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稿

作者：龙莆尧

序言

这是龙莆尧的头一部散文集。
初识莆尧时，他还是个孩子，而与他有文字交往，则是他高中毕业以后的事。那时正值“文革”以狂飚暴雨之势席卷神州，刚好高中毕业的他，大学梦霎时碎了，命运随而把他抛到了东莞的一个水乡当“知青”。
那时，为数不少的上山下乡“知青”不甘就此沉沦，他们在艰苦的生产劳动之余，拿起笔杆敲打文学之门，其中便涌现了一批根基扎实的文学新苗。当时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对这些新苗的成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助力，除了派人在省内各地开办短期写作辅导班外，还帮助一些文学新苗的尖子出版作品。应该说，这些举措都有力地促进了全省上山下乡知青的业余文学创作热情。莆尧就是在那个时候启动自己的业余文学创作之旅的。他进入文学门槛之初的习作，都是一些戏剧剧本，这也许与他下乡的村子是个粤剧之乡有关。他很勤奋，不到两年便写下多个小戏参加县和地区的文艺会演，并都获了奖，有的还被收进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戏集里。
1973年夏天，为解决文艺战线青黄不接的状况，广州市文化局要在全省上山下乡知青中招收一批从事文学创作的学员，鉴于莆尧的爱好和能力，我推荐他报名并参加了考试。试后，据招考方反馈的情况看，他考得很不错。我知道，他对这次招考充满着期待，我也以为他的录取当无问题，谁知他收到的却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细一打听，他的考试成绩确实不差，但由于家长的政治问题，他过不了政治审查这一关。
不是自己没有才华，不是自己不努力，而只是囿于家庭的政治问题便被拒之门外，这个打击对莆尧来说不可谓不大，那时，我实在担心这一盆冷水会浇灭他对文学创作的酷爱之火，从此掷笔而去。可幸的是，他并不是那种将文学创作当作进入名利之门的敲门砖的人，遭受打击之后，他很快便从困惑中恢复过来，继续他的业余文学创作之旅，并取得了不少收获。
下乡八年之后，莆尧带着在下乡地漳澎村艰辛磨砺中得来的厚实生活积累回到了广州。他在《难忘那一片秋色》这篇散文中写道：“在漳澎，我失去了宝贵的青春，但捡回了一份成熟的思想。回城以后，挣钱养家，求学‘充电’，我像所有回城知青一样，为生存和进取忙碌着。”虽然为生计而忙碌，但他却一直没有把早已融进自己血液中的文学创作忘掉，待一切都安定之后，他便又重新执起业已放下多年的笔来。
一旦重新拿起了笔，莆尧一发而不可收。他在《难忘那一片秋色》这篇散文中写道：“人虽离开漳澎，但那一片秋色一直令我魂牵梦萦，蕉基、蔗林、稻海、河涌、小艇、龙舟、粤曲、禾花雀、扎水寮、凉棚、娘仔房、大天二、勤劳健硕的后生、柔情似水的姑娘……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撞击着我的心扉。这些昔日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发酵，变成了我笔下的文字。”这时，他暂别了戏剧，写起了小说。当我见到他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在羊城晚报、作品、广州文艺等报刊发表时，心里感到十分高兴，生活的风雨并没有摧折这棵幼苗，而是令它成长得更加茁壮了。1990年，他被广东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在他的入会申请表介绍人一栏里，我签上了我的名字，他的不屈与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回到广州后，他的工作岗位换了好几个，从工厂到政府部门，直到退休去职。其间，他一直在履职之余笔耕不辍，退休之后，写作更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常态，在这过程中，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追逐目标，闲时写作似乎成了他打发时光、点缀人生的一个“玩意”。也许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他的涉笔面很广，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随笔、粤剧、广播剧、电视剧、粤曲、歌词、地方志……他都尝试过，而且都颇有成绩。他出版过小说集、戏剧集、随笔集、报告文学集、人物传记等多种文集，这部散文集应该是他较迟结集的一本，不知不觉，这个时候他早已步入古稀之年，而他对文学创作不离不弃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
纵览这次他要结集出版的这些散文篇什，写作时间跨度较长，从1986年到2021年30多年间所写的篇章都蒐集其中，而从内容上看，涉及的年代更在孩童至古稀之间，形式上也都五花八门、不拘一格。不过，收进这个集子里的篇章无论篇幅长短、形态各异，它们都是莆尧一路走来的真实纪录，从这些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大可窥探他崎岖的人生足迹和艰辛的心路历程，这其中，亦包括他对生活的感悟及对某些传统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的思考。
在以上罗列的莆尧出版的文学著作中，并没有发现诗的踪影，的确，他虽然撰写了不少粤曲和歌词，但极少写诗。在他的散文中，难见飘逸与空灵，但却很平实，也很流畅，而在平实和流畅之中又透现着出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来。其实，文学作品何尝非以其飘逸空灵的分量见高低？真情实感才是它的魅力所在。莆尧的这个集子，正是以其真情实感打动读者的。
岑桑
2021年秋
(岑桑 当代著名散文家、出版家，原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岭南文库》、《广府文库》执行主编，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梅花魂

一
妈妈在世时，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43年的初夏，一对都刚过23岁的男女青年，伪装成夫妻，携带着小型无线收发报机，历时大半年，途中历尽艰险和生死考验，从大后方桂林挺进到位于被日寇占领的广东省番禺县东部的夏园村潜伏，他们的任务，是向总台发回自己收集到的气象和军事情报，配合盟军空军对敌占区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的破击。从后方出发时，他们把密码抄在白纸上，裁开后搓成一粒粒小纸团，分散塞到一张随身携带的棉被里隐藏好，岂料到拿出来用时，有些字迹竟模糊不清，以至整套密码报废。
他们马上启动了预案：借用一部小说的文字配合世界通行的明码使用。方法是：将要拍发的情报电文译成明码，再从小说中选取一段文字也译成明码，然后把两组电码混合打乱拍发，拍发时在报首暗示电文中所采用小说文字的页数、行数和字数，总台收报后，按报首的提示剔除小说的文字，便是要收的电文了。 电报明码本是现成的，但选那一部小说来配合却费了一番心思。几经考虑，他们选定了通达书局出版的通俗小说《二度梅》。说起这部《二度梅》，是清代号称惜阴堂主人的宣澍甘编写的长篇小说，该书写的是唐朝梅良玉和陈杏元两人的爱情故事。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梅良玉的父亲遭奸相陷害冤死，在自家院子里盛开的梅花被狂风吹落的当晚，梅良玉祭奠亡父，祈祷梅花二度重开，父冤得以昭雪。后来，梅花果然二度怒放，梅父得以平反昭雪，梅良玉、陈杏元两人历经磨难，也终成眷属，最终迎来大团圆结局。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部小说呢？原来，他们一个是广州人，一个是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虽是陌路相逢，但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他们走到了一起。两人自小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爱梅花，喜爱梅花不畏严寒、风骨磊落的烈土精神。他们觉得，梅花是中国的国花，它代表着中国，它那凌霜傲雪的品格正是中华儿女正气凛然、坚毅不屈的心魂象征。现在，中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梅花凋零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正在奋力抗战，终有一日，中国人民一定会赶走日本侵略者，到那时，苦尽甘来，犹如梅开二度，当梅花再度盛开时，一定会更加灿烂。他们又想到，深入敌后，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和敌人战斗，犹如梅花处于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之中一样，每天都要面对危险，说不定那一天自己牺牲了，也要做一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梅花！另外，每天和敌人战斗时，面对着这部《二度梅》，一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战斗目标，不忘肩上责任，二可保持自己对胜利的渴望，激励自己对争取胜利的信心。
就这样，在梅花之魂的激励下，古典小说《二度梅》陪伴着他们舍生忘死地战斗，一份又一份重要情报，与《二度梅》中的文字一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飞往重庆总台，再变成一道道呼啸的烈焰，射向敌人的军事目标。终于，在对中华民族梅开二度的渴望中，他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对初时伪装成夫妻的青年男女，在争取中国大地重光、梅开二度的战斗中最终结为了真夫妻。
这不是我母亲虚构出来故事，而是一件真事，故事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便是我母亲自己。
母亲把他们的真实故事传给了我，也把激励他们忘我战斗的傲雪凌霜、坚贞刚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梅花之魂注进了我的灵魂之中。
二
中国是个繁花似锦的国度，国人也大都爱花。国人对花的挚爱不单停留在对花的栽培和观赏上，而且还将这种挚爱渗入到精神层面的各类文化当中，或诗、或词、或文、或画。这种与花胶着缠绵的恋花情结根究起来实是源远流长，由此而产生的花文化，也跟花一样多姿多彩。
人们爱花，应该首先是从欣赏花的色彩与姿容开始的，慢慢的，随着人自身品格的提升，色彩和姿容而外，人们更着重欣赏的，是自己所心仪的花其中蕴含的人格寓意及其透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于是，一篇又一篇咏叹花的诗文便诞生了。春秋时代的孔夫子写过：“兰当为王者香”，是写兰的；东晋的陶渊明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写菊的；唐代刘禹锡写过：“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是写牡丹的；北宋苏轼写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是写海棠的；北宋林逋写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写梅的；南宋周敦颐写过：“出污泥而不染”，是写莲的；元代王冕写过：“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是写梅的；明代陈子壮写过：“烂漫寒丛将一月，残英犹自照深杯。”是写菊的；清代屈大均写过：“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是写木棉的；及至到了当代，散文家杨朔写过《茶花赋》、秦牧写过《花城》……
诚然，在浩瀚煌然的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所有以花为题的诗文及绘画当中，以梅花为题的作品，其数量之多，是任何花卉都是无法比拟的。有资料显示，3000多年前，我国已经开始栽培梅树，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便有人对梅花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了。而现在能见到最早题咏梅花的文字，却是三国时代陆凯的《赠范蔚宗诗》，不过，整个六朝时期，那时的梅花，与杨、柳及其他一些花卉树木一样，在人们的眼中，大都只是作为春景之一族，为华夏早春添点色彩而已。
南北朝时代的谢燮有点“先知先觉”，他写过一首《早梅》，诗曰：“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可以说是开了用拟人手法描写梅花不畏严寒、不甘落后，同时寄寓自己情绪的先河。及至唐代，描写梅花的诗文作品日渐增多，不少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对梅花与桃、杏、李等花的比较描写来咏颂梅花，这无疑为日后的诗人赋予梅花意象以独立的人格象征意蕴打下了基础。
毋庸置疑，宋朝是梅花文化的爆发期，这时候，不但以梅花为题的诗词歌赋骤然增多，而且，经文人士大夫咬笔苦思而雕塑成型的梅花的文化含义，更是得到了深挖和扩展，并最终得以定性。在这同时，手中同时握有诗笔和画笔的两棲文人，开始将鲜红的或洁白的梅花与其刚劲不屈的枝干一起描入画中，富于人格化的梅花的意象，便成为了当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个人情感的重要寄寓之所。也正是这个时候，在文人墨客的提携下，在冰雪严寒中开花的梅树，正式挤进了“岁寒三友”的行列，与松和竹一起，受到人们的百般崇敬，这就使得梅花不畏严寒、傲然挺立的精神意义以及坚贞不屈、风骨高洁的人格象征得到进一步确立。 大文豪苏东坡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为梅花描画了一个圣洁的形象：“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他的五言绝句《梅花》，也写得意气天成：“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被世人称作“梅妻鹤子”的林逋，由于与梅长相厮守，他眼中的梅带情含波，笔下的梅更是情深意远、引人入胜，他曾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佳句。诗人卢梅坡的《雪梅》也写得很精妙：“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不过，在宋代众多的咏梅佳作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陆游的篇章。陆游爱梅之情似乎与生俱来，他曾写道：“我与梅花有旧盟，即今白发未忘情。”我觉得，他一生构作的咏叹梅花的诗或词，无一不与梅花一样，晶莹高洁、清香扑鼻。尤其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更令我长铭于心、百诵不厌，以至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还要花些篇幅把它抄录出来，以便重温一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诚然，我钟情陆游的咏梅之作，除了因为他笔下的梅花饱含丰富意象之外，还因为他在塑造梅花形象、颂扬梅花品格的同时，把玉洁冰清的梅花之魂融进自己的生命之中，在我看来，他笔下的梅花，正是他矢心报国的情怀、坚贞高洁的气质、涣然四溢的文采以及他与表妹唐婉旷世爱情的不二象征。我更认为，他毕生崇尚的不畏严寒凜然开放、不与百花争艳无人也自芳、那怕碾作尘土也清香如故的梅花品格，正是梅花精魂之所在。
三
广州有个令不少人趋之若婺的赏梅景点，叫“萝岗香雪”。 虽说“萝岗香雪”作为令众人注目的赏梅品牌，于1962年才在广州市民评定羊城八景的活动中，因有幸中选而得以确立，但萝岗种植梅花的历史却要追溯到梅花文化盛行的宋代。据说萝岗的梅花是萝岗历史名人钟玉岩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引进种植的，那年他辞官归故里，路过大庾岭，看见梅关古道两旁遍植梅花，时值隆冬季节，大地银装素裹，凛冽的寒风中，十里梅林皑皑茫茫，十分壮观。他被吸引住了，便在附近村子留住了几天，向当地人学习种植梅树的要领，并把梅树引回了故乡萝岗。从此，梅花每年都在萝岗盛开，至今已开了八百多年。
应该说，萝岗的梅花一经茁枝绽花、长成大势以后，再加上萝峰山上那座宋代名相崔与之和钟玉岩曾经在此联袂秉烛攻读过的书院，慕名而来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便日渐增多了。翻查有关方志，可以直接找到明清两代不少到这里来的骚客和显贵的踪迹，明代大学士方献夫、名臣何维柏、湛若水、王弘海、刘维嵩，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学者张维屏、朱次琦、屈大均等人都曾不畏山高林密，或骑马、或乘轿，沿着崎岖的小路，于梅花盛开时节来到这个被称作“萝岗洞”的地方。他们到这里来，想必一来是到玉岩书院“朝圣”沾光，二来便是要观赏品味那一林由前贤引接回来、抖擞在凛冽山风之中的梅花的。他们难得拨冗前来，自不免要寻章摘句，留下些墨宝。清代诗人区丕烈有句：“千岩瀑布经霜卷，一洞梅花带雪香”。屈大均诗曰：“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洛来。松柏至今虽已尽，花田尝见雪花开。”正在热心“洋务运动”、为广州的军事工业布局谋篇的张之洞，也留下了诗句：“梅花怒放千村雪，香风送我上云霓。”无独有众，他们为萝岗洞的梅林留下的诗句，无一不沾“香”带“雪”，这就为日后萝岗香雪的命名，埋下了伏笔。
不过，我以为，萝岗洞的梅花真正扬名天下，应该是在公元1962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羊城八景评选中荣登金榜之后，因为还在评选过程中，它便已进入了海内外众多“选民”的慧眼，入选之后，广州的文化部门更是组织文人墨客为它大唱赞歌，诗词书画之外，连粤曲也来凑热闹，一曲由著名粤剧编剧家陈卓莹撰曲、著名星腔传人李少芳演唱的南音《萝岗香雪》，就曾经风靡一时。也就是这一年，诗人郭沫若重游萝峰寺时也为萝岗的梅花写下了一首诗：“岭南无雪何称雪，雪本无香也说香。十里梅花浑似雪，萝岗香雪映朝阳。”郭老的诗中有五个“雪”字和三个“香”字，自然为萝岗的梅花平添了不少色和香。1983年1月，广州市文化部门又组织了包括关山月、秦牧、秦咢生、黄文宽、陈芦荻等40多位文化名人到萝岗雅集，这批文化名人几乎囊括了广东省当时得令的书法、国画、诗词、散文等各界的领军人物，可谓阵容鼎盛，一时无两。在这次雅集中，画家泼墨描丹，诗人吟诗作对，自然也为萝岗香雪的美名增添了色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历史性的雅集之后不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萝岗的梅花种植便进入了一个衰落期，这期间，萝岗香雪虚名犹在，但实际上已芳踪难觅了。直到2006年，植有5000多株梅树的香雪公园建成对外开放，萝岗香雪又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萝岗香雪”这次“重生”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堆头越做越大，名声也越来越响，直至后来被打造成为一个旅游味、商业味、科技味和文化味混搭在一起的“香雪节”。
每年的元旦过后十天左右，萝岗香雪公园里的梅花便适时盛开，香雪节也就接着开锣了。节庆期间，香雪公园内外可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梅林底下，红男绿女嬉戏穿梭，蜂喧蝶闹之中一片欢声笑语。赏花之余，人们摆出各种姿势，亮出各种表情，选取各个角度，以梅花为背景尽情拍照。“美！真是太美了！”欢声笑语中听得最多的便是这一句话。
是的，是很美，还很香。几千棵梅树一齐舒瓣吐蕊，千万朵梅花一齐散发芬芳，放眼望去，一片雪白，微风吹来，满脸清香。这场景，应该比八百多年前钟玉岩在梅关所见还要壮观得多，只是少了些凛冽的寒风，更无见那压在枝头上的白雪罢了。
不过，这万头攒动的香雪节却从来没有打动过我。我常想，这里的梅花香则香矣，白也白矣，美确美矣，但是，在娱乐升平、载歌载舞、各种美女美服美言美食轮番登场的“香雪节”中，那一树树的梅花，不过是一个个受千万人忘形追捧、有着仙姿佚貌的娱乐明星罢了，若你此时站在香雪公园的梅林面前，除了“美”之外，你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梅花不畏严寒凜然开放、不与百花争艳无人也自芳、那怕碾作尘土也清香如故的感觉的。在我看来，这里的梅花在人们的热捧中，已难以展现它内在的灵魂，它吸引人们的，只是那件美丽的外衣吧。与其挤在人山人海中面对这林难以体会梅花精魂的美丽梅花，不如踽踽独行，到寒风呼呼的深山古寺或到一片白茫茫的雪野里，去寻觅那一枝独放的红梅，去体验那在绝境中绽放的、虽然微小但却灿烂的生命希望。
当然，那些兴高采烈来到萝岗香雪公园追捧梅花的人，没有一丁点儿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特别是当今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国家已进入了国泰民安、衣食无忧的盛世，人们通过赏花来表达对祖国繁荣富强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件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事，况且，这个节那个节，不也是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个引擎么？
难道，伴随中华民族走过近千年的梅花精神在中华民族实行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就这样在人们的心目中渐行渐远？

四
2020年的时光老人甫一举步，一场突其而来的、以吞噬人类肺部为目标的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率先爆发，倾刻之间，迅速漫向全国各地，一时间，中华大地雪雨纷飞、周天寒彻。谁也没有想到，正当全国民众还沉浸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余兴之中，同时对全国彻底脱贫、迈进小康社会无比期待之际，一场灾难会悄悄来临。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国难”。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统帅一声令下，全民齐上战场。我们看到，一队队白衣战士身穿“铠甲”，义无反顾地冲向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疫区，他们与时间赛跑，在无惧自己可能捐躯的同时，夜以继日地去挽救患者的性命。很不幸，真的有人在抢救别人的时候牺牲了自己。
这期间，我虽然一直“宅”在家中，但那些在极度危险环境里忘我战斗的白衣战土的一举一动，却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望着那些在我眼前晃动的白盔白甲战士，感动之余，我时时会陷入沉思。我想，这一个个穿着白色防护服、冒着生命危险、与无情的毒魔展开搏斗的医护人员，不正是一朵朵凌霜傲雪、洁白晶莹的梅花吗？他们义无反顾、共赴国难的壮烈行为，与我的父母亲当年挺进敌占区潜伏的行动是多么相似！而那些在抗疫战斗中牺牲的人正在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不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吗？那些日夜奋战在抗疫前线的斗土以及为阻隔病毒的散布而“宅”在家中的国民们，又何尝不是盼望着灾难早日结束，祖国大地春回，如梅花二度开放？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因梅花独特的习性和气韵而对梅花产生喜爱，以至将人格化了的梅花魂注入了民族的灵魂之中，在这次如此严酷的历史考验中，还有什么比梅花品格更能与抗疫战士的精神相比拟、更能让全民族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呢？如此看来，与中华民族相伴了近千年的梅花之魂并未走远。我相信它亦不会走远，因为它已深深地沉淀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当中，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时候，中华民族都是需要梅花精神的！
不错，中国人民现在正生活在幸福之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指日可待，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古人说过的一句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这场由病毒引起的灾难不是向人们警示，世事无常态，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么？
何况，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里，还有一句我们要永远挂在嘴边的话，那就是：居安思危。
(2020)

龙船花开

一
每年的农历四月，我家附近几个公园里的龙船花便渐次盛开了，一丛丛，一簇簇，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橙色的，而最多的是红色的，半球状的花，密匝匝的挤在一起，鲜红欲滴，远远望去，直使人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这花儿盛放不久，便可隐约听见附近村子里传来龙船鼓的声音，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季节轰轰烈烈地来临了。花开到灿烂之日，正是龙船斗得精彩之时，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尽管它还有英丹花、仙丹花、水绣球、百日红等好听的名字，但人们还是习惯把它唤作龙船花。
其实，我儿时便识得这适时应节的龙船花了，不过不是在公园里，而是在我家所居村子外的山野中。那时家中煮饭煲茶烧的是柴草，除了到白榄园荔枝园扒树叶外，我还常常跟随姐姐到山上割岗草和蕨草作薪火用，只要当时得令，我便会在山上的草丛和石罅中见到这鲜艳夺目的花儿。印象中那时在山上见到的龙船花清一色是红色的，不像现在公园所见的、经过科技处理的“杂交龙船花”，除了红色外还有其它的杂色。山上的龙船花朵儿虽不及现时公园里杂交龙船花的朵儿大，但组成那半球状的每一根针形小花却显得粗壮得多，两者之比正如城市纤纤小姐之与农村健硕姑娘。根究起来，我还是喜欢山上的龙船花多些，尽管它现在它只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每次在山上见到这花儿，我的心头总会掠过一阵阵的欣喜，因为姐姐告诉我，这花不但鲜艳夺目，面且它每一根花针里面都藏有蜜汁，怪不得我在花丛的周围常常会见到蜂缠蝶绕哩。故此，每次上山，我都会偷空儿在岗峦里搜寻它，迫不及待摘下一朵来，一针一针地吮吸，真的，甜极了。
儿时很多时在梦里都会见到龙船花开，令我对这花产生思忆和企盼的，除了花针里的蜜汁和在花丛中飞舞的蜜蜂蝴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花开放不久，一年一度的端阳佳节很快便要到来，届时，村前小涌的爆竹声、锣鼓声、呐喊声、喝彩声会响成一片，我会挤在兴高采烈的人丛中，舒心地盯着那五彩缤纷、来往穿梭的龙船，听鼓声如雷、喊声震天，看水花飞溅、木桡齐起齐落，并憧憬着有一天，自已也能坐在龙船上，合着鼓点呐喊，忘形地挥动木桡……

二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我所居住的村子并没有自己的龙船，我每年看到的引人心动的龙船，都是别的世好村划来探亲、趁景的，热闹一阵过后，这些龙船便会一条接一条地离去，只留下一堆堆鲜红的爆竹衣在水中浮游漂动，那些像我一样也想上龙船一过手瘾的孩子只好心痒痒的望着渐去渐远的龙船吞口水。 年纪稍长，我便有些纳闷。我住的这村子河涌环绕，潮起潮落一日两度，村中更是人丁兴旺，周边的村子无一遗漏也都打造了自己的龙船，按理说，这村里是很应该有自己的龙船的，可它却偏偏设有！
慢慢的我便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因为村里虽然没有自己的龙船，却流传着一段与龙船有关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端午节，邻村的一条龙船到别处趁景，返村途中遭遇了狂风暴雨的袭击，因躲避不及，电闪雷鸣之中，龙船在江中心翻沉了，事发突然，精疲力倦加上万分恐惧，龙船上的人几乎全部遇难。村子本来不大，这一船遇难者几乎包括了全村所有的精壮男儿。
这惨绝人寰的消息传到我居住的那个村庄时，村里已筹集了准备打造自己龙船的资金，得知消息后，村中耆老立马在祠堂召开会议。前车之鉴，令与会的耆老捻断了不少花白的胡须，商议的结果，是村里不再打造龙船，而将准备造龙船的钱改为购买麻石板，用以铺设村中的主道。很快，一条东西向、将村中三个坊都串连起来、有五板石宽的大麻石街铺好了，耆老们这时也放出了声气：龙船不造了，要划，等“落雨大，水浸街”时划石街去吧！
遭遇惨祸的那个村子儿时我是常去的，因为母亲的谊父谊母就住在那里，只是那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村子有街有巷，却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间房子，而其余的都是只能辨认出屋子形状的半截墙基？长大了我才明白，那些断壁残墙正是那场惨祸留下的印记！
记得听完那段故事之后，我赶忙到那条麻石大街上从东到西走了一趟，走在宽阔平坦的大街上，心里不禁为村中耆老们作出的那个趋吉避凶的决定暗暗叫好，这时我突然明白，原来划龙船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一切都美好，快乐之中竟然也会生出灾难来，正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龙船在我的意识中渐渐厚重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叠加，我明白，在那条狭狭长长的木船里面，所载负的绝不止是热闹和快活那么简单。到了这时，登船操桡已不是我的最大希冀，我要探求的，是龙船作为一种文化、一种传承了二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深刻内涵，正如山野中的龙船花，我不单心动于它夺目的外表，更钟情品味它那储藏在深处的蜜液。

三
都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彼此之间又互相渗透、互为融汇，我想，这种特质在龙船身上体现得应是最为明显了，划龙船作为一种根植于草根百姓民间活动两千多年、至今方兴未艾的民俗文化，其身上烙上了太多太深的文化图痕。
说龙船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可能过于遥远和飘渺，但将一条想象出来的龙的形象打造在一条木船上，却不得不令人想起华夏民族古老的图腾和对龙神的崇拜，由此可以想见，龙船从诞生之日起，很可能便与华夏民族最初的崇拜有关。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龙船的出现，要比皇宫的龙柱、皇帝的龙袍乃至民间舞动的纸龙、草龙……的出现早得多。至于这令人敬畏的形象为何首先固化在水中的木船上，实在是耐人寻味。
由荀勖校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就有周穆王出巡时“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的记载，这时的龙舟，显然是天子专用的交通工具，到了南朝梁时，宗懍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江，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可以看出，这时的龙舟，已从宫廷走向民间，参与竞渡之外，又多了一层祭祀、纪念的意义了。民间龙船活动的兴盛，应该是入唐以后的事，唐宋两朝的政府都对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给予肯定和推祟，宋朝更是将每年的五月初五日定为端午节，传谕全国纪念屈原，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民间划龙船活动的蓬勃开展，也给民间的划龙船活动在时间上定了型。
民间划龙船活动的兴盛，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并耗费了他们不少的笔墨纸张。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是这样描述当时的龙舟竞渡的：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暈。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不但写过令当今的学者余秋雨遐思万里的《夜航船》，也写过一部令许多人嚼之有味的《陶庵梦忆》，他在书中写道：“瓜洲龙船一二十只，刻书龙头龙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篷，前后旌幢绣伞，取其绚；撞锣挝鼓，取其节；后列军器一架，取其锷；龙头上一人足倒竖，取其危；龙尾挂一小儿，取其险。”这“怒、悍、绚、节、锷、危、险”七个字，可谓概尽了当时瓜洲龙船的全貌。
及至到了当代，描写龙舟的诗文佳作我也读过不少，如果再挑一、二段出来说说，恐怕真有点啰唆了。其实，龙船本身从来就是物化了的诗词，或是风俗化了的文章，君不见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么？

四
龙船这个负载着深厚传统文化的物态能保留到现在，当然是代代传承的结果。在我看来，世间一切有生命力之文化传承，都是在文人和百姓之间双线进行的，唯有这样，才能传得久远，承得稳实与精彩。只不过作为社会精英的文化人传承的是社会上层需要的式样，而百姓传承的则多是民间生活的花絮。在这过程中，文人的传承虽然清冷，但却是越来越精巧和严谨，而百姓的传承却会在不同的地域里，于随和与热闹中花样百出，时不时会根椐各自的需要另外生出一些枝节来。
诚然，民间的传承并不都是俗不可耐，我觉得，凡是在中国能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在中国站得住脚的传统道德里找到依凭。龙船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从始到终、从里到外，龙船文化都闪烁着“仁义礼智信”的星点光辉，这其中，又以“礼”最为耀眼。
龙船文化中那些以“礼”为核心的风俗，我就时常得以耳濡目染。记得有次端午节前夕，我到一个村委会访问，短短的一个下午，村委会主任便离座多次去接友好村送来的、邀请本村龙船去该村“趁景”的请柬，接柬之后，村主任都忘不了送给来人一封回柬。我把来柬和回柬都浏览了一遍，只见来柬写着：
寅具茶点奉 敬邀 贵村飞龙莅临敝境增光 共度端阳佳节 恭候早临 ××村同仁鞠躬。
回柬则简单：
谢 敬领 ××村同仁鞠躬。
请柬和回柬虽是格式化了的，但均是用毛笔写在红纸上，字体工整端庄，一字一句都透发出浓浓的、饱含温良恭俭让的古韵。村主任介绍说，回柬可交送请柬的人带回，但请柬不管对象多远，都是必须要面呈的，这规矩千百年来从未变过，那怕当今早就已有了电话和微信吧。
我曾随某村的龙船到其友好村“探亲”，龙船离该村还有好一段路程，便已听到从那边传来如雷的爆竹声，我明白，那是欢迎的礼炮。及至我们的龙船划到村前，刚在拥挤雀跃的村民观睹下划了几个来回，该村的主事人便取下头上的草帽向我们挥动，示意我们靠岸休息，去享受他们早已准备好的茶点。为了在友好村村民面前多作表演，龙船跳龙头的人怎么也不肯指挥龙船靠岸，船中的锣鼓声、桡手的呐减声这时反而越发响亮，惹得岸边的观众也齐齐呐喊起来。主事人见状，连忙把手中的草帽一丢，“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游向龙船，硬是把龙船逼停并引到岸边……临离开时，龙船在观众面前来了个三进三退，这期间，跳龙头的人一直用双手向岸边的观众行拱手礼，答谢之外，表尽了依依不舍的离情，这时，欢送的鞭炮又适时地响了起来。
从“起龙”、“采青”到“划龙”、“赛龙”，直到“藏龙”，龙船文化中的“礼”，可谓渗入到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这其中，有参拜、有祈祷、有禁忌、有恭请、有答谢、有祝贺、有互让……这些见诸于仪式和动作的“礼”，和谐着人与崇拜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整个过程就像是一部演绎彬彬礼仪的大剧。

五
诚然，尽管龙船文化里有着那么多可圈可点的传统礼仪，但龙船搏取世间大多数人眼球的仍然是它在赛场上争标夺锦的英姿，民间津津乐道的多是“划得快，好世界”，因而社会上便有了一种被人们总结出来并被普遍彰显、号之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这当然没错。这“龙舟精神”实在是被传承了二千多年的龙船文化的总结与升华，这种能让中华民族感奋的精神，体现的应是龙船文化的最高境界。不过，在我看来，在赛场上争强好胜、不甘落后，仍是“信”与“义”的一种表现，这里面，有对展现个人能力的承诺，有对团体力量的维护，有对乡亲信任的报答，更有为宗族、为村民争光挺身而出的忠肝义胆，以及不忘初心夺取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
说来也巧，当年我下乡当知青的村子是一个以龙船“划得快”驰名的“龙舟之乡”，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桡手曾对我讲述了他的前辈经历过的一件事：由于江水冲刷至泥沙淤积，在邻近两个村子之间的江边冒出了一块沙洲，为确定这个沙洲的归属，这两个村子展开了一场龙船大战。赛事一波三折，一村的龙船在比赛过程翻沉了，他们没有就此放弃，把龙船翻过来舀干水重新投入比赛，并奇迹般地最终取得了胜果。不过，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个桡手在到达终点后都吐出了殷红的鲜血！
这应该算是中国龙船竞赛史上一场经典的赛事了，这件事不论何时何地讲出来，都会令人热血奔踊。这场动人心魄的赛事，表面上是围绕争夺一块无主沙洲或两村的生存空间展开，但又何偿不是两村村民在中华传统道德的统领下展开的力量的比拼、意志的较量？或说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其实，奋力争先之中从来也是不拒绝礼让的。在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村与广州市荔湾区泮塘村之间，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朝万历年间，两村的龙船在一场赛事中相遇，两村的龙船在斗得难解难分之际同时到达了终点，主事人一时难辩胜负，正在为难之间，涉事的双方都认为对方是第一，将名誉和奖品拱手相让。事后，两村龙船结契认亲，从此两村龙船往来不断，这门契亲至今一结便是400多年。以和为贵，礼让他人，这场赛事，则又是彰显龙船文化的另一经典之作。
还是我下乡的那个村子，1984年，他们组队到香港参加国际龙舟邀请赛，这是他们头一次代表全县走出境外。夺标之日，全县沸腾了，村里的人更是奔走相告、沉浸在一派节日的气氛之中。比赛当日我恰好回村，与村民一起在公共凉棚的电视机前，见证了他们的龙船夺标的一刻。村民疯狂庆祝的情景令我动容，我明白，此次夺标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比赛本身，源远流长的龙船文化，早已深深嵌入这个“龙舟之乡”村民的骨子里面、灵魂之中。

六
龙船花每年都会盛开，龙船鼓每年都会擂响。
龙船到了今天，除了传承日久的“传统龙”外，还衍生了一种适宜竞速比赛的“标准龙”，过去的龙船千百年来都是男性的领地，如今，又有了女子龙舟队，一直以来，龙舟赛事都是在民间举行，现在，不少赛事已发展成由官方主办的“国际邀请赛”，成为彰显地方传统文化、展览当地旅游资源的“城市名片”，而在远隔万里、文化异迥的国外，也时不时响起了激越的龙船鼓声。
划龙船与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项目一样，早就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翻看入选名录的诸项目中，划龙船应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它的大哥风范，除了表现在出道日子悠远之外，它身上还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它不像大多数进入名录的项目那样正在苟延残喘，需要抢救，需要挖掘，需要保护，它正方兴未艾、如日中天。它像一个白发飘飘的蓑笠翁，正坐在一瓢小艇上，安闲地垂钓，无惧阵阵生活和科技的风浪凶猛地向它扑来。
它那免却人们担心的兴旺，其底气究竟来自何方？是远古便有的
图腾？是华夏民族从未断裂的气脉？是不断叠加的内涵？是触角的延伸和拓展？或是官方提携？文人渲染？百姓喜爱？或者都是，但显然并不全是。
我想，要获取真确的答案，或许我们要钻进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丛林中去寻觅、去发现、去求证。
(2018)

白鹿洞书香

一
未参加这次市文史研究馆组织的白鹿洞书院采风之前，“白鹿洞书院”这个名字一直收藏在我记忆仓库一个空空的锦盒里。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次黄埔区的文史调研中，我来到横沙村。村中有罗、朱、莫、黎四大姓氏，在朱氏聚居之处，我见到一个古门楼，门楼匾额上书“鹿洞”二字，在离门楼不远的朱氏大宗祠门口，赫然挂着一副门联：“开族派于沙头近挹雷峰秀气；振官声于岭表丕承鹿洞遗风”。两处重地都提到“鹿洞”，我明白，这里的朱姓族人一定跟“鹿洞”有莫大的关系。一问，方知这“鹿洞”是指南宋大儒朱熹曾经主持过的江西白鹿洞书院，再一查，原来这横沙朱氏竟是朱熹四世孙朱澄的后裔。
“白鹿洞书院”从此储存进我的记忆里。

