中学任教，介绍原龙文公学教员吕君伟、黎学仁、熊光、古九成、胡志文、郑德云、郑国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梅南中学支部，廖祝华任书记。成立了中共梅南区委，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从此梅县党组织逐步向农村发展，梅南也成为大革命时期梅江两岸革命活动中心。 风云突变，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施清党反共大屠杀，父亲胡一声和韩文静（王逸常的爱人）一起成功翻越屋顶逃脱缉捕。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回家乡农村,组建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他冲破被通缉抓捕的天罗地网，同年5月，冒险从广州走到香港，找到广东省区委领导人之一王逸常献计，王逸常批准了他回到梅县准备武装的主张，他经汕头回到梅县潜回梅县城北门“安定书室”，找到县委书记李桃粦，决定以梅南中学为据点准备武装，举行秋收起义。不久，郑天保同志也回到梅南中学。一方面，他们实行革命教育，收容梅县、兴宁各中学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前来就读，父亲讲授党员秘密训练班、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的主要内容，郑天保则组织军事训练；另一方面，他们秘密成立别动队，联合各乡村农会骨干，实行“二五减租”，号召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打倒土豪劣绅，缴获枪支弹药武装队伍。同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山大学学生曾品清前来梅县负责共青团恢复工作，他和曾品清一起，与县委书记李桃粦商定恢复团县委计划，把“安定书室”作为团县委筹备机关。后因青年来往较多，保密工作缺失，团县委机关被破获，曾品清、温士奇、陈循昌等被捕，史称“安定书室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胡一声，认为他是“匪首”，派便衣队前往梅南抓捕，他早有戒备，抓捕未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东江特委批准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历史记载，1927年10月下旬，父亲胡一声和郑天保带领梅南武装数十人，走上九龙嶂九尾岌，联络梅县和丰顺县领导人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邓子龙等同志商讨，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推举郑天保、胡一声、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5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同时，推举郑天保（化名郑兴）为主席（团长），胡一声（化名蔡若愚）为党代表。后因工农革命军取消党代表的称呼，胡一声（化名何家烈）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十团治军严格，施政开明，深得百姓拥护，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此，九龙嶂逐步成为梅州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1976年10月1日，父亲胡一声在悼念毛主席的诗中写道：“井冈山下举红旗，发动农民百万师，我亦闻风而起舞，九龙嶂顶挹朝晖”。 2005年6月15日，我和大姐胡莉娜相约徒步走山路，上九龙嶂瞻仰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部旧址。这是我拍的山路崎岖,被山石阻挡的照片，中立者是我大姐。让我们体验了一回走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 2013年由中共中央党史办正式发布文件确立：梅州全区是当年中央苏区一部分。现在水泥路已经直通山上团部旧址，并在旧址旁修建了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馆，九龙嶂系列纪念群已成为党建红色教育基地。团部旧址和纪念馆里面均挂有我父亲的相片。

颠沛海外播火种 1928年夏，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革命。梅县县委被反动派摧毁，悬赏通缉抓捕胡一声。省委急调胡一声离开十团，拟与陈启昌、古柏三人共同组建新县委。2020年11月15日梅州日报登载了梅南乡亲胡焕元口述《“水叔”的革命轶事》的文章，讲述了水叔（胡一声）“掩护战友负重伤身体痊愈赴南洋”的故事。 “一天晚上，水叔和古柏烈士（古柏爱人曾碧漪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女秘书）两人计划到梅南中学参加会议。他俩从九龙嶂九里岃下山，准备绕道浪荡石，经过顺里到梅南中学。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水叔是本地人，熟悉道路，他设计将敌人引开，但因夜晚光线微弱，水叔不慎坠落路旁悬崖，幸好悬崖下面是个浅水潭，崖壁上长满杂草和小树，叔父只是肋骨骨折和皮外伤。天亮时，古柏顺利回到九里岃团部，马上向领导报告了昨晚的情况。而水叔也苏醒过来了，忍痛艰难爬到水潭岸上，后被前来搜寻他的战友和群众发现，先后被护送到附近一农户家中、陂角胡金发家和下村其外婆家治伤。伤势基本好转后，水叔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数日后东江特委命令水叔奔赴南洋，开辟海外华侨支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战线。离开下村外婆家时，水叔已三个多月没有理发，遂男扮女装，佯装婆媳同行赴圩，按组织指定路线，到官塘圩码头乘船，由书记廖祝华亲自护送到松口码头，再转乘火轮到汕头，之后由汕头乘船赴南洋。” 1928年秋，父亲到达新加坡与中共新加坡特委接上关系，不久又由中共新加坡特委派往荷印爪哇泗水市，开展侨党临时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创办《华侨小报》《侨声日报》；他往返奔走于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印（今印尼）、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入组织华侨华人及留日学生，开展宣传国内的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直到1948年。 