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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馆里很多人要等着,我们就在那里看电视,一个小小的、悬起来的、只有14吋的电视,电视里演的是劳动人民最爱看的“法制节目”。央视12套有一个法制节目,其他各省区电视台,也都有法制节目。法制节目现在“很好看”,不是对我们专业意义上的“很好看”,而是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很好看”。节目演的是一个母亲,亲手掐死了自己六岁的女儿。从这样一个事件中,折射出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隔代抚养的问题、个人主义的问题、法制观念的问题等等。 父母都出去打工——我们知道,现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这样。人虽然没有亡,但是,家都破了。“家破人亡”,“人亡”的数字现在没办法统计,肯定也是以千万计,但“家破”,是以亿计!多少亿的家庭,都不完整了。所以春晚,“家”这么一个庸俗的主题,年年演,就因为中国的家都破了。虽然不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是“家破山河在”,有家不能团圆。为了生活,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孩子怎么办呢?搁在家里老人抚养,等孩子长到五六岁了,挣了点钱了,终于可以回来了,就产生了亲情隔膜的问题。孩子跟父母没有亲情,甚至还有怨情。 一方面,他的家不团圆;另一方面,媒体怎么宣传呢?“父母要爱孩子,父母不能离开孩子,离开孩子就是不负责任”——媒体天天向劳动人民灌输的,是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可以家庭团圆,然后把这个作为道德标准——不能做到这个标准,是道德有问题,是你不爱孩子。被迫不能团圆家庭的孩子,就开始恨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团圆,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剥削,所造成的!而媒体,恰好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他们不但要剥削他们父母的血肉,还要污蔑他们的父母是不道德的。但是,劳动人民自己并没有这个觉悟,于是,家里每天打得乱七八糟,人际关系很复杂。 这个母亲,就觉得孩子也不爱她,孩子的爷爷、奶奶,也不爱她,孩子的爸爸,也不爱她,人生无望。后来有一天,这孩子就失踪了——这个节目制作得很有悬念,不断去破案——后来,发现疑点在这个母亲身上。母亲说孩子不幸掉水里淹死了,不敢告诉他们。都不信,又继续破案,经过曲折的过程,找到了孩子的尸体,验尸发现孩子是被掐死的,最后才破了案。让那个母亲在镜头前去说,她也不会说什么,那镜头画面,是挺可怜的。 这样一个节目,中间当然要穿插一些编辑的导语,这些导语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几个关键字他都提到了,比如“留守儿童”“隔代抚养”“个人主义膨胀”“法制观念淡漠”等等。法制节目基本都是这一套,讲了很多很多社会上黑暗的、罪恶的事情,然后说你不懂法啊——最后还要对劳动人民再捅上一刀——你不懂法,法制观念淡漠,所以这样! 那么,社会上成百上千这样的事件,是他们不懂法吗?是他不知道杀人要偿命、杀人要判刑?而在屋里,同时观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六、七个人,除了我之外——我不光看节目,还看他们——他们没有人注意这些导语,这些导语每天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些导语,他们自己都能说,给我理发那夫妻俩,还有其他理发顾客们——卖馒头的、超市的小老板,还有不明身份的年轻女性——他们都会说这些话。谁不会说呀?“不懂法呀”“哎呀,这人咋这么自私呢”“都被爷爷惯坏了”“她老公不爱她”,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而且我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上电视去讲,都不比我们的教授讲得差,甚至会讲得更丰富。他们为什么不再相信专家教授?你不能给他们提供新鲜的知识、新鲜的解释,你提供的那些都是废话,甚至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话,不但无助于他们改善悲惨的命运,可能给他们身上又多捅了几刀。 那么,大家在那里看什么?大家主要看情节。大家深深地陷到这个情节里面去了,跟着情节走,不是被表面上的那些话所引导着走,而是被这个文本展现的方式引导着前行。所以,这个情节展现的方式,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关注。任何文本后面,都有一个叙事者,我们看电视节目,也要时时去关注那个叙事者要干什么。叙事者后面是编导,编导虽然写了那些很堂而皇之、高大上的导语,但是,我们通过节目,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并没有导语中所呈现的、那种话语所需求的真诚。那些话,只是“穿靴戴帽”而已,不得不说。每天都要这样说,他其实并不信。编导自己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懂法吗?从来就不是。 在二十多年前,我最早帮助一些电视台策划法制节目,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去。