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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必成他们说的下乡时候还有激情，我完全都是被迫的。我也是有激情的人，武必成他们说的下乡时候还有激情，我完全都是被迫的。我也是有激情的人，但是文革这几年给我搞的呢我觉得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事儿，越来越不会听信那一套号召。我妈病重在床，我父亲又岌岌可危，最后想一个什么计策呢，回乡下。（但是）我们家在城里边，再次想了个计策，我找军宣队说我家在扬州城郊公社，我姐夫拿着信到扬州市革委会知青办说他们北京知青要到扬州城郊公社，就同意了。到了那年的年底，我们家父母也到扬州去啊，601966年 8 月父母被遣返回农村，此前一直有学校助学金，文革后取消。据孙本人回忆：100   那不一号通令出来了。一号通令是 69年的，珍宝岛事件是 69年的，我是在 68年年底先走的，我先去的扬州。我是先去的扬州报到，有几个月没有扬州知青下去，就老让我等，我到 7、8月份（才真正）下乡。1969 年 1 月 17 日，本班几个同学到陕西插队，孙爱智到延安，华俊才、哈万顺、陈大勇、方宏戈、徐建业、梁文秀到延川。——离校第 39-45 人。梁文秀刚到当地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就无法走路了，在华俊才等同学的配合、安排下，随工宣队返回北京，避免了插队的命运。华俊才回忆：梁文秀到了公社，从公社到我们队还有 20里地呢。她到公社那，她已经有点顶不住了，下坡摔了一交，她有关节炎，经常吃药。后来就躺着，人家拿车子把她拉回我们村的。我跟她说能站起来吗？她说歇歇还行，我说你可千万别站起来，咱们能好一个好一个，我就跟他们商量，咱们到村里就坚决不要她，你们谁爱管她就管她。就商量好了，有工宣队的人送我们去的。到了那，我们就说这个条件你们也看见了，谁顾得了谁啊，我们是不管她，完了还跟我们做了好几天工作，这么着那么着，反正就，谁要留下谁就管她。最后工宣队没办法就给送回来了，我那还有照片，就从我们村骑小毛驴把她送回来了。送回来梁文秀等于是报名插队跟我们上陕北转了一圈，然后就回来了。1969 年 1 月份。孙婉怡受出身影响，想选择去兵团都没被批准，最后在北京郊区农村插队。——离校第 46 人。她说：当时分配，出身的问题很明显的。关秋凤早分配了，魏秀莲61他们去兵团的时候，我也报名。可是最后批的时候，没批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觉得可能是我父亲的问题，当时学校老师知道你这样（出身），也不能让你走。1969 年 2 月，娄琦去白洋淀插队。——离校第 47 人。1969 年 3 月底，晁天峰到河北白洋淀插队。——离校第 48 人。本班最晚去兵团的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为了寻找下乡的出路，何书伟先去考察了河北白洋淀，不满意那里的环境，生活费也高，连烧柴都得自己买，还很贵。他回忆：（1969 年）3 月份，应该去东北兵团。我不想去，因为我怕冷，南方人，怕东北真冷起来，你怎么办啊。所以我回过一趟老家，我老家不江苏的吗？虽然在城里，但根在农村。去看了看，也不理想。那时候我母亲在。不理想在哪？那的人不太欢迎我。因为那已经属于地少人多。而且一个学生也没有，势单力孤，连个说话的人都没的可说。回来后东北我也不想去，就几乎同时，和老羊去了一天白洋淀。看了一圈，也不理想。生活开销受不了，没柴火，烧芦苇，一束两毛钱。老羊觉得不错，能呆。我就回去了，决心不在这呆着了。何书伟后来在无奈下去了云南的生产建设兵团，他几乎是本班最后走的同学——第 49 个离校。为了耗到这个“最后”，跟工宣队捉迷藏是免不了的办法。当时还有这样的情况：为了能选择一个交通条件相对满意的地方，城里的各区要插队的学生来海淀认“干亲”，因为海淀区知青去的河口是云南几个接收知青的地方里交通最好的。徐福谦说：回来后就再等，终于（1969）4月以后，来消息了：云南。云南至少有两点符合我的心意：一个不会那么冷，第二个饮食以大米为主。对于我这种南方人来讲，我基本就能接受了。而且对他的其他环境的险恶什么的，没有想，因为你没有感受。到我们去云南的时候，高三的一批一批地走，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像我们高三的开始有去工厂，小学，煤矿的，当兵的少数，当兵也轮不到我们去。剩下的山西、陕西，内蒙，东北。这四批一走，真剩下没多少人了。我那时候从白洋淀回来以后，又躲起来，跟工宣队、军宣队捉迷藏，工宣队、军宣队到处找我，找不着，因为大部分分配了，他们名单上没分配的越来越少了。他们工宣队住学生宿舍的一层，其实我就住在三层，天天跟他们捉迷藏。不到食堂去吃饭，自己到清华里边去61赵、吴都是本班女生，老兵。101   吃饭，然后晚上夜深人静，过了晚饭以后，悄悄地回来。还有一个初二的学生跟我住一个宿舍，也是跟我情况一样，家不在北京。后来这个学生去内蒙以后，就剩我一个了，天天捉迷藏。等到去云南的消息来了，主动现身，要去。走的时候发现高三，我们这个班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了，后来找到个老兵。清华附中总共去云南的，大概 20多个。可是实际上走的时候 50多个，增了一倍。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剩下来的大部分是高一、初一这种，因为分配首先从高三开始，高二的接着，高一初一是最后的，剩下的高一、初一的比较多。这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呢，同样去云南，按区分配名额，你像海淀区的，去河口，西城区学校的去瑞丽，盈江那边，最远，东城的是去西双版纳，论交通条件，海淀（去的地方）最好，河口离昆明通火车，米轨，就一米宽，窄轨，车厢之间开放的，法国人造的。交通数它最方便，一天一夜就到昆明了，他们（其他区）那（要去的地方）都不行，没有通火车的，公路有，不像现在这么好。云南那种地方好塌方，那些人不愿意去，瑞丽、盈江走 3、4天到不了，所以西城区他们都来认亲戚了。当时允许带表弟表妹，沾亲带故的，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这会儿都来认干亲，对工宣队说是表弟、表妹，也不管，愿意走就行。像我们这个团伙，就 4 个清华附中的，还有个瘸子，这都得上山下乡，老初一的学生，家里边还是原子能专家呢，知识分子，这也不照顾。独子独女也不能留下，先去了再说。这是 69年 5月底，好像是 5月最后一天。1969 年，张舒岩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本班第 50 人。本班最晚离校的应该是 1970 年病残留城当工人的岳桂英和秦朝辉，她们都去了街道工厂。——本班离校第 51-52 人。范春华和陈兴中毕业后去向不知。——本班第 53-54 人。本班 54 人中，除两人去向不明外，其余 52 人去向为：参军 4 人，3 人去延庆县当小学教师，5 人留城当了工人，青海当工人 1 人，25 人去农村插队，14 人去黑龙江、云南、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按出身统计：红五类 18 人中，4 人参军，4 人当工人（3 人在北京，1 人在青海），6 人去农场，1 人延庆当教师，3 人农村插队。中间群体 28 人中，16 人农村插队，6 人去农场，2 人病残留城，2 人延庆当小学教师，2 人去向不知。黑五类 8 人中，6 人农村插队，2 人农场。按派别来说，老兵：4 人参军，2 人留城当工人（国防工厂），4 人去农场，2 人农村插队，1人延庆当小学教师，1 人去向不明。四四派：10 人农村插队，5 人农场，2 人病残留城。四三派：13 人农村插队，5 人农场，2 人延庆当小学教师，1 人青海当工人，1 人留城当工人（先去插队，病倒后被带回），1 人去向不明。从去向来看，红五类明显好于其他出身，老兵明显要好于其他两派。===二. 脱农与返城===几乎是在下乡伊始，如何脱离农村就是每个下乡知青最大的梦想，为此每个人都是自寻出路，各显神通，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调查班级因为是老高三，很多人在到农村最初几年就得到了在本地脱农的机会——当老师。个别人也通过异地招工离开了农村。回北京难度太大，需要持久努力。1.脱农本班 54 人中，4 人参军，3 人郊区当老师，6 人当工人，5 人不知道具体脱农时间62，余下 36人，脱农方式有：招老师 9 人，招工 14 人，病困退 3 人，调动 3 人，结婚 3 人，知青返城 3 人，1 人本地转干。625 人中有两人没有人知道毕业后的去向；一人不知道下乡后情况；二人知道大体去向，但没有准确的时间。102   严格来讲，本班最早离开农村的形式是通过关系调动，但这属于个别情况，本班文革初期直接调回北京的两个同学都通过高层关系完成了调动。其中一个是邱大鹏，他因为姑姑和姑父没有人照顾起居生活，后来在北京市最高领导的过问下，以照顾老人的名义得以回京。邱大鹏回忆：我是 70年回来的，大概 4、5月份。（笔者问：你怎么回来的？病退？）病退？那时候还不时兴病退呢。我的回来比较特殊，因为我姑父不是谢觉哉吗？已经全身不遂了。我是从小在他们家长大的，我表哥他们全都在全国各地，都回不来，都在干校啊什么的，只有我。因为在北京医院住着，除了我们原来的警卫秘书，还有我姑姑，就没有（其他）人去照顾（他），当时警卫员什么的都给撤了。那时候吴德是市里的头，写了一封信，北京市给山西省临时革委会写了个调函，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照顾我姑父，就这样我回来的比较早。真正可以称为脱农机会的，最早的离开农村的渠道还应该算是当地招老师。王富生回忆：应该是 71年初了，推荐上大学，通榆师范。那我也挺高兴，在北京过年呢，回去，来通知了，说是没去报到的就别去报到了，没地方（住），女生可以去，男生就免了。然后就给我招到县里去，给我们开会，知青办，开会说，给你们安排到县里自己的煤矿，你们要去那，来的路费给你们报销，不去下次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而且不报销。想了想，我没去，葛万水去了，结果过了几个月，就直接让我当老师了，公办。就在当时公社所在地，永胜大队永胜小学，中心校。后来陆陆续续的，庞学静，闻红旭，都进中学当老师了。我在那块当老师，第一年，试用期，31块 5，后来转正之后 36块 5，一直到大学毕业，因为我带工资上学。