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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校长王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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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陶行知是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王屏山则对我开启智慧走上人生道路起到导航、示范和楷模的作用。
<br>  王校长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以致我今天已是75岁的老头了,每一想起他,便肃然起敬。似乎有一股力量催促我要写点东西怀念恩师,也为华附的后生们留下雪泥鸿爪般的点滴记忆,成为历史与传统吧。
<br>  第一次听说王屏山这个名字,应该是62年前的夏天。我在广州八一中学第二附属小学毕业,和蔼美丽的班主任彭光莹老师组织我们填写报考中学的志愿书。彭老师鼓励我报考八一中学,说那是一间很不错的中学。我左顾右盼,看到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填报八一,我也跟着填报了。
<br>  回家后,我和二哥小青向父母汇报了填报八一中学的情况,父亲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对我们说,小青就不改志愿了,小村改报华师附中吧。华师附中当时的全称是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是我比较陌生的一间学校。我问父亲,为什么?他说,最近听区大姐(区梦觉,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化教育工作)说,华师附中这几年在王屏山校长的带领下锐意改革,教学质量大大提升。你学习好,不妨试试?
<br>  第二天回校向彭老师要回志愿表改报,彭老师显得很紧张。她把我领到校长室,和唐昉校长一块做我的工作。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是班里的好学生,要带头报考八一,我们和中学部说好了,你属于保送生,不管中考成绩怎样,都一定能上八一中学,等等。我只撂下一句话,这是父母让我改的,我也没办法。
<br>  于是,1960年暑假过后,我便和江燕生、李宽农(李欢农)、刘武安4位同学,一块到位于五山高校区的华师附中上学了。
<br>  第一次见到王屏山并聆听他的讲话,是进校后不久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新生入学会上。他用那特殊的带有福州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他不带讲稿随感而发,语言生动幽默。一会儿像是朋友间的闲聊,一会儿又像是哲学家在解释深奥的哲理,总之不觉得沉闷。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是,有一句话却让我铭记至今永世难忘:“你们从考入附中之日起,就意味着你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清华、北大的校门。另一只脚能否也进去,那就要看你们今后6年的努力了!”
<br>  他说这句话时铿锵有力,很煽情也很大胆。我后来想,全国中学校长敢讲这句话者,唯王屏山也。
<br>  王屏山讲这句话的底气从何而来?
<br>  我最近翻看收录在《王屏山教育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国基础教育的特色”,这是王屏山2004年写作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那么中国教育是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呢?我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一定也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55年来中国教育战线的改革从未停顿过,而且在两个问题上的斗争乃相当激烈:一是政治和教育,二是理论和实践;并都集中地表现在1958年教育革命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br>  1958年的教育革命我没有经历,而1966年初夏以对教育体制的冲击和批判为前戏的“文化大革命”,我则处于漩涡之中,还被推上风口浪尖。对于从1958年以来到“文革”爆发前的教育革命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倒是有一些发言权的。
<br>  我进附中的时间是1960年9月,5年新学制,本该1965年参加高考,但因故新制下马,延迨一年准备1966年高考,又恰逢百年一遇的“浩劫”,终于至1968年11月离开学校不再读书而上山下乡。从时间上看,我们这一届老高三错过了上大学机会,而成为在校时间最长的附中人(8年);从实践上看,我们为探索中国式的教育体系提供最好的实践经历,而且是心甘情愿,身体力行,付出良多,而回报最少的;若上升到更高能阶上看,我们老三届不愧为中国式教育体系的践行者,特殊年代的苦修人,中华文化和刻苦耐劳精神的继承者,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新时代的垫路石,中华复兴的追梦人。
<br>  附中文革前在德智体方面的改革经历,许多老三届校友都已经有不少文章和回忆详述了,尤其是高宏的同学的文章既全面又中肯,我就不再重复了。
<br>  我想谈几点直接和王屏山教改思想有关的体会,并以此感恩我们敬爱的王屏山校长和附中辛勤的老师们,了结我们与附中教育那段美好因缘。
<br>  “德智体全面发展”讲起来容易,落到实处比上天还难。我的体会是,附中在王屏山身先士卒和全体老师的努力下,把中国式的教育方针基本落地了。