二
这20多年来，我曾三次到江西，其中两次上庐山，但都与白鹿洞书院擦肩而过，所幸这第四次到江西是直奔白鹿洞书院而去的，这才令我记忆仓库里那有“名”无“实”的锦盒得到填充。
来到庐山东南麓的白鹿洞书院，禁不住心头一震。四山环合，中流溪水，茂林修竹，清邃幽深，这里确实是一个供人静心读书的好地方，难怪晚唐时，李渤来到这里便不愿走、走了又重来了。当年李渤与其兄李涉钟情这里的山水及灵气，结伴隐居在这里读书，后来，李渤考取了功名，做了江州刺吏。庐山在江州治下，旧地重回，一番感慨之下，他在这里劈树开山、修筑亭台楼阁、并广植花木，使这里成了文人墨客爬山涉水也要登临的洞天福地。因为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有一只白鹿，于是人们便把这里称作白鹿洞。
时间来到了南唐升元四年(940)，先主李知诰也看中了这个地方，他下诏在这里创办“庐山国学”。在皇帝的亲切关怀下，这庐山国学的声名迅速雀起，竟与国都金陵秦淮河畔的国子监齐名，一时间，全国学子蜂涌而至。如果说，在此读书是李渤开了先河，那么在此收徒办学，应该是从李知诰创办的“庐山国学”开始的。到了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这里被正式命名为“白鹿洞书院”，这时的白鹿洞书院，已驰名天下，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全国四大书院了。
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替，必然连带着文化教育的盛衰，白鹿洞书院也免不了在历史的长河里浮浮沉沉，废了又兴，兴了又废。兴时，当有能人执掌，废了，自有能人复兴。南宋时，白鹿洞书院已像失去半壁江山的小朝廷一样，显得不大景气。淳熙六年(1179)，这里终于迎来了大儒朱熹。这时，朱熹知南康军，而庐山正在南康治内。
与朱熹不期而遇，是白鹿洞书院的幸运，凭着对传播知识的热忱和自身的学识及能力，当然还有手中的权柄，朱熹全面复兴了白鹿洞书院。当是时，他自任洞主，亲自上堂讲学，大兴土木之外，还制定教规、延聘教师、招收学生、划拨田产、并奏请皇帝御赐匾额和书籍，使断壁残垣、荒草丛生的书院换了新颜。38年后，朱熹的儿子朱在又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他继承父志，除对书院旧物进行修葺之外，还增建了会文堂作为讲学和聚会场所。朱家父子的继往开来，使白鹿洞书院在江西、乃至全国众多书院中继续保持领跑，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书院教育的典范。
在以后的日子里，白鹿洞书院一直在起起落落中前行，期间不乏像朱熹那样的中兴者，来自广东东莞的翟溥福就是其中的一位值得书写的人物。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已毁于战火，直到明正统元年，才进行第一次维修。两年之后，时任南康知府的翟溥福率僚属捐俸，用以修葺和增建白鹿洞书院，先是新建了大成殿、大成门和贯道门，接着又修了明伦堂、先贤祠、两庑、仪门及燕息之所，从此，沉寂多时的白鹿洞书院的大名又复闻于天下。可以说，翟溥福的这次维修，基本奠定了明清以来白鹿洞书院建设的规模和基础，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当然，以后的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以及清代历朝，当事者对白鹿洞书院还有多次的维修。作为一国之君，康熙皇帝也不甘落后，他不但挥动大笔为书院题匾，还向书院赠送包括自家珍藏在内的书籍。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帝下令变法，改全国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也应运而变，延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白鹿洞学堂停办，宣統二年，清廷废白鹿洞名称，改称江西省高等林业学堂，享有“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美誉的白鹿洞书院延续了一千多年以后，终于画上了句号。

三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延续一千多年而不废，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历代的热心人士接力维护，但究其实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使然。外族可以夺取大汉的江山、建立自己的政权，但不能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统治者可以让全国的人都留着一条跟满人一样的辫子，但是，中国读书人手中捧的、科场上考的仍然是四书、五经！
白鹿洞书院正是一个传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所在。
在我看来，历来投身白鹿洞书院的人，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为应对科举考试而来，而另一种则是来寻求、切磋或传播学说的。
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庐山国学创办之时，科举制度已在中国设行了350多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已成了国人唯一的途径，因此，这里成为国人为驰骋科场而厉兵秣马的场所是理所当然的事，名师出高徒，从这里走出众多科场高手也是预想之中。据统计，白鹿洞书院自创办到废止的近千年中，共走出进士102名，其中，有伍乔、刘式、戴衢亭3位状元。在中国推行科举制度的1300余年中，其间产生进士10余万，状元660位，相比之下，白鹿洞书院这一组数字，实在算不上辉煌。从中可见，白鹿洞书院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传播、切磋学说的场所而存在的，朱熹主持复兴之后，更是如此。
朱熹推祟的理学发端于北宋的周敦颐，没有史料证明周敦颐到过白鹿洞，他落脚庐山时，也许白鹿洞书院正在废弃之中，但他创立的濂溪书院却正在庐山的莲花峰下，这里是他培育程颐、程颢兄弟成才的玚所，也是他自己的终老之地。周敦颐逝去106年之后，朱熹举起了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大旗，这时，理学已经程颐、程颢发扬光大，朱熹则成了这门学说的集大成者。
就在朱熹大力推崇理学的同时，一个与理学相悖的心学悄然而生，其始创人便是陆九渊。同是源自儒家的两派学说悖行已有一段时间，而朱、陆二人也终于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淳熙二年(1176)，两人相会于信州鹅湖寺。当时，朱熹提出学而至知，先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他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6年之后，朱熹诚邀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在那里，陆九渊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们详细讲解了《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的门徒们听得津津有味，连朱熹也兴奋得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课后，他请陆九渊书写这堂课的讲义，并将讲义刻于石上以作纪念。到了明正德十四年(1519)，这时离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已过去了300多年，陆氏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召集门徒来白鹿洞聚讲，聚讲的中心议题，自然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而此时，白鹿洞的洞主正是王阳明的忠实门徒蔡宗兖，可见，白鹿洞原是百家争鸣的所在。
时至于今，周敦颐、朱熹和王阳明的塑像，正分别静立在白鹿洞书院不同的院落里。

四
在明伦堂与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交流之后，我们一行12人当晚住进白鹿洞书院的延宾馆中，这延宾馆缘自“握发延宾，礼待贤士”的古训，由朱熹始建。这是一组坐北朝南、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北面高处是春风楼，据说是洞主下榻和著述之处，楼前，是朱熹的塑像。我们分别住在东西厢房里，房间中，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床边，特别摆了一个陈列着不少书籍的书架。
入夜，空山寂寂，缕缕书香伴我入眠。
(2018)

水乡凉棚

一
前不久，50多年前我下乡当知青那个村子里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村委会决定对村中所有的凉棚都进行一次维修或升级改造，以保护这些已传承了一百多年的水乡文化遗产。
微信虽微，但却引起我无尽的遐思。在我的意识中，在那些屹立在涌边的凉棚里面，蕴藏着太多说之不尽、道之难详、湿漉漉、暖烘烘的水乡文化。世间有些事物，当你天天与它相处时，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你离它日久，或者当这个事物已发生质的改变、你再想窥其真相而终不可得、只能凭借努力的回想去复原其旧貌时，你才会觉得它原来是多么值得咀嚼，而咀嚼起来又是多么的有味道。
这村里的凉棚，就是这样的一个水乡奇葩。
我下乡当知青的这个村子名叫漳澎，坐落在狮子洋与东江淡水河出口的交汇处。这是一个现今有着14000多户籍人口、超过100个男性姓氏聚居在一起的特大型村庄。漳澎，两个字偏旁都从“水”，光看名字，便可感觉到这是一个被水浸泡着的水上之乡。的确，这个村庄至今还被水包围着，而承托这个特大型村庄的那块土地，从汪洋大海里露出头来，还只有300年左右。
我与这个隶属东莞、与广州直线距离不足百里的水乡结缘，始于1968年11月，那时，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令响起，一艘客轮把我载到了那里。
到达村子的第一个晚上，我同几位男知青被领进一个有很多人聚集的公共场所里，“这里是凉棚，你们在这里暂时睡几晚，等你们的宿舍搞好了再搬走。你们不用担心，附近所有的后生晚上都在这里睡。”负责接待知青的干部对我们说，他所说的后生，指的是男姓青年。
放下行李，我才发现，这里面的人竟然全是男性。我不由得打量起这间被称之为凉棚的地方来。这是一座建在涌边的两层建筑，水泥铺的地面，二层的楼板则是木板铺就。下层近水之处连接着一个伸出水面、也是木榙的水台，水台上横摆着几条长长的木凳，上面坐满了谈天说地的男人，他们谈论着生产，交流着从各处得来的信息。水台下面，几十只农家小艇在随波荡漾。水台对面近墙的一边，是一排木搭的大通铺，我们几个知青被安排睡在那里，不过，这大通铺并不为我们所独占，我们的旁边，还有十多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密密挤挤地一字排开，与我们睡在一起，显然，我们的到来，把他们挤在一边。
我惊奇地发现，通铺旁边的墙壁上，整整齐齐地悬挂着各种各样的乐器，这些乐器对我来说大都不陌生，我认得其中有二胡、三弦、秦琴、边祖。我正思疑着这些乐器是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一个浑身黝黑的壮汉走近悬挂乐器的墙壁，伸手将一把二胡取了下来，只见他坐回水台边的长凳上，熟练地调校好弦音，然后拉起了乐曲。他的琴声似乎是号令，琴声刚一响起，便陆续有人从长凳起身到墙边取乐器，很快，挂在墙上的乐器便被取去一空，原先的二胡独奏，也就变成各种乐器的齐奏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飘荡在夜空中、整齐而又悦耳的音乐声，竟然是出自这些五大三粗的农民之手。
夜渐深，音乐声渐渐停息，所有的乐器也都陆续归了原位，我发觉身旁的那些小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已进入梦乡，原先坐在水台长凳上的人慢慢在减少，年龄稍长的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凉棚，而年青人则一个接一个顺着木楼梯上了凉棚的二楼，打开了自己的铺盖……

二
我在这个凉棚寄宿了十多天才搬进安置房，但我在这个村子却一直呆了八年才被招工回广州，而自招工离开到今日，又过去了四十多年。时移世易，如今，村子里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四十多年前的很多人、很多事、很多景物都难觅其踪了，所幸的是，不知为什么，村子里很多事情在改变以前已深深地埋入了我的心底，当我有意无意地触碰这些尘封旧事时，这些已沉积在我记忆底层的东西竟像煮沸的涌水，全都翻腾起来，一泡一泡地冒上了我的脑际。凉棚，更是犹如一坛打开密闭了几十年封盖的老酒，香气扑鼻。
我们不妨吸着这些醉人的香气，去追寻这香气的源头。要弄清凉棚的来龙去脉，还得先从漳澎村说起。
漳澎村地处东江下游冲积平原的末端，依椐现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及《东莞历代地图集》等资料，可知直到明末清初，现今漳澎村的地境还是汪洋一片。这里后来出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江水冲刷和潮汐顶托共育而成，东江水日夜奔流，大海潮汐一天两度，靠着大自然旷日持久且不可抵挡的造化之功，海岸线无声无息地一寸一寸后退，一块又一块大小不一的泥滩，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从水底里冒了出来。开始有人在这些泥滩的最高处搭棚居住，可以说，这里的先民一开始便与“棚”联系在一起，于是便有人猜度，村名“漳澎”可能来自“涨棚”的谐音。
不难想象，两百多年前，当漳澎村的第一批先民在这里定居时，除了供搭棚居住的土地稍高之外，其余用作耕种的士地还处于涨潮被淹没、退潮才露出的滩田形态，滩田与滩田之间形成的河涌港汊，亦莫不如是。这里的人把“滩田”叫作“坦田”。这种受制于浪击水淹的坦田形态，决定了村民耕、种、管、收以及捕鱼捉虾等劳动都只有在退潮时才能进行。那年月，划船棹艇、外出种田或捕鱼捞虾，基本上都是男人们的事，妇女们大多在家中晒谷、舂米、织网、煮饭、洗衣、带孩子。涨潮的时候，妇女们还有事可做，但大男人们却只好洗干净双脚坐在家中望洋兴叹。为了排解寂寞与无聊，男人们开始聚在一起，一边无边无际地闲聊，一边等待潮水退去，好动身划艇外出干活。于是，一种搭在河涌边、专供男人们聚集、休憇、聊天的公共竹棚应运而生，一间、两间、三间……由于这种竹棚搭在河涌边，风凉水冷，人们便把它叫做凉棚。
我下乡的八年期间，跟我到达第一晚在里面寄宿几乎一个模式的凉棚，村里有十多间，在一间叫作同和社的凉棚里，有铭石标记该“社”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而另一间叫和平社的凉棚则标记建于清光绪七年(1871)，这是村中十多间凉棚中能找到始建时间标记仅有的两间，至于村里的第一间凉棚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村里没有人能说得清。人们只知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水乡泽国里繁衍生息，凉棚也一代又一代地保存了下来，人们更知道，漳澎村的男人，没有谁成家前没在凉棚寄过宿。
而我所认定的，从一开始，这凉棚便是坦田农耕文化的产物。

三
不可否认，漳澎的土地实际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发糕，而且，随着时日的推进，这块发糕会越发越大。这块会生会长的土地，引起
了周边方园百里不少人的注意，陆陆续续有人背着自己的姓氏、携家带口来到这里落脚谋生，这里的人口渐渐多了起来。
显然，建村之初，人们都只能搭棚居住，加上受制于高地不多的情况，村民搭建的居屋一般不会太大，随着村中人口特别是男丁的不断增多，一些家庭的住宅开始逼仄起来。随着后生越来越多，这些人晚间睡觉的地方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情急之下，有人便打起了凉棚的主意。后生们开始三三两两相约在凉棚过夜，慢慢地，在凉棚过夜的后生多了起来，原先搭建的凉棚显得小了，为适应村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先是将原有的凉棚扩大，继而又加建成两层。
也许人们发现，后生们集体住宿的好处多多，互相影响之下，离开家庭到凉棚住宿成了村中后生自立能力强的一种标志，而那些仍在家中住宿的后生，则被戴上“这么大了还离不开妈妈”的帽子，遭到同年人的耻笑。久而久之，这种权宜之计竟成为一种代代相沿的习俗，而这时的凉棚，除了供男人们闲时休憇之外，又成了未婚男姓夜宿的“后生馆”。
村中的后生一旦离家住进凉棚，便不会中途离去，他会一直住到自已结婚成家的那一天。洞房花烛当日，他会在家中煮上一镬糖水，用水桶抬到自已住宿的凉棚请大家吃，以一种甜蜜和温馨的仪式，向宿友们告别。结婚以后，任何男人都可以回到自己寄宿过的凉棚坐集，吹吹牛皮，玩玩乐器，不过，他这时的身份已不再是后生，而是被称作“老婆佬”了。
一些因各种原因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不管年纪有多大，也不管他在后生面前有多尴尬，他是会继续在凉棚里住宿的，不过，时间久了，人们就不再把他算作“后生”，在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会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单公”两个字，例如，这人的名字叫阿雄，人们便把他叫作“单公雄”。在漳澎村，获得“单公”称号的人并不少，一些一辈子都娶不上老婆的人，更会与这称号相伴终生。人世间凡事都有两面，“单公”两字除了有嘲笑之一面外，还是有鞭策之一面的，一旦这人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之后娶了老婆，堂堂正正宣布脱去“单公”的尴尬身份，他告别凉棚时的场景，当然要比其他一般人宣布结婚的场景要热闹得多。

四
村中的男人们当初在凉棚里坐集，旨在消磨时间，以待潮水退去。当坦田河涌露出脸来的时候，他们便会纷纷离开凉棚，解下栓在凉棚下面的小艇，挥动手中的木桡，驶向各自的劳动目的地。渐渐地，男人们便不满足于只是坐在凉棚里用谈天说地这种唯一的方式来消磨那有点漫长的水涨时光，他们期待有新的、更写意的玩意来消弥那百无聊赖的时日。
也许正在这个时候，一只载着粤剧大老倌的红船来到了漳澎，在沉醉于悲欢离合、曲折离奇剧情的同时，人们还听到了从戏棚里面各种乐器发出来的悦耳的音乐声。一定是有人对这种粤乐产生了兴趣，每逢有戏班到来，他都会绕着戏班中俗称“棚面”的伴奏人员哄哄嗅嗅，一来二去，他便有样学样操起自己心仪的乐器学得了一两招，这乐器，可能是二弦、三弦、秦琴、二胡、边助、大阮、琵琶、洞箫、扬琴……当他终于把手中的乐器玩得似模似样以后，便把乐器带到了凉棚，在等待水退的时间玩了起来。乐声响处，好像在炎夏里吹过来的一阵清风，爽人心肺。凉棚骚动了，马上有人跟着学了起来，凉棚里各种各样的乐器渐渐多了，单人的独奏变成乐队的合奏，一曲、两曲……直等到水退了，乐声才停止，人们把乐器在凉棚里找个地方挂了起来，便纷纷解缆开船，劳作去了……
也许根本不是上面说的那样，而是有一日，漳澎村来了一个背着秦琴唱南音的盲人……
当然，以上的情景只是我个人的想象而已，那些被称作“弦索”的乐器，是怎样传入漳澎这个与外界隔绝、四面环水的孤岛的？漳澎村的凉棚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玩起“弦索”来？有关这些事，实在已是无从查考了，但从各个凉棚代代相传演奏的都是一些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等过去被称作“粤乐”、“谱子”、今人称为“广东音乐”的乐曲的情况判断，这个时间最早也在清代同治年间，因为这些乐曲也只是在这个时期，才由狮子洋彼岸的番禺沙湾何氏打造出来。但不管这种演奏粵乐的技艺是何时传入漳澎、又是如何传播开来的，总之，“玩弦索”的风气很快便染遍了漳澎村的所有凉棚，就这样，漳澎的凉棚，除了供男人们白天坐集聊天及晚间住宿外，又成了人们欣赏粤乐、切磋演奏技艺的场所。
漳澎的“凉棚乐手”得益于耳濡目染，大都无师自通，正如我下乡第一晚所见，乐器就挂在墙壁上，谁想玩谁都可以拿下来摆弄一番，功夫不负有心人，假以时日，一茬又一茬的乐手便自然成长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漳澎“玩弦索”的兴盛时期，在村中找一千几百个粗通乐器的乐手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还可以想象一下，水滿之时，整个漳澎村都会沉浸在粤乐的飘荡之中，再配上凉棚下船艇穿梭、凉棚边水埗头妇女们汲水、淘米、洗濯、光屁股的孩子在河中戏水的场景，这样一幅水乡欢乐图，怎不令那些初到贵境的人灵魂出窍？
我刚到漳澎插队的时候，虽然由于四乡联围的修筑，使原先的坦田都变成了围田，人们的耕作再也不受制于潮水的涨退而改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晚饭后的休憇时间里，以上那幅似乎有点玄幻的水乡欢乐图，还是时不时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刻进了我的脑海中，以至现在想起来，心灵还会发生微微的震颤。

五
凉棚，只是漳澎村民对那座建筑物或说那个男人们聚集的场所的日常叫法，而事实上这个场所却有着另一个相当雅致的称呼，叫做“社”。按新华字典解释，“社”是指某种团体或机构，可见漳澎的凉棚是有别于一般人去便楼空的公共场所的。漳澎的所有凉棚，都有着自己的名号，我梳理了一下，有同和社、同英社、协和社、福和社、和安社、聚福社、重福社、农安社、农义社……这一个个带“同”字、“和”字、“福”字、“安”字的名字，揭示了漳澎的凉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内在性质，亦宣示着一百多年来，村民对和谐、幸福、平安社会的崇尚。追求和谐、平安、幸福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华民族最普通、最传统的民间愿景，但这些寄托着美好愿景的字眼用作凉棚的名字，却是相当耐人寻味。据我所知，珠江三角洲的水乡中，被称作凉棚或具有凉棚同等功能的场所星罗棋布，但将它作为一个“社”来看待，并冠以寄托美好愿景名字的，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些名字？村中现今上了一定年纪、分别出身于不同“社”的男人们，没有人能说得清，毕竟这些名号已存在一百多年了。看来，要弄清人们起这些名字的初衷，还得从漳澎村的成村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漳澎是个由渐次到来的移民组成的村落，这些移民到来时，都带着各自的姓氏，日久天长，漳澎村的姓氏便越来越多，到了新中国成立时，这里男姓村民的姓氏已达到50多个，有如此多不同姓氏的村民同居一村，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难理解，除了较早到达、经过一定时间繁衍的族群人口稍多之外，新来乍到的，一般都显得人单力薄、孤立无援，为了在漳澎立足，这些新移民往往会产生一种抱团取暖的强烈愿望。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成了这些姓氏各异、又来自不同地方的新移民们共同的愿望，后来在有意无意中形成的男姓村民在凉棚中坐集、住宿的习俗，使各路“英雄”不期然汇聚在一起，这些由村民共同集资建成的凉棚，也就成了类似当年梁山水泊上的“聚义厅”了。待到要给这个“聚义厅”起名字时，稍为粗通文墨的人很自然都会想起“同”、“和”之类的字眼来。很显然，和谐共处、守望相助，是人们当初立社的宗旨，但这又何尝不是两百多年来陪伴漳澎村民一来走过来的“漳澎精神”的所在？
这种“漳澎精神”产生的良好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两百多年来，虽然不断有新的不同姓氏的移民加入，而村内从未发生过一起因姓氏利益而引发的纷争，这便是最好的印证。更为有趣的是，漳澎村那种在无意间形成的同一村庄姓氏百花齐放的现象，在村民的日常生话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而便生发出许多与别的村庄不一样的东西来。这些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村民的婚姻嫁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同宗同姓不通婚，这似乎是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以来各个种族都遵守的通则，具体到以同一姓氏聚居的中国农村，便是村内男女不通婚。但在漳澎村，这个规例似乎并不铁定，由于村中姓氏众多，先祖又都来自四方八面，村民的男婚女嫁，大可在村中众多不同的姓氏族群之间进行。有史以来，漳澎村中的女子极少嫁往外村，坊间更有“好女不出村”之说。由于男婚女嫁基本不出村外，这就使得村民之间的横向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撞头都是亲戚”，这是漳澎村独特的人文景观。此独特景观的形成，不能不说是村民对和谐愿景崇尚和践行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从凉棚培育出来的“漳澎精神”的生动体现。
我原先以为，我们几个男知青因为安置房未搞好而将凉棚作为临时庇护所只是个特例，后来我才发觉，一些从外地摇着小艇到这里卖青菜、卖石螺、卖咸酸菜、卖缸瓦的小贩，晚间收市后也会将装着货物的小艇泊在凉棚下面，然后抱着被铺登上凉棚，说声“借宿”，便随便找个空隙安顿下来，熟络得就像自家人一样，而凉棚里的人也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这些素未谋面的过路客，此时的凉棚，严然又是一个为商旅途人遮风挡露的免费客栈，如此包容大度，或许可从那个“和”字里面得到解释。
一位当今事业相当成功的漳澎籍香港企业家陈先生，向我讲述了他与凉棚的一段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为父亲远走、母亲入狱，他成了孤儿。为了生存，还未满12岁的他，揣着户口迁移证，独自一人从广州回到故乡漳澎，由于爷爷的阶级成分是地主，家乡的房子早己于土地改革时被分掉，碍于他的家庭背景，他原籍的生产社又不愿收留他，他成了一个无地可立、无家可归的沦落客。负责接待他的李乡长只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他安排到自己所在的生产社当牛草仔，但他的食宿如何安排，却令李乡长费了不少心思。最后，李乡长把他领到了自己出身的凉棚里，后生们为这位无家可归的孤儿在凉棚挤出了一个铺位，并为他买来一个瓦煲，又在凉棚旁边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用三块红砖替他垒起了煮饭的灶台……
二十多年过去了，历经磨难之后在香港和大陆创下一番事业的陈先生回到了漳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资将当年自己踯躅街头时庇护过自己的凉棚修葺一新。

六
凉棚，是漳澎村的男人一生中必须进驻的一个驿站，它既是男子步入婚姻殿堂前的出发地、又是村内外各路信息的集散地、农家乐手的养成地、扶危济困的庇护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人们崇尚、践行和谐共处、同心协力宗旨的精神家园。
但这一切，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却像中了魔法似的嘎然而止，这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漳澎村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农耕形态以及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集体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迅速土崩瓦解。村民特别是青年男女纷纷洗脚上田，他们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集体化农耕生活，以各种方式到外边闯荡世界。紧张的打拼和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令后生们无法再留恋凉棚的大通铺，此时，国家物资丰富了，人们手中的钱也多了起来，村中三层以上设施齐备、装修上乘的住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村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是留在村中的后生，也大可不必再去设施简陋的凉棚里栖身了。
缺少人气的凉棚渐渐破败了，昔日熙熙攘攘的男人世界，变得门庭冷落，挂在墙上的乐器消失得无影无踪，麻将台似乎成了凉棚的标配，水台上依有人坐集，但大都是一些鹤发鸡皮的老者，悠扬悦耳的音乐声再也听不到了，不绝于耳的是那“噼噼啪啪”的麻将牌的撞击声。这里不再是男人独有的天地，不少喜欢摆弄麻将牌的妇女成了这里的常客。
时间和环境显然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凉棚的衰落，不能不说是时代演进的使然，不过这个演进也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根本不容抵挡，凉棚里叠聚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积淀便被冲得没了踪影。
我相信，只要资金充足，破败了的建筑物很容易修复，这次村委也一定会将全村的凉棚修葺得面貌一新。即便是修旧如旧，即便是那块写着某某社的牌匾还镶嵌在凉棚的墙壁上，但陪伴漳澎人一百多年的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凉棚文化还会回来么？
历史前进的步伐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但愿漳澎的凉棚永远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2020)

千年黄埔

（随笔集《千年黄埔》代序）

黄埔实在是太有名了。 有一部洋洋50万言、讲述黄埔军校历史的书开章第一句便是“天下谁不识黄埔！” 诚然，当今世人闻得黄埔之名，多是从认识黄埔军校开始。但如果有人问起，一千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在哪里？历史也会大声地告诉他：在今之黄埔，古之黄木湾扶胥镇也！ 其实，令黄埔扬名的还有许许多多层叠在她身上、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事，弹丸之地有如此多的大事发生，实是世间少有。于是，便常常有人担心，黄埔这浮游在珠江上的蚱蜢小舟，怎载得动这厚重的历史积淀？ 扶胥镇作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港口自南朝开始，历隋、唐、宋、元四朝而不衰，隋代开皇十四年（594）始建的扶胥港标志性建筑南海神庙至今仍香火鼎盛。明代起，随着岸线的推移，港口移到了黄埔村附近，港口亦随之易名为黄埔港。明清两代至今，黄埔港一直是海外巨舶的云集之地，时至于今，它已是个世界上数得着的亿吨大港，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巨大，恐怕只有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可以与之媲美。黄埔这个名字，已深深嵌入各国航海家的脑海里，试问全世界各种各样文字的国际海图中，那一张没有“黄埔”的标记？ 我们常说，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闭关自守”，根究起来，实在有点儿冤枉，事实上，即使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直实行粤、闽、江、浙四口对外通商的清政府，为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关闭了江、浙、闽三地的海关时，黄埔的大门却依然没有关上。 黄埔既然敞开怀抱接纳海外来风，千百年来，它便历尽了欢乐与苦痛。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列强选定中国作为他们要吞食的目标时，黄埔便成为他们觊觎的第一块肥肉。 此时的海外来舶可不是来朝贡的，它们在载来货物的同时，也载来了罪恶。中国境内的鸦片走私活动一开始便在黄埔海面进行，黄埔港渐渐成了鸦片走私贸易的中心。林则徐拍案而起，实施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将鸦片船逐出了黄埔港。 随即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之战”国人耳熟能详，但在第二天发生在黄埔港前的“乌涌之战”却鲜有人提及。那一仗其实也打得很惨烈悲壮，驻守在乌涌炮台上的广东、广西兵700人及赶来增援的湖南兵900人在奋勇抵抗之后大都壮烈殉国，战后，清政府在炮台附近的黄羊山修造了“忠勇官兵之墓”，并立祠祭祀。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国门从此洞开，西方列强乘机蜂拥而至，个个都想来分一杯羹。1844年10月初，法国派特使刺萼尼率军舰８艘杀气腾腾地开到珠江口，24日，战战兢兢的清政府全权代表耆英与刺萼尼在停靠在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有36款的《中法黄埔条约》，黄埔，又一次以屈辱载入了史册。 侵略者的炮舰驶进珠江后，黄埔便无宁日了。1856年10月8日，一件触发中英两国重启战端的事件又在黄埔海面发生，是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在黄埔水域查获了走私船“亚罗”号，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籍此事件发难，派军舰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爆发。 外国侵略者的觊觎和寻衅，使黄埔难以再保持一个和平商埠的样子，贸易之外，黄埔相继修建了大坡地、白兔岗、新西岗、旧西岗、蝴蝶岗、白鹤岗、鱼珠、蟹山、狮山、狮腰、牛山等十多个炮台，组成拱卫广州的第二道防线。这些丝毫不逊于虎门要塞的炮台群至今雄风末改，古貌依然，只是作了游人怀古凭吊的场所罢了。 黄埔的炮台发出惊天动地的炮声，最近一次要算1922年6月，当是时，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上，陈军在黄埔蟹山炮台上架起大炮，向停泊在黄埔长洲岛附近海面的永丰舰轰击。两年后的6月16日，孙中山在长洲岛上创立了黄埔军校。黄埔自此成为国民革命的摇篮，“到黄埔去！”成了当时中国革命青年梦寐以求的目标，国共两党的精英都在黄埔汇集，若干年后，他们都各自成了支撑两个不同营垒的栋梁，有的还成了中国大地上叱吒风云的军事或政治巨子，正是这些“黄埔人”，领衔主演了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现代史！在这期间发生的、以黄埔为出发地的东征北伐，以及在国共关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中山舰事件”，早早便写进了中学的教科书中。 黄埔怀古，不能不说到约翰·柯拜。1845年，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这位苏格兰小老头便在黄埔长洲岛上偷偷地开设了自已的船坞，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外资企业。由他开始，一批美资、英资的修船企业相继在黄埔设立，他们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引来了中国从未有过的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也由此诞生。“黄埔船坞”这一品牌享誉世界航海界，后来“黄埔船坞”移到了香港。 柯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义民掳去，至今不知身死何处。但黄埔长洲岛上却有两处外国人的公墓，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驻华公使也在此长眠。块块碑石，见证着黄埔、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史。 黄埔自古山明水秀、物华天宝，自是骚人墨客的眷顾之地。南海神庙内历代碑刻甚多，人称“南方碑林”。这其中，以韩愈撰文的唐碑、朱元璋授意写成的明太祖御碑、康熙大帝亲笔御碑以及苏东坡、陈献章的手书诗碑最负盛名。东坡学士当年是到过南海神庙的，在游览“扶胥浴日”胜景时，随手写下一首七言律诗，发出过“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的感叹。在浴日亭上与苏诗隔朝唱和的明代著名学者陈献章也曾在黄埔设台讲学，理学大家湛甘泉便是他当时在黄埔收的得意弟子。 流水依旧，世事沧桑。如今的黄埔，成了广州市属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她依然敞开胸怀迎接八面来风，千年古港，正生机勃发，修造船业，也方兴未艾，其外向型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以现代化港口新城区为目标的城市建设正一日千里地进行，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人们正营造着一个全新的黄埔。 再多的再大的名气黄埔也负载得起，与时俱进，随日增辉，今后之黄埔，会更加有名！ (本文入选广东中国文学学会散文研究专业委员会所编《岭南散文新选》) (2003)

黄埔军校，把历史留住

在黄埔工作和生话的几十年中，我常常在黄埔军校旧址倘佯，熟知了黄埔军校的过去，也听了许多已成为将帅的黄埔师生回母校寻根的故事，这些故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之弦，令我淌泪，令我动容。我那侨居马来西亚山打根、与我们分别41年后才得见面的父亲，是1939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时，在成都考进黄埔军校１７期的，他来信说，每天早晨，他都要唱一遍母校的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他还把记忆中的歌词抄录在信中，要我核对有无错漏。我认真核了一遍，几十年来刻在他脑海中的歌词竟与原词一字不差。父亲对黃埔军校的感情，可谓刻骨铭心。 就为父亲这一举动，我要为黄埔军校写点什么。

军校旧址大门前的一次庆典

1996年11月12日，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大门前，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在毛毛细雨中隆重举行。那座按原位置、原尺度、原面貌重建，被俗称为“走马楼”的校本部，奇迹般地矗立在军校大门的后边。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原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中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等各级领导以及海峡两岸的黄埔军校校友代表，在出席典礼之后，兴致勃勃地在这座闻名中外的“将帅摇篮”里流连。 被称作“将帅摇篮”的黄埔军校，坐落广州市区中心天字码头以东15公里处的一个江心小岛上，这个江心小岛本名叫长洲岛，自从清同治年间粵海关黄埔分关从原来的黄埔村搬到这个岛的北岸以来，人们又把它称作黄埔岛。黄埔军校本名“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在黄埔岛上，于是，人们又习惯叫它做黄埔军校。 作为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委员，我曾为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呐喊过，我知道，为了使有关部门将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一事摆上议事日程，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已呼吁了将近10年。从广州市副市长王守初主持奠基仪式那一天到落成典礼的1996年11月12日，负责重建工程的黄埔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仅仅用了90天，而从1938年走马楼被日本侵略者的炸弹夷为平地到重新崛起，整整过了漫长的58年！ 毁于58年前的走马楼，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起它的模样了，这次重建，完全是借助收藏在博物馆的史料才得以让它重现。按有关部门的要求，重建后的校本部要“原汁原味”，力求达到原位置、原尺度、原面貌三不不改变。这一点，历尽艰辛的建设者们是做到了。难怪受邀参加落成典礼的一位来自台湾的一期生，参观完重建的校本部后连声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位90多岁的老人被邀上台发言，竟兴奋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占着话筒久久不肯走下台来。 这座占地约1公顷、建筑面积达10610平方米、耗资人民币2000多万元重建的走马楼，是一座典型的南方祠堂式的建筑物，从题有“陆军军官学校”校名的大门进去，一条由花岗岩石板铺就的大路直通头门，二门之内，前后四进，均为两层建筑，这些建筑物，其形状一致之外，还相互对称，相互通连，四周更有围墙环抱，整座“走马楼”自成一体。里面的办公室、宿舍、食堂……一切都按原样摆设，连第一进天井中的两个莲花池，也按旧貌复原。瞻仰者走进里边，一种凛然的感觉会油然而生，无须导游讲述，谁都会心往神驰。 校本部的重建，与先前修复的军校大门、俱乐部、游泳池、孙中山故居、孙总理纪念碑、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东征阵亡烈士墓、北伐纪念碑等建筑群一起，组成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重现了这所名震天下的军校昔日的风采，也留住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细心的人也许会记得，1987年9月24日，当时在海峡两岸引起不少轰动的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德和徐璐曾来过黄埔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瞻仰心仪已久的黄埔军校，可惜的是，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也许是他俩在大陆采访过程中最失望的一站，“举目所见，尽是破旧的败状。”他们在当日向台湾、香港发出的报道中惊叹：“心中的黄埔宏规已被粉碎。” 他们的感叹不无道理。事实上，那时的黄埔军校旧址，除了六十年代初由驻岛部队重建的军校大门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参观瞻仰呢？昔日黄埔军校的一切，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面对着残缺不全、几乎是徒有虚名的黄埔军校旧址，慕名前来参观的人，就只能站在大门前，凭空想象记录在史料里的黄埔宏规罢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惆怅。 但现在不同了，1996年11月12日这个庆典，宣布了“黄埔宏规”的重现。假如李永德、徐璐两人这时登上黄埔岛，他们是一定会发出另一种倞叹的。