71年到 78 年 7、8 年工龄了，带帽小学，12345（年级）,67（年级）就（是）初中了，什么都教，语文、数学、体育。后来打球，县里组织联赛，代表公社参加比赛。72年，县里的体委，相中了，非要把我调到县里去，安排到体校当教练。教育局不干，那时候还有系统之间的比赛，最后达成协议，调来，一中，可以给你兼职做教练，县篮球队打球。73年的 4月 5号，到了突泉一中，专门教体育，当了五年，我 78年 4月 4号离开的，正好 5年，一天都不差。还有的当老师也不容易：救火受伤之后才离开农村。李淑华回忆：先是农场职工，干了没多长时间，就一次老职工家着火，我去救，就受伤了，就照顾我。我没干多少农活，我就进中学了，69年，干了一年多一点，69年受伤，我 70年才调进去的。（治伤）回来以后照顾我，先当记工员，有一个婆婆生产队，都是老头老太太，让我去管他们，给他们当记工员。后来干了一段，我不愿意干，为了一个工分可以跟你吵半天，哎呦，老头老太太，种西瓜。干到 70年，干了有一年多，不是 70年底就是 71年初，二月、三月那样子，（进）中学，一直到 77年。招工，14 个人。本地招工也是不错的选择。工人毕竟是领导阶级，吃公粮，拿工资，生活处境比农民强很多。而且这样的机遇也得来不易。黄维汉说：71年 12月份，那时候就是我后来这个单位，当时它叫建设部综合勘察院，它是从北京（迁过来的）。那时候战备，一号命令，把这些中央单位都（迁）下去了，它正好下到太谷。那时候它有很多年没招工了，（71年）它招工。当我知道之后呢，当然我愿意离开农村了，这没话说。可是因为我父亲还是畏罪自杀嘛，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就给我大姐，就是包头这个搞原子能的大姐，写信，我说这事怎么办呢，我说肯定完了，最后就剩我，他妈的。这是招工人。后来呢他们还不错，可能我姐在那干得还不错吧还怎么的，它就出了一个（证明），虽然（父亲）是畏罪自杀或者怎么的，但是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虽然是自杀死了，但是没有发现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没有（发现），它出这么一个证明。哎，那就好了。我让他们把这东西寄到太谷县安置办公室，这样最后留着。反正来单位我就报，来103     单位我就报，那时候还不是报，那时候等于推荐，跟生产队说愿意走啊，哎。71 年底呢就好几拨，开头几拨没有我，但是这个呢就要我了。要了我就跑到这个单位。当然是最基层最苦的活，干嘛呢？就打井的。异地招工。异地招工相当艰难，顺利实现需要更细致的安排。谢紫曦回忆：就这时候我们家给我想办法了，给我弄一个指标来，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我一个远房亲戚在那管招工，我父亲可不容易了，给人家送东西，给我弄了个指标。我妹已经按照政策两个人里有一个能回北京，给她办回北京了，就想把我怎么办，就给我招工了。我父亲亲自上太谷接我去，当时太谷就广播，张琳上县广播站，广播找我，我一听，那年底，我正带学生编节目呢，我一听张琳找我我都愣了，说你父亲来了，赶紧，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愣了，“今天咱不排节目了”。张琳带我父亲摸黑去的，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了，找个自行车，我父亲把招工条拿出来了，给了我几天时间，我们那时候也分粮食，也有补贴，给按一级工记 10分，我得把那粮食卖了。我们班赵天放，还有马东迪，几百斤粮食，拉着车走好远。办什么关系都是他们帮我跑的，县城的关系是张琳帮我跑的，所有的三四天内都弄好了。走的时候天特别冷，6点多钟，我都没想到一到火车站，我一看我的学生全都在那呢，学生就那个公社的农村学生初三，全在那呢，他们时候哪个老师告诉他们的，那时候农村那么穷，72 年啊，农村那么穷，他们一个人出 5毛钱，全班 30多学生，就 15、6块钱啊，给我买的脸盆什么的日用品，好感动啊。多困难啊，那时候的农村孩子，给我买的那个，就说你在那付出的努力人家记着你的好吧。病、困退返城在文革晚期比较普遍，在文革中通过病、困退离开农村的人比较少，大多是真有些病的。孙爱智就在 72年因为眼疾办理病退回了北京。他说：户口只要是北京接收了，同时（人）就转回来了。办病退有很多手续，知青办报上去，批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了。也（真）有病，但是也是一个借口吧，病也有一点。后来回来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开始办理（病退的）手续不明确，后来明确了，你要有病，到他那不适应，符合他的条件，符合了他就办了。他是有条条的，北京这要有医院的证明，然后那边也同意，他报上去，北京他有名额的限制，这一次批多少人，一拨一拨的我到 72年 5、6月份就回来了。与此类似的是独生子女照顾，受益于此政策的也是少数。本班有一例，回来的时间是 1974年2月。我（回北京）是在那个独生子政策。当时说家里没有小孩，可以回来一个，要不然还回不来呢。我这还真是占了独生子女便宜了。（回来后在）东城汽车厂开车，没什么大灾大难吧，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对得起别人别人也对得起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别人闹的特别不可开交。（娄琦访谈）本班有 3个女生通过与异地非农知青结婚的方式，实现了脱农。本班脱农还有一个特例是徐建业，他在农村当上大队书记，后来还当上公社书记，不过是兼职，本职仍然是大队书记。他后来考大学离开了插队地。按照时间顺序，本班 36 人脱农情况如下：1969 年程海英通过关系调动回到北京。1969 年齐素馨、谢紫曦当老师。1969 年底或 1970 年初何书伟到团部做宣传干事。1970 年 4、5 月份邱大鹏通过高层调动返城。同年，李淑华在插队当地当上老师，张雪阳被煤矿招工，刘海星离开插队地回到老家兰州。1971 年王富生当上老师，温朝元被煤矿招工，杨怡书、哈万顺、华俊才、黄维汉招工。1972 年吴平原当老师，孙爱智病退回北京。陈大勇招工。104     1973 年闻红旭、庞学静当老师。1973 年赵天放招工。1974 年 2 月，娄琦独生子女困退回北京。郑光召招工离开太古，武必成从农场去山西长治当学徒工，徐建业开始大队书记兼公社书记。1975 年 1 月，晁天峰困退回北京。杜国忠招工回来。从 1971 年起就在北京打零工梁浩书在当年 9 月重新按高中毕业生分配工作。戴建中因父母身边无人照顾的政策进扬州工厂。张舒岩结婚离开农场去宁夏。1976年蓝春芳离开东北，去太原结婚。1977年魏秀莲结婚到青海。1979 年孙婉怡从郊区农场调动回北京，曹武刚、袁望春、林宝才知青返城回北京。1989房文瑞离开东北农场到河北。农业劳动时间：35 人平均在农场、农村 5.74 年。按出身区分，红五类平均 3.5 年，黑五类平均 7 年，中间群体平均 5.7 年。2.返城病退。从时间上来说，在 1979年知青大返城之前，病退是能够回到北京的最主要方式。在整个 1970年代，本班共有 23人返回北京，其中 14人是通过病退的方式。上山下乡过程中一直有知青因病回城，尤其文革后期，办理病退是比较多的一个返城选项。李淑华因为关节炎在 1977年知青大返城之前回到北京。那时候办理返城也不太容易，除了要真有病历证明外，还要有人帮忙。她回忆：病退，得了风湿，打点滴。那时候去确实身体不好，心跳一分钟 120次，风湿性关节炎，影响心脏，再加上还得托人，是我的一个初中好朋友，他爸爸是朝阳区区委的一个部长，我确实是，反正也得找人，办的快，那时候有政策，然后 77年，其实就比他们早一点，就费那么大劲，把材料寄回来，知青返城办之类的。困退也不容易。一位同学回忆，当时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夫妻两个也都招工、招老师离开了农村，为了爱人办困退回北京，还要隐瞒这些情况，还原成知青身份。78 年我们离开，把关系重新办回农村，说明你没有结婚，没有工作，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小孩回来之后，一年多都是黑户，没户口，也没有粮票。(王富生访谈)到 1978 年后期，知青大返城开始的时候，办理病退就容易得多了，所要求的手续基本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吴平原回忆：78年 8、9月份就直接回来了，就按病退回来的。普遍那个病退啊，作假都不用你做了，知道你要回去。当时给我开的关节炎啊什么，我都不知道。当时在那边我们是按照退职回来的，先退职，退到公社，退到农村，又按知青回来的，都这么走，到农村按知青回的北京，不这么着回不来，你不是知青，你是职工啊，可能这是突泉县的，按退职。调动。此处调动指：一种是找到人在北京而愿意到外地的人，通过对调来实现，这需要一定的运气。我跟我父亲说我特别想上北京，我父亲骑着自行车到处给我贴条去。因为我们那是工人，可以对调，贴了好几年，始终没找到人，（没找到）北京（人）愿意回河南的。等我这学校也考上了，我家里也给我找到（愿意回河南的）人了，这人愿意上河南，他是北京的复员军人，找着了。我父亲说咱们回北京要紧，什么大学都不上了，就是让你上纽约大学咱们都不上了。78年，外边出去 10年了，多不容易回来啊，所以就回来了。(谢紫曦访谈)第一种是由组织出面调动回来的，除前述脱农两例外，还有一个同学是因为家庭困难，由妈妈所在的工厂出面从郊区小学调回北京。105     本班有 12人是在知青大返城后陆续通过调动工作回的北京，时间从 1979年一直延续到 1993年。这些人都是在知青返城时已经在外地有了非农的工作，不能享受插队知青返城的政策，之后通过其他返城政策从外地调动回来。从外地调回北京谈何容易，为了能回北京，有千山万水的路要走。本班一个同学就经历了从1960 年代到东北建设兵团，1970 年代到青海工厂，1980 年代到秦皇岛，1990 年代才回到北京的北中国大迁移。77 年到青海。我爱人的师傅跟厂医院的院长比较熟，从护士干起，我没同意，分库房里管零件。73年入党，后来调组织科了，到 84年调走。因为我高血压，还是我父亲出面，给我俩一块儿调到秦皇岛粮食局，海边城市，就挺好的了。90年 91年北京有个政策，知青可以回来，最后一个机会，文件没下发，靠口传，只要在北京找到接收单位，就可以上户口，配偶孩子都可以回来。我就那批回来的。我找的就是这个单位，潞河面粉厂，91 年建厂，也是粮食口的，认识点人，就调过去了。那时候只要有接收单位就可以，新建厂要人，像我们回来都 44了，一般的单位都不爱要了。后来我们人事科的开玩笑说，就看你是干部才要你的，要是工人就不要了，我是干部编制，走人事局，北京市人事局。