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的文章

毛主席一生反极左

2013年8月24日西藏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第一次来到阳光如此明亮的地方——世界上阳光最明亮的地方。高天离我们是这样的近，群山看上去是这样的巍峨庄严。我站在窗口看外面的白云，好像白云上面就有真理，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把这个真理拿下来，可是好像离我们这么近的真理我们却拿不到。很多人喜欢来西藏旅游。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跟他所生活的地方相比是比较艰苦的，可是大家都愿意来——无论什么思想立场、什么思想感情，都想来——他们来寻找一个叫“圣洁”的东西。可是，来的人能把这个圣洁拿走吗？我虽然第一次来西藏，但是我对西藏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我看很多书、很多游记，我就觉得，那些作者好像没有把西藏的圣洁拿走，他们只不过是向往、羡慕而已。为什么拿不走，可能是我们自己不够圣洁，包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觉得自己太不圣洁。我们是从一个很肮脏的地方来的。看到这里这么灿烂的阳光、这么蓝的天，就想到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是一片阴霾。祖国太大了，祖国有很多地方很干净，但似乎有更多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我想去把那幸福和真理拿走，可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怀着很羡慕很向往的心情来到这里，可是从下飞机到现在，有点高原反应——头有点疼，心有点跳，腿有点软。幸好，我的心还是清醒的。我的心告诉我：这都不要紧，这都可以过去，只要我们的心灵是理性的、坚强的，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我们想一想，就在这几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是不是也有一点“高原反应”？好像这几天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高原反应期。我们看到，很多人倒下了，很多人呼吸紧张了，有的人很猖狂，有的人很悲愤，有更多的人——不管什么立场——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也许在座的一些朋友不上微博，大家习惯于传统的浏览讯息的方式，但你也能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各种反应中察觉到，现在我们国家处在非理性的状态。我想，我们应该战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从更广阔的视野——好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看世界——来看待全盘的形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讲一个专门的问题：毛主席一生反极左。这个题目很鲜明。其实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讲座中也曾不同程度地提及，但是以前形势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所以以前只是提及，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年之前，那时是一片白色恐怖。我有一篇文章讲到：我那个时候文章一写到“帝国主义”四个字，都不能发表，都要删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批评帝国主义。十年前，我如果说某某是汉奸，没有一个人赞成。人家会说：“老孔啊，你什么思想？都什么年头啦，哪有汉奸啊？”说这话的不一定是坏人，好人也不赞同。现在怎么样，“汉奸”已经成了一个常用词。我很喜悦我发明了很多常用词。十年前形势是这样的。到了五、六年前，一大批革命群众、正义之士觉醒了。人们都发现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再不起来就真的亡国灭种了——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很多人有正义的情感，这是发自本能的正义情感。可是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辩证法，它一定有坏的一面潜藏在里面。我们不会提早知道，好事有一天会变成坏事。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我党干部从来不读马列”。我们要想一想：好好的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像外面的蓝天白云这么好的江山，怎么就会变成一片阴霾——怎么失去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别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在四五年前，我就在讲座中提及：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随着反击右派、反击比右派更坏的汉奸，在这个形势中，慢慢地就会出现极左倾向。有些人自己不去从事对敌斗争，不去从事打汉奸打卖国贼的斗争，他专门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每天搞正义阵营内部的窝里斗，每天说某某不革命、某某是修正主义、某某是假左派，只有他自己是最革命的。当然，这里边分很多种，情况有不同。有一些是思想比较僵化的——他们也不考虑考虑，红色江山是怎么在他们那一代人手里丢失的；还有一些是年轻的——年轻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心情，加入到这个阵营里来，经不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在各种情绪激化之下，就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在去年到今年的惊涛骇浪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在这个危害之下，我觉得有必要专门讲一讲反极左的问题。今年正好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从年头到年尾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我想以毛主席为核心，谈一谈反极左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谈毛主席的问题，我想把极左这个问题认真清理一下。

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

说到毛主席，一个问题就来了——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清楚，好人和坏人都不清楚。大多数好人和坏人有一个共同认识：毛主席是左派。我在讲其他问题的时候，也提过类似问题：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耶稣是左派右派？今天我们来到西藏，还可以问：释迦牟尼是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没有冷静的思考和对历史的熟悉，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
这里我引用一个人的文章。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的笔名大家都很熟悉，叫“数学”，他很有理论修养，经常写文章。数学的文章是很有深度的，他有一篇文章叫《毛泽东唯一极左的地方》。我不一定同意他文章的观点，我介绍他的说法。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算是其中比较右的人，而不是左的人。”数学是公认的左派理论家，但他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例子：“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种观点，如‘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农村包围城市’，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等等，都是相对比较右的观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很多人一听“毛主席是右的”还会跳起来：“毛主席怎么会是右的呢？！”数学就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许许多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实施过全面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市场。”今天很多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买不着，说那时候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什么都要票。然后很多左派同志跟他去争论，争论也争论不到点上——因为你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谁说毛时代买什么都要票啊？毛时代是实行票证制度，但在票证之外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不是有个词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没有市场你割什么尾巴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是什么，不就是到市场上收拾那些卖猪肉的卖瓜子儿花生卖水果的农民吗。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有着普遍的市场，按照左派的社会主义逻辑，这就是错误的。还有，那个时候在城市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采购员。如果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要采购员干什么？采购员就是在计划经济之外去调配资源的。我们对事实首先要有一个真实的认定。当然你说毛泽东这算不算他是右派，这可以进行理论探讨。数学说他当年是在海军当兵，他说：“我所在的海军部队的蔬菜，完全是从自由市场购买。”我们今天对毛泽东时代很多真实的历史都认识错了。即使在毛泽东去世那一年，毛仍然反复声称：“我国有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毛泽东没有任何意图要取消八级工资制。数学说：“毛泽东是右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极左的——就是所有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这一点我认为是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提到毛泽东时代就不高兴的理由。这个算不算极左呢，也可以讨论。但他说的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对的。毛泽东以及像毛泽东这样的干部，他的心向着草根，向着人民群众，但有时候搞的呢，可以叫“官不聊生”。干部觉得“我们干的比群众多，我们比群众聪明”；大干部更觉得“这个国家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的待遇不够，不能体现我们的贡献”；知识分子更是早早就怀有二心。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不满，这是一个事实。但这算不算毛泽东极左呢？这就关系到如何认识左和右的问题。