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的加影华侨中学 马来亚雪兰莪州有个地方叫加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小延安”的加影华侨中学，是追求真理的爱国华侨青年向往的地方。它的前身是创办于1912年的加影华侨学校。1932年，胡一声被加影华侨学校董事部聘为校长后，将小学扩展为中学，除了初中、高中外，还增设简易师范科。前来就读的学生除了马来亚各州的华侨子女外，还有邻近的泰国、北婆罗洲（今沙巴）、苏门答腊的华侨子女，不少学生家境贫苦。广州新马侨友会天河区二组的李志文侨友亲口对我说：“如果不是加影华侨中学，我这辈子是没有书念的”。 近年来不断有马来西亚华侨，历史学家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找当年报刊登载的消息文章研究，印证加影华侨中学传播了革命思想，培育了革命青年，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向国内捐款捐物，并屡次被评为马来西亚华人团体最前列，引起国内外关注。同时，还集结和转移国内来新马的革命干部，成为中共的海外堡垒，被华侨誉称为“海外小延安”。地下中共支部党员多时达二十多人，前后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派回延安、新四军、东纵工作的学生有几十人，他们成为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分子，其中许多人成为担当重任的部、厅级干部。 加影华侨中学获得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也获得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爱国将领以及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题词。父亲著书《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等流传甚广。 针对英帝反动当局勒令封闭学校，驱逐父亲胡一声出境，董事会在报纸上登载聘任胡一声为永久名誉校长的告示。 “专门反日”被查缉 1934年至1936年，父亲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和留日爱国进步同志一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新诗歌运动、新戏剧运动，新教育座谈会和邀请郭沫若公开演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与留日反动派争夺“留东同学会”和“广东留日同乡会”等机构领导权；主持“留日同学教育座谈会”，主编《国际教育月刊》。他用各种笔名（如陈一新）在海外报刊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阴谋，被日本驻外使馆以“专门反日”的罪名报请日本政府查缉，但终未被查获。 在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 1936年初以宋庆龄为背景的“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秘书长钱俊瑞邀请父亲回到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任社长、发行人，以上海救国会成员及著作人协会会员为撰稿人，组织出版《现世界》半月刊等出版物及多种书刊。《现世界》一共出版了15期，发表文章360多篇，向华侨筹资。文章切中时弊，战斗力极强，发行数量很广，影响很大。被国民党多次封杀后于1937年3月禁止发行被迫停刊，乃改出多种宣传抗日单行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 此外，“引擎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如：《中国经济的现势及其动向》（胡一声编译）《中日国力对比》（李凡夫何干之合著）《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柳乃夫著）《资本主义文化之没落》（周立波译）《世界和平与中国》（钱俊瑞著）《中国与美国》（章汉夫著）《中国与英国》（钱亦石著）等等。 “香港中国通讯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来亚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胡一声重新回到马来亚，与侨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密切联系，继续发动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1941年1月，廖承志派父亲负责筹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今中国新闻社前身）向香港政府正式注册。由乔冠华为主笔，父亲当总编辑及注册人，黄刚为挂名社长（十二集团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以作掩护。出版《每日电讯》《华南新闻》《海内外航讯》（航空版）《特约专稿》等4种新闻资讯，与当时范长江、夏衍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即现在的新华社）并驾齐驱。经过胡一声等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香港中国通讯社”所发的新闻稿件，甚受海内外，特别是华侨报刊的欢迎，很快做到自给有余（不花党一分钱），成为党的又一支有力的宣传工具。直至香港沦陷才被迫停刊。 奔走护送爱国者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香港沦陷时，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滞留港九，处境万分危急。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组织实施香港秘密大营救。胡一声参与了秘密大营救工作，护送邹韬奋就是一个例子。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父亲接到总理指示后，偷渡九龙，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惠州，与廖承志、连贯等人会合，研究文化界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工作，指定胡一声负责老隆、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的接送工作。 1942年4月初，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密电，“要全国检查站严密侦查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绑架暗杀”。中共中央要求，务必想尽办法，保全邹韬奋先生生命。