(魏秀莲访谈)招老师。1973年，一批有高中学历的兵团战士被招回北京当老师，调查中有一例是这种情况。何书伟不能忘情的是，这次招他们回来的人原来是清华附中的副校长，文革初期曾遭受学生批斗。这位老师不但不念旧恶，而且在知道一个本校同学在几百里地之外后，还专程去把他调回来，“真不一般”。他说：我当时就知道这批人（招老师）已经快来了，而且带队的是原来清华附中的副校长，当时已经是教育系统的干部了，已经离开清华附了，原来我们（学校）的韩家鳌。韩家鳌这个人，我感激他就在这。我们当时把他斗得不亦乐乎，当然我没直接去斗他，可我对他也绝对没恩呐，是不是？来了以后，那清华附中只要合条件的，一个不落，甚至陈锦铭啊，（陈锦铭）上（到师部）去以后63，由于这个师部跟下边就是不一样，内部斗，他当然斗不过地头蛇。结果那些人找了个茬子，把他弄到另外一个团，没有让他回我们团。那个团，全团只有一个北京知青，而且不在河口，在另外一个县，弥勒县，就现在的出红河烟的地方，离我们几百里路呢。结果韩家鳌来了以后，我们把这个情况跟他一说，他居然能为了这一个人去弥勒把这个人要走，我们知道韩家鳌真不一般，遇到事儿你才能知道这个。这次觉得这人真不错。招工。在北京近郊插队的同学通过招工回到城里。李健午说：我是后来没办法，我就先转插（队）到（大兴县黄村），我一个哥哥，我二哥，在大兴黄村医务室，在那。后来就托他关系把我转插到黄村公社，实际就在家呆了一个月，就赶上北京招收近郊的知青，就上来了，实际我一天也没到大队去，就呆了一个月就上来了，我就是招工上来的。离开北京时间。留城当工人和参军的同学不予考虑，未回北京的 6 人、情况未知的 3 人亦无法计算，余下上山下乡 36 位同学离开北京平均为 12.06 年，其中：红五类出身的 9 人平均为 10.78年，中间群体 20 人平均为 11.4 年，黑五类 7 人平均为 15.57 年。这 36 人回北京的次序是：1969 年河北插队的程海英通过关系调动回北京。1970 年，王秀琴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有母亲的工厂调动回城，顶替母亲的工作。1970 年 4、5月份邱大鹏通过高层调动返城。1972 年孙爱智病退回北京。1974 年 2 月，娄琦独身子女困退。何书伟 1974 年招老师回北京。63陈锦铭原来插队在连队，后调到师部。106   1975 年 1 月，晁天峰、齐素馨困退。杜国忠 1975 年招工回北京。梁浩书，1971 年回北京打零工，1975 年 9 月分配工作。1977年李淑华病退。1978 年，庞学静、王富生、吴平原、张雪阳先后病退回北京。谢紫曦调回北京。唐新斌、冯福英、刘海星、戴建中 1978 年考大学返京。1979 曹武刚知青返城回京。稍后，袁望春知青返城。林宝才也在本年回到北京。孙婉怡 1979年调动回北京。1981 年武必成、卫青莲先后调动回北京。1986 年哈万顺工作调动回北京。1987 年徐建业调动回北京。1988 年黄维汉知青政策调动返京。1990 年张舒岩回北京。1991 年闻红旭、魏秀莲、蓝春芳调回北京。1992 年华俊才、杨怡书先后调动回北京。1993年房文瑞调动回北京。本班除 5 人留城当工人，4 人参军外，在外地的 45 人中有 6 人未回北京64，2 人是否回北京不详，1 人回了北京，但方式不详。余下 36 人中，14 人病、困退回京，4 人通过工作调动回北京，12 人借助知青青年安置政策65调动回来，4 人考大学回来， 1 人招老师回来，1 人招工回来。===三. 上学===真正给下乡知青命运带来根本转机的还是读书机会：恢复高考，可以念大学了。目前所知，本班参加高考上大学的有 19人（老兵 3人，四四派 5人，四三派 11人），参加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夜大学等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有 6人，有国外留学经历的 2人。考大学是一生的转折。对于那一代知青来说，能否上大学读书决定了彼此命运最终的分野。而时代的吊诡在于，这一代人在十年前几乎已经迈入大学的校门，却被推到了农村，在广阔天地中滚了一身泥巴，之后再重拾书本，继续被中断的人生步伐。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幸运，因为各种原因多数人没能抓到这个机会，差异也就就此铸就。李淑华说：回来正好赶上要高考，考呗，到处找书，这得感谢清华附中的底子，我要是跟他们大帮哄就完了，差一步真的差远了。这进大学的跟没进差的太远了，我就比他们，收入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袁望春 500块钱退休，涨这么多年才 1000多。没有读大学的同学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以至于都不愿意和老同学再见面了。王富生回忆：娄琦后来好像是在工厂，有一年校庆见过他一次，后来他就不参加了，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混的不错，我不行。我说同学都无所谓呀……毕竟中间有了太长的中断，考大学并不顺利，本班不止一人在恢复高考后接连参加了两次考试，才争取到读书机会。谢紫曦回忆：我说我要考学，我父亲给我寄材料。我拿着材料自己学习去了。厂里派汽车，送到那了，分各个考点就考。一算分，好像差 5 分。我估计的跟我的实际特别接近，发榜，傻了。老三届的人不能出地区，我只能上平顶山师专。我没填平顶山师专，我填的都是郑州，我都没敢填北京。那时候找我商量，明年还有一次机会，不算不服从分配，那我就不上，等着第二年。那时候还上班呢，白天得上班，就临到考试前，人家给我们 10 到 15 天假，所以我那时候每64此处回北京指回北京城区，所以在延庆当教师三人也在考察之列。197965年知青大返城后按照相关知青政策调回北京的知青，此类政策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初。此处的安置政策指为突出这类政策返城与 1979 年大返城的时间差异，1979 年前后知青大返城时回程知青统一算在困病退中。107   天晚上看书都看到夜里。考试，我觉得比第一年好，因为有准备了。够分数线填志愿，检查身体，在矿山我们就跟几个知青来往，可是那高干子弟不理我们，还是各个抱团，人家考试那时候人家都给做好吃的，我们知青谁给你做啊，就吃点面条什么的。体检一看我这，说你肚子里什么都没有，人家就知道，这北京知青挺苦的，还比他们考的多。政策说今年老三届可以出地区，可以到省里，就填了郑州和开封，全是化学系。还有的同学也是两次考试才考上大学，却不是因为成绩原因，而是因为自己有海外关系，第一年参加高考虽然成绩很好但不被录取。孙增祈说：77 年我没考取。我好多同学都考到吉林上学去了，发榜时没我。那时家庭出身还没落实呢。后来在 78年我遇到了招生办的人，他说我认识你，你档案还在我那搁着呢，浪费名额，有海外关系。78 年考的在前十名或五名之内，白城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什么的，说（如果不上大学）现在就可以调来，按大学毕业。78年我就报了师范大学。78年我分数挺高，又加上老邓有指示了，77 年和 78 年的政策是相反的，77 年的政策是你有这个事那个事吧，只要是说有就不要； 78年是你要说他不要要有真凭实据，正好相反。我在白城是最高分，报哪个学校都要。对于中断学业多年的大多数人来说，参加高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准备考试就成了头疼的问题。有很多人都是临时各处找中学课本，而对于有工作的同学来说，学习时间也不能保障。考大学时在一个街道工厂看仓库的梁浩书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复习功课需要时间，可是工作的工厂却不给假期，最后的待遇不过就是考前 3天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梁浩书回忆：考大学的时候我说我要报名，那厂长眼睛都瞪出来了，“你说什么？你考大学？”我说我想考大学，我得报名啊。后来说还有一个月就考了，77 年 12 月份，我知道信儿的时候有 10月份了，大概是。我说能不能够请假，温温书，厂长说抓革命，促生产，那就没辙了。上班在仓库看书，最有趣的是考试前 3 天，服装管理处有十几个孩子都要考大学，大概是服装管理处下的通知，他非常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梁浩书，经过党委研究，我们决定支持你考大学，在最后的三天，每天提前 1小时下班。你每天可以提前 1小时下班，温习功课。出国。除了在国内念大学之外，19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爆发了一轮出国热，很多人都动用各种关系希望踏出国门，开始“洋插队”。本班就有 2 例出国留学。邱大鹏说：88年我就走了，去日本了。去上学。（笔者问：您 47年出生，41岁了。）对呀，所以说当时思想斗争很是激烈。开始学了一年语言，日常用语现在没问题，学环保专业。（笔者问：您国内上大学了吗？）我在国内没上，在日本那上的。我去的时候，家里我爱人也不同意。但是我就非要去。为什么呢？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都说社会主义制度好，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没落的，我就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抱着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就算）我什么都学不到，多学门外语，也可以吧？（笔者问：那您在那边也打工吧？）当然打工了，很累，洋插队嘛。另一个是熊钢。他出去的比较早，大概在 1980 年代前期就去了美国，齐素馨回忆他去美国的情形是这样的：熊钢（去美国）可早了，我回来没两年他就走了，他好像当了两年兵。他跟他爸爸不说话的，他妈对他挺好的，为什么？他出国的时候，他爸爸不愿意，那时候有一个文件，就是高干的孩子不准出国，我家就特听（招呼），没有出国的，尤其他爸爸在保密系统，就不让出国。他那是自己找的他爸爸的部下，想方设法非要出去，就不听他爸爸的，最后出去了，他爸爸最后就不理他了。他现在在一个大学当会计。108     求而不得与最终放弃的读书机会。读书机会对于读书人的珍贵如何形容都不过分。在多年之后的回忆中，当年被放弃的求学机会也就成了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黄维汉回忆了他三次考大学的经历。