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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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ricv6讨论 | 贡献2020年12月12日 (六) 14:26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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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与应对

  (发表于《艺术评论》2006年1期)

  孔庆东

  初冬岁尾,由国家话剧院上演的美国新作《怀疑》,引起了一阵关于“怀疑”话题的讨论。在基本肯定此戏的基础上,许多观众和专家都觉得似乎还应该再深刻些、复杂些,避免把自以为正气凛然的怀疑者塑造成“马列主义老太太”似的、一个偏执的党委书记似的人物,在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前提下让人反思“怀疑”背后的价值。我也觉得,在“怀疑”的背后,实际还存在着“真相是否可知”和“真相需否可知”的真相价值观以及正义的自我判定等更加内在的问题。

  但同时我还感觉到,对这部在美国获得大奖的剧作,中国人的期望值未免偏高。在我看来,这里存在着一个中美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的问题。美国是大众文化的第一强国,讲故事的本领无疑是数一数二的。而在以深挖哲理为标志的精英艺术方面,则无论跟欧洲比还是跟中国比,都相对显得比较简单。美国文化可以说现在才刚刚从欢天喜地的“初生牛犊不怕虎”阶段,进化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的能够稍稍自我怀疑的程度。80%的美国民众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伊拉克肯定是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40%以上的美国民众是支持政府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的。所以《怀疑》一剧才能够获得普利策奖和高度的赞誉,淳朴的美国观众才会恍然大悟地赞叹道:“真深刻啊!原来事情的真相很复杂呀,随便怀疑人家是犯罪的,是要遭受上帝惩罚的呀!”。

  而中国的专家和观众之所以对此剧不满足(不是不满意),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怀疑”唱主角的时代。现在的中国,不是春秋战国,不是魏晋南北朝,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了。现在的中国人都火眼金睛,百炼成钢,什么阴谋圈套看不清楚?现在需要的不是怀疑,而是怀疑过后的决断和对策。从小事上说,赵忠祥大叔的麻烦事儿,大家怀疑吗?没什么怀疑,只是觉得赵大叔怎么摊上这么件恶心事儿,而且老赵也应对得太幼稚了,太让我们这些粉丝失望了。李金斗大哥的麻烦事儿,大家怀疑吗?也不怀疑,也是觉得李哥应对得太马虎了,怎么中国的艺术家们都这么朴实,让人家一玩儿一个跟头。从大事上说,三日一矿难,五日一车祸,人人都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没责任,中国人怀疑吗?不怀疑,大家希望的就是政府赶紧拿出几招漂亮的组合拳,起码那些祸首应该说几句凭良心的话。一个民工怀疑老板会不给他工资,一个患者怀疑医院给他用的是假药,一个导师怀疑研究生的论文是抄袭的,一群歌迷怀疑歌星是在假唱,一群球迷怀疑球星是在假踢……这些在中国还能引起轰动效应吗?还能在舞台上、荧屏上刺激观众的视网膜吗?不能。中国人要解决的是,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应对。

  美国的问题是,无论生活多么麻烦,都能拿出高妙的应对措施,毁日元、压欧元,打老萨、追拉登,搞得全民上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他们把方方面面都说圆了,所以美国的民众要怀疑,上帝凭什么如此垂青我们?而中国的问题是,明目张胆胡作非为,谁也不用怀疑,中国人期待的就是一部俄国小说的名字——《怎么办》。

  说到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同理可证。说中国的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都很失常,都没出息,有的疲软,有的阳强,还有的自宫,这都没什么可争论、可怀疑的。面对着当下中国如此丰富的喜怒哀乐、如此壮观的风起云涌,拿不出对得起时代的巨著杰作来,才是我们最应为之愧疚的。怀疑诚可贵,决断价更高。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兵微而将寡”,可是曹操却消灭了袁绍,原因就在于老袁同志是“好谋而无断”。今天,我们不但要保持鲁迅先生那种“自食其心”的深刻的怀疑精神,是不是还应该学学毛主席那种“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应对气魄。套用一句俗话:坐着疑,不如起来行。

文艺要有浩然正气

——谈《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我看这个戏,基本上挑不出毛病,几个方面俱佳,从编剧,到导演,到表演,到舞台呈现。获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刚才看的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想法:这个戏应该多到大专院校去演。现在的大学生极其需要看这样的戏,这个戏的意义不仅在艺术方面,从话剧艺术本身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丰富。政论体话剧是很难的,结构上弄不好就偏轻偏重。比如魏积安一个人弄了上万字的台词在那儿说,万一中间气儿跟不上或者台词本身不给劲儿,恐怕是没法挽救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形式今天站住了,成功了。

  但我觉得在话剧艺术之外,还有非常强的其他意义。现在的艺术作品,经常忽略思想性,忽略文艺的教化功能。30年以前,教化功能太强,后来要纠正,但纠正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完全不讲思想性。现在的很多大中学生存在着没有艺术鉴别能力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艺术,看艺术作品只是为了笑,看不了让他哭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种缺陷。我们失去这样的东西很久了。我们北京大学经常有很多国家高级文艺团体来表演,票价很便宜,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好机会,但缺乏这种催人泪下的、感天动地的好作品。不一定非要演革命传统的,例如传统文化的、外国的、都有感人的,都有浩然正气的。这个戏的浩然正气就特别多。

  这个戏首先好在他的构思。传统话剧讲三一律,我觉得孟冰这是一种新的“三一律”,他把中国革命史,把中国百年来重大问题的思考凝结在西柏坡、凝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个小小时空中。我今天看到观众席有两位乌有之乡的年轻朋友,说明了这个戏已经赢得了正义民众的注意,他们不是干部,不是官方的,他们是代表中国老百姓热爱毛主席。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这个戏是有这方面含义的,有几个地方我还是心领神会的,比如毛蒋对话,毛泽东自己具有一种考试意识。整个这出戏也是一道艰难的考题,这个考题处处拷问着今天的人,不光是给党中央、给领导干部考试,每一个中国的文化人都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你希望中国怎么办?你让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

  戏里的毛泽东说,我们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还这么认为?据我所知,今天很多中国人不这样认为,今天很多人认为中国革命错了,一大批所谓精英学者,他们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搞错了,毛泽东搞革命搞错了,我们今天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应该给美国当孙子,做三百年殖民地。说这样话的大有人在,不仅学者,还有官员甚至中央党校的教授,中国今天又一次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各位是搞艺术的,不一定去看那么多的材料,实际上今天中国思想界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这个交锋就像当年郭沫若先生写《甲申三百年祭》时一样的。看各位的表演,我除了在感性上被打动之外,在理性上也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回答社会重大问题,应当向老百姓指出是非善恶,光明和黑暗。

  我们今天的党史教育,只为了考试,学生很讨厌,学生不喜欢党史教育,他们觉得这东西都是考试用的,考完了就忘了,最后就变成没真事儿。近年北大发展学生党员,我看了一些学生写的入党申请书,很生气,很多学生的入党申请书格式都一样,网上down的,有真情实感没有?你对党到底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可以,你可以反对这个党,那你就不要写入党申请书了。一个人做资产阶级也好,做地主老财也好,要做得顶天立地,做小偷杀人犯也要做得顶天立地,你是坏人就不要装好人,要写就拿出真情实感来写,哪怕你要加入国民党,那也得爱国民党,拿出真情实感。现在学校里的意识形态,极其缺乏这个真诚。所以我建议孟冰团长,这样的戏要到北大、清华、人大,到复旦、南大、中山去演。不要怕人家嘲笑这是主旋律,主旋律就要堂堂正正的,所有强大的国家都有主旋律。美国没有主旋律么?没有样板戏么?人家天天在演人家的主旋律,所以人家的国民百倍自信,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尊严。我们的老百姓被宣传得老觉得自己错了,出去以后像小偷一样,老觉得做中国人低人一等。很奇怪,我们一方面,说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好,GDP这么高,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却每天挨骂。

  我以为,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不挨骂。其实外国人骂我们没有我们骂的多,是我们忘记了这段历史,忘记了这个国家怎么来的。人的洗脑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我们觉得毛主席是凡人嘛,不能搞个人崇拜,我们找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找着找着,错误就变成了罪恶,最后变成全盘否定。你看这个逻辑发展:从批判文革,到全盘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否定一部革命史,最后一定要发展到否定整个中华民族。那些人打毛泽东的时候是树邓小平,等毛泽东打到了,邓小平也跟着被打倒,打邓小平的时候是树江泽民,一个一个的,现在是把所有的党史全部否定掉,否定完共产党就开始否定国民党,现在已经开始骂孙中山了,骂孙中山是流氓、无赖、强盗等等。如果大家注意学术界的论文就会发现,最后中国没有好东西,孔孟老庄都是坏蛋。只有一条路,指的很清楚,就是去给美国当孙子,而所有观点背后支撑的材料,都是假的。就像今天举国上下疯狂攻击污蔑朝鲜一样,人们所知道的关于朝鲜的所有信息都来自韩通社和美联社,都来自朝鲜的敌人。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朝鲜?世界杯过程中造了多少谣?说是朝鲜队踢输了就要挖矿,就要枪毙。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在电视里无耻的这样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说。事实怎么样?当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道歉过么?他们有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良心么?没有!只要电视节目里出现了一点草根意识,他们就嘲笑,“你是农民啊,你粗俗啊”,比如赵本山和郭达他们每年在春晚上的小品,有多少自以为学者的精英在污蔑你们。演什么好,演什么才能让他们满意?只有演那些无耻的、无知的殖民地艺术,他们才高兴,他们恨不得在舞台上一天到晚骂中国坏,夸美国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我们的文化领导未能充分意识到的。我是主张学习美国的,关键是学习美国什么。美国凡是好的主旋律作品,议员是带头去看的,并且组织理论家连篇累牍地写理论文章。你看纽约时报上的书评栏、剧评栏都在推荐什么样的作品,一定是弘扬他的民族正气的,或者是说他的英雄出去怎么打败恐怖分子,怎么树立美利坚精神的。你看美国敢有人写文章污蔑华盛顿么?其实学者都知道华盛顿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华盛顿公开主张要剥印第安人的皮,他说印第安人的皮,做皮靴是最好的。你看美国的大众媒体上有这样的消息么?没有,他们对华盛顿是要搞个人崇拜的,我们没有学到美国的精髓。

  美国的精神,最宝贵的东西跟毛泽东思想处处相同。美国人最讲政治,你跟美国人聊天说你喜欢毛泽东,他马上就对你敬而远之,马上就划出政治界限——“这个家伙是危险的”。老毛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美国人掌握得最好。其次,美国的立国基础是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美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重要产品上,重要科技上,全是独立自主的,哪一个买你的?买你的鞋和衬衫,有一架飞机是买你的么?芯片人家垄断,程序人家控制,全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自己是贸易保护,却要你开放。他自己是一万个精英控制全国的愚民,却让你们一人一票的民主。最了不起的一点,美国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今天这个戏通过与苏联的对比,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历史是打出来的。从1840以来,中国尝试了无数的道路,今天中国的大小汉奸和糊涂虫们提出的那一条条道路,中国不是没有试过。我们没有搞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么?搞过啊!我们北洋政府时候的宪法,按照资本主义标准,不是比今天好得多么?但你看那时候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从1840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中国人口没有增加多少,那时候没搞计划生育啊,家家都七八个孩子啊,那些人哪去了?今天汉奸们动不动就抓住3年困难时期说共产党饿死了多少人,可你为什么不追究解放前饿死多少人?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不是吹嘘自己公平么?1840年到1949年中国至少蒸发了10亿人!为什么没有人追究?不说满清和北洋政府,就说那些汉奸每天狂捧的蒋介石先生,他在任期间,中国死了多少人?一部历史,这二十年来都被讲颠倒了。特别是文艺作品中没有正气,包括一些很好的文艺作品,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但在一些观念上也是糊涂的。有些作品讲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夺取天下不容易,但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共产党说成是一支没文化的队伍,好像就是一群穷人泥腿子,打败了一群文化精英,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哪个有文化?这个事实被颠倒了!国民党起源于黑社会,孙中山先生当年没办法了,只好依靠这些帮会,天地会、三合会这帮人。共产党起源于北京大学,共产党就是“北大教授党”,共产党人,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精英。他们后来上山武装斗争,是迫不得已,是被国民党杀的,上山那些领导人全部是文化人。毛泽东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毕生博览群书,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者,如果他不当政治领袖,他可以同时当北大所有文科院系的博导,毛泽东的学问可以同时当20个博导。今天汉奸们造谣,说当年毛泽东到北大找胡适说话,胡适不理他,所以他仇恨知识分子、后来迫害知识分子。今天这种妖魔化毛泽东的笑话到处流传,可居然没有一种正气来反驳。今天全国各地流传的笑话,很多是污蔑革命先烈的,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一直到江姐都被糟蹋了,这个国家怎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只为了个人吃喝玩乐,我们不必从事文化工作,我们的智商干什么都能挣很多钱。既然从事文化工作了,除了解决个人生活,还要干点儿正事儿。我这番话在10年前是很孤独的,但是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新世纪以来,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尖锐,许多工人罢工,举着毛泽东的画像示威,居然被警察带走、打得头破血流。就在今年的春天,洛阳的工人举着毛泽东画像维权,要找毛主席,警察把一个女工打倒在地,说“你他妈叫什么毛主席!我就是毛主席!”国家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样的情况在美国都不会发生。汉奸们还要说这个国家左,世界上今天还有比中国更右的国家吗?

  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所以现在热爱毛泽东的呼声越来越高,当然我们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以为单凭毛泽东思想就能解决问题,不是。但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人民为什么要呼唤毛泽东!的哥为什么在车上挂毛泽东像?是一种简单的封建迷信么?并不是!

  这几年慢慢看到我们的文艺界重新开始有正气,这种正气不光是获奖,而是赢得人心、征服人心。每次我看到这样的节目,虽然不多,但我都向创作者、演出者表示我深深的敬意。我说得可能激动了点儿,但这是我的一片真心。我愿意在北大的课堂上宣传这部戏,我也希望这部戏走进北大!

丁玲——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左联”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丁玲。

  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女作家引人注目。读者可能各有各的喜欢,有的喜欢冰心,有的喜欢庐隐,可能今天喜欢最多的是张爱玲。人们有自己喜欢的自由,但是,我觉得,从综合价值来看,从艺术高度来看,从人性高度来看,可能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尊敬和喜爱的,还是丁玲。

  丁玲,本来不姓丁,姓蒋,叫蒋伟,字冰之,后来有过很复杂的改名经历,改成丁玲了。一个湖南女子,一生充满了争议,一生充满了魅力。

  她中学的时候跟杨开慧是同学。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到了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次年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我很希望听我课的旁听生中,将来能出丁玲、沈从文这样的人。

  丁玲1925年跟胡也频结婚,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1927年冬天,她在北大遇见冯雪峰,就爱上冯雪峰了。丁玲回忆冯雪峰说,“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完全跟“高帅富”相反,不富,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很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其实她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冯雪峰。她为了爱冯雪峰,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她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冯雪峰竟然答应了她,胡也频也答应了。他们就在西湖边上,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反正就是过了一段日子。但是最后肯定有矛盾,胡也频坚持不下去了,就跑到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说,你傻呀,谁让你来的?沈从文让他回去参与竞争。然后胡也频又回去了,最后结果是冯雪峰离开了。冯雪峰在党内地位比较高,比较有风度。之后其实还有一段,她跟沈从文、胡也频三个人住在一块儿,这一段经历网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传闻,但是没有可靠的材料证明。这期间他们合办过刊物《红黑》。1931年左联成立后,丁玲任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和左联的党团书记。丁玲早年在左翼文化界地位比较高。

  胡也频牺牲后,对她打击很大。那样一个壮怀激烈的革命者丈夫牺牲了,她现在需要一个温柔的丈夫。1931年,跟一个温柔的革命者——冯达结婚,过了三年生活。但是1933年,两个人同时被捕了。这次被捕也很值得研究,冯达有没有叛变,我觉得今天还仍然不是一个铁案。冯达曾经说他叛变了,后来又说没有叛变,挺可疑。冯达出去办事,说我12点不回来你就赶紧走,结果过了12点,她还没走,冯达后边就有国民党特务,把他俩一块儿抓走了。抓走之后软禁在南京,受到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因此冯达更可疑。他们两个可以一起住在里边生活,还生儿育女,生了个女儿。最后,找到一个机会,她跑掉了,永远离开了冯达,1936年跑到了陕北。

  陕北这个时候正缺知识分子,正缺大作家,有了这么一个名满天下的丁玲来到,陕北都轰动了。毛泽东一辈子专门给一个人写一首词,只有这一次,他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写完,马上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司令员,让他马上转给丁玲,这是罕见的。这首词是1980年才发表在《新观察》上,以前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是何其重视丁玲,他用了孙中山的典故,认为丁玲一个人顶得上三千人的部队,顶得上一个师。当时红军正在东进。

  丁玲到了延安——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狼多肉少。延安的男女比例,大家知道多少吗?80:1。当时只要一个女知识分子,初中毕业以上的,到了延安,都最少嫁一个中央委员。很多人肯定都是追求丁玲的,但是丁玲有她自己的想法。她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慰问部队,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叫陈明,她对陈明特别好,又是陈明的领导。被这样的一个女领导爱上,陈明很害怕,所以陈明就迅速地找了另外一个女演员结婚了,而且还生了孩子。但是陈明“从丁玲的眼睛中,看到了丁玲的痛苦”,他看到了丁玲对他真挚的感情,而且连他妻子都看出来了,“咱们两个也不是真的爱情,你就是为了躲避丁玲才跟我结婚的”,说“算了,咱俩分手吧”,他们两个就真分手了。他又回到丁玲身边,丁玲从1937年追陈明追了五年,从20岁追到25岁,丁玲自己都38了。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结婚,这是她最后一个丈夫。事实证明她选择陈明是对的,她后半生的坎坷都是陈明在照顾她。

  建国后她任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1955年的时候,突然被定了一个反党集团,下放到黑龙江劳动。1975年又到山西农村,晚年“平反”之后创作了百万字,主编创办《中国》杂志。丁玲不得了。

  丁玲的作品我们来谈一谈。丁玲的作品是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的,因为她的作品一直围绕两个主题,一个是女性,一个是革命。

  丁玲的处女作叫《梦珂》,有人把它说成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雏形。《梦珂》写的是一个小资少女的情怀,写她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苦闷。丁玲的成名是因为《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被称为女性的《沉沦》,也是一时毁誉满天下的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叫做莎菲的女士,有一个表弟追求她,但是她不喜欢这个表弟。表弟是一个很温柔的、爱哭的男生,她不喜欢他。她喜欢的是一个具有男性征服魅力的叫凌吉士的男人,是一个新加坡华人。但是后来她发现凌吉士是虚伪的,空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实际上凌吉士也只喜欢她的容貌而已。他们两个人之间只不过是一种外貌的、肉体上的吸引。可是莎菲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仍然摆脱不了对凌吉士强烈的欲念,于是她就陷入一种自我挣扎和反抗。这种由女性写出来的心灵的痛苦,那种震撼的强度不亚于当年郁达夫写《沉沦》。

  小说也提出来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要妇女解放,当你完成了解放之后,你能获得幸福吗?解放是不是就是幸福?你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吗?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欲?所以这都属于鲁迅所说的“梦醒了无路可走”。让大家梦都醒了,但是梦醒了之后怎么办呢?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让现实中的很多小资女性都从中看到了自己,也有人说莎菲就是丁玲自己的影子。

  丁玲的很多作品都有争议。比如说还有一个《阿毛姑娘》,写一个乡下女子到了城里之后,看到城市里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搂搂抱抱,看到人家很开放,唤醒了她自己的春情萌动。他们是小两口一块儿到上海来打工,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跟她的丈夫亲热一下,结果她丈夫劳累了一天很累,就把她揍了一顿,而且说她“不要脸”“小淫妇”。她丈夫对她的这个不理解,令她很苦恼。

  有人说这篇作品是“批判一个农村女孩子到了城市以后,被资产阶级腐蚀污染,产生了虚荣心”。我觉得这个批判是有问题的,这个作品是比较复杂的,不能那么简单地解读。

  还有一篇小说叫《暑假中》,是写一群女生集体同性恋。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多新闻,看这些小说才知道,原来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其实也折射了一代青年的苦闷。

  加入左联之后,她努力写一些大众化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标志她风格转变的有一篇《水》,写大水灾中农民的反抗。这里没有塑造个体的主人公,塑造的是农民的群像,所以得到了一些赞扬。但是也有批评,说她“写得很粗”。她以为给劳动人民嘴里加上一些粗话,就代表劳动人民了——这是小资作家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都以为劳动人民必然是说粗话的。其实生活中可能不是这样,正相反,越是劳动人民,越想讲几句文绉绉的话。大家可能发现,现在正是在知识群体中,天天在说粗话,因为他想摆脱某种东西。

  她还有长篇《韦护》。

  后期她还有两篇有争议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时》,是揭露延安陕北根据地的问题的,当时受过批判。

  四十年代末,她有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土改的,受到过周扬的压制——她跟周扬一直有矛盾,很复杂的矛盾——但是得到江青、任弼时的支持,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在苏联获了一个国际奖。

  丁玲被打成“右派”,晚年人家又说她是“左派”,所以丁玲晚年有一句话,“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吧,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责的保守啊、僵化啊,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丁玲真是代表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倡导的这种真正的人格独立、女性独立。当然还有一个萧红,可惜萧红死得太早,萧红如果能够健康地也活到一个老太太的岁数,可能跟丁玲并列。张爱玲是才华横溢,但是空间太狭小。丁玲的一生,正是跟中国百年革命风云激荡完全同构的一生,看看丁玲一生接触到的这些男性们,就可以知道,哪一段都少不了她,每一场运动都少不了她,她都有自己的表态。

  当她去世的时候,我到八宝山去,在她的遗体面前三鞠躬,我心里就想:老太太,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向她表示我的尊敬。

“剃头”的默契

  今天已经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一不小心一年的六分之一就过去了。我算了一下我大概还有一万天,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天。反正一算日子是挺吓人的,没多少天了。

  农历的正月也过完了,昨天是二月二,我也参加了一项庸俗的活动。二月二据说是“龙抬头”,我昨天就剃头去了。好像北方男人特别讲究这个,所以我每年也争取二月二去参与“通俗文学活动”。那么我今天就从“二月二”讲起。

  现在很多人都愿意说“理发”,还有的人说“美发”,其实我从心里挺腻味的。我心里知道的雅词儿比你多得多,要玩儿雅,这世界上没有人能玩儿过我,你跟我玩儿什么雅啊?我坚持说“剃头”。我坚持使用最本色的那些词。

  我因为坚持使用最本色的这些词,在家里经常遭受镇压,我父母、我亲戚,他们都希望我,学习如此好的一个孩子,说话应该特文雅才行。很多年前我母亲就批评我,“你看看人家电视里的余秋雨,你看看人家那才叫教授。你看看你一个教授,逮啥说啥”。这种家庭玩笑里边,其实它背后深深印嵌着雅俗的“权力格局”。以我母亲为代表的那些可怜的劳动人民、可怜的无产阶级,他们是被一种什么方式给洗了脑的?她凭什么就认为余秋雨是雅的,她儿子是俗的呢?这里边这个机制是怎么运行的?其实是挺惊心动魄的。也就是在我母亲那些人看来,他们不觉得我很有学问。她承认我有学问有一些标志,比如说我有很多粉丝,我上了电视,我经常在电视上做节目,她遇见的所有人都说我好,她要通过外在的这些东西来印证。但是她心里隐隐约约还觉得不对,我连“理发”都不说,把“理发”叫“剃头”。他们是根据这些来识别“雅”和“俗”的,而他们的雅和俗直接可以兑换成“高”和“下”。很早,我就和亲戚说:今天我跟谁谁去搓一顿去。他说:您有饭局啊?我也很讨厌“饭局”这类词。不就是“一伙人在一块儿吃一顿”吗?为什么一定要叫“饭局”呢?

