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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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ricv6讨论 | 贡献2019年3月3日 (日) 05:17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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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教育理念

  本人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当今,我们这个社会上都在批判应试教育。让孩子太遭罪了,一天到晚——上课,写作业,上补习班。有的孩子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上课直打盹。这就让我回忆起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夫子。看看人家是怎么当老师的,人家是怎么上课的。

  想当年孔子是地球上第一个民办教师。到了春天的时候,孔子怎么上课呢?《论语》里有一段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什么意思呢?春天的时候,做一身新的学生服。做一身新衣服,是不是就坐在教室里上课呢?不是。干嘛呢?跟着孔老师出去。谁坐教室里上课啊,那一看就老师水平很低。水平高的老师都不在教室里上课,都在外边上课。而且不是非得分成一个年级一个班,“冠者五六人”,大学生研究生,谁愿意跟着谁跟着,而且还有中小学生一块儿,小孩儿也跟着。而且还得找一个河边,老师跟学生,脱了下去游泳,充分地体会春天之美好。

  这样,把灵魂都激活了,身体都打开了,高高兴兴坐那儿,孔子说,来同学们,咱们今天讨论讨论非洲动物问题,明天讨论讨论北约问题。这样,学生能不爱学吗?如果看谁还没上来,“子路,过去把他捞上来。”你想象一下:那个春天,那个气氛,那个学校,能有厌学的学生吗?而且事实告诉我们:孔子的学生都成名了。他没有百分制啊,不是说哪个学生85分,哪个学生90分,没有。他的学生各国诸侯抢着要啊。

  所以说,今天,在春天这个季节里,谈到教育问题,我觉得我们还要发扬孔夫子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解放我们的孩子,把他们放回到春天里去。不是让他们不学习,而是让他们怀着春天的心情,学习之后,成为充满青春朝气的祖国的接班人。  

京西端午话爱国 讲座

2014.06.01

  我的讲稿第一句话写的是“各位门头沟的父老乡亲们”——可我往下一看,这都不是父老乡亲,而是孩子们啊,所以第一句话要修改,应该是“各位门头沟的父老乡亲加孩子们”。这些孩子,有的该管我叫爷爷,有的叫叔叔,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处在一个辈分很乱的时候。

  我今年刚刚五十岁。五十岁的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必须要办大寿了。现在没听说谁五十岁办大寿,那不是作死嘛。旧社会为什么要办呢?那时中国人平均寿命三十五岁。在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你们的父母大概就是这个岁数,如果在旧社会,你们的父母就快了。那个时候活到五十岁很不容易,还真必须办大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有个土匪头子叫座山雕,他就要办五十大寿。座山雕按今天的话说就叫“恐怖分子”,我们解放军当年执行的是反恐任务。这个反恐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呢?就是利用座山雕的五十大寿,这一天要搞一个“百鸡宴”,解放军利用“百鸡宴”把土匪集中到一块,消灭了他们。

  不知道在座的除了门头沟的父老乡亲和孩子们,是否还有来自北京其他区县、以及北京之外其他地区的同胞。大家所有的都包括在一起了,我跟大家说一句:“晚上好!节日好!”

  这句话本来应该在广场上说,因为区领导通知我:今天晚上要在永定楼下的文化广场进行一个巨大的聊天活动。我也很期待在这个广场上聊天,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在广场上振臂一呼了。孩子们长大之后会知道,孔老师曾经在广场上振臂呼过很多次。我本以为今天晚上还能过这个瘾——到广场上振臂一呼,但是天公不作美。

  老天爷总跟我作对,为什么呢?据说因为我属龙,一出门,就带来天气变化。据中央气象台不完全统计:孔庆东教授每次出门都造成当地气象预报严重不准确。天气预报说下雨,我去了就晴天;天气预报说晴天,我去了就下雨。今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暴雨倾盆,所以在广场上振臂一呼的计划只好宣布改变。但我们到这儿来也好,室内更有利于彼此交流、聊天。

  区领导给我出的题目是“京西端午话爱国” ——在北京西部,端午节的时候,谈谈爱国这个问题。我应该跟大家说端午节快乐,可是一看到面前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我马上想到今天还不是端午节。今天是什么节?(孩子们齐答:六一儿童节!)太对了,今天是儿童节。

  我今天给好多同学发了微信、微博私信,祝他们儿童节快乐。他们尽管五十岁了,听到这句话也都特别感动。大家到微博上能找到我今天给天下的儿童——给今天的儿童、过去的儿童和将来的儿童唱的两首儿歌。其中一首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孩子们,你们会不会唱?(孔老师唱起这首歌的第一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很多人在网上跟着我唱。那么大岁数怎么还想唱儿歌呢?因为唱儿歌能唤起许多美好的记忆,能把我们扭结在一起。人们平时分散在各地,一盘散沙一样,怎么知道咱们是一个团体?需要通过一些形式。没有形式,不能知道咱们是一拨人、一个团体的人。

  刚才我在后面听同学们朗诵《少年中国说》,很感动。你们朗诵得很好。可是你们知道什么是中国吗?一说中国,你们都很有感情,这个感情怎么来的?我问你爱不爱中国,你肯定说爱。但是你看见过中国吗?中国是看不见的。不但中国看不见,北京也看不见,门头沟都看不见。你看见的只有一个茶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一个人、一条马路、一辆汽车。

