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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午
按：这篇长文颇花费了些时间，遗憾的是昨天发出来看的人不多，今天修改一下再发一遍，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欢迎后台留言交流。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部分揭晓。尽管这个数据本身的可靠性也引发了一些猜疑，但依然反映出了几个意料之中的问题：
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初步汇总结果是1200万，生育率降到了1.3，远低于满足人口正常更替的2.1。但1200万这个数字是2019年11月1日到2020年10月31日之间出生的人口得出的，按照新生儿下降的大趋势，加上大流行的影响（诸如担心产检安全会暂缓生育，大流行导致的经济下行迫使底层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2020年度实际的新生儿数量应该要比1200万这个数字更低。
老龄化进一步加剧：60岁以上人口占18.70%，比10年前高出了5.4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也比10年前高出4个百分点；而劳动力人口却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
其他还有诸如平均家庭人口数已经低于3（这固然有人口流动因素，但丁克家庭、独身人群的增加才是主要因素），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特别是适婚及即将适婚年龄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
如果再考虑到近年结婚登记数量的连续下降，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在未来将更加严峻：
上图是将再婚登记统计在内的，而单纯统计跟生育直接相关的初婚登记数量的话，下降趋势会更加“惊人”：
而当人口平均年龄增长已经趋于停滞、生育率持续下降且远远低于人口正常更替水平之时，“老龄化”问题亦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人口学者的研究显示，农耕文明时代，妇女的生育意愿普遍很高，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生5-6个孩子。但是因为战乱（特别是民族战争）、疾病、瘟疫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人口数量剧烈变动，“十室九空”的历史并非完全虚构，以至于人口总数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不过，随着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口数量总体还是保持着增长的趋势。而全球人口数量的变化也大致符合这样的趋势：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民族国家逐渐趋向稳定，全球人口总数才在最近两三百年间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一直到“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夕，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接近了人口正常更替水平了；反而是在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后，总和生育率出现了短暂反弹，这与上面分析的农耕文明时代生育意愿强烈的原因密切相关：
即便是人口总数即将超过中国的印度，人口增长的趋势也随着它们最近几十年的工业化而逐渐趋缓，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3左右：
按照这样的趋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紧追中国的印度，生育率的下降的步伐要赶上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也曾经是这样追赶日本的。
同样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反观前苏联及大多数东欧国家，除了在二战结束后的前几年，生育率一度超过3.0，50年代-80年代的生育率却维持在了2.2-2.4的相对合理水平，直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开始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东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普遍降到1.2~1.4：
这样的强烈对比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成熟工业国民众生育意愿及总和生育率的普遍下降，跟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及绝对成本的上升密切相关。
尽管“少子化、老龄化”已经引起很多人的焦虑，但为“一胎化”辩护的声音至今仍然不绝于耳。
2000年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仍然声称：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全民素质提高和中华民族兴衰，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白皮书》，借“人口问题”制造“中国威胁论”：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们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份《白皮书》的逻辑何其相似。
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制造“人口过剩”的舆论，就是为了歪曲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消解无产阶级的反抗，马尔萨斯显然就是这一理论的先驱。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生活于1766年至1834年的英国，彼时的英国工业化如火如荼，社会分工趋向成熟，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阶级矛盾也日趋激烈。对于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而言，如何“安抚”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又看不到丝毫希望的穷人，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马尔萨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工作，匿名出版了《人口原理》。对于写作此书的目的，他坦率地说：
“十分明显，如果下层阶级的人都知道这些真理，那么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会由于自己的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那么不满和忿恨了，在一切场合里也不至于那么容易摆出反抗的姿态或发生骚乱了。”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1卷)
马尔萨斯的核心逻辑就是将雇佣劳动制度必然造成的劳动力过剩归咎于人口总量，从而替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
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绝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无论是从工业化初期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从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出发，毛主席都积极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提出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但在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以后，毛主席就很快开始重视人口总量控制的问题，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