  我不但坚持说“剃头”,而且,我基本就在最低档的胡同理发馆、路边理发馆去剃头。在很多年前,我还不在理发馆里剃头,因为在路边有一些退休的师傅,拿一个椅子往那儿一放,他就在那儿给人剃头,露天的,没有任何房间设备。后来因为在那种场合剃头容易被人认出来,我就只好改变一下,去多少有个小屋的地方去剃头。我坚持不去那些看上去装修得比较好的什么“发廊”啊、“美发屋”啊。也不是为了省钱,我在低档理发馆剃头我可以多给他钱。我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社会考察。

  我虽然是所谓北大的教授,但是我坚持我小时候获得的那种文学观念。每时每刻,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我就要和最下层的人在一起。因为我已经背叛他们了,我本来就对不起他们了,所以有时间我就跟他们混在一起。剃头的时间,那就更不能浪费了。

  很多人长期不去这样的地方剃头——特别是我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会主观地认为:那样的地方是不是不卫生啊?是不是水平差啊?不是的。你别看那个地方简陋,卫生条件没有问题,水平不一定差。剃一个15块钱的头,和一个100多块钱的头,水平在我看来,很难说谁高谁下。记得很多年前,我跟黄健翔一块儿做节目,那个时候我剃5块钱的头——那时候物价还没涨得这么高。他说:老孔,我给你介绍一个地儿,我每次去剃头,只要我105块钱。我说,你这头不比我剃得好呀。而且我选择的这个地方,还没有各种推销,不是老让你办卡,也没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服务。所以我去这种地方还省心。最重要的是,我在这样的地方可以考察雅俗问题、文学问题。

  我每一家也去不了太长时间,去的时间太长了还是被人认出来。所以我隔一段时间要换一个地方,尽量不被人认出来。

  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去的这一家15块钱。我现在这颗头15块钱,不像毛主席的头三万大洋。他们家一家三口人,两口子都是非常勤快的、善良的、智商也很高的劳动人民。他们如果在北京高考,按照我的估计,能考进985高校。但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省份,高考竞争太残酷,他可能一般的大学都考不上。他如果在北京考,多给他一百分,他就考上了。分数线只要降低一百分,他就考上了。所以我们知道,北京有些孩子的成绩,还不如他们家的小保姆。他们家小保姆可以给孩子辅导数理化,但是小保姆在本省考不上大学。这一家,我觉得他们智商很高,墙上贴着他女儿的奖状。他女儿——我估计也是花了钱在北京寄读——学习很好,是他们学校的“英语之星”、“数学之星”。当然那个学校不是最好的学校,不是北大附小,清华附小这样的。我也多次看见她爸爸妈妈辅导孩子——一个人给我理发,另一个人辅导孩子。从他辅导孩子我看出,这家文化水平不低。我就在心里算,大概相当于我们班的谁,相当于我小学的哪个同学,中学的哪个同学,北大的哪个同学。但是我北大的那个同学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了,学习成绩也就跟他家差不多。再想,相当于现在北大的哪个教授的智商,差不多的,而他在剃头。

  他们来自草根,我也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他们很尊重我。所以我清楚地知道,我在这里进行的是一个“通俗”活动。我们一般说通俗是一个形容词,既通且俗,通畅。可是又有另一种解释,把通俗这两个字,当做动宾结构。“通”是一个动词,“俗”是它的宾语,去打通、沟通那个“俗”。或者说,与世俗沟通——这是通俗的另一层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挺需要通俗活动的。

  毛泽东发明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通俗运动。他让成千上万的大城市里的养尊处优的孩子——尽管当时生活条件不如现在,可是跟当时的农村比就是养尊处优的——到广阔天地里去,跟贫下中农在一起,看看什么叫干活儿,什么叫庄稼,什么叫农民。毛主席相信,在那一代上山下乡的孩子中,能够成长起将来领导这个国家的栋梁,使这个国家不会再次成为殖民地,使亿万中国人民不再给帝国主义当牛做马。那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次伟大的通俗运动的结果。看看今天的党中央,党中央的核心,如果没有当时的上山下乡,能有今天这么强有力的党中央吗?是不可能的。那些从大学成长出来的领导人,从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干起来的领导人,看看有几个不是贪官污吏,有几个不是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坏官儿。

  所以,“通俗”这两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去想象的“一个东西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不是那个意思。

  昨天是二月二,我到那里剃头,我知道人一定很多,很多人会排队等着,因为越是草根的人民,越要过通俗的生活。他们哪怕知道今天人很多,甚至今天会涨价,他们都要在这一天去剃头。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之间是有默契的,有一种心领神会的。这种默契,是一个民族国家真正的纽带。大家可以不听中央文件,不看报纸,不上网,不听各种公知的忽悠。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二月二,我们要剃头,就都去剃头了。而且态度很好,说:“啊呀,前边还有五个呢,再等一个小时行吗?”

  2017年2月28日 农历二月初三

  北京大学

解析批斗会

  批斗会一词,中国人已经耳熟能详,似乎无须多置闲喙了。然而批斗会何以具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说魔力,何以能够流行于那般广大的时空,何以能够席卷亿万智商并不低下的人群,何以能够真的使一些被批者洗心革面,而使另一些被批者生不如死,何以真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乾坤、翻天覆地……这些恐怕是事过境迁之后,值得费心琢磨一番的。

  日前朋友传给我一组照片。其中有四川农民斗地主、开滦工人斗把头、交通部斗章伯钧、黑龙江斗李范五等。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被批斗过,自己也参加过许多批斗会,但那时毕竟年纪小,脑子里留下的画面不太清晰。这次仔细地观赏了这些老照片,设想自己置身于其中,或批人或被批,不禁心有感焉。

  首先我注意到这些批斗会的场面,都很“文明”,没有血腥的、恐怖的镜头。我们知道,有不少批斗会是发生过打人、折磨人、虐待人、甚至打死人的情况的。许多回忆材料集中渲染和夸张了这一点,容易使人误以为批斗会就是打人会。其实那不是批斗会的常态。土改时期中共中央专门发过文件制止批斗地主过程中的打人倾向。土改工作队经常要在批斗会上努力控制农民的复仇和泄愤情绪,提醒农民只有“人民政府”才有惩罚地主的权力。文革中毛泽东专门为此类问题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警句。事实上,多数的打人折磨人事件不是发生在光天化日的批斗会上,而是发生在少数人私设的“公堂”里。必须把批斗会跟公审大会分开,跟批斗会前后的押送、囚禁批斗对象的阶段分开,才能理清批斗会的实质。否则,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乱打,批斗会就与黄世仁打杨白劳、与南霸天打吴清华混为一谈了。

  打人的、折磨人的批斗会其实是失败的批斗会。批斗会的奥秘正在于以不打人的方式彻底地把人打垮。

  在表现农民受压迫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都愤怒地描写了狗地主如何打断农民的腿,如何烧毁农民的房,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反映阶级压迫之残酷。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常态。只有鲁迅先生,他从来没有写过地主打人、杀人,他写的祥林嫂,到了鲁四老爷家里后,居然还变得白胖了。但正是鲁迅的写法,真正写出了农民在灵魂深处所受到的压迫。鲁迅最懂得,征服灵魂才是征服人的根本,而征服肉体,却恰恰容易唤醒灵魂,激起加倍的反抗。一部《红岩》讲得再清楚不过,单纯的肉体折磨,不但不能使人臣服,反而令折磨对象产生自我崇高感,敌对的力量不是减弱而是以几何级数增强了。建国后对待“反动势力”的基本政策也是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杀了、抓了不少。但为什么以少杀人、少抓人却能够产生比多杀人、多抓人更大的效应呢?我们不妨从批斗会的形式来管中窥豹一番。

  正常的批斗会要具备三个硬件:批斗者、被批者、会场。三个软件:合法性、罪行、仪式。在三个硬件中,批斗者是主体,他们决定其他两个硬件。但批斗者的主体地位要由合法性来支持和维护,合法性又要由罪行来反证,而合法性和罪行都要依靠仪式来展现。所以,批斗会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仪式来确定合法性和罪行,也即确定批斗者对于被批者的专政权力。文革初期大搞武斗的造反派,不久就纷纷失势,走进穷途末路,由耀武扬威的革命先锋变成“破坏文革”的打砸抢分子,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武斗者没有通过仪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夺权一时,不能掌权长久。文革的中后期各种运动中的批斗,几乎都是通过熟练的仪式进行的。

  由此可见,设计和操纵仪式,乃是批斗会的生命线。批斗会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正常的批斗会不许乱打人,并非否定暴力,而恰恰是证明批斗者对暴力的绝对拥有。即“我有打你的绝对权力和绝对理由,而我偏不打”,这才凸显出什么叫做“生杀予夺”。像丛林般高举的手臂可以把被批者一千次砸成肉泥,而批斗会的主持者偏偏要保持良好的革命秩序,要令行禁止,这才给被批者带来天塌地陷的心灵震撼。文革中有些批斗会上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唱到“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解决克服掉”和“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唱这些的动机除了提醒群众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外,主要在于昭示谁是主人谁是俘虏。“不许逞霸道”是为了要“逞王道”。王道之师,堂堂正正,排山倒海,摧枯拉朽,面对如此天威,倘若还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然而,不许乱打人,不等于没有对被批者身体的暴力性支配。批斗者和被批者的身份,是必须呈现在身体的状态和姿态上的。这是批斗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批斗者的人数相对于被批者一定要占压倒优势。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我军至少要两倍于敌军,一般要三四倍,最好五六倍,条件允许时十倍八倍的多多益善。这是指军事作战。而批斗会的两者比例远远大于此数,十倍八倍的很普遍,百倍千倍的也很常见,几万人批斗一两个人的大会也不新鲜。千万个肉体对一两个肉体,在生理上所引起的压迫和恐慌无疑会击垮大多数正常人,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也。

  第二,被批者的位置必须处于批斗者的包围之中。或者是四面包围,或者是三面包围和半圆形包围。被批者不被包围的方向必须有墙壁、死角或者执法人员,而不能是空廓地域或者活路等自由空间。这样的布置并非担心被批者逃跑——其实有些被批者是被勒令自己从家里来到会场的,批斗会结束后也可以自由回家——它的功能是一种戏剧化的象征,天罗地网,无路可逃,“你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除了束手就擒,别无选择。

  第三,批斗者与被批者的关系由“打与被打”转化为“看与被看”。看是批斗者的权利,他们看着、盯着,捕捉着被批者的神情,欣赏着被批者的姿势,在视觉效果中抒发自己的愤怒和正义。而被批者没有看的权利,他不能直视批斗者,不能左顾右盼犀牛望月,不能望天惭高鸟,望水愧游鱼,既不能高瞻,也不能远瞩,不能死盯着一个东西,也不能东瞧瞧西瞅瞅,更不能闭目养神当鸵鸟,总之他怎么看也不是,不看更不是。他经常被呵斥:“看什么哪!”“往哪儿看!”“仔细看看!”他的视觉被剥夺、被支配了,从而他的世界便走向破碎,他只有投降于人家的那个完整的世界。

  第四,由于看与被看关系的确立,就决定了批斗者的身体姿态是便于看的,而被批者的身体姿态是便于被看的。批斗者或昂首挺胸,或横眉怒目,身体舒展,便于出击。只有会场人满为患水泄不通或小孩胡乱拥挤看热闹时,才造成身体不便。而被批者则不能昂首挺胸,更不敢横眉怒目,他的最基本姿态应该是低头。低头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这叫做扪心自问,良心有愧,所谓“低头认罪”是也。因为低头被看作认罪的外在指标,所以这成了批斗会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环。由此便产生了与低头相关的仪式系列问题。

  首先有一个低头幅度的问题。被批者被一再要求低头、再低头,不低头就意味着不老实、就意味着顽抗,顺次就产生了强迫低头的问题,再接下去就产生了使用暴力的“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问题。许多批斗会上发生的打人和虐待人的现象都与低头有关。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动物之间表示臣服的身体动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趴下,一个是低头,这两个动作都是主动使自己放弃攻击姿态,以不设防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对方,从而获得对方的满意,进而保全自己的生命。批斗会上如果“趴下”,不利于“看”,只有“低头”既表示了臣服,又满足了观赏。所以,把人打趴下,一般只用来威胁,轻易不实践,而迫使人低头,才是最合目的性的。老舍先生为什么宁愿去死?因为死是没有看头的,他不愿意被人看他低头甚至下跪,他宁肯悄悄地走进看不见的水底。

  在黑龙江省批斗李范五等人的大会上,七八个被批者不但标准地低着头,而且齐刷刷地站在一排椅子上,用现在媒体上没良心的时髦话说,“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样的仪式,不用语言解说,恐怕动物都能看懂。假设让一队老虎进入会场选择食物,它们一定会选择被批者,因为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家伙软蛋啦,服输啦,没人缘啦,吃了白吃啦。

  明白了这种仪式的性质,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批斗会的神奇功能。它有点类似于教师的体罚学生,虽有个别教师的体罚造成了学生的身体伤害,但大多数教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身体的不愉快来“触及灵魂”。批斗会上对身体的处理同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对被批者来说,第一在数量上也即力量对比上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压力,第二在空间位置上陷入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绝境,第三在千百道灼灼目光的逼视下对自己发生质疑,难道说人家这么多人都错了就我一个人是对的?第四由于身体的屈辱姿态不断产生心理暗示,我错了,我是真的有罪的,我真该死。身体不断向意识控诉:我现在的痛苦都是你害的,还不赶快认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突然遭到暴力殴打,很可能会中断那些心理暗示和自我谴责,重新唤起被批者顽强的理性,从而使得批斗会的仪式前功尽弃。而倘若这种仪式延续下去,则多数人的理性会被击垮,因为每个凡人都多多少少做过有愧于良心或他人之事,在这种精神的炼狱状态下,认罪就成为摆脱屈辱获得新生的一个令人自豪的选择。

  所以,许多人真诚地认罪了,忏悔了。许多人“转不过弯子”,跳楼了,服毒了,疯癫了。还有一些人,假装认罪了,忏悔了,日后时来运转,再去逼迫别人认罪或跳楼。只有很少的人,不认罪,不跳楼,也不疯癫,他们的身体增添了一些伤疤或病痛,他们战胜了时代。然而许多年以后,他们也无意去展示那些伤疤和病痛以博人赞颂或索人钱财。他们,是真正的人。

  原载于《学术界》(双月刊)总第99期

  2003.2

电影《百鸟朝凤》书写了80年代以来的罪恶历史

这部电影也是有些争议的。那大家想想:是什么人在批判他的立场。

《百鸟朝凤》讲的是两代唢呐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陕西,一个民间吹唢呐的艺人——唢呐王,他要把这个吹唢呐的技术传下去。可是,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唢呐人的故事,但其实故事一展开你就会发现:这写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罪恶历史,把改革开放剥得体无完肤。在从1982年开始的中国历史中,美好的东西一步一步丧失殆尽——以唢呐代表的民间传统艺术、民间淳朴的感情、农业生产、自然环境、人的健康,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啊,应有的礼乐制度都崩溃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俗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它弄成一个民俗的问题——不是,他是一套礼乐制度。整个文化模式变化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是给中国重建了礼乐,这个礼乐是在儒家礼乐制度上的一个革新,但是现在破坏得什么都没有了。婚丧嫁娶不是说非得吹唢呐,洋乐队也可以,都可以,但是他要有一个形式,有严肃性。人家西方有西方的礼乐啊,我们把洋乐队请来,不是说音乐本身的问题,是严肃性没有了。我们现在很多地方, 甚至办丧事的时候,请班子来跳脱衣舞,这是孝顺呢还是不孝顺呢?人们心目中应该有点尊严的事情,都没有尊严了。

这部电影非常现实主义。班子里几个吹唢呐的师兄,到了西安去打工:一个手指头被电锯锯断了;一个在石棉瓦厂工作了半年就变成了气胸,上气不接下气。这样的电影居然还能通过呵!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里面有一些很反动的台词,直接说:这个世道如何如何。“这个世道”几个字像刺刀一样。

电影里的主人公唢呐王焦三爷——陶泽如,演得很好。他教育徒弟,有一句话说:“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这个话是通着“道”的话。他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孔夫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是给谁学的?是给自己学的,不是让人家给你打分。当然别人可以给你打分,这东西可以赚钱可以谋生,但归根结底是给自己的。演出,也应该是给自己的。读书、演出、做学问,最后都应该是给自己的。但是,你“为自己”为得好,肯定会“为别人”为得好。对得起自己的东西,一定会对得起社会。

继承伟人遗志

今天来参加这三位伟人去世4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首先就想到一首古词是亡国的君主李煜写的: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我对这首词很感兴趣。有一个电影叫《开国大典》,《开国大典》里最后蒋介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跑到台湾去的时候,正好他的小孙子在背古诗词,背的就是这一首,背的就是“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然后蒋经国就打了他一巴掌,说:“你这个混账,说什么丧气话呢?"蒋介石倒是很冷静,蒋介石说:“不要怪孩子,孩子懂事了。”蒋介石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这个政权为什么会垮台,他的政权并不垮在有人给他念咒。蒋介石是理解李煜的。

但是我想,我们这40年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这40年来,不就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吗?但是我们这40年来,竟然没有亡国。我经常念到这首 词就担心这种情况出现一—有那么一天我们亡党亡国了,然后那么多的令计划、徐才厚们拿着他们家里的财产“垂泪对宫娥”,那个时候想“归为臣虏”可能都求之而不得。

有人说中国亡党亡国就会变成拉美、非洲啊。不,不会变成拉美、非洲,一定会比他们惨,惨十倍百倍!因为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文化了解得很深,他知道中华民族一一你一旦给他留一口气儿,他就能翻过来,所以他不会给中华民族留一口气儿。
而首先要掐死的,恐怕还是那些汉奸卖国贼。他们以为卖了国之后自己能得到好处一一不!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聪明的统治者和屠杀者,会先杀 掉这些没有人格的汉奸。因为他们对待自己的新主子,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忠诚。

讲到这儿,要回答刚才的问题:40年来我们国家这么贪污腐败、道德沦落、环境沦丧,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亡国、没有亡党、党的健康力量还在、今天我们还能在这个地方纪念这三位伟 人?那就是因为毛主席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了铁打江山,留下了精神上的原子弹。有了这个精神原子弹,我们才能支撑这40年,才能继续地支撑下去。我们下面马上再过五年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再往后我们等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周年,我们的敌人都等着到哪一年我们就崩溃。中国问题确实很多,我们也都在批判,但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的批判,加上我们对老辈革命家的缅怀,我相信,敌人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

40年前,我是一个小孩儿,40年前,我才十二岁。当时是不大不小,虽然有点儿早慧,但是并不能体会那一年那个“天崩地裂”——老人都说了不得,都 说今年是“天崩地裂“——你看,天上掉陨石,地上唐山大地震,然后三位伟人离世。我们当时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封建迷信,现在看起来这不是迷信。

很多东西,要离开了一定的距离,回来再看才能看得更清晰。这40年来,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三个 “13年左右“的阶段。

1976年到1989年,那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得到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的。那个时候的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它,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它纠正了一些以前我们做得极左的地方、 官僚主义的地方;给一些农民带来了好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它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甚至还举着文革的旗帜。我们不要忘了抓捕 ”四人帮”,给"四人帮“定的罪名是什么。“四人帮“ 的罪名是“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 是一伙“右派资产阶级野心家”,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是怀着对这种罪状的痛恨,觉得四人帮不是好人。所以,第一个13年,改开没有暴露其真相。

1989年到2002年,这13年,我说,改开"凶相毕露"。 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开地一步一步地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破坏我们共产党的统治基础,破坏工农联盟,让几千万工人下岗,几亿农民慢慢地失去土地。所以说这13年,是中国人民陷入灾难的13年。但是人民虽然陷入灾难,却尚未觉醒,今天很多人愿意用"温水煮青蛙”来形容,那 13年人民就在一个大锅里被咕嘟着咕嘟着,但是 还没有觉醒。

从2002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国家坏得变本加厉,但是同时人民觉醒了。我在这个世纪之交,多次写文章,文章里出现“汉奸"、“帝国主义“这样的字样,这个文章是发表不了的。我们自己的刊物,就会给我过滤掉——那个时候还没有″和谐”这个词——就会给我和谐掉。甚至我们很多好人,都不理解说:孔庆东啊,你的思想怎么这么保守啊?现在哪有汉奸啊?你怎么还骂“帝国主义“啊?那都是我们的恩人呐。刚才立华讲“毛主席的孤独”,我是深有体会的,像毛主席、像鲁迅、像孔夫子这样的人,包括耶稣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孤独者伟大的孤独者。

这13年来,人民觉醒了。觉醒的结果是,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斗争更加突出了。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红旗卷起农奴戟",另一方面是“黑手高悬霸主鞭"。竟然把民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行为叫做“恶意讨薪”,对他们进行公审!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涌起的就是主席的这首诗—— “黑手高悬霸主鞭"。工人农民,曾几何时他们是公审的主人,现在是公审的对象。
今天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回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的那个历史语境中去,回到他们的思想中去。刚才不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的发言,一方面非常有学理、有道理,另一方面有深情、有激情。这个情和理,结合起来是我们今天能够“返本开新”的一个根基。

当然,今天由于觉醒的人越来越多、左翼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们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思维缜密了,不那么简单化了。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比如说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包括我们对今天的党中央的看法、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可能都不大 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一个共同的立场:我们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在这个立场上,来进行内部讨论。

比如说,你说文革有错误。好,你说你站在哪个立场上来说文革有错误,你如果站在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的立场上,那文革越错误不是越好吗, 越错误越有利于分裂这个国家吗?你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来纠正这个党的错误,还是站在幸灾乐祸的立场上,为了推翻这个党而找它的错误。

今天这个思想界,异常的复杂。我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看各种文章,看左中右、极左极石的各种文章。今天有很多的文章,力图割裂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就像古希腊神话,要把英雄举到空中才能杀死他,一定要让英雄离开大地。还有另一种倾向,企图用传统掩盖革命、覆盖掉革命。这两种倾向其实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要把毛泽东孤立起来。我们看好多策略都是要孤立毛泽东、切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之间的关系,最后毛泽东变成一个残暴的孤家寡人。

幸好,这40年来有一件事很好——这40年来,由于思想界混乱,让我们一部分人有机会重新浏览了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精华;这40年来,我们有机会能够对古今中外所有的著作都进行巡礼。这 点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都做不到的。我们接触很多外国的学者发现,他们的知识跟我们没法儿比,他们的知识非常浅薄、非常简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学者这样,饱览古今中外。外国人经常说“你们中国人要翻墙啊” ——好像我们很无知似的。我说:“错了!我们中国人知道所有的对我们不利的言论。你认为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比你还多。相反,请问 阁下读过中国什么书?读过《鲁迅全集》吗?读过毛选吗?读过《论语》吗?你什么都没读过,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反对中国啊?所以对不起,需要翻墙的是贵国人民。

我为什么很看重艾辛导演做的《战友》以及其他同志做的一些类似的努力。总有一些人故意地或者不故意地把毛泽东孤立起来——"唯毛泽东独革”。发展下去,这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即使对待那些走资派,也不能否定他的一生。起码他年轻时候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是对的吧?他年轻时候跟着毛主席千里转战那不能否定啊。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一一哪段错了说哪段。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对中国现实的不满、对某个人的不满,就把他的一辈子都否定了,说他当年做什么事儿都是假的、都是错的。那毛主席看人不是全看错了吗?毛主席看得上的战友都是这样的人吗?这显然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

我觉得在毛周朱他们为代表的这个团队里,他们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就是:周恩来身上的那种儒家的风雅、毛泽东身上那种 "鲲鹏展翅九万里”的道家的豪迈,以及整个这个 团队那种佛家的通达一—“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佛家说的“色即是空"。但是,他们跟传统文化那些大师不同的一点是,他们又得到了马列主义这个利器。马列主义是剖析现代社会的利器,有 了这个利器之后,加上他们那种斗争精神,才最后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们可能不如这个学者、不如那个学者,但是综合性上:这个团队是把人类最精华的东西全都拿来 了。这样的精神结合起这样的利器,我们才能看 到周恩来的“鞠躬尽瘁一辈子“,才能看到朱德的“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鞠躬尽瘁"本来是形睿诸葛亮的,但是周恩来比诸葛亮更伟大。毛泽东赞扬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为 什么能做到“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也是他 对历史、对人生的沧桑都看透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绝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他们在井冈山的时候,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也有过矛盾,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经过矛盾的团结,才是真 正的团结。至于毛泽东,更不用说了有一次小范让我在乌有之乡讲一个题目《千古圣哲毛泽东》——我们无论用哪个思想派别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来看待毛泽东,他都是最顶级的那个圣人,同时他又能超越派别。我经常讲毛泽东这个人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的崇拜,他如果不干革命、不干政治,他随便干什么都是超一流的。如果天下太平不闹革命,他可以在北大同时当二十个系的博导都没有问题。

所以,1976年的天崩地裂,是种“人类伟大精神承载者"的辞世。我们当时小,不能够理解;岁数大的人,可能有所预料又表达不出来。今天看来,那是预示着中国和人类可能要走入一个漫长的黑暗的低谷,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看黑格尔看马克思都会知道:人类历史不会是高歌猛进越来越好的,人类历史不是那样线性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曲折的、螺旋的一一有高峰就有低谷。而恰 好我们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谷。今天再回过头来想想40年前我不太理解的那种动地的哭声一一没有人组织那个哭啊,越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没什么文化,但他就悲从中来;我们小孩子就是被 那种氛围感染,跟着大人哭——今天再看才知道,那个哭是一个万古的悲声。李白说“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个“万古愁”是没法儿解释的,是一种抽象的愁。但是,当时党中央也告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怎么“化”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记住了这样的一句话。

40年过去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了,刚才我们各位老师讲得都非常好,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传播,传播到民众中去。这个传播,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团队—— 有组织、有资金、有权力的团队。比如就在刚 才,我把今天的活动发了一个微博,马上就上来成百个水军来骂我。敌人是日夜盯着我的,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的同志帮助我,但是明显是敌强我弱。有些人说“孔老师你怎么头发白的这么多”,我能不白吗,我天天都在进行白刃搏斗啊。好在我们的人民已经觉醒,战斗正在展开。敌强我弱不怕,我们的革命前辈不都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吗?他们要为了自己,都是高官厚禄,他们投入了一种佛一样的视野,为了拯救人类出地狱的视野一一地藏菩萨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最后离开地狱的就是他们。其实这个话翻译成毛泽东的话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一一这个话其实就是从佛经来的。

我们感谢前一代伟人带领我们战胜危亡走向富强。今天中国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实体在崛起。这个国家哪怕有再多的问题,只要它崛起了, 帝国主义就害怕。我们看到一方面人民在受苦受难,另一方面,又看到人民的另一面。有时候我晚上出去散步,看到广场上跳舞的那些大妈,我觉得他们活得很好嘛。他们也许各自有各自的委 屈,也许这个今天被欺负了,那个家里的钱没有讨到,但是他们晚上该跳舞跳舞,还能够出去旅游。我觉得这样的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他们就是我们应该依靠的力量。

  回过头去想,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他们组织的那支队伍,水平未必比今天高,但是找到合适的方法,这个团队万众一心,就能够把水平并不高、素质并不高的民众组织起来——几年之间,以前还是一盘散沙的国民就变成了不可战胜的一个民族。我们想想:1948年那个民族还是一盘散沙吧,可是过两三年再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的军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我想起小时候写作文,清明节去参拜烈士陵园,然后回来写作文,经常写:烈士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小时候写这些不过是八股文,写了之后老师说“挺好,你挺会用词”。今天看来,我们能够认真地领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还有其他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革命先烈,他们能不能“回眸笑慰”,关键在于“擎旗”有没有“后来人”——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红旗继续举起来

  我曾经在我的夏令营讲过一次《杜鹃山》 ,我说《杜鹃山》这个样板戏它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摘下袖标落下红旗”的危险是永远存在的。刚才立华兄讲了“克林姆林宫的红旗飘落”给人带来的震撼,其实在文革的后期,我们党内最敏感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险——这个党最大的危险不在于面前有“毒蛇胆”,而在于内部有“温其久”。所以,一定要把以温其久为代表的汉奸势力从我们党内揪出来,哪怕他是副队长。

  既然我们能认识到,下面就要去做到。所以我现在很多工作就是鼓励我周围的朋友,一方面去读书,一方面去实践。你不是爱毛主席吗,那你就好好读毛主席的书,不要空喊口号;你不是恨卖国贼吗,那你就到网上斗争,在生活中跟他们辩论,不能有《农夫和蛇》里讲的“怜悯的心理”。有了这样的思想、有了这样的路线,我们越来越多地把人民唤醒、把他们组织起来,我想还会是李大钊当年说的那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一觉醒,就马上实现的。现在有很多年青人,一觉醒了之后就很着急;因为着急,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党中央,埋怨别的人。奋斗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你想想:敌人把我们国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人家也用了几十年的努力啊——首先八十年人家代潜伏得好好的,到九十年代才露出了真相。我们要夺回我们的阵地,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前面我说了“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怎么把这个局面改过来呢,那是主席诗的后面两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2016年在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为什么要革命?