  既然能看见的只是这些东西,那么怎么知道世界上有个东西叫门头沟,有个东西叫中国呢?这就是文化,需要研究。很多事情,不问,我们都习以为常,以为它就摆在那儿;一问,出问题了——原来我没看见过中国啊?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可是你看见过这十三亿人吗?我们大家都没见过。那你凭啥说中国是十三亿人呢?你怎么知道那十二亿多人跟你是一条心呢?而他们跟你一样,也是这么想的。秘密就在这里。

  一百年前中国大概有四亿多人口(四万万) ,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在全球人口中占的比例比现在还高——今天虽有十三亿人口,所占比例却已降到20%以下,当年超过25%。那时中国人口那么多,为什么被人家打败?占全世界人口比例那么大,为什么谁想打你就随便打?为什么你四万万人口,人家一万万都不到,甚至一千万不到,几百万、一百万就敢来揍你?(一位小同学举手回答。有两个原因:第一、以前的中国科技太落后;第二、以前的中国还不是一条心。)你是不是看我讲稿了,啥时候看的?以后不许发言了,再发言我没饭吃了。把我要说的都提前说了,再不叫你发言了。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两条原因,一个物质的,一个精神的。而物质和精神又是有联系的:物质条件不好、科技落后;科技为什么落后,后面还有一条原因跟着,关键是不一条心。

  但是科技落后不见得就打败仗。1950年抗美援朝,我们打败了世界上最牛的国家和它率领的16个国家。美国领着两个八国联军,比我们先进多少啊,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它打到鸭绿江,志愿军才出兵;战争结束时,它被打到了“三八线”。我们完整地解放了一个国家,两次攻下敌国首都。那时候咱们也很落后啊!看来科技落后不是决定因素。如此落后,却可以打败世界上最凶恶的国家,为什么?一条心了!原来不一条心就不行;现在一条心,落后,还能打胜仗。我们这里说的是打仗的历史,其实背后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刚才和区领导聊天,说到门头沟以前不属于北京。有个老相声,说一个人问天安门在哪,因为问话不礼貌,人家不愿告诉他,就往相反方向指,说往西边走。他一直往西走,走了好远,太阳都落山了,还问天安门在什么地方啊?人说,天安门不在北京吗?他说,这是哪儿啊?人说,这是门头沟啊。这个相声说明一个道理:当时的人认为门头沟不是北京。

  门头沟是哪儿呢?以前有一个省叫察哈尔。现在河北的北部,有的地方归察哈尔,有的地方归热河。那时门头沟就归察哈尔。日本侵占东三省,然后就占领热河、察哈尔。日本什么时候占领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它凭什么能打卢沟桥,是从他们国家运来的军队吗?不是,它的军队早就包围了北京,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就能把这个国家拿下来。我们今天再也不愿过那样的生活。

  今天的国家尽管有很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环境污染,但是毕竟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鬼子。今天要有一个日本鬼子端着剌刀在长安街上走,还不把他踩死?今天没有这种事了,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觉得这是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地驻扎着外国军队。他们经常挑事,动不动说他们的一个士兵丢了,一个士兵的一个剌刀丢了,一个士兵的饭盒丢了,找个事就可以挑起事端。

  那个时候人的爱国和今天人的爱国不一样。今天说爱国可能很渺茫——爱国,是老师教的,是报纸电视教的。你要说不爱国,生活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假如有同学抬杠,说我就不爱国,你们成天说爱国,我就跟你们拧着——他也不会倒霉,一时半会儿倒不了霉。因为有很多爱国的人,在撑着这个国家,在保护他。可是那些生活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一百多年前的人,爱国对于他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很喜欢今天在京西这个地方谈爱国这个话题,因为京西这个地方很有文化的沧桑感。北京文联主席陈建功——他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应该叫他大师兄——他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就叫《京西有个骚达子》。他就在京西这里工作过。我原来也不了解北京西部,我连北京人都不是,我到北京才三十多年,我慢慢才知道这是很有文化的地方。很多人一谈起京西,认为不就是挖煤嘛。现在门头沟已经改变发展战略,把煤矿都关了,改为发展文化。因而才有我们今天这个文化活动。当然,京西作为煤矿、作为北京的能源基地,已经为北京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其实京西对于北京的意义,不仅限于此。

  区领导告诉我,京西有一个小小的山村,过去出了几十位进士。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名的爨底下村,这里还有更多比它更有文化的地儿。为什么?因为当年这里是中国西部进入北京的交通要道。今天我们看上去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当年就在进北京的要道之上——相当于高速公路边的服务区。它能不发达吗?不但发达,而且消息灵通。那里的人因此才爱学习,才能够出进士,才能够出榜眼出探花。所以,京西还向北京源源输送着人脉资源、精神资源。

  我来过很多次京西,特别是妙峰山。上一次站在主峰眺望长安街——天气好的时候,看长安街一马平川——我就想: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就是从京西这条路,走进首都北京的。他们也带着资源。什么资源?精神资源、革命资源。

  当年离开西柏坡经过这里走进北京,毛泽东说的什么?我们去赶考!毛泽东把自己和战友们进北京这个行为,看成秀才进京赶考。考得好不好不知道。考得如果不好,还得回来——考得不好,就不配在北京工作。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之前同样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进入北京赶考,但是没有考好,就被人家赶跑了。孩子们将来学了历史会知道,就是李自成。

  那么毛泽东这个队伍考得好不好?已经考了六十多年,毛泽东那代领导人已经完满地交出了答卷:他们进入北京之后,只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就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强国。