南方局连贯委派郑展从老隆来梅县与胡一声会面，让胡一声在梅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安置邹韬奋。胡一声认为把邹韬奋送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最合适。于是，胡一声与郑展、陈启昌从梅县赶到老隆，向连贯作了汇报并商定：邹韬奋改名为李尚清，以陈启昌的同事和韶关侨兴行大股东的身份出现，因患脑病在韶关经不起敌机轰炸的骚扰，到江头村休养。 1942年9月，胡一声突然接到乔冠华从韶关发来的电报，让他立即到韶关“谈生意”。胡一声马上乘车前往韶关，乔冠华对他说：接到上级通知，国民党当局的鹰爪，在沿途各地没能查出邹韬奋的行踪，断定邹韬奋仍在广东，特派特务头子刘麻子坐镇指挥，特别是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侦察，扬言必将邹韬奋抓捕，因此，决定让邹韬奋离开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 经过一系列精心周密的策划，邹韬奋的转移路线最终确定。离开江头村前，陈卓民在家为邹韬奋设宴，还邀请村中父老乡亲前来喝酒。邹韬奋非常激动，随即提笔为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各题字一幅，以感谢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近半年的照顾。邹韬奋给胡一声写的是鲁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在突破国民党道道关卡和封锁线后，胡一声等人把邹韬奋送到韶关，再由其他同志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忠心耿耿搞统战 1943年疏散工作结束后，中共又派父亲胡一声到韶关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以许崇清中将为主任，张铁生（党员）少将为副主任，胡一声行政部上校主任。父亲主持、主编，出版发行《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刊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深得许崇清、张铁生等人夸奖。 1944年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胡一声向许崇清请假，回到梅县，在当时梅县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挥独立作战精神，联络梅县地下党组织和党内外同志群策群力，终于在1944年冬，在李伯球家乡潮塘，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选举李济深为名誉主席，李章达为代主席，张文、李任仁、何公敌、丘哲为副主席，李伯球为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仍在梅县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1945年初，协助黄秋耘同志进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梅蕉平埔指挥部，当中校秘书兼翻译官。黄秋耘获取的军事情报，及时转告父亲胡一声，再转告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等友邻部队。 1946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和李章达回到广州，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会广东省委员会，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 1946年8月至1948年6月，受中共南方分局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支分部，被选为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任香港南方论坛社主编。 1949年3月初，胡一声奉党中央和周恩来电召，回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尔后历任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恭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二、为新中国的发展，努力开拓，艰难担当

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担任过以下要职 当选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在参加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受中央派遣，参加由董必武副主席挂帅、钱俊瑞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主任，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中央教育部成立后，委任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系副教授，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务； 1950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1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1952年担任政务院组织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团副团长（团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到广东恩平县参加土改； 1952年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中央总团团员； 1953年担任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中央总团团员； 1954年，北京市人代会召开，被选为人大代表，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副审判长； 1955年7月，国务院人事局调胡一声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华侨归国学生补习学校校长，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 在广东省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广东省教育工会副主席； 在民盟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 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复办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年反右斗争，担任民盟中央反右5人领导小组成员、广东省民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担任广东省侨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广州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及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直到反右运动结束，到北京开总结会。 