  1990年代,李泽厚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个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卷入这个浪潮中,当然选择不一样。于是“左派”成了一个贬义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左派”,其对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很有意思,左派的对立面不叫“右派”,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对左派印象不好,就把这些为工农说话的、主张公平的、为革命辩护的人叫“左派”。

  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不对的。

  革命是人性的表现。当一个社区把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怎么能不革命。这时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革命包括不包括杀人,包括不包括杀错人?必须非常残酷地直面这些问题。正因为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训、血腥,它替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残酷。

  现在电视台都喜欢播法律节目,往往一切坏事都归结为不懂法律,归结为法律不健全。法制节目一方面确实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却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秩序进行辩护。

  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吗?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法律为谁说话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百姓被冤枉了,没人替他说话,而黑社会老大、官员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来给他辩护。根本问题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

  现在按照著名法学家的说法,那杨白劳就是该死,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这就是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道理,是整个世界强权的道理。在这样的强权社会中,我们怎么思考?

  革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严重问题,就像人得了病,打针吃药不行了,必须要动大手术。要把坏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谁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坏肉明确的分界点。所以为了完全割掉坏肉,就必须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动手术不是最终目的,就是病人,他也会问,我病好了目的是什么呢?

  鲁迅说过,医治人的灵魂比疗治人的肉体更重要。鲁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以前是学医的,他放下医学的手术刀,拿起医治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说,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们是理想家。他们设想有一个很完美的革命。他们开始就想“毕其功于一役”,认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鲁迅为什么对革命这么坚定,鲁迅没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动手术,谁会把动手术看成是好事呢?

  我们今天能体会到:一个好的社会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过改良就解决了,解决在萌芽状态。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参加革命时就要接受它的残酷性,革命就是带着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脏水泼掉,把婴儿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婴儿被抛出去了。这只能说是天道太残酷。

  鲁迅一方面没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残酷的是,鲁迅根本就没有想到革命要胜利。

  他认为很多人参加革命是为了革命要胜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准了革命胜利才来参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话说,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个“革命股”,等着分红的。这样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马上从极左变成极右。

  412大屠杀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自首,这些人一个月前还是非常革命的。这样的人很容易从极左走向极右,见风使舵。把革命想得太好,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发生的问题。

  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规模的暴动还有个动机问题,如果发展成规模比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往往是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文革”,起源动机都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面临腐化的危险。一批共产党的官员,虽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么腐败,但别人的孩子走路上学,你的孩子车接车送,这给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毛泽东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体制。

  “文革”是人民正义的起义,是中国重新推翻官僚体制的起义。但“文革”同样有一个幻想,认为经过“文革”,中国就全好了。虽然政策是不杀人,但他要改造人的灵魂。毛泽东有个太超前的愿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中国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通过一场革命把人都变得大公无私,而大公无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养了大批的伪君子(今天的右派“精英公知”)。不是把革命想象成一次革命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想“改天换地”。由于愿望的不切实际,革命中途发生了问题,被革命的对方所利用,最后就夭折了。

  光说“文革”中有大量的武斗,但现在却不去研究谁挑起的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哪里来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机关枪、坦克是谁给的?还有武斗中吃亏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亏了,是代表基本群众的吃亏了,还是高干子弟?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总之,“文革”是一笔糊涂账。今天一说什么不好,就说是“四人帮”,再进一步说,就推到毛泽东头上,说是个人崇拜造成的,而对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于是从革命马上跳到反革命。

  《走向共和》其实是在帮助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后,都认为孙中山是坏蛋,最好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学生就写,慈禧太后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负重,外抗强权,家里还有一帮不懂事的人,还有孙中山这样的捣蛋鬼。

  他们的理解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坏人。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学术背景。对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档案的解密,革命神圣化的光环去掉,使我们也确实知道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些情况下人格修养也不一定都那么高尚,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对这个人的整体否定,革命领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贡献。为什么对我们共和国的奠基人要求这么高?

  对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因为过去太神化,所以现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础是原来什么都好,不能有缺点,而一旦发现了缺点,就说成是骗子、大坏蛋,是魔鬼。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对贪官污吏要不要宽恕,法律对他们要严一些还是宽一些。从这样的问题入手就会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觉得法律太宽松了,隔一天枪毙一个,都有人漏网。这不是一种法律思维,这是民怨。鲁迅临死前的一句话:“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一生都在反对宽容。

  今天很多批评鲁迅的人在推崇胡适,称他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也莫名其妙,胡适怎么就自由了,鲁迅怎么就不自由了?鲁迅从不考虑宽恕,他经常考虑复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说这样的话,是保险的,保证“政治正确”。不管心里怎么想的,表面要说正确的话。

  鲁迅一辈子总是喜欢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东西,他说话犯忌讳,喜欢猫头鹰、乌鸦。他在《野草》里有两篇文章都是《复仇》,他强调复仇的正义性。复仇是以人性为基础的。

  如果你被杀得家破人亡,心里产生复仇的想法,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这时候能批评你残酷吗?这时候你想把凶手全家都杀掉,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

  现在我们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复仇。法律剥夺了个人的复仇权。你不是要选择民主社会吗,那你必须交出你个人复仇的权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谁手里?法官律师手里,但他们也是人,其实你是交给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他们用暴力剥夺了你的个人复仇权。

  我们假设法律很好,把凶手抓住了,凶手枪毙了,但这个凶手用很残忍的手段杀过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颗子弹就把他解决了,这是否合乎人性?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没有问题但从人性上考虑,你心灵的创伤是永恒的。而古人解决这个问题,则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杀了。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长盛不衰的原因。

  因为武侠小说弥补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杀了我一家满门,我就要杀你一家人,我不考虑他是妇女还是儿童。你让我讲人道主义,你杀我家人的时候怎么不考虑人道主义?

  鲁迅不但自己说一个都不宽恕,他还告诉许广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讲宽容的人。他们损了别人的牙眼,还不让报复。

  一般说,讲宽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别人跟他算账。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实也都实现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要求最强烈的是那些利用种种不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的人,已经成功地把国家财产转入自己账户的人。他们急于让国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们的既得利益保障下来。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样写,只有在中国要求这样强烈。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宽容。

  现在有好多学者在为有钱人说话,说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赦免企业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说这样才能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的人权也是这样丧失的。

  美国不断地批评说中国没有人权。他们的批评也有道理,传统上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是存在,但新出现的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现代化带来的。为什么外国人愿意在中国投资,因为他们在中国投资能得到在世界各国都得不到的实惠。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义,那就是革命的隐患。
本文选自《天涯》2005年第1期

毛泽东的初心

  今天外面比较冷,但是我坐在这里,感觉这个空间,非常非常地热,好像“红太阳”就在我们身边。
  今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诞辰123周年。123,不逢五也不逢十,但是“123”这个数字的排列,正好象征着中国人民对毛主席渐次增加的、越来越深厚的怀念和敬仰。道家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一二三”,就有了万物。有一首经典的“红歌”里唱到,“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缅怀这位被赞颂为“红太阳”的伟人。
  怀念和赞颂的话语,非常多,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很多在座的前辈和朋友都比我更深刻。我毕竟是没有亲眼看见过毛主席的,更没有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和学习过的晚辈。我们今天这个纪念会的主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生发出来的——“不忘初心,继续革命”。我从我自己的专业工作出发,谈谈毛泽东的“初心”。
  借毛泽东早年的几句诗词——我谈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到了北京大学之后的思想,也不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思想,而是更早:在建党之前、五四运动之前,和他二十五周岁之前——找几处表达一个个体生命志向的关键词句。
  据传,1910年秋,毛泽东十六岁的时候,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作过一首《咏蛙》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这首诗有多种版本。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最早原创的,也有人说李世民就写过,宋朝有人写过、明朝有人写过、清朝有人写过等等,都跟毛泽东这个版本略有不同。可能是一个少年孩子的模仿之作,很有古代英雄豪杰那种“帝王之气”。不同之处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字是“独”,一个字是“养”。
  作为一个超一流的人物,去世这么多年,他的思想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一部分,毛泽东是很孤独的。他早年到处去求朋友、求知音。他早年的朋友,一起相互砥砺求学,准备大展宏图的,有的不幸病逝,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后来掉队了。他后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时期的那些战友,有的叛变了,有的被整肃了,有的贪污腐化了。但是他老人家自己,仍然顽强地、耐心地带领着这个队伍,带领着这个团队,带领着全国人民——就像《圣经》里的摩西一样——艰难行军,奋勇前进。每到“春来”,就发出“惊世之声”。
  在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那一年中国问世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大家都认为大清朝已经到了“盛世”,郑观应却认为很危险——不要看你们攒了这么多的GDP,一夜之间可能全化为乌有。很快,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就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毛泽东每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都要发出振聋发聩之声:五四时期,《湘江评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我们大家都能背诵的“老三篇”;解放战争时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建国后的《论十大关系》;文革初期的《炮打司令部》,还有痛斥《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一系列闪光的“春之声”。
  而在他心目中,各种反动势力,不论多么强大,不过是些虫子——他说,“哪个虫儿敢做声”!什么苏美两霸,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不过是大一点的虫子。老虎不就是大虫吗?纸老虎!这些虫子,是鲁迅笔下描写的“营营的”、“嗡嗡的”那些“虫豸”。鲁迅的任务,只是揭露和批判这些“虫豸”;而毛泽东,他在诗词中明确写道:“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就是“独有英雄驱虎豹”的大无畏精神。
  再说这个“养”字,儒家主张养气,养“浩然之气”。孟子身上这种“浩然之气”,在古代未必得到普遍的实践,恰恰在一代共产党人身上,都有了浩然正气。我们从小熟知的那些革命样板戏,不论李玉和、杨子荣,浑身都是浩然正气。
  儒家讲的“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深深影响了早年毛泽东的初心。他青少年时代,就深思博学,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知识,养出了一身本事。如果不是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这个生命个体,可以做王阳明,可以做华盛顿——就看历史和人民需要他做什么。
  当然,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修养的一生。青少年时代是养,到北大还是养,井冈山时期是养,延安时期是养,进了城、建了国还在养。但毛泽东的“养”,不是韬光养晦的“空养”,不是喝茅台住小楼打桥牌的“养”,他是一边充实自己,一边不断斗争,在实践中的养。一直到晚年,他还要学英语。他一方面认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另一方面,他很认真地学习“纸老虎”的语言,永不骄傲自满。
  “养”了之后,干什么呢?1915年,毛泽东有一首诗,是挽他一位病逝的同学,叫《挽易昌陶》,有这样几句:“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我在别的诗中,化用过主席的这个典故。当时,侵略中国最凶恶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东边的日本——岛夷,一个是北边的俄国。少年毛泽东,在这里,就表现出他的救国情怀。他养了精神,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拯救出来。那时候他不是党员,没有组织上要求他这样做。这就是一介中国普通书生,“匹夫有责”的志向!
  “养”,是为了战斗;“养”,是为了救世。也许一个人、一个民族,有时候,可能也需要韬光养晦那么一阵。最近我注意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我们要把握“两个大局”,一个国内大局,一个国际大局。我对这句话比较重视,我希望这句话是一个鲜明的标志,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出韬光养晦的时代!  

我曾经在《巍巍毛泽东》这篇短文中,写他“发宏愿,立雄心,养浩气,救万民”。有的人很有学问,有的人很有才华,有的人也养得很好了,怎样才能不虚度,不浪费你的才华呢?如果只用来换取个人功名利禄,家里铺满了人民币、美元、欧元,这样的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他和他的战友,和他的那一代正义之士,他们养好了精神,养好了本事,是为了“救万民”!
  接下来,是怎么救呢? 1918年,他送罗章龙去日本留学,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里面有一句:“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事情值得放在心里,宇宙都不过是小小的米粒儿。我不知道毛泽东那时候物理学学得怎么样,他的天文学、量子力学学得怎么样,但是他这种宏观的视角,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让人不得不佩服!人活世上,有那么多的世俗之事萦绕身边,我们难免每天都要有事情萦怀,英雄豪杰也不例外。但是毛泽东,他萦怀的是什么?其他一些英雄人物,萦怀的是什么?
  说到萦怀——我很喜欢戏曲,我在北大也研究戏剧——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林冲。京剧《野猪林》中,有一段著名的唱段,叫《大雪飘》,李少春、浩亮、孙岳他们都唱得很好。其中有一句,“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是很好听,但是大家能听出来它的风格、它的情调,是悲凉、凄惨、消沉——这唱的是一个个人主义英雄。而同样是面对山河之间茫茫大雪,毛泽东写的是什么呢?毛泽东写的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相对比,境界高下立现。我们这是英雄跟英雄比,不是拿英雄跟非英雄比。我们敬佩林冲也是英雄,但是好一个林冲,一身本事、智勇双全,可是最后,没有留下什么利国利民的伟大功业。林冲吃亏就吃亏在,他没遇见毛泽东。林冲如果在毛泽东手下,他上的如果不是梁山而是井冈山,那他就不是“豹子头”林冲,他至少是开国元帅——林彪!
  同样在《送纵宇一郎东行》这首诗中,毛泽东还写下:“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毛泽东读过很多英雄豪杰的传记,但是最后他认为这些英雄——诸公碌碌不足取。因为很多英雄,不过是个人主义英雄,或者早年也曾经为国为民,一旦他的那个“革命”胜利了,他马上就变得庸俗了,他就忙着为自己子孙后代造福了。而毛泽东这种“舍我其谁”的儒家担当,是他学习别的英雄,但是不等待“救世主”,他要自己奋斗,开天辟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种思想,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  

  如果说他少年时代的诗文,可能还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但是随着他思想的成熟,特别是后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就越来越具有“超越小我”的普遍性,带有了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性质。在他笔下,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成为“风流人物”——就是刚才前辈讲的,“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别的英雄写不出来的。其实这里的“英雄”,不是光写自己,而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以在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毛主席的这份初心。
  我们今天纪念毛主席,必不可免地要批判中国现实,但是不要陷入恨天怨地的情怀中去,我们不要等待伟人拯救。毛主席确实不在了,但他的宝贵遗产,我们来继承。对于今天来说,党中央做得对,我们就拥护;党中央如果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因为,我们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国家的风云,国际的风浪,都等待着我们去鲲鹏搏击。
  这个搏击,不是莽撞出击,而是要独立思考,敢于独自战斗。在今天这种特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特别要注意“养浩气”,进行理论研究、历史探讨,特别要进行社会实践,投身现实斗争。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经常要提醒自己,注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注意了解“三教九流”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动态。在网络上要敢于发言,善于发言;在生活中要敢于亮剑,善于亮剑——这才是毛主席的知音,这才能让他老人家笑慰,这才能最终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初心。
  他的伟大初心是什么?那就是他另外一首词的结尾,“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幸福。我们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他民族很容易误解,以为我们要争夺世界霸权了,那是对中华文明的误会。我们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普世幸福的来临,是《国际歌》中唱的“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那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共享的,人类正义的黎明!

严冬里的朝阳

  各位尊敬的前辈、各位同辈、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今天,我本来是应该来学习的。这里没有我讲话的资格。我本来想退场,因为我还有另外的活动——我今天下午在北大还有课。我这个学期,用一个学期的时间,给北大学生讲一门课,就叫《红色娘子军》。这是普天下没有的事情——讲一个作品讲一个学期。

  刚才几位老同志的发言,我听了都很激动。这种激动是不容易遇到的。评论毛泽东,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没有资格的,我们只有感动。所以我想代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读一个作品,读一个解说词。这个解说词,是前几天王京娃发给我的。是一个短短的视频,视频上有一个解说词。我想它也许代表了我,可能也包括司马这一代人的一种感情。这个解说词,是这样说的:

  尽管从未见过你的身影,我的大脑里却铭刻着你的笑容;

  尽管从未听过你的声音,我的热血中却澎湃着你的激情。

  在你离开的日子,我不理解父母为什么流了那么多的眼泪;

  当唱你的“红歌”再次响遍神州,我弄懂了什么叫做英明。

  在淡化中,你的思想走向永恒;

  在污水下,你的人格越发晶莹。

  我不愿重叙你的伟大,这些连你的对手都不敢否认;

  我只想找出你的一些过错,只为爱你的人把思念稍稍减轻。

  可是我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不知我应该失望,还是应该高兴?

  你做的许多“错事”今天看来似乎都是对的,

  是责怪你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你证明!

  你的担忧,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你的警言,将迷醉的人们唤醒。

  你粉碎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将不灭的物质化成不朽的思想,溶进了追随者的心灵。

  三十六年了,你一天也没有走远,始终是恨你的人的噩梦。

  他们千遍万遍地诅咒你,却永远没有勇气直对着你的眼睛!

  三十六年了,你一直活在人民中间,始终是爱你的人的福星。

  他们不用每天念叨着你,却每一分钟都能感受到你的柔情。

  当我用“你”来称呼你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不敬——

  你是老百姓的领袖,也实实在在和我一样,是个普通百姓。

  于是,你成了一道障碍,是颠覆者面前绕不过去的长城;

  于是,你成了一把利剑,是信仰者手中克敌制胜的保证。

  有人在偷偷地称量着自己的“成果”,

  却总是无奈地看着不偏向自己的天平;

  有人在暗暗地担忧着民族的前途,

  却总能在黑夜中看到光明。

  有人叹息,成为第二个苏联,何以如此费力?

  有人骄傲,保卫社会主义,这仗我们能赢!

  无奈和信心竟然如此对立统一,憎恨和敬仰竟然如此泾渭分明!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你——

  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东方民族的英雄!

  我不知道这个解说词的作者是谁,我非常敬仰他,我想向作者致敬。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特意在清华大学西门那里下了车,一路走过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日子是这般的寒冷。我忽然脑子里生出一个念头:主席是诞生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这可能就是上天的一个选择。从清华大学西门到这里,短短的不到二里路。我看到了芸芸众生,在灰茫茫的天空之下,那种枯燥、那种无奈、那种迷茫。有挤车的,有一边走着路一边吃着烤白薯的,眼睛里流露出那种无助的目光。我多么想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这时候我回过身去,看见后面有一轮朝阳,这轮朝阳放出灿烂的光辉,照着这些并不知道太阳在照着他们的人群。我想起一个成语——冬日可爱。冬天的太阳,我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假如没有这轮太阳,地球早已经冰结了,生命早已经完结了。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对他的敬仰,下面,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去挽救我们的民族,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

  我的感情、我的激情,就表达到这里。下面,我重新去回到那个寒冷的世界,祝我们的大会圆满成功。

  ——2012年12月26日乌有之乡

  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年

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梦

  中国梦这个概念,是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复兴是什么意思,复者,再也,兴者,起也,复兴就是再一次站起来,说明我们曾经兴盛过,复兴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否定了那种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国家真正站起来是1949,从1949年到1979年是我们这个国家重建雄风的30年。总结之前的历史,我们为何失败,过去我们经常说我们武器落后,但北洋军队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我们不是败于船尖炮利,1840年,我们财富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全世界10亿人口,中华占了4亿多,压倒性的优势,买到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所以也不是败于国力虚弱。

  中华民族缺了一个字叫梦,美国原来也是非常贫困,有一个词叫美国梦,精神变物质,我曾经有一个汉唐雄风,就是汉唐梦,我们想想唐朝汉朝,梦寐以求的并不是金山银山,而是”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建功立业,充满着无穷的梦想,我们看李白游遍祖国大好山河,没有人去想谁给他出的经费,没有人去讲经济问题,一个国家整天到晚在想经济问题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强国都是有梦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尽管这些今天都不存在了,习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没出现断裂的,所以他当面对特朗普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什么,是复兴一个梦,尽管那个梦今天被质疑,有人说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被伪造的,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人家反正是有梦的,能够无中生有。

  中国也有梦,中国梦跟美国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美国梦就是你死我活,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我比你强你就不配活着,这是美国梦的核心。中国梦不然,中国梦是以仁义为本,威仪为根,我们今天这片土地,这十几亿人口,不是我们抢来的、打来的,中华民族善于做的是防守反击,我有一个讲课,叫有仁有侠是青春,中华两个字本来意思就是正确的文化道路,中国文明讲仁和侠是待人之本,作为一个国家,对内要仁,对外要侠,行侠仗义,不能趋炎附势。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西方来的,是从《尚书》来的,是从《易经》来的,革命是替天行道,我们的革命不是说夺了政权你下去我上来,革命背后是替天行道,中华传统文化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重建了中华王道。

  所以在毛泽东共产党的体制下,完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儒家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儒家、道家、佛家都讲人人可以成佛,因为这个党是有根的,这个根是2000多年的根,十九大报告里面把大同和小康两个核心概念发挥的非常精彩,人民一定要有最终梦想,100多年前,许多主义来到中国,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就因为最接近孔孟之道,共产主义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孔孟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是最高目标不容易实现,但也不能留于空想,建不成大同,先实现小康,我们这40年来尽管有腐败,有环境污染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在建立儒家思想第二个等级——小康。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习近平同志。我们看十九大报告有一个关键词叫“决胜”,他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思维是典型的儒家思路,是典型的从孔到孟到韩愈到范仲淹的思路,一直到曾国藩思路,十九大报道的结尾又一次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就是习主席在打通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到毛主席的共产党,到邓小平理论,到特区发展观,把这条路一直打通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理解,因为现在网络舆论两极化,有极左有极右,都是应该批判的,他们都是不看好中国。继承孙中山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毛主席一直高举着孙中山先生这面旗帜,而孙中山写遍全世界唐人区的,那句话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联系着共产党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纽带,当初老百姓为什么支持共产党,老百姓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社会主义,老百姓看到来了一支队伍,不但不杀不抢帮着我干活,我丢掉的土地人家给我拿回来了,我让人抢走的媳妇给我领回来了,这就叫仁义道德,老百姓亲眼看到这支队伍仁义,今天老百姓对很多领导干部为什么不满,也并不是因为你不讲马列,是因为你不仁义,所以恢复仁义之道就是恢复马列毛真正的传统。

  我们看看十九大跟十八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十八大报告讲了五位一体,十九大继承,所以这个中国梦的实践在我们看来就是要胸怀大同,建好小康,五位一体,无欲则刚。今天的形式是美国着急了,所以美国把他最厉害的政治家特朗普推出来,险招迭出。用足球做比喻,美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控球,但最后临门一脚几乎没有一次不出问题的。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担忧的是小康决胜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一系列、当年汉文帝到汉武帝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而那些问题或需要在座各位同仁,同心努力,让中华民族不仅仅止步于小康,奔向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前景。

  (以上为现场发言精简版)

老百姓与先锋队

  问:
  我一位朋友,家里很穷,从小他的父母对他的希望就是一定要出人头地过上优越的生活。他身上承载着父辈的这种希望,现在一切的学习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总觉得,为了个人的振兴家族的梦想奋斗,虽然是很值得尊敬的,但是比起那些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人来说,似乎有些不够高尚。

  答:
  人为了自己生活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后代过上好日子,这是再正常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一种想法。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想法。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有高尚的思想。别人如果有了高尚的思想,我们要学习、要宣传、要推崇等等,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有高尚的思想。有高尚的思想的人,是先锋队。你看我们共产党的革命史,只要求自己的党员有高尚的信仰,党员之外的人,有正常的追求幸福的愿望就行了。他只要不损人利己,想着靠自己的正当奋斗过上好日子就行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共产党就是承认了最大多数老百姓正当的欲望。我现在穷,希望以后不再穷,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穷;我没有土地,希望我儿子将来有土地;我到四十岁才娶上媳妇儿,希望我的儿子二十岁就娶上媳妇儿:这是正常的人性欲望,而它在旧社会不能得到满足。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共产党满足了这些老百姓。共产党靠什么满足老百姓的欲望呢?靠一支先锋队。这支先锋队是压抑自己的欲望,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欲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就是继承儒家传统最精华思想的一支先锋队——但是他不要求老百姓都这样做。他恰恰是自己这样做了,去满足老百姓不那么高尚的欲望。

  为什么我说要正确地学习党史,学习党的精神。我一直坚持这个党是有左批左,有右批右。我党是既犯过左的错误,又犯过右的错误。我们党什么时候犯过左的错误呢?就是要求群众也这么高尚。就危险了。一定要认识到:人永远是有高有低的。大多数人认识都不那么高。当大多数人认识高的时候,先锋队认识就更高了,所以这个相对落差是永远存在的。你不要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样,永远要理解善待这种普通的正常的愿望。当然你可以启发,有机会可以引导:“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就不考虑手段,同流合污。”可以启发,但是不能强行地要求,除非他越过了某些底线。我觉得这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衡量我们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是用儒家的思想衡量。我一直觉得,共产党做得好的时候,就是合乎我们儒家说的理想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的实践就是正确的。儒家的实践可能跟它的理论之间也有距离,但是儒家的理论,如果能够做到,那就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共产党在它成功的道路上也是一左一右颠颠簸簸走过来的。它不犯错误的时候就是合乎中庸之道的。

  自己牺牲让老百姓过好,其实圣贤都是这么做的。圣贤不要求普通人都成为圣贤。孔子老强调“君子是君子,小人是小人”,就是这个道理。不能在道德上对别人有要求,而是要理解。道德是要求不来的,道德只能示范。其实很多普通人是被共产党员感动了,他才要入党的。他觉得“做人这样做,才高级,才有意思”,他才要这样做的。