七十二年前的那一次典礼

1996年11月12日，举行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的这一天，正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而72年前的1924年6日16日，孙中山先生也曾在黄埔岛上主持过一次隆重的典礼，那便是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 军校的学生本来已经在当年的5月初开课，选择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是孙中山有意为之。6月16日对他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他最信任的学生陈炯明的部队发动了兵变，炮轰坐落在广州观音山上的总统府，他只身仓皇逃到停泊在珠江河上的永丰舰上。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每每关键时刻，他都栽在手握兵权的军阀手中，这令他深切感到枪杆子的重要。他决心要向俄国的革命者学习，用革命的枪杆子反抗军阀的枪杆子，于是，他选择了用自己的蒙难日来作培养革命军队的黄埔军校的开学纪念日。这一天，他在军校礼堂向500多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作了一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说：“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这就一语道破了他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 孙中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的意愿，得到了苏联和也要挽救中国危亡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可以说，黄埔军校，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革命的结晶，也可以说，这是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直接产物。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暗无天日。黄埔军校的开办，犹如黑夜惊雷，震撼着中国每一位有志救国救民的青年的心。大家都视黄埔军校为国民大革命的摇篮、东方革命的圣地，“到黄埔去！”成了当时中国革命青年梦寐以求的目标。 黄埔军校始办时，国共两党都尽遣精英参加军校的管理工作，输送骨干分子到学校参加学习，“亲爱精诚”的校训鼓舞着双方携手合作，用黄埔精神去培养不畏牺牲、救国救民的革命战士。可惜的是，黄埔军校刚刚显出威风，孙中山便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北上前，他曾乘永丰舰到黄埔军校与师生话别，此时已知自己病入膏肓的他，尽管革命事业千头万绪，他最放心不下的，仍然是这所自己亲手创办的军校。两年后，国共分裂，共产党员被挤出了黄埔军校，孙中山的早逝和共产党员的被逼退出，让手握黄埔军校权柄的校长蒋介石，独尝硕果。 几十年很快便过去了，校总理孙中山的纪念碑和铜像仍然屹立在黄埔军校旧址的八卦山上，当年被挤出军校的共产党成了新中国的掌权者，倒是靠黄埔军校起家、很是风光了一阵的蒋介石退到了台湾，也许这就是历史。

何谓黄埔精神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礼堂隆重举行，会上，宣读了建校初期的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元帅为大会的题词：“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这里面，提到了“黄埔精神”。怀着浓厚的兴趣，我又翻阅了张宗逊、郑洞国、李黙庵、郑庭笈、宋瑞珂等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共两党将领不同时间的题词，其中都有“黄埔精神”一句，可见“黄埔精神”在黄埔军校师生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何谓“黄埔精神”？也许很多人都不甚了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翻阅过海峡两岸的有关著述，大陆方面较权威的说法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官兵团结，遵守纪律，热爱民众。”1988年6月在台湾成立的“军事院校校友会筹委会”对“黄埔精神”则概括得更加精炼：“虽然我们出身不同的军事学府，但每位校友都源自一脉，永怀亲爱精诚的共同校训，承传了团结、负责、牺牲的黄埔精神。”海峡两岸对“黄埔精神”的理解可谓相当一致。 其实，这铭刻在黄埔师生心头的“黄埔精神”，在国共两党分裂前、黄埔军校学生军在东征北伐中便已形成，并得以发扬光大。我们不妨翻开那些用黄埔军校师生鲜血写就的、已经发黄的历史篇章，去探寻“黄埔精神”的实质所在。 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为了消除心腹之患，进行了以盘踞在东江流域的陈炯明部队为攻击目标的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师生编成两个教导团，冲在头里。是年2日15日，教导第一团打响了惠阳淡水城攻坚战。此役战况惨烈，敌人凭着坚固的城墙顽抗，革命军屡攻不下。当夜，团部决定组织敢死队与敌人决一死战，95名士兵和10名军官报了名，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队长是国民党员、营党代表蔡光举。凌晨6点钟，天还未大亮，冲锋号骤然吹响，敢死队员从掩体中一跃而起，迎着刺骨的寒风和呼啸的弹雨，扛着云梯扑向淡水城的城垣。酣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蔡光举的腹部，他从云梯上摔了下来。共产党员蒋先云冲上去扶起他，蔡光举大声对蒋先云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等着我们痛杀！”霎时间，蒋先云的热泪洒在蔡光举的血泊里。昨夜，报名参加敢死队后，蔡光举当即给远在贵州家中的哥哥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中，他嘱咐哥哥，若自己不幸牺牲，请代他好好照顾家中的老人，并安慰自己的妻子。许多看过这封遗书的战友都为之动容。如今，蔡光举出师未捷便已倒下，难怪与他一起冲锋的蒋先云热泪满襟了。在蔡队长英勇行动的感召下，敢死队员更加忘我，仅用了半个小时，便把军旗插上了淡水城头。 军校一期生、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的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有过一段奇遇。那天，东征军第三师被敌军主力包围，东征军总司令蒋介召闻讯赶去督战，也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敌人重兵的冲击下，东征军第三师全线崩溃，仓皇之下，蒋总司令拔出手枪，要杀身成仁。当时担任护卫连连长的陈赓立即背起双腿发软的蒋总司令边打边突围，一直背了好几里地才摆脱了危险。后来，陈赓又不顾安危，化装突破敌人重围，到160里外的东征军第一师送信，历尽艰辛找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蒋介石救了回去。这一段救命恩情，令蒋介石感激了许久。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蒋介石多次劝降未果，在宋庆龄的过问下，他竟有意无意地放了陈赓一马。 东征英雄蔡光举的遗体后来被运回黄埔岛平岗万松岭特别安葬，70多年来，他一直安卧在一片绿树丛中。在他的坟茔旁边，是庄严肃穆的东征阵亡烈士墓，这里长眠着237位在两次东征中献身的国共两党的英魂。据查，两次东征中，黄埔军校师生共有586人战死，未被马革裹尸的其它349位烈士，想必是埋在粤东的巍巍青山里了。70多年后的今天，每年都有不少垂暮老人及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到这个被称作“小黄花岗”的烈士墓园凭吊，白酒黄花，表达了人们对昔日国共两党为国民大革命鲜血交流、生死与共的那段历史的怀念。国共两党先烈同埋一穴，共享后人祭奠景仰，在中国恐怕是仅此一处了。 也许，这就是国共两党都要发扬的“黄埔精神”的注脚。

一间奇特的军校

一位业余时间常在黄埔军校做导游的朋友向我说起一件事，一天，一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在黄埔军校大门前听完他的介绍，竖起大拇指 赞道：“黄埔军校是世界上三间最著名的军校之一。” “请问是哪三间？”朋友饶有兴致地问。 “第一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它培养了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名将，第二间就是你们的黄埔军校，它造就了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批国共两党的领袖，第三间是英国皇家军事学院，丘吉尔总统、蒙哥马利元帅都曾在这家学院就读。” 不久，我的这位朋友在同一地点接待了一位日本客人，他将那位美国客人的见解与这位日本客人进行交流，这位日本客人听后连连摆手说：“不，不，世界上最著名的军校只有两间，第一间就是这间黄埔军校，第二间是我们日本的士官学校。”他说完这番话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及不少教官都曾在日本留过学，个中意思，不讲自明。我朋友笑着回答他：“请别忘了，当年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以失败告终的。”那日本客人也笑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其实，世界上的军校究竟那一间排行第一，那一间排行第二，靠简单的比较是分不出来的，黄埔军校在世界上排行第几，我们大可不必去探究，但同一间军校的师生、经历过鲜血交流、生死与共之后竟然反目成仇，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在血与火中拼个你死我活，并由此影响着一个泱泱大国几十年的发展史，这样的军校在世界上铁定是绝无仅有的。 从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到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的4年间，黄埔军校在黄埔岛办了6期，共招收学生12000人，其间毕业了5期共7300人，其余的4800多人于1927年后先后毕业。这12000多人经过东征、北伐、抗日战争和两次国共内战共25年的战火洗礼，到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时，剩下来的实在为数不多，而这些有幸存留下来、昔日同是根植在黄埔土壤的幼苗，又都各自成了支撑两个不同营垒的栋梁，有的还成了中国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军事或政治巨子。 我们不妨去查查国共双方与黄埔军校有关的“名人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董必武、李济深、陶铸、郭沫若、李富春、程子华、许德珩是黄埔军校师生；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十大元帅中，有一半也是黄埔军校的师生，他们是：徐向前、聂荣瑧、陈毅、叶剑英、林彪；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三人是黄埔军校学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黄埔军校学生有周士弟、陈奇涵、杨至成、陈明仁、张宗逊、宋时轮、郭天明、陈伯钧。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将领，包括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在内，大部分都出身黄埔，被称为“八大金刚”的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十六飞虎”、“十三太保”的汤恩伯、李黙庵、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陈大庆等，均是黄埔军校学生。 1989年6日，解放军上校王永钧编著了一部《黄埔军校三百名将录》，收录了国共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校教职员及第一至第六期学生中产生的国共双方著名将领的生平事迹，共计有325人入选。正是这些“黄埔人”，领衔主演了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现代史。

黄埔军校旧址，有一条感情之弦

也许是自己的父亲也曾在黄埔军校泡浸过的缘故，长久以来，我对浏览黄埔军校史迹有着浓厚的兴趣。十多年的寻觅翻阅和耳闻目睹中，我深深感到，在黄埔军校旧址里，有一条无形的、巨大的感情之弦，不少寻道者来到这里，心灵都会和着这条感情之弦，产生强烈的颤动。 1984年6日21日，刚在北京参加过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批黄埔军校老校友移步南下，来到了黃埔岛。已经90岁高龄的一期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仙洲，坐着轮椅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对负责接待他的人说：“这里的环境最令人怀念，树上蝉鸣鸟叫，江风特别清新，还像年60前我们读书上课时一样，一切都挺顺耳的。”6月初，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时，李仙洲正在济南的家中养病，校友们怕惊动他，没有邀请他参加有关活动，他知道消息后，硬要家人陪他到北京参加成立大会。这次南下，大家劝他不要来，可他还是坚持来了。一路上坐火车转汽车，还要过船渡海，这几千公里的路途，对于一个90岁高龄、坐着轮椅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艰岖。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来，他悄声对接待人员说：“生我的是父母，育我的是黄埔。” 由于校本部那时还未修复，纪念仪式安排在八卦山上孙总理纪念碑前的空地上进行，在纪念碑的平台上，早就云集了参加活动的黄埔校友，李仙洲舍弃轮椅，在接待人员的搀扶下，沿着纪念碑前101级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平台上的校友都鼓起掌来，有节奏地喊道：“加油！加油！”那情景令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孙中山铜像前，站立着宋希濂、李黙庵、宋瑞珂、文强等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站立着程子华、阎揆要、左洪诪等一批也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共产党员，这些昔日走出校门便分道扬镳、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同窗学友，于刀光剑影远去之后，又聚合在一起。面对着黄埔军校创始人孙中山的铜像，老人们垂手肃立，齐声唱起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没有人指挥，没有音乐伴奏，歌声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响亮。 1986年秋，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城时，与蔡光举一起参加敢死队的一期生郑洞国，趁到广州参观全运会开幕式的机会，携孙子又一次登上黄埔岛，我那位业余时间在黄埔军校当导游的朋友，陪着他来到东征阵亡烈士墓拜祭，没有花圈，老人偕孙子折下树枝，采来野花和野藤蔓，扎了两个花环。他首先来到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前，供上一个花环，并恭恭敬敬地粷了三个躬，然后，他捧着另外一个花环，在我那位朋友的指引下，步履蹒跚地向蔡光举的墓前走去。远远见到蔡光举的墓，老人便大喊道：“蔡大哥，我看你来了！”说着两行老泪便夺眶而出，他一面喊一面趋步到墓前扑通一声跪下。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那一份肝肠寸断的真情，令陪在一旁的我那位朋友也潸然泪下。 还是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接待了一位从德国回来的黄埔老人，当他听完介绍后，指着军校门前的大榕树，诚惶诚恐地说：“年轻人，请帮我一个忙，行吗？”我朋友说：“可以，只要我能办得到。”老人说：“请您爬到树上，扯下一支带根须的树枝，好吗？”我朋友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一支带着根须的榕树枝给了他，老人接过树枝后，又颤巍巍地弯下腰，在军校大门旁边的地上，捧了一把泥土，然后，拿出手绢，小心翼翼地将树枝和泥土包好。老人说：“这是黄埔的土，黄埔的根，我忘不了它们。”就这几句话，把我那位朋友说得热泪盈眶。 其实，不忘黄埔土，不忘黄埔根的，又何止是这些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黄埔人”？这些年来，慕名到黄埔军校旧址瞻仰的人络绎不绝，黄埔军校的丰功伟绩、黄埔军人的旧闻轶事，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我曾经与那位时有轰动效应的业余导游朋友有过一次关于掌声的探讨，他说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黄埔军校旧址作导游，最大的收获便是掌声。我问他可有想过那些掌声的内涵？他不加思索地说，那些掌声里面，包含着尊重、鼓励、更多的是共鸣。我当即为他的这番话鼓掌。我告诉他，几年前，我第一次到黄埔军校旧址参观听他讲解时，曾为他鼓过掌，同时流下了眼泪，正是他的话语与我的心弦发生了强烈的共振，才使得我如此动情。他当即回应我说，热泪盈眶、珠泪挂腮的场面他这些年见得很多很多，黄埔军校旧址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感情场，人们从四面八方老远赶来，并不单是为了看看那个极为普通的军校大门和沾满风尘的纪念碑的，而是想来这里追寻那些将帅成才的踪迹，重温昔日国共两党合作的旧梦，寻找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石。我说，人心思团结，人心思统一，那些因祖国分裂而受创的心灵，正是受震于他在讲解过程中为民族团结、为祖国早日统一而发出的鼓动与呼号，是时代潮流造就了他面前掌声如雷的轰动效应。我的见解，也获得了这位朋友的掌声。

实现祖国统一，黄埔军校是块基石

校本部的重建，使黄埔军校旧址恢复了昔日的光彩，随着时日的推进，将黄埔岛建成以黄埔军校革命史迹为中心的国家级旅游文化风景区的目标，正一步一步实现，不难想见，到那时，黄埔岛上又将是另外一番风景。当然，黄埔军校旧址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早在1995年，这里就被广州市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我看来，它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还担负着另一重任，这重任，负载着历史，承托着未来。 1981年初，曾以撰书披露国民党军统内幕出名的原军统负责人沈醉，外出探亲后从香港返回北京，他到医院探望已病入膏肓的黄埔校友杜聿明，并对杜聿明讲述了自己在香港会见海外亲友的所见所闻。杜聿明听后很兴奋，他对沈醉说：“故旧之间虽然现在政治信仰不同，处境也不一样，但昔日的情谊还是存在的。”他请沈醉代他写一篇文章在香港发表，文章的主旨是：祖国的分裂由我们这些人造成，祖国的统一也应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应该说，杜聿明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一代黄埔老人的心声。可惜的是，杜聿明的意愿未来得及实现，是年5月中旬，他便留下“希望祖国尽早统一”的遗言辞世。 1984年6月，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庆典时，李仙洲曾说过：“只要我还活着，下次庆典，我一定争取再回黄埔。”1994年6月，黄埔军校旧址举行庆祝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时，笔者也有幸参加，可在来宾的名单中，却见不到李仙洲的名字，一问，他已驾鹤西去。这些年中，徐向前、聂荣臻、郑洞国、宋希濂等一批黄埔老人相继辞世，历史的参与者、历史的见证人，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但是，历史还在。历史远去了，现实和将来却逼在眼前。1997年7月1日很快就要到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愿望即将实现，香港回归后，澳门的回归也为期不远了。但台湾呢？这风云变幻的小岛实在令人牵肠挂肚。 杜聿明说得好：“祖国的分裂由我们这些人造成，祖国的统一也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我觉得，时至今日，杜聿明这句话的后一个“我们”，应该还包括至今还健在的“黄埔人”和所有的炎黄子孙。祖国统一，大势所趋，促进祖国统一，匹夫有责。黄埔军校的创办无疑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晶，而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看来，也在黄埔军校开办初期“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中已初露了端倪。由此可见，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黄埔军校举足轻重，可以说，重建国共两党合作大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黄埔军校是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我曾与那位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在黄埔军校旧址作导游、对黄埔军校史迹亦颇有研究的朋友讨论过一个十分有趣而有十分严肃的话题：将来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国共两党实现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国山河一统，阳光普照，到时，一定要立一块巨碑以资纪念。这块象征中国统一的巨碑应立在何处？ “就立在黄埔岛上！”我那位朋友说。 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至于理由，既简单又复杂，恕我不在这里赘述了。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一句：在黄埔岛上，有一块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石，那就是黄埔军校！ 不久前，我曾应一位作曲家之邀，以黄埔军校为素材，写了一首歌词，现抄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站在军校门前， 看江风把一江春水吹皱。 江风吹乱我额前的白发， 吹不走那峥嵘岁月萦绕心头。 吹不走，同窗夜读灯如豆， 吹不走，校场晨操热汗流。 吹不走，东征北伐杀声吼， 攻城夺地把战旗插上敌城头。 吹不走，烈士墓前草青青， 多少回梦里呼战友。 情曾相透，血曾交流， 无奈何风云变幻难聚首。 有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 问可否相逢一笑泯恩仇？ (1996)

童年往事

我知道，与我同辈的许多人，他们的童年每天都很幸福，幸福到现在想回忆几件特别的事也找不到，而我的童年却很悲苦，悲苦得很多事都刻骨铭深、想忘也忘不掉。诚然，而今七十己过，童年往事已是一朵飘得很远很远的云，里面的一切都被无情的时光之风弄成碎絮，其中的酸味、咸味、涩味、苦味也被漂洗得不像以前那么浓烈了，甚至有时与人谈起那些事来，还会忍不住哑然笑出声来，不过，这些笑声是沾着泪水的。 趁那朵云还未悄失，姑且掬取其中几缕，供后人作笑料之用。

破屋与水井

我童年住的房子原是外婆从别人手中典来的，所谓典，既不是买，也不是租，而是屋主收了一定数量的钱，订明多少年后赎回，若到期不赎，这屋便算买断。我们从广州回乡没地方住，就住进了外婆的这间房子，据说屋主在安南(今越南)生活，一直没有回来赎屋，到了土地改革之时，土改工作队便把这房子分给我们这家无房户居住，至此，这间房子便正式属于我们。 这房子很破旧，估摸是清朝初年的建筑，一厅一房外加一个厨房和一个天井，除了厅与房的间墙是青砖外，其余的外墙都是泥墙，有一面泥墙的下截用蚝壳砌成，屋里屋外的老鼠大哥可以在蚝壳的空隙里自由出入。瓦面更是多处漏水，正梁及旁边一条梁已被雨水腐蚀，一到雨水天，便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写的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每到下雨之时，我们都会把脸盆和碗碗砵砵拿出来接从瓦面漏下来的雨水，雨滴打在盆、碗里，叮咚作响，此起彼落，令人心烦意乱，遭逢台风之夜，一家人更是彻夜无眠。 严格说来，我们家的天井并不在屋内，它只是由我们的厨房、大厅，以及两处别人的房子围成的一个空间，甚至有一面别家的房子还开有一个门口与这个天井相通。不过，说它不是天井也有些冤枉，因为这空间的地面是砌上石板的，地面也有暗渠与外面相通。由于时间久远，这天井的暗渠已被堵塞，每当下雨，这个天井便成了室内池塘，雨停后，为了恢复天井原貌，我们只得将天井里的积水舀进糞桶里，一桶一桶地由两个人抬出屋外的沟渠倒掉，有时遇上豪雨，雨中就得往外抬水，不然就会“水漫金山”，让水淹上厨房和厅堂来。人们常说“以水为财”，这句俗话给了我们这个贫穷之家莫大的讽刺。 这房子虽然破旧，但里面却藏着一个千金难买的宝贝，那宝贝就是打在天井里的一眼水井。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井是非水乡农村的标配，不过，在很多地方，井都是公众的建筑物，而并非每家都有，而偏偏在我们的家中就有一眼，所以，可以说，在我童年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家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的便是水，如果“以水为财”在这里说得通，这眼水井便是我们家最大的财富。 这水井应该有一段历史了，用红砂岩砌成的井栏一尺高左右，呈正方形，天井的地板也是用红砂岩砌的，由此可以猜度，打这眼井的年代不是明朝便是清初。这眼井的水很丰盈，水面时常与天井地面持平，很多时候不必用铁桶往井里打水，拿个水壳随手也可在井中舀水来用。 说实在的，这眼井给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以极大的方便，村民家中一般都备有水缸，生活所需之水多是等潮水涨时到河涌里挑回家中，冬季还要受咸潮之苦。而我们家中从不备水缸，足不出门，水便随手可得，且不限量供应。井水冬暖夏凉，遇到极寒的天气，井口烟雾腾腾，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夏天，井水冰凉，用它洗澡，水一沾肤便爽遍全身。 其实，这眼井虽然坐落在我的家中，但并不为我们一家独用，同住一巷的邻里，甚至有住得更远一点的街坊，也都会来这眼水井打水，村中有一种说法，用井水煮菜汤，菜会特别好吃，所以，即使那些习惯挑河涌水用的村民，也会特地来这里打上一桶井水回家作煮菜汤之用。我家的大门开在厨房一侧，井在天井里，要进天井，必须要先入厨房的大门，通过厨房才可到达，为了方便街坊随时可来打水，家中无人时，除了关闭厅门外，我们家的大门很多时候都是虚掩着的，家中最重要的米缸放在在大厅的墙角里，厨房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门户开放”实在也大可无妨。不过，有一次，母亲为了招待帮忙到稻田中耕除草的邻居，早上特地买了一块猪肉放在厨房的饭篮里，中午回家时却发现那块猪肉不见了。母亲是个极宽容的人，猪肉给人偷去了，她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跳起来骂街，咀咒偷猪肉的人“吃了穿肠烂肚”，大门以后还照样虚掩着。 话得说回来，那眼井虽是我们家中之物，但却一直得到邻里的合力维护。按农村的可惯，每过几年，都要淘一次井底，把井底的淤泥及无用之物清掉。淘井是一项很特别的功夫，时间要选择年底天旱水枯之时，首先要将井中的水打干，然后淘井的人才可下到井底工作，大人体壮，在狭窄的井中难以施展手脚，所以下井的人一般都是小孩，而这小孩又要手脚麻利，在尽量短的时间完成清淘工作，这并不是每个小孩都能胜任的，像我这样瘦弱的人，就被排除在外。淘井的小孩一般都能获得五角至一元钱的报酬，年底天寒，出井后，他还能吃上一碗猪油姜絲鸡蛋炒饭，以驱身上的寒气。每到这时，常来打水的邻里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帮忙打水的，有在井口吊运淤泥的，有出一角、两角钱的，有负责炒饭的，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直到水井清淘完毕。 这眼水井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润泽着我们的生活，直到我们长大成人离开了老屋。

一家五口共用一双木屐

上世纪50年代初，从未在田间劳作过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从广州回到故乡耕田度日。由于收入匮乏，吃饭穿衣人多，家中一贫如洗。 那时未见塑料拖鞋，只有用木头造的木屐，而木屐又分上了漆、画上花草的花屐和没上漆的白板屐两种。一双花屐的价格要比白板屐贵得多，我们家穷，拥有的只能是白板屐，而且只有一双。白天，母亲和我们四个小孩一律都打着赤脚，下田的下田，上学的上学，在街中疯跑的在街中疯跑，这与村中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到了晚上，一家五口只有一双木屐的难处便凸显出来，为了不让有的人洗完澡赤脚在地上行走，然后双脚沾满尘土地爬到床上去，只得五个人排着队轮流洗澡。 本来，第一个洗完澡的人可直接上床休息，木屐交由第二个洗澡的人使用，如此类推便是，但母亲并没有这样做，她在房间门口的旁边安放了一把拱手椅子，让第一个洗完澡的人穿着木屐坐到这把椅子上，木屐交给第二个洗澡的人穿，第二个人洗完澡后，负责把第一个洗完澡的人背到房间的床上，然后自己再回到房屋门口边的椅子上坐着，木屐再交给第三个洗澡的人穿，第三个洗完澡的人再把第二个洗完澡的人背到床上……母亲虽然瘦弱，但比任何一个孩子都重，孩子们谁也背不动她，加上她晚上还有许多家务要做，所以，她总是最后一个洗澡的。很多年过去之后我才醒悟，母亲为我们设计这个“背人游戏”，除了缓解木屐荒之外，实在还有培养孩子之间友爱互助的目的。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已仙逝，木屐在中国已难见踪影，但那张拱手木椅，至今仍放在母亲最后住过的那间老屋里。

“巡查大贼”

晚上洗过澡上床后，除了睡觉前需要小便外，我们几个孩子便很少再下床去，家里没有任何玩具和课外读物可供大家消遣，睡觉前的一段时光，有时母亲会讲一段故事，《一千零一夜》、《老虎唔怕最怕漏》、《卖屁香》、《贪心不足蛇吞象》……一晚讲一段，讲完一个故事接着讲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 有时为了换换口味，母亲也会与我们四个小孩在床上玩一种叫“巡查大贼”的游戏。这个游戏，几十年来，除了我们家之外，还未听说有谁玩过。 这个游戏的玩法是：根椐参加游戏的人数多少，设计好“巡查”、“法官”、“大贼”、“地保”、“打手”等角色，然后将这些角色的名称分别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再将小纸片搓成纸团，所有纸团混在一起打乱后放到床上，参加游戏的人每人抓取一个纸团，然后各人暗自打开，看看自己抓到了什么角色。看过纸片里的字后，除了“巡查”举手表明身份外，其余的人都不许作声。这时“巡查”会说：“根椐街坊报案，最近这里不见了一只鸡，(或一头牛，或一颗珍珠、一件衣服……)上级派我到来将贼人抓拿归案。”说完，便一本正经地对其他几个人进行“审视”，最后根椐自已的判断，煞有介事地锁定某人是“大贼”。“巡查”锁定以后，大家便把手中的纸片公开，若给锁定的人果真是“大贼”，“法官”便根据“大贼”所“偷”东西的价值来进行“判决”，“刑罚”是打多少下手掌，“行刑”前，“大贼”还得悔过认错。“法官”“判决”之前，会征求“地保”的意见，看这“大贼”是不是“惯犯”，如果“地保”说这“大贼”是屡教不改的“惯犯”，“法官”便判重些，多打几下，如果“地保”说这“大贼”是初犯，“法官”便判轻些，少打几下。“法官”判决之后，“刑罚”交由“打手”执行。倘如“巡查”锁定的人不是“大贼”，捉错了人，“法官”便以“玩忽职守”罪对他进行判罚，若被错捉的人只是“地保”或“打手”，“法官”一般会判得轻些，若被错捉的人是“法官”大人自己，“可怒也”，那判罚就重了。 这个游戏前半段的气氛较为紧张，因为谁也不愿当上“大贼”，一不留神当上“大贼”的，也不想让“巡查”捉到，这时候，大家的心都在“卜卜”地跳。到了下半段，便是笑声不断了，这笑声，来自各个角色自己即兴创作的“台词”，“巡查”的宣布、“法官”的判决、“地保”的调解、“大贼”的悔过求饶、“打手”的呼喝，都有不少笑料。 “巡查大贼”这个游戏，不单令我们可以苦中取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小小年纪便知晓作奸犯科要受惩罚，用现今的话说，是接受“法制教育”，60多年前母亲便懂此法，可见她用心良苦。

番薯兼饭

我至今仍不知道，“番薯兼饭”这个词，是母亲发明的还是坊间早有存在，总之这个词我是从母亲的口中听来的，但极少从别人口中听过。“番薯兼饭”说的是米不够，为了把饭煮得多一些，把切成块状的番薯也放进米中一起煮，生米煮成熟饭后，番薯也就混杂在其中了，吃饭时，米饭和番薯混搭在一起吃。 上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我们家也分得五亩八分处于边远地方的瘦田，一家五口就靠这五亩八分田过日子。母亲自幼在广州长大，从未干过农活，回乡后，“马死落地行”，正是要农具缺农具，要技术没技术，田里的收成自然差，一年下来，除去必交的公粮和必卖的余粮外，便所剩无几了，所以，作为主粮的稻谷，每年都有较大的缺口。为了弥补粮食缺口，使孩子们不至于挨饿，母亲便从同村人手中或到墟场买回一些便价番薯，实施“番薯兼饭”策略。那时常见的番薯，有大白、暹岗红、花心等品种，这些品种，以暹岗红最好吃，而以大白最普通，大白番薯味淡，但产量高，故市价也便宜，我们吃大白番薯为多。 “番薯兼饭”比起纯正的白米饭来说，当然难吃，特别是饭中番薯的比例过多的时候，多吃几餐以后便很难下咽，况且，它远不及白米饭顶肚。“番薯兼饭”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屁多，由于番薯难以消化的原因，吃过“番薯兼饭”后，肚中之气陡然多了起来，这些气时不时会控制不住跑出来，令人十分尴尬。不过，家贫如斯，饱肚是第一要务，到了这时，还顾得上什么尴尬不尴尬？幸亏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饭量都不太大，有了“番薯兼饭”这个“法宝”，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似乎还未有挨饿这个概念。不过，为了孩子能吃饱，母亲有没有挨过饿，就不得而知了。 从“番薯兼饭”生发开去，母亲还煮过“芋头兼饭”和“荷圆豆兼饭”。荷圆豆有人又称红花豆、雪豆，其样子与现在平常用来作菜的荷兰豆相似，只不过豆荚里的豆通圆壮实，收获后，把豆荚剝开取出豆粒，晒干后食用。记得那时我们比较喜欢“荷圆豆兼饭”，一来荷圆豆比番薯好吃，二来吃饭的时候，可以将兼在米饭中的豆粒挑出来，吮去粘在豆粒上的饭粒，将豆粒存放起来，待饭后权作零食吃，这也算是苦中取乐吧。不过，荷圆豆的价格比番薯的价格要贵得多，因此，“荷圆豆兼饭”并不是常常可以吃得上的。

母亲为我理发

头发长了便要剪短，这是人之常情，尽管我们住的村子也有一间设备齐全的理发铺，但我那时有很多年都无缘光顾，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家贫。 头发长了，我也明白该把它剪短，但我不敢向母亲要钱到理发铺去，我知道，为了我们姐弟四人的吃饭、穿衣和读书，母亲已捉襟见肘，就是几分钱也拿不出来了，大热天，头发太长会觉得很热，我也只好忍着。 有一天，母亲拿着一把平日缝补衣服用的剪刀，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快成为长毛贼了，来，我替你把头发剪短。”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长毛贼”是清代留下来的称呼，指的是造反的太平天国战士，太平军与清廷的法律对抗，战士统一不梳辫子，头发披散开来，清政府便指他们为“长毛贼”。在农村，女人要剪头发通常都是在家中用剪刀完成，我的两个姐姐和妹妹的头发长了，就是母亲用剪力替她们剪短的，而男人要剪头发基本都会去理发铺或光顾过街的“剃头佬”，母亲用普通剪刀替我剪头发，这在方圆百里，恐怕是绝无仅有。 我很顺从地坐在母亲身边，任由她操着剪刀把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剪下来，直到她说：“行了。”才起身离开。母亲没有受过专业理发训练，所用的剪刀又是普通剪刀，头发虽然剪短了，但一岩一巉的，显得十分异相。 走到街上，很快便引来不少异样的目光，回到学校，更惹得同学的围攻和嘲笑，有说“屎塔盖”的、有说“辣喱头”的，难听的话语铺天盖地而来，上课时，坐我前边的同学不时回头向我张望，坐我后面的同学不时发出笑声，令我无地自容地低下头来。幸好班主任何老师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她在给予我支持目光的同时，又及时制止了嘲弄者的恶作剧，她怜爱的目光，令我重新抬起头来听课。 以后的几十年间，无论是在农村或是在城市生活，每当需要理发时，我从不光顾高档的理发店而只是到一些极普通的理发档里去，我明白，不管这些档口怎样低下，理出来的效果，一定会比当年母亲用普通剪刀替我剪的效果要好得多，有此，我便很满足了。

辛酸的红领巾

母亲天天要开田干活，两个姐姐在学校读书，妹妹年幼，征得校长同意，大姐姐便把她带到学校，上课时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唯独我不大不小，只好留在家里，这让母亲很不放心。所以，我刚满六岁，母亲便把我送到学校。 按规定，孩子满七岁才可进入小学读书，我未够七岁便进入小学，应该是学校的卢校长出于同情，为我们家打开了方便之门。入学年龄虽然给予宽限，但入学考试还是要循例进行的。卢校长亲自作我的考官，其实考试也很简单，除了询向姓名、年龄外，不外就是数数“1、2、3、4、5……”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卢校长随手从胸前摘下自己的钢笔，然后把笔套旋出来，与笔杆放在一起，让我说出那支长那支短。当然，这些都难不到我。 学校设在村中一个由几个祠堂组成的祠堂群里，一年级的课室在祠堂群旁边，那里原是一个小书室，它的前边是学校的操场。其实，一年级当时也称一年班，因为村子不大，入校读书的人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而已。那时学校也很穷，设施简陋且残缺，我进入一年级时，班里还未有课桌，学校就地取材，把原本悬挂在祠堂墙壁上的木匾取下来，再用砖头将木匾两端承托住，这就成了课桌，学生则席地而坐。这些木匾的材质不错，十分富有弹性。开学不久，一次课间休息时，十来个顽皮好动的学生一起坐到一块木匾上，一齐用力让木匾往下压，然后又让它弹起来，开始时大家用力不大，木匾一上一下弹来弹去，煞是好玩，越玩下去，大家用力越来越大，岂知正玩到兴起时，木匾发出“咔嚓”一声巨响，瞬间断为两截，坐在上面的人都滚到了地上…… 二年级上学期的一天，班主任告诉我，我被吸收进少年先锋队了，听了这个消息，我暗暗高兴了一阵子，不过，我很快便发起愁来，原来，凡是新入队的队员都要在周六的全校大会上集中上台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时，监誓人喊：“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宣誓人则喊：“时刻准备着！”宣誓仪式上，新队员除了喊誓词之外，还必须佩戴红领巾。别的新队员得知自己被吸收入队后，己交钱给老师购买新的红领巾了，我知道，母亲连我理发的钱也拿不出，那有钱给我买红领巾？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把要佩带红领巾参加入队宣誓仪式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顿时沉默了。母亲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开，看得出，她的心情跟我一样沉重。到了晚上，母亲告诉我：“你有红领巾了，星期六放心去参加入队宣誓仪式吧。” 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如期在周末的校会上举行，新队员列队走上主席台，由担任辅导员的老师为新队员一一佩戴红领巾，我低着头站在队列中，也如愿地系上了一条。宣誓开始了，当我把一直低着的头抬起、高举右手行队礼的一刹那，我忽然发现，我周围的人脖子上的红领巾都是新簇簇的，而唯独我胸前的那条红领巾却是旧的！ 宣誓仪式结束后，辅导员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这条红领巾是你大姐戴过的，她昨天提前退队了。” 大姐比我长四岁，此时离小学毕业还有一个多学期。