1958年6月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打成党内极右，撤职，开除党籍，降薪5级，留原单位，不搬离原住址，可以接待外宾； 1959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1979年4月10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58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 1979年9月广东省委任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 1979年6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 1982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192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 1983年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向总理表达当人民教师的心愿。 第一届全国政协闭幕后，有一天，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父亲胡一声在指定时间到中南海紫光阁。父亲回来说，到了总理家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总理叫我坐下，对我说：“今天请你来吃个家常便饭，是要和你谈谈你的工作安排问题。现在有几个部门都向我申请要求派你到他的部门去工作，有教育部、外交部、统战部等等，我有点为难，因此，今天请你来，想听听你本人意见，再作决定。”父亲首先向总理表明态度：“无论总理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分配，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沉思片刻后继续说：“若问我个人对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国家建设，根本问题是人才，从立竿见影还是长远之计来看，都要搞好教育，这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如果教育部要我去，我也乐意去。”总理听了胡一声的表态，非常高兴，拍了拍胡一声的肩膀，说：“你解了我的围了，因为外交部、统战部等部门都是共产党员当家，我可以向他们说不，唯有教育部是马老（叙伦）当家，我向他说不，有点说不出口。那好吧，我考虑你的个人意见，等候分配吧。” 丘克辉先生曾向胡莉娜口述过这段故事，许多知己朋友听了胡一声在总理面前的表态，都感到惋惜。传说当年外交部是要任命父亲当大使的。他竟表示重操穷教师的旧业！这正是父亲人品高尚所在，在重大决定面前，一贯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很少考虑“权势”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家人对他的重大决定只有服从、适应、支持。母亲钟秀英感受最多，也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1949年冬，父亲接到通知，去中央教育部报到，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办公厅主任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郝人初接见了他。 领导们和胡一声谈的大意是：胡一声在海外主持的加影华侨中学，理论联系实际，引起国内外注意，毛主席为它题写校牌，周总理等许多人都给它题词。新中国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需要摸索经验，请你到教育部来，就是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问题。 父亲胡一声选定的中学是北京师大附中，它是一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学。北京解放后，北京师大附中已被接收为教育部直属中学，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管，称北师大附中一部。其时，华北解放区迁过来的原育才中学，是招收高干子女的中学，也被合并入附中，称附中二部。另外还再并入了两所中学，一所为普通中学，一所拟办成工农速成中学，称附中三部、四部。一所学校，同时摸索四个类型的办学经验，这种向全国示范的高度、难度，实在空前绝后。 胡一声领命，表示尽力而为，立即由郝人初同志陪同走马上任，胡一声坚持要求郝人初留任师大附中校长，挂个名，便以加强部属关系，自己甘当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不久，教育部派来苏联专家顾问，配齐了各种教学器材，甚至小汽车等。父亲感到责任重大，他首先调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他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示决心，又找到二部一位同学，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请他带这封信恭恭敬敬的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胡一声来信后，欣然提笔，第二次（第一次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应胡一声要求，题写校牌“北京师大附中”六个大字，交给送信学生带回，胡一声把毛主席的墨宝，叫人做成庄重的校牌，在师大附中大门上高高挂起，全校师生热情欢呼，热烈庆祝，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教学各方面工作大大提高。 