毛泽东追求的是最正确

在我看来，毛泽东像人类历史上一切圣贤一样，追求的不是左和右，追求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立场，他追求的，恰恰是正确——最正确的道路、最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用儒家的一个词来表达，就叫“中庸之道”。毛泽东思想是最合乎中庸之道的。我这样说，很多很左的同志又会不同意：“毛泽东怎么是中庸之道呢？” 那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中庸之道，他以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就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错的。中国的“中”这个字，不是中间的意思。“中”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丨”是根杆子，上面套一个绳子，这是古代最早测量天文的工具、测量日影的工具。“中”这个字本身就代表了标准，代表了正确。“中”本来的意思是对、正确。河南一带的人把正确叫“中”——你问他对不对，他说“中”。所以中原地区的人对“中”字的理解是最准确的。中庸之道是活的、动态的思想。你说下雨对不对啊？没有对不对，要看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下。这叫中庸之道。毛泽东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比如，对于西藏解放问题，毛主席尊重当时西藏的社会结构——不能上来就把人抓起来革命，那不行，因为群众没有觉悟到那个程度。在西藏、在新疆、在内蒙、在云南，我们是怎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呢？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创造是怎么创造的？脑子一拍就创造出来了？不是，还是把传统文化加到马列主义中去，以阶级问题化解民族问题。这里有民族不要紧，民族要讲团结，但是每个民族内部是有阶级的。解放农奴，可以不触及达赖班禅、各个活佛——对你们很好，但是不许你们再随便杀人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头盖骨弄下来当饭碗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腿打折、把眼睛挖出来了……这都不行了。所以他进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改革——对穷人好，但是没有打击坏人、打击富人。这样的政策就上下得人心。而这个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今天不是讲人性吗？资产阶级讲的那个人性是虚伪的，它口头讲，实际是不讲的。口头讲平等自由，其实是不讲的。可是，他们不讲不等于那个事情是错的。我们无产阶级要讲，要讲人性，要讲人道主义，要讲平等自由。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给了每一个民族大多数人以解放——跟你原来比解放了，但是没有今天生活这么好。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在民族政策上，不同的领导在不同的地方，也都犯过错误，左的和右的都有。这个错误，用左和右来说呢，我认为：不负责任就是右，急于求成就是左。只顾一团和气，不去进行社会改造，就是右。延迟社会改造，不是不进行，而是慢慢地一点一滴地进行。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移风易俗、建立卫生教育系统、让人民有文化。我们在底层这样做，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向往社会主义。人家向往社会主义了，再搞社会主义。如果你不去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就是右。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解放以后就和上层的一些头人啊、土司啊、活佛啊，在内地和资本家啊，吃吃喝喝、不关心工人农民的痛苦，这就是右。那什么是左呢？就是急于求成，不讲统战政策。左的错误，可能在文革中，在一些地方表现得比较突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认识到，不能全盘否定文革，认识到文革的伟大，认识到幸亏有了文革才没有亡国灭种。但另一方面要承认，文革中毕竟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出现了失控的局面。为什么失控，可以研究。那些打砸抢分子是什么人，什么人挑动了武斗，什么人挑动了抄家，什么人挑动了打老师，可以去研究。但是，它证明确实存在左倾冒进的错误。我们国家一有冒进错误，最后都是毛主席出来承担责任。都不是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太伟大了，他是一把手，责任都算在他头上。现在我们查一下历史，看看当时那些事情到底是谁做的，毛主席有没有发过比较极左的指示。

当今思想文化动态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讲道理的时代已经快过去了——道理已经讲完了，下面是斗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的，谬论往往是靠谎言支撑的。 那些最坏的谬论——钓鱼岛可以不要啊、给穷人盖的楼不需要厕所啊、没有必要保住18亿亩耕地啊——现在都不需要去反驳它。正义的理论会越来越取得胜利。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敌人怎么办，敌人是要疯狂反扑的，就要调整战略——有组织地伪装成马列主义者，打入左翼内部。现在打入左翼内部，比以前容易得多，在网络上直接伪装成左派发言就行了。最近这两年，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左派，他比谁都左，但是以前这人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他伪装成马列主义者，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下一步，他不是去打击坏人，他去打击其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万不可盲目乐观。原来完全白色恐怖，我连个喘气的地方也没有；现在终于可以扒开一个空间说几句话了，而且有那么多的朋友想听，这是好事。但是放眼整个社会，看看我们的意识形态，看看我们的媒体环境——敌强我弱。习近平同志自己的讲话都不能顺利传达——大家想想是什么局面。有些人不懂政治，说：“习近平是一把手啊，他的话怎么不能随便讲？我不信。”你不信，你想想毛主席——毛主席的话能顺利传达吗？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的讲话，某市某报纸就不给他发表。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怎么办？只好南巡。毛泽东在自己领导的国家里，还要打运动战、游击战啊。老人家那么高龄还要去打游击，重新集结队伍。你以为一个人当了一把手，就什么都有了吗？什么叫权力？不是那个位置。有多少人听你的调遣，有多少人按你的意思办事，这才叫权力。有一个坚强的小分队，二十四小时在控制着孔老师的微博，随时掐灭。也就是说，他的人还在，意识形态还在他的手里。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一看，又有几千条来骂我的微博。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个战斗状态。今天的战斗状态，是极左与极右合流来打击我们。而群众处在一个不佳的状态：一方面是急躁，一方面是苦闷。不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就像我刚才说的高原反应一样，很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办——好处是人民群众觉醒了。可是，我马上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的《<呐喊>自序》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中国是一个铁屋子——如果大家都昏昏地睡去呢，也就不太痛苦地死去了，可是现在你把大家都唤醒了，唤醒了又打不破这个铁屋子，就要在痛苦中死去。所以鲁迅曾经犹豫要不要呐喊，最后选择了呐喊。鲁迅也只能呐喊，他没办法让那些觉醒的人去参加革命——他不是革命家。所以鲁迅把他们喊醒后，自己却痛苦了。幸好有毛主席，这些被鲁迅唤醒的青年去投奔了毛主席，找到了道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很黑暗，可是那时候有延安。现在延安在哪里？没有延安。这是群众苦闷、急躁的重要原因。我有一句话：网络就是延安。时代不同了，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不要幻想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可能的。如果想监控你，你的24小时的全息生活可以被监控，现在信息可以云量海量无限量储存。只要需要，可以知道你的任何生活，还可以制造你的任何生活——可以制造你干了什么，让所有人都相信，最后你自己都得相信，还得承认，签字摁手印。一切是可以制造的，这是高科技的可怕之处。再一个，随着左翼力量的扩大，左翼内部很多人有名利思想，觉得这事很光荣啊，“你看我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增加了许多粉丝，有很多人跟着我，有一天我也像毛主席一样好几百万粉丝。”名利思想，不能不说对人有一定的诱惑。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想到，而且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历史上从来如此。革命的历史有它浪漫的一面，但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不都是正面冲锋最后倒下的，怎么倒的都有。革命会冤枉人，有些冤枉甚至是故意的。

极端与辩证

我对左右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我经常说，我这样的人如果在1958年可能还会被打成右派。因为喜欢乱说话嘛，喜欢说些领导不喜欢听的话。1957、58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是左派。今天坏人为了反对共产党，把他们都装扮成右派。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党还不够左，给党提了更左的建议，然后领导不高兴，把他们算成右派了。或者人际关系不好，平时瞎嘚瑟，被弄成右派了。右派怎么样的都有，要去查个案，就会觉得右派打那么多挺荒唐。当年毛主席说“右派划三千个够不够”，负责划右派的邓小平说不够。三千不够，那三万总够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后来划了多少，划了五十五万。你要划就划一辈子，怎么突然有一天又给他们都摘了帽子，说不是右派，这政治岂不成了儿戏？一夜之间又都不是右派了，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思想状况，左左右右本来是常态——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总是左一脚右一脚地走。人的思想是动态的，人的决策有一个过程性，人在实践中需要试错。从思想的动态性、决策的过程性、实践的试错性来讲，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据说刘少奇有一句话，一左一右，走到共产主义。这个话本身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不搞极左，不搞大跃进、浮夸风。现在有些人为了攻击毛主席，就把毛主席决策过程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决定拿出来批判，说“你看，他是错的”。比如说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时候都是用电报。指挥辽沈战役，毛泽东跟林彪之间雪片一样的电报，这是个商量的过程。你把商量过程中某一封电报拿出来，说“你看毛泽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后来不是这么打的”——这就是搞阴谋，或者无知。我们人自己想问题的时候还有个过程呢。比如说要吃饼干，我是吃三块还是吃两块，最后决定吃两块。那前面不是想过吃三块嘛——那不叫错误，那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和林彪商量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不论哪个决定，在过程中的不算错误。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不要以为左了就是对的，或者右了就是对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经常在左右之间变化、调整。那什么是不正常的呢？极左和极右就是不正常，就是祸殃。把一种倾向推到极端——比如左现在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左；比如现在右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右。经常有年轻人问孔老师“到底左正确还是右正确”。我说：“你要看现在的情况。假如现在坐在车上，车向左歪，你往右拉一把，这个右就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一切以具体情况为依据。不能无限地向一个方向拉，那就是极端。”极左极右不仅在革命历史上，在一切领域中都有反映。之所以说它是祸殃，因为极左和极右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比如今天大家都有环保意识，都认为环保好，每个人都主动地做一些环保工作，捡垃圾啊少丢垃圾啊等等，但是也出现了极端环保主义者。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极端，我们大家都爱护动物，又出现了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今天也产生了好多偏执的伪科学狂，有一些自然科学家打假，我也挺尊敬他，但他有时候是一根筋，在科学问题上走到了极端，要求什么东西都得用实验室来证明。按照他的思维，中医就是伪科学，藏医也是伪科学，一切不符合西医的都是伪科学。这就是一种极端科学主义思维。你读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毛主席一生把辩证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毛主席讲：“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和右。”一批左派聚集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分左和右，右派亦然。如果企图你的系统中只有一种倾向，只有左或者只有右，那一定会失败。左右是相对的，有左就有右，关键是怎么对待左和右。高下相倾，阴阳转化，左右是互生的。