捡破烂

见到母亲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以及让我们有书读搏尽全力仍然千苍百孔,我总思量着能帮上一把，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无奈年纪小小，身体又瘦弱，难以有大的作为。 有一天，听见有过街的收买佬在街上喊：“收买烂铜烂铁、玻璃酒罇药水罇、旧书纸、烂胶鞋，烂一烂都买呀！”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去捡些破烂去卖，以换取丁点零钱，为自己买些急需的文具？决心既定，便立即付诸行动。 那时候农村鲜见化肥，农田要施肥料，除了自备的农家肥外，多是花钱到广州市区购买大糞或垃圾，而又以购买垃圾的居多。城市垃圾包括工厂垃圾和居民生活垃圾，成分很复杂，也可说是很丰富。除了烂菜叶、猪骨头、鸡毛、鸡骨头、烂衫、烂布、烂鞋、用过的牙膏管、各种玻璃瓶子等生活垃圾外，还有一些从工厂或手工业作坊清理出来的旧电线、废开关、铝片、铁块等，当然还有一些砖头瓦渣等等废弃物，这里面有不少东西，都是收买佬要收买的，那时还曾听说，有幸运儿还从垃圾里扒出过金戒指、金项链来。 垃圾通常都是从水路用船运回村外的空旷地方堆放，经过堆沤和分拣两道工序才挑到田里施放，而这堆沤的时间则要半个月以上。要想在一堆垃圾里淘出可卖钱的东西来，就必须要抢在分拣之前，在堆沤期间下手，而这时，也正是垃圾最臭不堪闻的时候。除了臭，这些垃圾还极不卫生，一般的细菌不必说，里面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诸如带血的绷带、口罩、胶手套等医疗废物，为了能淘到值钱的东西，我从来不管这些，只要有所收获，便觉得十分开心。 我从来不捡像玻璃瓶子、胶鞋底这样一类较大体积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一来不大值钱，二来不好隐蔽，因为干这营生时我是瞒住母亲的。母亲自小在城里长大，又受过学校教育，回到乡下后，虽然穷困，但讲究卫生的习惯从未丢弃，如果知道我去捡垃圾，一定会狠狠地责备。垃圾很臭，在扒和捡的过程中，臭味自然熏染到身上，特别是与垃圾直接接触的那双小手，臭味已渗进指纹和指甲缝里，每次扒过垃圾回家前，我都会在池塘里泡浸和清洗我的手和脚，但洗来洗去，手里还是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回到家中，一双手总是藏着掖着，努力不让母亲发现。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我终于还是被手上的垃圾臭味出卖了，母亲追问我手上垃圾臭味的来源，我只好低头承认去扒过垃圾，结果自然惹来母亲一顿严厉的教训，并声言不准再有重犯。 虽然应允母亲不再去光顾垃圾堆，但我捡破烂换钱的初心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捡破烂的方式。不去垃圾堆，我便走远一点，到一些放过垃圾、栽种旱地作物的地里，一畦一畦地巡视，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些诸如牙膏管、铜线之类的“遗珠”，不过，这时捡到的东西，已被风雨洗刷得没那么臭了。 村子里有几口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鱼塘，按农村的习惯，每过几年，鱼塘都要干一次底，以便清清塘泥，修修塘基。由于是百年老塘，塘基都是由石头砌就，水一干，砌塘基的石头便露了出来。有玩伴告诉我，在这些石头的缝隙里，很多时候会挖到前朝的铜币来。玩伴说的话不无道理，因为农村人有年终扫屋并清理无用杂物的习惯，这些清扫出来的垃圾常常往鱼塘一倒了之，保不准会有一些铜币之类的东西混杂其中被倒进鱼塘而留在塘基的石缝当中。受玩伴的鼓动，我也在干塘之时手拿一支铁枝在鱼塘的塘基石縫中淘挖起来。 有一次，我来到学校旁边的一个干了水的鱼塘里，鱼塘里有不少人正在清理塘底的淤泥。我选择了一段在一棵龙眼树下的塘基开启我的淘宝之旅，我拿着铁枝在石缝中左戳戳右戳戳，正戳得起劲，冷不防塘基轰隆一声塌了下来，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就会被活活埋在石头堆里了。被响声惊动的村民纷纷丟下担子围了上来，连声说我“大命。”正当我脸青嘴唇白地逃回家中时，母亲也到了。不知是谁把我挖塌塘基的事告诉了她，她慌忙丢下手中的工作匆匆赶了回来。母亲从不打孩子，这次也没打我，但她在责骂我时非常动气，一通数落之后，她命我站在挂在墙上的观音像前认错，我乖乖地站在观音像前，默默地忏悔。母亲还得回去工作，临走时，她指着墙上的挂钟说：“一个钟头后才准离开！”母亲离开后，我一个人黙默地站在观音像前，动也不敢动…… 自这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捡破烂了。

打柴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在第一位。我们家的田以种水稻为主，稻草便成了家中煮饭烧水的主要燃料，但一年到头，单是那些稻草并不够用，所以还得去找别东西的来补足，于是便有了打柴这活计。 母亲的精力，全投放在田里的生产上，打柴这些活，便落在我们几个小孩身上。四个小孩当中，以大姐为长，二姐随后，我排第三，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打柴要用肩挑，我与妹妹年幼力嫩，难以胜任，所以，这项活计，多由大姐和二姐去完成，而我很多时候都会跟随在后，一来可做些辅助工作，二来也是主要的，是为了我不至于留在家中无人看管。 我们村子北面是一片只有标高几十米的大小山岗，山岗上长着不高不矮的松树，这些松树都是解放后村民和学生响应国家“绿化荒山”的号召种植的，而松树下面的山坡上，则长着蕨草、山粘、鸡冠花、岗草等等。砍伐松树是犯法的，上山打柴只能割取山上那些杂树杂草。 姐姐上山打柴一般都与一两个好友结伴同行，上到山上，才分开地段各割各的，但一般不会相隔太远，山上寂静无人，遇到事情也好互相照应。到山上割柴草的刀也叫镰刀，但与割水稻的镰刀截然不同，它比割稻的镰刀要阔大，手柄更长一些，刀口是没有齿的，这种镰刀可割可砍，割起山草和小杂树来十分好使。在山上打柴不可莽莽撞撞，特别是见到一片茂密的草丛，要先用扁担或镰刀把草丛拨动几下，看看有没有野蜂飞出来，若有野蜂飞出，说明里面十有八九藏有野蜂巢，那怕这片野草再丰盛，也要忍痛放弃，不然的话，招惹了野蜂，那可不是讲玩的。打到的柴草，收拢起来后用绳子捆成两捆，然后挑下山去。捆柴草很讲究技术，野草杂树一般不会很高，就这样捆起来，柴担会显得“矮小肥大”，不利肩挑，正确的做法是将野草杂树“接驳”起来，增加柴草的“高度”，这样捆起来的柴捆才会变得修长，方便操作。 打柴的另一个内容是扒树叶。山岗的下面是大片大片的果林，种满荔枝树、乌榄树和白榄树，这些果树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每天都会飘下不少落叶，这些树叶晒干后便是很好的燃料。扒树叶的工具不是镰刀而是柴扒，扒到的树叶不好捆绑，只能用箩筐装载，不过将树叶装进箩筐又是一项技术活，这活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屈柴”，随便把树叶放进去，树叶松松垮垮，一只箩筐装不了多少，正确的做法是，先将箩筐装满，然后人进到箩筐里，借用身的重量用脚把树叶压实，压实后再放入树叶，一层一层地压，直到压满箩筐，若还有树叶还未装进去，便要进行“打插”，方法是，用手将树叶一把一把地收拢，屈压成一小团，些后将这树叶团顺着箩筐边沿用力插下去，待箩筐周边都插满了树叶团，再把树叶团插到箩筐中间，让树叶团互相挤逼在一起，用这样的方法“屈”，树叶可多装一倍以上。 我跟着姐姐打柴，除了做些收拢柴草树叶的工作之外，基本上是玩的多，山上长着鸡冠花，它的花瓣里藏着不少蜜水，我会在山上寻找盛开的鸡冠花，把花瓣抜出来，把甜丝丝的蜜水吮进嘴里。山粘是遍布山岗的一种野果，它成熟的时候，我会脱下头上的帽子，把采摘到的山粘用帽子盛着，然后走到树荫底下饱餐一顿，直吃到嘴角被山粘汁染成紫色。山上还有一种叫作藤酸仔的野果，成熟前显青色，此时吃它又酸又涩，成熟后呈暗红色，吃到嘴里酸酸甜甜的，不过，我常常会把一些还未成熟的藤酸仔采回家中，采回去不是吃而是用来作“啪啪筒”的“子弹”。啪啪筒是村中孩子自制的一种玩具，用一截半尺长的小竹竿制成，分“啪筒”和“啪芯”两部分，其形状和操作原理跟打气筒差不多，将藤酸仔塞进“啪筒”里，利用“啪芯”压逼“啪筒”里的空气，将藤酸仔逼出来，此时，“啪筒”会发出“啪”的一声，藤酸仔便像子弹出膛一样，射得很远。 山岗或果园离家都很远，小孩力嫰，很难一口气将收获的柴担挑回村中，中途定会作一、两次休息，一般说来，姐姐和同伴们第一次休息都会选定在路边一眼山泉的前边，喝几口甘甜的山泉水，用清澈、冰凉的泉水洗把脸，然后继续挑担前行。第二次休息铁定在一个叫“新墟”的地方，这“新墟”全称叫“鹿步新墟”，清代番禺县鹿步司曾在这里设过一个墟场，故得此名，不过，时移世易，这时的“新墟”已不是什么墟场，而是一个种满荔枝、白榄、乌榄、青梅、终日浓荫遮盖的果园了。 我们休息的地方在一棵高大的乌榄树下，这里的地面是一片白色的沙地，沙子细细的，紧实而平整，拿起一根树枝可直接在地面上写出清晰可辩的字来。几乎每次在这里休息，我们都会玩一个叫“天下太平”或“解放台湾”的游戏。 “天下太平”这个游戏可由两个或多个人玩，具体玩法是：通过猜“包、剪、锤”(即石头、剪刀、布)决定胜负，胜者在地面上写上一笔，谁先写完“天下太平”四个字，谁就是赢家。 “解放台湾”这个游戏也可由两个或多个人玩，具体玩法也是通过猜“包、剪、锤”(即石头、剪刀、布)决定胜负，胜者先在地面上筑(画)炮台，每胜一次画一笔，炮台要筑三层才算完成，筑完三层炮台便架(画)炮，有炮之后便可以攻击对方，每胜一次可摧毁对方一项设施，如将对方所有设施都摧毁了便算最后胜利，“台湾”也就解放了。游戏开始前，并没有规定谁是“台湾”，总之胜者为王敗者为寇，谁被全部摧毁了谁就是“台湾”，不过，由于猜拳的胜负手很难做到一边倒，这次你胜，下次我胜，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互有损伤之余，在一个休息时间内，很难做到把对方的设施全部摧毁，所以，每次游戏都是不了了之。 除了跟随姐姐到山上或果园打柴之外，待我年纪稍长一点之后，我也有自己去打柴为家庭作贡献的时候，不过，我不是上山割山草或到果园里扒落叶，而是到果园的果树上拗取干枯的树枝，按村里人的说法，蕨草、岗草、松树及白榄树、乌榄树、荔枝树的落叶一律称为“软柴”，而树技、木头一类便称为“硬柴”，“硬柴”多在煲汤时用，也是家中厨房之必需品。拗枯树枝要爬上树，一般女孩子做不到，这时，只有我们男孩才派上用场。白榄树、乌榄村长得很高，枝丫较脆，一般人都不敢往上爬，唯有荔枝树相对长得较矮，其枝丫的韧性也大，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们拗枯树枝，基本都是爬上较矮的荔枝树上。毕竟，爬树是一件充满危险因素的事，素来胆小的我，上树拗枯树技的活，我实在干得并不是太多。

等“解放”与看“踩屐”

母亲喜爱文艺，她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们。那时农村娱乐不多，村里每月由区电影队放一次电影，可算是文化大餐了，不过，这份文化大餐，我们却享受不了，原因很简单，买不不起五分钱一张的入场票。 那时村里未通电，电影队自备柴油发电机，在电影场的外边发电，用电缆把电送进电影场里。电影场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里，凡是人有可能进入的地方都由民兵把守着，只留一个购票口供观众进场。记忆中，那时母亲极少光顾电影场，但却鼓励我们去，我们买不起票，只能在场外“听”，电影场用的是高音喇叭，声音传得很远，那时放的大都是战斗片，从一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枪声、爆炸声，“呯呯嘭嘭”、“轰轰隆隆”，只听见声音，看不到影像，撩得人心头痒痒的。 大概是为了照顾无钱买票的人也上看上一会儿电影，电影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场电影通常要放四本片，每放到第三本的一半时，购票口便打开“闸门”，让无票者进场把剩下那部分看完，这一个扶贫措施，人们戏称为“解放”，由于有“解放”这一支“歌”唱，所以，很多像我们一样无钱买票的人都会在购票口前等候“放闸”，这一举动名曰“等解放”。 通常负责卖票的都是电影队的人，电影开映后，来购票的人便很少了，这时，卖票者一个人坐在那里会觉得很无聊，于是便无话找话地与等“解放”的人答讪，开开玩笑。时间长了，也许是同情等“解放”的人，有意放这些人一马，也许是为了把自己手中的“生杀大权”用到极至，获取更多掌权者的快感，卖票者想出了一个让无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进场的办法，就是由他出一些智力游戏题，谁答对了谁便可以进场看电影。大概是因为平日我爱动脑筋的缘故，不管卖票者出于什么心态，对于他的做法我都持欢迎态度，并积极参与其中。记忆中我曾答对过一、两次，在众多等“解放”的人中脱颖而出，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快步溜进电影场，对于一些自己无法解通的难题，我会带回家中与母亲或姐姐们讨论。 由于自己很多时都是个等“解放”的人，那时候放的很多电影我都是只看过后半部分，但片名我是记得的，如《翠岗红旗》、《白衣战士》、《钢铁战士》、《智取华山》、《万水千山》…… 除了等“解放”看半截电影外，村中还有一个可供我接触文艺活动的去处，那就是看村的业余戏剧组排剧。大概是因为粵语中屐与剧同音的原因，村中人把“排剧”说成是“踩屐”，实在有趣得很。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打仗，而对于搞政治运动，却是三军未动，宣传先行，为了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当地政府都很重视宣传，由于村民大都喜欢看被称为大戏的粤剧，所以，那时几乎每个村子都成立戏剧组，自己排演粤剧。我所在村戏剧组的排练场设在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祠堂里，除了排演配合政治运动的节目之外，也排演传统的粤剧，以便在中秋节或过年时上演，增加村民的节日气氛。戏剧组只是业余性质，排演也只能在每天晚饭后进行，一个戏往往要排足一年长才可上演。 戏剧组的活动除了吸引一些爱好粤剧的人参与演出外，也吸引不少人在旁观看，我那时便时常牵着大姐的衣角，于晚饭后去那间祠堂看“踩屐”。排演粤剧自然要响锣鼓，锣鼓虽然吵耳，但也很醒神，所以每次看排演都不会犯困而能坚持到当晚排演结束。那时年纪尚幼，自然不懂什么锣鼓、唱腔、台步、做手之类，也记不清其中的戏文与唱词、道白，但排演的剧名我是记得的，计有《红花开遍凯旋门》、《断臂说文龙》、《花荣大闹清风寨》、《七虎渡金滩》、《北地王哭太庙》…… 不少年纪稍大、常常在一旁观看“踩屐”的人，随着时日的推进，后来都进了戏剧组，有的还担上了主角，尽管大姐看完“踩屐”后能哼上几句，甚至还能点起煤油灯在屋前的空地煞有介事地模仿一番，但阴差阳错，她始终没有进入村中的戏剧组担任什么角色，倒是几十年过后，我与她都能在粤剧私伙局里一展歌喉，甚至还能登台表演，这迟来的果，不能不说是那时在看“踩屐”时种下的因。

戽凼与垂钓

为了帮补家庭，除了捡破烂之外，我做得最多的便是戽凼和垂钓了。戽凼只是一种活儿的叫法，其内容是捕捉鱼虾，而垂钓的内容除了钓鱼之外，还有钓河蟹，也就是当地人说的钓扁捺。 先说戽凼。顾名思义，戽凼就是将凼里的水戽干，然后捕捉凼里的鱼虾。锄头、戽斗、鱼笭是戽凼的必备工具，我们家除了母亲每天都要使用的一把锄头外，那些工具都没有，即使有，因我矮小瘦弱，断不能一人独自去完成一次戽凼工作，所以，每次外出戽凼，我都与玩伴结伙同行。 常跟我一起去戽凼的玩伴叫润福，他的家境比我好得多，土改时评了个中农成分，家中的一切都得以保留自用，不似被评了地主和富农成分的，家具、农具要充公分给贫雇农，所以，每次出动，所有工具都由他带。按村中人的讲法，润福是个十分“招腥”的人，每次出动都不会空笭而回。我明白，润福之所以“招腥”，主要是因为他戽凼的经验丰富。 我们戽凼的地点，多在田野的水坑和小溪，水坑是死水，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只需分段把水戽干便可搜捕坑中的鱼虾了，而小溪的水则是流动的，这就需要在上游筑一条临时的拦水垻，把水流截断，然后将目标地段的水戽干，再将鱼虾捉捕。戽水容易，只需付出气力便可以了，但筑拦水垻却很讲究经验和技术，首先，要选择好筑垻的地点，这地方既要方便取泥作坝，又要有足够容积贮水，其次，要判断好坝的高度，以便在把目标地段的水戽干的时间内把水拦住，最后，还要把垻筑得紧实牢固，不至于中途渗漏或崩溃。润福体壮，且经验丰富，筑垻的工作基本都是由他敲定和实施，我只在旁边做一些辅助工作，到了戽水的时候，则是轮着干，谁戽累了就一旁歇息，轮到另一个人戽，水戽干了大家一起搜捕溪里的猎物。下水捉鱼时我最怕遇到水蛇，一见到有水蛇我便缩在岸边不敢下去，但润福不怕，很多时候他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揪着水蛇的尾巴，一下子把它扔得老远。除了水蛇，蚂蟥也是极讨厌的东西，我虽不怕它，但很多时候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它光顾而付出了血的代价，被蚂蟥咬过不是止了血便可了事，那伤口要痕痒好几天，特别是晚上让灯光照到，痕痒感会马上加剧。 也许是因为生活环境过于窄小的缘故，水坑和小溪里的鱼类品种并不多，无非是塘虱、泥鳅、鲫鱼、蓝刀、虾等几种，运气好时会捉到黄蟮或白蟮，但个体一般都不会太大，所以每次的收获都不会多到那里去。每次戽的凼往往不止一个，戽完一个，把拦水垻挖通后，我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合适的地方再戽。待我们决定结束工作要回家时，便把当天的猎物从鱼笭里倒到地上进行分配，润福并不因为自己功劳大而提出多要，猎物有大有小，身边又没有秤杆，分配只能做到大致平均，不过，无论怎样说，我都是占便宜的那一个。 再说垂钓。我家附近有一个鱼塘，鱼塘的旁边有一个被四面房屋包围、呈圆形的小池塘，人称圆塘。这圆塘并不养鱼，它的一头连着鱼塘的出水口，另一头则通过一道暗渠与外面的河涌相通，河涌每天潮涨潮落，使得圆塘里时常充满外边来的活水。暗渠很长，有一段甚至在民居的地底下通过，由于人力无法企及，日久天长，暗渠里面便成了某塘虱鱼家族的大本营，这塘虱鱼家族年年生生不息，繁衍不已。每当潮水涨进圆塘，暗渠里的塘虱鱼便会纷纷游到圆塘游玩和觅食，水满之时，时常会见到或大或小的塘虱鱼把头探出水面，瞬间又掉头钻入水中。 正是那些探头嬉戏的塘虱鱼诱发了我垂钓的念头，应该说，我那时想到钓鱼，并不如今天的人那样只为悠闲或打发时光，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看能不能为家里的饭桌上增加点餸菜。我买回鱼钩，再找了一截补鞋佬用来补鞋的绵线和一支竹竿、一个封盖玻璃瓶的木塞，做成了一支钓鱼竿，再从地上挖来蚯蚓作鱼饵，一切齐备之后，便在圆塘水涨之时垂下钓来。 在圆塘里嬉戏的塘虱鱼很给面子，很多时都会来光顾我抛下的诱饵，开始时我不懂垂钓之道，心急得很，浮标一动便马上起钓，结果只能钓到空气。失敗多了我慢慢摸到了门道，待浮标被鱼扯进水里快看不见时才猛然起钓，这时才会十拿九稳。钓塘虱鱼时优哉悠哉地坐在圆塘的塘基上，虽然少了水蛇和蚂蟥之忧，但在将鱼钩从塘虱鱼嘴取下来时，却时常遭到不甘被擒、奋力挣扎的塘虱鱼的袭击，一但被它腭边的尖刺刺中，便要疼痛和麻痹好一阵子。拿回家中的塘虱鱼多是用来煲汤，坊间流传，塘虱煲乌豆或红豆十分补血，这对于平日极缺营养食品的我们家中来说，实在里雪中送炭。 垂钓的另一个内容是钓河蟹，村里的人把河蟹称作“扁捺”。钓河蟹要在有潮水涨落的河涌进行，钓具是一条水草，钓饵通常用打死后的小青蛙充当，其方法也很简单，将小青蛙绑定在水草的一头，为了钓饵能沉入水中，还得在小青蛙上方三、四寸之处再绑上一块小瓦片或小砖块作坠，涨潮时，选择一处河蟹往常出没的地方，把水草綁有小青蛙的那一头抛进河里，另一头在岸上绑好固定，下钓工作便告完成。下钓后，要时常关注水草的动静，若发现水草突然綳紧且不断抖动，说明已有河蟹在吃食钓饵，这时，不能像钓鱼那样将水草猛的往上提，动静过大会吓走猎物，到头来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正确的做法是，抓住水草的双手不断轮换，轻轻地将水草一节一节往上收，待见到伏在钓饵上大快朵颐的河蟹时，腾出一只手，准确、快速地将河蟹一把抓住。与钓鱼时一个人掌管一支钓杆不同，钓河蟹时一个人大可看管几条下了钓的水草，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收获。钓河蟹的功夫并不复杂，但到田野里捕捉作钓饵的小青蛙时却要费一番功夫，青蛙灵活擅跳，小孩子难以将它捉住，我们的办法是手持一支长长的竹竿，见到前面有小青蛙，便对准它猛的一竹竿打下去，将它打倒在地，然后用水草将它绑起来，打多了便绑成一串。 河蟹很好吃，营养也不差，特别是蟹盖里的膏，很是惹人喜爱，烹调时一般是伴上蒜头豆豉去蒸，实在美味得很。 可以说，戽凼和垂钓，是最能体现我在孩童时候为家庭作贡献的两项活动，也是童年往事中最不具酸苦味的记忆。 (2021)

南国的秋

重阳刚过，天气忽地凉了起来，坐在办公桌前，常见窗帘被凉风轻轻吹起，桌上的稿纸也被掀得窸窣作响，心旌不免随那凉风飘动：何不摊纸开笔，做些关于秋的文字？ 古往今来，关于秋的文字实在很多，可惜古人对秋天大都一样的伤感，留下来的多是悲秋的感叹。 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是这样描写秋天的： 盖乎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凛冽，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 元代马致远的《秋思》，写得就更加凄凉：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及至到了现代，仍有不少咏秋的佳作，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就写得意趣盎然，逼真如画。不过，在谈到秋雨时，他写道：“北方的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对于南国的秋天，他的评价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在他看来，色彩浓烈，令人遐思不已的大好秋色，竟让北方占尽。 我看这未免有些偏颇。 其实，南国的秋天也是自有一番景致的。就说那秋雨吧，就从未平淡无奇过。它一般不在白天下，极多的是入夜才来，它不像春雨那样缠绵不断，更缺乏夏天雷雨那种吓人的架势，往往雨声过后，却又是繁星满天，偶尔下得着时，人们竟对它全然不觉，只是一觉醒来，看见地下有些水痕，树上又挂着些水珠，才仰望着又高又朗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噢，昨夜下雨了。”“秋临夜雨”这句民谚，便一语道破了南国秋雨的奧妙。南国的秋天固然是悄然到来的，但是，我们不是可以从夜晚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听到它的脚步声么？ 自然，秋雨响过之后，在南国的城里，秋色便随意可见了，像公园里争妍斗丽的菊花，水果摊上琳琅满目的瓜果，烧腊铺里香气扑鼻的腊肠腊肉，海鲜店里生崩活跳的金色鲤鱼…… 然而，真正令人陶醉的南国秋色，却是在城外，在那广阔无垠的田野之中。 前些日子，我应朋友之邀，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村子，看他们捕禾花雀，短短的一天，我便饱览了南国秋色那迷人的风韵。那天黄昏，我随捕雀队乘坐一只小艇，缓缓地向村外驶去，小艇穿过一道木板桥，折入一条小涌，慢悠悠地前进着。小涌两岸的河堤上，挂着累累蕉果的香蕉树在晚风中婆娑起舞，淡淡的夕阳，透过香蕉树叶的空隙，斜斜地照在微波荡漾的河面上，泛起了耀眼的金光，堤外，十里平畴，一片金黄，饱满壮实的稻穗互相拥挤着，迎风摇曳，稻海的另一端，是密不透风的甘蔗林，它和堤上的香蕉林一起，结成了那黄金大海的绿色堤岸，偶尔有一两个蕉蕾从香蕉树那阔大的叶子中间探出头来，那它那特有的红色，点綴着那绿茵茵、金闪闪的世界。缀红叠翠，溢彩流金，红的是那样的赏心，绿的是那样的悦目，金的是那样的灼眼，大沙田的秋色，竟是这样的丰腴，这样的富足！ 我被迷住了，艇一靠岸，便撇下朋友，冲上了堤围，我张开双臂，恨不得把那红的、绿的、黄的，全都一把拥在怀中。我走上堤岸，抚摸着那翡翠碧玉般的蕉果，走进稻田，捧起沉甸甸、黄澄澄的谷穗，走入甘蔗林，使劲地摇着又粗又高的甘蔗。香蕉的味道，稻谷的味道，甘蔗的味道，夹在清爽的晚风中，一起向我袭来，那味道，甜中带香，香中有甜，香得那么浓烈，甜得那么醉人，我流连在金海绿丛中间，竟把看捕雀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夜已来临好一会了。这时，圆圆的、姣洁的月亮悬挂在高朗明净的夜空，倒映在水气朦胧的河面上，大地像披上一层轻纱那样使人感到扑朔迷离，那香蕉，那甘蔗，那水稻，在溶溶的月色下静立着，大沙田的秋夜，又是那样的静谧和清爽。我们的小艇，划破水面的宁静，悠悠地向村内驶去，艇舱里，放着一个胀鼓鼓的布袋，里面装的，是捕雀队的猎物。捕雀队员每人操着一把木桡，不经意地边谈边划，喁喁细语中，不时夹杂着他们爽朗的笑声。 不知不觉，小艇已穿过了木板桥，村中那座灯火通明的凉棚里，飘来了农家乐手们演奏的音乐声，一曲《平湖秋月》刚罢，立即又响起《娱乐升平》来。 听着这凤吟鸾吹般的乐曲，看着眼前这悠怡自得的动人情景，再回味田野中那迷人的秋色，一个感觉蓦然涌上心头：如果说，十多年前，农民的心里种下了绿色的希望，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该是收获的季节了。其实，大沙田的秋色，岂止在田野的金海绿丛中，它不也在广大农民的心里么？ 记得郁达夫曾说过，若秋天留得住，他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而我倒愿献出我的全部所有，只求天下的人心里都有一片秋色。 (1993)

我爱菠萝庙船厂的早晨

我爱早晨。 爱早晨那清凉新鲜的空气，爱早晨那静谧安宁的大地，爱那在晨曦中闪闪烁烁、即将熄灭的灯火，爱那在彩霞里灼灼耀人、正在上升的太阳。 由于这样的缘故，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无论当夜怎样疲劳，怎样晚睡，第二天我必然早起，或悠然踱步，或登临高处，为的是好好领略那地方的自然风貌，仔细端详那地方酣睡未醒的安详体态。在我看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切地，毫无顾忌地观赏眼前裸露着的一切，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那感情的潮水，才会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毫无阻隔地放纵奔流。 但是，在菠萝庙船厂工作的近十年中，我却一直得不到那样的机缘，看一看晨光辉映下的菠萝庙船厂，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不久前的一天，参加厂晚间干部值班的一位同志因事外出，厂行政科临时通知我顶班，没想到，这竟使我耿耿于怀的夙愿得到了意外的满足。 度过了一个警觉的夜晚之后，第二天一早，我便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办公楼的阳台，这里虽然只有五层高，但也算是菠萝庙船厂的最高处了。居高临下，纵目远眺，五百米码头、六万平方米厂区尽收眼底。 这时候，天色微明，廖然可数的星星缀挂在瓦蓝色的天幕上，久久不愿隐去，高朗明净的苍穹下，菠萝庙船厂舒展着壮健的身躯，安谧地依偎在乳白色的珠江边。看不见船过，也分不清水的流向，珠江像凝固似的一动不动，平静的江面上，如烟似雾的水气在轻轻地飘荡，烟霭中，停泊在码头边的几艘轮船正一闪一闪地亮着灯光。望着这一艘艘用钢铁造就的巨轮，我的心不由得卷起一阵微谰，不久前，这些船在大海里与风浪搏击的时候，是何等的勇敢威猛，如今，由于伤病，它们从战场上撤了下来，默默世躺在“手术台”上，此刻，它们竟是那样的恬静、那样的安详。但是，它们一个个都高昂着头，娴静当中仍然显露出斗士的风姿！想象得出，不久将来，它们一旦康复，便会大吼一声，重新扎入大海，劈波斩浪，乘风远航。记得有人曾对我讲过：“修船工人的心也连着大海。”我想这话是对的，难道他们从巨轮的累累伤痕中，没有领略到大海的凶蛮、听到大海的咆哮声么？ 码头上的门吊，这时正低垂着巨臂，无言地站立在江边。它太疲劳了，白天，有多少东西要它从船上吊到岸上，又有多少东西要它从岸上吊到船舱？为了早日治好“病”船，它一刻不停地移动着身躯，挥动着大臂。它简直就是船厂的臂膀，没有它，整个船厂就会变得四肢不全以至残废。我知道，它此刻的静止，不过是在养神，在养精蓄锐，只等操作者一声令下，它便会重新挥动那双有力的巨臂，让整个船厂充满着活力和生机。 那一幢憧沐浴在晨光底下崭新、高大的厂房，此刻静极了。看不见耀眼的电焊弧光，看不见脚步匆匆、满身油污的工人的身影，听不到铁锤与钢板的撞击，听不到机床的低鸣和电锯的嘶叫，也听不到深沉的船笛声与柔和的汽车喇叭声。深黄色的厂房旁边，正掩映着白玉兰树那碧绿色的枝叶和夹竹桃那粉红色的花朵。白玉兰花醉人的清香与湿漉漉的水气夹在一起，在晨风中向四野飘散。静耳聆听，分明还听得见轻风的细语和小鸟的啭啼。这时，假如你在花繁树茂的厂道里漫步，你一定会觉得自已像是置身于一个宁静的公园里…… 太阳出来。我迎着喷薄而出的红光，张开双臂，作了一次深深的呼吸，没想到竟惊动了前边树上的一只小鸟，只见它腾空而起，掠过厂门口，一直向北边振翅奋飞，最后落到了一个翠树葱笼的小山包上。小山包突兀在一片绿野之上，绿叶丛中，露出波罗庙浴日亭那金碧辉煌的一角。我忽地想起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当年游览浴日亭时留下的诗句：“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有趣的是，眼前这只惊飞的小鸟，并没有“飞上千峰紫翠间”，而是恰恰落到了当年苏东坡赋诗的浴日亭上。遥望着那座名扬中外的千古名胜，我的心一下子回到了古老的年代，我仿佛看见浴日亭下，波罗庙前，烟波浩淼、一片空濛…… 高耸在小山之上的浴日亭是波罗庙前沧海桑田的目击者，假如它会说话，它一定告诉你，波罗庙前面这一千几百年的变化。它会告诉你，远在隋代开皇十四年(594)，波罗庙便已始建；它会告诉你，宋代波罗庙“宫阕参差海上升”的雄伟景象；它会告诉你，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港口，数十国商船争相聚泊，帆樯如织、宾客如云，他们给我国运来了象牙、犀角、珊瑚、玛瑙……而我国的商船队也从这里出发，通南洋，到东南亚、经印度洋，远达东非西亚，往来数十个国家，给他们带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远航万里，编织着一条充满神奇色彩的海上丝绸之路；它还会告诉你，虽然这里作为港口的作用，现在已被现代化的黄埔老港、黄埔新港所代替，但是，昔日其海外交通的盛况，已在庙碑和古籍中记录了下来，波罗庙已成为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随着庙前的浩淼烟波逐渐化作绿野平畴，当年壮观的浴日奇景已不复见，曾经是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扶胥浴日”所在地浴日亭，虽然还巍然挺立、丰韵犹存，但作为观日出的胜地，它在一座座高大厂房的遮掩下，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当然，它还会告诉你，十八年前，一群建设者风尘仆仆地来到波罗庙前荒滩上安营扎寨，点燃了菠萝庙船厂的建厂鞭炮。自此以后，这个厂便在风雨中走过了十八年，成为一间拥有职工近千人、固定资产三千万的修船企业，使波罗庙这个古老的埠头又焕发了青春。十八年来，不知有多少轮船在这里医治好了“伤痛”，恢复了“健康”，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拉着响亮的汽笛，一路欢歌地走向世界各地…… “呜—”一声汽笛长鸣，打断了我的遐思，顺着声音望去，一艘漂亮的小轮船正破浪而来，啊，是厂的交通船从市区回来了。“铃、铃”，不知什么时候，自行车一辆接着一辆，形成一道自行车流，沿着宽敞平整的厂道向前流淌。这时，一股彩色的人流也从停靠好的交通船涌了上岸，人流和自行车流汇合在一起，再缓缓地流向厂区的每一个地方。 突然，“呯”的一声，不知谁用铁锤敲击着钢板，接着，门吊抬起了巨臂，电锯发出了嘶鸣，机床低吟，弧光闪闪…… 菠萝庙船厂醒了。 (1987)