总理特批圆明园废墟 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原为华北育才中学，是解放区唯一进入北京的中学，合并在北京师大附中一部内，因太过拥挤，影响青年学子学习，更不利于长远发展。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央允许兴办少量特别需要的基建项目，胡一声消息灵通，抓住时机，争取到了为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另找校址新建的立项。 那时节，胡一声跑遍北京城，最后看中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它毗邻清华、北大，认为在这里建校有特别的教育意义。但是北京市没有一个人敢批出这块不大的废墟一角。胡一声没有放弃，他提笔给周总理写信，阐述他为什么想在这个废墟一角建高干子女中学的想法。他说清朝由盛转衰，最后灭亡，原因之一是晚期王公子弟没有教育好，多是游手好闲、无所用心、心无大志。现在高干子女，虽然都是平民，能否成材中学教育非常重要，如果能在圆明园废墟一角建校，让他们天天看着废墟，不忘国耻，下定决心，复兴中华，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周总理见信后，深表同意，并于1953年到圆明园拟建校址亲自视察后，立即批给北京市政府解决。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批示，按胡一声的要求，师大附中二部顺利在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建成。后改名为101中，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由郭沫若题写校牌，后来独立发展为北京市重点中学，扩大招生，容许全市青年报考。 欢送大会 全国解放后，随着土改结束，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1955年是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心最舒畅，治安最好，可算是国泰民安，夜不闭户，人民非常快乐幸福之年；而东南亚几个国家，却掀起反华高潮，海外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返回祖国。 这样一来，原来直接安插侨生入现有学校的办法，已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中央高屋建瓴，决定在广州、厦门各办一所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归侨人数最多，是重点亟需解决学校的侨乡，为此，经得上级批准，特在广州加办一个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两校派谁当校长？因为胡一声有海外办加影华中的经验，解放后又有办北京师大附中的成绩，中侨委会同教育部、北京市，决定调胡一声回广州当两个补校的校长，同时兼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大姐胡莉娜回忆：“24年后的1979年，我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人事室干部杜淑贞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生，因为处理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实之词的人事材料，她翻阅了人事档案，发现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她敬爱的胡一声校长，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找我莉娜到人事室一谈；两人见面后，杜淑贞干事说，你的父亲就是胡一声校长。胡校长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校长，我们同学聚会时常常怀念他，他在师大附中的形象一直记在我们心里。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问问胡校长近况如何？杜淑贞干事回忆1955年欢送会的情况时说，那次欢送会可以说全校师生几乎都流下了眼泪，“胡校长不能走”“胡校长欢迎您再回来”的喊声响彻校园上空，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1979年4月，胡一声平反后，补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消息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当他来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他住的房间，成了流水的欢乐会会场。早，午，晚和节假日非开会时间，来访的人总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主要是师大附中，101中和加影华中的师生，当然还有许多过去的老战友老朋友等等，住在北京的居多，也有从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东北坐火车赶来的，其情之深令人非常感动。师生们远道而来，仅仅只为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想亲眼见老校长一面，放下心中纠结和思念。 北京师大附中的师生诉说，胡一声校长调走后，附中如日落西山，以前是部属中学，到1979年是宣武区的普通中学，毛主席题字的校牌也不见了。胡一声说这不可以，你们去档案室找出我当年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批复，到北京市委找领导，把毛主席题写的北京师大附中校牌重新挂起来，至少要恢复到市属重点中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师大附中师生按照胡一声的要求一一落实做了，目的也达到了，北京师大附中重新焕发青春。 101中学师生来诉说，胡校长调走后，101中多次遇到逼迁危机，要101中搬出圆明园，父亲要他们找出他给周总理写的信和周总理的批示复印件，周总理拍了板的事为什么要改，找北京市领导解决嘛！他们这样做了，到现在101中安然巍立在圆明园东南角上。2008年北京举行国际奥运会，101中是国际青年联欢会的会场，旁边就是帝国主义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证，意义深远。 有一位中年的王女士，她原来是解放初期师大附中二部学生，后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在五届政协开会期间也来看望老校长，说她忘不了老校长的恩情。她回忆北京解放那年，她在解放区和一个比她年长20岁的老八路结婚，进入北京后，她到师大附中二部上学，不小心怀孕了，她知道中学生有不许谈恋爱，结婚的校规，为完成学业，她想堕胎，但她爱人怎么也不同意堕胎，因为他年龄较大，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结婚生子，盼子心切，因此找胡校长问是否一定得退学？