我可以帮他们把这个文本弄得更玄幻、更吸引人,但是我跟他们的法制观念,完全是针尖儿对麦芒。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会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法了。每天鼓吹“依法治国”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法。他们最知道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最不公正的东西。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法律,并不意味着道德就能完全公正,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改变方式,用道德来审判社会,也不是这样。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增加收视率,在不犯错误、不犯纪律的前提下,无限地追求收视率、追求广告。所以,虽然是法制节目,但是办节目的趋向、思路,与湖南卫视是一样的。 我今天上午发的微博,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终于被逮起来了,已经被“双开”了。我前段时间写的微博,怒斥湖南省委,他们花钱把我的微博删掉。多年来,湖南所领导的文艺阵地,充满了反共反华、低俗猥琐的内容。我公开指责,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有本事真心地反共反华,那你上井冈山啊,你拉起队伍武装革命啊,我佩服你是“好汉”。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微博,能不能生存下去。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这家伙是坏蛋啊?我原来也不知道,我只是解读你的文本,看你的叙事者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是一伙反动领导,不可能这样,不可能在毛泽东的家乡,修基督教主题公园——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俯瞰着毛泽东、毛岸英。 正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收视率,所以,节目制作得很“文艺”。法治节目制作得文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只是增加艺术性,这我是赞成的。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基础上,增加艺术性,是可以的。案件的报导是真实的,越来越像“非虚构”的文类,很真实。一方面很文艺,一方面很真实、非虚构,所以在他的讲述过程中,去掉伪装的道德说教之外,我们发现这个节目的呈现方式,其实是没有道德约束的。 我们通过解读整个文本,来看它的倾向性——它只是为了引起“惊叹”,一个是“惊”,一个是“叹”。“惊”是这个事让你料不到,比如亲生母亲掐死自己只有六岁的亲生女儿,这事儿挺“惊”的。选材要好,包袱要到最后才抖,中间的各种曲折,最后要导致你的“叹”,“哎呦,这个妈妈太狠心了,怎么这么没人性呢”“这孩子真可怜啊”等等。只要达到这个“惊叹”,让你长时间地沉浸在这里,它就成功,而并不管播出这个节目后的社会导向。我们说这个导向不好,他也可能想了,也可能没想,他不去管这个,他甚至不去想这个节目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古人在评点一些小说的时候,用过一句话叫“毫无心肝”。“毫无心肝”从我脑海里蹦出来。这里说的“毫无心肝”,与当年鲁迅对香港媒体的批判,还不太一样。鲁迅很早就对这种现代娱乐媒体,有高度的警惕。我们知道,鲁迅那代人,都是得现代报刊之力,借助现代报刊写作、赚钱、成名,可是鲁迅又是最早对现代报刊有警惕的。鲁迅就批判香港那种报道,“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那就是“毫无心肝”。无论发生一件什么事,记者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高兴的——不要被他用一些形容词渲染所遮蔽,其实他心里高兴。他每天就盼望着,发生越来越罪恶的事,盼望着好去报道。如果实在报道不了,他要制造,他要捏造。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得罪香港记者,那个时候在北大校园里,就潜伏着一些港台记者。我那个时候就是校园“风云人物”,他们有时候会来采访我,遭到我的痛斥。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祸害还不够大,人们还不太了解他们的罪恶,直到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最“毫无心肝”的媒体,就是那儿的了。 但是鲁迅批判的,跟我要说的这种法制报道,还不太一样。鲁迅批判的那种方式,还毕竟太下作、水平太差,人们一看就恶心。而今天,以法制节目为代表的文本,看上去并不下作,看上去很正义、很客观,事实很清楚,道德立场人家也表达了——“这不对啊,而且这个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该说的都说到了。就像教授写论文一样,写得很全面,就像你崇拜你的导师一样,你觉得你的导师可好了,写的文章可四平八稳了,什么话都说到了,其实,是“毫无心肝”。 这个节目甚至让你想到恩格斯所论述的“现实主义”的那种意味。马列是反对“作者跳出来直接进行说教”的方式的。