革命与左右

下面我谈谈革命与左右的问题。我说的革命是广义的革命，人类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改革也是革命，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不断从昨天走向今天走向明天，这就是革命。《易经》讲的就是革命。在革命队伍中和敌人的队伍中都存在着左右。比如当年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内部有左派。怎么对待国民党左派，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党内的极左势力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是国民党，反正是坏人，见了就杀见了就打。而毛主席不是，毛主席是严格区分，虽然是国民党，内部还有派别之分啊，能交朋友的、能拉上关系的全部拉上关系。所以我们跟国民党左派一开始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左派最了不起的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我们想，假如宋庆龄这面旗帜被蒋介石举在手里，那对我们是何等的不利。宋庆龄是国民党，孙中山夫人，可她的遇事都是向着共产党，共产党的人被抓进去了，她去要人，搞得蒋介石很尴尬，因为她跟蒋介石有亲戚关系，蒋介石还得叫她二姐。一直到建国后，有人说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这是笼统的说法；准确地说，不是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是国民党反动派跑到台湾去了。国民党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因为国民党不都是坏人，好人都留在大陆了，咱们的政协里边是有国民党的。张国焘革命的时候比谁都革命，他杀了多少他认为不革命的人，甚至要红军打红军，甚至要灭掉一方面军。最后毛泽东还是宽容了，还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主席。那么革命的人，最后不知怎么想的，竟然从极左一下子到了极右，跑到国民党那去了，当个小特务。在这边地位多高，是党中央常委级别的人，跑去当个小特务，一个科长处长就可以欺负他。他的后半生，不说革命，就说个人生活吧，混得很惨，老年冻死在加拿大。

1949年革命彻底胜利后 ，在土改中、在城市改造中，有一些领导同志，不注意党的政策，“革命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了”，1949年我们打下南京的时候，有一个小排长， 跑去把司徒雷登教训了一番，骂了个狗血淋头，后来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这其实就是极左情绪，革命者得天下之后的骄狂。这些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早都讲了。·更早的在1944年，毛主席就向全党推荐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诉全党我们将来不要做李自成。这是1944年啊，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呢，毛泽东还在窑洞里呢，他想的不是抗战胜利的事，他想的是将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毛主席他心里是有多么伟大的一个图景啊。在他看来小日本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蒋介石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将来不做李自成。谁告诉你将来要进京啦，谁告诉你将来要当李自成啦，他就有这个信心，他早早告诉全党，高瞻远瞩。毛主席能够这么早看清左右问题，毛主席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体会也很深。比毛主席更早，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列宁，他就旗帜鲜明地反极左。要清楚我们的原则什么，但是在原则之下是可以灵活的。怎么叫灵活啊，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危害性一致的敌人，敌人是不同的。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列宁也好，毛主席也好，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在每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解决了这个敌人再说。这就是理解了列宁的话，“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比如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法庭就是不合法的，可是现在敌人把你抓去了，你在法庭上要不要自我辩护，你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算不算是承认资产阶级法律？我们知道，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西斯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他就为自己辩护，我们能说他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法律吗？陈独秀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还请了最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章士钊也不是革命者啊。辩护本身也是个宣传的平台，通过辩护可以扩大影响。刚才说了，鲁迅跟共产党左翼文化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当时三十年代，全国有出息的文艺家基本都是左翼。比如说有个左联，怎么没有右联呢？就没有右联，有出息的都是左翼，不可能成立一个右联，成立不起来。也就是说全国的文艺界，在三十年代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同志，国民党下台是迟早的问题，军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人心早就不在国民党那边了。共产党如果自己不犯极左错误，早就取得政权了。人心都在你这边嘛，就连国民党的许多人都是左翼分子，那国民党还能混几年啊。我们想，假如说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共产党就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中间什么左倾错误都不犯，就不会有长征，几年时间就拿下南京，十年左右解放全中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己内部左倾把革命搞得差点夭折，然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略，历史走了个大弯，整个近代历史都改变了。左翼一开始是批判、围攻鲁迅，后来又批不动。因为他们批判鲁迅就举着一堆马列主义词句，就像今天拿着一堆普世价值的词句来吓人一样。今天的海归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个时候的海归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说一口嘀哩咕噜的俄语，挺吓人的，用马列主义词句铺天盖地攻击鲁迅。鲁迅说这些都是马列主义青年啊，他很谦虚，就去读马列主义的书，读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你们不是马列啊，我才是马列。鲁迅就开始反击，一反击，他们就土崩瓦解。后来党中央及时地看到这个问题，就命令他们不许再攻击鲁迅，要团结鲁迅，拥护在鲁迅周围，以鲁迅为旗帜。这样，鲁迅就成了革命文艺界的领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们请鲁迅来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想，一个伟大的组织，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应该怎么讲话？按照今天的说法，一定去讲一个慷慨激昂的话、鼓励的话、表扬的话。鲁迅他就跟别人不同，一句拜年话不说，去了都是泼冷水。人家左联成立大会，他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扫兴的话。然后下面讲了好几点意见：“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的这段话，说的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有的同志家里摆了四台电脑，一人搞了二十个马甲天天在那里谈论。这当然没错，但是呢，要小心越谈越高调，有一天就容易从左谈到右去。有很多实例，左变成右，右变成左，我们今天很左的人前几天还是很右的。我的粉丝里有大量天天来骂我的，后来在事实的教训下转变了。鲁迅说：“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要做很多乱七八糟麻烦的事，就说咱们这个西藏之旅，包含了多少细节，都需要人去做啊。我不是乌有之乡的人，这些年来，我亲眼看着他们做了多少麻烦的、卑琐的事情，很多革命理论家不屑于做的。我天天在微博上和人家“肉搏”，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写这些东西干嘛呀，没用，为什么不回去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呢。他不理解我们斗争的方式，不能整体地看待问题。鲁迅这个辩证法讲的和毛主席差不多。回到毛主席这里。毛主席讲话不像鲁迅——鲁迅讲话太绕弯，绕来绕去很深奥，这跟他的语言环境有关——毛主席的话，就是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什么人都听得懂，大学问，但是深入浅出。毛主席在一篇文章《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你看，讲得非常通俗。“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他能够这么驾轻就熟地把这话说出来，说明他在脑子里都不知道琢磨多少遍了。毛泽东批评左倾的话是很多的，比如他批评李立三“在1930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他用“持久”，这是鲁迅的词，包括《论持久战》。那么，到了建国后，确实仍有极左。比如说浮夸风、一大二公、搞大食堂，这些事都是谁搞的，是毛主席搞的吗？可以查历史文献嘛，查一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各位领袖在当时发表了什么言论。从1957年到1962年，毛主席的文章，有没有鼓动浮夸风的？没有。全部是批判浮夸风的，全部是纠正极左的。再查一下现在编的其他领导人那几年发表的文章，很好玩——空白。这几年没有文章？这奇怪了，你们当时不都是正确的嘛，就毛主席一人错误嘛。共产党很有意思，讲别人全是丰功伟绩，讲毛泽东一定要说有错误。全党就他一人犯错误，别人一生光明没有错误。既然那几年没有文章，那我们要查当时的《人民日报》了。文集里没出，报纸还在，图书馆还有嘛，一查就知道了。当时浮夸风谁搞的，谁说了亩产十万斤，谁说了亩产十万斤不够，再多搞几万斤，这都有历史，一查都知道了——都是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搞的。毛主席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不知道一亩田打多少稻吗？他能相信一亩田打十万斤稻子？这不可能的。毛主席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还亲自派出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个春天到中南海旁边去见王明富老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跟他交谈，我就感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啊，你们真幸福，你们相当于跟毛主席读研究生啊！毛主席教他们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实践，就像带博士生一样。所以他们以后担任领导之后，都是水平很高的，都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看问题一针见血。像王明富老人，八十多岁了，侃侃而谈，谈问题依然条理非常清楚，现在的很多事情，他不上网就啥都明白。但是浮夸风造成了一定损失，最后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