第一次是招工农兵大学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没被录取。他说：到了 73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打到四人帮，就是张铁生（交白卷）那年。当时我们的对口大学是同济大学。可以报名。我是只要你给我机会我就报名。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院一共 9个人报名。在那个时候就是考试，就那个白卷英雄嘛，当然我是不可能交白卷了，我在 9个人里面考第一。同济从我们那要了 8个人，唯一就没要我。77年像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参加考试没有问题。并且据我知道大概超过了 100多分。应该是很好的学校。当时我第一志愿还是傻了吧唧地报了清华，第二志愿报的是钢院。但是根本就不可能了。我是在河北参加的考试。并不是在北京。如果我当时在北京考试，我有可能后来被回收走的。但是我属于河北考区。为什么我知道有关系呢？就因为我们院的人事（部门），传出来，说我的分是高了很多，但是我父亲因为是自杀嘛，当时做了结论了，是畏罪自杀。所以我的大学梦就彻底，就没了嘛。1978 年高考，黄维汉已经结婚，虽然户口还没有回到北京，但是工作单位已经转到北京了。他接到了河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却因为性子“轴起来了”而放弃了这次读书的机会，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黄维汉说：78 年又有了我们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年龄大的就不准考了。那次我看来就不对了，因为我属于河北考区，第二次我考的不太好，因为我已经心灰意懒了，没想到隔那么近又要考试，完全就没有准备，并且数学题比上次难得多，我数学考砸了。你要说心灰意冷也没怎么弄，但是物理啊化学啊英语啊，尤其是英语考的好，英语我大概在邢台地区第一名。物理大概 91分，这样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就把我录了。但是我这人也就轴起来了，我想我已经在北京这样了，并且当时我也刚结婚了，觉得到你们河北去上大学，打心里我又有点看不起，给我录取通知书了，我不去。我就没去。现在看是不对的。仲维光这人，你知道不？还有郑光召。这些人实际上都一样，实际上第一次都没考上，但第二次都上了，都改变命运了，连郑光召都是，都是第二次才上的。我第二次也成，但是愤而不去，现在看来很愚蠢，后来道路就曲折得多嘛。（参加）自学考试啊，一直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后来我也通过（自学考试）了。===四. 同学交往===上山下乡中的交往。上山下乡后，即使到了同一个地方，本班的同学也没能团结起来，当初在学校时形成的派性还是没能自然消解。李淑华回忆：你看我跟魏秀莲、齐素馨一起去东北的 853 农场插队，一个连队 2 队。齐素馨他老兵的思想，特别根深蒂固，觉得跟这些人就是没话可谈，就去找 3队北大红旗（的老兵），离我们有 5 里地。我们几个人（没有齐素馨）没多久就受到重用了，魏秀莲就被派到卫生室，那个卫生室是最好的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们其他几个女生就被分到机务上开拖拉机。后来齐素馨就到连里头告状去了。（关于）魏秀莲她找不出茬来，就（魏秀莲）她爸爸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整了，她爸爸可能作风不太好，她（齐素馨）居然把这都抖搂出来了，但是人家（魏秀莲）也没有拿掉，我们其他几个都给拿掉了。就说有资本家什么出身不好，“这样的人你们能用啊？将来搞破坏……”就把我们四个人都拉下来了，就没开成拖拉机，这是我一个特别大的遗憾。本班同学之间矛盾的根子还是文革中的经历，李淑华说：程海英点了她：“吴平原，你爹不是什么好人，你给我老实点，你别以为你没事儿。” 那109     个时候，那种刺激，永世难忘。所以她（吴平原）就特恨她。一说起来就（不满意），什么活动都不愿意参加。她（吴平原）两边都有矛盾，那个张雪阳（按：吴平原爱人，本班同学）跟华俊才有矛盾。张雪阳吧也是，他吧我估计怎么说呢，他父亲也是右派，但是文化大革命老兵到没怎么整他。他可能就是小孩为了表现，他就给华俊才贴了个什么东西，什么钻狗洞之类的，其实这都小孩（的事儿）。你要有活动，请个谁他们都有矛盾，所以我也没办法了。离校后大家各奔东西，原来一派的同学也有很多断了联络。四三派梁文秀因病没有插队，最后留城当了工人，她成了很多本派外地同学打听消息的渠道。从她提供的同学通信来看，她利用留在大城市的方便，不但帮助大家洗相片、打听布料，还要转告同学的去处，甚至有人把给别人的信也邮给她，让她转寄。那时候很多地方没有电话，通信是大家主要的交流方式。当时的交往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沟通同学信息、倾诉生活遭遇、报告同学矛盾、了解北京革命情况等。当然，上山下乡之后，生活环境变了，一些同学也逐渐脱离了在学校派别斗争中建立的友情圈子。回城后的交往。在本派内部，交往频率较高，大家除了友情的维持和交流外，还能够互相帮忙。比如像找工作，上文提到，石树达就得到同是干部子弟的熊钢的帮助，在参军转业后顺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窗口企业中信集团。除了能在自己的事情上互相帮助外，在后代的事情上也能互相帮助。齐素馨回忆了[[宋柏林]]帮助自己儿子找大学的情况。她说：孩子高三当的兵，96 年，考的军校，武汉通讯指挥学院，那是个业务学校，[[宋柏林]]的姐夫是武汉军事学院的副院长，跟他姐夫说好了，考一分都要你。（齐素馨访谈）返城后派别分歧的阴影依然存在，对于和不同派别同学的交往仍有顾虑，甚至有的同学因为和别的派别的同学走的比较近，还伤害了本派同学的感情，多年的友情受到影响。李淑华说：友谊成了奢侈品了。有时候我觉得挺悲哀的，居然一辈子下来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人生太不完满了。过去的时候我跟吴平原真的（关系很好），你看我到兵团的时候有 25块钱工资嘛，我第二个月就给吴平原寄去 20块钱，她特感动，买雨鞋什么的，我们真的挺好。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慢慢慢的（疏远了）。尤其回来以后，他们几个（插队在一起的）聚会，有一次（我）没去，然后这边（四三派）的袁望春给我叫去了，就因为赵天放去世，我想人家那么早就去世了，咱们应该珍惜同学之间（的感情），（就去了）。然后那次送完赵天放之后正好路过我们家，我在家请他们吃饭，就因为这个袁望春觉得我还不错什么的 ，（他们四三派的）聚会就把我叫过去。就等于是她给我叫到跟他们这几个人聚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伤害了吴平原，后来她就跟我特别疏远了。文革都结束多少年了，怎么还想这个啊，我真奇怪了。她跟我都很少联系了，我说“怎么着啊，只要我不给你打电话拜年，你都不理我了？”因为我后来跟华俊才，戴建中他们不是聚过几次吗？（可能不乐意我了，）我说干嘛呀，那时候都是孩子，都十几岁，犯点错误又怎么了？这么多年你干嘛记着？这个心结你如果不解掉，对你的身心是个伤害啊。关于本班的交往的结构性断裂状况，从戴建中与本班同学的交往中可见一斑。他的交往明显看出派性差异。在上山下乡后，保持通信联系的 5 人，都来自原来一个战斗组。其中梁文秀后来成为他的妻子。返城后，戴建中经常见面的 4 人中，两人是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的本战斗组成员，另两人都是原来思想比较一致，且战斗组都属于一派，而且其中一人还成为后来同事。与本派其他人联系情况：7 人见面较频繁，1 人见面不多，两人在返城后见过 1-2 次， 1 人 2011 年见面，6 人未见过面。在本研究开始之前，戴建中只与两位老兵同学在街上偶遇过，被对方认出后寒暄而已，戴建中并没有交往兴趣，其他人一直没有见过面。四四派的 17 位同学中，只与其中两人见面较频繁，每年大约 1-2 次，10 人一直没有见过面，4 人在返城后见过数面，一人近年因为帮助联系访谈，见了数面。110     本调研之所以能约到老兵，借助的是中间人物的联络作用。一些四四派的同学与两边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也参加了老兵的交往，这是笔者最终能完成调查的一个契机，正是因为有这些交往保持着，才通过他们的介绍和本班几位老兵出身的同学联系上，并最终完成了采访。孙婉怡就是跟老兵接触比较多的，她此前即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活动。孙婉怡说：其实你看出来了，班里的很多同学吧，我也时间长了，也习惯了，比如你们几个人，聚会了，高兴了，叫我，去了，他们几个人高兴叫我，我去了，但是你要把这两拨人叫一块儿，可费劲了，他为什么呢，很多东西就是文革当中形成的。后来我曾经想过，我说怎么，能不能弄到一块儿，后来我想，这些东西不要特别强求，这个很客观。今天咱们几个人高高兴兴在一块，然后这几个人叫道一块儿，大伙儿高高兴兴的，就完了。你说至于说非得把某些人不什么的非得拉到一块去，最后一想，都这岁数了，是不是？当然有的很开通，觉得过去都是小孩，也就无所谓。所以呢，既然是文革当中还是形成了一些，多少啊，就是形成了一些东西的话，所以你要是在这部分，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就敏感了，我就是这意思。关秋凤也试图打开和同学交往的圈子，她主动和原来的同学、后来的四三派女生联系，她说：我去看过张舒岩，我真的挺想他们的，毕竟老同学，那会是十几岁的事儿，现在见了也挺什么（亲切）的。熊钢回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到他们家去过。孙婉怡也去过，（有）齐素馨，魏秀莲，叶侨生，我，赵安林（按：预 642干部子弟），可能就这么几个，到他们家去过。本班的这种中间人物的联络主要靠的是女生。近年交往情况。2010 年 3 月，通过四四派孙婉怡安排，老兵叶侨生、关秋凤、魏秀莲参加聚会，四三派有晁天峰、张舒岩、黄维汉、戴建中，四四派有武必成。这是一次目的很明确的见面——介绍笔者做本班访谈，并不是为了同学之间交流感情，但是客观上也起到了破冰的作用，毕竟 40 多年不见，对彼此的复杂感情可以不必再凭想象了，面对面的交流是可以实现的。