胡校长说你的情况和一般中学生不同，校规也可以有特例，你可以保住胎儿，继续学习，到快要生产时休产假，停学半年然后复学。她因此平安生下一个男婴，又完成了中学毕业。她和她的爱人都十分感谢老校长，所以特意来看望；并请老校长周日到她家吃一顿便饭。以后几年的两会期间，他们夫妇都来看望胡校长。 她还回忆了许多胡校长当年在师大附中既讲原则又重实事求是的例子，如现在的知名导演林汝为（导演“四世同堂”等剧目），1950年原在师大附中二部上高三（春季）未毕业，十分希望投考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到处奔走无果后，流着眼泪来找胡校长，希望胡校长能推荐她考电影学院，胡校长看过她几次在全校集会上的表演，觉得她确有一定艺术才能，值得培养，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提前毕业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长影电影演员，著名导演。 还有一位原附中二部的学生，后来是国务院一个部长，五届全国政协会期间，他因出差离京抓紧完成任务后，紧赶着回京，政协会已经结束了，他到政协接待处查询，希望能看望老校长一面，接待处人员说，广东团今天上飞机场了。但胡委员有个女儿在北京农科院，曾派车送他去过，你是否到北京农科院看看，胡委员也许在她女儿家逗留几天，结果，此部长真驱车到北京农科院找，可惜老校长已随团回广东了。 胡一声对职务内学生多厚爱，对非职务的青年学生只要找到他，他同样尽可能帮助。1950年夏，广东梅县梅州中学高三毕业生，许多人都很憧憬新中国首都的高等院校，有二三十个敢闯的结成团，说走就走坐火车到了北京；首先找到早半年到北京就学的同学胡莉娜帮忙。大姐胡莉娜感到为难，说：“先前一二个人来我能帮忙。现在你们一来一大帮，吃住真有问题；我去找父亲胡一声，好在他当时没有出差”。她要父亲帮忙解决同学们的问题，父亲没有责备他们事前没打招呼，反而称赞他们敢想敢闯，他立即找有关人腾出教室，把闲置的书桌一摆，就是大床铺，领同学们住下，又去食堂安排吃饭问题。过两天他觉得住教室太挤，不便温习功课，他又去找北京嘉应会馆，那是帝王时代嘉应州人来京考科举住宿的地方。他找到嘉应会馆的管理人员，腾出了几间卧室，又领同学们转移到那里暂住，隔几天还去看望一下。有个周日，父亲约了几位梅州籍著名专家要员，有人民医院院长，热带病专家钟惠兰先生；师大文学系教授黄药眠先生；农工党中央秘书长李伯球先生等，一同到嘉应会馆看望梅州学子，一个一个问，报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一个个鼓励他们，让他们信心百倍。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个个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段故事许多人记了一辈子。改革开放后，同乡同学聚会较多，原考进北京钢铁学院，后来在武钢某分厂当总工的谢振浩同学，几次打电话给大姐胡莉娜回忆当年这段故事；另外，有一次梅州侨联会组织同乡去北京“十渡”景区旅游，我姐也参加了，李氏姐妹两人是当年曾住嘉应会馆的梅县学子，旅游闲聊中，她们俩忽然想起什么说：“你姓胡认识胡一声吗？”她们俩高兴地也向大姐倾诉了上述故事，说胡一声真是好人，她们一直记忆犹新。 父亲胡一声主持北京师大附中工作期间，送出了许多学生到苏联留学，唯独要求自己的女儿胡莉娜留在国内，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就读。 主持华侨补校，复办暨南大学 1955年，父亲胡一声从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岗位上调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 依依不舍告别工作生活了五年的京都宝地，又风尘仆仆赶回家乡省城，投入他熟悉的华侨教育工作。为尽快建好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东省港澳学生补习学校，尽早收容学生入学。首先是选好校址，父亲胡一声选校址比一般人深远一层，当前最急迫的是创办两个补校；但补校只是短期的适应性的教育，可作为大学的预科；而发展华侨教育长远的措施是办侨生大学。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华侨已出资办起了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我母亲，一个小小归侨女生考入就读，后因上海沦陷被毁，胡一声觉得现在应该把复办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应该办在广州，因为这里离东南亚，港澳最近，侨生最能适应。因此，胡一声在选址时，他胸藏复办暨大的“野心”，选了广州东郊一块毗邻原中山大学，又是乡土味十足的石牌村旁。这里往东可去黄埔港，往北可进广州市区的文化区。一片荒野山岭，地势有些起伏，座落有次，有岗有湖，远景不错，足够复办暨大。于是起草校址报告，乘当时对华侨工作的重视形势，很快得到批准。父亲从土建开始，担任两个补校的校长。 入住补校，我每天步行穿过公路，沿着旧铁路郊野北行，入读华师附小二年级，亲眼目睹了当年补校旧址(现在的暨南大学)开山劈岭，建成礼堂、教工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从1955年建校，到1958初具规模。当年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向往繁荣日上的新中国建设，蜂拥而至归国求学。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侨委决定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而且要求当年开学、上课。这可急得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原省委书记陶铸团团转，组员胡一声以他特有的舍小家全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敬献良策,提出以一条（对着华师附中校门的）马路为界，把自己亲自建设的补校划分成两半的方案得到实施。于是就有了整整七年华侨补校和暨南大学两校没有围墙之隔，只有一条路为界，并存相邻的校史，直到1965年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从1955年算起40年后，时间是太长了点，父亲的设想，果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可惜父亲已经看不到了。 看看历史是怎么走的？？ 1958年，华侨补校一分为二，复办暨南大学，两校并存整七年。 1965年6月，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1970年2月，林彪口头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限三天时间，所有暨大教职员工必须全体撤离，被安顿到其他院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入驻。 