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批评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加在四人帮头上的很多污蔑不实之词，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四人帮的审判也是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闹剧。很多青年人不懂历史，我告诉他们翻开材料看看，当年审判四人帮，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四人帮的罪名是“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右派，国民党特务”，他们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加了这个罪名，人民群众当然很愤怒。但是看这个罪名就知道，判他们这个罪的人是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要不怎么说他们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呢？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罪过，所以批判四人帮的人是拥护文革的，按照文字表面来看是嘛。说他们是右派，那批判四人帮的人就是左派。那按照这个罪名，今天我们就能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今天不是否定文革吗，那四人帮破坏文革不成功臣了吗，四人帮就是对的咯？对四人帮的审判，包括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一块审判，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林彪集团的几个干将，“黄吴叶李邱”，除了叶群死掉之外，黄吴李邱全部写了回忆录，看看这个回忆录可以长很多见识。其中有一位将军说：“我从监狱里出来，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他说，首先你说我反党我就不服，你怎么还把我们和江青弄一块去了呢，我们跟江青一辈子是死对头，我们开会都不坐在一起，这太狠了，这谁搞的！这两个集团是不和的，一个文人，一个武人嘛。还有人说，我从井冈山跟着毛主席，跟了一辈子，跟成反革命了，一路枪林弹雨，从井冈山到白山黑水到辽沈战役，天下都是我们四野打下来的，打了一辈子打成反革命了。虽然我们是林彪的人，但是你要是林彪反毛主席，我们肯定站在毛主席这边哪。很多这些历史上滑稽可笑不合逻辑的东西，在今后的岁月中会逐步地揭开真实的内幕，让我们更加清醒。但是，我们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到底有没有极左的错误？我认为还是有的。就算四人帮是好人，但你为什么让人家给逮起来，这说明你还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是你无能，麻痹大意，认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们几个被逮起来不是你们丧失自由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自己分不清好坏，在关键的时候脱离群众。为什么你们被逮起来了，老百姓都欢呼？说明你们群众基础不够。当时我是小学生，不懂事，但是我看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觉得四人帮是坏人啊，这说明你群众工作做得不好。这是不是跟文革中一些左倾的做法有关系？毛主席几次批判四人帮有个人宗派主义——“四人帮”这个词就是毛主席发明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了，不要搞上海帮，要搞成五湖四海。”打倒四人帮之后，把毛主席批评他们的话当做审判的武器，但是仔细分析，毛主席这个话是带有感情的批评，是像批评自己的属下、批评自己的学生的口气。特别是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我觉得里边有爱情，是对自己的一个不懂事的年轻的小媳妇的批评。毛主席说，你到处得罪人，得罪这么多人，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是饱含深情的——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已经担心了，他死后他媳妇要出事——如果现在不讲团结，逮谁批谁。看看那些江青批评别人的话，其实内容都对，今天看都很有预见性，像某某人就是买办、某某人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历史证明，江青说对了，但是江青不该在那个时候这么说。这就叫革命的策略。正确的话，不是在任意时刻为了过瘾，为了赢得群众的掌声，为了显得自己英雄就要说的。她文艺青年出身，一双慧眼，看问题极其深刻准确，但是说出话来确实太损人。我这几年研究样板戏，去年专门在北大讲了一个学期的《红色娘子军》。讲到江青指导样板戏，那真可以说伟大，没有江青就没有样板戏的伟大。但具体被她指导的人就很烦，因为江青太敬业了，从早到晚地指手画脚，一会这要改一会那要改。她又比别人都高明，时间长了，你想你有这么一个领导，又是女的，天天指挥你，肯定烦了。江青不会像其他老革命家那样——怎么样平易近人、怎么样和蔼、怎么忽悠人，她不会，而有的时候革命需要你会这些东西。四人帮身上就带有小资产阶级极左的浪漫性。今天想来，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是极有预见性的。

样板戏与反极左

刚才提到样板戏，我就举几个例子，谈谈样板戏。样板戏里最有英雄气概的是《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主要是讲对敌斗争。它的好看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斗法，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但是武侠小说弄不好就会讲成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太英雄了！老百姓到了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能够抛弃武侠看革命斗争啊，就因为它代替了武侠。杨子荣就是一大侠，“啪”一抬手打灭两盏灯——这都可以，这就是绝世武功嘛。要防止鼓吹杨子荣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军队要有英雄，但是不能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智取威虎山》里好几次强调党的领导和纪律。“定计”那一场，很强调少剑波参谋长的作用。参谋长跟杨子荣已经商量好了“怎么打虎上山、怎么打进威虎山内部”，杨子荣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参谋长，就这样决定了吧！”这个时候，参谋长非常冷静，“要开支委会讨论这个决定”。这句话非常好，他不说“就这么干了”，还要开支委会。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这就避免了左倾冒进。《智取威虎山》很多地方都强调了少剑波的作用。它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杨子荣打虎上山，在那里智擒小炉匠，在敌人阵营中跟座山雕斗智斗勇；另一方面，夹皮沟，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发动群众。所以我曾经在一篇博文里讲：《智取威虎山》是人类文学史上“反恐文学”的经典。美国不是要反恐嘛，它老反不了。共产党才是反恐的祖宗，怎么反恐，你看看《智取威虎山》就知道了。首先来到一个地方发动群众，给老百姓治病。这小分队来到夹皮沟第一件事干什么？给李勇奇他妈治病。李勇奇本来是对解放军怀有敌意的，拿出匕首来要跟解放军拼命呐，结果呢，解放军把他老娘病治好了。马上群众关系就搞好了，马上座山雕就没了后勤了。这是一个反恐的典范。另一个经典的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有个叛徒王连举，他出卖了李玉和，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李玉和跟王连举见面的时候，鸠山拿出杀手锏，让王连举出场劝李玉和。王连举就说，“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儿”，然后李玉和大义凛然骂道， “贪生怕死可怜虫……”，中间有一句叫“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个王连举之前是很英雄的人啊，他居然说过“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么豪迈的话，和今天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像王连举这样的人，在没叛变前经常是很嘚瑟的。极左的人就是嘚瑟自己最革命、不怕死。《红色娘子军》里，吴清华参加了革命队伍，可是在攻打椰林寨的战斗中，为了个人私仇，一看南霸天出来了，怒火满腔拔枪就打，结果提前暴露了目标，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南霸天跑了，后来卷土重来，洪常青牺牲了。所以《红色娘子军》重点讲的不是我军获得胜利，获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摆平”吴清华这种人。把他们“摆平”了，革命就胜利了，把他们教育过来，革命胜利是小菜一碟。通过教育使革命者明白大局与个体的关系，特别冒进反而会坏事。最后提一下《杜鹃山》。《杜鹃山》是第二批样板戏的巅峰之作。从艺术上来说，是样板戏里最好的——对京剧的改革、中西合璧、人类先锋艺术的顶峰，武打、韵白、灯光，运用得简直没治了。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亲自操刀创作的。于会泳废寝忘食——现在还有这样的文化部长吗？亲自创作，早上起来一头晕倒——现在一个文化科长都不这样。《杜鹃山》里边讲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这部戏里，潜藏在革命队伍中最危险的敌人叫温其久。他也并不是敌人派来的内奸——我们要允许人参加革命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党代表柯湘来之前，这支农民自卫军跟传统的农民起义一样，抢了土豪劣绅的财物，就地分掉，然后把俘虏杀掉，把商人杀掉，不杀的也一顿痛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起义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举人亡，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今天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上访群众，我每个礼拜都收到上访材料，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访为什么会失败。人是缺乏反思的。后来雷刚终于明白，要找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党——虽然是个女的，他不太满意，也凑合，反正是个共产党。他以为找到党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党能够帮助他打仗、指挥作战——当然柯湘虽然是个女共产党，打仗也是一流的——但是他不知道，共产党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打仗，是路线，是策略。他跟柯湘发生的第一场冲突，就是柯湘不许他杀俘虏、不许他分浮财、不许他打商人。