  一个人他想到要让后代过上好日子,这是很正当的愿望。什么是不正当的呢?破罐子破摔,或者只顾自己不顾孩子,那是不正当的。为什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省吃俭用让孩子上大学,旧社会也是这样。很多父母让孩子读书,希望通过读书来翻身嘛。如果这个愿望不让他实现,他是不会认同你的任何主张的。其实共产党的成功就是给了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权,给了他生活中最基本的欲望的满足。

佛祖与革命

  2017年6月2日

  印度 瓦格纳西

  刚才大家一直在争论“怎么坐、怎么讲”,其实,在佛教的眼光看来,这都是种种执着,都是不必要的。佛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教”,是教育的“教”。佛教的“教”,非常讲究随缘说法,也叫随机说法。如果说这个法一定要某种形式才能说,这便错了。还有一句话,学过佛的人可能都知道,叫作“一说便错”——只要说出来的都是错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不说也错。那么正确的东西在哪里?在你的心里。这样说好像很玄妙,很多骗子也都会这么说。骗子和好人说的是一样的,这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真理不在言说之中。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祖到底在什么地方说法,其实这都是虚妄的。为什么非要在菩提树下说呢?大家一定听说过一句话,叫作“菩提本无树”。这都是假的,这都是后代的信徒伪造的。

  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大部分历史都是后人编造的,剩下那部分可靠的是推测的。释迦牟尼生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印度不讲究文字,它是口口传诵。一代一代传诵,无论传诵者多么忠实可靠,本身存在着或增或减,会有大量的误传。佛教的经书越到后边,越卷帙浩繁。没有人能够穷其一生精力把《大藏经》研究完,越研究越高深。所以说,佛教会脱离群众。后世佛教主张的很多东西,弘扬的很多法门,可能就背叛了佛祖的初衷。

  我觉得习主席讲的“不忘初心”这句话非常好。习主席当然是讲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其实何止是共产党员呢,所有的人都应该不忘初心。很多年前,我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你还记得你的入队誓言吗?”你入少先队的时候是不是宣过誓?后来你入共青团的时候是不是又宣过誓?宣过的誓算不算?你说“那时候我小”。别来这一套。你要认为你小,当初你不要宣誓。宣过的誓、说过的话要算数,这叫不忘初心。可是,我这样说是很高的一个要求。佛祖早就知道:要求过高,是做不到的。所以佛教到了中国,经过了伟大的革命。

  回过头去看,佛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释迦牟尼生活的时候,我估计他看到印度人民的生活状况所获得的那种感受,和我们今天来到印度一个礼拜之后所获得的感受大有相近。我们来了一个礼拜,我们团的很多团友,很感慨很激动,甚至有愤怒:一个好好的国家怎么这样,人民怎么这样?我们昨天去瓦格纳西看恒河夜景的时候,一路上那个感受——穷人穷人穷人,大海一样的穷人,无边无际的穷人……我们淹没在贫穷的海洋之中。我们一开始会想一些社会层面的、管理层面的事情,可是后来我们细想一下,在社会问题的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宗教问题、文化问题。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这样的老百姓,他们不想社会问题,他们不想国家问题,他们不想民族问题,他们想的是:用尽一切可能,乞讨一点点小东西。我在讲现代文学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不能自己获得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天生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自觉的阶级觉悟的。无产阶段的觉悟从哪里来?必须有先觉者给他们阶级觉悟。

  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也是一样。释迦牟尼眼看着芸芸众生遭受生老病死之苦,他们自己就这么过下去了,世世代代这么过下去。释迦牟尼自己作为一个贵族,他觉得看不下去了。更深刻地说,是他自己为此而痛苦。当一个人满足了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之后,就需要有高等的追求。最高等的追求是什么?就是《洪湖赤卫队》里唱的一句,“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最大的幸福。但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看不到,你为之而奋斗也是幸福的。释迦牟尼其实就是为此而奋斗。

  那个时候也没有党组织,那他只好先随便找一条路走一走。鲁迅说:“人生充满了歧途。”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那就随便走一条,“姑且寻一条路走走”。释迦牟尼就姑且找了一条路走。当时一些有精神追求的人信婆罗门教,他也去信婆罗门教。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这条道行不通,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又进行了“苦行”。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折磨自己,不吃不喝不洗澡,去掉所有的欲望,最后活活饿死。他们认为这样是高尚的,是纯洁的,就跟神融为一体了。他这个人这么活着,他对社会没有害了。他确实少占用资源了,他不祸害别人了。那我们能号召大家都去这么生活吗?那我们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违背生命本性的,它消灭了生命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儒家不是消灭人的欲望,是节制人的欲望。纵欲无度是错误的,完全消灭欲望也是错误的,这两个一个是极右,一个是极左。正当的方式是适当地正常地去满足人的欲望。

  释迦牟尼最后发现,苦行也不对,苦行也救不了人。因为像他这种层次的人,不是为了救自己,他要救苦救难。我们听了很多释迦牟尼的故事就知道,释迦牟尼不是神,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他最初的初心,其实就是一个“觉悟”。后来中国的佛教紧紧抓住了这个核心,关键是觉悟。然而,觉悟不是空的,不是谁坐在那儿都能觉悟的,觉悟往往是一个结果。为了达到觉悟的结果,你要读书,你要实践,你要思考,这三个加起来才能获得觉悟,还不是一定觉悟。少数觉悟的人,再去唤醒别的人,这叫“先觉觉后觉”,这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启蒙”。

  佛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间正道,人间正道就是觉悟。看穿具体的形式,我们就懂了佛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我刚才说了,释迦牟尼其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人在媒体的妖魔化之下,把革命想成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一想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战争杀头坐牢这些事情——这只是革命的极端形式。我们用汉语分析字词结构的方式想:革是动词,命是革的宾语,革就是改变,革命就是改变命运的意思。其实早在《易经》里这个词就有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革命是要顺应天时地利,及时改变命运。

  命运这个东西包含了必然性和可能性。必然性的一部分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说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你生下来是婆罗门的就是婆罗门的,你生下来是首陀罗的就是首陀罗的,这是没法儿改变的。幸好我们中国没有种姓制,不但没有种姓制,中国人的思想从来就是反对血统论的。孔孟之道,它好就好在讲一个道理:人皆可为舜尧,人皆可为圣贤。到了后来的佛教,就讲的是人人可以成佛。

  中国从“易经”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都是一个革命思想。“易经”的“易”,就是变动,就是改变,就是变化。为什么变化呢?因为宇宙有阴阳,阴阳下是五行。阳盛则阴,阴盛则阳。从易经开始,中国人就不信邪。中国人不信有一个固定的主宰把我们的命运管得死死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桑就是变,不断地变。“今天你厉害,我惹不起你,好好,你早晚会不厉害的,早晚能战胜你。”但是,不能坐等。我战胜你,是一种可能性,不代表必然性。怎么把可能性变成必然性呢?读书、实践、思考,最后达到觉悟。觉悟是目的。

  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永远讲的是变化、更替。我们看看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你如果熟悉中国古典哲学,马上会发现,这就是易经啊。毛主席的“两论”,就是现代版的易经。事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毛主席讲得特别透彻。只是他不讲阴阳了,他把阴阳换成了另一个词儿,叫矛盾。这样更便于我们现代人理解,说阴阳很玄,说矛盾就很形象。这个思想其实一直都没变化。

  中国老百姓天然就具有革命思想。中国老百姓知道有些事儿是不能变的,不能变我就不折腾了;但是还有很多事儿是可变的,那些事情是掌握在我手里的。所以中国人把它总结成了一句成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有事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天的事儿,一部分是人的事儿。天的事儿我管不着,人那部分要尽力。中国的秦朝,有一个在地里干活儿的人,叫陈胜。他就说了一句伟大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此同时,印度伟大的阿育王时期正在普及种姓制度,他已经把人的命都定下来了,用职业定下来了。人家陈胜却说:“我今天在这儿干活儿呢,我明天可能就坐在宫殿里,你们都来朝拜我”。而且这个事情它就变成现实了。以后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平常了,多少个皇帝,年轻的时候都是普通人。当不了皇帝,当个什么知县知州,那太平常了。

  正因为中国有革命思想,所以中国不怕改朝换代。中国人对于一切压迫,一切镇压,首先是反抗。但是反抗不了的时候,中国人很智慧:既然反抗不了,大概是天命——中国有句话叫“气数已尽”——那就忍着。中国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忍着。比如说五胡乱华的时候,中国人就忍着,忍着忍着五胡就没有了。也没打仗啊,没有大规模战争,匈奴、鲜卑、羯、氐、羌,今天都没了。更有名的是蒙古建立的元朝,那么强大,征服了欧亚大陆那么广大的土地。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文化到不了的地方,你绝对统治不了。当初宋人就说:“胡无百年运。”元朝不到一百年。不过当初蒙古人还是挺聪明的,听了耶律楚材的话:“我们可能统治不了这个民族。将来如果统治不了怎么办呢?咱们就回去,该放马放马,该放羊放羊,还能给子孙留一口吃的。”后来有一个民族就没听话,就是满族。满族也是很了不起的,以一百万人口,打下了一亿人口的大明朝,这也是一个世界奇迹。

  当然反过来也说明,明朝太腐败了。明朝有王阳明那么伟大的思想家,可是明朝亡了。你光一个人觉悟了,有什么用呢?我们今天看王阳明很伟大。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毛主席,不光影响了毛主席,影响了孙中山,影响了日本的很多思想家,日本明治维新的很多思想来源于王阳明。可是你给了几百年后的人这么大的影响,你自己那个朝代没有救了,说明那个朝代的思想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平时都很会谈很玄妙的哲学,谈心学。但是敌人来了怎么办,你不能在这儿念经啊,你不能在这儿祈祷啊。谁去抗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毛主席的思想,它只是一部分来源于王阳明,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王夫之。就是这个湖湘学派,专门讲实事求是的。你把道理弄明白了,这只是工作做了一半儿,剩下一半儿是实践。要把这个道理做成事业,做成事功。我们怎么能证明一个人道德特别高尚呢?必须要做事儿。所以我们说雷锋道德高尚,就因为他做了很多事儿。同样我们说毛主席有德,就是因为他做出了很多事儿。“事”和“德”一定是互相印证的。

  所以我们就想:单靠苦行苦修行吗?苦行苦修救不了这个民族。在那里念经研究经典,也救不了这个民族。鲁迅早就看到:这个民族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坏,知识分子不好,必须来一场知识分子的革命。可是鲁迅他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个——鲁迅是开药方的人,鲁迅他把药方开出来了;毛主席是治病的——毛主席是主治医生,他是治病的。中华思想里,革命最后是要革到自己身上的,革出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革掉。其实毛主席的思想最后就是革自己,而这个思想它其实是继承鲁迅思想的。毛主席是接着鲁迅的文章往下做的,他做的是下半篇文章。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开始做这件事。

  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地方叫做初转法轮处。毛主席的初转法轮处就是井冈山,就是秋收起义。共产党早期的几次英勇的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包括毛主席。毛主席的秋收起义打的也是败仗。但是别的人打败就打败了,毛主席他伟大在哪儿呢?他的败仗是反而赚了,他从中吸取了经验。毛主席打了败仗以后,马上到一棵“菩提树”下,大家集合,开会。我们为什么失败呢?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将来怎么胜利呢?毛主席发明了一个伟大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从此之后,这支部队就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真正地让人们见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厉害。释迦牟尼在树下说法,孔子在杏坛讲课,毛主席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课堂。经常有人问:“孔老师,北大这么大,你老说北大了不起,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说:“严格说,北大还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大学叫延安抗大。”中国能够迅速取得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抗大。抗大的学风,是完全继承了孔子释迦牟尼的学风——随机说法、随缘说法。它的教学是非常生动活泼的、直指人心的。抗大的作风是什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精神是自古有的,可惜没有变成大面积的现实。孔孟之道也好,禅宗也好,很高深,但是都在中国古代社会变成一种只有少数精英能够领会的东西。当然少数精英做了很多事,也比印度做得好,也都做了很多好事,为民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都没有以组织的形式大面积推广。中国共产党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把它普及了,把它实现了。儒家说“人皆可为尧舜”,但是古代毕竟没有做到。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才“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叫鹿野苑。释迦牟尼刚到这儿的时候,他最早的“粉丝”是两只鹿,最早听他讲法的是两只鹿,后来才是五大弟子。鹿在中国也有特殊的意义,鹿代表单纯、智商低。智商低反而能接受真理。人就怕有一知半解的错误的不正确的思维,反而离真理更远。到了阿育王时期,我们中国是秦朝,产生了一个词儿,叫“逐鹿”——“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表面上是一个寓言,秦朝丢了一只鹿,天下人都来追这只鹿;其实象征的是政权。这就让我们想到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出政权之后干嘛?出政权之后还是要让人民觉悟。

  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建立了一个我们进行自我革命的平台。毛主席想的是:首先我们这些打天下的人要自我革命,能不能跳出这个循环——打了天下之后,不再当老爷。他老人家就想唤起人的觉悟——我们能不能舍了这个。好像这个事儿没有做成。但也不是说完全没做成,毕竟有很多人是愿意接受的。可能到文革时候做得太急了。毛主席他根据具体的情况判断,他有点儿担心:如果他百年之后,这个国家万一变了呢?他想在它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看呢,他尽了他的人事了,天命还是有不可违之处,天命还要倒退一下。:所以中国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自私自利的时代,非常自私自利。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但是好在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觉醒了

  我们觉醒之后应该重新回到这条路上去思考: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觉悟,怎么对待欲望,怎么对待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西方没有处理好,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处理好,其他的那些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好像也没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希望在中国。尽管中国现在问题很多。但是,第一,我们曾经处理好过;第二,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源;第三,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发展势头;第四,我们还有这么多健康的力量存在。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我们能得到的这些资源。从自我觉悟做起,我们自己好好地按照我们的理念去读书,按照我们的理念,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我们看到乞丐于心不忍,给他一点钱一样,这是太简单的慈善;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做这种事情,传播思想,不是简单地传播一点儿钱。这样几方面结合起来,我觉得,不出大事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再看——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来到印度我们会产生这种悲悯的感觉,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在纽约街头、在巴黎街头,都是类似的感觉。这一点儿不奇怪,风水转起来是非常快的。当然,我们希望,最后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在“一带一路”的招引下,全世界普遍过上那种佛祖、孔子所梦想的美好的生活。

京西端午话爱国 讲座

2014.06.01

  我的讲稿第一句话写的是“各位门头沟的父老乡亲们”——可我往下一看,这都不是父老乡亲,而是孩子们啊,所以第一句话要修改,应该是“各位门头沟的父老乡亲加孩子们”。这些孩子,有的该管我叫爷爷,有的叫叔叔,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处在一个辈分很乱的时候。

  我今年刚刚五十岁。五十岁的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必须要办大寿了。现在没听说谁五十岁办大寿,那不是作死嘛。旧社会为什么要办呢?那时中国人平均寿命三十五岁。在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你们的父母大概就是这个岁数,如果在旧社会,你们的父母就快了。那个时候活到五十岁很不容易,还真必须办大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有个土匪头子叫座山雕,他就要办五十大寿。座山雕按今天的话说就叫“恐怖分子”,我们解放军当年执行的是反恐任务。这个反恐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呢?就是利用座山雕的五十大寿,这一天要搞一个“百鸡宴”,解放军利用“百鸡宴”把土匪集中到一块,消灭了他们。

  不知道在座的除了门头沟的父老乡亲和孩子们,是否还有来自北京其他区县、以及北京之外其他地区的同胞。大家所有的都包括在一起了,我跟大家说一句:“晚上好!节日好!”

  这句话本来应该在广场上说,因为区领导通知我:今天晚上要在永定楼下的文化广场进行一个巨大的聊天活动。我也很期待在这个广场上聊天,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在广场上振臂一呼了。孩子们长大之后会知道,孔老师曾经在广场上振臂呼过很多次。我本以为今天晚上还能过这个瘾——到广场上振臂一呼,但是天公不作美。

  老天爷总跟我作对,为什么呢?据说因为我属龙,一出门,就带来天气变化。据中央气象台不完全统计:孔庆东教授每次出门都造成当地气象预报严重不准确。天气预报说下雨,我去了就晴天;天气预报说晴天,我去了就下雨。今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暴雨倾盆,所以在广场上振臂一呼的计划只好宣布改变。但我们到这儿来也好,室内更有利于彼此交流、聊天。

  区领导给我出的题目是“京西端午话爱国” ——在北京西部,端午节的时候,谈谈爱国这个问题。我应该跟大家说端午节快乐,可是一看到面前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我马上想到今天还不是端午节。今天是什么节?(孩子们齐答:六一儿童节!)太对了,今天是儿童节。

  我今天给好多同学发了微信、微博私信,祝他们儿童节快乐。他们尽管五十岁了,听到这句话也都特别感动。大家到微博上能找到我今天给天下的儿童——给今天的儿童、过去的儿童和将来的儿童唱的两首儿歌。其中一首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孩子们,你们会不会唱?(孔老师唱起这首歌的第一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很多人在网上跟着我唱。那么大岁数怎么还想唱儿歌呢?因为唱儿歌能唤起许多美好的记忆,能把我们扭结在一起。人们平时分散在各地,一盘散沙一样,怎么知道咱们是一个团体?需要通过一些形式。没有形式,不能知道咱们是一拨人、一个团体的人。

  刚才我在后面听同学们朗诵《少年中国说》,很感动。你们朗诵得很好。可是你们知道什么是中国吗?一说中国,你们都很有感情,这个感情怎么来的?我问你爱不爱中国,你肯定说爱。但是你看见过中国吗?中国是看不见的。不但中国看不见,北京也看不见,门头沟都看不见。你看见的只有一个茶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一个人、一条马路、一辆汽车。

  既然能看见的只是这些东西,那么怎么知道世界上有个东西叫门头沟,有个东西叫中国呢?这就是文化,需要研究。很多事情,不问,我们都习以为常,以为它就摆在那儿;一问,出问题了——原来我没看见过中国啊?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可是你看见过这十三亿人吗?我们大家都没见过。那你凭啥说中国是十三亿人呢?你怎么知道那十二亿多人跟你是一条心呢?而他们跟你一样,也是这么想的。秘密就在这里。

  一百年前中国大概有四亿多人口(四万万) ,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在全球人口中占的比例比现在还高——今天虽有十三亿人口,所占比例却已降到20%以下,当年超过25%。那时中国人口那么多,为什么被人家打败?占全世界人口比例那么大,为什么谁想打你就随便打?为什么你四万万人口,人家一万万都不到,甚至一千万不到,几百万、一百万就敢来揍你?(一位小同学举手回答。有两个原因:第一、以前的中国科技太落后;第二、以前的中国还不是一条心。)你是不是看我讲稿了,啥时候看的?以后不许发言了,再发言我没饭吃了。把我要说的都提前说了,再不叫你发言了。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两条原因,一个物质的,一个精神的。而物质和精神又是有联系的:物质条件不好、科技落后;科技为什么落后,后面还有一条原因跟着,关键是不一条心。

  但是科技落后不见得就打败仗。1950年抗美援朝,我们打败了世界上最牛的国家和它率领的16个国家。美国领着两个八国联军,比我们先进多少啊,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它打到鸭绿江,志愿军才出兵;战争结束时,它被打到了“三八线”。我们完整地解放了一个国家,两次攻下敌国首都。那时候咱们也很落后啊!看来科技落后不是决定因素。如此落后,却可以打败世界上最凶恶的国家,为什么?一条心了!原来不一条心就不行;现在一条心,落后,还能打胜仗。我们这里说的是打仗的历史,其实背后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刚才和区领导聊天,说到门头沟以前不属于北京。有个老相声,说一个人问天安门在哪,因为问话不礼貌,人家不愿告诉他,就往相反方向指,说往西边走。他一直往西走,走了好远,太阳都落山了,还问天安门在什么地方啊?人说,天安门不在北京吗?他说,这是哪儿啊?人说,这是门头沟啊。这个相声说明一个道理:当时的人认为门头沟不是北京。

  门头沟是哪儿呢?以前有一个省叫察哈尔。现在河北的北部,有的地方归察哈尔,有的地方归热河。那时门头沟就归察哈尔。日本侵占东三省,然后就占领热河、察哈尔。日本什么时候占领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它凭什么能打卢沟桥,是从他们国家运来的军队吗?不是,它的军队早就包围了北京,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就能把这个国家拿下来。我们今天再也不愿过那样的生活。

  今天的国家尽管有很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环境污染,但是毕竟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鬼子。今天要有一个日本鬼子端着剌刀在长安街上走,还不把他踩死?今天没有这种事了,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觉得这是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地驻扎着外国军队。他们经常挑事,动不动说他们的一个士兵丢了,一个士兵的一个剌刀丢了,一个士兵的饭盒丢了,找个事就可以挑起事端。

  那个时候人的爱国和今天人的爱国不一样。今天说爱国可能很渺茫——爱国,是老师教的,是报纸电视教的。你要说不爱国,生活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假如有同学抬杠,说我就不爱国,你们成天说爱国,我就跟你们拧着——他也不会倒霉,一时半会儿倒不了霉。因为有很多爱国的人,在撑着这个国家,在保护他。可是那些生活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一百多年前的人,爱国对于他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很喜欢今天在京西这个地方谈爱国这个话题,因为京西这个地方很有文化的沧桑感。北京文联主席陈建功——他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应该叫他大师兄——他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就叫《京西有个骚达子》。他就在京西这里工作过。我原来也不了解北京西部,我连北京人都不是,我到北京才三十多年,我慢慢才知道这是很有文化的地方。很多人一谈起京西,认为不就是挖煤嘛。现在门头沟已经改变发展战略,把煤矿都关了,改为发展文化。因而才有我们今天这个文化活动。当然,京西作为煤矿、作为北京的能源基地,已经为北京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其实京西对于北京的意义,不仅限于此。

  区领导告诉我,京西有一个小小的山村,过去出了几十位进士。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名的爨底下村,这里还有更多比它更有文化的地儿。为什么?因为当年这里是中国西部进入北京的交通要道。今天我们看上去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当年就在进北京的要道之上——相当于高速公路边的服务区。它能不发达吗?不但发达,而且消息灵通。那里的人因此才爱学习,才能够出进士,才能够出榜眼出探花。所以,京西还向北京源源输送着人脉资源、精神资源。

  我来过很多次京西,特别是妙峰山。上一次站在主峰眺望长安街——天气好的时候,看长安街一马平川——我就想: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就是从京西这条路,走进首都北京的。他们也带着资源。什么资源?精神资源、革命资源。

  当年离开西柏坡经过这里走进北京,毛泽东说的什么?我们去赶考!毛泽东把自己和战友们进北京这个行为,看成秀才进京赶考。考得好不好不知道。考得如果不好,还得回来——考得不好,就不配在北京工作。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之前同样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进入北京赶考,但是没有考好,就被人家赶跑了。孩子们将来学了历史会知道,就是李自成。

  那么毛泽东这个队伍考得好不好?已经考了六十多年,毛泽东那代领导人已经完满地交出了答卷:他们进入北京之后,只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就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强国。

  北京西部,不仅有门头沟,还有石景山。解放前石景山就是一个普通的炼铁厂。解放前很长时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就十几万吨。制造设备机器武器都需要大量的钢铁。钢从哪里来?中国不能满足生产。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建国后就特别重视生产钢铁这件事。为什么大跃进的时候,要“钢铁元帅升帐”?钢铁上不去,就真的永远被动挨打。刚才这位小同学说,以前挨打,有一个原因是科技不行。不仅科技不行,钢铁也不行。可是很奇怪,就过了十几年,这国家便成为世界产钢大国。今天更不用说了,新中国建设六十多年,已然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强国。但是我们的思想还跟不上,很多国民还盲目地崇洋媚外。

  我们不否定国外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很多人出国之后大失所望:欧美怎么这么穷,经济怎么这么差啊!比如到美国,发现纽约、洛杉矶还凑合,再往下看,就跟我们的一个县级市差不多,甚至不如。中国随便一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网络早就普及了,几乎任何一个三星级以上酒店,都可以免费上网。就这一点,欧美大多数国家做不到。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出国之后会很奇怪。欧洲那些当年参与过侵略中国、瓜分中国、强迫我们签订城下之盟的国家,现在都穷得不得了。它们国内为什么总闹事,首先是经济不行了。

  今天举世都知道,中国是经济强国,但是帝国主义不甘心,总想继续骑在我们头上,过不劳而获的日子。这个大背景,和中国现今面临的乱七八糟的麻烦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习主席一离开新疆,恐怖分子就制造爆炸?为什么地铁安保措施加强,造成严重拥挤?这背后都是谁策划的?谁造成中国社会紧张、人心惶惶、有恐怖气氛?这些都不是偶然事件,单独看好像是偶然事件,合起来其实是一盘棋。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蒸蒸日上,不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就是世界最强国家了吗?如果说经济总量大就是强国,鸦片战争就不会打起来。鸦片战争时,中国富得无以复加!世界十亿人口,中国四亿多;一百块钱,中国占三十多块。可就在那时,被人打了,还得签字认输。可见经济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核心要素。就像京西的小山村出了那么多进士一样,与其经济是否发达不一定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地方,不一定能出进士。

  妙峰山、门头沟这一带有很多值得探寻的文化奥秘。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部戏剧就叫《妙峰山》。老舍著名小说《断魂枪》,就涉及到妙峰山香会。上大学期间,我就注意到妙峰山的民俗文化,我亲自带领外国朋友来考察过妙峰山。当然这个事儿不是我开头的,早在五四时期,北大的教授们就发现了妙峰山民俗文化的价值。北大有很多光荣传统,最了不起的传统,就是与民众相结合。北大为什么是第一学府,为什么是代表中国精神的大学?尽管北大出了很多不好的事儿,但它仍然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代表。北大的一个光荣传统,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北大的学者也好、学生也好,如果不与工农兵相结合,是没有出息的,是做不出真正的成就来的。

  正像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所讲的,“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抗战时期,中国的绝大部分资源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其抗战却是一塌糊涂,白白地丧失大片国土,白白地死了成千上万人。是共产党深入敌后,拖住了60%的敌伪军。八年抗战,共产党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共产党的武器都是拿人命从日本鬼子手里换来的。战争后期,八路军肩膀上扛的都是日本武器,日本人扛的是国民党从美国拿来的武器。所以从国民党角度来看这就叫国耻,美国援助你的武器送到了日本人手里,日本的武器被八路军缴获了。

  共产党的抗战为什么成功?就因为依靠人民。老舍的《四世同堂》里就提到:在北京城沦陷的时候,很多有志青年到西山去打游击。西山就是这一带,西山有抗日武装、抗日政权。老舍并不是共产党国民党,他就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立场上看这个事儿。老舍就知道——希望在西山、在京西。这里深藏着抗战胜利的伟力。所以,重视民俗这件事绝不仅是简单地看个热闹,看个花样、看个杂技。在这些表面的表演中,藏着我们民族不屈的秘密。

  刚才有同学会背《论语》,我很高兴。我希望同学们记住孔子的这句话:“礼失求诸野”——礼是礼貌的礼,野是野蛮的野。礼貌在哪里?礼貌不在党中央,不在人民大会堂,不在中央电视台,不在“溜光大道”;礼貌在咱们家里,在老百姓那里,在工农兵那里。这个国家文化的秘密,都在普通老百姓简单的粗茶淡饭之中。每当这个国家朝廷被人家推翻的时候,知识分子成批投降当汉奸的时候,是谁挺住了这个国家?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是那些平常看上去没多少文化的人,是那些平常说粗话、打架的人,是那些平时计较一头蒜、一棵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民族最后的万里长城。这个道理不容易看明白。毛主席为什么伟大?他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他真正理解了孔子的话。抗战要胜利,依靠蒋介石不行,依靠汪精卫更不行,要依靠千百万群众。

红楼飞雪神侠影,何日凭湖倚碧鸳?