  北京西部,不仅有门头沟,还有石景山。解放前石景山就是一个普通的炼铁厂。解放前很长时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就十几万吨。制造设备机器武器都需要大量的钢铁。钢从哪里来?中国不能满足生产。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建国后就特别重视生产钢铁这件事。为什么大跃进的时候,要“钢铁元帅升帐”?钢铁上不去,就真的永远被动挨打。刚才这位小同学说,以前挨打,有一个原因是科技不行。不仅科技不行,钢铁也不行。可是很奇怪,就过了十几年,这国家便成为世界产钢大国。今天更不用说了,新中国建设六十多年,已然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强国。但是我们的思想还跟不上,很多国民还盲目地崇洋媚外。

  我们不否定国外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很多人出国之后大失所望:欧美怎么这么穷,经济怎么这么差啊!比如到美国,发现纽约、洛杉矶还凑合,再往下看,就跟我们的一个县级市差不多,甚至不如。中国随便一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网络早就普及了,几乎任何一个三星级以上酒店,都可以免费上网。就这一点,欧美大多数国家做不到。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出国之后会很奇怪。欧洲那些当年参与过侵略中国、瓜分中国、强迫我们签订城下之盟的国家,现在都穷得不得了。它们国内为什么总闹事,首先是经济不行了。

  今天举世都知道,中国是经济强国,但是帝国主义不甘心,总想继续骑在我们头上,过不劳而获的日子。这个大背景,和中国现今面临的乱七八糟的麻烦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习主席一离开新疆,恐怖分子就制造爆炸?为什么地铁安保措施加强,造成严重拥挤?这背后都是谁策划的?谁造成中国社会紧张、人心惶惶、有恐怖气氛?这些都不是偶然事件,单独看好像是偶然事件,合起来其实是一盘棋。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蒸蒸日上,不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就是世界最强国家了吗?如果说经济总量大就是强国,鸦片战争就不会打起来。鸦片战争时,中国富得无以复加!世界十亿人口,中国四亿多;一百块钱,中国占三十多块。可就在那时,被人打了,还得签字认输。可见经济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核心要素。就像京西的小山村出了那么多进士一样,与其经济是否发达不一定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地方,不一定能出进士。

  妙峰山、门头沟这一带有很多值得探寻的文化奥秘。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部戏剧就叫《妙峰山》。老舍著名小说《断魂枪》,就涉及到妙峰山香会。上大学期间,我就注意到妙峰山的民俗文化,我亲自带领外国朋友来考察过妙峰山。当然这个事儿不是我开头的,早在五四时期,北大的教授们就发现了妙峰山民俗文化的价值。北大有很多光荣传统,最了不起的传统,就是与民众相结合。北大为什么是第一学府,为什么是代表中国精神的大学?尽管北大出了很多不好的事儿,但它仍然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代表。北大的一个光荣传统,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北大的学者也好、学生也好,如果不与工农兵相结合,是没有出息的,是做不出真正的成就来的。

  正像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所讲的,“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抗战时期,中国的绝大部分资源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其抗战却是一塌糊涂,白白地丧失大片国土,白白地死了成千上万人。是共产党深入敌后,拖住了60%的敌伪军。八年抗战,共产党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共产党的武器都是拿人命从日本鬼子手里换来的。战争后期,八路军肩膀上扛的都是日本武器,日本人扛的是国民党从美国拿来的武器。所以从国民党角度来看这就叫国耻,美国援助你的武器送到了日本人手里,日本的武器被八路军缴获了。

  共产党的抗战为什么成功?就因为依靠人民。老舍的《四世同堂》里就提到:在北京城沦陷的时候,很多有志青年到西山去打游击。西山就是这一带,西山有抗日武装、抗日政权。老舍并不是共产党国民党,他就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立场上看这个事儿。老舍就知道——希望在西山、在京西。这里深藏着抗战胜利的伟力。所以,重视民俗这件事绝不仅是简单地看个热闹,看个花样、看个杂技。在这些表面的表演中,藏着我们民族不屈的秘密。

  刚才有同学会背《论语》,我很高兴。我希望同学们记住孔子的这句话:“礼失求诸野”——礼是礼貌的礼,野是野蛮的野。礼貌在哪里?礼貌不在党中央,不在人民大会堂,不在中央电视台,不在“溜光大道”;礼貌在咱们家里,在老百姓那里,在工农兵那里。这个国家文化的秘密,都在普通老百姓简单的粗茶淡饭之中。每当这个国家朝廷被人家推翻的时候,知识分子成批投降当汉奸的时候,是谁挺住了这个国家?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是那些平常看上去没多少文化的人,是那些平常说粗话、打架的人,是那些平时计较一头蒜、一棵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民族最后的万里长城。这个道理不容易看明白。毛主席为什么伟大?他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他真正理解了孔子的话。抗战要胜利,依靠蒋介石不行,依靠汪精卫更不行,要依靠千百万群众。

红楼飞雪神侠影,何日凭湖倚碧鸳?