革命与自我修养

今天很多人迷惘、悲愤，最后要问“怎么办”。我鼓励做打通的学问，把孔夫子、鲁迅、毛泽东、释迦牟尼都打通来讲。我认为，从孔子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主题是理性的问题。中国人不怎么信神，中国人即便信神也是很讲实惠的，要求神给自己办事，不办事就不信。一方面来说，这有点不虔诚，但另一方面有理性的一面。鲁迅让人丢掉幻想，最执着的是现实——这是瞿秋白总结的。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今天很多人对党中央有怨言。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怨言甚至仇恨，因为他老有幻想，在十八大前后都有幻想。因为有太深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所以自己就什么都不干了。一旦发现一个幻想落空，发现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就由爱变恨，这都是丧失自己主体精神的一种现象。毛主席很伟大，共产党很伟大，但是毛主席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话不是恭维人民，是他真实的思想。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一点。毛一生为什么是“人民领袖”？他把人民高举在头顶，不是为了忽悠人民，是他真的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们今天中国人缺乏自信，老存在幻想。我老师那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在绝望中抗争”，毛主席就继承了鲁迅的抗争精神。毛主席的事业没有完成，但是他留下了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这种精神，在绝望中抗争。我认为极左极右说到底跟个人修养、道德有关系。现代思想都能够还原到传统思想中去，儒释道都是讲自我修养的。在我看来，世界各种宗教思想，都有利于帮助人的修养。最正确的修养之道，就是革命。革命绝不是阿Q想的，把人家的东西搬到自己家去——很多革命家就是放大的阿Q，将来胜利了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革命是一种人的自我修养，是最高境界的自我修养。刘少奇同志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批判了，但是这个书主要的思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讲的就是共产党和个人修养的关系。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人修养很高的，但不要极左，不要你自己修养高了，就要求别人也这样，更不要整天盯着别人革命不革命。正是在革命的道路中，毛泽东由一个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大佛。我听说很多藏民家里，中间摆的是毛主席像，旁边是达赖、班禅。不要把它当成封建迷信，要尊重老百姓每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天地间最大的佛。这两年全国各地建了一些毛泽东的庙，这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的感情，这是他们最朴素的一种表达。

我们这些人，总体来说，毕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国家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想救，想让国家好，想让人类好，但是我们总体上还要乐观。中国毕竟不是解放前了，不是三十年代，不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更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党内党外健康力量还在，不管具体是谁，反正有健康力量，你要想肯定不是咱们这伙人，咱们这伙人就代表健康力量啦？既然有我们这伙人，其他地方也有无数的健康力量，只不过缺少联系而已。想到这一点，总体上，我们应该像看外边灿烂的阳光一样，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来到这里，我想借西藏的风景说一句：让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让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作证，不论眼前具体事件的结果如何，我们要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我最近连续地外出。去了俄罗斯的喀山，去了内蒙古、满洲里、海拉尔，还去看了诺门坎战役的战场——那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我看着起伏的山与辽阔的东北平原，想象着双方数百辆坦克、上边数十架飞机掩护，那个激战，真是壮怀激烈！那一战很重要，就是那一战把日本打趴下了。当然了，这后边是中国共产党牵制了60%的日伪军，然后斯大林果断地把亚洲部分的红军主力调往欧洲战场。 很多我们小时候和我们长大过程中知道的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很奇怪，大多数国民都不知道了。孩子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成年人也不知道——他们分明是学过的。“学过的人不知道”，这就说明——我曾经多次强调过的一个观点——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准确地说，不是每个人的记忆都可靠。能够记住真实的历史，这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和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的。自然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围绕着今年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这个主题，从晓波开始一直到郑老师，我觉得，已经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晓波一开始就讲了大量的史实：从几次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甲午，一直讲到国民党抗战、共产党抗战的问题。到后来，郑老师又上升到学术的角度来谈。但是我想：换一拨学者，他们也能讲出很多史实来，也有理论也有史实，讲的立场和观点会和我们完全不同。

在今天中国的话语场中，我们明显处于劣势。我这几年经常这样说：不要因为有一两个小战役的胜利，就忘了整个的力量对比，长期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并不因为一两次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一两个官司的胜利，这个形势就逆转了，还没有。还需要进行非常长期的艰苦的像鲁迅和毛主席那样的奋斗和战斗。

我今天来这里，也是迟到了。按照摩罗提供的地图下了地铁，出来之后要找这个三百米之外的目的地——找不到。找不到的关键是没有标志。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涌出一个概念，我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啊！真理就在我们附近三百米的距离，找不到。三百米的距离，为什么找不到呢？一没有路线，二没有标志，三没有高人引导。正好我就看见了这位女士，她正在向一个小孩问路。那我也凑过去向这个小孩儿问路，结果小孩儿很轻松地指出，说：“就是那个古代的房子。”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知道的事实，就因为缺乏路线和标志，成年人他就找不到。

今天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谈放大一点的话题，直接谈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哲学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今天所谈的历史虚无主义——最近党中央在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它是有具体所指的。但是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是哲学上普遍的一个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根源，就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有客观规律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其他唯物主义思潮也好，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呢？我们读历史难道是为了读故事玩儿吗？那直接读小说更好。之所以要读历史，是因为历史是有规律的。总结了这些规律，有利于我们今人的生活，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

可是有佛就有魔，有佛祖，就有魔鬼出来捣乱。魔鬼的任务就是专门儿跟佛祖捣乱的。有唯物主义就一定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认为历史是假的。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混淆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和人为书写的历史文本。人书写的历史文本，我们实事求是地讲，确实有假，所以需要历史学家来考证，来辨别真伪。我们经常会发现前人的历史写错了。二十四史里面都有错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都是有错误的，都有假的——因为它是人写的。人写历史是为了发现那个真正存在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一般人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的能力，将之混淆。否定我们日常做的考辨真伪的工作，连历史存在的客观真实也否定掉，推到一个极端——“历史哪有什么真的呀”？最后就是要让人们失去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信任。让人们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历史是充满着偶然性的，历史是可以随便说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戏说。那么既然历史不存在，不用尊重历史了，那么“现在”成了唯一的生活目的。所以，历史上唯心主义这种思潮，最后一定导致唯我独尊。

我们今天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指当下这种右翼思潮。其实左派内部依然有历史虚无主义。比如说，有的人高举毛泽东思想或者高举马列主义，就否定其他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有的人不读书，说我热爱毛主席就够了。这把毛主席、把马克思都看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好像毛主席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没有以前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毛泽东思想？没有。

我觉得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是要同时警惕左右两翼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我们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上的出发点。

中国这个国家，从几千年前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如果说我们跟西方比有什么弱点的话，我们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重视神话，我们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浪漫。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了理性社会，孔夫子很早就说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们重视的是历史，重视的是祖先，重视的是真正存在过的人和事。

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不仅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然后和马列主义正好契合了，然后被毛泽东高高举起来了。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中有哪些合理的进步的因素，我认为就是跟毛泽东思想相一致的那个部分。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希望邓小平同志的继任者，继续高举实事求是的这一面马列毛的旗帜。

政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个层面，我们今天主要批判和面对的，其实是当下我们党中央和民间已经共同认识到了它的巨大危害的、刚才司马兄已经慷慨激昂地加以了痛快淋漓的批判的那种“虚无主义”。