恩格斯特别强调,文本自身所展示的倾向性。倾向性,不是叙事者自己跳出来,说“我是倾向于谁的”,就能成立的,而是由文本客观决定的。文本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它真实的倾向性。 正像我在自己的一个群里边,讨论了关于杨振宁的问题一样——这几天“左”“右”两翼,对于杨振宁问题的争论,不能简单地以他们所标榜的倾向性来判断。事情正在起变化,当作为“左派”有杀头坐牢危险的时候,“左派”的人可能大多数都是好人;现在好像当“左派”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很多“右派”大V被收拾了,忽然发现一夜之间“左派”多了,从原来的,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到现在,我们发现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高举爱国旗号。我特意说了一句话——你们如果真的爱毛主席,你们想想毛主席说的,“左派我看都是反革命”,越来越多的“左派”其实是“反动派”。所以,不要被表面的“左”“右”所迷惑。1957年“反右”的时候,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都是“左派”。包括北大的很多老师,他给共产党提意见,认为你官僚主义,认为你不够革命,认为你拿共产党的标准衡量还不够——这怎么是“右派”呢?这不是“左派”吗?他说你不够“左”啊。结果,把这样的老师给打成“右派”了,所以被打成“右派”的人里边很大一部分都是“左派”。可是改革开放一开始,给他们都平反了,就乱了。打成“右派”,打得很乱,平反也平得特别乱,因为这个时候,说明“右派”是对的,大家都纷纷出来说“我是右派”,也有一些人说“我不是右派”,就乱套了。我们今天的所谓“左”、“右”,也仍然是混乱的。 对于“倾向性”问题,我从小就知道这个词,但是没把它当回事,觉得这好像都属于很官方的一种概念,讲“倾向性”,是不是就是讲要“为人民服务”呀、“革命立场”啊?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自由主义倾向性的,都是要追求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思想的。就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来北京大学访问的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去采访我们系的老一代作家学者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当年是和茅盾齐名的作家,同时也是北大著名的老一代学者,很有风骨,很有个性。印象最深的一段是香港的同学问,“吴先生,您觉得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吴先生很严肃地,举着一个手指头说:“倾(方音qióng)向性,倾(qióng)向性!”当时这个词已经很旧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洪流滚滚,谁还说这种词啊?没有人说“倾向性”的问题了,可是老先生竟然说“倾向性”。 老先生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也在各种运动中受冲击,但是据说老先生脾气很倔,不怕冲击,谁冲击他他冲击谁,所以结果还都比较好。我们学校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当年是“梁效”班子的成员,被当成“四人帮”的余孽收拾——“梁效”那是全国最有名、最有水平的专家学者才能去的,能进梁效班子的,都是党中央亲眼看中的人——那个时候,谁敢给他们说话呀?可是吴组缃先生就说,“哼,有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进梁效,人家江青看不上他。”八十年代,敢说这样的话,那真是叫“铮铮铁骨”。在八十年代就敢于公开给四人帮说话,没几个人,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去看人,疾风识劲草。 而我始终记得吴先生说的“倾向性”问题。后来我发现,我们所学的西方文论中的很多概念、理论,其实讲的还是“倾向性”的问题,只不过换成了其他的词汇,来掩盖这个色彩太鲜明的这个词。特别是在一些亚文化文本、通俗文学文本,各类电视节目、媒体文本中,各种所谓“非虚构”的文本中,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可能比“你是谁”,还重要。歌曲的作者,就随便写了这么几句话,他是为了表扬抗洪的解放军——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你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句词很有深意。过去学雷锋做好事,最后都说一句“我的名字叫雷锋”“我的名字叫解放军”,这个个体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谁”。如果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你是谁”的问题,其实决定于“你为了谁”的问题。你这个名字,在你死后就没什么用了——大多数人的名字就没什么用了,有很多人肉体生命还没结束,名字就没什么用了——你的名字怎么才有用,决定于你“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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