  北京大学著名校友,名满天下的一代大侠查良镛——金庸先生,于2018年10月30日在香港,以94岁耄龄仙逝。讯息传来,天下震动,未名湖畔也充溢着悲伤、叹惋和思念。本人作为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之一和金庸先生的忘年交,昨晚接到许多问讯、慰问和采访。恰好10月31日有本人的“现代通俗小说研究”公选课,乃临时决定当天的内容改讲金庸。

  金庸自50年代出道以来,一支劲笔横扫华人世界。寰宇之内,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谈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文学成就,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严家炎先生的话说,乃是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不但超越了旧派武侠,而且超越了通俗文学。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其十五部煌煌杰作,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最全面最立体地展现于世,在冷战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起到了凝结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

  北京大学师生,很早就关注金庸先生的作品,80年代的校园,就掀起了金庸热。许多校领导和许多院系的知名学者,都是金庸迷。后来金庸先生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他草拟的“查氏方案”成为基本法政治方案的主体后,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法学教授称号。严家炎先生更于1994年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出版《金庸小说论稿》,这是金庸小说走进高雅文学殿堂的开始。钱理群、陈平原、孔庆东等文学史家,也先后撰文、著书、开课,高度评价金庸小说的成就并予以科学研究。该系列研究,引起了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北京大学还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多位学子以金庸小说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北京大学,成为金庸研究的重镇。各地举办的金庸小说研讨会,多有北京大学的学者发表重要论文和演讲。金庸本人,也多次表达对北大的尊仰和崇敬,尽管他已经获得了许多国家知名大学的教授头衔和博士称号,仍然衷心希望,像一个普通学子那样,拿到北京大学的正式博士学位。遂于2009年,投入北大中文系袁行霈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当年已经85岁。惜乎耄耋之年,修满学分不易,至今尚未结业,便一代哲人仙去。金庸与北大,留下一段遗憾,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金庸先生早年立志救国救民,为正义事业侠肝义胆,一生关心天下大事,心系祖国统一大业,著作数千万言,影响十几亿人。这与北京大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本人计划明年再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与“敢为天下先”的北大学子共同思考,如何在新时代发扬中华文化的侠义精神,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鲁迅是语文教学的灵丹妙药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语文教学受学生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鲁迅精神。我当时讲现代文学,包括我讲语文课,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我非常重视鲁迅这条线。

  钱理群老师是中国研究鲁迅的一流专家,我是钱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我从他身上深深体会到了何谓“鲁迅精神”。做学问,不能仅仅把学问作为一个饭碗,还要把学问跟自己的个人生命结合起来,钱老师就是这样的学者,令我敬佩。有的老师也很有学问,但他仅仅把学问当成一种职业,看做一个饭碗,和自己的生命并不结合,我不能说那样不好,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我更倾向于将生命与学问打成一体的。

  每次讲一篇课文,我都像在学校做论文一样,去找我所能找到的与这篇课文有关的所有材料,再找一个我合适的讲法,然后写一个提纲,按照提纲去讲,跟学生互动、讨论,正是这样的讲法使学生接触到了真切的鲁迅。

  我从来不说,鲁迅是伟大思想家、伟大革命家、伟大文学家,我都不说,鲁迅是什么让学生自己评价,你觉得鲁迅高也好、低也好,可以自己比一比,你自己能不能说出他这些话来?你认为还有哪些作家能赶上他,能说出他那些深刻的话来?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学生正崇拜王朔,那一代学生特别喜欢王朔,我说虽然王朔身上有反鲁迅的一面,但他身上还有一点鲁迅精神,大家去找找看,可以把王朔和鲁迅比较一下,这样能够帮助他更深理解鲁迅,这样的教法果然有效。

  这种思考使我感觉到,鲁迅是语文教学的一把金钥匙,我们大家可能都同意——鲁迅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和重点,但我认为他还是一把金钥匙,一旦把鲁迅拿下,学生过了鲁迅这一关,他不可能不喜欢语文,他不可能不喜欢文言文,他不可能不喜欢作文。也就是说鲁迅这一关拿下了,会对整个语文教学都有一个整体的提高和促进。

  钱理群老师曾经说,鲁迅是语文的灵丹妙药,特别是作文的灵丹妙药。他说社会上那么多作文班,好多都是胡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学生读鲁迅,读鲁迅可以应付所有考试,应付所有作文,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里我第一次公布这个秘诀,告诉大家鲁迅是可以应付一切作文的,让学生仔细研究鲁迅的文章就会知道,鲁迅做文章,第一绝不会跑题,第二绝对别开生面,鲁迅的文章篇篇都是高分作文。

  你随便翻开一本鲁迅的杂文集,看了题目,你不知道他下面要怎么写,可是看了下面怎么写之后,你只有佩服,却不能指责他,你不能说他跑题了,他写得非常切题,而且没有他做不了的题目。古今中外正反左右,真是纵横叱咤,鲁迅是中国第一作文高手!这就是鲁迅文章本身的魅力。你读鲁迅多了,思路自然就会打开。我们有的老师,现在老去推荐学生读很多作文选、范文来打开思路,那样不行,因为那不是高手。只有学了高手,自己才能达到中等水平,所以学鲁迅是最好的办法。

  有不少年轻的作者喜欢写杂文,称自己在学习鲁迅。但他们对杂文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们以为有一腔正义感、对社会不满、见什么骂什么,就是写杂文,这根本不对。鲁迅首先是有大学问、有大爱。有大学问才能够写杂文,杂文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偏激的。因为你只论一人一事,这种东西很可能是片面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观,你有能写一篇长篇小说的才华,然后来写一篇千字文,才能够举轻若重,这是比举重若轻更高的一个层次。