这种虚无主义，我觉得严格地说，它其实是有很多伪虚的成分——它要虚无的是你的历史。就像刚才艾辛老师讲的一样——他根本目的还不是虚无，他是要把你们家倒腾空了之后，往里边摆他的家具。它最后的目的不是“虚”，最后的目的还是“实”。他抹黑的、妖魔化的、打碎的是真正存在的历史，然后偷换进来一些他虚构的历史。所以，这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几十年来这种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进攻下、浸润下，我们的人民日益走向原子化、分子化，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我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活得那么充实呢？因为我们心中有一部很真实的历史。尽管那历史情节还不够丰富，远远没有像晓波刚才讲出那么多的细节来，但是我们沉甸甸地知道，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国家是从哪来的——有一个很清晰的链条。所以我小时候活得非常踏实。有工人炼钢、农民种地、解放军保卫祖国，我就好好学习就行啦。那时候有这样一种坚实的幸福感。而今天的祖国人民呢？物质生活比我小的时候要好得多，可是他们没有幸福感，他们没有精神依托。他们所学到的历史是为了考试而学。然后他们一边学一边受媒体的影响，就认为自己学的都是谎言。为什么还要学这谎言呢？为了考试。所以小小的孩子就非常痛苦，人格就分裂了。为了考试要背下来这些谎言；考试刚一结束，多少学校的宿舍楼，就把书本撕碎了，雪片一样地扔满了广场。人民就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要强调三个自信。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熏陶下，人民就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可是人终归是要有信仰的，有信仰是人的本能，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原来的信仰打碎了，他还要去寻找新的信仰。这时候，我们的历史都被虚构了、被颠覆了，他就去相信敌人的历史。敌人给他重新讲了一个故事，他就相信了。

比如敌人说：狼牙山五壮士去偷老百姓的萝卜，然后日本鬼子行侠仗义，日本鬼子出来为民除害，要除掉狼牙山五壮士。因为你原来真实的那个历史被打掉了，人民只好开始相信这些鬼话，所以人民心中重新建立了一套历史。

比如刚才几位同志都举出了河南英雄，可是这些年有多少污蔑河南人的段子？因为人民不相信有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于是人民就相信董存瑞是被一个河南人给坑害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叫“豫民何辜”——河南人到底得罪谁了呢？就因为河南是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一定要打掉河南文化。打掉河南文化，再打山东文化、山西文化，让你彻底从根儿上认为，你身为中国人就是有原罪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断地一波接一波地被奴化被洗脑，最后他就不爱国了。这国没什么可爱的呀！

你看我走到各地去，我晒一些旅游的照片。不理解的人就说：你看你又到这儿玩儿去啦，吃吃喝喝。其实它在无形之中感染着人。要让人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可爱的，我们国家的饮食、风景、山川、历史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丰富、还要美丽。而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熏陶下，人民认为我们国家什么都不好——白酒不如红酒，中餐不如西餐，中国风景不如阿尔卑斯山——最后就变成憎恨自己的国家，一直到憎恨自己。

而此虚彼实，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文化被人家做空啦。当你自己完全不知道中国文化之后，他就来给你讲中国文化了，他又换了一副面目——因为外国是有汉学家的——他来当你的老师。就像当年的满州国，日本人来给中国讲古代汉语。我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个虚无主义发展下去的话，这一天不会很遥远。

我们今天有多少大学，都在请外国人来给我们讲中国事儿，这是非常奇怪的。比如有一年，召开全世界范围的白居易研讨会，要请全世界一流的白居易研究专家来。结果这个会后来没开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关部门审查名单的时候一看：“唉，怎么多数都是外国人？”这个有关部门他也不太懂，但是他还有点儿这个意识形态这根弦儿，这面子上起码不好看，就说这个会不能开。后来又重新调整了名单。类似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我们中国是怎么成为“中美国”的？表面上看，是金融方面、媒体方面、法律方面等等，崇洋媚外造成的。而实际上，慢慢慢慢地我们的人民就像被人家打了针一样，打了疫苗一样，对自己的文化不感冒啦。

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我也不多讲啦。我讲一下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反击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一、网络游击战

我觉得从最根本的意义上，长期的反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向全体人民普及文史哲常识。我们多年来不重视文史哲，特别是不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史哲。我们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列强国家，它最重点的大学的重点院系是什么？一定是它的文史哲！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它最重要的系是什么？一定是英国语言文学系、英国哲学系、英国历史系！哪有一个国家把商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当成它的拳头专业的？国耻！这就是国耻！你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省的院校——这些综合性大学，都不重视文史哲；人民群众——家长——也不重视文史哲。我重点还要批评我们北大。我们北大，幸亏还靠我们文史哲这些老师，坚强地抵抗了三十年。北大唯一没有升格成学院的，就是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顶住各种压力，忍受着个人收入的减少、贫穷，我们就是不改成文学院哲学院史学院。我们不办班、不扩招、不创收。我们觉得我们有这种使命，就是为国家保留一块儿相对干净点儿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人民群众成为文史哲专家，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提高他们的水平，也就是古人讲的“义理考据辞章”。你多少有点儿这方面儿的知识，有一点基本的处理材料的逻辑，有一点基本的语法鉴别能力，就不至于被那么低级的谣言所欺骗。那些谣言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不用找什么材料，它自身就是可以一攻即破的。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

我是从这个高度上来反对和批判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危害，家长和学生都知道。我从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角度再强调一下：一定要反掉应试教育，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

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青松岭》，主人公万山大叔有一句台词说：“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迷。”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它讲一个车老板的故事，说车老板的眼睛是非常锐利的，能够见微知著，从生活细节中判断政治走向，要出什么大事儿。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是提倡工农兵学哲学的。我现在经常教学生《论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论语》的本子，就是1975年北大哲学系出的工农兵注释的《论语》（《"论语"批注》）。当然，里边有很多专家参与，不可能纯是工农兵；但只要吸收了工农兵，它就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战略意义。它让大家都知道：哲学不是那么深奥的，大家都可以学哲学，你把那些术语讲得简单一点儿，就是讲道理嘛。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坚持我的网络战斗、微博战斗。比如说我在新浪有微博，我在腾讯有微博。我在微博上是受四面夹击的。比如说新浪，每天都在削我的粉丝——我的粉丝天天要增加，但是不时地就会删我好几万粉丝；有的时候还屏蔽我的微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战场。

我也经常批评左翼的这些网友：不要老收缩在微信群里，在微信群里互相取暖。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观点都差不多，你遇不到尖锐的挑战，没有拼刺刀，天长日久你的战斗能力就退化了；然后你到微博上，一去又被人家杀回来，然后又回到微信群。我说：“你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你干嘛那么怕人家骂你呢？我都不怕人家骂。”我每天一上微博，都是主动去挨骂去，就是主动要战斗。天长日久，这个战斗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没有那么些大规模的会战。

你看国民党就喜欢吹他有多么多的会战，仔细一看，都是惨败，都是丧权辱国的会战。果粉儿就经常说：“你说共产党抗战，你举出几个共产党的会战来？”我说：“共产党没那么些丢人的会战。我们共产党在五百个县里，每个县每个礼拜消灭一个日本鬼子，你给我算一年多少？这是不是会战？”你看到1944年的时候，日本鬼子怎么战斗力就不行了呢？怎么出现了好多四十多岁的老兵呢？还怎么就出现了十六七岁的小兵呢？那精壮的人都哪去啦？就是今天消灭你一个连，明天消灭你一个排。几年前我在乌有之乡专门讲毛主席那篇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讲，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意义的高度来打。可惜当时很多我们的同志还不太理解。游击战各国都知道，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正规战的辅助，只有毛主席把游击战当成主要战斗方式，加起来就是一个大战役。

我们在网上进行的也是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天长日久，你会发现，我的博客上我的微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果粉儿来捣乱了。只要有果粉儿来捣乱，正义的网友马上把他们消灭回去，因为正义的网友已经掌握了很多武器。我隔三差五就讲个抗战小故事。你不是说我们共产党抗战八年一共就消灭了851个日本鬼子吗？我也不跟你倒饬这些东西。我就今天讲个故事，某个战斗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明天又讲一个，消灭了六十多个鬼子。你加吧。而且这些还不是什么冷门儿的故事，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跟摩罗前一阵儿去了吉林，我们重走了抗联路。不要说关内，就抗联，就1937年之前，消灭的鬼子都是以万来统计的。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是以万来统计的。关内的，我们都不用说了。

