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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天也都会碰到病人体检查出脑血管狭窄但又没有症状，老是问要不要放支架？我常碰到一些生活质量不错，能吃、能睡、能干活的人来咨询，他们的体检总会有一些指标不正常，为此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但飘红的指标放在那儿又很有心理压力。
于是，我常常问自己：到底什么是病？我们是着重于血管狭窄这个影像显出来的病呢？还是病人实际的症状？这需要去治吗？有一个事实，但只有很少的医生愿意当着病人的面承认，那就是：很多病情的好转靠的是病人自己。
2002年我曾救治了一位严重颅脑外伤的病人。她是在英国的一场火车脱轨事故中受伤，当场死亡7人。她的伤势也非常严重，曾经心跳呼吸停止，做了3次颅脑手术，最后被要求做脑死亡鉴定时，请我去给出第二方意见。鉴定结果当然不是脑死亡，但英国医生不想接受这样的病人，我不得已把她接回北京继续治疗。
在治疗中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顺势而为”：通俗地说，就是对症治疗 ，让她平稳地活着，仅此而已。最后她醒了过来，自己走出了医院并重上主播台。当时这个新闻很轰动，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奇迹背后的秘密。是什么神医或神药？其实没有秘密，病人是自己醒的，我们只是帮了一下。这个结论很简单，但解释这个结论我们却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在这十四年里，我们一直在问医学是什么？人是一个整体，但医学的分工却把人体分成无数越来越细的部分，我们都是循着因果关系还原论的思维去无穷地追问下去。但局部的好是否能代表整体的善？
人有自愈能力这是一个经验事实，就像皮肤破了可以自己愈合，但我们能不能给出理论解释？医生对病情的发展或预后是有直觉的，这种经验是否可以去描述、直觉是否可以去量化呢？如果不能理论上对自愈给出解释，医疗干预的度就无法界定。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入到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这不是技术的困境，而是思想的困境。
为了能理清自己的头绪，我请教了著名哲学家金观涛先生，并在我们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里成立了一个医学哲学小组，从2003年开始，历经14年，我们从治疗很多病人中找出疑惑和问题，全面学习了系统论的创立和发展的理论。
从1857年的克洛德 贝尔纳，第一次提出了人体“内环境”的重要概念到托姆发现结构稳定性，美国医学和生理学家坎农1932年正式确立了“内环境稳定”这个概念，说明机体有自动的纠偏机制，人不会因为多喝了醋就酸中毒。还学习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维纳发表的控制论，明确了坎农说的这种微妙的躯体智慧其实就是“负反馈”。
反馈就是用结果来控制过程；使偏离放大的反馈叫正反馈，就像多米诺骨牌。使偏离减小的反馈叫负反馈，就是让偏差回到原点。系统论的建立让我们摆脱了机械因果论的束缚，有了整体看问题的视角。
这一系列完整而漂亮的革命性成果，均来自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系统论在人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工学、理学、社会学都广泛应用。但遗憾的是，却一直没有在和人体生命息息相关的医学中得到应有的发展。这就很奇怪了！于是我们的哲学小组敏锐地觉得应该弥补这个缺憾，这过程可能还会给我们的困惑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在现代经典医学之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系统论建立一个将生理学、病理学、临床医学和医学人文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的理论体系，我们把这知识体系叫做：系统医学。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写出了一本《系统医学原理》，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这标志着一套崭新的医学思想诞生。
2019年9月，我在世界神经外科大会上做了《系统医学能解决现代医学的困惑吗？》的主旨发言，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什么是系统医学？简单地说：就是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和思考医学问题。
这套新的医学理论，是科学的吗？当然！因为它具有形成科学体系的三大要素：公理系统、数学表达、实验证明。但它又不是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科学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成。
首先，系统医学有两条基本公理：1、稳态可以用自耦合系统来描述；生命系统是有众多具有内稳态的自耦合子系统组成。通俗地讲，我们可以把人体想像成一个能够自我纠偏的大不倒翁，内部有无数个类似小不倒翁的生理调节机制，虽然每个不倒翁纠偏的机制很多，例如血压调节可能涉及上百个机制，但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表达自耦合系统。2、人体具有康复能力。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系统医学的基本公式，即稳态的偏移可以表示为这样。S代表稳态的偏移程度；S增大，大到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其他稳态的不利偏移，就是疾病；B代表外因；a代表内因；1-(k+a) 是维稳能力的强弱（代表抵抗力），以前这种能力只能靠医生的直觉来判断，现在就可以用数学语言描述清楚甚至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