  金庸小说里写的,独孤求败30岁的境界是举重若轻,那时他力气很大,可以把重物举起来,但是他到了40岁,步入更高的境界,就举轻若重,写千字文像写长篇小说。

  所以,鲁迅的文章每看一篇都有黄酒的味道,非常浓重,非常深厚。鲁迅的文字感觉也是很好的,读鲁迅的杂文或者小说,简直可以感觉到文中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更换,你试着改一个字看看?!就是不能改,改了就不行。鲁迅使用文字,往往是使用最基本的含义,即使用那个字的本义。这就是最大可能地发挥了汉语的魅力,使文字之间流淌的那个看不见的灵魂和作品的灵魂融为一体。

  比如我们讲过的《孔乙己》,读完《孔乙己》之后,有种感觉久久挥之不去,不是特别深,也不是特别淡,就是那个劲。那个劲,到底是一个什么劲?孔乙己给我们留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老想总结它,但是一总结可能就错了。

  鲁迅读二十四史,怎么能读出“吃人”两个字来呢?这绝不是用总结中心思想的办法总结出来的,而是他建立了一个感觉。他反复读,读着读着“吃人”两人字就冒出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孔乙己》里一个很不重要的细节,小伙计被推荐到一个酒店里去,但这小伙计很笨,但因为荐头的面子很大,又辞退不得,于是就负责一个很不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羼水,这个酒店是经常要往酒里羼水的。往酒里羼水这个意象竟然这么重要!尽管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但对整篇的气氛有影响,往酒里羼水的意思概括成两个字,恰恰就是“凉薄”,人情凉薄,而整个一篇《孔乙己》讲的就是凉薄。

  我们总结《孔乙己》说是封建礼教的弊端、批判科举制度等等,这都是从我们所受的教育、政治观念出发,去强加到孔乙己身上的一个概念、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也不能说它错,也对,但这不是根。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读了《孔乙己》心里头也不好受呢?他对什么科举制度一无所知,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根本不了解,但他读了孔乙己之后,心里也难过。因为《孔乙己》写出了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一种痛心的凉薄。

  “孔乙己在场的时候,使人们这么快活,但是孔乙己不在的时候,大家便也这么过”,这才是《孔乙己》这篇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这个人给大家带来欢笑,但大家心里根本没有他的灵魂,没有人关心他,活着死了都没有人关心他,只有老板记着他还欠十九文钱,这恰恰是一种世态炎凉。鲁迅就能本能地把握这种东西。

  再比如《故乡》,《故乡》读了之后也有一种味道,有一种感觉让人久久挥之不去,这种味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竟能让人久久挥之不去?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故乡》,我的一个同学喜欢画画,但画得不好。他拿了一张白纸,用圆珠笔画了一片蓝,代表深蓝的天空,然后在上面用黄色笔画了一轮大黄月亮,下边画了两道小树叶。画得这么差的一个画,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我想读过《故乡》的学生,可能对老师归纳的中心思想都忘了,但是忘不了小说里画的那个画面: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月亮,海边沙地上一个少年戴着银项圈。这个画面是永远忘不掉的。

  其实,如果写在别的小说里,也不见得这么难忘,为什么《故乡》里的这一段这么难忘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是《故乡》的灵魂,就像诗歌有诗眼一样,这是题眼。

  为什么说它是题眼呢?因为《故乡》讲的是一个希望的意思,那么这个“望”的本义是什么? “望”这个字的本义恰恰是月圆,农历每个月的十五叫“望”,初一叫“朔”,最后一天叫“晦”。鲁迅恰恰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使用“望”这个字的,他写了一轮圆月。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随便看到一个汉字,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积淀就发生了作用。中国人看到“春”这个字,想到的绝不仅仅是冬天过去之后的那个季节、那种时节,不是,中国人看到“春”这个字,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影响自己,影响别人。

  有一次我上鲁迅课的时候,有一个外国留学生说,他觉得《故乡》的结尾不好。他说《故乡》的结尾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多余的,有了这一句话反而把话说破了。我说,有这句话也不能说不好,但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没有也可以。因为这篇文章的意思太深了,如果没有这句话点破,很多人可能领悟不到,所以鲁迅要写出这句话来。如果是领悟力非常强的人,即使没有后面那一句,《故乡》也足以达到思考的效果,使人思考“希望”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这个“希望”更可靠,还是闰土拿的那个神像更可靠?这才是一个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都统合在天上月亮的照耀之下。鲁迅就是这样来使用这个“望”字的。

  在北大读书教书期间,我经常接触到韩国学者、日本学者,他们几乎从来不佩服中国别的,却最佩服中国有鲁迅。他们有钱,有这个,有那个,可就是没有鲁迅,所以他们极度尊敬甚至可以说是珍惜鲁迅先生,鲁迅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亚洲的,是整个东方灵魂的脊梁。

  在一个全球化强势的时代,文明的决战进入新阶段的时代,作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要讲出鲁迅丰富多彩的一面,才能够更好地结合我们的语文教学。所以,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侧重讲的是鲁迅人性的一面,讲他的痛苦,讲他的智慧,讲他的爱恨,讲他的学问、才华,讲鲁迅永远站在弱势群体一面,谁受压迫他为谁说话。

  鲁迅其实是文化界大侠,他抑强扶弱,自己也受欺负。但他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牺牲者,他也让自己尽量过得好,不做无谓的牺牲。鲁迅素来是反对学生徒手请愿的,为什么?他把政府看透了,当时的政府不值得请愿,请愿没用。但是学生一旦请愿,他就支持学生。

  鲁迅他不做无谓的牺牲,但有了事情他承担,所以鲁迅的一生既痛苦又快乐。我们要看到鲁迅这方面的人格魅力,鲁迅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文化斗士,而是那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一生用钱理群老师的话说是“生命的大飞扬”。