1978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广州暨南大学，但是军医大仍然占据校址，迟迟不愿搬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七七届大学生，全国各大学统一都在78年春节后，入学开课了，唯独原暨南大学教师和干部还不能回迁，复办招生工作无法开展。不久，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增选父亲胡一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暨南大学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昭科联名在会议上提案，提出复办暨南大学迫在眉睫，军医大应尽快撤出暨大校园，《羊城晚报》特予头版刊载此消息。胡一声借在北京开会机会，设法面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叶帅当即拍板：当年限你们三天内狼狈撤离暨大，我现在下令他们两周内腾空校园还给你们，军医大另拨校址新建。暨大得以复办，我们家也从华南师范学院搬回到暨南大学宿舍。 1978年3月30日，叶剑英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 当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在校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90年代后期，地处瘦狗岭的原广州归国华侨补校更名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补校的创办和暨南大学两次复办，父亲胡一声功不可没。 请允许我敢问：现在的暨南大学，你从哪里来？你将会到哪里去？ 归国华侨经典组织——校友会、侨友会。 归侨们特有的爱国热忱，让许多不了解华侨历史的北方干部很难理解，报以怀疑目光，加上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许多单位把华侨等同于“资本家”“里通外国”“危险分子”“特务嫌疑”，给予归侨许多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使归国华侨受到来自国外反动派和国内极左势力的两面夹攻，进退维谷，处境艰难，因此许多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找老校长胡一声释疑。 1955年以前，在北京，天天都有几封信或来人需要处理，父亲尽一切可能都给予热情接待。1955年，他调广州工作后，来信来访的加影华中校友更是络绎不绝，于是父亲提议组织一个校友会，让校友们有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平台，这个提议得到广州许多校友的热烈支持，由于当时条件，只联系到广州周围以及海南、福建部分地区的校友，约60到70人，以广州为中心，成立了“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让归国的校友们得到一次又一次大家庭式的、亲如兄弟姐妹的聚会，校友们身心得到了无限慰藉。这是全国最早的、少有的“校友会”。当时有些校友说，现在大家都不敢和国外的亲人联系，更不敢接受海外亲人的钱物。胡一声向大家说：“不要怕，亲人之间相互联系，是人之常情，自古而然”。又说：“如果有人还是害怕，可以写信告诉你的亲人，信和钱物，可以寄到我这里收转，我将分文无误交给大家；我不怕受连累，因为我额门上早就写着华侨两字。”记得当时有个在华南师院读书的侨生，叫国外亲人直接寄钱寄物给胡一声收转，藉此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后来成为省级领导干部。可惜，没多久就发生反右运动，从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极左路线，有加无减，胡一声也被打成右派，校友会也因故停止活动20多年。 1978年，胡一声平反后，来看望他的校友络绎不绝，远在山西、海南甚至海外的都有，校友们漂洋过海回广州看望他，胡一声遂又建议恢复“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得到大家的响应。经校友周力达、黄洁积极热情地寻找联络，联系上国内外校友一百多人，建立了标明有各自住址电话的通讯录，加影华中国内校友会于1983年在广州暨大召开了。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再次见面无不激动万分，热泪横流，发言滔滔不绝。会议选举了新校友会领导机构，一致推选老校长为名誉会长。会后，编辑出版了加影华中建校52周年特刊。以后还陆续出版了17期会刊，担任会刊编辑出版的校友，既出钱又出力，毫无怨言地把25周年、35周年、52周年的加影华中纪念特刊和后来的17期校友通信，广泛发送给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华侨中学校友，这些刊物有许多回忆当年革命的文章，充分证实了加影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下，在国外特别复杂条件下，成功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一声的办学思想，与后来的延安陕北公学、抗大是一致的。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师生，大多数都是能文能武钢铁般的战士。他们不论在国内国外，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持爱国、爱乡、爱校、爱集体、爱战友的初心，经得起考验。许多校友把在加影生活学习的那一段经历视作光环，视作前进的动力。“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会刊出版后，许多侨友非常珍爱这些小册子，有的甚至用这些小册子证明自己清白之身，清洗了那些虚妄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词，还原了自己的英雄本色；还有的师生重新为逝去的为革命献身的校友补办烈士证明，为健在的年老体弱的校友们，办了应得的革命工龄，和离退休证明。 黄洁当年的致公党秘书长，是华中的学生后来又成为教师，父亲通过她大力支持1986年成立广州新马侨友会，这是目前广州民政局唯一注册的社团组织。父亲胡一声是第一届新马侨友会的顾问。