二 阵地战

第二点，我们要逐点争夺。把阵地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围棋上有一句话，叫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你说毛泽东不好，那咱就谈谈毛泽东，咱不回避。你说大饥荒饿死3000万，咱就谈谈3000万的事儿。像什么大饥荒问题啊、文革问题啊、还有他们一个一个污蔑我们的英雄问题啊，我们都不回避，都来谈。假如过去的英雄宣传确实有夸大的部分，那我们要承认。很多宣传可能就是夸大了，有可能。比如说平型关战役，一开始还传说消灭上万鬼子呢。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战报——我们的战报没有错吧——我们的战报说的就是消灭千余鬼子。这是当时蒋委员长都承认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以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为依据。在这些战斗中要有战斗意志，不怕跟敌人拼刺刀。

我在这里，特别想表扬成都的双石先生。他是个人的非学院派的非常扎实的军史研究者，他读了非常多的电报原始材料，每年都和一帮朋友骑着摩托去重走长征路——今年又去爬了多少座雪山。这个双石，反正他是脾气不太好。他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网上坚持斗那些果粉儿，实事求是，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天长日久，就争取了许许多多的网友。

现在看果粉儿那种嚣张气焰已经不行了，包括现在也没有人敢来拿胡适来跟鲁迅比。现在你随便拿一些材料就能证明胡适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团狗屎，文史哲什么都不行。我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胡适什么都写，每一种作品都是四流以下——诗歌四流以下，散文四流以下，戏剧四流以下，小说四流以下。我说你们谁崇拜胡适，你给我背一段胡适的话看看。我说你反对鲁迅你都能背出鲁迅的话来是吧？“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谁都会说吧？这说明鲁迅的话说得精彩。你不是崇拜胡适吗？你给我背一段胡适的话听听。你咋背不出来呢？（郑彪：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哈哈，是呀，我上课的时候经常拿这个糟蹋胡适。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胡适大师的文学作品，你二年级的时候都能写出来。

三、主动出击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还要主动出击，去主动批判敌对势力的三观，特别是虚无主义历史观。找到它的理论根基，批判他的历史观。另外，敌人不断制造热点，我们也要制造热点。制造热点，就是掌握主动权。比如说，我前一段儿从吉林回来之后，我就制造这个抗联热点，大谈抗联。

我今年年初就提出：我们共产党要强调，要大声疾呼，我们共产党抗战是十四年！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算起的，那1937年以前怎么算？东北不是我们的吗？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之后，它就不是个小日本儿啦。1937年全面抗战的时候，日本是一个大的国家，兵强马壮。它拥有朝鲜，它拥有台湾，它拥有物资那么丰美的东三省——当时的东三省还包括今天的内蒙东部，还包括热河。那个时候它想打关里的中国啊，力量是非常大的，不能再说是小日本儿啦。

我们必须提出这些热点问题。提出这些热点问题，才能更多地争取中间群众和一部分右翼群众。其实很多左翼群众，原来都是右翼的。我就发现我很多铁粉，竟然都是几年前骂我的，后来不骂了，就成了我的粉丝。这种人是很多的。因为人的心里，总是有最后那丝良知的。当他自己在思想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转弯，会调车的。特别是那些年青人、愤青，你给他一点引导，他就会反过来。

四、法律斗争

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们要进行法律追究。尽管我们从法理学的意义上，要认识到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但是共产党人从来不放弃法律斗争。

这一次郭松民梅新育他们这个法庭斗争（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不论最后宣判结果如何，我认为在政治上我们都已经打了胜仗。我们要乘胜追击，刚才我跟松民说，不能接受他们的调解。别的事可以，个人之间恩怨可以调解，这个事不能调解。就哪怕最后说判郭松民梅新育输了，这事儿也不能调解。法庭判你输了，其实你还是赢啦。那些造谣的人，那些污蔑革命先烈、否定革命历史、否定中华文明的人，是要接受惩罚的。

借此，我们也要去批判那些要改变中国颜色的“法律党”，同时也要争取一部分法律界人士的觉醒。现在法律界，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些律师根本找不着活儿；少数的大活儿，都被那些所谓的知名律师、公知律师给垄断了。下边这些基层律师也很有意见，他们也存在着转变的可能。我们要争取这一部分有良知的律师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正义的立场上。

我们既要认识到长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但是也要注意到情况在一年一年地转变。要看到我们的劣势，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有正义的立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早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害人的结果，最终一定要害掉他自己。就连这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它自己也知道，不能虚无自己的历史吧？它自己心里是知道是非的，它就为了搞垮你，故意不讲是非，不讲道理。现在只要让我们的人民重新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当然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艰苦的工作——那么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年五载也好，十年八年也好，中国人民会重新生活在真实的历史天空之下。

为此，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也好，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同事也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战斗的路上，还要继续乐观地健康地战斗下去。有胜利我们就庆祝，但是不因为庆祝就认为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记得看日本电影《追捕》，最后把敌人抓到了，然后高仓健从警视厅出来，真由美就问他：“完了？”高仓健说：“哪有个完呐！”这电影就这么结束了。这个结尾非常好。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没有完的，只要魔鬼存在一天，佛祖就要战斗一天。

文革时期的文艺 讲座

样板戏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但是关于样板戏的谬论太多了。政治上的我们不管，我们就管学术上的、事实上的。

　　第一个谬论是：样板戏只有八个。动不动就说“八个样板戏嘛”。第二个谬论是：样板戏就是八部现代京戏。第三个谬论是：全盘否定文革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说：“文革有什么好的?文革时候中国人的生活特别贫乏。”叫“八亿人民八个戏”。全中国八亿人民，成天看八个戏。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谬论，是对那十年八亿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严重污蔑!等于说我们都不是人，等于说我和我的父辈都在地狱里活了十年。我们明明在天堂里活了十年，把它污蔑成地狱。

　　这种谬论不一定是坏人说的，很多好人由于自己不重视历史，不注意读书，自己经过的历史都记不清楚，也跟着乱说。曾经有个老教授——一个老太太，她对我很好——她就是全盘否定文革的。她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庆东啊，文革太坏了，那个时候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戏啊。”对这个老太太，我无语，我没办法去打击她的心理，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前几年著名导演贾樟柯批判现在的银幕，他说：“现在中国银幕很单调。”为了批判现在，他举文革的例子，他说：“中国银幕单调到让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呢，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贾樟柯对现在的批判我是同意的。现在我们中国每年生产的影片挺多的，五百多部，但是在贾樟柯看来都是垃圾，他说只有两三部大片。他说你看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呢。他是批判现在，但是他举的例子也是下意识地说了一个谬论，是错误的。

文革时期的电影

　　我们先不说样板戏，我们先看看文革期间的文艺生产，看看文革期间是不是只有这八个样板戏。我简单查了一下材料，这个材料不一定准确，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现在我们能统计到，文革期间，以中国的艺术生产能力，中国一共拍摄了92部电影。其中，30部戏剧类的，1部舞台艺术片，还有其它61部是故事片。

　　其中戏剧类的：现代京剧13部、现代舞剧4部、地方戏13部——这个比例是非常合理的。我说一说剧名，老同志也许有印象：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越剧《半篮花生》、粤剧《沙家浜》、湘剧《园丁之歌》、河北梆子《渡口》、淮剧《人老心红》《捡煤渣》、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河北梆子《宝莲灯》(传统戏)、吕剧《管得好》、莱芜梆子《三进庄》、黄梅戏《小店春早》《红霞万朵》。