  鲁迅曾经用了很多年研究佛经,探讨人到底怎么活着最好,他思考的是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奥斯托洛夫斯基思考的一样的问题:“人怎么活着一生过得最好?”鲁迅选择的是“生命的大飞扬”,所以他在《死火》里表达了这个思想——“与其冻灭,不如烧完”。他的痛苦是深刻的痛苦,我们体会到他的痛苦,就能看清自己的痛苦,不会因为一些小烦恼就寻短见。我觉得这都太不值得,想想鲁迅那代人的痛苦,这点儿真没什么,年轻人必须从他身上学习他的胆识、智慧。

  如果能把鲁迅这一关拿下来,对于学生学习其他现代白话文、文言文,都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带动整个语文教学整体地前进,最关键的是还能完善学生的品格,可谓功莫大焉。

五千年来,人类最高级的圣人是毛泽东

  我们中华民族在六千年前就有伏羲了,两千五百年前就有孔子了,所以我们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我们是高级文明,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有大量的无数的史料可以支撑。

  中华文明不是最早的文明,但是到了两三千年前的时候,我们是最高级的文明。那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很多文化概念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民族的概念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没有那个思维,所以呢,他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很容易,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成他的语言。这是翻译学上现在很多博士不敢探讨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天下”,怎么翻译?刚才余老师给丁老师提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不对的,所以世上可以这么讲,没有两种语言可以百分之百通译。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你如果不学汉语、如果不学中文,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就根本没有办法领略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人类最高级文明的那些概念。我说的这个文学一样,咱们当一回人多不容易:宇宙中多少个机会的多少分之一你才当一回人,好不容易当一回人,你还没当成中国人,白瞎了!

  那么回到“圣”的这个问题上。圣这个字西方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在翻译他的著作的时候,中国人是很大度的,拿出了我们最好的词儿来翻译他的东西,我们一说,奥,这个东西是你们很重要的、最伟大的人写的一本书,那我们想,我们最伟大的人是圣人呐,圣人写的东西得叫经啊,我们就翻译成《圣经》。他那个原文哪有圣、哪有经啊?他既没有圣也没有经,实事求是地翻译,它那就是一本合同。不就上帝跟人签的约吗?不就合同吗?而且还是霸王条款。人没签字,上帝自个儿说了算,说你必须信我,不信我灭你丫的。不就这么回事儿嘛!上帝守你理论:说我灭你,你必须信我,不信我揍你!

  你看咱们中国的儒家这么讲过吗?孔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吧。释迦摩尼这么讲过吗?没有吧。老子这么讲过吗?没有啊!咱们都是商量着来,我说我这个好,希望你信我,不信拉倒。是不是?这才叫“普世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你好,你可以说你爹好,不能强行说你爹是我爹。咱们都说我爹好,你说你爹好,我说我爹好,咱们比呗,可以比,不能强加于人。

  而我们中国的态度倒也挺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翻译也未尝不可,算是咱们对其它文明的尊敬。咱们也很尊敬伊斯兰教啊,咱们把人家伊斯兰教的最伟大的先知叫穆圣——穆罕默德叫穆圣,我专门到义乌去讲过伊斯兰。我们尊重人家,管人家这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叫圣人也未尝不可。但是,我开头讲了,我们要知道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最明白的人。

  其实和我们翻译的那个佛是一个意思。佛其实也不是神,佛是什么人?佛是觉悟者——觉悟了的人,他再去觉悟别人,这样的人叫佛。翻译成大白话还是:佛是个大明白人。佛和圣一样,都是大明白人。那么跟这个大明白人相比,低一层次的,在佛教里叫菩萨,在儒家里叫贤人。咱当不了圣怎么办?咱当贤人——贤良之士。当不了贤人,咱们当英雄豪杰。

  所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里英雄辈出,还有很多贤良之士。但是,我们最高层次我们也有一个圣人,我们认为他是人类五千年来最高级的圣人——他就叫毛泽东
——摘自孔老师《淮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圆桌论坛》讲话​​​​

从《说笑》看钱钟书的幽默

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这篇《说笑》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散文。作为题目的“说笑”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说说笑笑,不是一个并列的结构,而是一个动宾结构,“说”是动词,“笑”是它的宾语,“说笑”的意思是说一说“笑”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不长,我算了一下,不到两千字,一共只有五个自然段,非常小。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下边我们按照这五个自然段的顺序,一段一段地来细读。

