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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经济脱钩”到“国内大循环”

删除4字节, 2020年8月6日 (四)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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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清华大学,2010年6月15日上午)会议论文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我国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绝大部分政府政策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中国需要效仿美国19世纪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内部改善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为此,必须对我国过去15年奉行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彻底的批判。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经过几年的战略调整,最终实现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目前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实施如下措施: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统筹对外贸易,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回购外资企业;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撤销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
  2010年3月1日,在我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任仲平的政论文章《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起源于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要求,而且也是革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这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前提。
  三、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致命缺陷,而历史经验则说明,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大国。新自由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批判,但事实却胜于雄辩:1960  三、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致命缺陷,而历史经验则说明,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大国。新自由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批判,但事实却胜于雄辩: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9%;但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1981-20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仅为0.4%[⑧]。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人们不仅无从了解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而且已经忘记了美国在19世纪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全球化逆转的可能,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迫切需要从比较和借鉴的角度重新探讨外向型与内向型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需要重新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历史经验,这其中包括对拉丁美洲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进行重新探讨,特别是要对中国建国六十年以来工业化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再反思。笔者组织翻译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的目的就是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变革准备思想材料,并为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⑨]
  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中美国”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为了逃脱这种殖民地经济的命运,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内部环境上下苦功,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则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以纳米、生物电子、新能源等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反对金融开放,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不仅是解开“套在巨龙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特别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⑩]
  按照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构想,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服务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以下提出几条初步的具体建议。第一,国家通过强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能对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据报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团今年出现连续“十二跳”之后,6月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为其基层员工调升薪资30%以上,作业员从原本每月基本薪资900元调升至1200元;6月7日再次宣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对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我们在欢迎富士康科技集团的这种举动的同时,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高科技血汗工厂原先榨取了工人阶级百分之几百的剩余价值或血汗?我国的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在调节资本和劳工利益矛盾上为什么总是站在资本(特别是外国和港台资本)的一方?富士康集团的情况说明,在不提高产品价格和造成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强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可以在初次分配上改善收入分配,而且可以解决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第二,国家统筹对外贸易,或者通过产业协会,或者通过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或者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并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在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上建立类似于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机构,大幅度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打入底端”的自相残杀的局面。第三,改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新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独资企业,只允许合资和合作经营,具有同类技术的跨国公司最多只允许进入两到三家,逼迫跨国公司把最新技术转让给我国,否则,跨国公司就别再想分享中国巨大市场规模所带来的收益。第四,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只对民族企业自主品牌的且赚钱的产品实施出口退税支持。第五,逐步提高高端产品进口关税水平,先从现在的关税总水平9.9%提高到15%,过两三年再提高到20%以上,以保护民族产业和市场。第六,撤销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通过这些措施推动以内需为核心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行政员、groupone、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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