<br>  首先讲讲德育。这是一个传统教育的老话题,也似乎比较抽象,而附中则把它具象化了。从读报关心政治入手,到积极投身各项政治活动,如学习雷锋做好事,学习解放军开展“一帮一”、“一对红”,如学工学农增强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等等。附中在这方面不是走形式,搞花架子,而是真枪真刀真练。到花县岐山大队耘田、抢割水稻,到广钢车间与工人们一块炼钢出钢,都是和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干的。附中由于特殊原因有“两高”现象,即高干子女多,高知子女多:中南局、广州军区、省市委的很多领导干部的子女都相对集中在附中念书;五山高校区的暨大、华工、华农、华师等众多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多。骄娇二气是难免的,特殊化思想和虚荣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唯读书论也普遍存在。进入附中,在每个学年二个月的艰苦劳动中,逐步磨炼出同学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信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来,逐步让省城的“少爷小姐们”懂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生活与劳作。1964年,我被学校推选为“学习标兵”并出席“广州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广雅中学的学生代表杨小斌大哥一块坐在主席台上。会后,李坚真、区梦觉等领导亲切接见我们,并以红军长征的生动事例告诫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回校后向校领导汇报大会内容和李大姐的讲话精神,第二天,李大姐女儿李小林(高二1班)带头打赤脚、穿补丁衣服,以艰苦朴素为荣的精神,很快就在全校蔚然成风。
<br>  德育在全校师生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中得以普遍开展,为这批青年学子走上社会奠定了做人处事的道德基础。而作为其中有些许象征意义的,则是李束陆(后改名李东陆)和我在“文革”爆发前两个月的入党仪式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符合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在我档案中,还清晰地保留着当时的“活思想”:“争取思想上入党可以,要我组织上入党,是否太早了点?我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也没经历过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一个中学生就这样可以入党啦?”当然,最后我和李东陆都被组织上入了党,这或许背后有某些政治斗争的考虑,但却充分体现出附中学子积极追求上进,永远跟党走的信仰情怀。
<br>  其次讲讲智育。“八字学风”——“勤奋、刻苦、踏实、认真”固然重要,重视素质教育,不主张死读书,读死书,重在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广泛的求知欲望和兴趣,落实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也是王屏山注重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博采众长,自成一格的探索实践。
<br>  王屏山在教学改革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亲自和老师们一块实践,一起总结,共同提高。他经常到教室听课,课后就和教课老师讨论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他还亲自兼授物理课和数学课(他毕业于厦门大学机电系、岭南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是著名电子学专家冯秉铨教授的高足)。王屏山曾兼过我们班的数学课,他对分数并不看重,要的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水平。他批改我们数学测验时给的分数是乱了套的,一会儿是50分制,一会儿又是100分制;在实行百分制时,又会给出110分来(加分),我们都知道这些分数的含义,也就无所谓了。但有次回家,父母看见我数学测验只拿了48分(50分制),还以为我不及格很紧张,我做了一番解释后才让他们放心。
<br>  我们刚进附中时读的新学制,也是王屏山因材施教思想的产物。我们从新制六(初一)读到新制八(初三),全级搞了一个“甄别试”,把学习基础比较扎实的80多位同学编为新九一班和新九二班,继续试行新制,其他4个班(增加了一个从各地市选拔的优秀初中毕业生编为高一4班),改回老学制。但学制改革在附中最终没有坚持下去,这出于什么考量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对王屏山这个教育改革派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1965年学年结束前的某天,王屏山神情严肃地走进我班教室,大家都有点诧异,他二话不说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两行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然后转过身来笑眯眯地讲出了一番改变两个新制班命运的话来:“经学校研究决定,你们这两个新制班下马,不参加今年高考,再复习一年参加明年高考”。然后用李白这两个令人击节赞叹、高度自信的惊人句子,大讲特讲才华和愿景的关系,以此安抚我们不能参加当年高考的忿满和怨恨,勉励这批“有材”学子把目光放长远一些。
<br>  如果没有这次“下马”,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在校入党的学生党员,我就不会在附中参加后来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我也不会下放到海南岛渡过8年的青春岁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还是被王屏山的一念之差,按照上天冥冥中已经注定了的人生轨迹(“上帝不掷骰子”爱因斯坦语)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
<br>  不知何因,在王屏山恢复了华附校长,当上华师院长以致当上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的几十年时间里,我有多次与他见面、谈话的机会,却一直没有问过他当年要我们“下马”的真实原因?大概是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再怨天尤人了吧。