我先来读一下第一段:“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一句,“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便成了文人的职业”。我们可能还都能想起自己当年语文老师讲作文,可能经常说一句话叫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开门见山,当然好文章不一定非要开门见山,好文章可以有许许多多种开头的方法,我干嘛非要开门见山,我开门不是山,开门是水行不行,也可以。但是开门见山是一种好文章开头的办法。我们看报纸上电视上讲一个什么东西,最常采用的就是开门见山的方式,特别是《新闻联播》,必须开门见山,你不能绕了半天弯子,不让人知道要说什么。那么钱钟书的这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他不是闲着没事,泛泛地来说“笑”这个东西,他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句话针对性就出来了:“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他针对的就是幽默文学,这里就要讲一下背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幽默,他们身体力行,创办一些专门发表幽默文章的刊物。一时间一些专写幽默的小品文盛行,追风潮的作家也努力去撰写离现实比较远、追求刻意闲适、刻意轻松的文学作品,形成当时特有的幽默文学。针对这种现象,鲁迅首当其冲站出来批判,鲁迅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是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这些浅薄的小品文,一方面点缀人们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掩盖着穷人的呼号和血泪。到头来“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干净简洁的文字已经表达出鲁迅的立场,鲁迅不是反对幽默,而是认为我们人民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而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幽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继鲁迅之后,钱钟书的《说笑》就诞生了,与鲁迅的态度相比,以幽默著称的钱钟书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钱钟书的态度,钱钟书没有像鲁迅那样正面地来批判幽默文学,他没有,而是用他自己特有的文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讲“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便成了文人的职业”。我觉得这句话比鲁迅更刻毒,他比鲁迅说得还要狠,鲁迅是堂堂正正讲道理。钱钟书一下子就把“幽默文学”这四个堂皇的字眼跟卖笑联系起来了,说你这是卖笑。所以我说钱钟书有的时候是很坏的,你读钱钟书的文字,经常觉得这是一个“坏”家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坏”。就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他的杀伤力比那个不幽默的人要强很多倍,因为他用一种特殊的武器,一下子就给你穿透了。把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我们马上就明白钱钟书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很清楚,同时也设定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角度,也就是说他不是正面地来谈论幽默文学,而是只从“笑”这一个角度突破进去来谈幽默文学,这个突破口选得非常好,中国散文讲究起承转合,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起,一下子扣住了题目。你不是说“说笑”嘛,那我就从卖笑开始谈,而且用非常精炼的一个话题,引起读者的兴趣。看上去好像漫不经心,实际上现实针对性非常强,可以说这叫做举重若轻。好像一种武林高手的风范,你看鲁迅也是,一上来态度也很庄重,但鲁迅好像就是硬碰硬,鲁迅是举重若重,你一百斤,我就用一百斤的力气给你举起来。钱钟书好像随随便便走到这里,一抬手就举起来了,他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看短短的第一段真是简洁利落,没有一个废字,道理讲得无懈可击。而这个文字你读了三两行之后,它自然散发出一种幽默的味道,你感觉它上来就不同意这个幽默,他说幽默文学是卖笑,但是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幽默的。所以这短短的第一段就已经把读者吸引住了,好像一个人随便一挥手,幽默的气息就出来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噪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读钱钟书的文章你经常感到很过瘾,你经常觉得,假如你也按照他这个角度来写文章,你一定写不过他。什么叫叫人佩服?就是你按照和他一样的方式做事情,你做不过他,这样的人就值得佩服,或者说就值得崇拜。如果刚才我们说第一段那个文章是起,那么第二段就是承,起承转合的承,紧接着第一段。他从人和动物对比的角度来探讨笑的问题,我们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有一个特点,经常把人还原到自然中来讨论,比如说这个狼,狼它就是要吃羊的,狼吃羊是上帝规定的,是天经地义的。而羊就是要给它吃的,所以狼吃羊没有什么可谴责的,狼虽然吃羊,但是狼从来不吃狼,这是狼比我们人“高尚”一万倍的地方。而且狼在不饿的时候,它也不随便糟蹋羊,它也不随便吃羊,它不会把羊抓来玩够了再吃,它不会。我们人有什么理由在狼面前自高自大呢?在狼的面前我们人是何其虚伪不道德。我想狼和狼之间如果用它们的语言互相咒骂的时候,一定说这个家伙坏极了,坏得像人一样。我想在狼的语言中,“人”可能是最厉害的一个骂人的词。所以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人,往往能够给人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启发。你看钱钟书先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把人还原到动物中去,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然后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狼是随时可以吃羊的,但是它不饿的时候,它不需要的时候它不去吃。也就是说你有什么能力,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发挥和实践这个能力。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高中给中学生做讲座,那个高中的学生很有思想,他们很有反抗性。他们提一个问题,说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反对我们早恋,说我们已经到了有恋爱能力的年龄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恋爱?然后我说我也不反对早恋,但是我说一个人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去实现这个能力呢?你有很多能力,你是到了十六七岁,有这个能力,你还有很多能力呢,你可以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你也可以练习田径运动,你有很多很多事要做,为什么非要做这一个事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干嘛非要专攻这一门呢?就是说人有了一个能力之后,不是说马上要去做,你酝酿酝酿等能力更强一点的时候做,是不是更好?那么钱钟书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你可以每秒钟都笑,你为什么要笑?是不是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就要笑。接下去他指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我读他的文章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过,他说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而是会笑之后,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就不笑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严肃起来,因为不敢笑,我一下子就开始反思自己,我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时候,自己并没有幽默,而是用笑来掩饰一种什么东西。比如我在领导面前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因为没有幽默而笑,我为什么要在领导面前笑呢,自觉不自觉地笑呢?特别是你去听音乐会,你看到很多人跟别人一起鼓掌,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当别人静静欣赏的时候,他在那里百无聊赖,或者在那里拼命地喝可乐,吃面包就榨菜,一顿猛吃,一看别人鼓掌了,赶快夹着面包鼓掌,表示他听懂了这个音乐。还有的人去看画展的时候,看书法展的时候,其实也看不懂,但是看着别人都跟着评论,他也跟着评论。好啊,这个写得非常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也去美术馆看书法,看着下面写着两个繁体字“奋斗”,看这字写得多好,多么遒劲有力,“奋门”。这种事情我想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遇到一些,就是人他其实没有那个欣赏能力,但是他要合群,他为了别的目的,要来伪装自己,你说他明明是缺乏那个能力,他遮盖这个贫乏。这就是钱钟书讲的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那么钱钟书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从深刻的观察来的,你看他经常提到一些细节,他对人性的观察非常深,说明他平时就熟悉。其实我们平时不也很熟悉那些干笑,陪笑,皮笑肉不笑,但我们没有在脑子里很深刻地去想,我们经常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随便地捏合在一起,以为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其实是没有的,或者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比如你看电视里有一些记者去采访老乡,老大爷,你的茄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好?老大爷说,嘿,党的政策好呗。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党的政策好和茄子长得好,有这么简单的关系吗?只要党中央政策一好,茄子就长得好。我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他对党的政策不负责任的报道,他这么简单地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报道任务。也许他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把这个事情弄成一个可笑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看钱钟书写出这个笑的辩证法。幽默,哪有那么容易的幽默,哪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幽默起来的笑呀。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人性,不是随便笑一笑、逗一逗,就叫幽默的。他在剖析了这些之后,他来了一句狠的,他最后说“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把幽默文学和傻子的呆笑又并列起来,前面一个卖笑,后边跟傻笑又联系起来了。你看钱钟书的语言好像是东拉西扯,最后针对的还是幽默文学。我们看金庸写武林高手,经常用一句话叫好整以暇,就是说在激烈的活动中,他抽空干点闲事,打着打着架,抽空在墙上写个字,表示他功夫非常高,能够忙里偷闲,钱钟书就有这个本事,从第二段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这一段非常长,我们看钱钟书写得多么好,我觉得读了他的文章,我简直觉得我不敢往下讲,因为我不可能讲得比他更深刻。第三段是全文比较长的,核心一段,也可以说是起承转合中转这一段。读这一段我们首先就会佩服作者的旁征博引。一个人有学问很容易,但是他能够这么灵活地旁征博引,随手就引来一些跟“笑”这个论题有关的材料,说明“笑”是不可人为的。而林语堂等人,他们以为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首先我们说中国人到底笨不笨,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谁说中国人就比西方人笨?谁说中国人就没有幽默?一些人说,一些人觉得中国人没有西方人幽默,但是后来你读一读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说西方人哪有什么幽默。西方人的幽默才是小丑,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所以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存疑的,这个问题是可探讨的。况且即使中国人真的笨,经过你提倡幽默就能不笨了吗?中国人不幽默,你一提倡就幽默了吗?那么钱钟书这一段文章里有一句名言叫做“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觉得这句话是全文的文眼。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唱歌,可以,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工作,可以。但是我们很难号召大家一起产生某种感情,感情是不能号召的。比如我在这里说,朋友们让我们仇恨起来吧!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绝不可能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美国教授来到中国演讲,美国人比较幽默。就讲了一个笑话,讲了笑话之后,然后就让这个翻译给他翻译,翻译给他简单地说了一句话,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哈哈大笑。这个教授就很奇怪,对这个翻译说,你的水平怎么这么高啊,这个笑话我在很多场合讲,那个翻译都翻译得不好,没有什么效果,我讲得这么幽默,你怎么稍微翻译了两句,他们就笑了。怎么回事?这位翻译说很简单,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位美国教授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请大家笑一笑,大家哈哈就笑了。我们知道他指挥的其实是一个动作,是一个笑的动作,而不是从心里发出的高兴。笑不能提倡,钱钟书进而就指出笑不能提倡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幽默不能提倡,你在那儿提倡,提倡起来的幽默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小花脸的滑稽表演,小花脸的表演不是也能让人笑吗?这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现象,小花脸能够使我们笑,我们看很多相声演员的东西,我们也笑了,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钱钟书真是厉害,一个字就道破了他们的区别:“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一个“对”一个“跟”,两个字,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在钱钟书的笔下,就点铁成金了。我们马上就明白了,最后钱钟书很有力地说:“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是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笑的是他,不是他说的那个事。比如说那个演员在台上摔了一个跟头,我们笑的是他的笨拙,并不是他用他的智慧,把我们逗笑的,不是。那么隐隐地就告诉你,很多自以为是幽默大师的人,看上去不过是戏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谁能够自封自己是幽默大师的吗?这很难,你说自己是某个方面的能手,可以,说自己是幽默大师,这非常难。