  北京大学著名校友,名满天下的一代大侠查良镛——金庸先生,于2018年10月30日在香港,以94岁耄龄仙逝。讯息传来,天下震动,未名湖畔也充溢着悲伤、叹惋和思念。本人作为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之一和金庸先生的忘年交,昨晚接到许多问讯、慰问和采访。恰好10月31日有本人的“现代通俗小说研究”公选课,乃临时决定当天的内容改讲金庸。

  金庸自50年代出道以来,一支劲笔横扫华人世界。寰宇之内,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谈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文学成就,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严家炎先生的话说,乃是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不但超越了旧派武侠,而且超越了通俗文学。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其十五部煌煌杰作,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最全面最立体地展现于世,在冷战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起到了凝结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

  北京大学师生,很早就关注金庸先生的作品,80年代的校园,就掀起了金庸热。许多校领导和许多院系的知名学者,都是金庸迷。后来金庸先生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他草拟的“查氏方案”成为基本法政治方案的主体后,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法学教授称号。严家炎先生更于1994年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出版《金庸小说论稿》,这是金庸小说走进高雅文学殿堂的开始。钱理群、陈平原、孔庆东等文学史家,也先后撰文、著书、开课,高度评价金庸小说的成就并予以科学研究。该系列研究,引起了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北京大学还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多位学子以金庸小说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北京大学,成为金庸研究的重镇。各地举办的金庸小说研讨会,多有北京大学的学者发表重要论文和演讲。金庸本人,也多次表达对北大的尊仰和崇敬,尽管他已经获得了许多国家知名大学的教授头衔和博士称号,仍然衷心希望,像一个普通学子那样,拿到北京大学的正式博士学位。遂于2009年,投入北大中文系袁行霈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当年已经85岁。惜乎耄耋之年,修满学分不易,至今尚未结业,便一代哲人仙去。金庸与北大,留下一段遗憾,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金庸先生早年立志救国救民,为正义事业侠肝义胆,一生关心天下大事,心系祖国统一大业,著作数千万言,影响十几亿人。这与北京大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本人计划明年再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与“敢为天下先”的北大学子共同思考,如何在新时代发扬中华文化的侠义精神,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五千年来,人类最高级的圣人是毛泽东

  我们中华民族在六千年前就有伏羲了,两千五百年前就有孔子了,所以我们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我们是高级文明,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有大量的无数的史料可以支撑。

  中华文明不是最早的文明,但是到了两三千年前的时候,我们是最高级的文明。那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很多文化概念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民族的概念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没有那个思维,所以呢,他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很容易,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成他的语言。这是翻译学上现在很多博士不敢探讨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天下”,怎么翻译?刚才余老师给丁老师提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不对的,所以世上可以这么讲,没有两种语言可以百分之百通译。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你如果不学汉语、如果不学中文,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就根本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人类最高级文明的那些概念。我说的这个文学一样,咱们当一回人多不容易:宇宙中多少个机会的多少分之一你才当一回人,好不容易当一回人,你还没当成中国人,白瞎了!

  那么回到“圣”的这个问题上。圣这个字西方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在翻译他的著作的时候,中国人是很大度的,拿出了我们最好的词儿来翻译他的东西,我们一说,奥,这个东西是你们很重要的、最伟大的人写的一本书,那我们想,我们最伟大的人是圣人呐,圣人写的东西得叫经啊,我们就翻译成《圣经》。他那个原文哪有圣、哪有经啊?他既没有圣也没有经,实事求是地翻译,它那就是一本合同。不就上帝跟人签的约吗?不就合同吗?而且还是霸王条款。人没签字,上帝自个儿说了算,说你必须信我,不信我灭你丫的。不就这么回事儿嘛!上帝守你理论:说我灭你,你必须信我,不信我揍你!

  你看咱们中国的儒家这么讲过吗?孔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吧。释迦摩尼这么讲过吗?没有吧。老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啊!咱们都是商量着来,我说我这个好,希望你信我,不信拉倒。是不是?这才叫“普世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你好,你可以说你爹好,不能强行说你爹是我爹。咱们都说我爹好,你说你爹好,我说我爹好,咱们比呗,可以比,不能强加于人。

  而我们中国的态度倒也挺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翻译也未尝不可,算是咱们对其它文明的尊敬。咱们也很尊敬伊斯兰教啊,咱们把人家伊斯兰教的最伟大的先知叫穆圣——穆罕默德叫穆圣,我专门到义乌去讲过伊斯兰。我们尊重人家,管人家这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叫圣人也未尝不可。但是,我开头讲了,我们要知道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最明白的人。

  其实和我们翻译的那个佛是一个意思。佛其实也不是神,佛是什么人?佛是觉悟者——觉悟了的人,他再去觉悟别人,这样的人叫佛。翻译成大白话还是:佛是个大明白人。佛和圣一样,都是大明白人。那么跟这个大明白人相比,低一层次的,在佛教里叫菩萨,在儒家里叫贤人。咱当不了圣怎么办?咱当贤人——贤良之士。当不了贤人,咱们当英雄豪杰。

  所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里英雄辈出,还有很多贤良之士。但是,我们最高层次我们也有一个圣人,我们认为他是人类五千年来最高级的圣人——他就叫毛泽东
——摘自孔老师《淮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圆桌论坛》讲话​​​​

从《说笑》看钱钟书的幽默

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这篇《说笑》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散文。作为题目的“说笑”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说说笑笑,不是一个并列的结构,而是一个动宾结构,“说”是动词,“笑”是它的宾语,“说笑”的意思是说一说“笑”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不长,我算了一下,不到两千字,一共只有五个自然段,非常小。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下边我们按照这五个自然段的顺序,一段一段地来细读。

我先来读一下第一段:“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一句,“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便成了文人的职业”。我们可能还都能想起自己当年语文老师讲作文,可能经常说一句话叫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开门见山,当然好文章不一定非要开门见山,好文章可以有许许多多种开头的方法,我干嘛非要开门见山,我开门不是山,开门是水行不行,也可以。但是开门见山是一种好文章开头的办法。我们看报纸上电视上讲一个什么东西,最常采用的就是开门见山的方式,特别是《新闻联播》,必须开门见山,你不能绕了半天弯子,不让人知道要说什么。那么钱钟书的这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他不是闲着没事,泛泛地来说“笑”这个东西,他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句话针对性就出来了:“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他针对的就是幽默文学,这里就要讲一下背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幽默,他们身体力行,创办一些专门发表幽默文章的刊物。一时间一些专写幽默的小品文盛行,追风潮的作家也努力去撰写离现实比较远、追求刻意闲适、刻意轻松的文学作品,形成当时特有的幽默文学。针对这种现象,鲁迅首当其冲站出来批判,鲁迅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是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这些浅薄的小品文,一方面点缀人们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掩盖着穷人的呼号和血泪。到头来“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干净简洁的文字已经表达出鲁迅的立场,鲁迅不是反对幽默,而是认为我们人民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而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幽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继鲁迅之后,钱钟书的《说笑》就诞生了,与鲁迅的态度相比,以幽默著称的钱钟书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钱钟书的态度,钱钟书没有像鲁迅那样正面地来批判幽默文学,他没有,而是用他自己特有的文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讲“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便成了文人的职业”。我觉得这句话比鲁迅更刻毒,他比鲁迅说得还要狠,鲁迅是堂堂正正讲道理。钱钟书一下子就把“幽默文学”这四个堂皇的字眼跟卖笑联系起来了,说你这是卖笑。所以我说钱钟书有的时候是很坏的,你读钱钟书的文字,经常觉得这是一个“坏”家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坏”。就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他的杀伤力比那个不幽默的人要强很多倍,因为他用一种特殊的武器,一下子就给你穿透了。把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我们马上就明白钱钟书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很清楚,同时也设定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角度,也就是说他不是正面地来谈论幽默文学,而是只从“笑”这一个角度突破进去来谈幽默文学,这个突破口选得非常好,中国散文讲究起承转合,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起,一下子扣住了题目。你不是说“说笑”嘛,那我就从卖笑开始谈,而且用非常精炼的一个话题,引起读者的兴趣。看上去好像漫不经心,实际上现实针对性非常强,可以说这叫做举重若轻。好像一种武林高手的风范,你看鲁迅也是,一上来态度也很庄重,但鲁迅好像就是硬碰硬,鲁迅是举重若重,你一百斤,我就用一百斤的力气给你举起来。钱钟书好像随随便便走到这里,一抬手就举起来了,他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看短短的第一段真是简洁利落,没有一个废字,道理讲得无懈可击。而这个文字你读了三两行之后,它自然散发出一种幽默的味道,你感觉它上来就不同意这个幽默,他说幽默文学是卖笑,但是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幽默的。所以这短短的第一段就已经把读者吸引住了,好像一个人随便一挥手,幽默的气息就出来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噪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读钱钟书的文章你经常感到很过瘾,你经常觉得,假如你也按照他这个角度来写文章,你一定写不过他。什么叫叫人佩服?就是你按照和他一样的方式做事情,你做不过他,这样的人就值得佩服,或者说就值得崇拜。如果刚才我们说第一段那个文章是起,那么第二段就是承,起承转合的承,紧接着第一段。他从人和动物对比的角度来探讨笑的问题,我们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有一个特点,经常把人还原到自然中来讨论,比如说这个狼,狼它就是要吃羊的,狼吃羊是上帝规定的,是天经地义的。而羊就是要给它吃的,所以狼吃羊没有什么可谴责的,狼虽然吃羊,但是狼从来不吃狼,这是狼比我们人“高尚”一万倍的地方。而且狼在不饿的时候,它也不随便糟蹋羊,它也不随便吃羊,它不会把羊抓来玩够了再吃,它不会。我们人有什么理由在狼面前自高自大呢?在狼的面前我们人是何其虚伪不道德。我想狼和狼之间如果用它们的语言互相咒骂的时候,一定说这个家伙坏极了,坏得像人一样。我想在狼的语言中,“人”可能是最厉害的一个骂人的词。所以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人,往往能够给人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启发。你看钱钟书先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把人还原到动物中去,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然后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狼是随时可以吃羊的,但是它不饿的时候,它不需要的时候它不去吃。也就是说你有什么能力,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发挥和实践这个能力。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高中给中学生做讲座,那个高中的学生很有思想,他们很有反抗性。他们提一个问题,说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反对我们早恋,说我们已经到了有恋爱能力的年龄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恋爱?然后我说我也不反对早恋,但是我说一个人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去实现这个能力呢?你有很多能力,你是到了十六七岁,有这个能力,你还有很多能力呢,你可以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你也可以练习田径运动,你有很多很多事要做,为什么非要做这一个事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干嘛非要专攻这一门呢?就是说人有了一个能力之后,不是说马上要去做,你酝酿酝酿等能力更强一点的时候做,是不是更好?那么钱钟书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你可以每秒钟都笑,你为什么要笑?是不是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就要笑。接下去他指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我读他的文章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过,他说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而是会笑之后,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就不笑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严肃起来,因为不敢笑,我一下子就开始反思自己,我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时候,自己并没有幽默,而是用笑来掩饰一种什么东西。比如我在领导面前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因为没有幽默而笑,我为什么要在领导面前笑呢,自觉不自觉地笑呢?特别是你去听音乐会,你看到很多人跟别人一起鼓掌,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当别人静静欣赏的时候,他在那里百无聊赖,或者在那里拼命地喝可乐,吃面包就榨菜,一顿猛吃,一看别人鼓掌了,赶快夹着面包鼓掌,表示他听懂了这个音乐。还有的人去看画展的时候,看书法展的时候,其实也看不懂,但是看着别人都跟着评论,他也跟着评论。好啊,这个写得非常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也去美术馆看书法,看着下面写着两个繁体字“奋斗”,看这字写得多好,多么遒劲有力,“奋门”。这种事情我想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遇到一些,就是人他其实没有那个欣赏能力,但是他要合群,他为了别的目的,要来伪装自己,你说他明明是缺乏那个能力,他遮盖这个贫乏。这就是钱钟书讲的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那么钱钟书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从深刻的观察来的,你看他经常提到一些细节,他对人性的观察非常深,说明他平时就熟悉。其实我们平时不也很熟悉那些干笑,陪笑,皮笑肉不笑,但我们没有在脑子里很深刻地去想,我们经常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随便地捏合在一起,以为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其实是没有的,或者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比如你看电视里有一些记者去采访老乡,老大爷,你的茄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好?老大爷说,嘿,党的政策好呗。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党的政策好和茄子长得好,有这么简单的关系吗?只要党中央政策一好,茄子就长得好。我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他对党的政策不负责任的报道,他这么简单地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报道任务。也许他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把这个事情弄成一个可笑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看钱钟书写出这个笑的辩证法。幽默,哪有那么容易的幽默,哪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幽默起来的笑呀。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人性,不是随便笑一笑、逗一逗,就叫幽默的。他在剖析了这些之后,他来了一句狠的,他最后说“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把幽默文学和傻子的呆笑又并列起来,前面一个卖笑,后边跟傻笑又联系起来了。你看钱钟书的语言好像是东拉西扯,最后针对的还是幽默文学。我们看金庸写武林高手,经常用一句话叫好整以暇,就是说在激烈的活动中,他抽空干点闲事,打着打着架,抽空在墙上写个字,表示他功夫非常高,能够忙里偷闲,钱钟书就有这个本事,从第二段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这一段非常长,我们看钱钟书写得多么好,我觉得读了他的文章,我简直觉得我不敢往下讲,因为我不可能讲得比他更深刻。第三段是全文比较长的,核心一段,也可以说是起承转合中转这一段。读这一段我们首先就会佩服作者的旁征博引。一个人有学问很容易,但是他能够这么灵活地旁征博引,随手就引来一些跟“笑”这个论题有关的材料,说明“笑”是不可人为的。而林语堂等人,他们以为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首先我们说中国人到底笨不笨,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谁说中国人就比西方人笨?谁说中国人就没有幽默?一些人说,一些人觉得中国人没有西方人幽默,但是后来你读一读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说西方人哪有什么幽默。西方人的幽默才是小丑,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所以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存疑的,这个问题是可探讨的。况且即使中国人真的笨,经过你提倡幽默就能不笨了吗?中国人不幽默,你一提倡就幽默了吗?那么钱钟书这一段文章里有一句名言叫做“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觉得这句话是全文的文眼。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唱歌,可以,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工作,可以。但是我们很难号召大家一起产生某种感情,感情是不能号召的。比如我在这里说,朋友们让我们仇恨起来吧!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绝不可能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美国教授来到中国演讲,美国人比较幽默。就讲了一个笑话,讲了笑话之后,然后就让这个翻译给他翻译,翻译给他简单地说了一句话,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哈哈大笑。这个教授就很奇怪,对这个翻译说,你的水平怎么这么高啊,这个笑话我在很多场合讲,那个翻译都翻译得不好,没有什么效果,我讲得这么幽默,你怎么稍微翻译了两句,他们就笑了。怎么回事?这位翻译说很简单,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位美国教授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请大家笑一笑,大家哈哈就笑了。我们知道他指挥的其实是一个动作,是一个笑的动作,而不是从心里发出的高兴。笑不能提倡,钱钟书进而就指出笑不能提倡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幽默不能提倡,你在那儿提倡,提倡起来的幽默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小花脸的滑稽表演,小花脸的表演不是也能让人笑吗?这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现象,小花脸能够使我们笑,我们看很多相声演员的东西,我们也笑了,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钱钟书真是厉害,一个字就道破了他们的区别:“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一个“对”一个“跟”,两个字,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在钱钟书的笔下,就点铁成金了。我们马上就明白了,最后钱钟书很有力地说:“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是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笑的是他,不是他说的那个事。比如说那个演员在台上摔了一个跟头,我们笑的是他的笨拙,并不是他用他的智慧,把我们逗笑的,不是。那么隐隐地就告诉你,很多自以为是幽默大师的人,看上去不过是戏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谁能够自封自己是幽默大师的吗?这很难,你说自己是某个方面的能手,可以,说自己是幽默大师,这非常难。

下面我们看第四段。“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作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我们知道每个民族的人,可能都给其他民族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留下某种气质。比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德国人是不幽默的,英国人是幽默的,法国人是浪漫的,俄国人是懒惰的,中国人是深不可测的等等。我们会对每个民族的人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块钱硬币,怎么办?假如这个人是美国人,他马上会打电话找警察,喂喂喂,我丢了一块钱硬币,马上帮我找一找。我是纳税人,你要为纳税人服务。这是美国人办事的态度,美国人特牛,他的任何事情国家都要负责任。要是英国人呢,耸耸肩膀就走了,没什么,算不了什么东西。表示很有绅士风度就走掉了,如果是德国人呢,他就会把他丢钱的这块马路作为一个寻找范围,纵横各画上一百条线,画成一万个小方格,然后拿一个放大镜,一个格一个格找。最后一般都能找到。这是强调说德国人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但是显然是很不幽默的,显然是很没劲的。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会一仰脖子,算了,谁拣到让他买棺材去吧。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态度。这里钱钟书对德国人的评价,显然是认为德国人是没有幽默的,认为德国人是偏重于严肃的,英法人的幽默是比较世俗的幽默。

那么钱钟书接着说:“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第四段就是起承转合的合,是做结论的部分。但是钱钟书做结论也不老实,仍然是挥洒自如。他指出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一成为主张和职业就坏了。其实不光是幽默,其实什么事情只要一成为职业,就坏事了。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一个职业,找职业是为了我们吃饭,但是职业本身往往是无趣的。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说世界上85%以上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但是没有办法,他虽然很擅长这个,但是他并不喜欢,为什么艺术家受人尊重,因为艺术家的职业往往是他自己喜欢的。他正好喜欢这个事,他又擅长这个事,所以他活得比较愉快,活得比较幸福。其实我本身的事情也是这样,我经常跟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说,我们大家为什么要考中文系?为什么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还不是因为你原来是一个文学少年、文学青年,抱着文学的梦想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怎么样呢?我说中文系误我终身,没想到这个事原来很有意思很有趣,一旦成了职业用它来吃饭的时候,乐趣就减少了。你坐在电影院里和别人一起看电影,人家都是随便地笑,随便地哭,很幸福,在那里欣赏,叫欣赏艺术。我们很紧张,我们在那里用职业的眼光看,这是主题、这是结构、这是倒叙,弄得索然无趣,不能和别人一起哭一起笑。所以我经常提醒我们的学生,我们对自己的职业要有反省,我们可能是职业变态者。前一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围棋大师吴清源谈围棋的感受,围棋也是这样。本来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艺术,但是现在都职业化了。每天棋手们忙着比赛,比赛有高额奖金,为了获得奖金,为了获得冠军去下棋,可能就要不择手段。可能输了也要不承认,或者巧妙地利用规则,来使自己获得胜利。比如一个年轻棋手和一个老棋手比赛,他明明不如这个老棋手,但他知道时间拖长了,这个老棋手身体就不行了,脑子可能会混乱,他就跟他拖着,想尽办法把他的身体搞垮,叫乱拳打死老师傅。而且经常能够成功。像聂卫平这样的人,前五十步是天下无敌的,但是过了两三个小时,他身体不行了,只要出一招错招,就会被对方抓住,最后人家反败为胜,他是反胜为败了。所以钱钟书批判职业化,钱钟书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学者,但是他经常“不务正业”,他写小说属于“不务正业”,他写小说、写散文都是“不务正业”,不要太把自己的职业当回事,就是说又能够围绕着它,又能够离开它,这样的人可能是活得更轻松更自由的人。钱钟书说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这可以说是钱钟书自己的幽默观。也就是说真正幽默的人,应该对自己也能幽默,你不要老去讽刺别人,你不要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别人不理解你,不要老向别人去解释你做得工作多么好。你主要应该去了解别人,最重要的是了解外部世界,你自己受了人家的冤屈误解不重要。你甚至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俗人,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真正自信的人,你不在乎这样调侃自己。它不会损坏你自己,那么大家甚至可能觉得,这个俗人还不错,这个粗人也很文雅,还是很有文化的。就是能够对自己也幽默,这是幽默的更高的一个境界。

我们下面来看最后一小段:“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前四段是起承转合,这是起承转合之外的一个补充。本来上面四段已经把问题讲完了,上边四段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就是说没有第五段,这个文章也可以独立写完了,但是大作家有这个本事,他的文章可以再加一段。他首先指出假充幽默的两个动机,尊敬、利用。什么事情只要是好的,具有价值的,就难免被人利用。其实世界上迄今为止,所有好的东西都被人利用过的。你说正义是好的,就有人说我是正义的。任何一个名牌出来不久,马上就有假冒,因为你有价值,因为你是好的。而假冒起来之后呢,这个真的东西还往往打不过这个假的,我们一般人总怀着幻想,说邪不压正,未必。可能从人类历史很长的时间来看,是邪不压正,但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里,经常是正不压邪。那个名牌产品一旦被假冒起来之后,它很难打败这些假冒的,最后就被击垮。你只有另辟道路,另起炉灶,这是经济学上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竞争起来因为坏的东西是不择手段的,好的东西是要遵守规则的,所以好的东西经常是吃亏的。就是善于骗人的人,容易得到更多的选票,他玩一个什么小伎俩,肚皮上打一枪,选票就上来了。经常是坏的东西更占上风,所以钱钟书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是从长时段来说的。在短时段,特别是具体到人的一生这个短的时间里,你可不要相信正不压邪,不一定真理获得胜利,而经常是假丑恶获得胜利,而这才是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假如人活着都是一片美好,总是好的动东西胜利,那还有什么劲呢,那人就不必要奋斗了,反正好的都是胜利。正因为好的东西经常不胜利,经常失败,坏的东西经常胜利。所以我们活着要跟这些坏的东西做斗争,要反抗,活着的意义是反抗,是想把坏的现实变为好的。回到这个“银笑”,“银”本来是像银子一样的声音,这里又和“银钱”联系起来,又回到了文章的第一段“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这是一种像对偶一样的,前面出一个上联,这里有一个下联接着,第五段轻轻松松地回到了第一段上。

我们总结一下钱钟书这篇《说笑》的写作特点。第一个叫做推理严密,论证透析。你读起来很轻松,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五段文字,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读起来又很洒脱,可以说洒脱中有法度,这就是功夫。既有现实的针对性,也有哲理的深度和普遍意义。所以过了六十多年,今天读起来还是这么有针对性,好的文章是能够超越时空的,我们为什么说鲁迅是伟大的?就是因为鲁迅是超越时空的,鲁迅所说的问题今天还存在,那么钱钟书这个文章一样,表现出一种大学者、大作家高瞻远瞩的气魄。谈的是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但是能够穿越时空,你在别的时代也能够考虑幽默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材料丰富,左右逢源。这篇文章很让人佩服的地方,也让我佩服的一个地方,是能够打通古今中外,纵横潇洒,扯得很远,又收得拢。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之外,更需要有灵活驾驭材料、打通知识壁垒的良好悟性。那么钱钟就是这样的一流人才,我们把钱钟书叫做通才型的大学者,“通”我们中国人做学问,从古到今都是讲“通”这个字,一定要做通了。没有人教过钱钟书什么叫幽默,但是他学了那么多东西,他学通了,他谈幽默就能谈得这么好。其实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可以相信,他谈什么都可以谈得好。因为你不知道他肚子里有多少书,而且随时拿出来可以用,所以这是钱钟书给我们的启发。

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是文笔幽默,才华横溢。钱钟书谈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处处都有严肃,但又处处引人发笑。而且这个笑是我们心悦诚服地跟着他笑,我们不会对着他笑。他反对幽默文学,可是他这篇文章就是幽默文章。也就是说他用这篇文章树立起一个真幽默的榜样。啥叫文章?你看看这篇文章,这才叫幽默文学,不是你们提倡起来的东西。真正的幽默应该是我不幽默,这才叫真的幽默。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钱钟书自己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会幽默才去反对人家,那就成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你自己不会幽默,你反对人家的幽默,这是没有力量的。这个文章之所以有力量,是我自己非常幽默,比你们强得多,然后我说你们那个不行,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这是钱钟书以幽默来反击幽默文学,不可能有比他做得更合适的。