难忘那一片秋色

每年的11月5日，是我及许多漳澎知青农友“上山下乡”的周年纪念日。 1968年11月5日下午5时许，从广州大沙头码头开出、被东莞麻涌民众称作“省渡”的红星179客轮缓缓靠上了麻涌客运站码头，从船上走下了三百多名从广州到麻涌落户的下乡知识青年，时年20岁的我也在其中。1966年初夏，我在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中毕业，毕业试刚考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至，上大学的梦被彻底粉碎了，命运把我抛到了麻涌这个陌生的水乡。 五天后的傍晚，我随着开罢麻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漳澎大队干部，过渡跨桥，徒步走向麻涌公社的最南端漳澎村，那里是我这次下乡插队的落脚地。 时值金秋，一路走来，美妙绝伦的大沙田秋色令我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十多年后，已经在广东省作家协会挂上个名的我，在一篇散文习作中，是这样描写大沙田秋色的：“小涌两岸的河堤上，挂着累累蕉果的香蕉树在微风中婆娑起舞，淡淡的夕阳，透过香蕉树叶的空隙，斜斜地照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泛起了耀眼的金光。堤外的稻田里，饱满壮实的稻穗互相挤拥，迎风摇曳，放眼望去，一片金黄。稻海的另一端，是密不透风的甘蔗林，它和堤上的香蕉林一起，结成了那片黄金大海的绿色堤岸。绿叶丛中，偶尔有一个蕉蕾从香蕉树阔大的叶子中间探出头来，用它特有的红色，点缀着那绿茵茵、金闪闪的世界。缀红叠翠、溢彩流金，红的是那样的赏心，绿的是那样的悦目，金的是那样的灼眼，大沙田的秋色，竟是那样的丰腴，那样的富足！”这段文字，写的时候我简直是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事后想来，那时能写得如此顺手，恐怕是那一片迷人的秋色，当时便已定格在自己的脑海之中了。正是这一片斑斓、富足的秋色，令我与水乡漳澎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本是个农村孩子，家就在广州市东郊的一个叫夏园的村子里，独力持家的母亲正在那里当农民，我回那里插队，是最顺理成章的事。但我明白，那不是我呆的地方，妈妈因为八年抗战期间有一段冒死参加抗日的经历而被视为“历史反革命”，正在“披枷戴锁”、饱受煎熬。自小至大，我同姐姐妹妹一起，在亲眼目睹妈妈受苦受难的同时，也被当地当权者视作异类，饱遭白眼和欺凌，我若回去，前景可想而知。于是，我和妈妈商量，选择了离开。可以想见，当我泪别苦命的母亲、背着行囊登上红星179轮时，心情是多么的怅惘，谁能说得清，这艘轮船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诚然，那一片在怅惘中邂逅的秋色，是沙田水乡滋润我心田荒漠的第一滴甘露，也是一幅永远镌刻在我脑中的最美图画。我很快便融进了那片秋色之中，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便过去了八年。八年中，我学会了扒桡、棹桨、摇橹，稔熟了耕作水稻、甘蔗、香蕉的各种农活；驶过牛，开过“东方红”拖拉机，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保管员、大队广播站广播员、文艺宣传队员。一百多斤的稻谷，我可以一担接一担地从小艇挑到晒谷场里；一百多斤的甘蔗，我能够一捆接一捆沿着摇摇晃晃的跳板扛到船上。我在河涌摸过鱼虾，在田里捉过田鼠，劳动之余，我与社员一起嬉戏玩乐，台风来袭，我与社员一起跳进即将被大水冲毁的海堤缺口……对于生活给予的一切，我都默默承受，毫不挑拣、照单全收。这里的劳作虽然艰辛，但却没有令我心翳的歧视和白眼，在这里，我受到信任，得到栽培，我庆幸，我来到了一个好地方，为了报答，无论干什么工作，我都很投入。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对等的，你越投入生活，生活也会给你更多的馈赠。漳澎一带秀丽的风光、多姿多彩的水乡生活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曾经激起了大作家陈残云的创作热情，他给人们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吸吮着水乡的养分，我也在漳澎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旅程。1972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漳澎文艺宣传队，上台演出之余，我拿起笔，以周边的生活为素材，尝试为宣传队写些节目。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的东莞县文化馆，发现了我这棵“文学新苗”，并着力进行浇灌和栽培。很有幸，我很快便脱颖而出。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期间，我的作品一个接一个问世，两年多的时间，连续写出了《化肥问题》、《复员新歌》、《五斤麦种》、《麦收以后》等一批小戏及《计划生育好处多》、《六条标准记心田》等一批演唱作品，这些作品，先后参加了东莞县及惠阳地区的文艺会演，均获得一等奖，并分别刊登在省、地、县的文艺刊物上。不过，多年以后，当我的小说集、戏剧集、随笔集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时，我却未将这些作品收进集子中，我觉得，这些作品幼嫩自不必说，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些作品无一不打上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跟那个时代的很多政治行为一样，都是一些羞见后人的东西。不过，对于这段创作经历，我却十分珍惜。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段创作实践，唤醒了我的创作潜能，磨砺了我的创作技巧，也使我与水乡的生活贴得更紧了。 1976年初，我离开生活了八年的漳澎，招工回到广州。临走时，漳澎给了我丰厚的馈赠：厚厚的生活积累和一个土生土长的水乡姑娘。在漳澎，我失去了宝贵的青春，但捡回了一份成熟的思想。回城以后，挣钱养家，求学“充电”，我像所有回城知青一样，为生存和进取忙碌着。这期间，我当过铸工、钳工、脱产读过电大、搞过工会、文联、民主党派和政协工作，2011年，我从广州市黄埔区政协专职副主席任上退休，转眼又过去了35年。 人虽离开漳澎，但那一片秋色一直令我魂牵梦萦，蕉基、蔗林、稻海、河涌、小艇、龙舟、粤曲、禾花雀、扎水寮、凉棚、娘仔房、大天二、勤劳健硕的后生、柔情似水的姑娘……时时出现在我的脑际，撞击着我的心扉。这些昔日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发酵，变成了我笔下的文字。根据漳澎水乡的生活素材，我一口气写下了一批中短篇小说，计有《水龙吟》、《蓝旗》、《阿福的故事》、《落日正辉煌》、《天边月》……取材于漳澎扒龙舟活动的《水龙吟》当年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品》作头条发表时，曾引起了广泛关注，文学评论家张奥列对《水龙吟》评价说：“读龙莆尧的《水龙吟》，你会被一场紧张激烈、悲壮凛然的龙舟大赛所吸引，作者着力构筑冲突的情势去演进故事，从两村乡民为江中一块泥滩而争斗始，到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献身终，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写出一种力量的较量，意志的较量，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看中了这部富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小说，组织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话剧团、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等各方精干力量，将它打造成长篇连续广播剧，送京参加全国五个一工程评奖。对于这部广播剧，当年的羊城晚报载文评论说：“编剧龙莆尧属厚积薄发的青年作家，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东莞水乡生活，对当地一草一木甚为稔熟，他笔下的水乡事、水乡人，俱真实可信、栩栩如生。”正是这些作品，使我在报答漳澎对自己厚爱的同时，也慰藉了自己那颗对水乡时刻眷念的心。也正是藉着这批沾着水气的作品的发表，我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作家。 漳澎是个粤剧之乡，在漳澎生活的八年中，我还受到浓烈的粤剧气氛的薰陶，丁公醒、曾师马、刘秀球、李滿成等粤剧老艺人更是对我言传身教，从那时开始，我便对粤剧扣上了解不开的情结。创作小说之余，我又着力进行粤剧、粤曲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后来，我又分别被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和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作家之外，我又冠上了戏剧家和曲艺家的名号。 饮水思源，我常对别人说，我是东莞文化馆培养出来的，是水乡漳澎哺育了我，成全了我。 当然，我与漳澎的人脉联络，几十年来也从未断过，我与往昔生产队的社员，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常来常往，亲密有加。我更关心的是漳澎村的传统民俗文化，有一万多人参与的漳澎彦约陈公祠落成庆典，由我一手策划和指挥；我参与了漳澎天后宫的重建，并为其撰写了重建碑文；我常常参与漳澎的文艺演出活动，除了创作节目，还当起导演和晚会主持。漳澎小英雄粤剧艺术纪念馆的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申报，少儿粤剧班的举办及少儿选手参赛，我积极参与其中，尽心尽力促其出彩。 我常常把自己的漳澎情愫“传染”给周边的人，近几年，我与昔日的知青农友一道，策划和组织了几次漳澎知青回漳澎的省亲活动，在我的推荐和带领下，一批又一批慕名者来到漳澎，浏览水乡风光、品尝水乡美食、感受多姿多彩的水乡传统文化。对于如何利用漳澎村厚重的传统文化及一河两岸的水乡风貌资源，我有着很多的想法…… 时至于今，在漳澎的土地上，除了少许的香蕉园外，水稻和甘蔗己几乎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纵横交错的马路和栉比鳞次的厂房，以及簇新亮丽的楼宇和街市。那片令人怦然心动的沙田秋色虽已不复存在，但它早已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永难磨灭了。我与漳澎的缘分似乎远远未了，在我的心目中，漳澎不仅是我心灵栖息的胜地，也是一座文学创作的富矿，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在那里挖掘和提炼。 我更愿当一名文化志愿者，为漳澎的的文化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 (2017)

我与政协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黄埔区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也是本人辞去黄埔区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结束自1990年5月黄埔区第四届政协以来连续20年政协委员生涯之期，回忆20年来与黄埔区政协一起走过的日子，依恋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按改革开放前的话说，我的家庭出身很黑。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父亲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后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我母亲在广州刚刚高中毕业，随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我父亲和母亲受派假扮夫妻带着无线电台从国统区到已成为敌占区的夏园村潜伏。全国解放前夕，父亲只身离开大陆，而母亲，则带着四个儿女留在家乡，从此贴着“特嫌”的标记挣扎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当中。父母亲的这段经历，为我的家庭罩上了抹之不去的黑影，在那时，家庭出身不好，就铁定是个政治贱民，话不敢多说，见人也矮七分，入团、入党、当兵、招工等等好事都与我绝缘，求学的路上，也是障碍重重。像很多人那样，舒舒坦坦地去关心、议论公众的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公众的事建言献策，也就成了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可偏偏我生活在一个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连命都不顾的家庭里，老一辈忧国忧民的血液时刻在我的血管里奔涌不息。正是有力无处使，明知可为却不能为之，那时我的心里不知有多难受！ 终于来了个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为纲被彻底摒弃，政治空气渐渐清朗起来， 1990年5月，黄埔区第四届政协开幕，我作为其中一员，代表文学艺术界进入了这个黄埔区各界人士的议事殿堂。区级政协这个平台，只是中国政协各级平台中最低的一个，但对于我这个长期挣扎在政治底层的人来说，已经是很高很高了。因为难得，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投入。从当上政协委员的第一天起，我便把政协当成自己的家，当成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处，当成是展示自己才华的大舞台。20年来，我真诚地对待每一次年会、每一次视察、每一次调研、每一条提案、每一份社情民意、每一次群众来访、每一篇文史资料、每一篇理论文章、每一次大会发言……伴随着黄埔区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伴随着黄埔区政协事业的发展壮大，我从区政协四届、五届的普通委员，到六届的常委，再到七届、八届的专职副主席；从黄埔区政协这个平台出发，我加入中国致公党，从普通党员到支部委员，再到黄埔区总支主委，再到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会副主委；从中国致公党这个平台出发，我当上了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副主任。我不敢说20年来黄埔和广州的发展跟我当政协委员有多大关系，对于我在区、市政协做过的事也无须一一细列，但我可以说，我在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时，我动过真情、讲过真话、做过实事。 这些年来，在我和我的家人的意识中，都从未把我在政协的任职看成是当官，但20年间，积聚在心底的热情得以迸发，在苦难中熬炼得来的才智得以发挥，参与的事业得以发展，一种筋骨舒展、扬眉吐气般的感觉却时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像我这样感觉到筋骨舒展、扬眉吐气的人比比皆是，这是国家政治清明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所幸。相比起当过右派的朱镕基总理，我的经历，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飞速发展，政治清明使得国民心胸舒畅、人尽其才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1968年下乡到2010年离开黄埔区政协工作岗位，我整整工作了42年，这42年中，我与有幸与政协结下20年的缘分。如今，人民政协事业正方兴未艾地向前发展，而我却老了，在将要离开这个曾给予我很多慰藉的家的时候，固然有些依恋，但又甚感安慰。人生在世，总要为国家和民众做点什么，父母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我在国家走向盛世之时努力施展才智，正是政协，为我提供了施展才智、为民众做事的平台，有这20年，也足够了。 (2011)

捕雀记

国庆后不久，我收到当知青时同队社员坤叔的信，他邀我回那个我曾经呆过八年的水乡吃禾花雀，并说可以在晚上带上我，与“打雀佬”一道，去“摸禾花雀的营”，看看那些天之骄子怎样成为他们的俘虏。下乡期间，禾花雀吃得不少，禾花雀是如何捕捉的，也听别人说得绘声绘色，但到稻田里亲眼看看“打雀佬”捕禾花雀，却从未试过。说实在的，对于吃禾花雀，我并不是太过迫切，但坤叔在信中所说的“摸禾花雀的营”这句充满神秘感的话，却令我动了心，于是，我应邀前去。 坤叔比我长十一、二岁，长着一身黑黝黝的肉，有着一副水乡人特有的健硕的体魄和开朗的性格，他从十来岁开始便跟着父亲捕禾花雀，现在已是当地一名出众的捕雀能手了。 那天晚饭刚过，坤叔便约我出发，他把我引到水埗头边，登上了靠在岸边的一只小艇。小艇上坐着十来个人，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把木桡，这些人中有我认识的，也有较为生面的，不用问，这些便是“打雀佬”了。人上齐后，坤叔用木桡在埗头的石阶上轻轻一点，小艇便稳稳当当地离岸而去。 小艇穿过一道小桥，转了个弯，很快便到了野外，小涌堤外，是望不尽眼、绿浪翻滚的水稻田。正是水涨时节，小涌的水位比田面还高，小艇仿佛在绿海中穿行。大家都不经意地操着木桡在水中点划着，有的人嘴里还叨着一根香烟，他们不时侧过头，与旁边的同伴小声地交谈着，从他们那半张脸上流露出来的每一丝表情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何等的悠然自得。正是人悠悠，小艇悠悠，水波也悠悠，望着两岸如画的景色，我真有点如痴如醉，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农家乐”吧？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小艇便靠岸了，上得岸来，呈现在眼前的是我再也熟悉不过的景象，只见绿色的田野被无数条发亮的小沟分割成一个个整齐的方块，在夕阳的辉映下，全都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彩，稻田里，一串串挂着小白花的禾穗互相拥挤在一起，直直地指向蓝天，迎着拂面而来的晚风，我闻到了一股淡幽的稻花的香味，望着这一串串挂满稻花的禾穗，我不禁想起常听人们所说的“九月九，齐齐竖起禾花手”这句古老的民谚来。 坤叔把我领到田间的扎水寮坐下，然后走到那群“打雀佬”当中，小声地对他们说着话，看他的神情，俨然是一个指挥官在临战前布置作战方案。在他布置完毕走回来的当儿，只见四个年纪较轻的“打雀佬”分散着向稻田的四周走去。 坤叔回到我的身边，手搭凉棚，朝正在西坠的太阳望了望，然后对我说：“快了，禾花雀快要落窦了。”接着，他指着稻田的远处说：“雀窦就在那边。” 当地人所说的“窦”就是“巢”的意思，而坤叔所说的“雀窦”应该就是禾花雀落脚的地方了。顺着坤叔所指的方向，我看见在稻田里面有一块明显隆起的地方，这地方禾苗的颜色也比旁边的禾苗绿得更深一些，定睛细看，有些小雀鸟在上面欢快地追逐、跳跃，不用问，那些小鸟就是今晚要捉的禾花雀了。 “那个地方是我们为禾花雀准备的旅馆。”坤叔对我笑了笑，眯起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你不要小看了那些其貌不扬的禾花雀，它们可会享受了。白天，它们在稻田里啄吃刚刚灌了浆的谷粒，吃饱了，喝足了，晚上还要挑一个有水的地方睡觉，因为每晚睡觉前它们都要洗一个澡。” 见我听得津津有味，坤叔继续说：“我们正是根据禾花雀这些习性，在一块四周开阔、蓄水好的地方，插上金丰雪、糯这样一些高杆、迟熟的水稻品种，给它们营造了这个‘安乐窩’，它们光知道这地方舒适，那晓得正中了我们布下的圈套？” “这么说，这地方名叫‘雀窦’，实为陷阱，对吗？”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正是。不过，这样的‘雀窦’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经过我们几代人不断摸索和创造，才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前些年，说是以粮为纲，不让搞副业，这捕雀也停了，我以为这门手艺到我们这一代便从此失传了，没想到这几年政策又改了，又可以放开手脚搞副业了。前几天有个后生仔对我说，要想个办法，在田里放上一个仪器，让这个仪器发出一种声音，把天上的禾花雀都引到这块田上来，然后一网打尽。我想，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将来，有可能啊。”坤叔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末了，忽然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天空说：“不过，将来，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注视着眼前那个其貌不扬的“雀窦”，心里翻滚着不平的波澜，真没想到，就是这个极普通的地方，竟凝聚着几代人的聪明才智，而且竟又和时势联系得那样紧密。 “快看，雀龙来了！”坤叔打断了我的沉思，只见他手指着天空，快活得像小孩一样。 真的，不知什么时候，在“雀窦”的上空，有一群小鸟在盘旋着，像在寻找什么，又像是依恋什么。那群小鸟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它们在盘旋中不断地变化着队形，有时像一团被风刮到天上的草木灰，有时又像一条在空中翻腾着的巨龙，这条“雀龙”在“雀窦”上空转了几个圈之后，忽然像失去控制似的，雨点般地从空中落下来，不偏不倚，全部都到了“雀窦”里面，啊，好一阵的“雀雨”，足足下了半分多钟。 我正想跟坤叔说什么，只见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快看，那是什么？”我连忙往他示意的方向看，只见一团乌云似的东西，忽高忽低地从远处的天边飘过来，越飘越近，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群雀！这雀群一到“雀窦”上空就径直往“雀窦”里冲，这那里是什么“雀雨”，分明是一条从天上泻下来的赭色的瀑布！坤叔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两群雀，少说也有二、三千只，哈哈！还是你有食神，今晚你这个贵人给我们带来了运气。” 我被坤叔的情绪感染着，也很兴奋，心里总是巴望着有更多的禾花雀从天空落到“雀窦”里。忽然，在“雀窦”附近传来了“噢，噢，噢”的人的喊叫声，听到喊叫声，坤叔连忙紧张地向天空瞭望、搜索。 “他们在喊什么？”我问，我猜度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们在赶麻鹰。”坤叔回答我，但眼晴始终盯着天空。 “噢，噢，噢”的声音越来越密，一声紧接一声，正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了一只麻鹰，张着硕大的翅膀在“雀窦”附近的上空盘旋着，也许是慑于那“噢，噢，噢”的声音吧，那只麻鹰始终不敢靠近“雀窦”，盘旋了几圈之后，悻悻然地飞走了。 赶麻鹰的喊叫声随即停止了，坤叔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又坐回到扎水寮里来。 “好险哪。”坤叔说：“若是让那只麻鹰飞到‘雀窦’里，我们今晚的沙煲就给砸了。” “为什么？”我问。 “你不知道，”坤叔说：“麻鹰是禾花雀的天敌，让它跑到‘雀窦’里追食禾花雀，整个‘雀窦’里的禾花雀都会惊飞逃命，这岂不坏了我们的大事？所以，每天开网之前，我们都会预先派人在‘雀窦’四周蹲守，发现有麻鹰从远处飞来便发出声音将它赶开。”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刚才离开的那四个人原来是派到周边警戒的哨兵。大小不一的雀群不断地往“雀窦”里降，也有的突然从“雀窦”里腾空而起，头也不回地飞往别处。每当见到“雀窦”里有雀群从天而降，我的心里就不其然地增加一份欣喜，而每当飞跑一些禾花雀，我的心里就不由得一阵的懊丧。我想，飞禽都有择木而栖的习性，对于那些不辞而别、另攀高枝的禾花雀，有三十岁年捕雀经验的坤叔，这时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办法挽留它们吧？我不由得焦急地对坤叔说：“有禾花雀飞走了，怎么还不动手？” 坤叔慢条斯理地回答我：“急什么？要做的功夫还多着呢。”接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说起来好笑，以前我们见到‘雀窦’里的雀飞走了，还以为田里有什么鬼怪在作崇，那时候，经常是满‘雀窦’都是雀，可不知怎的，一下子全都飞光了，有时候却是一只雀也不肯往‘雀窦’里落，每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就弄些香烛纸钱拜祭一番，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是那些麻鹰和田鼠在作怪，现在，我们注意提防麻鹰和田鼠，再也不烧什么香烛了。” 太阳渐渐沉落到狮子洋彼岸的莲花山后面去了，当最后的一丝阳光陡然收起的时候，我顿时感到一阵的凉意。渐浙地，天色暗了起来，这时候，从“雀窦”那边传过来的吱吱喳喳的雀叫声也渐渐大了起来，声音起来越厚，越来越大，简直就是一曲雄壮的雀声大合唱。 “你听，它们嘈得多欢。”坤叔侧着耳朵，甜甜地对我说。 “它们在嘈什么？”我有点不解地问。 “大概是爱热闹吧，天黑后它们总要嘈一次，我们管这叫‘嘈窦’，嘈过后，它们就要入睡了。”说着，坤叔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撇下我，快步向那群“打雀佬”走去。不一会，只见两个年纪稍长的“打雀佬”，弓着身，顺着田埂，小心翼翼地向“雀窦”靠近，很快，便消失在暮色之中。 坤叔告诉我，这两个人“行雀”去了。他向我解释，所谓“行雀”，就是把寄宿在“雀窦”周边及“雀窦”里面的禾花雀赶到一个集中点，这样，一来可以把“雀窦”周边的零星雀儿清除干净，以免开网时由于惊飞这些“游兵散勇”而吵醒了“雀窦”里面的雀群，另一方面，是使雀群更集中一些，以便一网打尽。“行雀”很讲究技术，既要使雀儿有所感觉，又不至于惊飞它们，使它们在不知不觉中按人的意愿靠拢集中，开成一个“雀心”，“雀心”确定之后，“行雀”的人要在“雀窦”里做好记号，以便开网时把雀网准确地开在“雀心”范围内，不至于有猎物漏网。“行雀”这活儿，一般都由经验丰富的老手担纲。 真没想到，捕禾花雀还有这么多字问，我不禁被坤叔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打雀佬”折服了。 天完全黑了，雀声大合唱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田野里一片寂静，月亮还未升起，只有星光在夜空中闪烁。坤叔说，月黑之夜，正是捕雀的大好时机。此时，“打雀佬”们正默默地蹲在离“雀窦”不远的小水河边，就像一群等待出发执行重大任务的战士一样。 约莫一支烟的功夫，坤叔“嚯”的一下站了起来，低声对大家说：“动手吧。”说完，顺手把插在小水河边的一支竹竿拔了起来，并扛在肩上，有几个“打雀佬”也像坤叔一样，扛起了竹杆，我估摸了一下，这竹杆足有两丈多长，笔杆一般直，怪不得大家管它叫“笔竹”哩。 几个没有扛“笔竹”的“打雀佬”先走了，只见他们猫着腰，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接着，扛着“笔竹”的“打雀佬”也弓着身，依次鱼贯地顺着田埂向前走，坤叔最后一个离开，临行前，他把我拉到身边，小声地吩咐道：“跟着我，不要说话，走路时千万别弄出响声来。”我点了点头，寸步不离跟在他的后面，眼前这情景，只有在电影里的“夜袭”片断才看过，我像初上战场的新兵一样，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的紧张，周围静悄悄的，我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只觉到心在“砰呯”地跳动，要知道，这样真家伙“摸营”，我可是平生第一次经历！ 我尽量用脚尖着地，小心翼翼地走着，努力不弄出响声来，我知道，我虽然是个“观众”，但跟“打雀佬”一样，对这次“夜袭”成功与否，都担着莫大的干系。正想着，坤叔止住了脚步，在朦胧的夜色中，我依稀看到田基旁边的禾苗要比不远处的禾苖高出一截，显然，“雀窦”到了。此刻，“雀窦”里面死一般的寂静，若不知情，谁会想到这里面会隐藏着数以千计的禾花雀？在甜美梦乡中的禾花雀，大概也不会想到竟会有人趁他们熟睡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它们的宿营地，正在张设罗网，以图把它们一网打尽吧？ 一位被称为阿珠的“打雀佬”拿着“笔竹”与坤叔并排站在一起，顺着田基往前看，只见每隔三丈来远便有两个“打雀佬”持“笔竹”并排站着，我数了一数，刚好是五对，按坤叔的说法，每两对“笔竹”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间”。布网开始了，他们都在各自的“笔竹”上结上雀网的绳扣，接着，结上雀网的“笔竹”被举了起来，每对“笔竹”中，其中一支垂直插在地上，另一支则斜插着，两支“笔竹”形成约一百二十度的夹角。夜色中，我依稀见到这张用尼龙丝织成的雀网长十来丈，高二丈多，犹如一本打开的巨大的书，张开的大口，正对着“雀窦”的方向。 这时，只听得坤叔不知说了一句什么，“打雀佬”们像得了号令似的，举着手中带着雀网的“笔竹”，无声地、齐刷刷地沿着稻田里预留的小径向前推进，为了看得真切，我也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坤叔后头，到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只听得坤叔用仅可听见的声音喊道：“头间－－”，紧接着，从雀网的另一端传来了微弱的应答声：“尾间－－”，我正琢磨着这两句话的含义，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雀网对面不远处“轰”的一声，犹如突然之间钻出了千军万马，狂涛般地向我们这边涌来。黑暗中，我看见在“雀窦”上空有几只黑色的东西在乱窜乱突，啊，那不是麻鹰吗？这些该死的东西是怎样闯进来的？容不得我继续思索，那几只鹰已逼近雀网，这时，一团黑呼呼的东西伴随着“吱吱吱”的叫声，从“雀窦”里腾空而起，直往张开大口的雀网撞去，就在这一刹那，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收网！”话音刚落，雀网的网口封闭了，那团黑呼呼的东西被吞进了网中，接着，原本竖起的雀网倒了下来，平舗在“雀窦”的禾苗上面。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从对面涌过来不是什么千军万马，而只是四个人，这四个人的手中都举着一支顶端扎着一把树叶的小竹杆，黑暗中望过去，那一把把树叶就像一只只张开翅膀的麻鹰，连我都上当了，难怪在睡梦中惊醒的禾花雀被这些“麻鹰”赶得直往罗网里钻哩。 眼前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那么迅速，又那么突然，以至我这个旁观者还未弄清是什么一回事，“战斗”便结束了，这那里说得上“旁观者清”？我不禁为这些“打雀佬”娴熟而又准确的配合感到惊叹，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啊。“打雀佬”们解开了绑扎在“笔竹”上的绳结，把网收了起来，连同网中的猎物，一起装进了一个大布袋里。 有人在扎水寮前的小地堂支起了一盏汽灯，“打雀佬”们团团围坐，把猎物从网中抖出来，然后一五一十地按先前定下的方案把猎物分掉。 归途中，“打雀佬”们划桡时显然用力了许多，小艇前进的速度自然比来时快多了，我明白，归心似箭，村子里面，不少人正等着这些猎物“消夜”哩，人们吃禾花雀从来都是吃新鲜的。 坐在艇上，我一直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忽然，坤叔回过头来问我：“怎样？都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我答道：“你们真行！” 坤叔没有回应我，扭过头去，用力地去划他的桡，黑暗中，我没看清他到底笑了没有。 (1993) (编后记：此篇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就。1997年，我国禁止狩猎禾花雀，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禾花雀列为极度濒危生物，现在，捕食禾花雀是犯法行为。)

南洋红豆惹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相思》早就背得烂熟，以前只见过相思树，但红豆是什么样子，一直无缘相识。没想到在马来西亚山打根，竟圆我对红豆的“相思”之梦。 那一天，我与同来探亲的姐姐和大妹一道前往普济寺参拜，途中，因避让汽车退至路边站立，忽然，姐姐叫了一声：“红豆！”说着弯下腰去，从地上拾起几颗通红的豆子来。这豆子呈“心”形，渾身鲜红，没有丁点儿杂色，且有光泽，显得十分可爱。我抬头望了望身边的大树：粗大的树干、细细的、圆圆的叶子，是相思树无疑。这种树，波罗庙浴日亭旁边就有两棵，先前是见过的。因赶时间，我们没有多作停留便匆匆上路。 午饭后，我们拿出那几颗红豆细细把玩，并吟诵王维的诗句。在山打根长大、对王维一无所知的弟弟莆泉见我们爱不惜手的样子，便笑着说：“这东西山打根到处都有，我带你们去拾吧”。说毕，便邀上弟妇领我们下楼上车，汽车开到一间教堂模样的建筑物前停下，下得车来，只见满地都是那红色的豆子，有的还留在绽开的豆荚中，我们像一群闯进童话世界的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贪婪地将地上的红豆一粒一粒地捡进塑料袋里，我们的有趣举动，惹得行人纷纷驻足…… 晚上，在山打根出生、长大的么妹晨曦下班回来，见我们拾了一大袋“宝贝”，忙问所以，我告诉她，这是红豆，中国人称它为“相思豆”，并对她念了王维的诗句，对诗中之意还作了作了详尽的解释。没想到不懂华文的她也来了兴致，捧起红豆，细细沉思起来。第二天，她竟打电话约了热恋中的男朋友，开着车子，到更远的地方，捡回了一袋子的红豆放到自己的闺房里，言语之间，一脸的蜜意，想必她已深谙了红豆的“相思”之意。 回国后，我将那些红豆用几只高脚玻璃杯盛好，并陈列在大厅的博古架上，有空便拿出来欣赏一番，对山打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自在其中。一日，一位女同事到我家中探访，见红豆可爱，便想带几颗回家，我笑言：“拿了我的红豆，你不怕惹上相思么？”她立时涨红了脸，沉吟良久，把红豆放回玻璃杯里。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拥有王维，但红豆已很少见，山打根不懂王维，却遍地红豆。此次山打根之行，我把红豆带回中国，而把王维传给了山打根，回想起来，实在有趣。 (1996)

情满南洋

1999年8月16日，我随由黄埔区侨联负责、致公党黄埔总支部配合组织的黄埔归侨、侨眷南洋恳亲团一行20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恳亲活动，所到之处，亲情洋溢、令人难以忘怀。现撷下其中几朵小花，以飨读者。

新加坡的不眠之夜

   8月16日晚9时48分，恳亲团成员乘坐的飞机飞抵新加坡。刚到达用晚餐的牛车水唐城酒家，有亲人在新加坡的我及邢世富、钟新荣、张教文等人连饭桌也未沾，便围着酒店仅有的一部电话机联络亲人。按行程计划，我们在新加坡的停留时间只有24小时，因此，会亲的时间只能安排在当天晚上。

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团友们下榻的酒店叫“阿波罗”，这阿波罗就是太阳神的意思，在太阳神的眷顾下,恳亲团掀起了我们到达南洋后的第一波感情热浪。团友刚刚到达酒店大堂，邢世富的亲人便接踵来到，尽管团友们己在路上颠簸了近十六个小时，大家的脸上早巳露出丝丝倦意，但当盼望巳久的亲人出现在面前时，老邢夫妇却显得异常兴奋，房间未进，便在大堂叙谈起来…… 不久，钟新荣的哥哥及侄子，张教文的弟弟以及他约见的文冲籍华侨陆先生、长洲籍华侨八嫂等人也陆续到达了酒店。团友们的房间里，立即响起了欢声笑语。陆先生和八嫂曾为落实侨房政策问题找过黄埔区侨联，时任黄埔区侨联秘书长的张教文接待过他们，在黄埔区侨联的努力下，他们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此次张教文约见他们，就是通知他们回国办理有关手续的。听到这突其而来的好消息，陆先生和八嫂非常高兴，连声多谢黄埔区侨联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尽的乡亲情，末了，他们请张教文坐着他们的汽车，在市内作一次夜游，直到凌晨二时多，才告别而去。 我与两位弟弟的会见，却颇费一些周折。为了迎接两位素未谋面的弟弟，我三次往返十楼的房间与大堂之间而未遇，焦急情状，难以描述，直到接近深夜十二时，才由与我同行的妻子将两位弟弟接进房间。妻与两位小叔也不相识，在大堂碰面时，她一眼便把两人认了出来，亲人之间的默契，实在难以用一般的道理解释得清。五月间，我曾邀弟妹们回广州吃荔枝，后因父亲患病，弟妹们未有成行。错过了多年不遇的荔枝大丰收的机遇，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次南行，我特意带来了新出炉的荔枝干，以慰亲人对举世驰名的岭南佳果的眷念。于是，我们品着购自杭州的龙井茶，嚼着荔枝干，团团围在一起，细斟慢嚼着家事亲情，二十多年的思念之苦，在清香与甜蜜中渐渐消溶……凌晨四点多钟，我和妻子才把两位依依不舍的弟弟送出了酒店门口。

马六甲的团聚

8月17日下午，我们离开新加坡，乘上旅游大巴，沿着贯穿马来西亚南北的高速公路，向着500多年前三保太监郑和留下过足迹的马六甲飞驰。团友们都在贪婪地欣赏着公路两旁望无边际的油棕林海以及古树参天的原始森林，并不时为一二个奇异的景观而发出惊叹。谁也没有注意到，尽管车窗外景色怡人，但团友唐梅却无心欣赏，此刻，她的心飞到很远很远…… 唐梅是珠海市唐家湾人，今年58岁，3岁时，父亲去世，4岁那年，母亲为生计所逼，将她托付给姑姑后，只身离去。一晃54年过去，唐梅从未有过母亲的音讯。今年四月，喜讯从天而降，珠海市侨联告诉她，她的亲生母亲正在寻找她！原来，母亲离开她后，嫁夫生子，碾转到了南洋，现在马六甲生活。几十年来，她日夜都在思念自己的亲生女儿，无奈关山阻隔，欢聚之梦，一直未圆。近年，不少马来西亚商人到珠海市投资设厂和做生意，他们带回许多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的讯息，这更加勾起她的思女之情，于是，她嘱托一位在珠海市投资的马籍商人帮她寻找失散54年的女儿，那位商人又求助于珠海市侨联，终于，珠海市侨联在人海中找到了唐梅。通过省侨联的联系，从未出过远门的唐梅加入了黄埔侨联组织的恳亲团，踏上了千里迢迢的会亲之路。此刻，汽车正向着她梦牵魂萦的马六甲驶去…… 令人动情的场面出现在当天晚上七时许。当唐梅在马六甲的弟弟等五位亲人出现在唐梅下榻酒店的房间门口时，房间里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由黄埔区侨联主席李素云精心组织的欢聚会随即开始了。虽说是亲眷但又不相认，当唐梅与几位亲人执手相看时，欢笑之中不免流露出几分唏嘘。亲人们簇拥着唐梅团团而坐，大家都有满肚子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倒是在场的团友把气氛搞得浓浓烈烈。随着照相机闪光灯的闪动，定格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半个小时后，团友们将唐梅送出酒店门口，目送着她登上亲人的汽车，扑向倚闾而望的母亲的怀抱。 唐梅刚走，虽是亲眷却又不相识的团聚，又在团友罗秀莲的房间里展开。罗秀莲的父亲五十年代以前一直在马六甲生活，后因参加马共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而被迫只身返回祖国，回国后，他被有关部门安排到海南岛某华侨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又再娶妻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他在马六甲及在中国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可他们从未见过面，更因马六甲电话变更，失去了多年联系。在区侨联的帮助下，罗秀莲重新与亲人取得联系，此番南来，为的就是一圆欢聚之梦…… 马六甲，这个风光旖旎的滨海小城，留下过多少郑和下西洋的美丽传说，也留下过多少华人的离合与悲欢！

在感情的海洋中徜徉

8月19日，我们回到吉隆坡，继续恳亲之旅。在吉隆坡，恳亲团展开了对当地华人社团的拜访，我们分别拜会了雪隆广东会馆、雪隆番禺会馆和马来西亚留台同学总会，所到之处，我们均受到了热情接待，乡谊畅叙之际，大有天涯若比邻之感。

   两天后，恳亲团离开吉隆坡，团友们坐着旅游大巴，冒着时落时停的骤雨，奔向当年孙中山曾经从事过革命活动的槟榔屿(槟城)。在那里，张教文探望了年届九旬的母亲，团友们造访了孙中山创办的久负盛名的《光华日报》，并拜会了全马工商联会已故主席庄汉良的遗孀李月貌女士……