从近年的交往来看，四三派对于和老兵见面态度很矛盾，多数人认为可以见见面，少数人，尤其当年跟对方冲突比较大的，一些当年斗争的积极分子，比如前述四位同学，从感情上都不愿意见对方。 2010 年 3 月份之后，中间派还组织了两次跨派的班级聚会，这几位四三派同学一直还拒绝参加。2010 年 6 月份，李淑华因为和老兵徐建业过去同一个运动队，个人关系很好，在他的联络下，她和孙婉怡组织，徐建业安排了一次同学聚会，本班去了 15 人，其中四三派 8 人，老兵 4 人，四四派 3 人。2012 年 12 月，孙婉怡生病，出院后本班同学聚会，一共来了 23 人，老兵 7 人，四三派 8 人，四四派 8 人。这是目前本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参加聚会次数：三次都参加的：老兵 2 人，四四派 1 人，四三派 3 人。四三派另有 4 人参加了后两次聚会。四四派另有 1 人参加了后两次聚会，老兵 1 人。目前本班的交往还是在情感试探时期，最后一次见面的两个场景就很有趣：据参加聚会的同学说，除了和老兵交往外，一直没有和大家见过面的本班两位老兵齐毅初和程海英（现在是夫妻，女生是文革中打人最激烈的，男生是本班家庭出身地位最高的）此次参加了聚会。齐毅初一进房间就宣称：“我在文革可没打过人。”程海英在席间大家发言介绍各自情况时大谈北京精神。可见，打人与否，是大家在彼此面对时的一个心结；多年之后能否相互宽容对待，则是一个模糊的期待。本班同学交往有个特点：派别分化非常明显，基本都是在本派内交往，尤其是当初对立比较严重的四三派和老红卫兵，毕业以来基本断绝了彼此的联络，没有自然交往。本班同学结成了四对婚姻。总体来看，派性，或者说共同的思想经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标准：每对婚姻都是来自一派的。李淑华分析了这种情况。这个也跟一派的有关系，接触多了，日久生情；还有思想观念的一致是最基础的，你看111     都是一派的，你发现没有？戴建中跟梁文秀是铁四三（派），齐毅初和程海英（是）齐向东（成员），张雪阳和吴平原是我看着谈的。张雪阳是老黄牛，到哪都张雪阳干活，吴平原有特别沉重的思想包袱，她觉得张雪阳家出身也不好，谁也不会瞧不起谁，再加上张雪阳也特别实在，会对他那什么。因为那段我们俩是非常好的关系，那时候我就促成他们，每次活动都拉着张雪阳，文化大革命终究是有点基础了，再加上插队在一起。赵小玉插队跟我在一起，她觉得挺压抑的，因为我们那有两个老兵，也在四营 2 连。那什么魏秀莲他们几乎就不怎么跟她说话，就我跟她说两句，她觉得特别孤独。不两年，一年多，69 年吧，到六营去了，她思想特别压抑。她家是官僚什么的？因为她姑姑都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她家我估计是，不知道，详细是什么。在上学的时候，老是特别郁闷的那种，特别压抑。她跟陈大勇可能从插队那时候开始好，这都很自然的，不奇怪，也是存在决定意识，有共同的存在：（不幸的）家庭，共同的经历，很自然就走到一块了。从总体来看，本班同学毕业后的班内交往可以分为这几种情况：第一种：与其他人没有交往的同学。本班健在的 50 人中，有大约 10 个人跟本次面谈的 32 人都没有联络，属于彻底退出了同学交往圈子的一类。第二种：只跟个别人有联络。属于这种情况的大约有 6 人：曹武刚、冯福英（以上为四三派）、闻红旭、秦朝辉、岳桂英（以上为四四派）、[[宋柏林]]、熊钢（以上为老兵），一般只跟 1-2 个同学保持交往。第三种：明确表示只和本派或中间派见面，不愿意见真正对立面的，四三派中有 4 人，两人是四大反动学生成员华俊才和孙爱智，两人是当年战斗组首领：何书伟和哈万顺；戴建中对和对立面交往没有兴趣，但出于研究的目的，倒是不拒绝见面。老兵中的部分人也属于这种情况，如齐毅初夫妇在最近一次聚会前也只与老兵和个别中间派同学交往；大部分老兵虽然没有如四三派上述几人做出明确表示，但是实际上在本研究开始前也只和本派及中间派来往，与四三派没有任何接触。第四种，和各派都可以来往，但是频率和密度还是有差异，基本是日常主动交往本派，不排斥参加其他派组织成员参加的聚会类交往，这主要是中间派同学，也包括其他两派部分同学。受时代节奏的影响，红卫兵-知青一代婚恋普遍较晚。文革耽误了这代人的婚姻，出于对个人境遇的不同考虑，对待婚姻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和策略。本班面谈的 32 人婚姻情况见下表：结婚年龄人数221231241251263273286297302313323411本班平均结婚 28.66 岁。笼统而言，红卫兵-知青一代二代出生要晚一些，这一代人也有了与前一代不同的生活机会和选择。本文面谈的 32 人，涉及家庭 30 个。下一代情况：没有孩子的家庭两个；两个孩子的家庭 8个（含一对双胞胎）；独生子女家庭 20 个。36 个孩子中，教育程度为：一个中专，一个幼师，一个夜大，两个没有念大学，29 个大学毕业，其中：法国留学 1 人，德国留学 2 人，美国留学 2 人，日本工作 1 人。地位定格。从职业来看，四三派 23 人中，作家 1 人，教授（研究员）2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2 人，高中教师 2 人（其中一人为重点中学副教导主任 ），小学校长 1 人，副处级干部 1人，工人或一般干部 8 人，医生 2 人，会计 2 人，1 人不详。四四派 17 人中，教授 2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副教授 2 人，处长 2 人，副处长 1 人，工人或一般干部 6 人，中型工厂工会主席 1 人，中学（中专）教师 2 人.老兵 14 人中：经商 2 人，工人或一般干部 3 人，医护人员 1 人，中学教师 1 人，处长 2 人，112   师级干部 1 人（部队修理厂，技术干部），财会人员 1 人，3 人不详。普遍来看，本班无人在政府权力部门任职；四四派和四三派从事文教工作比例较高，老兵中除一高中教师外，无文教系统就业人士；老兵中有两位经商，其他两派都无经商人士。按出身，红五类 18 人中：2 人不详， 1 个商人，1 个军人，1 个财会人员，1 个中学老师，1个一般干部，2 个医务人员，3 个处长，6 个工人。中间群体 28 人中：2 人不详，作家 1 人，1 个商人，处长 2 个，小学校长 1 人，中型工厂工会主席 1 人，副处长 1 人，医生 1 人，2 个财会人员，教授 2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2 人，中学（中专）教师 3 人，工人或一般干部 7 人。黑五类 8 人中： 1 个中学老师，1 个副处长（财务），2 个工人，教授或研究员 2 人，副教授2 人。===小结===出身的力量。从上山下乡到回城，出身因素一直对这一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作用。本班最早回到城里的是干部子弟，最晚回来的是黑五类，这中间有 24 年的时间差距。虽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差异，但是在象征意义上，却似乎就是一代人两种命运的写照。从本班来看，从上山下乡开始，干部子弟群体的去向就比平民子弟的去向好，这个社会资本的优势一直持续到返城后寻找工作。转变发生在重新恢复高考之后。高考开启了另一个选择的窗口，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才智改变自己的处境，除了社会资本之外，文化资本也有了用武之地，至此出身似乎在生活的舞台上隐藏起来。但是不然，当年的结构并没有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彻底改变，它依然隐藏在这代人的交往之中。一直到现在，本班的有些人仍然是只和自己当年那个群体的人有来往，在某种意义上，出身仍是生活之中的一种力量。历史是连续的，不仅是在交往之中伏着出身这条暗线，笔者在调研中无意中知道的两个关于房子的故事似乎隐喻着某种与悠远历史有关的结构。一个故事来自庞学静，他家当年那处引起租户不满、间接导致他们家被下放农村的房产，由于所处的地段南锣鼓巷现在成为北京市最繁华的创意文化街区地区之一，原来破败的平房现在寸地千金，这块地产经历了 60 多年的风雨，才显示出当年投资者的眼光和价值；另一个故事也有关房子，在本文调研过程中，本班当时父辈级别最高的干部子弟齐毅初虽经笔者一年多努力仍未能面谈，中间一段时间袁答复无法分身的一个理由是装修房子，据说，他此时装修的就是其父当年当北京军区政委时国家给配置的四合院，在什刹海地区，当年去过此处的同学回忆，该地区有多处院落主人是军中名将。六十年过去，虽然北京城历经沧桑，翻天覆地，但是有一些力量依然存在在这个古城历史脉络中。用这两处房子做历史回望的支架，让人觉得这个城市政治力量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纠缠盘绕，如同林·亨特所说的莫比乌斯带66：“社会是这个带子的一面，政治是另一面，两者互相纠缠盘绕，无法分清它们在何处开始，何处终止。”（亨特，2011：3）观念变化。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身体实践和精神思考，红卫兵-知青一代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都经历了一定的转变。所谓的时代精神如理想主义既是其记忆的一部分，也是其反思的对象。当年的积极革命者有的已经走的如此之远，最热情革命的红卫兵下海经商成了房地产开发者，也有人宣称开始信仰佛教。可见这一代人的精神张力之强大、转变之剧烈。杨国斌指出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是逐步发生的，而且不断起伏，成曲线状。红卫兵运动构成了其认同转变的开始，其作用在于造成了这代人的认同危机。山上下乡开始，红卫兵开始向知青认同转变，构成其认同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乌托邦理想的覆灭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承认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宏大革命理想转向个人理想和情感；对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全新的认识。这种认同转变的动因有三：话语狂欢、个人经历和政治形势的突变。（杨国斌：2006）这一代人的生活主线曾经完全围绕着国家的时代主题，革命和奉献一直是重要内容。