其实鲁迅那个文章本身也是幽默的,但是鲁迅的幽默是一种辛辣的,带着辛辣讽刺的幽默。鲁迅的批判性像烈火一样,连同自己一起烧在里边的,读鲁迅的东西,你会有痛感,痛楚感。他拿一把刀,他挖社会黑暗的时候,把自己也挖一块,他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然后他自己说我自己也吃过人。所以这个时候你想笑,觉得又笑不起来,他都说自己吃过人了,你想是不是我也吃过,就会这样想。而钱钟书,你看我们今天只讲他作品的优点,但是也有人批评钱钟书,说钱钟书是站在人生外边。钱钟书他把自己放到一边,他不讲自己。你看他的文章里不说我怎么样,刚才我给大家讲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也经常说我怎么样,我也经常把自己放在里边,钱钟书他不把自己放在里边。他就说这个事怎么怎么可笑,所以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感觉,会觉得钱钟书是坐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好像在剧场里看戏,有坐一楼的,有坐二楼的,有坐三楼的,钱钟书一个人在大顶上,他一个人在大吊灯上,他在大吊灯上看。所以他不但看台上的戏可笑,看我们这些观众也很可笑,但是我们都看不见他,因为他太高。他处在一个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被他的学问所征服,被他的智慧所征服。觉得他说得真好,我们达不到,可能就不再往下想了。但是有些研究者他还会往下想,之所以钱钟书这么幽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他跑到人生外边评论人生。所以我们今天一块跟大家欣赏钱钟书《说笑》这篇文章,最后能够使我们不仅是理解幽默和笑这个问题,对整个人生恐怕都有所启发。

毛主席一生反极左

2013年8月24日西藏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第一次来到阳光如此明亮的地方——世界上阳光最明亮的地方。高天离我们是这样的近,群山看上去是这样的巍峨庄严。我站在窗口看外面的白云,好像白云上面就有真理,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把这个真理拿下来,可是好像离我们这么近的真理我们却拿不到。很多人喜欢来西藏旅游。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跟他所生活的地方相比是比较艰苦的,可是大家都愿意来——无论什么思想立场、什么思想感情,都想来——他们来寻找一个叫“圣洁”的东西。可是,来的人能把这个圣洁拿走吗?我虽然第一次来西藏,但是我对西藏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我看很多书、很多游记,我就觉得,那些作者好像没有把西藏的圣洁拿走,他们只不过是向往、羡慕而已。为什么拿不走,可能是我们自己不够圣洁,包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觉得自己太不圣洁。我们是从一个很肮脏的地方来的。看到这里这么灿烂的阳光、这么蓝的天,就想到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是一片阴霾。祖国太大了,祖国有很多地方很干净,但似乎有更多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我想去把那幸福和真理拿走,可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怀着很羡慕很向往的心情来到这里,可是从下飞机到现在,有点高原反应——头有点疼,心有点跳,腿有点软。幸好,我的心还是清醒的。我的心告诉我:这都不要紧,这都可以过去,只要我们的心灵是理性的、坚强的,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我们想一想,就在这几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是不是也有一点“高原反应”?好像这几天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高原反应期。我们看到,很多人倒下了,很多人呼吸紧张了,有的人很猖狂,有的人很悲愤,有更多的人——不管什么立场——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也许在座的一些朋友不上微博,大家习惯于传统的浏览讯息的方式,但你也能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各种反应中察觉到,现在我们国家处在非理性的状态。我想,我们应该战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从更广阔的视野——好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看世界——来看待全盘的形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讲一个专门的问题:毛主席一生反极左。这个题目很鲜明。其实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讲座中也曾不同程度地提及,但是以前形势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所以以前只是提及,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年之前,那时是一片白色恐怖。我有一篇文章讲到:我那个时候文章一写到“帝国主义”四个字,都不能发表,都要删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批评帝国主义。十年前,我如果说某某是汉奸,没有一个人赞成。人家会说:“老孔啊,你什么思想?都什么年头啦,哪有汉奸啊?”说这话的不一定是坏人,好人也不赞同。现在怎么样,“汉奸”已经成了一个常用词。我很喜悦我发明了很多常用词。十年前形势是这样的。到了五、六年前,一大批革命群众、正义之士觉醒了。人们都发现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再不起来就真的亡国灭种了——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很多人有正义的情感,这是发自本能的正义情感。可是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辩证法,它一定有坏的一面潜藏在里面。我们不会提早知道,好事有一天会变成坏事。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我党干部从来不读马列”。我们要想一想:好好的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像外面的蓝天白云这么好的江山,怎么就会变成一片阴霾——怎么失去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别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在四五年前,我就在讲座中提及: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随着反击右派、反击比右派更坏的汉奸,在这个形势中,慢慢地就会出现极左倾向。有些人自己不去从事对敌斗争,不去从事打汉奸打卖国贼的斗争,他专门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每天搞正义阵营内部的窝里斗,每天说某某不革命、某某是修正主义、某某是假左派,只有他自己是最革命的。当然,这里边分很多种,情况有不同。有一些是思想比较僵化的——他们也不考虑考虑,红色江山是怎么在他们那一代人手里丢失的;还有一些是年轻的——年轻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心情,加入到这个阵营里来,经不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在各种情绪激化之下,就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在去年到今年的惊涛骇浪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在这个危害之下,我觉得有必要专门讲一讲反极左的问题。今年正好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从年头到年尾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我想以毛主席为核心,谈一谈反极左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谈毛主席的问题,我想把极左这个问题认真清理一下。

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

说到毛主席,一个问题就来了——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清楚,好人和坏人都不清楚。大多数好人和坏人有一个共同认识:毛主席是左派。我在讲其他问题的时候,也提过类似问题: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耶稣是左派右派?今天我们来到西藏,还可以问:释迦牟尼是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没有冷静的思考和对历史的熟悉,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
这里我引用一个人的文章。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的笔名大家都很熟悉,叫“数学”,他很有理论修养,经常写文章。数学的文章是很有深度的,他有一篇文章叫《毛泽东唯一极左的地方》。我不一定同意他文章的观点,我介绍他的说法。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算是其中比较右的人,而不是左的人。”数学是公认的左派理论家,但他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例子:“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种观点,如‘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农村包围城市’,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等等,都是相对比较右的观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很多人一听“毛主席是右的”还会跳起来:“毛主席怎么会是右的呢?!”数学就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许许多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实施过全面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市场。”今天很多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买不着,说那时候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什么都要票。然后很多左派同志跟他去争论,争论也争论不到点上——因为你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谁说毛时代买什么都要票啊?毛时代是实行票证制度,但在票证之外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不是有个词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没有市场你割什么尾巴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是什么,不就是到市场上收拾那些卖猪肉的卖瓜子儿花生卖水果的农民吗。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有着普遍的市场,按照左派的社会主义逻辑,这就是错误的。还有,那个时候在城市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采购员。如果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要采购员干什么?采购员就是在计划经济之外去调配资源的。我们对事实首先要有一个真实的认定。当然你说毛泽东这算不算他是右派,这可以进行理论探讨。数学说他当年是在海军当兵,他说:“我所在的海军部队的蔬菜,完全是从自由市场购买。”我们今天对毛泽东时代很多真实的历史都认识错了。即使在毛泽东去世那一年,毛仍然反复声称:“我国有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毛泽东没有任何意图要取消八级工资制。数学说:“毛泽东是右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极左的——就是所有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这一点我认为是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提到毛泽东时代就不高兴的理由。这个算不算极左呢,也可以讨论。但他说的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对的。毛泽东以及像毛泽东这样的干部,他的心向着草根,向着人民群众,但有时候搞的呢,可以叫“官不聊生”。干部觉得“我们干的比群众多,我们比群众聪明”;大干部更觉得“这个国家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的待遇不够,不能体现我们的贡献”;知识分子更是早早就怀有二心。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不满,这是一个事实。但这算不算毛泽东极左呢?这就关系到如何认识左和右的问题。

毛泽东追求的是最正确

在我看来,毛泽东像人类历史上一切圣贤一样,追求的不是左和右,追求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立场,他追求的,恰恰是正确——最正确的道路、最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用儒家的一个词来表达,就叫“中庸之道”。毛泽东思想是最合乎中庸之道的。我这样说,很多很左的同志又会不同意:“毛泽东怎么是中庸之道呢?” 那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中庸之道,他以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就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错的。中国的“中”这个字,不是中间的意思。“中”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丨”是根杆子,上面套一个绳子,这是古代最早测量天文的工具、测量日影的工具。“中”这个字本身就代表了标准,代表了正确。“中”本来的意思是对、正确。河南一带的人把正确叫“中”——你问他对不对,他说“中”。所以中原地区的人对“中”字的理解是最准确的。中庸之道是活的、动态的思想。你说下雨对不对啊?没有对不对,要看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下。这叫中庸之道。毛泽东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比如,对于西藏解放问题,毛主席尊重当时西藏的社会结构——不能上来就把人抓起来革命,那不行,因为群众没有觉悟到那个程度。在西藏、在新疆、在内蒙、在云南,我们是怎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呢?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创造是怎么创造的?脑子一拍就创造出来了?不是,还是把传统文化加到马列主义中去,以阶级问题化解民族问题。这里有民族不要紧,民族要讲团结,但是每个民族内部是有阶级的。解放农奴,可以不触及达赖班禅、各个活佛——对你们很好,但是不许你们再随便杀人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头盖骨弄下来当饭碗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腿打折、把眼睛挖出来了……这都不行了。所以他进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改革——对穷人好,但是没有打击坏人、打击富人。这样的政策就上下得人心。而这个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今天不是讲人性吗?资产阶级讲的那个人性是虚伪的,它口头讲,实际是不讲的。口头讲平等自由,其实是不讲的。可是,他们不讲不等于那个事情是错的。我们无产阶级要讲,要讲人性,要讲人道主义,要讲平等自由。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给了每一个民族大多数人以解放——跟你原来比解放了,但是没有今天生活这么好。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在民族政策上,不同的领导在不同的地方,也都犯过错误,左的和右的都有。这个错误,用左和右来说呢,我认为:不负责任就是右,急于求成就是左。只顾一团和气,不去进行社会改造,就是右。延迟社会改造,不是不进行,而是慢慢地一点一滴地进行。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移风易俗、建立卫生教育系统、让人民有文化。我们在底层这样做,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向往社会主义。人家向往社会主义了,再搞社会主义。如果你不去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就是右。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解放以后就和上层的一些头人啊、土司啊、活佛啊,在内地和资本家啊,吃吃喝喝、不关心工人农民的痛苦,这就是右。那什么是左呢?就是急于求成,不讲统战政策。左的错误,可能在文革中,在一些地方表现得比较突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认识到,不能全盘否定文革,认识到文革的伟大,认识到幸亏有了文革才没有亡国灭种。但另一方面要承认,文革中毕竟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出现了失控的局面。为什么失控,可以研究。那些打砸抢分子是什么人,什么人挑动了武斗,什么人挑动了抄家,什么人挑动了打老师,可以去研究。但是,它证明确实存在左倾冒进的错误。我们国家一有冒进错误,最后都是毛主席出来承担责任。都不是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太伟大了,他是一把手,责任都算在他头上。现在我们查一下历史,看看当时那些事情到底是谁做的,毛主席有没有发过比较极左的指示。

当今思想文化动态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讲道理的时代已经快过去了——道理已经讲完了,下面是斗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的,谬论往往是靠谎言支撑的。 那些最坏的谬论——钓鱼岛可以不要啊、给穷人盖的楼不需要厕所啊、没有必要保住18亿亩耕地啊——现在都不需要去反驳它。正义的理论会越来越取得胜利。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敌人怎么办,敌人是要疯狂反扑的,就要调整战略——有组织地伪装成马列主义者,打入左翼内部。现在打入左翼内部,比以前容易得多,在网络上直接伪装成左派发言就行了。最近这两年,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左派,他比谁都左,但是以前这人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他伪装成马列主义者,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下一步,他不是去打击坏人,他去打击其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万不可盲目乐观。原来完全白色恐怖,我连个喘气的地方也没有;现在终于可以扒开一个空间说几句话了,而且有那么多的朋友想听,这是好事。但是放眼整个社会,看看我们的意识形态,看看我们的媒体环境——敌强我弱。习近平同志自己的讲话都不能顺利传达——大家想想是什么局面。有些人不懂政治,说:“习近平是一把手啊,他的话怎么不能随便讲?我不信。”你不信,你想想毛主席——毛主席的话能顺利传达吗?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的讲话,某市某报纸就不给他发表。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怎么办?只好南巡。毛泽东在自己领导的国家里,还要打运动战、游击战啊。老人家那么高龄还要去打游击,重新集结队伍。你以为一个人当了一把手,就什么都有了吗?什么叫权力?不是那个位置。有多少人听你的调遣,有多少人按你的意思办事,这才叫权力。有一个坚强的小分队,二十四小时在控制着孔老师的微博,随时掐灭。也就是说,他的人还在,意识形态还在他的手里。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一看,又有几千条来骂我的微博。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个战斗状态。今天的战斗状态,是极左与极右合流来打击我们。而群众处在一个不佳的状态:一方面是急躁,一方面是苦闷。不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就像我刚才说的高原反应一样,很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办——好处是人民群众觉醒了。可是,我马上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的《<呐喊>自序》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中国是一个铁屋子——如果大家都昏昏地睡去呢,也就不太痛苦地死去了,可是现在你把大家都唤醒了,唤醒了又打不破这个铁屋子,就要在痛苦中死去。所以鲁迅曾经犹豫要不要呐喊,最后选择了呐喊。鲁迅也只能呐喊,他没办法让那些觉醒的人去参加革命——他不是革命家。所以鲁迅把他们喊醒后,自己却痛苦了。幸好有毛主席,这些被鲁迅唤醒的青年去投奔了毛主席,找到了道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很黑暗,可是那时候有延安。现在延安在哪里?没有延安。这是群众苦闷、急躁的重要原因。我有一句话:网络就是延安。时代不同了,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不要幻想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可能的。如果想监控你,你的24小时的全息生活可以被监控,现在信息可以云量海量无限量储存。只要需要,可以知道你的任何生活,还可以制造你的任何生活——可以制造你干了什么,让所有人都相信,最后你自己都得相信,还得承认,签字摁手印。一切是可以制造的,这是高科技的可怕之处。再一个,随着左翼力量的扩大,左翼内部很多人有名利思想,觉得这事很光荣啊,“你看我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增加了许多粉丝,有很多人跟着我,有一天我也像毛主席一样好几百万粉丝。”名利思想,不能不说对人有一定的诱惑。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想到,而且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历史上从来如此。革命的历史有它浪漫的一面,但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不都是正面冲锋最后倒下的,怎么倒的都有。革命会冤枉人,有些冤枉甚至是故意的。

极端与辩证

我对左右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我经常说,我这样的人如果在1958年可能还会被打成右派。因为喜欢乱说话嘛,喜欢说些领导不喜欢听的话。1957、58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是左派。今天坏人为了反对共产党,把他们都装扮成右派。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党还不够左,给党提了更左的建议,然后领导不高兴,把他们算成右派了。或者人际关系不好,平时瞎嘚瑟,被弄成右派了。右派怎么样的都有,要去查个案,就会觉得右派打那么多挺荒唐。当年毛主席说“右派划三千个够不够”,负责划右派的邓小平说不够。三千不够,那三万总够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后来划了多少,划了五十五万。你要划就划一辈子,怎么突然有一天又给他们都摘了帽子,说不是右派,这政治岂不成了儿戏?一夜之间又都不是右派了,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思想状况,左左右右本来是常态——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总是左一脚右一脚地走。人的思想是动态的,人的决策有一个过程性,人在实践中需要试错。从思想的动态性、决策的过程性、实践的试错性来讲,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据说刘少奇有一句话,一左一右,走到共产主义。这个话本身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不搞极左,不搞大跃进、浮夸风。现在有些人为了攻击毛主席,就把毛主席决策过程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决定拿出来批判,说“你看,他是错的”。比如说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时候都是用电报。指挥辽沈战役,毛泽东跟林彪之间雪片一样的电报,这是个商量的过程。你把商量过程中某一封电报拿出来,说“你看毛泽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后来不是这么打的”——这就是搞阴谋,或者无知。我们人自己想问题的时候还有个过程呢。比如说要吃饼干,我是吃三块还是吃两块,最后决定吃两块。那前面不是想过吃三块嘛——那不叫错误,那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和林彪商量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不论哪个决定,在过程中的不算错误。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不要以为左了就是对的,或者右了就是对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经常在左右之间变化、调整。那什么是不正常的呢?极左和极右就是不正常,就是祸殃。把一种倾向推到极端——比如左现在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左;比如现在右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右。经常有年轻人问孔老师“到底左正确还是右正确”。我说:“你要看现在的情况。假如现在坐在车上,车向左歪,你往右拉一把,这个右就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一切以具体情况为依据。不能无限地向一个方向拉,那就是极端。”极左极右不仅在革命历史上,在一切领域中都有反映。之所以说它是祸殃,因为极左和极右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比如今天大家都有环保意识,都认为环保好,每个人都主动地做一些环保工作,捡垃圾啊少丢垃圾啊等等,但是也出现了极端环保主义者。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极端,我们大家都爱护动物,又出现了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今天也产生了好多偏执的伪科学狂,有一些自然科学家打假,我也挺尊敬他,但他有时候是一根筋,在科学问题上走到了极端,要求什么东西都得用实验室来证明。按照他的思维,中医就是伪科学,藏医也是伪科学,一切不符合西医的都是伪科学。这就是一种极端科学主义思维。你读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毛主席一生把辩证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毛主席讲:“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和右。”一批左派聚集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分左和右,右派亦然。如果企图你的系统中只有一种倾向,只有左或者只有右,那一定会失败。左右是相对的,有左就有右,关键是怎么对待左和右。高下相倾,阴阳转化,左右是互生的。

革命与左右

下面我谈谈革命与左右的问题。我说的革命是广义的革命,人类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改革也是革命,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不断从昨天走向今天走向明天,这就是革命。《易经》讲的就是革命。在革命队伍中和敌人的队伍中都存在着左右。比如当年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内部有左派。怎么对待国民党左派,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党内的极左势力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是国民党,反正是坏人,见了就杀见了就打。而毛主席不是,毛主席是严格区分,虽然是国民党,内部还有派别之分啊,能交朋友的、能拉上关系的全部拉上关系。所以我们跟国民党左派一开始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左派最了不起的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我们想,假如宋庆龄这面旗帜被蒋介石举在手里,那对我们是何等的不利。宋庆龄是国民党,孙中山夫人,可她的遇事都是向着共产党,共产党的人被抓进去了,她去要人,搞得蒋介石很尴尬,因为她跟蒋介石有亲戚关系,蒋介石还得叫她二姐。一直到建国后,有人说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这是笼统的说法;准确地说,不是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是国民党反动派跑到台湾去了。国民党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因为国民党不都是坏人,好人都留在大陆了,咱们的政协里边是有国民党的。张国焘革命的时候比谁都革命,他杀了多少他认为不革命的人,甚至要红军打红军,甚至要灭掉一方面军。最后毛泽东还是宽容了,还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主席。那么革命的人,最后不知怎么想的,竟然从极左一下子到了极右,跑到国民党那去了,当个小特务。在这边地位多高,是党中央常委级别的人,跑去当个小特务,一个科长处长就可以欺负他。他的后半生,不说革命,就说个人生活吧,混得很惨,老年冻死在加拿大。

1949年革命彻底胜利后 ,在土改中、在城市改造中,有一些领导同志,不注意党的政策,“革命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了”,1949年我们打下南京的时候,有一个小排长, 跑去把司徒雷登教训了一番,骂了个狗血淋头,后来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这其实就是极左情绪,革命者得天下之后的骄狂。这些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早都讲了。·更早的在1944年,毛主席就向全党推荐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诉全党我们将来不要做李自成。这是1944年啊,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呢,毛泽东还在窑洞里呢,他想的不是抗战胜利的事,他想的是将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毛主席他心里是有多么伟大的一个图景啊。在他看来小日本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蒋介石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将来不做李自成。谁告诉你将来要进京啦,谁告诉你将来要当李自成啦,他就有这个信心,他早早告诉全党,高瞻远瞩。毛主席能够这么早看清左右问题,毛主席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体会也很深。比毛主席更早,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列宁,他就旗帜鲜明地反极左。要清楚我们的原则什么,但是在原则之下是可以灵活的。怎么叫灵活啊,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危害性一致的敌人,敌人是不同的。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列宁也好,毛主席也好,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在每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解决了这个敌人再说。这就是理解了列宁的话,“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比如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法庭就是不合法的,可是现在敌人把你抓去了,你在法庭上要不要自我辩护,你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算不算是承认资产阶级法律?我们知道,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西斯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他就为自己辩护,我们能说他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法律吗?陈独秀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还请了最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章士钊也不是革命者啊。辩护本身也是个宣传的平台,通过辩护可以扩大影响。刚才说了,鲁迅跟共产党左翼文化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当时三十年代,全国有出息的文艺家基本都是左翼。比如说有个左联,怎么没有右联呢?就没有右联,有出息的都是左翼,不可能成立一个右联,成立不起来。也就是说全国的文艺界,在三十年代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同志,国民党下台是迟早的问题,军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人心早就不在国民党那边了。共产党如果自己不犯极左错误,早就取得政权了。人心都在你这边嘛,就连国民党的许多人都是左翼分子,那国民党还能混几年啊。我们想,假如说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共产党就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中间什么左倾错误都不犯,就不会有长征,几年时间就拿下南京,十年左右解放全中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己内部左倾把革命搞得差点夭折,然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略,历史走了个大弯,整个近代历史都改变了。左翼一开始是批判、围攻鲁迅,后来又批不动。因为他们批判鲁迅就举着一堆马列主义词句,就像今天拿着一堆普世价值的词句来吓人一样。今天的海归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个时候的海归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说一口嘀哩咕噜的俄语,挺吓人的,用马列主义词句铺天盖地攻击鲁迅。鲁迅说这些都是马列主义青年啊,他很谦虚,就去读马列主义的书,读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你们不是马列啊,我才是马列。鲁迅就开始反击,一反击,他们就土崩瓦解。后来党中央及时地看到这个问题,就命令他们不许再攻击鲁迅,要团结鲁迅,拥护在鲁迅周围,以鲁迅为旗帜。这样,鲁迅就成了革命文艺界的领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们请鲁迅来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想,一个伟大的组织,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应该怎么讲话?按照今天的说法,一定去讲一个慷慨激昂的话、鼓励的话、表扬的话。鲁迅他就跟别人不同,一句拜年话不说,去了都是泼冷水。人家左联成立大会,他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扫兴的话。然后下面讲了好几点意见:“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的这段话,说的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有的同志家里摆了四台电脑,一人搞了二十个马甲天天在那里谈论。这当然没错,但是呢,要小心越谈越高调,有一天就容易从左谈到右去。有很多实例,左变成右,右变成左,我们今天很左的人前几天还是很右的。我的粉丝里有大量天天来骂我的,后来在事实的教训下转变了。鲁迅说:“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要做很多乱七八糟麻烦的事,就说咱们这个西藏之旅,包含了多少细节,都需要人去做啊。我不是乌有之乡的人,这些年来,我亲眼看着他们做了多少麻烦的、卑琐的事情,很多革命理论家不屑于做的。我天天在微博上和人家“肉搏”,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写这些东西干嘛呀,没用,为什么不回去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呢。他不理解我们斗争的方式,不能整体地看待问题。鲁迅这个辩证法讲的和毛主席差不多。回到毛主席这里。毛主席讲话不像鲁迅——鲁迅讲话太绕弯,绕来绕去很深奥,这跟他的语言环境有关——毛主席的话,就是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什么人都听得懂,大学问,但是深入浅出。毛主席在一篇文章《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你看,讲得非常通俗。“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他能够这么驾轻就熟地把这话说出来,说明他在脑子里都不知道琢磨多少遍了。毛泽东批评左倾的话是很多的,比如他批评李立三“在1930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他用“持久”,这是鲁迅的词,包括《论持久战》。那么,到了建国后,确实仍有极左。比如说浮夸风、一大二公、搞大食堂,这些事都是谁搞的,是毛主席搞的吗?可以查历史文献嘛,查一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各位领袖在当时发表了什么言论。从1957年到1962年,毛主席的文章,有没有鼓动浮夸风的?没有。全部是批判浮夸风的,全部是纠正极左的。再查一下现在编的其他领导人那几年发表的文章,很好玩——空白。这几年没有文章?这奇怪了,你们当时不都是正确的嘛,就毛主席一人错误嘛。共产党很有意思,讲别人全是丰功伟绩,讲毛泽东一定要说有错误。全党就他一人犯错误,别人一生光明没有错误。既然那几年没有文章,那我们要查当时的《人民日报》了。文集里没出,报纸还在,图书馆还有嘛,一查就知道了。当时浮夸风谁搞的,谁说了亩产十万斤,谁说了亩产十万斤不够,再多搞几万斤,这都有历史,一查都知道了——都是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搞的。毛主席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不知道一亩田打多少稻吗?他能相信一亩田打十万斤稻子?这不可能的。毛主席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还亲自派出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个春天到中南海旁边去见王明富老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跟他交谈,我就感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啊,你们真幸福,你们相当于跟毛主席读研究生啊!毛主席教他们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实践,就像带博士生一样。所以他们以后担任领导之后,都是水平很高的,都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看问题一针见血。像王明富老人,八十多岁了,侃侃而谈,谈问题依然条理非常清楚,现在的很多事情,他不上网就啥都明白。但是浮夸风造成了一定损失,最后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

