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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高希英骑着毛驴，丈夫和家翁牵着缰绳，每隔5天就向县里递一次状纸。去一趟就哭一趟，脸上总是挂着泪珠。四邻的乡亲劝她，县政府的人也劝她：“孩子是人家生的，就算了吧！再说人家是老红军，这个状哪能告得赢？”但高希英说什么也不听：“孩子虽不我生的，却是我一口汤一口水喂大的，他是我的亲骨肉，孩子不回来，官司一天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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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当年南征北战，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交给老百姓抚养，如今解放了，把他们接回来，按说是合乎情理的。可是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收养并抚育了我们的孩子，这感情确实割不断呀！能不能先把孩子送回去，等孩子长大了，由他自己去决定吧。”正在左右为难的赖仰高、刘宛听了这个指示后，立即照办了。
赖鲁滨回到村里那一天，全村像过年那样热闹，一时间，“朱总司令判子归百姓”的故事传遍方圆数百里。10年后，村里人又哭一程送一程地把赖鲁滨送还给亲生父母。回来后，赖鲁滨长期与养父养母保持亲密的往来联系。
我和赖鲁滨会面的合影。
他回忆当年在山东老乡寄养时深情地说：养父养母对我实在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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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位“山东仔”曾经在山东寄养在山东老乡家里，解放后分别先后回到父母亲身边，一位是李鲁冰，一位是赖鲁滨，她们俩有亲戚关系，这是近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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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妈 妈 和 我'''
王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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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陈海仪，1927年生于广州。妈妈1938年11岁就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44年，在共产党的组织指引下，妈妈与中山大学的十几位同学一起，辗转千里，从坪石到东莞，参加了东江纵队。1946年，我的父母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作为东江纵队的孩子，我出生在山东。
凯南终于回到妈妈身边，还多了一个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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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妈妈就一直带着我。期间她还曾受托带着另一个孩子“小广东”，送到华野留守处，欧伯伯挑着扁担，一头是我，一头是“小广东”，妈妈在一边引路。妈妈在华野军区直属政治部办了战地油印小报，集记者、编辑、出版于一身，边行军，边工作。到达徐州，妈妈把“小广东”交给华野留守处，又接手《新徐日报》的工作。1949年，妈妈带着我一路南下，从徐州到济南、苏州，直至杭州，和爸爸会师。后来的日子，杭州、上海、北京，我都跟在妈妈身边，直至1967年离家去插队。
这是小米自己保存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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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的一个深秋，我的母亲叶绿茵辛辛苦苦用了三天三夜生下一对双胞姐妹。先出生的姐姐身体好一点会吸奶，后出生的妹妹身体比较虚弱不会吸奶，母亲对她只能一点一点地慢慢喂。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和生活环境，怎么带二个孩子呢？父母十分头痛，下一步还要继续行军打仗，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让妹妹能够活下来，只好把妹妹送给山东省滨州市尚集乡李举村的李家夫妻（因为当时他们家没有孩子）。当时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以后不论怎样，都不能要回孩子。为了孩子的生存，为了不影响部队工作，父母亲只能同意这个苛刻的条件 ，因为再怎么样，孩子留下来必然会活下来。
叶绿茵和唯一的孪生女儿潘里南（小米）在山东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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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广州后，父亲给我们孪生姐妹起了个名字，并写了一幅对联：
这是钟原保留的照片，仍然清晰完整，文字也记载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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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们突然收到广州地区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转来的信件，信中还有妈妈的照片。当时，妈妈已经因病去世了，爸爸也九十岁高龄，因痴呆住入了医院。连我们在身边的孩子都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怎么知道拿着妈妈相片的就是梦南呢？父母亲从来没有透露过一点消息，我们更不知道当年送人的时间、地点、人物，真的是毫不知情、无从查证。经过姐弟们的商议，决定让她先来見面再议。
五、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苏平与刘瑛夫妇
'''六、山东大娘的救命之恩'''
我很小就听妈妈说过：我是47年11月出生在沂蒙山区，那年山东的冬天，大雪纷飞，风雪交加，非常寒冷。刚刚满月的我就生了一场大病 ，又瘦又小，奄奄一息。部队医院也没有什么小孩吃的药，父母十分着急，但又没有办法。这时，房东的大娘听说了这件事，来到我的床前，把我抱起来，三两下就把我的衣服全部脱掉，用雪在我身上使劲搓，使劲搓，直搓到我全身发红，全身发暖，才把我放下来。我的病奇迹般真的慢慢好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