一路上，团友们再一次徜徉在感情的海洋中…… (2000)

苗乡归来常思酒

这次从贵州归来，最令我魂绕梦萦的是那苗乡的酒。 8月17日早晨，我们广州文艺家赴黔采风团一行十四人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的陪同下，离开贵阳，前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进行采风和建立“爱心书屋”活动。临行前，何主席一再叮嘱，到了苗乡，少不了要喝酒，在接受苗家姑娘敬酒时，若无海量，千万不可用双手去捧苗家姑娘递过来的牛角杯，不然的话，热情的苗家姑娘会把牛角杯里的酒都全数“敬”到你的口中。一行人当中，只有番禺汉子黄伟新肚子里能容些酒，其余的都是对酒敬而远之的人，听说要喝酒，各人都在暗地盘算如何逃过这场甜美的“大难”，对何主席的话，大家都生怕听漏半句。 由于路途遇阻，到达凯里时，己是下午２点多钟，凯里市文联的接待人员把我们引到了一间名为“快活林”的苗家酒店。饭局甫开，两位身着红衣的苗家姑娘便手拿酒壶和牛角杯，径直来到我们的席前。她们每唱完一首祝福的歌，便用牛角杯向席中的一位客人敬酒。初到苗乡，大家都想亲身体验一下苗家飞歌敬酒的滋味，一个个都老老实实坐下来，听候两位红衣少女的摆布。想必是大家都谨记何主席的教导，喝酒时虽然有些忘形，但一双手还是十分的规矩，不敢贸然去碰那弯弯的大牛角杯。姑娘的歌声很甜美，酒是糯米甜酒，喝进嘴里也是甜丝丝的，实在使人难以找出抗拒的籍口。一番熙攘之后，算是领略了苗家酒文化的第一道风景。 18日，在参加过凯里市举行的国际芦笙节开幕式之后，采风团在前来迎接的雷山县副县长杨耀奎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要建立“爱心书屋”的所在地雷山县。雷山县以境内有高耸入云的雷公山得名，是贵州最具特色的苗民聚居地。汽车贴着澄碧的巴拉河盘山而上，河的两岸，梯田里的水稻正在抽穗扬花，重山叠岭上，尽是苍松翠杉。“苗岭秀，溪水清，百鸟啼，报新春。”这是肖华将军《长征组歌》里的佳句，几十年来，我总以为岭秀水清是苗岭春天里的景色，没想到这盛夏的八月，苗岭的景色竟也是如此的翠绿。望着车窗外纤尘未染的河水和稻田，我默默地想：有这等好水、有这等好米，难怪这苗乡的酒…… 如果说，“快活林”的飞歌敬酒带有商业味道，那么，当晚在雷山县城举行的“爱心书屋”授匾暨赠书仪式上，我们遭遇上的，便算是真正的苗家酒了。在广州市文联刘长安主席和雷山县委龙副书记领衔进行的授匾和赠书仪式刚一结束，在芦笙队的开路下，三位穿着苗家盛装的姑娘便手持牛角杯和酒壶，向着坐在嘉宾席上的我们“杀奔”而来。她们一边唱着苗歌一边在每一位客人的脖子上挂上一条彩带，接着而来的便是将那盛满酒的牛角杯送到每个客人的唇边，酒是米酒无疑，但却少了在“快活林”喝的那酒的甜味，对于不谙酒韵的我们来说，自然觉得辛辣得多。会场里围满了上千群众，众目睽睽之下，“逃”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吻”那牛角杯，努力装出一副艰难吞咽的样子，可是这戏法立即被金睛火眼的姑娘戳穿了，换来的是一阵善意的猛灌。于是，每人的喉头都被火辣辣地烫过一遍，情绪也被烧得激昂起来，以至文艺晚会结束时，大家都情难自禁地融入盛装的苗民歌舞队伍中，合着芦笙的曲韵，近乎疯狂地跳起舞来…… 8月19日，采风团一大清早便掉进苗家的酒“潭”里，一天下来，经历了九道情关酒隘，不少人抵挡不住而“偷”成正果，得道成“仙”（先 ）。 这天一早，在雷山县委龙副书记和杨县长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雷山县民族中学，这是广州市文联要建立爱心书屋的地方。我们在学生鼓号队的夹道欢迎下走向校门，几位身着苗族盛装的姑娘早就在门口候着，迎面而来的除了欢歌笑脸以外，当然少不了盛满美酒的牛角杯，在与拦门的牛角杯打过交道之后，我们才得以进入布置一新、倾注着广州文艺界爱心的“爱心书屋”。于是，乘着酒兴，周国成、任桂森等一班书画家泼墨挥毫，宋传光、刘中生等摄影家扯着敬酒的姑娘做模特，频频操动手中的“长枪短炮”，热情和爱心融在了一起…… 离开雷山县城，采风团乘车前往另一个赠书点西江千户苗寨。中午，途经一个名叫白岩的寨子，热情的苗民留我们吃了一顿原汁原味的苗家宴─苗王饭。宴席在一家苗民的高脚屋里摆开，要进屋赴宴，拦门酒是谁也躲避不了的。及至席间，两位老人的古歌─讲述苗民迁徙历史的歌─刚刚唱完，守候在一旁的姑娘便开始挨个敬酒，这回用的不是牛角杯，而是苗家自己烧制的瓷碗，一巡刚过，第二巡便接着而来。渐渐地，长桌前面有些座位空了，宋传光等几位脸红耳赤的仁兄在一旁故作认真地研究芦笙的发音，有的则拿着照相机在屋中走来走去寻找角度，却不去按动快门…… 待到宴罢席散，大家都迫不及待回到车上，等待着车轮转动，好“逃”离这个用美酒泡浸的地方，岂料一阵歌声响过，那几位曾在席间敬酒的苗家姑娘手捧酒壶瓷碗，笑嘻嘻地拥上车来。酒壶堵在车门口，两个瓷碗分头向每个人的嘴边敬去，有不开金口者，结果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湿）了身。 下午三点多钟，汽车带着未散的酒香来到了离寨子还有４里地的西江千户苗寨牌坊前，我们刚刚走下汽车，久候在牌坊前的女子芦笙队便吹响了手中的芦笙，笙声悠扬如仙乐，在仙境般的苗岭中飘荡。牌坊前，摆着两张桌子，上面赫然放着几个酒埕，手捧牛角杯的姑娘一字排开，把守着进寨的唯一通道。见到这个阵势，大家明白，拦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道“难关”。 面无惧色的刘长安主席一马当先“冲”了过去，余下的人也都各显神通，通过了关口。进得寨来，众人见到风味十足的苗族风情，一个个如穿花的彩蝶，尽情采撷。凯里市文联的杨主席是当地人，他特意安排了一户苗家让我们进屋参观，说里面有传统的苗家刺绣和银制服饰可供把玩观赏。受此诱惑，众人都涌向这户苗家，到了门口，才知要喝拦门酒，无奈何，每人又只好笑嘻嘻地啜了一口。 从苗民家里出来，龙副书记把我们领往西江中学，这里是我们又一个赠书点。清洌的西江河环绕西江镇汩汩流淌，西江中学在河的对岸，中间只有一座石桥相通。原先在牌坊前把守的芦笙队和敬酒姑娘早就把阵地转移到桥上，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众人的脚步不禁踟蹰起来，悠扬动听的笙声中，仿佛听见有人厉声喝道：“尔等休走，老夫在此等候多时了！” 还是刘长安主席冲在头里，众人只好捂着正在燃烧的胸膛，闭上眼睛“接招”。待到活动结束，大家正要往回走时，却发现石桥再一次被姑娘和牛角杯封锁了，姑娘们微笑着说：“请再喝一杯送别酒”。 过得石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经过一天来的过关斩将，不少人已进入各自的“境界”，心想该是功德圆满，修成正果了吧？岂料西江镇的头头脑脑们正在路旁恭候：“远方的客人，请再吃一顿苗家饭再走”！ 确是盛情难却，大家只好迈着蹒跚的脚步，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跟在领导们的后头走进饭厅。筵开三席。刚一坐下，令人心灵颤动的歌声随即响起。酒当然是从领导们的席位敬起，坐在其它席位上的仁兄们见此阵势，一个个都心照不宣地赶紧往嘴里扒饭，然后一个接一个往外溜，待到敬酒队伍开过来时，没有领导在座的其余两桌的宾客，早己完成了“胜利大逃亡”，在远离饭桌的地方躲了起来。大家只顾明哲保身，却忘了保护主帅，敬酒队伍找不到对象，只好返回原地，这一下苦了刘长安和崔瑞驹等一班领导，作为半个东道主的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只好挺身而出…… 汽车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归途，在苗家敬酒歌声中败下阵来的广州文艺家们此时却兴致勃勃地谈起酒来，他们把刚才第一个逃离现场的人评为“酒仙”（走先），而尾随者一律定为“酒人”（走人）。 苗乡归来常思酒，思思而已，唉…… (2001)

婆罗洲散记

马来西亚分西马和东马两部分，西马就是原来的马来亚，而东马则是原来的婆罗洲，亦即今天之马来西亚沙巴州及砂拉越州。东、西马并不相连，它们之间隔着偌大的南中国海，从西马的吉隆坡乘飞机到东马的沙巴州首府亚庇或砂拉越州首府古晋，要花两个多小时，而从广州直飞亚庇，也就三个小时多一点。 由于父亲早年在沙巴州山打根定居、那边有我的许多亲人的缘故，所以每隔一、两年，我都会到东马去，2019年的11月9日至20日，我便偕同太太到那里走了一遭。此次行程十二天，来去虽匆匆，但收获亦算不少，归来之后，我将十二天的见闻稍作回忆，草成以下篇什，与读者分享。

出行缘起

无事不起行，与以往到山打根探亲及顺道到沙巴其他地方游览不同，这次的行程，除了专程去东马另一个州砂拉越观光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父亲新近出版的两部遗著举行首发及赠送仪式。 我的父亲龙学湖1939年底从新加坡随爱国华侨团体回国参加抗战，翌年在成都考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十七期，1956年从台湾重返南洋到山打根定居，直至1999年80岁时离世。父亲毕生酷爱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文学及书法爱好者，在山打根定居的几十年间，他以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为己任，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发表了几百篇宣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及针砭时弊的杂文，另外，他还以自己在台湾及山打根的生活为背景，创作了一部30多万字、名为《碧海青天夜夜心》的长篇小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他逝世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一直未能结集出版，那本凝聚着他不少心血、倾注了他不少真挚感情的长篇小说《碧海青天夜夜心》，也未能付梓面世。为了实现他的遗愿，藉2019年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机会，我对他的遗著进行了整理和编辑，精选一百多篇他发表过的杂文编成一本杂文集，定名为《山芭夜语》，连同他写下的长篇小说《碧海青天夜夜心》一起，一并交由吉隆坡的书辉出版社出版，并计划出版后，全数免费赠送给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爱好者及华语学校的学生。 这两本书的出版，得到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有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之称的李锦宗先生的遗孀林玉蓉女士的大力协助，新书出版后，我与父亲当年曾在里面任过职的山打根海南会馆的林秘书长商定，在2019年11月17日该会馆举行117周年馆庆的晚宴上，举行两本书的首发仪式，同时，还以我的名义，邀请了山打根10多间华文中、小学的校长参加晚宴，届时向他们赠送新书。 山打根海南会馆的馆庆活动要11月17日才进行，而我们买的是11月9日凌晨飞往沙巴州首府亚庇的机票，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与山打根的弟弟约好，要利用参加馆庆活动前的一些时间，到我从未去过的东马的另一个州砂拉越观光。之所以产生到砂拉越观光的念头，除了在读中学时接触过几个从砂拉越回国的侨生，对砂拉越留有印象外，还源自我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误判。前几年，我在一些零碎的资料里，知道于中国的清朝乾隆年间，婆罗洲曾出现过一个由中国广东嘉应州客家人领头组建的“兰芳共和国”，这个在中国还处于封建时代出现在异国他乡、由华人建立的的“共和国”，引起了我浓烈的兴趣，我一直以为这个“兰芳共和国”在砂拉越境内，我想去砂拉越寻觅这个“共和国”的遗踪。谁知在预先购买了从亚庇飞往古晋的来回程机票后我才得知，原来这个“兰芳共和国”的所在地坤甸，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今竟不在砂拉越域内，而是在砂拉越旁边的印度尼西亚境中。于是，我只好将错就错，继续实施原定的去砂拉越观光的计划。

会见华文作家黄玉奎

在亚庇汇合了弟弟夫妇之后，我们便按原来的计划，利用飞古晋前的空隙，约居住在亚庇的著名华人诗人、作家黄玉奎，在我们下榻的酒店见面。黄玉奎先生是沙巴文苑会长、中华诗词学会荣誉理事、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会员、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终生会员，他出版了众多的诗文集，在马来西亚及中国的诗词界都享有盛誉。见面后，黄先生告诉我们，两天后，他将要飞赴中国武汉，继而转江西南昌，去参加诗词界的多个集会。他已年过八旬，为了心中的梦想还不辞劳苦来去奔波，可见诗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我也感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更看到了中国人文化自信力的雄厚根基。 黄先生在山打根出生，并在山打根生话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我父亲有过交集，这次与他见面，原本只是想把我父亲出版的两本新书赠送他留念，没想到与他见面后我竟得到一个令我异常惊喜的收获，这个惊喜来自他送给我的一本他本人的译作。那天，我们把父亲的《碧海青天夜夜心》及《山芭夜语》送给他，他当即向我们回赠了两本他自己的著作，一本是诗词集《南沙一鸥诗词集》，另一本是他翻译自美国女作家艾呢思·牛顿·科夫(Agnes·Newton·Keitn)的回忆录《历劫归来》，正是这部《历劫归来》，令我眼前一亮。 不久前，我曾在我们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原副主委罗锡熊的口中，得知一位曾在山打根居住过的美国女作家写过一本有关山打根的书叫《风下之乡》，并说这位已去世多年的女作家在山打根现在还存有故居，而这位写过《风下之乡》、出生在美国、却嫁给一位英国人的女作家，也正是这本《历劫归来》的作者艾呢思·牛顿·科夫。对于这件事的失闻，于我这个去过山打根无数次的人来说，实在有点汗颜，我自问对山打根的历史文化还是有过一些了解，我曾一间又一间地参观过山打根那些坚持华语教学的“华小”和“独中”、追踪过山打根的华人抗日游击队的踪迹，也曾寻访过日本电影《望乡》中女主角阿岐婆说过的那些客死山打根的妓女“南洋姐”的坟墓，偏偏对那位写过三本以山打根为背景的著作的女作家未有所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鉴于此，这次南来出发之前，我便有抽空寻访这位女作家故居的计划，没想到还未到山打根，便遇到了这位女作家著作的华文本翻译者黄先生，更得到了这位女作家著作的华文译本，这能不让我惊喜么？

猫城古晋

11月12日上午，我们从亚庇飞到了砂拉越州的首府古晋。砂拉越州是东马仅有的两个州中之一个，它在全马来西亚13个州中面积最大。砂拉越史上曾隶属过文莱，1841年，英国人詹姆士·布鲁克协助文莱苏丹成功镇压了当地的一次叛乱，事后，他被文莱苏丹任命为砂拉越总督，1842年，布鲁克宣布砂拉越脱离文莱，独立为王国，是为布鲁克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东南亚唯一由白人任国王的小王国被日军占领，布鲁克王朝覆灭。战后，英军在砂拉越设立军事管制区，1946年，砂拉越正式成为英国直轄殖民地，1963年7月，马来西亚成立，是年9月，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 砂拉越州的居民，与其北面的沙巴州一样，也是由众多不同民族组成，这些生话习俗各异的民族，算起来有23个之多，而人数最多的当数伊班族、马来族及华族。这里面，马来族自然是土著，华族，以来自福建及广东的客家人居多，至于占人口比例最多的伊班族，其来源的说法则有“云南说”及“海南说”两种，不管那种说法正确，他们从古老的中国漂洋过海而来想必是无疑的。不过，在古晋城区，却鲜见有穿民族服饰的人招摇过市，这恐怕跟我们国内一样，只有待节日或喜庆期间，在他们聚居的地方，才可见到他们的民族服饰闪亮登场吧。 由于华人的登陆，砂拉越成了婆罗洲较早开发的地方，而古晋则成为婆罗洲最古老的城市。我们在下塌酒店前面的一个街心公园里，见到一组猫的雕塑，其造型与广州越秀山上的五羊塑像有点相似，广州以五羊为标志，称作羊城，古晋以群猫为标志，难道叫猫城不成？我向弟妇请教，她说古晋的俗称就叫猫城！原来华文古晋二字来自马来语Kuching，就是猫的意思。据说古晋还有一个以猫为主题的博物馆，因时间安排不过来，我们没有去参观。 我们下塌酒店的背后就是砂拉越州的母亲河砂拉越河，河面不算宽，里面也不见多少舟弋往来，一座钢索斜拉吊桥横跨河的两岸，加上岸边一些极具当地特色的建筑及相当宽阔的休闲、绿化设施，这里也不失为游客徜徉的好去处，特别是到了晚上，两岸刻意布置的灯饰齐齐发亮、每晚八时，对岸更有一处扬程甚高的音乐喷泉表演，为猫城的夜生活平添了不少姿色与趣味。 猫城内华族的宗教建筑甚多，占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大都建得金碧辉煌，最为抢眼的当数大伯公庙和上帝庙，因为弟弟夫妇是基督徒的缘故，我们并未进内参观，至于里面供奉的是何方神圣，实是不得而知。 亚答街与被称作唐人街的浮罗岸路是游客到古晋必去的地方，我们在里面购买了砂拉越最负盛名的特产胡椒，还品赏了古晋著名的美食哥罗面及叻沙面，哥罗面多作干捞，配以肉碎、猪杂、叉烧等，叻沙面除了有蛋丝、大虾等配料外，最具特色的是用来泡面的那碗用超过24种香料烹煮而成的汤头，不过，对于为东马人极其青睐的这款“黄汤”，却遭到喜欢清淡口味的我的婉拒，以至这名扬四方的“叻沙”，至今我还不知其味。在亚答街一间以吃叻沙出名的吃店里，我倒是对一座古色古香的戏台发生了兴趣，如果没有判断错误，这座古戏台应该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戏台上除了有标明“出将”、“入相”的两个门外，戏台两侧还挂着一副木刻对联，上联的联语为“传千古面目离合悲欢当年或有是事”；下联联语为“萃百代衣冠孝弟忠信此地如见其人”。联想到粤剧史中有不少戏班下南洋的纪录，想必当年有不少红船弟子都曾在这里献过艺。

砂拉越文化村

来到砂拉越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的民族文化村当然是要去的，到古晋的第二天，一位热心的“嘀嘀车”司机载着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离古晋城区约二十多公里的砂拉越文化村。在古晋，虽然没有像我们中国那样有支付宝或微信支付那样方便和惬意，但这里的“嘀嘀车”却是十分的盛行，随叫随到之外，据说价钱也比传统的的士便宜，所以我们从机场到酒店或是到埗后的每次出行，都是采用“嘀嘀车”。 砂拉越文化村背山面海，在海边，有一个达迈广场，广场中耸立着一座巨大的犀鸟雕像，犀鸟是马来西亚国鸟，这种鸟类，在马来半岛及婆罗洲都有踪迹，但以砂拉越为主要栖息地。砂拉越文化村在三都望山脚下，这里与我们在国内云南、贵州等地见过的少数民族旅游点内文化村的布局，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以复制的住房及室内陈设作为主要陈列元素，室内也有穿着该族服饰的人在进行手工操作表演，以展示该族的独特文化。在这里，我看到了达雅族、伊班族、乌鲁族的长屋、普南族的森林住宅、美兰诺族的高房、马来族的马来屋，当然还有华族的农家屋及塔楼。参观民族文化村，少不了观看歌舞表演，在一个有几百个座位的室内表演场里，穿着各种民族服饰的演员轮番上台，向观众表演各种舞蹈，感觉这些舞蹈都较为简单和原始，伴奏的乐器以铜鼓和芦笙为主，演员合着铜鼓的节拍舞动，有一个竹竿舞，在我们国内很多少数民族景点都是常见的。看了这场表演，不禁想起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那些场面宏大、极具文艺色彩的少数民族歌舞，对比起来，这里的表演少了添加的枝叶，显得更干净明朗，也更贴近生活，其实，原始有原始的味道，不是很多人更钟情“原生态”吗？

石隆门与新晓湾老街

弟弟夫妇前年到澳洲旅游时认识了一位住在古晋的王先生，这次我们到古晋来，曾预先与他作过联络，到古晋的第三天，便由他开车陪我们游玩。知道我对古晋的历史文化有兴趣，热情的王先生对我说：“今天我就带你去看一些历史久远一点的地方”。王先生的驾车技术非常了得，我们乘坐的汽车走的虽然不是高速公路，但行起来又快又稳，且逢车必超，超越前面的车时，时机掌握得十分准确，坐在上面，直有一种在赛车场上的感觉，问过王先生，才知道他是玩车的发烧友，常常与一班朋友驾车穿州过府，并以此为乐，难怪他的驾车技术如此圆熟。 汽车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湖边，湖不大，但湖水却碧绿得十分可爱，看到这泓碧水，可知这湖深不可测。王先生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石隆门，是古晋省的一个古镇，这里是华人在砂拉越的最早居住的地方。这个湖名叫碧湖，一百多年前，这里发现了金矿，一批华工首先来到这里“掘金”，这些华工有一部分来自“兰芳共和国”，有一部分更是从中国逃亡出来的的太平天国的余部。1857年，这里曾发生金矿华工反抗詹姆士·布鲁克政权的暴动。这些刻苦耐劳的华工，年复一年在这里“掘金”，硬是用锄头、铁铲，把山包削平，再将平地挖成一个三百多米深的大矿坑，后来，矿坑废弃了，便成了今天的碧湖。 这个金矿的开采一直延续到二战日军占领时期，王先生指着碧湖旁边的一座山对我们说：“这座山是石灰岩构造，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溶洞，日占时期，几百个华工为了躲避日军，钻进了这个溶洞里，日军喊话要他们出来，他们在洞中坚持不出，于是残暴的日军往里面灌毒烟，将里面的几百个华工全部毒死，过了几天，从溶洞里面发出了阵阵的恶臭，以至几里以外的人也闻到了这股臭味，事后，当地土著心有余悸，干脆用马来语的‘臭’字来作这座山的名字。”听了王先生的叙述，我明白了，这个风光秀丽的碧湖，不但见证了华人在砂拉越艰苦的创业史，也见证了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暴行！ 离开石隆门，我们驱车来到了充满老南洋风情的新晓湾老街，只见一条不足百米长的马路两边，都是清一色的木板建筑老店，王先生告诉我，这些木板房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都是先前在这里落脚谋生的华人前辈留下来的，一百多年来，散居在各处的华人都喜欢定时到这里汇聚，交换劳动所得、交流故乡信息，就像在唐山老家赶墟场一样。不过，随着新市镇的建立和人们生话水平的提高，这里昔日的繁华已成为历史，我沿着街的两边来回走了一圈，发现除少数的店铺敞开门户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大门紧闭。王先生告诉我，别看这里“门前冷落车马稀”，这里却是拍电影和拍电视剧理想的取景之地，说着，他引我们顺着一个斜坡走到一条河边，只见河面虽然不宽，但河水却十分汹涌，王先生指着岸边一个简易的茅屋说，一个美国来的剧组，几天前刚在这里拍过戏。应该说，在这条百年老街里，我看到了华人前辈留下的的又一个足迹。

胡姬花园与马中友谊公园

离开了新晓湾老街，我们来到了与古晋河滨公园只有一河之隔的北市胡姬花园。胡姬，华人称之为兰花，胡姬这个名字虽是英文译音，但却起源于拉丁文“胡姬士”(orchis)，字义是睪丸。如此美丽的花朵，怎么会跟人类男性的隐私处联系起来？原来，当初希腊人第一次发现胡姬的时候，见到这种植物长着一对与人类睪丸相似的球茎，于是便把它命名为“胡姬士”(orchis)了。不过，在南洋一带，却有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有一位美丽慈祥的女神叫第威·拉娜·沙士德拉华地(Dewi Ratna Sastrawati)，她下到凡间，要教导人们各种善行及相互谅解，最初，这位女神得不到人们的善意对待，反被赶到森林中去，在森林里，她遗下了一条五彩的头巾，这头巾最后变成了一株株婀娜多姿的胡姬。 这个胡姬花园分为苗圃和展示区两个园区，共种植了近8万株在婆罗洲生长的胡姬，品种多达80多个，除了砂拉越的州花诺玛胡姬外，婆罗洲所有著名的胡姬品种在这里都能找到她们的倩影，特别是华人喜爱的颜色鲜艳的拖鞋兰、石斛兰、蝴蝶兰、黑色和绿色的提琴贝母兰、叶片带有浓烈气味的刚果豆兰和香兰扑鼻的万代兰……虽说对于婆罗洲五彩缤纷的胡姬我并不陌生，因为父亲曾在山打根胡姬协会任过秘书，时常将一些举办胡姬展览时拍的照片寄给我看，但到了这个胡姬花园，我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徜徉在这个万紫千红的胡姬园中，在为园中的姹紫嫣红惊叹之余，心头还涌出一丝莫名的感慨，中国人喜欢把自己钟爱的兰花养在各式各样精致的花盆里，而这个花园里的胡姬，却大多数原生态地生长着，有的长在地上，有的缠在树干上，有的长在石缝里，有的长在小溪旁，毫无造作地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无拘无束地盛放着美丽的花朵。那一种养兰方式更好一些？三言两语实难说得清。 午饭稍事休息后，王先生特意回家换了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把我们载到马来西亚马中友谊公园。这个公园占地2.8公顷，于2004年为纪念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30周年和马中友谊年而建，公园的入口处有一个象征友谊的环球模型，基座的铭文写着：虽然分隔万里，但友谊的桥梁是不受距离所限的。往里走，可在人工湖边见到一尊巨大的郑和塑像，塑像坐落在湖边一艘船形建筑上，园中的建筑，其外形及室内的摆设，都有着明显的中国明代风格，人工湖里，一群群在中国风景湖中常见的各色锦鲤在游动觅食。时近黄昏，到公园休闲和运动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眼中所见，几乎都是华人脸孔，沉醉其间，简直就是在国内的公园漫步哩，夕阳下的马中友谊公园，一草一木都彰显着马中两国人民的水乳交融。

艾呢思·牛顿·科夫故居

到山打根后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去寻访女作家艾呢思·牛顿·科夫的故居。这位女作家的故居是一座两层高的木板屋，坐落在当地人称之为“红山顶”的一个小山岗上，这个小山岗现在已辟为一个幽静的小公园，而那座两层木板房也就成了女作家艾呢思·牛顿·科夫的纪念馆。纪念馆内陈列的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物件，而只是女作家一家人当年的生活用品而已，客厅、卧室、厨房、书房……一切都是那样的普通，但是，当我置身在静悄悄的书房中，望着那台老式的打字机时，思绪却飞得很远，很远…… 艾呢思·牛顿·科夫是1934年随丈夫到婆罗洲生活的，距今已经有80多年了。她的丈夫哈利·科夫(Harry·Keith)当时是北婆罗洲民事服务部属下的森林保育官兼农业部总监。八十多年前的婆罗洲是什么样子？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是让我抄录一段艾呢思·牛顿·科夫在《历劫归来》一书中的文字，让她来对当时的境况作一番描述好了： 在这里，婆罗洲的猎人头族仍在猎人头、莫洛(Moro)海盗仍然从菲律宾南下来掠夺财物、毛律族(Murut)仍然裸身披着长发。本地的民事政府只是一家查打公司(Chartered Company)，统治听由皇家，发薪却是这家公司。与老家往来的信件要走上漫长的六个月。 在这里，在这婆罗洲森林的边缘，沿着苏绿海和南中国海温润深蓝的海水边，英属殖民者的生活是安宁、惬意的，社交俱乐部、高尔夫球会、网球会、壁球会、桥牌会、橄榄球会、马球会以及足球会，构成了他们英式生话的白天；浓郁的热带夜间，挂满繁花的各种花树，如波罗蜜、占杷卡、鸡蛋花、肉桂、夜来香馥郁的气息充盈着他们充满异国情调的、柔和、慵懒的夜晚。 在这里，当帝国的建造者和他们的团体在喝茶时，调皮的象群、猴群、人猿、水濑、果子狸以及婆罗洲的土著、毛律和杜顺，我行我素地保留他们赤裸和狂放不羁式的不尊敬，而他们依然结着黑领带玩板球、唱圣诗、过耶诞节。 这就是有着一万五千亚洲人、七十位欧洲人居住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真实生活。 女作家逝去多时了，但山打根八十多年前的真实境况却通过她的文字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将一直流传下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国有位古人说过的一句话：“人寿有时而终，荣辱止乎其身，不若文章之无穷也”。我想，艾呢思·牛顿·科夫为山打根留下自己的著作，山打根当局为这位为山打根的历史及旅游业作出过贡献的女作家设立了纪念馆，两者应该都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

赠书

11月17日，山打根海南会馆庆祝成立117周年馆庆晚宴如期举行。为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成立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海外华人的历史传统，下南洋的海南人历来不少，山打根有海南会馆是自然的事，一个会馆能坚持一百多年不散，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之坚韧不朽。当我蓦然联想到艾呢思·牛顿·科夫在《历劫归来》中描写到八十多年前山打根的情景时，不禁对一百多来年前就来到山打根打拼的海南老乡前辈们肃然起敬。 晚宴筵开50席，其间还有文艺表演，老乡们都盛装出席，可谓喜庆热闹，我们的赠书活动虽是额外的安排，但也为晚会增添了不少色彩。我父亲的书除了在席间赠送给应邀而来的华语学校的校长们外，也有赠送给出席晚宴的有需求的人，父亲生前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我将他的遗著出版赠人，也算是了却了他生前未了之心愿，若他泉下有知，应是感到欣慰了。 (2020)

怀念秦牧老师

秦牧老师辞世的消息，我是10月14日晚知晓的。那晚10点多钟，一位文友打来电话，劈头的一句便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秦牧于今天中午十一点多钟去世。” 我的心曾被突其如来的永别震碎过，时至于今仍无法复原，这一两年，对于耳闻目睹的生离死别，我已没有了感觉，但这一次，我却感到我那颗破碎了的心在微微地抖动。 我常对一些称我为“老师”的年青文友说：“文学是没有专门老师的。”但在暗地，我早就把秦牧当成是我的老师，无论是他的为文，或是他的为人。 认识秦牧老师，当然是从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文章开始的，《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我读了又读，《黄金海岸》、《长河浪花集》、《艺海拾贝》、《语林采英》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书中那些生动传神、精悍隽永的散文名篇，常令我爱不惜手。当我也学人做起散文来的时候，他那些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便自然而然成了我学习的样板。 真正见到秦牧老师，是在1989年12月广东省“海洋文学征文”的颁奖大会上。那天，他作为评委和颁奖嘉宾来到停靠在洲头嘴码头的牡丹轮上，与我们一群满身“海味”的业余作者见面。会上，他拿出事前准备好的讲稿(也许只是提纲)作了发言，他借用一个“淡水就在自己脚下”的故事，勉励“海洋文学”作者要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作品来。他的发言虽然浅白，但道理却非常深刻。一个誉滿中外的散文大师，对一班业余作者作发言，事前还要如此认真地作书面准备，足见秦牧老师待人的真诚。 作为获奖者之一，我参加了会后的餐聚，并坐在秦牧老师的旁边。他关切地问起我的文学创作情况，并跟我谈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他态度和蔼、语气亲切，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 1990年春节后不久，我随省海员工会的领导一起，到华侨新村秦牧老师的家中拜访。由于路径不熟，七转八转才找到他住的那栋大楼，没想到那栋楼房竟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与一般的居民楼没有什么两样。开门的是他的夫人紫风，见我们是生人，她不免有些犹豫，秦牧老师闻讯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进屋坐定，兴奋之余，我不禁有些惊讶，这屋里的陈设也太简朴了，除了电话机之外，沙发、茶几、椅子，一切都似乎过了时。我们坐着交谈，仿佛置身于一个极普通的市民家庭之中。这一次拜访，令我对秦牧老师的为人又增添了一层敬意。 秦牧老师的散文一向以材料翔实、知识丰富见长。我常常思忖他是怎样获得如此多素材的。1990年7月，省海员工会的领导偕同广东海员系统各企业报的主编一道，伴同秦牧伉俪及省委老领导、老作家杜埃伉俪，到伶仃洋上的桂山岛采访，我有幸随行。奔波的两天中，亲睹了这位年过七旬的散文大师像海棉吸水、蜜蜂采蜜般的不苟与辛劳。在桂山镇的接待室里，他认真听取桂山镇的领导介绍情况，并随手做着笔记，重要的地方还要反复询问，神情专注得就像小学生听课一样。他深入渔村，与渔民交朋友；他钻进防御工事，与守岛部队的战士拉家常；为了凭吊当年解放垃圾尾岛(桂山岛旧名)而发生海战的旧战场，他又钻进布满荆棘的丛林，来到了当年解放军桂山艇撞岸抢滩处。当我后来在羊城晚报上看到秦牧老师那篇记述这次桂山岛之行、洋洋洒洒的散文《伶仃洋上》时，心里总是涌动着一阵莫名的激动，艺海拾贝，说来轻松，要想文章不朽，就得脚踏实地。 这年的年底，我受省海员工会委托，负责主编广东历届海洋文学征文的优秀作品集《神奇的海》，我们请秦牧老师为该书写序，他欣然答允了。他以1989年底在海详文学征文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为基础，以“淡水就在自己脚下”为题，为这本出自广东海员系统业余作者之手的集子，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序。他在序中最后说，《神奇的海》“是一部颇具可读性的作品，我乐于为它写这么一篇序言，喝喝彩，敲敲边鼓。”为扶掖业余作者，秦牧老师可谓不遗余力。 秦牧老师走了，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人文俱佳的文学大师，广东的业余作者失去了一位平易近人、乐于为业余创作“喝彩、敲边鼓”的好老师。他虽然走了，但他的文章还在，他的散文已整整影响了中国的两代人，而且还将对后来的人继续产生影响。他正直无私、真诚勤奋的精神与他的文章一样，永存人间。 (1992)