<br>  附中在体育方面的成就更明显就不多说了。王屏山认为一个人到了18岁,个体发育基本完成,机体已经完善;身体的耐力、强力、速度和韧度等几个素质,到了大学阶段已经比较定型而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所以附中的体育教学抓得特别严,运动类型很全面,要求也较高,这使得附中在全市中学里,各项体育和运动比赛都长年名列前茅,让附中同学们的体质大大增强,还培养出不少运动健将、体育明星。连我这个从小体质较弱的矮个子,100米居然跑出过三级运动健将12秒6的好成绩,于我的青壮年直到晚年都受益匪浅。
<br>  王屏山对附中培养出来的学子充满自信和骄傲,在一次参加部分老三届校友的活动上,他充满激情地说:“有人讲,我们附中出来的学生,没有什么大官和大款。可是,我认为我们的同学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组织观念强,有大局观,政治上比较成熟。第二个是勤奋好学,能吃苦,干一行专一行,不管在哪条战线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给予好评的骨干和栋梁。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根据邢立安校友回忆)黎服兵校友在一篇回忆王屏山的文章中,曾说过王校长本身也“不善为官”,而善于做实事。是啊!如果官场上多点不会做官而会做实事的人,未必不是百姓福音,社会福祉。
<br>  最后,我还想谈一件直接与王屏山校长有关的小花絮。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次回校日见到王屏山,和一群校友寒暄过后,他把我拉到一旁,有些神秘地对我说:“我心里有一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开,我当上副省长这件事,总觉得你们这几届同学中有人暗中出了力帮了忙,就不知道是谁?”我听后莞尔一笑说:“这件事您不问我也不说了。至于其他同学(像区惠风等)有没助力我不清楚,但我是有过一次提议的。”于是,我向他详细地讲述了那次“妄议”的过程。
<br>  大概是1982年底或1983年初,一次午饭期间,父亲和母亲谈起要选拔一位主管文宣教体卫工作的副省长,配合他的工作。当时父亲不兼秘书长,为分管文教的常委。父亲说组织部选了几位他都不太满意,不是岁数大了,就是文化程度低了。我在一旁听了,无意识地冒出一句“妄议政治”的话来:“我推荐一个人,包你满意”,父亲脸色一沉,看样子想批评我。没等他发声,我赶紧说:“我推荐这个人你认识,也得到过你的赏识”。父亲问:“是谁?”我见他态度有些缓和就放慢节奏,有条不紊地说出来:“是王屏山,我的老校长,现任华南师范学院院长。他有三个优势完全能胜任副省长的职务。第一,他比较年轻,才50多岁,符合年轻化;第二,他是研究生学历,符合专业化,可以把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文化程度大幅提升;第三,他搞教育有30多年经验,而且办得很优秀,当年还是你让我改志愿报考华附的。除了这三条更重要的是王屏山有一股拼命三郎精神,认准了理他不放松,一定做出成绩来。有他配合你在政府分管文教,大可放心。”母亲一边听一边点头,插上一句:“经小村这样一提醒,王屏山这个人选确实不错。”父亲听后没有说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br>  据后来母亲讲,父亲下午回到机关,立即让组织部调王屏山档案,经父亲在常委会上提名,很快就获得高票通过,王屏山于1983年4月出任广东省副省长。
<br>  王校长听完后爽朗地笑了:“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谜团终于解开了!”
<br>  父亲在《金华集》回顾这段工作时曾指出:“当时我和管文教的副省长王屏山同志一面呼吁省委、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真正把教育摆到战略的重点位置上来”。那几年广东教育取得重大突破,呈现出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老三届中许多人都是通过广东首创的成人教育,如电大夜大函授等方式圆了大学梦,补了高等教育这一课的。
<br>  南粤的教育史上,载入了一个闪亮的名字——王屏山。
<br>  华师附中的校史上,杰出的人民教育家王屏山亲自创立和培育的附中精神千古流芳!
<br>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老三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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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2022年11月20日于广州旭苑
图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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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王屏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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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59年王屏山参加全国教师群英会期间,在景山公园与在京上大学的附中校友在一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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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1984年,王屏山副省长视察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在他面前的小朋友正好是我儿杨舟<br>
[[文件:我心目中的校长王屏山4.jpg|600px]]<br>
④1985年王屏山与寇庆延、杨应彬等视察龙门县山区黄竹坑小学,右3王屏山,右4寇庆延,右5杨应彬<br>
[[文件:我心目中的校长王屏山5.png|600px]] <br>
⑤1992年8月,王屏山出席附中合校四十周年活动<br>
左2起:曾宪梓、卢钟鹤、杨应彬、王屏山、张汉青<br>
[[文件:我心目中的校长王屏山6.png|600px]] <br>
⑥王屏山参加1995年9月10日附中“教师节”<br>
[[文件:我心目中的校长王屏山7.jpg|600px]]<br>
⑦香港华附校友欢迎王屏山校长,张冠坤师母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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