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批评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加在四人帮头上的很多污蔑不实之词,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四人帮的审判也是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闹剧。很多青年人不懂历史,我告诉他们翻开材料看看,当年审判四人帮,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四人帮的罪名是“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右派,国民党特务”,他们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加了这个罪名,人民群众当然很愤怒。但是看这个罪名就知道,判他们这个罪的人是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要不怎么说他们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呢?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罪过,所以批判四人帮的人是拥护文革的,按照文字表面来看是嘛。说他们是右派,那批判四人帮的人就是左派。那按照这个罪名,今天我们就能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今天不是否定文革吗,那四人帮破坏文革不成功臣了吗,四人帮就是对的咯?对四人帮的审判,包括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一块审判,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林彪集团的几个干将,“黄吴叶李邱”,除了叶群死掉之外,黄吴李邱全部写了回忆录,看看这个回忆录可以长很多见识。其中有一位将军说:“我从监狱里出来,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他说,首先你说我反党我就不服,你怎么还把我们和江青弄一块去了呢,我们跟江青一辈子是死对头,我们开会都不坐在一起,这太狠了,这谁搞的!这两个集团是不和的,一个文人,一个武人嘛。还有人说,我从井冈山跟着毛主席,跟了一辈子,跟成反革命了,一路枪林弹雨,从井冈山到白山黑水到辽沈战役,天下都是我们四野打下来的,打了一辈子打成反革命了。虽然我们是林彪的人,但是你要是林彪反毛主席,我们肯定站在毛主席这边哪。很多这些历史上滑稽可笑不合逻辑的东西,在今后的岁月中会逐步地揭开真实的内幕,让我们更加清醒。但是,我们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到底有没有极左的错误?我认为还是有的。就算四人帮是好人,但你为什么让人家给逮起来,这说明你还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是你无能,麻痹大意,认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们几个被逮起来不是你们丧失自由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自己分不清好坏,在关键的时候脱离群众。为什么你们被逮起来了,老百姓都欢呼?说明你们群众基础不够。当时我是小学生,不懂事,但是我看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觉得四人帮是坏人啊,这说明你群众工作做得不好。这是不是跟文革中一些左倾的做法有关系?毛主席几次批判四人帮有个人宗派主义——“四人帮”这个词就是毛主席发明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了,不要搞上海帮,要搞成五湖四海。”打倒四人帮之后,把毛主席批评他们的话当做审判的武器,但是仔细分析,毛主席这个话是带有感情的批评,是像批评自己的属下、批评自己的学生的口气。特别是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我觉得里边有爱情,是对自己的一个不懂事的年轻的小媳妇的批评。毛主席说,你到处得罪人,得罪这么多人,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是饱含深情的——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已经担心了,他死后他媳妇要出事——如果现在不讲团结,逮谁批谁。看看那些江青批评别人的话,其实内容都对,今天看都很有预见性,像某某人就是买办、某某人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历史证明,江青说对了,但是江青不该在那个时候这么说。这就叫革命的策略。正确的话,不是在任意时刻为了过瘾,为了赢得群众的掌声,为了显得自己英雄就要说的。她文艺青年出身,一双慧眼,看问题极其深刻准确,但是说出话来确实太损人。我这几年研究样板戏,去年专门在北大讲了一个学期的《红色娘子军》。讲到江青指导样板戏,那真可以说伟大,没有江青就没有样板戏的伟大。但具体被她指导的人就很烦,因为江青太敬业了,从早到晚地指手画脚,一会这要改一会那要改。她又比别人都高明,时间长了,你想你有这么一个领导,又是女的,天天指挥你,肯定烦了。江青不会像其他老革命家那样——怎么样平易近人、怎么样和蔼、怎么忽悠人,她不会,而有的时候革命需要你会这些东西。四人帮身上就带有小资产阶级极左的浪漫性。今天想来,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是极有预见性的。

样板戏与反极左

刚才提到样板戏,我就举几个例子,谈谈样板戏。样板戏里最有英雄气概的是《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主要是讲对敌斗争。它的好看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斗法,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但是武侠小说弄不好就会讲成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太英雄了!老百姓到了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能够抛弃武侠看革命斗争啊,就因为它代替了武侠。杨子荣就是一大侠,“啪”一抬手打灭两盏灯——这都可以,这就是绝世武功嘛。要防止鼓吹杨子荣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军队要有英雄,但是不能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智取威虎山》里好几次强调党的领导和纪律。“定计”那一场,很强调少剑波参谋长的作用。参谋长跟杨子荣已经商量好了“怎么打虎上山、怎么打进威虎山内部”,杨子荣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参谋长,就这样决定了吧!”这个时候,参谋长非常冷静,“要开支委会讨论这个决定”。这句话非常好,他不说“就这么干了”,还要开支委会。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这就避免了左倾冒进。《智取威虎山》很多地方都强调了少剑波的作用。它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杨子荣打虎上山,在那里智擒小炉匠,在敌人阵营中跟座山雕斗智斗勇;另一方面,夹皮沟,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发动群众。所以我曾经在一篇博文里讲:《智取威虎山》是人类文学史上“反恐文学”的经典。美国不是要反恐嘛,它老反不了。共产党才是反恐的祖宗,怎么反恐,你看看《智取威虎山》就知道了。首先来到一个地方发动群众,给老百姓治病。这小分队来到夹皮沟第一件事干什么?给李勇奇他妈治病。李勇奇本来是对解放军怀有敌意的,拿出匕首来要跟解放军拼命呐,结果呢,解放军把他老娘病治好了。马上群众关系就搞好了,马上座山雕就没了后勤了。这是一个反恐的典范。另一个经典的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有个叛徒王连举,他出卖了李玉和,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李玉和跟王连举见面的时候,鸠山拿出杀手锏,让王连举出场劝李玉和。王连举就说,“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儿”,然后李玉和大义凛然骂道, “贪生怕死可怜虫……”,中间有一句叫“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个王连举之前是很英雄的人啊,他居然说过“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么豪迈的话,和今天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像王连举这样的人,在没叛变前经常是很嘚瑟的。极左的人就是嘚瑟自己最革命、不怕死。《红色娘子军》里,吴清华参加了革命队伍,可是在攻打椰林寨的战斗中,为了个人私仇,一看南霸天出来了,怒火满腔拔枪就打,结果提前暴露了目标,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南霸天跑了,后来卷土重来,洪常青牺牲了。所以《红色娘子军》重点讲的不是我军获得胜利,获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摆平”吴清华这种人。把他们“摆平”了,革命就胜利了,把他们教育过来,革命胜利是小菜一碟。通过教育使革命者明白大局与个体的关系,特别冒进反而会坏事。最后提一下《杜鹃山》。《杜鹃山》是第二批样板戏的巅峰之作。从艺术上来说,是样板戏里最好的——对京剧的改革、中西合璧、人类先锋艺术的顶峰,武打、韵白、灯光,运用得简直没治了。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亲自操刀创作的。于会泳废寝忘食——现在还有这样的文化部长吗?亲自创作,早上起来一头晕倒——现在一个文化科长都不这样。《杜鹃山》里边讲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这部戏里,潜藏在革命队伍中最危险的敌人叫温其久。他也并不是敌人派来的内奸——我们要允许人参加革命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党代表柯湘来之前,这支农民自卫军跟传统的农民起义一样,抢了土豪劣绅的财物,就地分掉,然后把俘虏杀掉,把商人杀掉,不杀的也一顿痛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起义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举人亡,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今天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上访群众,我每个礼拜都收到上访材料,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访为什么会失败。人是缺乏反思的。后来雷刚终于明白,要找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党——虽然是个女的,他不太满意,也凑合,反正是个共产党。他以为找到党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党能够帮助他打仗、指挥作战——当然柯湘虽然是个女共产党,打仗也是一流的——但是他不知道,共产党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打仗,是路线,是策略。他跟柯湘发生的第一场冲突,就是柯湘不许他杀俘虏、不许他分浮财、不许他打商人。

革命与自我修养

今天很多人迷惘、悲愤,最后要问“怎么办”。我鼓励做打通的学问,把孔夫子、鲁迅、毛泽东、释迦牟尼都打通来讲。我认为,从孔子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主题是理性的问题。中国人不怎么信神,中国人即便信神也是很讲实惠的,要求神给自己办事,不办事就不信。一方面来说,这有点不虔诚,但另一方面有理性的一面。鲁迅让人丢掉幻想,最执着的是现实——这是瞿秋白总结的。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今天很多人对党中央有怨言。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怨言甚至仇恨,因为他老有幻想,在十八大前后都有幻想。因为有太深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所以自己就什么都不干了。一旦发现一个幻想落空,发现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就由爱变恨,这都是丧失自己主体精神的一种现象。毛主席很伟大,共产党很伟大,但是毛主席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话不是恭维人民,是他真实的思想。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一点。毛一生为什么是“人民领袖”?他把人民高举在头顶,不是为了忽悠人民,是他真的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们今天中国人缺乏自信,老存在幻想。我老师那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在绝望中抗争”,毛主席就继承了鲁迅的抗争精神。毛主席的事业没有完成,但是他留下了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这种精神,在绝望中抗争。我认为极左极右说到底跟个人修养、道德有关系。现代思想都能够还原到传统思想中去,儒释道都是讲自我修养的。在我看来,世界各种宗教思想,都有利于帮助人的修养。最正确的修养之道,就是革命。革命绝不是阿Q想的,把人家的东西搬到自己家去——很多革命家就是放大的阿Q,将来胜利了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革命是一种人的自我修养,是最高境界的自我修养。刘少奇同志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批判了,但是这个书主要的思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讲的就是共产党和个人修养的关系。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人修养很高的,但不要极左,不要你自己修养高了,就要求别人也这样,更不要整天盯着别人革命不革命。正是在革命的道路中,毛泽东由一个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大佛。我听说很多藏民家里,中间摆的是毛主席像,旁边是达赖、班禅。不要把它当成封建迷信,要尊重老百姓每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天地间最大的佛。这两年全国各地建了一些毛泽东的庙,这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的感情,这是他们最朴素的一种表达。

我们这些人,总体来说,毕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国家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想救,想让国家好,想让人类好,但是我们总体上还要乐观。中国毕竟不是解放前了,不是三十年代,不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更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党内党外健康力量还在,不管具体是谁,反正有健康力量,你要想肯定不是咱们这伙人,咱们这伙人就代表健康力量啦?既然有我们这伙人,其他地方也有无数的健康力量,只不过缺少联系而已。想到这一点,总体上,我们应该像看外边灿烂的阳光一样,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来到这里,我想借西藏的风景说一句:让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让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作证,不论眼前具体事件的结果如何,我们要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我最近连续地外出。去了俄罗斯的喀山,去了内蒙古、满洲里、海拉尔,还去看了诺门坎战役的战场——那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我看着起伏的山与辽阔的东北平原,想象着双方数百辆坦克、上边数十架飞机掩护,那个激战,真是壮怀激烈!那一战很重要,就是那一战把日本打趴下了。当然了,这后边是中国共产党牵制了60%的日伪军,然后斯大林果断地把亚洲部分的红军主力调往欧洲战场。 很多我们小时候和我们长大过程中知道的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很奇怪,大多数国民都不知道了。孩子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成年人也不知道——他们分明是学过的。“学过的人不知道”,这就说明——我曾经多次强调过的一个观点——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准确地说,不是每个人的记忆都可靠。能够记住真实的历史,这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和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的。自然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围绕着今年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这个主题,从晓波开始一直到郑老师,我觉得,已经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晓波一开始就讲了大量的史实:从几次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甲午,一直讲到国民党抗战、共产党抗战的问题。到后来,郑老师又上升到学术的角度来谈。但是我想:换一拨学者,他们也能讲出很多史实来,也有理论也有史实,讲的立场和观点会和我们完全不同。

在今天中国的话语场中,我们明显处于劣势。我这几年经常这样说:不要因为有一两个小战役的胜利,就忘了整个的力量对比,长期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并不因为一两次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一两个官司的胜利,这个形势就逆转了,还没有。还需要进行非常长期的艰苦的像鲁迅和毛主席那样的奋斗和战斗。

我今天来这里,也是迟到了。按照摩罗提供的地图下了地铁,出来之后要找这个三百米之外的目的地——找不到。找不到的关键是没有标志。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涌出一个概念,我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啊!真理就在我们附近三百米的距离,找不到。三百米的距离,为什么找不到呢?一没有路线,二没有标志,三没有高人引导。正好我就看见了这位女士,她正在向一个小孩问路。那我也凑过去向这个小孩儿问路,结果小孩儿很轻松地指出,说:“就是那个古代的房子。”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知道的事实,就因为缺乏路线和标志,成年人他就找不到。

今天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谈放大一点的话题,直接谈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哲学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今天所谈的历史虚无主义——最近党中央在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它是有具体所指的。但是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是哲学上普遍的一个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根源,就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有客观规律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其他唯物主义思潮也好,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呢?我们读历史难道是为了读故事玩儿吗?那直接读小说更好。之所以要读历史,是因为历史是有规律的。总结了这些规律,有利于我们今人的生活,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

可是有佛就有魔,有佛祖,就有魔鬼出来捣乱。魔鬼的任务就是专门儿跟佛祖捣乱的。有唯物主义就一定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认为历史是假的。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混淆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和人为书写的历史文本。人书写的历史文本,我们实事求是地讲,确实有假,所以需要历史学家来考证,来辨别真伪。我们经常会发现前人的历史写错了。二十四史里面都有错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都是有错误的,都有假的——因为它是人写的。人写历史是为了发现那个真正存在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一般人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的能力,将之混淆。否定我们日常做的考辨真伪的工作,连历史存在的客观真实也否定掉,推到一个极端——“历史哪有什么真的呀”?最后就是要让人们失去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信任。让人们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历史是充满着偶然性的,历史是可以随便说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戏说。那么既然历史不存在,不用尊重历史了,那么“现在”成了唯一的生活目的。所以,历史上唯心主义这种思潮,最后一定导致唯我独尊。

我们今天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指当下这种右翼思潮。其实左派内部依然有历史虚无主义。比如说,有的人高举毛泽东思想或者高举马列主义,就否定其他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有的人不读书,说我热爱毛主席就够了。这把毛主席、把马克思都看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好像毛主席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没有以前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毛泽东思想?没有。

我觉得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是要同时警惕左右两翼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我们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上的出发点。

中国这个国家,从几千年前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如果说我们跟西方比有什么弱点的话,我们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重视神话,我们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浪漫。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了理性社会,孔夫子很早就说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们重视的是历史,重视的是祖先,重视的是真正存在过的人和事。

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不仅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然后和马列主义正好契合了,然后被毛泽东高高举起来了。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中有哪些合理的进步的因素,我认为就是跟毛泽东思想相一致的那个部分。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希望邓小平同志的继任者,继续高举实事求是的这一面马列毛的旗帜。

政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个层面,我们今天主要批判和面对的,其实是当下我们党中央和民间已经共同认识到了它的巨大危害的、刚才司马兄已经慷慨激昂地加以了痛快淋漓的批判的那种“虚无主义”。

这种虚无主义,我觉得严格地说,它其实是有很多伪虚的成分——它要虚无的是你的历史。就像刚才艾辛老师讲的一样——他根本目的还不是虚无,他是要把你们家倒腾空了之后,往里边摆他的家具。它最后的目的不是“虚”,最后的目的还是“实”。他抹黑的、妖魔化的、打碎的是真正存在的历史,然后偷换进来一些他虚构的历史。所以,这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几十年来这种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进攻下、浸润下,我们的人民日益走向原子化、分子化,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我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活得那么充实呢?因为我们心中有一部很真实的历史。尽管那历史情节还不够丰富,远远没有像晓波刚才讲出那么多的细节来,但是我们沉甸甸地知道,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国家是从哪来的——有一个很清晰的链条。所以我小时候活得非常踏实。有工人炼钢、农民种地、解放军保卫祖国,我就好好学习就行啦。那时候有这样一种坚实的幸福感。而今天的祖国人民呢?物质生活比我小的时候要好得多,可是他们没有幸福感,他们没有精神依托。他们所学到的历史是为了考试而学。然后他们一边学一边受媒体的影响,就认为自己学的都是谎言。为什么还要学这谎言呢?为了考试。所以小小的孩子就非常痛苦,人格就分裂了。为了考试要背下来这些谎言;考试刚一结束,多少学校的宿舍楼,就把书本撕碎了,雪片一样地扔满了广场。人民就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要强调三个自信。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熏陶下,人民就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可是人终归是要有信仰的,有信仰是人的本能,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原来的信仰打碎了,他还要去寻找新的信仰。这时候,我们的历史都被虚构了、被颠覆了,他就去相信敌人的历史。敌人给他重新讲了一个故事,他就相信了。

比如敌人说:狼牙山五壮士去偷老百姓的萝卜,然后日本鬼子行侠仗义,日本鬼子出来为民除害,要除掉狼牙山五壮士。因为你原来真实的那个历史被打掉了,人民只好开始相信这些鬼话,所以人民心中重新建立了一套历史。

比如刚才几位同志都举出了河南英雄,可是这些年有多少污蔑河南人的段子?因为人民不相信有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于是人民就相信董存瑞是被一个河南人给坑害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叫“豫民何辜”——河南人到底得罪谁了呢?就因为河南是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一定要打掉河南文化。打掉河南文化,再打山东文化、山西文化,让你彻底从根儿上认为,你身为中国人就是有原罪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断地一波接一波地被奴化被洗脑,最后他就不爱国了。这国没什么可爱的呀!

你看我走到各地去,我晒一些旅游的照片。不理解的人就说:你看你又到这儿玩儿去啦,吃吃喝喝。其实它在无形之中感染着人。要让人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可爱的,我们国家的饮食、风景、山川、历史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丰富、还要美丽。而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熏陶下,人民认为我们国家什么都不好——白酒不如红酒,中餐不如西餐,中国风景不如阿尔卑斯山——最后就变成憎恨自己的国家,一直到憎恨自己。

而此虚彼实,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文化被人家做空啦。当你自己完全不知道中国文化之后,他就来给你讲中国文化了,他又换了一副面目——因为外国是有汉学家的——他来当你的老师。就像当年的满州国,日本人来给中国讲古代汉语。我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个虚无主义发展下去的话,这一天不会很遥远。

我们今天有多少大学,都在请外国人来给我们讲中国事儿,这是非常奇怪的。比如有一年,召开全世界范围的白居易研讨会,要请全世界一流的白居易研究专家来。结果这个会后来没开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关部门审查名单的时候一看:“唉,怎么多数都是外国人?”这个有关部门他也不太懂,但是他还有点儿这个意识形态这根弦儿,这面子上起码不好看,就说这个会不能开。后来又重新调整了名单。类似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我们中国是怎么成为“中美国”的?表面上看,是金融方面、媒体方面、法律方面等等,崇洋媚外造成的。而实际上,慢慢慢慢地我们的人民就像被人家打了针一样,打了疫苗一样,对自己的文化不感冒啦。

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我也不多讲啦。我讲一下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反击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一、网络游击战

我觉得从最根本的意义上,长期的反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向全体人民普及文史哲常识。我们多年来不重视文史哲,特别是不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史哲。我们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列强国家,它最重点的大学的重点院系是什么?一定是它的文史哲!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它最重要的系是什么?一定是英国语言文学系、英国哲学系、英国历史系!哪有一个国家把商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当成它的拳头专业的?国耻!这就是国耻!你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省的院校——这些综合性大学,都不重视文史哲;人民群众——家长——也不重视文史哲。我重点还要批评我们北大。我们北大,幸亏还靠我们文史哲这些老师,坚强地抵抗了三十年。北大唯一没有升格成学院的,就是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顶住各种压力,忍受着个人收入的减少、贫穷,我们就是不改成文学院哲学院史学院。我们不办班、不扩招、不创收。我们觉得我们有这种使命,就是为国家保留一块儿相对干净点儿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人民群众成为文史哲专家,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提高他们的水平,也就是古人讲的“义理考据辞章”。你多少有点儿这方面儿的知识,有一点基本的处理材料的逻辑,有一点基本的语法鉴别能力,就不至于被那么低级的谣言所欺骗。那些谣言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不用找什么材料,它自身就是可以一攻即破的。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

我是从这个高度上来反对和批判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危害,家长和学生都知道。我从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角度再强调一下:一定要反掉应试教育,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

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青松岭》,主人公万山大叔有一句台词说:“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迷。”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它讲一个车老板的故事,说车老板的眼睛是非常锐利的,能够见微知著,从生活细节中判断政治走向,要出什么大事儿。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是提倡工农兵学哲学的。我现在经常教学生《论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论语》的本子,就是1975年北大哲学系出的工农兵注释的《论语》(《"论语"批注》)。当然,里边有很多专家参与,不可能纯是工农兵;但只要吸收了工农兵,它就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战略意义。它让大家都知道:哲学不是那么深奥的,大家都可以学哲学,你把那些术语讲得简单一点儿,就是讲道理嘛。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坚持我的网络战斗、微博战斗。比如说我在新浪有微博,我在腾讯有微博。我在微博上是受四面夹击的。比如说新浪,每天都在削我的粉丝——我的粉丝天天要增加,但是不时地就会删我好几万粉丝;有的时候还屏蔽我的微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战场。

我也经常批评左翼的这些网友:不要老收缩在微信群里,在微信群里互相取暖。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观点都差不多,你遇不到尖锐的挑战,没有拼刺刀,天长日久你的战斗能力就退化了;然后你到微博上,一去又被人家杀回来,然后又回到微信群。我说:“你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你干嘛那么怕人家骂你呢?我都不怕人家骂。”我每天一上微博,都是主动去挨骂去,就是主动要战斗。天长日久,这个战斗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没有那么些大规模的会战。

你看国民党就喜欢吹他有多么多的会战,仔细一看,都是惨败,都是丧权辱国的会战。果粉儿就经常说:“你说共产党抗战,你举出几个共产党的会战来?”我说:“共产党没那么些丢人的会战。我们共产党在五百个县里,每个县每个礼拜消灭一个日本鬼子,你给我算一年多少?这是不是会战?”你看到1944年的时候,日本鬼子怎么战斗力就不行了呢?怎么出现了好多四十多岁的老兵呢?还怎么就出现了十六七岁的小兵呢?那精壮的人都哪去啦?就是今天消灭你一个连,明天消灭你一个排。几年前我在乌有之乡专门讲毛主席那篇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讲,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意义的高度来打。可惜当时很多我们的同志还不太理解。游击战各国都知道,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正规战的辅助,只有毛主席把游击战当成主要战斗方式,加起来就是一个大战役。

我们在网上进行的也是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天长日久,你会发现,我的博客上我的微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果粉儿来捣乱了。只要有果粉儿来捣乱,正义的网友马上把他们消灭回去,因为正义的网友已经掌握了很多武器。我隔三差五就讲个抗战小故事。你不是说我们共产党抗战八年一共就消灭了851个日本鬼子吗?我也不跟你倒饬这些东西。我就今天讲个故事,某个战斗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明天又讲一个,消灭了六十多个鬼子。你加吧。而且这些还不是什么冷门儿的故事,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跟摩罗前一阵儿去了吉林,我们重走了抗联路。不要说关内,就抗联,就1937年之前,消灭的鬼子都是以万来统计的。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是以万来统计的。关内的,我们都不用说了。

二 阵地战

第二点,我们要逐点争夺。把阵地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围棋上有一句话,叫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你说毛泽东不好,那咱就谈谈毛泽东,咱不回避。你说大饥荒饿死3000万,咱就谈谈3000万的事儿。像什么大饥荒问题啊、文革问题啊、还有他们一个一个污蔑我们的英雄问题啊,我们都不回避,都来谈。假如过去的英雄宣传确实有夸大的部分,那我们要承认。很多宣传可能就是夸大了,有可能。比如说平型关战役,一开始还传说消灭上万鬼子呢。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战报——我们的战报没有错吧——我们的战报说的就是消灭千余鬼子。这是当时蒋委员长都承认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以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为依据。在这些战斗中要有战斗意志,不怕跟敌人拼刺刀。

我在这里,特别想表扬成都的双石先生。他是个人的非学院派的非常扎实的军史研究者,他读了非常多的电报原始材料,每年都和一帮朋友骑着摩托去重走长征路——今年又去爬了多少座雪山。这个双石,反正他是脾气不太好。他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网上坚持斗那些果粉儿,实事求是,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天长日久,就争取了许许多多的网友。

现在看果粉儿那种嚣张气焰已经不行了,包括现在也没有人敢来拿胡适来跟鲁迅比。现在你随便拿一些材料就能证明胡适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团狗屎,文史哲什么都不行。我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胡适什么都写,每一种作品都是四流以下——诗歌四流以下,散文四流以下,戏剧四流以下,小说四流以下。我说你们谁崇拜胡适,你给我背一段胡适的话看看。我说你反对鲁迅你都能背出鲁迅的话来是吧?“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谁都会说吧?这说明鲁迅的话说得精彩。你不是崇拜胡适吗?你给我背一段胡适的话听听。你咋背不出来呢?(郑彪: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哈哈,是呀,我上课的时候经常拿这个糟蹋胡适。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胡适大师的文学作品,你二年级的时候都能写出来。

三、主动出击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还要主动出击,去主动批判敌对势力的三观,特别是虚无主义历史观。找到它的理论根基,批判他的历史观。另外,敌人不断制造热点,我们也要制造热点。制造热点,就是掌握主动权。比如说,我前一段儿从吉林回来之后,我就制造这个抗联热点,大谈抗联。

我今年年初就提出:我们共产党要强调,要大声疾呼,我们共产党抗战是十四年!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算起的,那1937年以前怎么算?东北不是我们的吗?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之后,它就不是个小日本儿啦。1937年全面抗战的时候,日本是一个大的国家,兵强马壮。它拥有朝鲜,它拥有台湾,它拥有物资那么丰美的东三省——当时的东三省还包括今天的内蒙东部,还包括热河。那个时候它想打关里的中国啊,力量是非常大的,不能再说是小日本儿啦。

我们必须提出这些热点问题。提出这些热点问题,才能更多地争取中间群众和一部分右翼群众。其实很多左翼群众,原来都是右翼的。我就发现我很多铁粉,竟然都是几年前骂我的,后来不骂了,就成了我的粉丝。这种人是很多的。因为人的心里,总是有最后那丝良知的。当他自己在思想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转弯,会调车的。特别是那些年青人、愤青,你给他一点引导,他就会反过来。

四、法律斗争

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们要进行法律追究。尽管我们从法理学的意义上,要认识到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但是共产党人从来不放弃法律斗争。

这一次郭松民梅新育他们这个法庭斗争(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不论最后宣判结果如何,我认为在政治上我们都已经打了胜仗。我们要乘胜追击,刚才我跟松民说,不能接受他们的调解。别的事可以,个人之间恩怨可以调解,这个事不能调解。就哪怕最后说判郭松民梅新育输了,这事儿也不能调解。法庭判你输了,其实你还是赢啦。那些造谣的人,那些污蔑革命先烈、否定革命历史、否定中华文明的人,是要接受惩罚的。

借此,我们也要去批判那些要改变中国颜色的“法律党”,同时也要争取一部分法律界人士的觉醒。现在法律界,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些律师根本找不着活儿;少数的大活儿,都被那些所谓的知名律师、公知律师给垄断了。下边这些基层律师也很有意见,他们也存在着转变的可能。我们要争取这一部分有良知的律师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正义的立场上。