　　文革期间拍摄的故事片，我们不能一一来说它们的名字，我说一串，勾起大家的回忆：《决裂》《沸腾的群山》《艳阳天》《红雨》《无影灯下颂银针》《向阳院的故事》《黄河少年》《年轻的一代》《沙漠的春天》《阿勇》《芒果之歌》《青松岭》《创业》《钢铁巨人》《难忘的战斗》《平原游击队》《战洪图》《侦察兵》《渡江侦察记》《春苗》《山花》《阿夏河的秘密》《第二个春天》《海霞》《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Ⅰ》《金光大道Ⅱ》《南征北战》《车轮滚滚》《火红的年代》《战船台》《春潮急》《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等。

　　这说的还只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还有大量的译制片。八十年代我们看中国的译制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不是文革时代打下的基础吗?文革期间有大量的译制片。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玩电影名接龙游戏，把电影名串起来，说成长长的一段话：

　　

　　我是一个《卖花姑娘》，出生在《劳动家庭》，住在《鲜花盛开的村庄》，爸爸是《轧钢工人》，妈妈是《南江村的妇女》，姑姑是《金刚山的姑娘》，弟弟叫《阿福》。为了《打击侵略者》，我参加了《地下游击队》，首长给我戴上了《闪闪的红星》。我和这些《勇敢的人们》点燃了《森林之火》，迎来了一个个《战斗的早晨》。在《摘苹果的时候》，我们登上了《青松岭》，仿佛听到《前方在召唤》，于是，我们迎着《海岸风雷》，涉过《多瑙河之波》，朝着《广阔的地平线》前进。在路过《琛姑娘的松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脚印》，立刻派《侦察兵》侦察。我们利用《伏击战》《奇袭》敌人，在《铁道卫士》的帮助下，打破敌人《看不见的战线》，终于使敌人《原形毕露》了。

　　

　　这是我小时候过的生活，却有人说我们小时候过的是地狱一样的生活，有人说我小时候生活特别贫乏。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出口成章，张口就是典故?就是由这些优秀的艺术所哺育的。当然，不是说文革时候所有的艺术都是精品，也有庸品，也有次品，但它的精品率是非常高的，精品率高不来自于大投资、大制作，而是来自于人民的良心。

　　那个时候的票房其实也是很高的，但是那个时候不重视票房。你想，一场电影就一毛钱两毛钱，这么便宜的价格，很多电影的票房可以上亿——那不就是大片吗?今天的很多电影，票房几千万，导演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些电影上映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动用关系，其间有很多黑幕，就为了这点可怜的票房。而这个票房早就达到过，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世界电影大国。就像《闪闪的红星》这样的电影，票房多少个亿，而我们从来就没有吹嘘过，因为我们不把这个东西看得多么重要。

文革时期的文学

　　关于文革时候的文学，也有一个谬论：文革的时候只能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叫浩然，再加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作家，叫鲁迅。浩然的作品叫《金光大道》，所以他们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像“八个样板戏”一样，这是对文革文学的概括。

　　文革的作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在这里列出了几百部、上千部。文革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都多数没读过，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而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略有修养的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里的文学史不讲这些作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喜欢的、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那些作品，现在大学里的文学史里竟然没有!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所以，我看不起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他们是不读书的教授。我说不读书不是瞎说的，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咱们的文学史怎么不写某某书、某某书?他说，那是什么书啊?说明他没读过。我再说两本，他又不知道。说明他没读过。包括一些我很尊重的教授，学问做得不错的——还不说那些坏教授——大量的当代的文学作品他没读过。他比我岁数大，那时候我是小孩，他是大人，他已经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或者讲师了，他竟然不读这些书。后来他写文学史，写到文革的时候，他写八个样板戏，全都写错了。是我给他写信他改正过来的。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说“北大池浅王八多”。我到了北大，我经常觉得我对不起劳动人民。我觉得我毕竟不种田、不干活，拿着国家的工资，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起码不能做没良心的事。那么多的小伙伴、那么多的老百姓都读过《烈火金刚》《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他们怎么没读过呢?还要我们这些人提醒他们，才补充进去。他们怎么没有读过《平原游击队》呢?你可以说这书不好，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这书写的哪不好哪不好;但是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那我们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在台湾的文学史里面多少年没有鲁迅、没有茅盾、没有郭沫若，台湾两代青年一直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叫林语堂，其次是梁实秋。那你叫隐瞒历史。你可以说鲁迅不好，你可以批判他，但你不能掩盖事实。

　　我们现在的很多观点为什么没必要争论呢?因为事实都不对，都不清楚。你首先说文革没有作品，那我们还争论什么?事实上文革中的作品是非常繁荣的。当然，出版的数量绝没有今天多，不可能跟今天比。今天出版的都是垃圾。今天你到书店里看看那书有多少!很多家长都发愁不知道买什么书，我就告诉他们：不用买，那都不是书，只能叫印刷品，不叫书。

二十二个“样板戏”

　　下面我们说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个词出现于1967年5月24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说：“八个革命样板戏同时在京上演”。这篇文章里五次出现“八个革命样板戏”字样。这就是它的经典来历、经典来源。哪八个剧目呢?不都是京剧。有五个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这三个谁都能说出来，不容易说对的是《奇袭白虎团》和《海港》。剩下那三个不是京剧，但是也好记。两个舞剧，一红一白：《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还有一个叫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八个样板戏里《沙家浜》占了两个，一个是京剧《沙家浜》，一个是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中国艺术一个伟大创举，它不是京剧，不是舞剧，不是歌剧，它叫交响音乐《沙家浜》。我估计很多人没听过。但幸好今天我们有网络，可以下载。大家可以听听交响音乐《沙家浜》，气势恢宏!它用中国人的方式向中国人普及交响乐。

　　1976年又陆续增加了很多样板戏，有人把它分成第二批、第三批。到1974年，《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叫《京剧革命十年》，它说：“无产阶级培育的红色样板戏已经有十六七个了。”我现在总结一下，一共不止十六七个。后期样板戏，有京剧的：《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红云岗》——这是几个大戏;小戏有《审椅子》《战海浪》《江津渡》。有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其实也是革命交响音乐，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从艺术形态上说都是创新。钢琴伴唱《红灯记》，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种艺术形式，古今中外没有。那个时候的艺术工作者就创新出来了，而我们现在就没有创新。还有芭蕾舞《草原儿女》《沂蒙颂》。前后加起来，样板戏一共二十二个：其中京剧十四个——十一大、三小;芭蕾舞剧四个;其它四个。其中剧目重复的有五个。

　　从1970年开始，这些京剧和舞剧统一称为“现代革命京剧”“现代舞剧”。所以样板戏变成一个民间的俗称，导致后来称呼混乱。这个要理清楚不容易，但是起码大家都应该知道：不要再说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更不要说八个样板戏都是京剧。起码你应该知道还有两个舞剧吧?

美国人眼中的文革

　　前不久，美国纽约大学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叫“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发起这次研讨会的是美国的几家文化组织。这个研讨会的背景是，西方文化遇到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各国都在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开了这个研讨会。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嘛，可是它自己遇到危机了，政府出来干预了。所以这被看成是全世界正在向左转，全世界在回归社会主义。我们看到：中国有时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全世界都在畅销《资本论》，《资本论》大卖，全世界都在转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可是中国跟世界不一样。与之对照的是，西方人认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贪污腐败、环境破坏、工人罢工等等。

　　在这个会上，他们重点探讨了文化革命的价值，特别肯定了在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的背景下，“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歌舞还是美术，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表现出真正民主，艺术家们甘愿为社会贡献，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力推广(他们又说八个样板戏，这是不对的)。而今天的中国，艺术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人民大众没有关系，无法企及。”

　　有一个美国学者说：“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当演奏起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很说明问题。”这是一个美国教授，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他说：“今天中国物质至上、社会不稳，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这是美国学者看到的中国的问题。

　　另一个美国教授，说他现在看中国，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的重现，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他认为文革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他说今天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

　　另外一个学者说，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这个我就不展开了。他说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与男人平等。还有人说，中国文革的教育制度，使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文化普及，工农兵能上大学。对比起来这又是今天的一个倒退。还有讲到干部参加劳动、干部腐败等这些问题，包括犯罪率的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我就不细细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