如何为自己的问题一度无法成为光明正大的话题。但是在被动的受安排和指挥中，对个人命运和利益的66180 度后再将两段粘结而成。按：原书译注： 一种拓扑学结构，将一条窄长形纸带旋转113   关切并没有真正被话语淹没，其实随处可见的是对个人好生活的追求，如下乡后想办法脱农，脱农后想办法返城等。话语可以把人塑造成一个摸样，但是实践/时间却有更强大的力量，把被淹没的人性重新恢复，或者说翻过了话语的“柏林墙”，光明正大地与自我的需要接头，所以本班革命积极分子变成了经商者。虚伪的革命铠甲在时代话语转换后成了一地废墟。所以说，审视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时，看到他们青年时代的革命激情与当下生活态度的差距，与其说这是认同转变，不如说是认同复元——摆脱了革命人性和伦理，恢复正常人的伦理，虽然在个人情感上对群体的忠诚和亲和没有变化，但是在人生的指向上却向普遍的常识回归，这得益于一代人的经历，也顺应时代话语的转变。但是，遗憾的是，因为时代的经验在前，各自的小团体的内化的认同已经刻板和凝固，成为个人顽固的自我认同之一部分，对彼此的评价即使是能够经理智反思而尽量不极端化，但受派性影响的情绪化痕迹依然存在。114     ==讨论==中学红卫兵的派别分歧主要因为出身问题，这是文革研究者的共识。其中原因在于老红卫兵兴起后，受血统论的影响，最初的中学红卫兵的组织路线基本坚持了出身原则，但是文革前“出身”如何影响中学生群体形成的问题却要稍微复杂一些。作为红卫兵发源地的清华附中文革前中学生群体矛盾冲突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本文以清华附中高 631 班为分析单位，以口述资料为基础，分析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群体分裂和冲突的历史根源、现实逻辑以及派别分歧的凝固性。本文基本观点为：在阶级政策的引导下，处于学校竞争性环境的学生群体受到偶然事件的激发，产生了最初的群体认同，并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文革中最终形成冲突性群体，对群体冲突和暴力的社会记忆维持了群体凝固，导致派性的延续。===一. 两个标准的操作困境===本文认为，1960 年代中学生的派性虽然强化于文革，但是其分裂的远因却在文革之前，并不是文革中的突生事物。与大多数学校学生在文革中通过派别组织斗争表现出派性冲突不同，清华附中学生群体矛盾产生与暴露较早，具有一定的原生性。即除了受到时代政治体制与话语的影响外，与清华附中特殊的教育环境和设立预科班的教改实践有一定的关系，预科班的选拔标准引起的争议和不满最为突出。清华附中并不隶属北京市教育局系统，在组织、财政和人事上都直属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但给清华附中财政支援，清华附中的领导也由清华大学直接任命，甚至一些清华大学的老师也到清华附中来授课。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做法直接被挪用到清华附中，如对体育的强调，“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以及设立预科班准备直接升入清华大学的教育制度改革探索等。和北京很多著名的老牌中学相比，清华附中成立学校较晚，教师群体和领导班子年轻上进，干劲十足。周鸿钧回忆 1960 年代初到 1965 年陆续到清华附中的 46 位老师，“最长者1936 年出生，没超过 30 岁，大家都在 30 岁以下（周鸿钧，1995:124）。”清华附中自从 1960 年开始设立高中、面向全市招生后，选拔的都是学生尖子，学生的起点较高；又因为依托于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在教育理念上清华附中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但要求功课好，还要求积极参加体育和文艺活动，校园内竞争激烈。清华附中在 1964 年开始教育改革探索，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设立预科班。预科班使用自编教材，由最优秀的老师上课。因为预科班是为清华大学而设，在很多同学看来能够上预科班几乎等于搭上了进入清华大学的直通车，所以能否上预科班受到所有同学重视。高考是零和博弈，一般而言是每个人和无数匿名者的博弈，所以一般同校、同班学生间无特殊矛盾，因为大家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预科班打破了同校学生资源上的平等，导致大家对利益的敏感。但是在选拔预科班的时候学校面临标准的两难：为清华大学提供有才能的学生——建设附中的目的，和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哪个都不敢忽视。两难在于有两个标准，和谐二者很难。学习的标准可以通过分数度量，虽然今天大家质疑分数是否反映能力，但当时这问题还没有凸显。政治的标准不好把握，难处在于出身和表现的冲突。表现最不好度量：如果没有夺取天下，表现好度量——你参加了革命没有；现在成为执政党了，人人都表示我也参加革命。表现难证明，出身则清晰，且强调出身能保证学校领导层的政治安全，于是政治标准在操作时“出身”常常压倒“表现”。 即便分数与出身都是清晰的，在要形成筛选人才的标准时，要融和红与专也极难。唯一可行的其实是加权或配额。那个时代出身不好的私下发牢骚就提出过加权：出身不好的分数打九折，打折后大家完全平等竞争。配额就是出身好的录取多大比重，出身一般的、不好的各占多大比重。这样的标准在操作时（比如大学录取）未必没有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但是无法明言，只能暗箱操作。两难的标准困境导致实践中的问题一方面是标准执行得不彻底、模糊，另一方面是标准无法公开。清华附中在选拔预科班的实际操作中坚持的是出身“符合清华大学保密专业的要求”加上115     学习好。但是因为强调全面发展的惯性，上述原则却又执行得不彻底：如按照这个标准，出身好、学习好的熊钢就应该上预科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预科选拔时标准没有明示，这是造成同学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依据自己的境遇猜测：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只重视学习成绩，导致平民子弟在预科班占人数优势；平民子弟认为学校贯彻的是激进的阶级路线，压抑了平民子弟，照顾了干部子弟。两边的猜测各有道理，根源在于在阶级路线下学校也提供不出一致的标准——清华大学保密专业是一个无法说出口的标准，清华大学还有，对出身的要求并非高不可攀的非保密专业，按照这个标准应该有更多的非干部子弟同学能够进入预科；预科班按照“保密专业”选拔学生显然苛刻。校方执行如此高标准除了显示其对预科班的重视外，在政治上力求无懈可击是更重要的考虑。一方面是标准模糊和非公开操作，另一方面完成的又是一桩大家极其重视的分班，必然令两个阶层的同学都不满意。跨时代对比也可以看出 1964 年清华附中分班的特殊性。今天的学校里也有分班实践，为什么没有出现学生群体性不满？一个原因是时代语境的变化。1960 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也有各种特权现象，但在普通民众的想象里还保持着一种公平、平等的社会气氛，因此大家对分班的感受比较强烈，对标准的质疑动机也较强；另一方面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培养接班人的话语导向，在此气氛下对学生群体的分类必然导致阶级路线想象的介入：校方要规避政治风险，避免打击干部子弟的罪名，学生也要从中揣摩出身对自己的未来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目标的强大引力。对于 1960 年代的中学生来说，上清华大学几乎是最高荣誉，那时候没有出国留学分流人才，大家高考竞争的最高标的就是上清华大学——中国第一工科学府，而预科班的目标指向决定了它的吸引力，也加强了不满的动机。选拔预科班的标准纠结暗示了学校里阶级路线的失败。宏观的原因很清楚，将阶级路线作为旗帜将导致社会冲突。本文在微观上的贡献是，从附中的案例可以看出，只要在乎业务能力，在阶级路线下就无法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操作标准，必然造成矛盾丛生。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是中学校长里比较特殊的一个，有先进教育理念，教育成就也很大，但是因为本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在阶级斗争的时代难免战战兢兢，执行阶级路线也比较积极，但是仍然无法做到令干部子弟满意，遑论其他各阶层的学生。清华附中独一无二地成为红卫兵诞生地。清华附中的预科班也是独一无二的。本文并非断言预科班孕育出红卫兵，意在揭示出诞生地的一些独一无二特征，供大家思考。===二. 令双方不满的相对处境===心理学的研究证实，相对处境更令人在意。其他学校也有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分立，却没有如此大的怨恨和冲突。附中的教育资源更好，却导致更大的不满。原因在于“相对处境”。实验证明多数人宁愿他和同事都挣 500 元，也不愿自己挣 600 元而同事挣 1000 元。当时的社会形势是不公平的，这由阶级路线导致，比如天才少年遇罗克考不上大学。但压制他的是制度，是匿名者，不是一个他认识的人，他身旁的人。被制度压迫的人，初期的时候有的是无名之火；而感到被周围的、认识的人压迫的人，拥有的则是“有名”之火。二者之不同在于：后者有更直接的对手、事件、矛盾和冲突。相对处境中受剥夺的遭遇有两种：孤立个人的偶然遭遇，自己所属的群体整体遭到不公正对待。后者的不满常常强于前者，因为后者的遭遇不是偶然的，是持续的，且因为本群体内有互动，能形成相互激励。附中同学感到的相对剥夺兼有个体相对剥夺与集体相对剥夺。“这种双重剥夺（自我和群体结合的）是反抗的一个显著的潜在刺激（布朗，2007:155）”。兼具两种不满，已属严重，更为特殊的是，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都有群体性的对相对处境的不满，这是罕见的。