师恩永铭

我是文革期间从一位亲戚口中听说秦中英这个名字的，我这亲戚是位著名的教授，那时正在黄埔区南岗村的“牛鬼队”里，与秦中英一起接受批斗和扫大街。真正认识秦中英老师是在1979年，那年，广州市要举办农村文艺调演，黄埔区把参加调演的任务交给了夏园村，夏园村主管文体的领导要我帮他们写一个独幕粤剧去参演，那时我正在黄埔区一家修船厂工作，居住在这个村子里。 我曾在东莞县的漳澎村当过八年知青，这个村子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出过一个戏班叫“小英雄”，我下乡之时，适逢文革，丁公醒等一批出身“小英雄”的粤剧老艺人因各种原因回到村里居住，那时我参加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在老艺人的影响下，我也喜爱上了粤剧粤曲，除了演，我还写过不少所谓的粤剧小戏。那年月，真正的传统粤剧已被砸烂，我们演的只能是《沙家浜》一类的样板戏，谈起粤剧的传统知识，老艺人们也是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故此，我所写的粤剧小戏都是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对于传统的、规范的粤剧，我还未真正入门，可幸的是，此时对粤剧粤曲的爱好之情，已深深植入我的骨髓之中。 盛情难却，我应允了夏园村的领导，但是，我知道，这时粤剧已恢复了原来的传统，我原先那些非驴非马的三脚猫工夫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再拿出来定会怡笑大方。于是，我赶紧找来一些有关传统粤剧创作的书籍，恶补了一下传统粤剧唱腔板式方面的知识，然后开始创作粤剧小戏剧本。 由于底气不足，剧本写出来后，我对黄埔区文化科的领导说，最好把剧本交给秦中英老师斧正后再拿去排演，我知悉秦老师刚获平反在黄埔区文化科工作。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夏园村广播站的播音室，我坐在秦老师的身边，他一边修改，一边对我讲解我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在那里，而他修改的理由又是什么，仅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他就把我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晚上时间写出来的剧本从主题、立意、情节以及口白、唱词、唱腔板式都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经过他修改的剧本面目焕然一新，这个戏顺利地参加了在花县举行的调演，并获了奖。 坐在秦老师旁边看他流水行云般修改作品，我简直目瞪口呆，世间上竟然还有这样好像连思考、斟酌都用不着便下笔修改作品的人！那时我心里暗想，以后能有机会向秦中英老师学习粤剧编剧就不枉来世一遭了。可惜的是，就在这次花县调演期间，因为红线女要出国演出，临时把他召回广州为红线女整理剧本，我们的戏还未轮到上演，他便离开花县回广州去了，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也就嘎然而止。自此以后的10多年里，我的业余创作转向了小说及广播剧方面，再也无暇接触粤剧创作，而秦老师不久也调到广州，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虽然如此，但秦老师高超的编剧水平以及诲人不倦的精神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向秦老师学习编写粤剧，成了我一个时刻萦绕脑际的梦。 1992年，我从修船厂调到黄埔区文联工作，黄埔区活跃的群众性粤剧粤曲活动唤醒了潜藏在我大脑深处的粤剧“基因”，上任伊始，我立即组建了黄埔区戏曲协会，并跟秦老师加强了联系。这期间，黄埔区每有大型的粤剧粤曲方面的活动，我都邀请他出席并请他指导，而他是逢请必到，需要搞专题演出，我邀请他为演出写作品，他从来不会推却，而且是分文不取。他不单自己亲力亲为，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邀请粤剧界的一些朋友前来帮忙。 由于黄埔戏曲协会有一批当年他亲手创建的黄埔粤剧团的成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与这些人一起到秦老师家中拜访，或饮早茶，或吃午饭，每次去，我们都会给他带去两条他喜欢抽的“椰树牌”香烟，从他先前居住在中山六路起，到后来搬到环市路，再到后来搬到中山八路，年复一年，我们都乐此不疲。他的太太告诉我们，每当接到我们要去拜访他的电话，他都会高兴地说：“我的沙煲兄弟又来了。” 后来，我离开黄埔区文联到黄埔区政协工作，虽然离开了文艺战线，公务又更加繁忙，但我对粤曲粤剧的创作一直未敢忘怀，在一次与秦老师的聚会中，我向他提出了要跟他学习粤剧编剧的要求，他笑着对我说：“你想学编粤剧很有基础，我支持，但在致公党内，你是市领导，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的故乡在黄埔，你又是黄埔区的区领导，我怎敢收你当学生？”我明白，他是很乐意为我作指导的，只是碍于我是个“领导”而已。我想，既然当不了他名义上的学生，就当他实际上的学生好了。果然，说完那番话后，他便向我讲起粤剧编剧的艰辛和道道来了。记得他当时说：“编粤剧最难之处莫过于小曲填词，既要合词意，又要不拗口，文字更要典雅、美丽，很多初学者就是在此却步的。”言下之意是，要学粤剧编剧，首先要过好小曲填词这一关。 于是，我便从小曲填词开始尝试粤曲创作，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的填词技巧不断地提高，一段时间以后，我便开始进入以梆黄曲牌为主的大曲创作，每写成一首曲，我都会送给他过目，很多时候，他都是从大体上提出意见，有时更会提出修改其中某字某句的建议，我的《长洲美》、《风生水起》、《好一树木棉花》、《苏东坡题诗浴日亭》等一批粤曲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对于我的点滴进步，他都会给予鼓励，记得他看过我的《好一树木棉花》后，觉得不错，马上推荐给红线女，后来，他把红线女的答复告诉了我，红线女说：“不看！就你秦中英一个人说这首曲好。”他是当笑话跟我说的，我明白，以我的“白鼻哥”名气及稚嫩的功力，红大师不屑一顾是理所当然的，但秦老师这样不遗余力地提携、奖掖一个业余作者，却令我十分感动。 我写的第一个多场剧本是《百花冢》，定稿后我第一时间用电邮把稿子发给他，第二天，他打电话约我到他家中，到了他家，他太太告诉我，我的稿子打印出来后，他一口气地看下去，一边看还一边哼唱其中的唱段，看完后还写了推介文章，直到很晚才睡觉。秦老师把他手书的推介文章交给我，里面有这么一段：“本剧作者龙莆尧君是黄埔区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这个剧本是他的处女作，初试啼声，便有此佳作，令人欣慰。剧本虽然情节简单，却另有一种别致、精致的韻味，是一首凄美、高雅的抒情洔，在粤剧纷纭的剧本中别饶一格。总的看来，剧本的唱段是多了一些，特别是一些板式用得重复了些，如反线二王、南音等。演员可以根椐自己的爱好，作一些取舍，使剧本更为精美、紧凑。可以想见，他日舞台上优美的乐曲、浓烈的感情，是能够倾倒观众的。”秦老师还告诉我，香港的大老倌阮兆辉明天要来他这里取为他写的剧本，他会把《百花冢》也顺便介绍给阮兆辉。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能得到秦老师如此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实在是有点诚惶诚恐，不过，我的心是明白的，秦老师的赞美之词只不过是对我这个初学者的激励及期望罢了，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不负秦老师的期望，我必须继续写下去。 不久，我开始着手第二个多幕剧《梁天来告状》的创作，我先把分场提纲给秦老师看，他看后，建议我增加一个人物，并为其中的一场戏设计了具体的情节。可惜的是，我的这个剧本还未最后定稿，他已驾鹤西去。 秦老师的博学、快手、精巧、多产，我是永远也学不到的，但他勤奋、执着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为守护、传承、弘扬粤剧这块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要继续努力写下去。秦老师逝去之后，我写下了《一半的奖赏》、《还金奇缘》、《珠江怒潮》、《诚实与谎言》四个独幕粤剧，可惜的是，我再也找不到秦老师“问功课”了。 我明白，在粤剧编剧方面，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水平所限、环境所限，我的作品也许永无“出头”之日，但我还要继续写下去，不为别的，只为师恩永铭，只为在秦老师身上继承下来的那一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2019)

怀念挚友崔坚

在今年10月16日崔坚逝世七周年时撰文纪念，是几个月前与远在美国的一位同学商定好的，岂料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天，便接到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通知，10月14日要与省馆的馆员一道，到云南举办书画展及开展考察活动。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撰文纪念崔坚一事，只得耽搁了下来。美国的那位同学依约首发，国内的不少同学紧接着跟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崔坚的崇敬和怀念。匆匆的外出考察旅途中，同学们发在班群里的文字我都读了，七年过去，大家还是这样怀念他，可见崔坚的品格感人之深。 也许是有缘，我与崔坚初中、高中都同在一个班。我们平常的相处都很平淡，可不知为什么，每次的外出劳动，无论是在岗顶农场、龙眼洞农场，或是在花县的大陵、岐山，我跟他都被分在同一个小组，一起找饲料、一起放羊、一起割禾、一起挑公粮。有一年的暑假，我们都没回家，而是相约到花县新华公社歧山大队参加修水利，一起搬石头筑水塘。我与他两个人在一个叫杭叔的单身汉家中搭食，晚上一同睡在用禾草铺就的地铺里。时逢“四清”运动期间，当时的四清工作队有一条规定，工作队员在社员家中搭食不许吃肉，崔坚向我提议，我们虽然不是工作队员，但也应该向工作队员学习，在社员家中搭食不吃肉，于是，在杭叔家搭食的二十多天里，我们都没吃过他的一箸鱼、一块肉。 在校读书的六年中，与崔坚相约做的事情还有两件难以忘怀，一件是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从学校出发，经过岗顶、苗圃、天河机场、杨箕村、梅花村、东山口，再到永汉路东横街土中巷他的家，由此我认识了他那慈祥的阿嫲。还有一件，就是每年清明后的某个星期天，我都会随他从学校步行到银河公墓，到他父亲、革命烈士崔楷权的墓前拜祭一番，没有香烛、没有供品，只有我们沿途采摘的野花。1966年4月10日的那一次最令我难以忘却，因为从银河公墓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突然发觉自己竟然没有一点食欲，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被告知是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要立即隔离，过了几天，我便离校回到家中休养。 那年5月27日学校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那天我还在家中养病，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学校的“文革”运动已开展好一阵子了，不久，“血统论”甚嚣尘上，自惭形秽的我只好缩在一边。记得我刚考上华师附中的时候，到户籍所在地的罗岗公社写证明迁户口，与我同在一间小学念书而考取广州市区中学的人都已顺利把户口迁到了市区，唯独轮到我办理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我那样家庭出身的人不配读那么好的学校，负责人还说：“谁给你办谁犯错误！”我在学校当了差不多一年的“黑人”后，才由学校出面把户口迁出，所以，在附中的几年，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刚上高一的时候，我曾做过一次入团的白日梦，团支部委派人与我谈话，明确告诉我，我是不能加入共青团的。还记得有一天傍晚，一位出身革命干部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你的脸色总是青青黄黄的？”我随口回答他：“可能是没油吃吧。”没想到他听后勃然大怒，狠狠训了我一顿，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你说没油吃，难道是我们干部子女把你的油都吃光了？”我无言以对，一个人偷偷走到宿舍旁边那个泥地篮球场里，坐在球架下面哭到了半夜。由于有以上的经历，所以，面对着来势汹猛的“血统论”，再加上母亲此时被斗被囚，整个文革期间我都在惶惶之中度过。 大串连开始后，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们分批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不少人走上了“长征”路。我不愿回到妈妈被绑走后空空荡荡的家，也不敢轻举妄动去“长征”，只是每天呆在学校里。1966年11月的一天，崔坚找到我，问：“想去北京吗？”我点了点头，但马上又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再说话，随即递给我一张小纸片：“给你的。”我拿过纸片一看，原来是一张广州至郑州的“革命师生串连临时乘坐火车证”，他继续说：“好不容易弄到三张，一张给你，一张给弼仔，一张给大军。我打听好了，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是北京，火车到了郑州，你们不要下来，就可以到北京了。”几天之后，我便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张饱浸着纯真友情的小纸片，我一直带在身边，珍藏至今。 要上山下乡了，临报名时，我一直为回不回我的原居住地夏园村而纠结不已。我想，夏园是农村，自己在那里长大，妈妈也还在那里生活，回到那里顺理成章，但我明白，妈妈是“牛鬼蛇神”，我回到那里绝无好果可吃，与其回家受屈受苦，不如随着大流到外面闯荡一下，在征得妈妈的同意后，我决定不再“回乡”。崔坚当时是校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学校的上山下乡工作。当他知道我作了不回夏园的决定后表示十分赞同，同时，他对我说：“你不要去海南，就去东莞好了。”这样，我便被安排到了所有华附学生下乡点中离广州最近的东莞县麻涌公社。三年后，崔坚领着几位从海南回广州探亲的同学到我插队的麻涌公社漳澎大队来看望我们，见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状况都不错，他感到很高兴。临走前，他告诉我，当年华附对口东莞县的下乡点有麻涌、长安、沙田三个公社，他曾当着三个公社派来的领队的面问，三个公社之中，那一个最好？三位领队异口同声都说麻涌公社最好，接着，他又单独找到麻涌公社的领队问，麻涌公社里那个大队最好？这位领队说漳澎大队最好，于是，他便把我安排到了麻涌公社漳澎大队。至于他明知我原籍海南文昌却叫我不要去海南的原因，他也告诉了我，他说他大哥当兵时在海南生活过，知道那里生活异常艰苦，有时甚至连盐也吃不上。 招工回城后，我与他的来往更加密切，相约一起做的事情更多了，可以说，我回城后经努力拼搏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第一时间告诉他，与他一同分享。记得我作词的一首新歌在中山纪念堂首唱，他与太太都来到了现场；我出版的每一本新书，无一遗漏都送给了他；我母亲的回忆录《逝水留痕》从手稿转成电子版后，我还未开始编辑，便首先给了他看，并让他给我把把政治关，可以说，他是文稿的第一位读者。班里的大小活动，他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而每一次活动前，他都拉上我与他一起策划，活动后，他都自己花钱制作好活动时拍的照片，并与我分工，设法送到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同学手上。我们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2012年9月底，我与他商定于当年11月份秋高气爽之际到我下乡插队的漳澎聚会和观光，为了使这次话动的内容安排得更丰富，进行得更顺利，10月3日，他夫妇二人与我一起先行到漳澎打前站踩点。回到黄埔后，我们约定，等他从韩国旅游回来后就给同学们发通知。这天的傍晚，我送他们到地铁口坐地铁回广州，没想到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10日27日，我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参加崔坚告别仪式，大哭。从此前路无知己了。” (2019)

我与李锦宗先生的异国情缘

我住中国广州，李锦宗先生住马来西亚吉隆坡，本来素不相识，但我们之间却有过一段虽然短暂但却不浅薄的异国情缘，而这段情缘的“牵线人”，便是马华文学。 2013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居住的弟妇张瑞桃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吉隆坡的李锦宗先生要找我们父亲龙学湖的文章，准备将这些文章编进一本什么书里。我父亲龙学湖1956年在山打根落脚后便一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直到1999年去世。他生前酷爱文学创作，工作之余，常在沙巴的华文报纸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在沙巴应算是一名钟情马华文学的业余作者。大概是因为他知道我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的缘故，所以他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后，很多时候都会将自己的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附在他给我母亲或给我的信中寄到中国来，日积月累，我手头上便积存了不少他的作品。我那些在山打根居住的弟妹们华文程度普遍都不高，平日也不太关心文坛的事，加上这时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所以弟妇一时也难已找到父亲遗下的文稿，情急之下只好求助于我。 接到弟妇的电话，我连忙翻出父亲寄来的剪报，从中挑选了几篇，正打算付邮之际，弟妇又打来电话，说由于时间紧迫，李锦宗先生怕我们一时找不到父亲的文章，他已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其他渠道找到了两篇，并已收进他所主编的书中。直到这时，我才从弟妇打来的电话中弄明白，原来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为了配合庆祝该会成立80周年，要将一些散见于各书刊的海南籍作者的诗文作品蒐集起来，出版一本《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李锦宗先生是这本书的主编，父亲祖籍海南文昌，故他的文章也在蒐集之列。弟妇还告诉我，李锦宗先生在网上知道我母亲徐佩珩的长篇回忆录《逝水留痕》在广州出版的消息，希望能得到一套。 我母亲徐佩珩是一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1937年，她高中毕业，正值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为挽救民族危亡，她毅然投军，成了一名女兵。后来，她又学习无线电，成为一个电报员，不久之后，受派与从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新加坡归侨青年龙学湖伪装成夫妻，深入敌占区潜伏，建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冦情报，为抗战最终性利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而龙学湖后来也成为了我的父亲。2012年，我母亲93岁，她将自己撰写的50多万字的回忆录《逝水留痕》付梓出版，由于她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这套书刚一面世便大受读者追捧，前来索书者络绎不绝，到李锦宗先生提出要此书时，我家中就只剩下我保存的那一套了。为了满足李锦宗先生的要求，我想尽千方百计，终于从朋友那里要回了一套。2014年的3月，我把《逝水留痕》一套两册邮寄给李锦宗先生，也算是对他不辞劳苦为我父亲的事奔忙的一个报答。 本以为我与李锦宗先生的异国情缘到此可作个小结了，谁知我俩的情缘未了，翌年的4月初，我接到他从吉隆坡打来的电话，说他与太太林玉蓉将于本月中旬到广州与在广州的大马归侨作家马阳等人聚会，希望届时能与我见上一面。4月15日，我依约从黄埔住所赶到市中心他们下榻的酒店，与他们伉俪以及马阳等人会面，并一起共进午餐。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憨厚、随和、乐于助人，对文学事业极其执着。大概是因为我们年纪相仿、性格相近、又有共同爱好的缘故，我与他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交谈中，当他得知我有将父亲遗下的长篇小说稿在马来西亚出版的愿望时，便执意要到我家，看一看我父亲留下的那份手稿。 午饭后，李锦宗与太太林玉蓉女士顾不上休息一会，便随我坐上开往黄埔的地铁，来到我的家中。我把家父脱稿于1980年的长篇小说《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手稿拿给他看，他一面看一面对我说：“你的想法很好，应该把这本书稿出版，不管怎样，这也是马华文学的一部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听了他的话，我对出版父亲这本书的信心顿时增强了许多。 这天的傍晚，我携同家人，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饭店与李锦宗先生伉俪共进晚餐，席间，林玉蓉女士告诉我，李锦宗先生几年前患上肠癌，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治疗之中，这次从广州回去后，又要进行新一期的化疗。听到林女士的这番话，我的心不由一阵的感动，李锦宗先生有疾在身，还不辞劳苦为马华文学奔走呼号，其敬业之情，实在令人敬佩，这也足见其人格之伟大。感动过后，我的心随即沉重起来，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罹上恶疾？爱莫能助，我唯有暗暗祝福李锦宗先生早日康复。 随之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为父亲出书的事只得暂且放在一边，虽则这样，但这件曾应允过李锦宗先生的事，我一直未敢忘怀，我明白，这里面，除了有我做儿子的责任之外，更有李锦宗先生的殷切期盼。2016年，我终于把为父亲出书的事摆上了议事日程。父亲的书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碧海青天夜夜心》，另一部分是他几十年来在报章上发表过的200多篇文章。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我对小说稿进行了删节，将原稿近30万字压缩至20万字，对那些发表过的文章，也进行精选和分类，只保留了138篇13万字，这些工作，耗去我不少的时间，再加上这期间仍脱不去事务的羁绊，为父亲出书的工作也只能打打停停。 正当我不断向终极目标前进之际，岂料2017年6月20日，我接到林玉蓉女士发来的电邮，说李锦宗先生己于6月19日仙逝，得到这个消息，沉痛之余不免有些自责，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将父亲的小说稿出版，而让侵犯李锦宗先生的病魔抢在前头？ 2018年10月，林玉蓉女士到访广州，约我在东山酒家见面，聚会时，她关切地询问我为父亲出书的事进行得怎样，并再次表示，若有需要，她可助我一臂之力。这一次，她还送我一本李锦宗先生生前编就，在他身后出版的《马华文壇作家与著作》，捧着李锦宗先生这本厚重的遗著，不难想象，为了这本资料翔实、准确的书的出版，为了给后人留下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奋斗史，李锦宗先生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2018年的年底，父亲的长篇小说《碧海青天夜夜心》和杂文集《山芭夜语》终于编就，可在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却又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倚仗林玉蓉女士的大力协作，在吉隆坡的书辉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书。这年的11月，值山打根海南会馆庆祝成立117周年举行馆庆晚宴之际，在宴会开始前，我与山打根的弟妹们一起，为父亲的这两本书举行首发式，并把这两本书赠给应邀而来的山打根华校的校长及有需要的海南同乡。此外，我还留下一部分书在吉隆波，这批书将于这次疫情过后，在林玉蓉女士的安排下，全数无偿赠送给大马的华校。 我父亲生前以文学这一形式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李锦宗先生一生研究马华文学，醉心于马华文学有关资料的挖掘、收集、整理和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都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次我将父亲的遗著出版赠人，在了却父亲生前未了心愿的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李锦宗先生的期望，若他们泉下有知，应是感到欣慰了。 我从工作单位退休之后，被聘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力所能及地从事文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与李锦宗先生可谓心灵相通，因此也更清楚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寻珠觅宝是什么滋味。马华文学，在某个意义上说，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说，那里有华人，那里就有中华文化在闪光。为了不让那些曾经闪烁的星光熄灭，李锦宗先生不辞劳苦，甘于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一件事，其无私和执著精神实在值得后人敬仰和效法。 (2021)

苦汁熬成的真情(中短篇小说集《水龙吟》跋)

这年头想出本集子，对我这个无权无势、无名无钱的小人物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事，当这编就的十多万字的小说稿摆在我面前时，我心头还不断涌动着一阵阵的疑问：这集子果真能面世么？ 由于环境的逼迫，青少年时期长年挣扎在政治和经济底层的我，是不敢有多少美丽梦想的，更毋说立志当个作家著书立说了。能写出点东西来，能在广东省作家协会挂上个名，完全是命运的使然。这几十年来，我遭遇了太多的失意和不幸，心灵一次又一次受到重创，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调节自己情绪的人，每一次重创之后，都在心灵深处积下一滩苦水，日久天长，这些苦水便浓缩成稠稠的苦汁。无论是日常的话语或是诉诸于纸上的文字，我都不愿意直接去表露心中的煎熬，于是，一部分苦汁便继续存留在心底深处，一部分便升发成另一种形态，负载于这本集子的字里行间。 命运曾把我抛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水乡当了八年知青。对于那八年在风雨和泥泞中度过的生活，说不上憎恶，也说不上怀恋，但我却很珍惜。在那里，我耗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却捡回了一份成熟的思想。这八年知青生活，再加上我是在农村念的小学，如今又生活在城乡结合区，因此，我骨子里应是个乡下人。乡下人关心的自然是乡下的事多些，故此，这本集子的大部分篇章如《水龙吟》、《阿福的故事》、《落日正辉煌》等都是描写农村的。招工回城后，我曾在海运单位工作了十六年，虽然不是当海员，却经常与海员及大海打交道，耳濡目染，也就沾了点海的味道，也就有了《蓝旗》、《天边月》、《抢伞》这样一些关于大海和海员的文字，这些海味十足的文字这次也一并收入这个集子之中。 1973年春，当我第一次举足试图跨进文学殿堂门槛的时候，我是以戏剧作为踏脚石的。三年间，我写下了十多个小戏及曲艺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分别在省、地、县级的刊物发表了，但都是一些羞见后人的东西，不值一提。倒是那三年的创作实践，对我十年后的小说创作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影响，可以说，我的小说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脱离不了戏剧的坯子，过于着眼故事及情节的搭构，着重“道具”的运用，希冀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但缺少令人掩卷沉思的飘逸与空灵。 我远不是那种想做就去做的人，过多的失意和不幸令我失掉了自信。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多多少少成了我那悲剧人生的催化剂。1976年招工回城后，我基本辍笔，直到十年后，才又断断续续写点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数量都不太多，这次收进集子的小说作品，已几乎囊括了这些年来我的所有小说创作。成果如此之菲薄，实在无颜以对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引导、帮助我的师长和亲友。不过，聊以自慰的是，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是动过真情的，甚至还掉过眼泪。可以说，在这本薄薄的集子里，浸透了我那从心灵深处的苦汁中提炼出来的真情。待人处世，我素来求真，能把真情捧给读者，仅此一点，我问心无愧。 有愧的和无愧的话说过之后，我要对这些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所有人说声多谢。 (1995)

获奖广播剧剧本集《天边月》后记

我自幼便喜欢广播文艺。那年月，广播电台的文学味浓得醉人，长篇故事、电影录音剪辑、配乐朗诵、广播小说、相声、广播剧……常令我心动神摇。 下乡当知青期间，当广播站播音员的同时，我又迷上了“讲古”，文化宫、影剧场、禾场里、榕树下，常常是一杯清茶，一把折扇，拍一下桌子便“话说……”起来。及至到了招工回城，我仍对广播文艺保留着浓厚的兴趣，所以，1993年夏天，当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编辑约我写广播剧的时候，我便立即中止了手头上的小说创作，兴意盎然地把头埋了进去。几年下来，不知不觉竟有了包括短剧、单本剧、连续剧在内的9个剧本共计64集约40万字的进账。收录在这个集子里的4个剧本，都是近年在广东省或全国的评选中获过奖的作品，不敢妄称“精品”，但可说是心血之作。将它们挑出来结集出版，也算是对这几年从事广播剧创作的一个小结。 广播剧是一门综合艺术，这几个剧的播出乃至获奖，编剧之外，还凝聚着监制、编辑、导演、演员、录音合成、配乐等人的辛勤劳动。借本书出版之际，特向李树政、余碧君、曾广星、白玲、王坚、周自涛、杨书漁、何强、沈志民、郑衍、梁军、潘健生等广东省文艺界、广播界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姚锡娟、简肇强、李邦禹、潘伟行、卢吉兰等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表示衷心的谢意！我知道，没有这些名人的参与，这几个广播剧是难以获奖的。本书以“获奖广播剧剧本集”作副题，委实是沾了名人们的光彩。 广播剧在中国，曾往有过灿烂的时期，但在现今，却是相当的寂寞与冷清。不管怎样，一班热心人曾经为它的振兴艰难跋涉过，这本小书便是跋涉者们留下的足迹。 (1999)

美哉，雨后斜阳(《雨后斜阳》代序)

妈妈当年把50多万字的回忆录《逝水留痕》手稿交给我的同时，也把30多万字的《杂记》手稿交给了我，《杂记》手稿共5本，70篇文章，这是她1984年至2011年27年间外出旅游、参禅礼佛以及与人交往、家中要事等经历的随手记录，本书收录的28篇12多万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妈妈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她钟情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以，当外寇的铁蹄残暴地践踏中国国土、摧残中华文化的时候，作为家中独女的她，毅然离开温馨的家，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保卫祖国的铁流当中，成为血肉长城中的一块小砖。所憾的是，当外寇驱除、祖国重光之后，她便陷入了动荡和困苦之中，后来更是被拷上了无形的政治枷锁。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重压下生活的几十年中，她披戴着政治枷锁低头做人，无法挪开半步去观览一眼自己曾经冒死保卫过的大好河山，也无缘与那些昔日生死与共的同窗及战友相聚。 漫漫长夜中终于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当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而对于妈妈和我们一家来说，在改革开放中所获的最大得益，不是“富起来”，而是拷在我们身上的政治枷锁得以解除，套用一句几十年前的流行语，我们终于“解放”了！ “解放”后的妈妈，终于可以抬起头，以自由之身行走在自己曾经用青春和热血保卫过的国土上，去观览自己无限热爱的锦绣河山了了，这期间，她有如出笼的小鸟，感觉很轻松，也很愉快，她想飞出去，飞远一些，看看久违了的大千世界。尽管年近古稀，她还是把满腹的苦痛压在心底，捡起行囊，依赖微薄的经济及家人的支撑，踏上了力所能及的游览旅途。 20多年来，妈妈的足迹遍及省内的深圳、珠海、肇庆、连州、阳山、仁化、韶关、乳源、阳春、德庆、新兴、东莞、番禺、中山、顺德、佛山、清远、博罗、佛冈、汕头，国内的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云南、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广西、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的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东的四大名园、佛教的四大名山，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西安等著名古都，抗战期间曾经学习、工作以及经受战火洗礼的连县三江、韶关、乳源侯公渡、桂林、肇庆等地，她都如愿踏足了，山西、陕西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一些长途的旅程，她竟是在85岁以后成行的。而每到一处，无论是旧地重游还是贵境初到，她都迸发出由衷的感触，在赞美祖国山河壮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亦感叹拥抱华夏文明、直面海阔天高的畅快，可以说，含冤负屈几十年积下来的闷气，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旅程中渐渐消散了。 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她的信佛，一方面是受其母亲的影响，另一方面源自她对人生的感悟，再一方面，是出于对家人的爱护，她真诚地希望，佛可消灾解难、保佑家人的平安与幸福。精神枷锁的解脱，国家宗教政策的宽松，为她皈依佛门提供了方便，她在广州大佛寺领取了皈依证，在家中设置了小佛堂，并常常参加一些佛事活动。20多年来，她的很多旅程都与参禅礼佛有关，能一个不缺地完成对普陀、九华、峨眉、五台佛教四大名山的参拜，她一直视作人生的一大乐事。可以说，几十年间由于备受侮辱和欺凌所形成的积愤，在木鱼青罄和颂经声中，伴随着一缕缕的青烟飘化了。 妈妈又是一个热爱生活、注重感情的人。生活虽然艰辛，但她从未向遇到的困难屈服过，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为生活润色的机会。她始终坚信，自己当年投笔从戎、挽救民族危亡的行为没有错，对于过去的峥嵘岁月以及那些生死与共过的同学、战友，她一直铭记于心，并深深怀念。环境一俟好转，她便千方百计地与昔日模范团及干训所无线电系的战友和同学恢复了联系，并“欣喜若狂”地参加劫后余生的各种同学战友聚会。与故旧来往聚会，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另外一大亮色，可以说，抗战期间那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和信念，也在与故旧聚会的欢声笑语中得到了重温与坚固。 如果说，与昔日的同学战友得以重聚，唤起了妈妈当年的报国情怀、并获得极大欣喜的话，那么令她的豪情更加迸发、享受更大欣喜的事还在后头。2013年7月，从事发现、关爱被遗忘抗战老兵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广东群”的志愿者找到了妈妈，并一次又一次深情地探望了她，在给她送来社会热心人士捐款赠物的同时，也送来了志愿者制作的写有“抗战老兵 卫国勇士“的牌匾和纪念章。在这些志愿者的关爱下，广东省及广州市的各大报纸和电视台相继采访了她，对她的抗日事迹作了报道，她的母校广州市一中、广州市二中的领导以及一批又一批社会热心人士来到她家，向她表达关心和景仰，2015年9月，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妈妈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并出席了广东广播电视台举办的直播纪念晚会。 民间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对妈妈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关爱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关爱像清澈的溪流源源不断地润泽着她的心田，常令她感激不尽，只可惜，她的思维和精力已不允许她拿起笔将这些关爱一一记录下来，因此，由志愿者、社会热心人士和妈妈共同营造的这束生命的亮光遗憾地缺席了这本《雨后斜阳》。 外出旅行、参禅礼佛、与故旧聚会、受到关爱和表彰，是妈妈获得“解放”后生活的几大风景，也是她坎坷人生的补偿与慰藉，这些风景犹如狂风暴雨过后挂在天边的一抹斜阳，显得格外的绚丽与珍贵。 这部《雨后斜阳》所记录的事，从时间上看，与她先前出版的回忆录《逝水留痕》是相连的，从内容上看，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因此，可以把这部《雨后斜阳》作为《逝水留痕》的续篇或姊妹篇来读。妈妈无意成为作家，但她却爱好并勤于业余写作，自读初中起，她便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在当兵期间艰险的长途行军中也未中断，本书的一些篇章，竟收笔于2011年她92岁之时，可见她真是活到老，写到老。长期的练笔，加上她对事物观察的细微、感情的深注以及超常的记忆力，使她写起来如数家珍，也似行云流水，更是情真意切，在这一点上，《雨后斜阳》与《逝水留痕》是一脉相承的。 与《逝水留痕》一样，这部《雨后斜阳》，也是妈妈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产，希望大家接受并珍惜它。

(2016)

《碧海青天夜夜心》后记

当我终于敲定这部书稿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禁不住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很快的，我的心情又为自己作为该书责任编辑应该为这部书的出版写点什么而纠结起来，说真的，对于父亲几十年前写下的书稿，我这个自小在远隔万里的中国长大的儿子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毕竟当年他匆匆离开中国时，我只有两岁，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与他相聚的时间，总共不超过20天！ 父亲这部小说的定稿时间是1980年10月，距今己近40年了，他是1999年仙逝的，我知道，从定稿到他老人家离世的19年中，他一直都在努力让这部自己呕心沥血打造的作品付梓面世，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也未能如愿，我相信，他一定是带着遗憾离去的。 也许是知道我也喜爱文学创作的缘故，父亲在世之时，每次给我来信，都有提及这部书稿的内容，或叙述其中的情节，或引用其中的人物对话，可见他对这部书稿喜爱之深、传播之切。我是2002年从弟媳瑞桃手中接过这部书稿的，当我接过书稿的那一刻，曾暗暗许下一个心愿：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让这部书稿出版面世！无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百务缠身，一直抽不出时间来顾及这件事，这一耽搁，又过去了十多年，直到2016年，我才下决心排开一切杂务，把出版这部书的事摆上议事日程。 翻阅父亲那一叠叠堪可作书法艺术欣赏的手稿，我不禁为父亲对文学创作的认真而惊叹，一个个铁划银勾的汉字，镌刻在那一页页发黄的稿纸上，透发着沧桑的光芒。望着这些发黄的稿纸，留存在我脑子里的父亲的人生经历碎片，竟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出生在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县，当时属于广东省管辖。1939年2月，当侵华日军的铁蹄踏上海南岛的时候，他正在读初中。为免当亡国奴，他于一个月黑之夜乘船逃出海南岛，取道广州湾(今中国湛江市)前往安南(今越南)，再由安南到达新加坡，投靠在那里经商的二哥和三哥。几个月后，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热情感奋，他毅然与一班回中国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一道，登上了驶往祖国的轮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回中国后，他先是读了一段时间高中，不久便考取了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十七期。1942年，他从军校毕业，旋即进入军令部无线电训练班，同年，他受派与军令部无线总台第15分台的女台长徐佩珩合作，以假夫妻名义携带电台从桂林潜入日军占领区广州市郊，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的工作，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共同的救国救民志向令他最终和徐佩珩结为真夫妻，潜伏期间，他们工作出色，成果显著，胜利后双双获得国家颁发的“光华”乙等奖章。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广州市警察局任职，由于时局变化，1949年底，他回到海南岛，1950年春节刚过，他又流落到香港，不久，辗转到了台湾，并重回军界。1956年，也许是为了某个理想，他离开台湾，孤身一人漂泊到人生地不熟的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打拼，而这时，他无法再见一面的妻子——我的母亲，正在广州当年他们冒死潜伏的地方，带着四个孩子，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 父亲高中还未毕业，文化水准并不算高，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喜欢看文学作品和戏剧，闲时也喜欢动动笔杆进行文学创作，据妈妈的回忆，当年向敌后挺进途中在广东肇庆停留时，父亲曾向当地报纸试投过两篇短篇小说稿，并都幸运地被采用发表了，可见他很早就具有文学创作的才气和功底，他那艰岖和传奇的人生经历，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部《碧海青天夜夜心》描写的虽然是台湾的生活，但里面涉及的不少人物和情节，却可以在他在中国大陆那段经历里找到影子，而小说里男主人公龙一飞的经历，与他到台湾后的生活轨迹相当吻合。在通读了父亲这部小说的手稿后，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部《碧海青天夜夜心》大体上是可以当作父亲的自传体小说来读的。 诚然，父亲远不是文学大家，他的作品也算不上什么文学精品，但是，作为一个肩负着生活重担、在艰难的环境中养家糊口的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有限的时间，拿起笔管，字斟句酌地将自己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别人想知的人和事写出来，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举动！父亲在世时，常在来信中对我引用古人说的一句话：“人寿有时而终，荣辱止乎其身，不若文章之无穷也。”如今，斯人已逝，但人去留香，人虽不在，但他写下的作品，却留传了下来，永为后世阅览和纪念。 生活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不甚了了的，特别是对于一些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利益而奋不顾身的情怀更是难以理解，这部《碧海青天夜夜心》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当时的状况为背景，着力描写了一个深受国家分裂、家庭破碎为害的青年军人，为国家利益放弃来之不易的、赖以抚慰自己心灵创伤的爱情而到异国他乡孤身奋斗的故事，读完这部小说，相信读者们除了对爱情的真谛有所思考外，对远去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情怀，也是应该有所了解了。 这部小说的原稿有30多万字，为了适应当今偏快的生活节奏和人们的阅读习惯，在不改变主题和核心情节的前提下，我对原稿进行了调整和删节，缩成了如今的18万字，对其中的一些不切合当今时代特色的字和词也作了更改，以方便当今的人去阅读。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父亲那些分别生活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和中国广州的亲属们的鼎力支持，常年奔波在马来西亚斗湖和中国北京之间的父亲的外孙女李贤义，全力承担了将30万字手写稿转成电子版的工作，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生活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和中国广州的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纷纷解囊，为本书的出版捐集经 费。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在这个时候出版这部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2019)