我们既要认识到长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但是也要注意到情况在一年一年地转变。要看到我们的劣势,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有正义的立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早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害人的结果,最终一定要害掉他自己。就连这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它自己也知道,不能虚无自己的历史吧?它自己心里是知道是非的,它就为了搞垮你,故意不讲是非,不讲道理。现在只要让我们的人民重新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当然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艰苦的工作——那么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年五载也好,十年八年也好,中国人民会重新生活在真实的历史天空之下。

为此,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也好,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同事也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战斗的路上,还要继续乐观地健康地战斗下去。有胜利我们就庆祝,但是不因为庆祝就认为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记得看日本电影《追捕》,最后把敌人抓到了,然后高仓健从警视厅出来,真由美就问他:“完了?”高仓健说:“哪有个完呐!”这电影就这么结束了。这个结尾非常好。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没有完的,只要魔鬼存在一天,佛祖就要战斗一天。

文革时期的文艺 讲座

样板戏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但是关于样板戏的谬论太多了。政治上的我们不管,我们就管学术上的、事实上的。

  第一个谬论是:样板戏只有八个。动不动就说“八个样板戏嘛”。第二个谬论是:样板戏就是八部现代京戏。第三个谬论是:全盘否定文革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说:“文革有什么好的?文革时候中国人的生活特别贫乏。”叫“八亿人民八个戏”。全中国八亿人民,成天看八个戏。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谬论,是对那十年八亿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严重污蔑!等于说我们都不是人,等于说我和我的父辈都在地狱里活了十年。我们明明在天堂里活了十年,把它污蔑成地狱。

  这种谬论不一定是坏人说的,很多好人由于自己不重视历史,不注意读书,自己经过的历史都记不清楚,也跟着乱说。曾经有个老教授——一个老太太,她对我很好——她就是全盘否定文革的。她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庆东啊,文革太坏了,那个时候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戏啊。”对这个老太太,我无语,我没办法去打击她的心理,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前几年著名导演贾樟柯批判现在的银幕,他说:“现在中国银幕很单调。”为了批判现在,他举文革的例子,他说:“中国银幕单调到让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呢,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贾樟柯对现在的批判我是同意的。现在我们中国每年生产的影片挺多的,五百多部,但是在贾樟柯看来都是垃圾,他说只有两三部大片。他说你看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呢。他是批判现在,但是他举的例子也是下意识地说了一个谬论,是错误的。

文革时期的电影

  我们先不说样板戏,我们先看看文革期间的文艺生产,看看文革期间是不是只有这八个样板戏。我简单查了一下材料,这个材料不一定准确,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现在我们能统计到,文革期间,以中国的艺术生产能力,中国一共拍摄了92部电影。其中,30部戏剧类的,1部舞台艺术片,还有其它61部是故事片。

  其中戏剧类的:现代京剧13部、现代舞剧4部、地方戏13部——这个比例是非常合理的。我说一说剧名,老同志也许有印象: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越剧《半篮花生》、粤剧《沙家浜》、湘剧《园丁之歌》、河北梆子《渡口》、淮剧《人老心红》《捡煤渣》、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河北梆子《宝莲灯》(传统戏)、吕剧《管得好》、莱芜梆子《三进庄》、黄梅戏《小店春早》《红霞万朵》。


  文革期间拍摄的故事片,我们不能一一来说它们的名字,我说一串,勾起大家的回忆:《决裂》《沸腾的群山》《艳阳天》《红雨》《无影灯下颂银针》《向阳院的故事》《黄河少年》《年轻的一代》《沙漠的春天》《阿勇》《芒果之歌》《青松岭》《创业》《钢铁巨人》《难忘的战斗》《平原游击队》《战洪图》《侦察兵》《渡江侦察记》《春苗》《山花》《阿夏河的秘密》《第二个春天》《海霞》《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Ⅰ》《金光大道Ⅱ》《南征北战》《车轮滚滚》《火红的年代》《战船台》《春潮急》《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等。


  这说的还只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还有大量的译制片。八十年代我们看中国的译制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不是文革时代打下的基础吗?文革期间有大量的译制片。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玩电影名接龙游戏,把电影名串起来,说成长长的一段话:

  


  我是一个《卖花姑娘》,出生在《劳动家庭》,住在《鲜花盛开的村庄》,爸爸是《轧钢工人》,妈妈是《南江村的妇女》,姑姑是《金刚山的姑娘》,弟弟叫《阿福》。为了《打击侵略者》,我参加了《地下游击队》,首长给我戴上了《闪闪的红星》。我和这些《勇敢的人们》点燃了《森林之火》,迎来了一个个《战斗的早晨》。在《摘苹果的时候》,我们登上了《青松岭》,仿佛听到《前方在召唤》,于是,我们迎着《海岸风雷》,涉过《多瑙河之波》,朝着《广阔的地平线》前进。在路过《琛姑娘的松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脚印》,立刻派《侦察兵》侦察。我们利用《伏击战》《奇袭》敌人,在《铁道卫士》的帮助下,打破敌人《看不见的战线》,终于使敌人《原形毕露》了。

  


  这是我小时候过的生活,却有人说我们小时候过的是地狱一样的生活,有人说我小时候生活特别贫乏。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出口成章,张口就是典故?就是由这些优秀的艺术所哺育的。当然,不是说文革时候所有的艺术都是精品,也有庸品,也有次品,但它的精品率是非常高的,精品率高不来自于大投资、大制作,而是来自于人民的良心。


  那个时候的票房其实也是很高的,但是那个时候不重视票房。你想,一场电影就一毛钱两毛钱,这么便宜的价格,很多电影的票房可以上亿——那不就是大片吗?今天的很多电影,票房几千万,导演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些电影上映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动用关系,其间有很多黑幕,就为了这点可怜的票房。而这个票房早就达到过,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世界电影大国。就像《闪闪的红星》这样的电影,票房多少个亿,而我们从来就没有吹嘘过,因为我们不把这个东西看得多么重要。

文革时期的文学

  关于文革时候的文学,也有一个谬论:文革的时候只能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叫浩然,再加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作家,叫鲁迅。浩然的作品叫《金光大道》,所以他们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像“八个样板戏”一样,这是对文革文学的概括。

  文革的作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在这里列出了几百部、上千部。文革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都多数没读过,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而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略有修养的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里的文学史不讲这些作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喜欢的、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那些作品,现在大学里的文学史里竟然没有!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所以,我看不起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他们是不读书的教授。我说不读书不是瞎说的,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咱们的文学史怎么不写某某书、某某书?他说,那是什么书啊?说明他没读过。我再说两本,他又不知道。说明他没读过。包括一些我很尊重的教授,学问做得不错的——还不说那些坏教授——大量的当代的文学作品他没读过。他比我岁数大,那时候我是小孩,他是大人,他已经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或者讲师了,他竟然不读这些书。后来他写文学史,写到文革的时候,他写八个样板戏,全都写错了。是我给他写信他改正过来的。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说“北大池浅王八多”。我到了北大,我经常觉得我对不起劳动人民。我觉得我毕竟不种田、不干活,拿着国家的工资,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起码不能做没良心的事。那么多的小伙伴、那么多的老百姓都读过《烈火金刚》《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他们怎么没读过呢?还要我们这些人提醒他们,才补充进去。他们怎么没有读过《平原游击队》呢?你可以说这书不好,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这书写的哪不好哪不好;但是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那我们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在台湾的文学史里面多少年没有鲁迅、没有茅盾、没有郭沫若,台湾两代青年一直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叫林语堂,其次是梁实秋。那你叫隐瞒历史。你可以说鲁迅不好,你可以批判他,但你不能掩盖事实。

  我们现在的很多观点为什么没必要争论呢?因为事实都不对,都不清楚。你首先说文革没有作品,那我们还争论什么?事实上文革中的作品是非常繁荣的。当然,出版的数量绝没有今天多,不可能跟今天比。今天出版的都是垃圾。今天你到书店里看看那书有多少!很多家长都发愁不知道买什么书,我就告诉他们:不用买,那都不是书,只能叫印刷品,不叫书。

二十二个“样板戏”

  下面我们说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个词出现于1967年5月24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说:“八个革命样板戏同时在京上演”。这篇文章里五次出现“八个革命样板戏”字样。这就是它的经典来历、经典来源。哪八个剧目呢?不都是京剧。有五个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这三个谁都能说出来,不容易说对的是《奇袭白虎团》和《海港》。剩下那三个不是京剧,但是也好记。两个舞剧,一红一白:《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还有一个叫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八个样板戏里《沙家浜》占了两个,一个是京剧《沙家浜》,一个是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中国艺术一个伟大创举,它不是京剧,不是舞剧,不是歌剧,它叫交响音乐《沙家浜》。我估计很多人没听过。但幸好今天我们有网络,可以下载。大家可以听听交响音乐《沙家浜》,气势恢宏!它用中国人的方式向中国人普及交响乐。


  1970年又陆续增加了很多样板戏,有人把它分成第二批、第三批。到1974年,《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叫《京剧革命十年》,它说:“无产阶级培育的红色样板戏已经有十六七个了。”我现在总结一下,一共不止十六七个。后期样板戏,有京剧的:《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红云岗》——这是几个大戏;小戏有《审椅子》《战海浪》《江津渡》。有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其实也是革命交响音乐,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从艺术形态上说都是创新。钢琴伴唱《红灯记》,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种艺术形式,古今中外没有。那个时候的艺术工作者就创新出来了,而我们现在就没有创新。还有芭蕾舞《草原儿女》《沂蒙颂》。前后加起来,样板戏一共二十二个:其中京剧十四个——十一大、三小;芭蕾舞剧四个;其它四个。其中剧目重复的有五个。

  从1970年开始,这些京剧和舞剧统一称为“现代革命京剧”“现代舞剧”。所以样板戏变成一个民间的俗称,导致后来称呼混乱。这个要理清楚不容易,但是起码大家都应该知道:不要再说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更不要说八个样板戏都是京剧。起码你应该知道还有两个舞剧吧?

美国人眼中的文革

  前不久,美国纽约大学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叫“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发起这次研讨会的是美国的几家文化组织。这个研讨会的背景是,西方文化遇到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各国都在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开了这个研讨会。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嘛,可是它自己遇到危机了,政府出来干预了。所以这被看成是全世界正在向左转,全世界在回归社会主义。我们看到:中国有时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全世界都在畅销《资本论》,《资本论》大卖,全世界都在转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可是中国跟世界不一样。与之对照的是,西方人认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贪污腐败、环境破坏、工人罢工等等。


  在这个会上,他们重点探讨了文化革命的价值,特别肯定了在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的背景下,“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歌舞还是美术,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表现出真正民主,艺术家们甘愿为社会贡献,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力推广(他们又说八个样板戏,这是不对的)。而今天的中国,艺术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人民大众没有关系,无法企及。”

  有一个美国学者说:“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当演奏起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很说明问题。”这是一个美国教授,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他说:“今天中国物质至上、社会不稳,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这是美国学者看到的中国的问题。

  另一个美国教授,说他现在看中国,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的重现,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他认为文革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他说今天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


  另外一个学者说,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这个我就不展开了。他说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与男人平等。还有人说,中国文革的教育制度,使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文化普及,工农兵能上大学。对比起来这又是今天的一个倒退。还有讲到干部参加劳动、干部腐败等这些问题,包括犯罪率的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我就不细细介绍了。

什么是圣人

 ​​我们中华民族在六千年前就有伏羲了,两千五百年前就有孔子了,所以我们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我们是高级文明,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有大量的无数的史料可以支撑。

  中华文明不是最早的文明,但是到了两三千年前的时候,我们是最高级的文明。那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很多文化概念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民族的概念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没有那个思维,所以呢,他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很容易,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成他的语言。这是翻译学上现在很多博士不敢探讨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天下”,怎么翻译?刚才余老师给丁老师提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不对的,所以世上可以这么讲,没有两种语言可以百分之百通译。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你如果不学汉语、如果不学中文,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就根本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人类最高级文明的那些概念。我说的这个文学一样,咱们当一回人多不容易:宇宙中多少个机会的多少分之一你才当一回人,好不容易当一回人,你还没当成中国人,白瞎了!

  那么回到“圣”的这个问题上。圣这个字西方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在翻译他的著作的时候,中国人是很大度的,拿出了我们最好的词儿来翻译他的东西,我们一说,奥,这个东西是你们很重要的、最伟大的人写的一本书,那我们想,我们最伟大的人是圣人呐,圣人写的东西得叫经啊,我们就翻译成《圣经》。他那个原文哪有圣、哪有经啊?他既没有圣也没有经,实事求是地翻译,它那就是一本合同。不就上帝跟人签的约吗?不就合同吗?而且还是霸王条款。人没签字,上帝自个儿说了算,说你必须信我,不信我灭你丫的。不就这么回事儿嘛!上帝守你理论:说我灭你,你必须信我,不信我揍你!

  你看咱们中国的儒家这么讲过吗?孔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吧。释迦摩尼这么讲过吗?没有吧。老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啊!咱们都是商量着来,我说我这个好,希望你信我,不信拉倒。是不是?这才叫“普世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你好,你可以说你爹好,不能强行说你爹是我爹。咱们都说我爹好,你说你爹好,我说我爹好,咱们比呗,可以比,不能强加于人。

  而我们中国的态度倒也挺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翻译也未尝不可,算是咱们对其它文明的尊敬。咱们也很尊敬伊斯兰教啊,咱们把人家伊斯兰教的最伟大的先知叫穆圣——穆罕默德叫穆圣,我专门到义乌去讲过伊斯兰。我们尊重人家,管人家这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叫圣人也未尝不可。但是,我开头讲了,我们要知道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最明白的人。

  其实和我们翻译的那个佛是一个意思。佛其实也不是神,佛是什么人?佛是觉悟者——觉悟了的人,他再去觉悟别人,这样的人叫佛。翻译成大白话还是:佛是个大明白人。佛和圣一样,都是大明白人。那么跟这个大明白人相比,低一层次的,在佛教里叫菩萨,在儒家里叫贤人。咱当不了圣怎么办?咱当贤人——贤良之士。当不了贤人,咱们当英雄豪杰。

  所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里英雄辈出,还有很多贤良之士。但是,我们最高层次我们也有一个圣人,我们认为他是人类五千年来最高级的圣人——他就叫毛泽东。

  ——摘自孔老师《淮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圆桌论坛》讲话​​​​

孔庆东:家破山河在

  理发馆里很多人要等着,我们就在那里看电视,一个小小的、悬起来的、只有14吋的电视,电视里演的是劳动人民最爱看的“法制节目”。央视12套有一个法制节目,其他各省区电视台,也都有法制节目。法制节目现在“很好看”,不是对我们专业意义上的“很好看”,而是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很好看”。节目演的是一个母亲,亲手掐死了自己六岁的女儿。从这样一个事件中,折射出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隔代抚养的问题、个人主义的问题、法制观念的问题等等。

  父母都出去打工——我们知道,现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这样。人虽然没有亡,但是,家都破了。“家破人亡”,“人亡”的数字现在没办法统计,肯定也是以千万计,但“家破”,是以亿计!多少亿的家庭,都不完整了。所以春晚,“家”这么一个庸俗的主题,年年演,就因为中国的家都破了。虽然不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是“家破山河在”,有家不能团圆。为了生活,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孩子怎么办呢?搁在家里老人抚养,等孩子长到五六岁了,挣了点钱了,终于可以回来了,就产生了亲情隔膜的问题。孩子跟父母没有亲情,甚至还有怨情。

  一方面,他的家不团圆;另一方面,媒体怎么宣传呢?“父母要爱孩子,父母不能离开孩子,离开孩子就是不负责任”——媒体天天向劳动人民灌输的,是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可以家庭团圆,然后把这个作为道德标准——不能做到这个标准,是道德有问题,是你不爱孩子。被迫不能团圆家庭的孩子,就开始恨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团圆,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剥削,所造成的!而媒体,恰好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他们不但要剥削他们父母的血肉,还要污蔑他们的父母是不道德的。但是,劳动人民自己并没有这个觉悟,于是,家里每天打得乱七八糟,人际关系很复杂。

  这个母亲,就觉得孩子也不爱她,孩子的爷爷、奶奶,也不爱她,孩子的爸爸,也不爱她,人生无望。后来有一天,这孩子就失踪了——这个节目制作得很有悬念,不断去破案——后来,发现疑点在这个母亲身上。母亲说孩子不幸掉水里淹死了,不敢告诉他们。都不信,又继续破案,经过曲折的过程,找到了孩子的尸体,验尸发现孩子是被掐死的,最后才破了案。让那个母亲在镜头前去说,她也不会说什么,那镜头画面,是挺可怜的。

  这样一个节目,中间当然要穿插一些编辑的导语,这些导语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几个关键字他都提到了,比如“留守儿童”“隔代抚养”“个人主义膨胀”“法制观念淡漠”等等。法制节目基本都是这一套,讲了很多很多社会上黑暗的、罪恶的事情,然后说你不懂法啊——最后还要对劳动人民再捅上一刀——你不懂法,法制观念淡漠,所以这样!

  那么,社会上成百上千这样的事件,是他们不懂法吗?是他不知道杀人要偿命、杀人要判刑?而在屋里,同时观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六、七个人,除了我之外——我不光看节目,还看他们——他们没有人注意这些导语,这些导语每天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些导语,他们自己都能说,给我理发那夫妻俩,还有其他理发顾客们——卖馒头的、超市的小老板,还有不明身份的年轻女性——他们都会说这些话。谁不会说呀?“不懂法呀”“哎呀,这人咋这么自私呢”“都被爷爷惯坏了”“她老公不爱她”,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而且我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上电视去讲,都不比我们的教授讲得差,甚至会讲得更丰富。他们为什么不再相信专家教授?你不能给他们提供新鲜的知识、新鲜的解释,你提供的那些都是废话,甚至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话,不但无助于他们改善悲惨的命运,可能给他们身上又多捅了几刀。

  那么,大家在那里看什么?大家主要看情节。大家深深地陷到这个情节里面去了,跟着情节走,不是被表面上的那些话所引导着走,而是被这个文本展现的方式引导着前行。所以,这个情节展现的方式,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关注。任何文本后面,都有一个叙事者,我们看电视节目,也要时时去关注那个叙事者要干什么。叙事者后面是编导,编导虽然写了那些很堂而皇之、高大上的导语,但是,我们通过节目,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并没有导语中所呈现的、那种话语所需求的真诚。那些话,只是“穿靴戴帽”而已,不得不说。每天都要这样说,他其实并不信。编导自己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懂法吗?从来就不是。

  在二十多年前,我最早帮助一些电视台策划法制节目,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去。我可以帮他们把这个文本弄得更玄幻、更吸引人,但是我跟他们的法制观念,完全是针尖儿对麦芒。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会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法了。每天鼓吹“依法治国”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法。他们最知道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最不公正的东西。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法律,并不意味着道德就能完全公正,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改变方式,用道德来审判社会,也不是这样。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增加收视率,在不犯错误、不犯纪律的前提下,无限地追求收视率、追求广告。所以,虽然是法制节目,但是办节目的趋向、思路,与湖南卫视是一样的。

  我今天上午发的微博,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终于被逮起来了,已经被“双开”了。我前段时间写的微博,怒斥湖南省委,他们花钱把我的微博删掉。多年来,湖南所领导的文艺阵地,充满了反共反华、低俗猥琐的内容。我公开指责,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有本事真心地反共反华,那你上井冈山啊,你拉起队伍武装革命啊,我佩服你是“好汉”。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微博,能不能生存下去。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这家伙是坏蛋啊?我原来也不知道,我只是解读你的文本,看你的叙事者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是一伙反动领导,不可能这样,不可能在毛泽东的家乡,修基督教主题公园——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俯瞰着毛泽东、毛岸英。

  正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收视率,所以,节目制作得很“文艺”。法治节目制作得文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只是增加艺术性,这我是赞成的。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基础上,增加艺术性,是可以的。案件的报导是真实的,越来越像“非虚构”的文类,很真实。一方面很文艺,一方面很真实、非虚构,所以在他的讲述过程中,去掉伪装的道德说教之外,我们发现这个节目的呈现方式,其实是没有道德约束的。

  我们通过解读整个文本,来看它的倾向性——它只是为了引起“惊叹”,一个是“惊”,一个是“叹”。“惊”是这个事让你料不到,比如亲生母亲掐死自己只有六岁的亲生女儿,这事儿挺“惊”的。选材要好,包袱要到最后才抖,中间的各种曲折,最后要导致你的“叹”,“哎呦,这个妈妈太狠心了,怎么这么没人性呢”“这孩子真可怜啊”等等。只要达到这个“惊叹”,让你长时间地沉浸在这里,它就成功,而并不管播出这个节目后的社会导向。我们说这个导向不好,他也可能想了,也可能没想,他不去管这个,他甚至不去想这个节目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古人在评点一些小说的时候,用过一句话叫“毫无心肝”。“毫无心肝”从我脑海里蹦出来。这里说的“毫无心肝”,与当年鲁迅对香港媒体的批判,还不太一样。鲁迅很早就对这种现代娱乐媒体,有高度的警惕。我们知道,鲁迅那代人,都是得现代报刊之力,借助现代报刊写作、赚钱、成名,可是鲁迅又是最早对现代报刊有警惕的。鲁迅就批判香港那种报道,“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那就是“毫无心肝”。无论发生一件什么事,记者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高兴的——不要被他用一些形容词渲染所遮蔽,其实他心里高兴。他每天就盼望着,发生越来越罪恶的事,盼望着好去报道。如果实在报道不了,他要制造,他要捏造。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得罪香港记者,那个时候在北大校园里,就潜伏着一些港台记者。我那个时候就是校园“风云人物”,他们有时候会来采访我,遭到我的痛斥。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祸害还不够大,人们还不太了解他们的罪恶,直到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最“毫无心肝”的媒体,就是那儿的了。

  但是鲁迅批判的,跟我要说的这种法制报道,还不太一样。鲁迅批判的那种方式,还毕竟太下作、水平太差,人们一看就恶心。而今天,以法制节目为代表的文本,看上去并不下作,看上去很正义、很客观,事实很清楚,道德立场人家也表达了——“这不对啊,而且这个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该说的都说到了。就像教授写论文一样,写得很全面,就像你崇拜你的导师一样,你觉得你的导师可好了,写的文章可四平八稳了,什么话都说到了,其实,是“毫无心肝”。

  这个节目甚至让你想到恩格斯所论述的“现实主义”的那种意味。马列是反对“作者跳出来直接进行说教”的方式的。恩格斯特别强调,文本自身所展示的倾向性。倾向性,不是叙事者自己跳出来,说“我是倾向于谁的”,就能成立的,而是由文本客观决定的。文本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它真实的倾向性。

  正像我在自己的一个群里边,讨论了关于杨振宁的问题一样——这几天“左”“右”两翼,对于杨振宁问题的争论,不能简单地以他们所标榜的倾向性来判断。事情正在起变化,当作为“左派”有杀头坐牢危险的时候,“左派”的人可能大多数都是好人;现在好像当“左派”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很多“右派”大V被收拾了,忽然发现一夜之间“左派”多了,从原来的,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到现在,我们发现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高举爱国旗号。我特意说了一句话——你们如果真的爱毛主席,你们想想毛主席说的,“左派我看都是反革命”,越来越多的“左派”其实是“反动派”。所以,不要被表面的“左”“右”所迷惑。1957年“反右”的时候,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都是“左派”。包括北大的很多老师,他给共产党提意见,认为你官僚主义,认为你不够革命,认为你拿共产党的标准衡量还不够——这怎么是“右派”呢?这不是“左派”吗?他说你不够“左”啊。结果,把这样的老师给打成“右派”了,所以被打成“右派”的人里边很大一部分都是“左派”。可是改革开放一开始,给他们都平反了,就乱了。打成“右派”,打得很乱,平反也平得特别乱,因为这个时候,说明“右派”是对的,大家都纷纷出来说“我是右派”,也有一些人说“我不是右派”,就乱套了。我们今天的所谓“左”、“右”,也仍然是混乱的。

  对于“倾向性”问题,我从小就知道这个词,但是没把它当回事,觉得这好像都属于很官方的一种概念,讲“倾向性”,是不是就是讲要“为人民服务”呀、“革命立场”啊?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自由主义倾向性的,都是要追求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思想的。就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来北京大学访问的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去采访我们系的老一代作家学者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当年是和茅盾齐名的作家,同时也是北大著名的老一代学者,很有风骨,很有个性。印象最深的一段是香港的同学问,“吴先生,您觉得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吴先生很严肃地,举着一个手指头说:“倾(方音qióng)向性,倾(qióng)向性!”当时这个词已经很旧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洪流滚滚,谁还说这种词啊?没有人说“倾向性”的问题了,可是老先生竟然说“倾向性”。

  老先生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也在各种运动中受冲击,但是据说老先生脾气很倔,不怕冲击,谁冲击他他冲击谁,所以结果还都比较好。我们学校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当年是“梁效”班子的成员,被当成“四人帮”的余孽收拾——“梁效”那是全国最有名、最有水平的专家学者才能去的,能进梁效班子的,都是党中央亲眼看中的人——那个时候,谁敢给他们说话呀?可是吴组缃先生就说,“哼,有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进梁效,人家江青看不上他。”八十年代,敢说这样的话,那真是叫“铮铮铁骨”。在八十年代就敢于公开给四人帮说话,没几个人,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去看人,疾风识劲草。

  而我始终记得吴先生说的“倾向性”问题。后来我发现,我们所学的西方文论中的很多概念、理论,其实讲的还是“倾向性”的问题,只不过换成了其他的词汇,来掩盖这个色彩太鲜明的这个词。特别是在一些亚文化文本、通俗文学文本,各类电视节目、媒体文本中,各种所谓“非虚构”的文本中,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可能比“你是谁”,还重要。歌曲的作者,就随便写了这么几句话,他是为了表扬抗洪的解放军——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你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句词很有深意。过去学雷锋做好事,最后都说一句“我的名字叫雷锋”“我的名字叫解放军”,这个个体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谁”。如果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你是谁”的问题,其实决定于“你为了谁”的问题。你这个名字,在你死后就没什么用了——大多数人的名字就没什么用了,有很多人肉体生命还没结束,名字就没什么用了——你的名字怎么才有用,决定于你“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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