群体不满是常见的，但生活在一个小单位，不同群体都对自己的相对处境不满，是少见的。因为通常总会有一个群体明白自己是获益者。而附中发生的是，两个群体都真心认为自己受了不公正待遇。对公平的感知和诉求增强行动力，而心理群体的存在更增强了动员深度。分班是决定相对处境的关键环节。如果没有分班，内部竞争就流于一般的学习竞争，在上大学这个环节产生彼此分殊，但此时各自离校，不会有群体性对立；但是分班造成了长达两年的校116     园内地位差异，在“上清华”这个重大的利益诱发下，“预科班资格”成为跟前例所说的“相对收入”类似的资源，拥有此资格与否产生相对处境差异。在班级内的声望和地位也是形成相对地位处境感的一个来源。一方面，社会气氛强调阶级路线、培养接班人，干部子弟有当然的预期；另一方面，学校也通过军训、内部传达等提高了干部子弟的身份自觉。但是，班级内部评价同学毕竟还要看学习、问题表现等，干部子弟政治上的身份优势和其在班级的实际处境错迕，青年学生无法获得心理平衡。而平民子弟的感受反是：学习不错，政治表现也积极，但是学校却优待干部子弟，也自然产生不满。不仅于此。学校强调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成为导致群体相对劣势的导火索。文体发展本不是学校竞争的核心元素——考大学并不取决于此，但是在清华附中的特殊环境下，文体表现成为在学校争取眼球、表现先进的竞技场，而期间的成败也由个体的能力上升为群体优越性指标，起码在心理层上，表现优越者可以获得超越出身的自豪，这种自豪感在阶级路线下反而成为挫折感的另一个来源——表现这么好都不被接纳，可见歧视的明显。相对处境的后果。双重剥夺——对立的两个群体同时感受到的个体处境和群体地位——为后来矛盾激化准备了心理基础。虽然对于学生群体总体来说，“我们并不能确定因果方向：是剥夺产生了反抗活动（正如相对剥夺理论所假定的），还是偶然卷入某种集体行动带来了态度改变（布朗，2007:155）”，但是可以认定，阶级政策话语体制既没能很好地保护干部子弟的政治“出身”利益，也没有很好地保护平民子弟的“积极表现”利益。而一旦出现一种社会情境，两个群体都认为可以通过行动改变自身的处境，他们就会“把对不平等的反应转化为集体抗议（布朗，2007:158）。”这也是文革中清华附中校园冲突比较激烈的一个原因：两个群体都觉得自己有委屈，也都觉得可以通过斗争改变现状。住校，本文未专门论述，但本文中的全部活动都发生在寄宿制学校中。朝夕相处将友情和冲突关系统统加倍。===三. 群体认同加强派性===高 631 班的派性之所以持续时间长、烈度深、修复难，因为其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利益导致的潜在心理冲突、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认同形成、政治资格竞争的群体矛盾公开、政治路线竞争的群体矛盾升级，最终在血统论时期借助暴力推向极致的生长过程。清华附中学生群体出身意识的明确化受到偶然事件的激发，学校对[[娄熊事件]]的处理成为出身竞争的导火索，促进群体认同的形成。学校中同学打架本不是什么大事，之所以能够在清华附中成为重要的事件，其一在于校方的处置，其二在于同学的反应。先说学校的处置。为了规避“压制干部子弟”的政治风险，学校在处理这起普通的同学打架事件时搬弄了过激的阶级路线：保护干部子弟。对熊钢的表扬——勇于同不良现象做斗争，和对娄琦的惩罚——阶级报复与记过处分，都超过了同学的预期，这首先引起了平民子弟同学的不满。而这一点也被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自己的讲述证实，而万的顾虑在于：（毛主席认为）基层政权多数不在我们手里，他这样一个估计下面，他觉得到处都是问题。只要一查到问题，你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处分了或者怎么弄了一个干部子弟，他就说你是打击干部子弟，那打击干部子弟，返回来一查，他就说你班主任是谁，校长是谁，你支持了谁，那就说你阶级路线有问题，就是校长有问题；校长有问题，再往上就可以追到区里，追到市里，他就这么一个方式。（万邦儒访谈，1990）而同学的反应超出了校方的预料：平民子弟同学不但没有接受学校对两位同学的处理，反而在其后的辩论中一方面指责学校“小题大做”，贴出了大字报；一方面还对干部子弟熊钢本人提出了各种批评。这不但超出学校的预料，也激起了干部子弟的整体反应：这些提意见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子弟（熊钢，2012）。同学间的具体冲突导致群体认知上的分裂。分班引起的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不满一直停留在心理层面，[[娄熊事件]]则导致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第一次公开对峙，群体划分的范畴化过程在本班得以完成。群体区分的核心维度——出身117     ——由分班时的模模糊糊，到[[娄熊事件]]时已经明确地作为一个分类标准表达出来，此事件后两个对立群体阵线分明。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范畴化足以导致群体竞争，而社会范畴化是指将个体的集合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豪格，2011:64）。”群体的社会范畴化在心理层面建立了社会群体刻板印象，形成归因根据。社会心理学揭示了这个道理：“在某些背景和条件下，事件或人们的行为可以被归因于群体资格（这是一种社会归因），而不是归因于外在因素或个体人格（豪格，2011:98）”。从此以后每个人都不再单纯作为一个个体学生出现，而被认知为某个群体的一分子，其个人表现也就有了代表整体的意义。这种对个体行动者群体身份的领会过程是派性形成的基础。两个群体都要争夺权力、地位和声望资源，在阶级路线语境下干部子弟更有优势。平民子弟既不能通过社会创造改变评价标准——无法对国家阶级政策提出质疑，也不能修正自己的出身；虽然他们的处境相对黑五类要好，但当竞争标的固定在上清华大学的机会时，黑五类并不具备参照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平民子弟只有和干部子弟正面竞争一条路可走。而对于高 631 班来说，这种正面竞争一直贯穿到文革之后。首先是入团辩论，入团辩论把群体矛盾公开化。阶级路线也为双方提供了斗争的武器：干部子弟强调阶级出身，平民子弟强调“重在表现”，双方都有理有据。隔阂随争议加深，群体的界限也越来越明确，围绕着出身的范畴化产生的增强效应，增加了两个群体竞争的力度：大家越来越把针对个体的意见领悟为对群体的敌意。文化革命使群体利益冲突政治化。文革初干部子弟反校领导时，本班平民子弟保皇。由此，两个群体过去针对学校内具体利益的竞争——预科班资格、团员身份，上升到政治路线的对立——学校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种政治性的争论进一步加强了群体对立的深度和烈度，使校园争论突破了学校的范围，与社会政治直接挂钩。这种政治争议的杀伤力更强大：挟政治话语的天威，一部分同学被打成反动学生。而随着文化革命大方向的变化，当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反击也非常卖力。两个群体通过反复的正面冲突而壁垒分明。血统论使群体竞争极端化。血统论把阶级路线对出身的强调推向极端，从而激起了非干部子弟群体集体不满。其中的最激烈反抗者是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黑五类毕竟是少数，而且被污名化的时间既久且深，丧失了反抗的斗志，革命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机是避免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职员家庭出身的同学则不然。血统论凸显干部子弟出身高贵，同时也把大多数职员家庭出身的同学都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文革初期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以干部子弟占绝大多数，而占学校大多数的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则被取消了革命资格。如果说打击反动学生还只是针对少数坚持异议的不满分子，血统论则触犯了众怒。一直以来两派处于均势的原因在于，一派挟持着党的阶级路线，一派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四中老红卫兵刘辉宣对此有深刻的省思：这口号（按：指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朝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刘辉宣，2011:45）暴力定型了群体分裂。本班群体冲突的结果是“红八月”的班内暴力，这成为无法平复的创口，对群体关系的影响至深。===四. 思考记忆===对暴力的记忆。暴力伤害没有道歉，更没有和解，最关键的是，无论老兵和造反派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从而伤害记忆对群体分殊起到催化和固化作用。老兵的暴力一直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发酵，肉体伤害虽然早已经平复了，但是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痕迹却一直没有磨平。在一定意义上，和阶级语言一样，暴力也对社会结构具有建构作用。暴力记忆增强群体敌对，使得日后接触的意愿丧尽。被打者对暴力的态度有派性选择性。本班的群体暴力并非完全由老兵一手造成，后来成为一派的一部分同学也参与了暴力行动，但是，“对个体行动的群体身份领会”再次发挥作用。如邱大鹏即不因为曾经参与打人而被“念念不忘”，王的道歉固然起到了化解矛盾的作用，但是最关键的因素似乎并不在此：无论是郑光召还是戴建中都明确对笔者表示王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后来王是造反派，“我们是一派的”。可见暴力的肉体伤害并非关键，群体态度才是关注的重点。暴力记忆影响了记忆讲述。造反派通过受害者视角使回忆获得了某种控诉的道德优越，强化对历史追问的动机。