高风亮节，努力维护党的政策的正确方向 建国以来，父亲参加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的政治运动，如前所述，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土改副团长、三反五反法庭审判长、人大代表、统战工作、民盟中央委员、抗美援朝到朝鲜慰问、教育工会副主席、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校长、教授等等。 他从来没有忘记参加共产党的初心，无论何时何地何处，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势逆势，为国家的发展，为政治运动的健康，他绝不会明哲保身，甚至踩着别人向上攀爬，反而是尽量运用自己少少的权利去努力工作，尽可能保护冤假错案的受害人。结果不是在反右中，而是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被打成党内极右分子。一句话“不会做官。”（在总理面前，他也是这样表态的）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份1974年广东省委组织部报中央组织部的红头红印文件《关于对右派分子胡一声的复查报告》文号是：“（74）组报27号”，文中说明：接到中央组织部批转和叶剑英副主席批示的胡一声的来信，要求对1958年被处理的结论进行复查。 这还是父亲从1959年开始不断申诉以来，第一次的官方回应文件。这是一份继续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文件。署名“胡一声问题调查小组”，经过半年时间，复查确认了1958年扑风捉影、上纲上线、颠倒黑白、可气可恨到极致的原处理结论，在文革极左路线升级背景下，“维持原处分不变”。 这份没有被烧掉的红头红印文件恰恰证实了父亲在土改运动中，确曾提出过不能把华侨错划成地主的正确意见；在三反五反中，向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反映过，我党地下党员，潜伏国民党策反和平解放梅县有功的第一任梅县县长陈伯麟，被错判成“反革命分子”是冤假错案的正确意见；还证实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包庇、同情”省民盟右派分子郭翘然、魏均沛、华侨补校右派分子，主张应贯彻执行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曾听过父亲说，为了华侨补校教师的“右派言论”，他是专门召开甑别会的，让大家讨论；我们还知道，中共老党员杨凡，潜伏国民党的少将，被判刑12年。父亲硬是为他申诉改为无罪释放，出狱后，父亲叫他不要回家住一晚，立即来北京。在我们家足足住了半年之多，在北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后来调到北师大任教。拨乱反正后得到老红军的历史结论。父亲坦荡高尚的人品的确如同民间传颂：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为编写党的历史做贡献 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义不容辞的拿起笔，写了很多回忆录。例如《回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详细记载了两次东征播下革命火种、革命军的建立,十团的严明军纪、英勇顽强的战斗历程和烈士故事、东江苏维埃政府与红十一军的建立和斗争；又如《华侨运动讲习所》；《怀念肝胆照人的饶彰风》；《瞿秋白和中国革命报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1月间，父亲胡一声见人民日报登载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复办后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有些党史上的问题，需要重新调查，研究修改”很有感触，就写了一篇有关中共党组织早期的党史文章，是现在党史书籍中没有提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收阅后，认为能写出这些事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命其秘书梁同志去广东调查。1977年春，梁秘书到家里来看望父亲，了解了他这几十年被迫害的事实，向胡耀邦汇报。于是有了尽快平反1958年错划右派的冤假错案，继而中组部促成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和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近三年对父亲1926到1948年的调查。落实了恢复父亲的1926年党籍。 1980年，父亲已75岁高龄，由省党史办和梅县党史办工作人员陪同，披荆斩棘，踏破羊肠小道，重上九龙嶂。在九龙嶂地区参观访问后，由省党史办刘寒同志执笔写了《二上九龙嶂》一文，在梅江日报上发表，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宣传广东粤东梅县九龙嶂的光荣革命史实，打破了广东解放后反“地方主义”的禁忌，激起很大的反响。 父亲身体力行，回忆反思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因此受到胡耀邦同志称赞，点名要他参加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第一次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后留他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专心书写党史资料。他写的党史文章多次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对早期粤东革命史有极为客观冷静的回忆，对后来党中央把粤东革命根据地列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985年5月1日，父亲参加了在丰顺县汤坑召开的“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他的发言再次阐明了粤东人民的历史贡献。会后，因为天气原因，他未能再上九龙嶂顶，在山脚下的九龙村小学住了一晚。他对随行人员，关于如何纪念九龙嶂的革命精神做了嘱托，中心意思是把九龙嶂地区建设成为红色+绿色旅游教育基地。 1990年3月19日，父亲终因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父亲的一生也正如暨南大学的悼词中所说：“在64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严于律己，严以治家，丝毫没有以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保持克己清廉，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直到逝世前两天，他仍不忘交纳党费，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胡一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有许多父亲高风亮节的故事未能一一表述。

（2021年4月5日完稿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