中华传统美德的守护者(《山芭夜语》代序)

编定父亲的长篇小说《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后，我马不停蹄把精力转移到编辑他的杂文集方面来。与《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手稿由弟媳瑞桃于父亲辞世后才交给我的情况不同，这些发表过的文章都是父亲在世时夹在给我或妈妈的信中寄来的，有的从报纸上剪下来，有的则复印在信笺的空白处，日积月累，蒐集起来竟有200多篇，这次选进集子中的138篇，就是从这200多篇里面挑选出来的。 父亲寄来的这200多篇短文，可清晰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弘扬正气、针砭时弊的杂文，另一类则是文学范畴的，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理论。将短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与评事品人、议说道理的议论性杂文混编在一个集子里显然不大合适，为使这本杂文集不至于太“杂”，权衡再三，对于文学范畴的文章，除了保留发议论、亮观点的文学理论部分外，其余的我都没有编进这本集子当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细阅这挑选出来138篇文章，有谈论人的道德品质的，有议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有介绍民风民俗和故人逸事的，有阐明文学观点和探讨创作方法的，但无论涉及那一方面的内容，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凛然的正气，充满着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褒奖和弘扬。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包括高尚道德品质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其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有精忠报国，振兴民族的爱国情怀；有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有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爱心义行；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有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有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有俭约自守，勤劳奋发的生活理念……正是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铸造了包括海内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养成了全球华人社会堪可敬仰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情感样式。 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之所以历五千年流传到现在，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忠诚守护、认真传承和鼎力发扬。在我看来，父亲正是这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守护者、传承者和传播者。在我的意识中，父亲从中国台湾到马来西亚山打根，似乎是专门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而去的，我以为，在山打根生活的43年中，除了挣钱养家外，他只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报纸上发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文章，以文载道，用自己的文章来教化周围的华族同胞。 由于膝下儿女众多，父亲又只是个小职员，可以想見，在山打根生活的几十年中，他肩上的生活担子是多么沉重，可就是在这样艰辛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忘初心，甘于清贫和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围绕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主旨笔耕不辍，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针砭时弊、申张正义、净化心灵的文章，这是何等的不易，又是何等的令人钦佩！ 应该说，已传承了五千多年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不会轻易消亡的，但它的传承和弘扬，还有赖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身体力行，作为华族的子孙，作为父亲的后代，我们当以父亲为榜样，把传承、弘扬华人的传统美德作为己任，我想，这便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考虑到父亲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山芭构思或写就的，我把这集子定名为《山芭夜语》。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父亲的外孙女李贤义全力承担了将稿子转为电子版的工作，父亲在中国广州和马来西亚沙巴 州的全体眷属，都慷慨解囊捐赠出版经费。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在这个时候出版这部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2019)

《黄埔村落与住民》编者的话

编写、出版一部记录黄埔区古村落简况和原住民姓氏来源的书，是黄埔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多年的夙愿，区内的文史工作者为此酝酿了十多年，今天，在区内各界人土、特别是各自然村父老乡亲的支持和配合下，这个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黄埔地区地处黄木古海湾畔，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方，人文历史相当久远。此地何时开始有先人活动，未見有文字记载，据《广州文物志》记述，距黄埔地区北部不到10公里的暹岗村于1965年和1973年曾先后出土过一批印纹陶片、石器和青铜器，据有关专家推断，暹岗古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春秋至战国年间(前770—前221)，由此可知，黄埔地区开始有先人活动的年代，离这时间也不会太远。2005年，在对南海神庙周边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庙外西南侧发现一处南越国时期(前203—前111)的遗迹，若把这看作是有先人活动的依据，那么，黄埔地区开始有先人活动的时间，最晚距今也有2100多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埔地区慢慢出现了村落和集市，而最早見于典籍的村落地名恐旧就是晋代裴渊所著《广州记》所说的古斗村，也就是后来《隋书》所说的南海镇(扶胥镇)，亦即现在的庙头村了，这时，黄埔地区的大部分地方还在海水的浸泡之中。到了唐宋年间，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已处于十分发达的时期，而此时的黄埔地区，刚刚完成“珠池期”向“狮子洋期”的地质转变，大片大片肥沃的沙洲与珠江三角洲其它地区的沙洲一样，从水中冒出头来，慢慢发育成长。 也正是在此时，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穿越梅岭古道，通过商业重镇南雄珠玑巷南下珠江三角洲，在那里繁衍生息、开基创业。民国时期的学者黄慈博先生在其著作《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中写道，由珠玑巷南迁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香山、东莞、恩平、广宁、清远、宝安、阳江、增城等地的氏族有73姓，164族，上世纪90年代初，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曾专门派人到珠江三角洲各市、县摸查，收集族谱和家谱，统计出经珠玑巷南迁的姓氏共143个，涉及珠江三角洲以及海外的人口已达数千万。 黄埔地区大多数原住民的祖先，也是在这个时候到来定居的。当他们几经转碾、历尽艰辛到达这里时，上苍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大片大片肥田沃地，他们带着中原的气息，在黄埔的山边水畔安顿下来，然后开枝散叶，营造了一个个栉比鳞次的大小村庄，创造和传承了别具特色的岭南文化。 斗转星移，时光流到了21世纪，经过改革开放，华夏古国焕发了青春，黄埔地区也顺势开启了亘古未有的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若干年后，那些已在黄埔地区建立、延续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古老村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习惯以同一姓氏聚居的原住族群，也将续渐解体而融入城市人群的汪洋大海之中。故乡，会慢慢变成一个符号，一种记忆或剪不断的思念。但不管怎样，那一个个曾经鸡鸣犬吠、炊烟缭绕的古老村落，都是那些从这些村落走出去的人们的根基所在。我们编写这本小书，也正是为了把他们的根留住！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区政协、街道和社区发动、自然村和各姓氏自愿参与的形式，原始稿件全部由各村各姓氏自撰，使资料来源相对真实可靠。据统计，除了穗东街夏园社区东湾村因故未能参与外，全区所有的自然村都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本书涉及的自然村落共56个，姓氏150多个，其中对存有祖祠的74个姓氏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本书已对黄埔地区村落与住民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由于追溯的历史久远，可作参考佐证的资料不足，部分村落及姓氏在溯本追源的过程中，难免有错有漏，所存疵漏，有待日后改正。 如上所述，全区的街道、转制社区以及几乎所有的自然村都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藉本书出版的机会，对于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2009)

《梁根诗文集续篇》序

退休己十六年的广州市黄埔区政协老秘书长梁根，要出版他的诗文集续篇，作为晚辈，我在为这本集子写几句开场白的同时，对这位年近八旬还笔耕不辍的老人家表示祝贺。 风雨同途，我与梁老相交不知不觉已有二十年之久了。记得我们初识是在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当时，我还在一家企业工作，初次进入黄埔区政协当委员，而他已是备受委员们尊敬的黄埔区政协秘书长了。梁老分管文史工作，而我又被编在科教文卫体委文史组，这样，我便有幸在他的带领下为黄埔区政协的文史大厦添砖加瓦。 梁老是黄埔区的“开荒牛”，他于1973年6月从广州市委、市革委会机关调来黄埔，负责筹建第三次黄埔区新建制。他先在区革委会办公室任副主任，统筹繁重的办公楼基建和秘书工作，三年后又先后去筹建区科委、检察院、环保局以及区人大选举办，至80年代中期转到区政协，并连任区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秘书长，直至1994年2月退休。在黄埔区工作的21年，为他的人生增添了历练，也为他日后的诗文写作作好了丰富的素材及情感准备。 梁老退休后，脱开了繁重的公务，不再埋头经营诸如撰写工作报告、社会调查、计划总结、办文办案等等“为他人作嫁衣”的事，可以抽出时间到祖国各地旅游，感受中国改革开改后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移居澳大利亚之后，更是有机会观览异国风土人情，这一切，都激起了他潜藏已久的创作热情，于是，一篇篇吟颂祖国大好河山和异国风情、抒发人生感悟和爱国情怀的篇章便在他的笔下怡然流出，2006年11月出版第一部诗文集之后，很快便有了这第二部。 梁老的这部诗文集续篇，与上一本诗文集一样，由古体诗词、游记及杂文等多种文体组成，并秉承了上一部集子清新流畅、朴实无华、感情真挚的风格，读来令人舒适恬然。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从集子的作品看，虽然不少篇章颇具古风和气势，遣词造句也较传神，但在诗词的平仄韵律方面，还有需要改进之处。尽管在形式上不尽完美，但我们仍可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梁老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以及奋发向上、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并从中得到激励。 梁老在古稀之年不甘安闲，对周边的人与事注意观察、勤于思考，将自己昔日的酸甜苦辣以及对当今幸福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并自费出版集子，与昔日的同事以及朋友、年青一代分享，这种老有所为之举，代表着当今一种健康的生活潮流，也为现今千千万万正在为创造美好生活而拼搏的年青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我以为，梁老的这本诗文集，是从深山老林中流出来的一股未受任何污染的清泉，它会给人清凉、惬意的感觉，我相信，梁老的旧友新朋一定会喜欢它。

( 2010)

《村野拾遗》序

我一向敬重的李淑芬老师，在耄耋之年将自己退休后辛勤笔耕的成果汇集成书出版，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这本名为《村野拾遗》的小书，记述的都是作为村野形态时黄埔地区的人和事，其中有真名实地的名人轶事、有疑幻似真的民间传说、有沿习至今的民情风俗、有昔日农民赖为耕作宝典的农谚、有凸显田夫野老聪慧幽默的歇后语和地方俗话、也有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游戏……这些东西，犹如一颗颗散落在黄埔大地上的珍珠，它们有幸被不畏艰辛的作者俯身拾起，拭去蒙在上面的尘土，再用丝线穿缀起来，这便成了这本《村野拾遗》。 黄埔一带依山面海，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方，这里地灵人杰，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时至于今，那些历史积淀有些正发扬光大，倚其源远而流长；而有一些则被历史车轮碾散，散落在村落田间。这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糟粕被弃，实不足惜，但精华被埋，就殊为可叹。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黄埔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延续了几千年的村野形态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为了不让那些对后人有启迪作用的历史积淀湮没，黄埔有一班有心人，不辞劳苦地拨开历史的尘埃，进行细心的挖掘和采撷，再将自己的收获奉献给世人，李淑芬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李淑芬老师从教30余年，在课堂中擅长的是教授数学，执笔为文是她退休后的事，她的文笔流畅、朴实无华，就像她平素的为人。看着她娓娓道来的文章，也像是在课堂上听她讲课一样。 是为序。 (2015)

《画说漳澎》序

我写《话说漳澎》，他画《画说漳澎》，是我与林苏基为留住和张扬漳澎村的历史，于一年前相约要做的一件事，如今，《画说漳澎》即将出版，实在可喜可贺。 对比起岭南许多古老的村庄，漳澎实属年轻一辈，满打满算，它的历史也就300年左右。遥想300年前，现今漳澎村的域境还是狮子洋中的一部分，波翻浪涌、汪洋一片，既渺无人烟，更无插针之地。后来，靠着大自然的造化神功，茫茫大海之中隆起了一块小小的沙洲，受这块不断扩展的沙洲吸引，漳澎村的先祖们从四面八方先后来到这里落脚谋生，经过300年左右的繁衍生息、筚路蓝缕，终于铸就了今日之地灵人杰、美丽富足。 应该说，漳澎村一路走来，尽管村庄不断扩大，人口渐次增多，但都脱离不了潮落而作、潮涨而息的坦田农耕生活。真正令这块土地发生质变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四乡联围的成功修筑，使漳澎村彻底结束了200多年伴随潮涨潮落耕作坦田的历史，在粮食生产从单造变成双造的同时，也为日后的变化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更令漳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村民纷纷“洗脚上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渐行渐远。昔日遍种水稻、甘蔗、香蕉的土地上，魔术般地出现了纵横交错的马路、栉比鳞次的现代化厂房、以及簇新亮丽的楼宇和街市。今日之漳澎，是立村300年来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充满智慧的漳澎人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奋力拼搏的结果，先辈们的努力，实在可歌可泣。 对于今天的漳澎来说，农耕生活已基本成为过去，越来越多的漳澎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但是，作为漳澎人，漳澎沧桑巨变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漳澎人筚路蓝缕的奋斗史也是不能忘记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林苏基才蘸墨挥毫，创作了这部生动、形象、溢满乡情的《画说漳澎》。 林苏基自幼在漳澎长大，并在漳澎当了40多年的农民，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都甚为稔熟，所以，他笔下的作品尽显家乡昔日美丽的田园风光、动人的民俗风情、淳朴的农民形象、以及一系列已被遗忘的生产工具、劳动物什、传统工艺和生产、生活场景，看后使人产生无穷的追忆。可以说，林苏基这部画册，正是漳澎村200多年农耕史的真实记录，它的出版问世，一定可以给那些曾经为漳澎的发展变化付出过艰辛劳动的村民和怀抱乡愁的游子带来舒心的慰藉。 林苏基是自学成才的农民画家，他的笔名叫老牛。这头勤奋、任劳任怨的“老牛”过去一直耕田，现在却耕起了画，在耕画的同时，年过七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又钻研起诗词写作来，这本画册的所有配诗，都是他的精心之作。 期愿这头“老牛”老当益壮，在研诗习画中获取更大的丰收。 (2021)

重建漳澎天后宮碑记

天后，又称妈祖、天妃、娘妈，是历代滨水居民、船工、渔民、商旅共同信奉的神衹。民间信仰天后自宋代始，至今已历一千一百多年，供奉天后的庙宇遍及中国沿海地区及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处。 吾乡漳澎位于东江下游与狮子洋交汇处，所立之地由江水冲刷和潮汐顶托共育而成，遥想当年立村之时，村舍四面环水，西南面更是白浪滔天、汪洋无际，村民日夕与潮汐和风浪相伴，对水既依赖又畏惧，水上安危，时刻所系，信奉天后实乃顺理成章。 漳澎村的天后宫始建于何时，无文字及碑刻可考，据残留的故天后宫匾额，清同治辛未年即同治十年(1871)，天后宫曾作过重修，由此可知，漳澎村的天后宫于清同治以前很长一段日子便己存世。 天后宫耸立于村之中心，它见证了吾乡村落由小而大、人口由少而多，终衍成当今风景秀美、人杰地灵、有一万三千多人口的泱泱大村。自清同治十年重修以后近百年中，天后宫一直在原址未动，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原因遭废，建筑物被拆毁改建，天后金身流落民居，至今六十余年矣。 多年以来，吾乡民众都有重建天后宫、让天后金身重回宫所的意愿，可惜机缘未到，夙愿难酬。时移世易，于今国家强盛，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正当信仰得到充分尊重，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广泛传承，吾乡经济日渐壮大，民居村貌月异日新，设在天后宫原址的机构乔迁新址，建筑物旋即空置，旧地复原可用，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重建天后宫正当其时。数十年行善者、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东洋集团董事长、漳澎村贤裔陈冠杰先生首先提出重建倡议，并郑重承诺重建所需资费先由民间捐献筹集，不足部分全数由其承担。倡议得漳澎村委会的肯定和支持，并将天后宫原址所在地块划作新宫重建之用地，村内热心人士立即协力襄事，村民更是争先恐后、纷纷解囊，捐款者几近每家每户，多达四千余众，加上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资，善款共集得人民币壹佰余万元。 资金既集，于是鸠工庀材，择日重建。工程于公元二零一六年八月启动，扩其旧制，三进均有加深，所需建材俱精挑细选，其中八条石柱乃故宫旧物，于此可见今古之承接，大门楹联联语：“大地西临狮塔影；远天南到虎门潮”，也沿自故宫门联，从中可溯天后宫昔日之磅礴气势。其余石材由福建购进，木料由贵州运来，屋顶琉璃瓦以及脊饰由陈冠傑先生亲自前往佛山石湾定购，外墙青砖部分为故址砖料，部分为拆卸陈冠傑先生祖屋之旧材。与此同时，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漳澎村委会对宫前广场重新规划，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并添置休闲健身设施，以至宫前地阔天高，面貌焕然一新。当年十二月，工程告竣，肃穆新宫与美丽广场浑然一体，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吾乡民众重建天后宫的夙愿终于达成，漳澎村又添一处亮丽风景。 新宫落成，即远赴福建湄洲岛奉回新塑天后金身，遵循故宫旧例，原有的观音、齐天大圣、北帝、帅府、圣母、文昌、关帝、门官、土地、七姐妹(七尊)、八姑诸像也一一新塑，并分坐宫中两侧，一并为乡闾奉祀。 此次天后宫重建耗资人民币壹佰柒拾多万元，另恭请天后娘娘以及其他菩萨金身费用为人民币贰拾多万元，合计耗资人民币贰佰余万元。除村民及社会人士募捐所得壹佰余万元外，其余近百万元俱为陈冠傑先生捐献。为了重建漳澎天后宫，陈冠杰先生可谓劳心劳力、出钱出物，其乐善好施精神，广受漳澎村民称赞。 此次天后宫得以重光，全赖村委会大力支持，各方人士一呼百应。为善者造福后人，应为后人铭记，特将捐款二百元以上者芳名列后，为善者芳名，将与天后宫永世并存。

(2017)

漳澎口水闸旧址纪念碑碑文(代漳澎村村民委员会笔)

1955年秋，在东莞县水利部门的部署和指导下，麻涌区麻涌(麻二、麻四)、漳澎、大步、东太四个乡联合修筑大围，俗称“四乡联围”，经过近一年奋战，大围于1956年竣工。四乡联围东、南靠淡水河，西临狮子洋，北至麻涌河，全围堤长31.7公里，塞河19处，新修水闸5个，围内集雨面积32.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7万亩。 筑围期间，漳澎乡男女劳动力全体出动，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冒着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极寒天气，在冰冷的泥水里“釗泥、拍枕”，靠着顽强的意志和一双双有力的手，完成了这个前无古人、造福子孙万代的伟大工程。 四乡联围5个新修水闸中，漳澎口、角头口、破流口三个水闸在漳澎境内，围内漳澎的耕地面积达万亩以上。四乡联围的修筑，彻底结束了漳澎立村200多年来耕种坦田的历史，使粮食生产由单造变成双造，漳澎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漳澎口水闸的建成，在漳澎村民的航运、防汛、防咸、灌溉以及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漳澎口水闸通水前夜，漳澎业余粤剧团在水闸底部基址上演粤剧，创下了人类在海平面以下上演粤剧的历史纪录。 2010年，漳澎口新水闸投入使用，漳澎口旧水闸服务漳澎村民54年后正式“退役”。2018年，为配合漳澎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漳澎口旧水闸被拆除，并在水闸原基址上建设了“平乐桥”。 漳澎口水闸旧址虽然换了新貌，但漳澎村先辈们为建设美好家园、造福子孙后代而艰苦奋斗的事迹和精神将永存世间！ (2019)

响当当的中国气派 ——论刘绍棠乡土文学的民族特色

刘绍棠重返文坛之后，面对着五光十色的创作主张和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经过一番思索，终于发出了建立“乡土文学”的呼号。以《蒲柳人家》为转折点，几年以来，他陆续发表了《瓜棚柳巷》、《花街》、《渔火》、《小荷才露尖尖角》、《鱼菱风景》、《绿杨堤》等等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以极丰硕的成果，为鲁迅奠基的乡土文学增添了光彩。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他“跟别人的作品不是一个模式，不是一个味儿”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那么，他的作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味儿呢？ 纵观这几年他的乡土文学作品，不论是历史题材的，还是现实题材的，我们都可以从中闻到一股浓郁的京郊运河滩的泥土香味，看到那从中国古典文学一脉相承而来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听到那通俗明快、有声有色有味的语言。一言以蔽之，就是那种能使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具有强烈中国气派的民族特色。 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它是这个民族的特定生活内容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是这个民族的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学所独具的特征。反映到文学作品上来，从内容上看，就是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民族色彩，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的民族内涵；而就形式而论，则是作为文学第一要素的语言以及结构、表现手法等等。下面，我们就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去探讨一下体现在刘绍棠乡土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气派。 一 乡土文学的开山祖鲁迅在致何白涛的信中曾经说过：“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就有着这样一种浓郁的地方色彩。且不说：“像一张碧水荷叶”似的十八里运河滩，“离地三尺的瓜棚”、“交颈连接的红皮河柳”，就说那“泥糊墙”、“柳篱笆”、“青纱帐”，通过这些，你就可以领略到京郊运河两岸那独特的自然风光，再加上孩子们玩的“拜花堂”，七夕之夜姑娘们的引线穿针，年轻姑娘媳妇下地身边要带孩子防嫌，姑娘出嫁要给压箱子钱等等风俗，便构成了一幅幅具有浓郁京郊运河两岸地方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这一幅幅具有浓郁京郊运河两岸地方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把读者引入了十八里运河滩那桃红柳绿的境地。但是，刘绍棠并没有把这一幅幅风景画和风俗画生硬地嵌入自己的作品中，而是把它们和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故事情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乡土风景、乡土风俗作为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去描写，这样做的结果，既有利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又反映了时代风貌，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刘绍棠在描写风景风俗、强调作品的地方特色的时候，并没有用“游历家”的眼光去玩赏过时的风景和风俗，生活日新月异，随着时代的进步，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一定会结束的，时代的演进，必然会导致风景风俗的变迁，事实上，现代化的马达声己经越来越响了。反映八十年代风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中，除了俞文芊家还依稀可见旧日残迹之外，“当日花街上那蒲柳人家的风光，已成过去。”花四季已扒掉了传统的泥棚小屋，建起了一座仿北京大宅门格局的青堂瓦舍大宅院，花碧莲骑上了“小嘉陵”，一向顽固的二朵大婶取消了嫁女要索取的“奶水钱”，连光棍一条的安天保也购置了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描写，使得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在地方特色上又增加了绚丽的时代色彩。 说写家乡的风土风俗是乡土文学的标志之一，这当然是不错的，因为特定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的描写，对文学创作的乡土特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文学毕竟是“人学”，它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话的，独特的风土风俗的描写固能给人美的感受，但它最终还是为塑造艺术典型服务，因此，写人，写“人情”，仍然是乡土文学的灵魂。 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把最真挈的感情倾注在家乡的农民身上，他如实地描写了京郊运河两岸农民历史的和现实的命运，写他们的苦难、抗争、忧虑和欢乐。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情深义重、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展现了多个历史时期、多种典型环境中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把整个京郊运河滩农民的面貌立体地表现出来。《蒲柳人家》写了望日莲的悲苦和挣扎，《鱼菱风景》写了邵、杨两家的悲欢离合，《绿杨堤》写了叫天子的坎坷遭遇，《小荷才露尖尖角》写了俞文芊、花碧莲、安天保等人在新时期旧观念的变化和对新观念的追求。在这过程中，他又特别重视人情的描写。《蒲柳人家》写了何大学问和一丈青大娘夫妇的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渔火》写了春柳嫂子对爱情的忠贞，《绿杨堤》写了水芹的多情和叫天子的多义……这一切，都充分揭示了农民心灵之美和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纯真关系。但是，人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鱼菱风景》中的邵、杨两户人就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从“好得像一家人”变成了仇敌，《小荷才露尖尖角》中，一向为花家所不齿的俞文芊，到了八十年代，由于考上了大学，竟成了花家的乘龙快婿。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不能不说是时代风尚的反映。 如果说，刘绍棠在乡土文学中单是如实地描写了农民的命运，展现了农村的风土人情，那么，这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许多乡土文学作家来说，都是做到了的，刘绍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在描写人物命运、构织冷暖人情的时候，能着力刻画具有独特传统生活准则的人物性格，让人物性格打上鲜明地方色彩的烙印。我们知道，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生活条件，特定的历史状况及其沿革，构成了不同地区人民特有的社会生活色彩，形成了他们与其他地区人民不同的心理、定质和人情味等等，反映到文学作品上来，就会产生许多面目不同、志趣性格各异的个体人物或群像，构成千姿百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刘绍棠把握得相当准确。 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种说法：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刘绍棠笔下的京郊运河两岸人民，大都豪侠仗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一副忠肝义胆。请看《蒲柳人家》中的一丈青大娘，为了救护望日莲，她不怕和豆叶黄、花鞋杜四唇枪舌剑、大打出手；为了成全望日莲和周檎的姻缘，何大学问更是仗义疏财，拿出两亩地为望日莲赎身，这是多么侠义！《渔火》中地下工作者阮碧村要和绿林好汉解连环歃血为盟，春柳嫂子竟然面不改色地咬破中指，加入其行列，这真是女中豪杰！如果说，这些生活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人物的豪侠行为或多或少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豪侠行为更是深深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鱼菱凤景》中的邵正大父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掩护干部吴钧，虽然被挂黑牌戴尖帽游街也义无反顾，《小荷才露尖尖角》中安天保那独臂父亲，在“造反有理”的年代，心疼老首长被打成黑帮，竟赤手空拳和造反派搏斗，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至于《绿杨堤》中那个历尽人间坎坷、不肯乘人之危却又急人之难、富了不忘帮穷的叫天子，就更是一副侠肝义胆，读后令人掩卷难忘。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京郊运河两岸人民那种特有的扶危济困、豪侠仗义的生活准则。当你浏览完刘绍棠乡土文学人物画廊之后，你一定会不加思索地叫道：“那就是燕赵之风！”是的，这正是以慷慨激昂为主要特征的燕赵之风。这燕赵之风，使得京郊运河两岸鲜明的地方色彩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也使得我们能够把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与其他作家的乡土文学区别开来。 当然，刘绍棠笔下的人物，毕竟是血肉之躯，慷慨激昂之中，便不免流露出似水的柔情来。《蒲柳人家》中的周檎和望日莲，《渔火》中的邵火把和于芝秀，《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安天保和杜秋葵，他们之间的爱情是那样的袒露热烈，又是那样的细腻和深沉。慷慨激昂、情深意重，构成了刘绍棠笔下人物特有的人情味，也给古来有之的燕赵之风注上了新的内容。 毋庸置疑，这种由特定环境和特定历史状况所形成的燕赵之风，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精华和特色所在。这种燕赵之风，与运诃两岸特有的风光风俗一起，共同组成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的乡土色彩，乡土色彩虽然只标志着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但它却是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土色彩越浓，民族特色就越鲜明，正如鲁迅在致陈烟桥的信中说过的那样：“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二

看过刘绍棠乡土文学作品的人，都会觉得里面有着一股与众不同的“古”味，这“古味”，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脉相承。 它首先表现在结构形式上。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一类以故事情节完整、人物性格带有传奇色彩取悦读者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并采用纵剖面的结构形式，在人物的安排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大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我们不妨看看《鱼菱风景》，作品一开头便作了明确的交待：故事发生的地点：鱼菱村。时间：一九八0年一个大喜日子。主要人物：姓杨和姓邵的两户邻居。故事梗概：好得像一家人的两户邻居突然失和，二十几年颠颠倒倒，最后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交待完毕，然后展开章节，把前因后果逐一分解，最后是两家拆掉篱笆，皆大欢喜，大团圆作结局。在人物安排上，先写杨家主人花轱辘老头，然后由他引出妻子锦嚢大婶，锦囊大婶又引出儿子杨吉利，又引出儿媳于芝秀，再由于芝秀引出邵火把，又引出杨天香。人物一个接一个依次登场。对于每一个人物，在一定篇幅中既写他(她)的过去，又写他(她)的现在，当后一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前一个人物的形象已基本树立起来了，这样的结构方法，很得《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真传。 刘绍棠曾经申明，他不喜欢在小说中固定一个人物作主角，他的作品，大都按照生活的主线去结构骨架，使作品结构更趋于接近生活的自然，更富有真实感。《小荷才露尘尖角》中，俞文芊、花碧莲、安天保、杜秋葵、花四季等五、六个主要人物，在篇幅的比重上相差无几，谈不上那一位是主角，这几个人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都是他们各自的性格发展史。但是，这几个人并不是收拢不起的散沙，把他们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全篇的主题。应该说，这样的结构方式并不是刘绍棠的什么发明，中国许多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就是这样结构的。由此可見，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联系是多么的深。 在人物的刻画上，刘绍棠很注意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吸收养分，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对人物作精致的肖像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更多的是用有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去表现人物的性格，让人物自己表现自己，使得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脚踏实地地站立在读者面前。我们不难看出，在刻画人物方面，与作品的结构形式一样，刘绍棠都在追求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真朴美，而这种真朴美，正是自古以来我国大小文章家所极力推崇和苦苦追求的。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写道：“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过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厌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与我们共同对于命运的挣扎……”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如实地描写了家乡农民历史的和现实的命运，反映他们的苦乐、抗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正是这种“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典小说和民间艺术大都是传奇性和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因此，作为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就不能不在写实中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蒲柳人家》、《瓜棚柳巷》、《渔火》等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固然有很浓厚的传奇性，而描写现实题材的《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吃青杏的时节》等篇章，也不乏带传奇性的笔墨，在这其中，又都不同程度地散发着中国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那种“无巧不成书”美学观念的影响力。 夸张，也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手法，在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夸张之处。请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一段文字： 花碧莲虽然身姿娇小，可是一巧破千斤。抜苖、插秧、割麦……人高马大的女人紧追慢赶，跌打滚爬，也只能拾他的脚印。她不慌不忙，有板有眼，遥遥领先，身后留下一缕淡淡的紫丁香气息。她长得好看，阳春三月从桃李树下路过，彩蝶纷飞，一拥而上，追她一程又一程；拐了弯，出了村，过了河，折下柳枝扑打也打不散。 看了这段略带夸张的文字，不禁令人拍案叫绝。这真是一幅技巧高超的写意画，它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是任何外国文学都望尘莫及的。 在考究了刘绍棠乡土文学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刘绍棠的乡土文学是现实主义基调和浪漫色彩的集合体，它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脉相承的。

三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虽然风格问题不尽是语言问题，但语言却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小说家，无一不是令人赞不绝口的语言大师，刘绍棠在他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对语言的精心锤炼和娴熟运用，也令人击节赞叹。他词汇丰富，下笔汪洋恣肆，无论是叙述或是描写，都舒徐自如、简洁明快，且颇具古风，他的人物对话更是个性鲜明、有色有味。 刘绍棠深厚的语言功夫，得力于他向劳动人民学习和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劳动人民的语言富于比兴、生动活泼、通俗形象、含蓄优美。二十多年农村生活的耳濡目染，使他得益不少，他从小受中国古典诗词、小说、评书、戏曲等民间艺术的影响，又从中吸收了很多营养。因此，他在使用劳动人民口语的同时，揉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并巧妙地将两者冶于一炉，使得作品的语言既亲切新鲜又颇具古典风韵，使人读后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如嚼橄榄，耐人寻味。 当然，刘绍棠对家乡人民的口头语言并不是一概接收，而是经过自己的筛选、加工和提炼，经过一番“归整”之后，才写进作品中，这就使得他作品的语言既保留了农民口语通俗形象的特色，又显得简洁和新颖。《小荷才露尖尖角》中，他是这样描写花婶子的： 花婶子保了大半辈子的媒，弄虚作假、无中生有、天花乱坠、插圈拴套，全靠人嘴两扇皮，红口白牙跑舌头。所以，不管那一位媒人登门，她都只当是夜猫子进宅。保媒的那怕是一奶同胞，她也只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即便女心中了意，不揭开皮看瓤儿，她也不点头。 这一段文字，用的虽然基本是口语，但经过作家的的归整和排列，显得很有文学性，读起来琅琅上口，读完之后，一个活生生的职业媒婆的形象，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很多人都说，刘绍棠的文学语言很有节奏感和音乐美，这是不错的。可以说，这是刘绍棠把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和劳动人民的口语熔于一炉的结果，也是刘绍棠乡土文学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明媚的春风融化了三尺冰冻，滾热的心也能焐暖冷却的人情。”(草长茑飞时节) “似水流年三十载，她已经红颜褪尽霜染头。”(鱼菱风景) “于芝秀虽然已经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苗子满枝，仍然在鱼菱村的年轻女人中拔尖儿，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姑娘少女，也比不上她的花光草色。”(鱼菱风景) 以上几段文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典诗词在其中的影响。再看看《鱼菱风景》开章的这一段： 且剪取村北两家春色，以小见大；看鱼菱村这两年吉星高照时来运转，桃红柳绿喜眉笑眼的风景人情。 这里除了读起来抑扬顿挫、富于韵律外，简直有点说书人那“话说……”的味道了。 用性格化的语言刻画人物，这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文学在民族风格上最鲜明的特色。刘绍棠在写人物对话时，力图使语言生动形象和性格化，使人物传神生辉，令读者闻其声便知其人，这也正是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这种传统技法。请看《鱼菱风景》中杨天香和其母锦囊大婶的一段对话： “天香，火把还在河边吗？”锦嚢大婶劈头就问。 “咱家火上了房，找他救火？还是于芝秀跳了井，找他捞人？”天香一出口就呛她娘的嗓子。 锦嚢大婶瞅一下四外，咬着女儿的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问道：“你愿意当这把钥匙吗？” “您是拿自己的女儿钓大鱼！”天香冷笑道：“我打开他家的锁，就进了他家的门，一转眼就给您抱出个外孙子。” “死丫头，你好不要脸！”锦囊大婶啐道。 “不要脸，没良心，是咱们杨家的门风。”天香的舌头不但带刺，而且挂钩。 仅这么几句，就把杨天香这个在杨家“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犯上作乱”的刁蛮公主的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像这样具有鲜明个性的对话，在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考察近年来国内的不少作品，使用的都是一般化的“大路语”，在人物对话上，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其身分如何，都千人一腔，缺乏鲜明的个性。这样的作品，即便是一些一时为人称道的作品，对比起刘绍棠那些语言个性极其鲜明的作品来，就未免黯然失色了。

乡土文学，自鲁迅奠基到于今，已经有六十岁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造就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鲁迅自不必说，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梁斌、柳青等等，都是一时之杰。他们的作品都与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一脉相承，但又各树一帜。刘绍棠在他们身上自然吸收了不少营养，他曾说：“我的作品不过有一点自己的特点，也是从孙犁同志那里师承而来的。”可见他与乡土文学前辈作家的密切关系。但刘绍棠又毕竟是一个已经成熟了的作家，在博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他己形成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即便是对于孙犁，两人的风格也并不是同一模样，如果说，孙犁的风格清丽自然、婉雅蕴藉、柔中带刚，散发着冀中平原、太行山区特有的泥土香味，那么，刘绍棠的风格则是亢直爽丽、汪洋恣肆、刚中带柔，飘逸着京郊运河滩的泥香水气，有燕赵之风。孙犁用的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散文体，刘绍棠则用有故事情节的传奇体。他与孙犁的差异尚且如此，与赵树理等人的差异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在创作风格上已经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了。 刘绍棠高举的旗帜，就是本文所试图论说的中国气派。他在《创作要有自己的特色》这篇短文中写道： 土生土长所形成的土性，决定了我在创作上不能不继承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因此，我在创作的情调、语言、手法和韵味上，都力求中国气派，或者脚踏实地一点，叫做力求具有乡土味儿的个人特色。 这段文字，实在可以作为刘绍棠乡土文学创作中所形成的民族特色的一个注脚，刘绍棠正是以这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特色，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迷人的光彩。

(此文写于1986年，为本人脱产就读广东电大二年专科的毕业论文，获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