对于造反派来说，塑造派性认同的一个核心感觉就是创伤意识：当年我们是受压迫的、受伤害的，而这种受迫害感没有获得平复，既没有来自压迫者的道歉，也没有能支撑自己的更值得自诩的成功。在彼此的记忆中，老兵有防范追问的潜意识，造反派有屈辱未被洗刷的自觉，个体回忆的情感特征非常明显。因为有暴力等不愿意直面的问题，在讲述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记忆的选择性，回避一些事实是一个明显的策略。当然我们无法断定这是一个真正的记忆问题，因为长期压抑导致记忆的“灭失”，或者更是一个表述的问题。从调研实践来看，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是表述的选择性。因为面对陌生的提问者，即便是从头说起，也往往在关键的段落一语带过，回避了对可能导致不利评价的核心事实的追述。比如斗老师的现场就无法还原；本校最激烈的 8 月 26 日殴打反动学生的情景也无法全面呈现，只有几个最瞩目的打人者进入了大家讲述的话语，其他可能动手的人、小推小搡的人、激烈呼喊的人都没能出现在叙述里。即便是使用了追问细节、提示和引导都不能见效。研究记忆的学者认为：“任何个人回忆都超出了纯私人回忆的范围；它处于从一个较大的事情和意义领域到另一个已是在行为中不再可及的生活领域的活动状态之中（开普勒，2007:87）。”正是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经验的关联性产生了回忆讲述的两难：从宏观上来说，作为集体的老红卫兵已经在媒体、学术研究和人们的日常印象里定型为暴力、狂热和破坏的代表，每一个个体的讲述者都有意与这种红卫兵刻板形象保持距离；但是在个体意义上，因为事实无可置辩，每个个体都面临着讲述策略的选择——如何为已经在总体上受到否定的行为再建意义系统或重新定位个人位置，以从情感和理性上接受与当年自我的连续一致性 。“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韦尔策，2007:3）”。老兵不愿意为自己或群体过去的行为道歉，造反派自然不能轻言原谅，最后的结果是不同派别的群体意识在讲述中强化。暴力的悬浮地位既反映了群体的态度，也决定了讲述者的记忆讲述策略，以及哪些是可以表述的内容。对歧视的记忆。暴力的影响还表现在其造成的屈辱和歧视。郑光召回忆自己多年怕听到女生用北京话喊自己的名字，因为那不仅与 8 月 26 日的暴力相联系，也是自己的羞耻和耻辱；孙爱智觉得自己当日所受到的打击，是“奇耻大辱”，无法忘记。这种屈辱之无法洗脱不仅在于个人的经历，而且在于作为一个阶层，这种屈辱一直无法表达：打人者的集体沉默并非没有歉意那么简单，还暗示某种不在意和忽视，这种不在意和忽视不是个人性的，表现为社会整体性的、以制度安排为后盾。在这一点上，矛盾有更深的源头。研究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学者提出两个概念：“普通记忆”和“深层记忆”，前者是一般的生活记忆，后者则成为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在类比的意义上，对文革暴力的记忆也可以分成“普通记忆”和“深层记忆”两种，前者与疼痛、肉体伤害有关，后者则与对这种伤害与更强大的体制力量的想象和感受有关。张承志说：“打人本身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不可饶恕的是依据血统论打人、侮辱人（张承志67，2002：102）。”依据血统论打人使打人行为有了理论根据，也成为被打者的梦魇，这不仅暗示着出身的高贵与卑贱，67应笔者之请，彭焕新先生通读了张承志的日文作品《紅衛兵の時代》，并翻译了前言、目录和相关重要段落，在此深表感谢！119   更暗示暴力可以没有底线：事实也是如此，文革中依据“血统论” 被打死的黑五类成千上万。郑光召回忆的恐怖感是这种没有底线的暴力的一个体现，造反派同学对干部子弟的报复能力的警惕则是另一个证明，这个报复能力的警惕不仅表现在文革中对大联合的抗拒，也延续到当下，一些造反派同学至今仍觉得老红卫兵仍有可能因为当年的暴力冲突“报复”。出身的傲慢还通过游戏性的语言约定穿透了时间之网，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郑光召回忆了这样一个场景：在我们班教室里，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张明特地找到我，极为正式地发表临别赠言，这可能是自“红八月”之后我们之间的唯一交谈：“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坚定不移地走出教室。（郑义，1999）张明回忆自己确实说过这番话，但不是对郑光召，而是对戴建中。无论对谁，可以看出当年干部子弟的意气风发，对出身的优势地位和竞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由此，这个“二十年后见”的约定也成为造反派记忆中无法回避的认知框架，对于他们中一些人来说，当年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竞争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而完结。而时代话语和生活情境发生巨大变化，作为整体的干部子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实利，当年的青春约定在今天看来，也成为某种无法面对的派性斗争之约。出身的优越在学校生活中和后来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得到证明，分配、回城、甚至升官、发财，这种对于出身的持久且强大的社会功能的认知在情感上也起到分割作用，成为派别分类持久保持生命力、拒绝和解的另一个心理根源。记忆的情感逆转。在对学校和学校领导的态度中表现最突出。在离开学校多年之后，即便是当年狂热批判学校教育制度和领导的同学都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文革中的事实是无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承认曾激烈批判学校领导，但是在如今的回忆中，多数人对清华附中都满含深情，评价极高。熊钢的回忆即其证明。如上文所见，熊钢在文化革命中是老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反对学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先锋，但是在回忆中，对学校和老师的感情发生了完全“逆转”。在回忆中，熊钢对学校无论建筑还是环境，教学气氛还是教学方法都评价很高，满怀深情，他对老师的评价是“受教一时，受惠一世”，对校长评价是：“万校长总是努力紧跟形势，对上级的指示、号召总是很快就结合清华附中的实际拿出具体的办法贯彻实施。看得出来，他的的确确一心一意想落实‘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等教育方针，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点子，做了不少探索。”熊钢最后说：“如今回忆起文化革命前的清华附中，感受是八个字：亲切，自豪，惋惜，惆怅（熊钢，2010）。”当然，当年受到阶级路线伤害的同学也认为清华附中虽然很好，但是万邦儒执行阶级路线也很卖力，情感要复杂一些。在他们看来，由于万邦儒当年积极执行阶级路线，优待干部子弟，压制平民子弟，所以老红卫兵们在成年后的态度转变有情可原，而自己则问心无愧。对学校和老师回忆的情感逆转说明当年学生批判学校领导的斗争不是群体之争，没有人格和自尊的投入；而和同学之间的斗争，则因为涉及群体地位竞争、含有人格和自尊的因素而无法轻易扭转态度。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在个体记忆讲述中，个人情感和派性情感都有，记忆和表述都多少受到情感的影响。如在表述中 ，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多人至今都坚持 的“我们-他们”分类，暗含的就是一直以来的派性情感。记忆被价值观重组。表现就是回忆的非同时性现象：即不同历史时代同时并存的现象（韦尔策，2007:9）。在讲述回忆的过程中，时间的顺序有时变得模糊，因为受到情绪的浸染，表现出很强的评价前移：根据讲述对象对某人、某事后来的感受评价其先前的表现，如对[[娄熊事件]]的回忆，造反派中一些人对熊钢的印象和评价就有情感前移的作用；个别老兵对郑光召现在“挺反动”的评价掺杂在对昔日暴力冲突的讲述中，也是一种情感前移。这种非同时性现象既有记忆的规律起作用，也是记忆的情感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情感因素造成记忆的扭曲，这种扭曲后的记忆又作为认知框架，成为进一步相互评价的根据。无论是老兵还是造反派都按照后来的感情重组了自己对冲突的记忆和对敌方的评价——他们一贯如此。==参考文献==#[[阿伦特.汉娜]]，2007，论革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阿斯曼.阿莱达]]，2007，回忆有多真实，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2007，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艾森克]]等，2009，认知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白子仙]]，2010，集体记忆理论经验研究的七个维度：1989—2009，经济研究导刊，6期。#[[北岛]]，曹一凡，维一编，2010，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四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岛]]、李陀主编，2008，七十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Brown，Rupert，2007，群体过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伯格.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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