下面我们看第四段。“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作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我们知道每个民族的人,可能都给其他民族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留下某种气质。比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德国人是不幽默的,英国人是幽默的,法国人是浪漫的,俄国人是懒惰的,中国人是深不可测的等等。我们会对每个民族的人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块钱硬币,怎么办?假如这个人是美国人,他马上会打电话找警察,喂喂喂,我丢了一块钱硬币,马上帮我找一找。我是纳税人,你要为纳税人服务。这是美国人办事的态度,美国人特牛,他的任何事情国家都要负责任。要是英国人呢,耸耸肩膀就走了,没什么,算不了什么东西。表示很有绅士风度就走掉了,如果是德国人呢,他就会把他丢钱的这块马路作为一个寻找范围,纵横各画上一百条线,画成一万个小方格,然后拿一个放大镜,一个格一个格找。最后一般都能找到。这是强调说德国人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但是显然是很不幽默的,显然是很没劲的。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会一仰脖子,算了,谁拣到让他买棺材去吧。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态度。这里钱钟书对德国人的评价,显然是认为德国人是没有幽默的,认为德国人是偏重于严肃的,英法人的幽默是比较世俗的幽默。

那么钱钟书接着说:“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第四段就是起承转合的合,是做结论的部分。但是钱钟书做结论也不老实,仍然是挥洒自如。他指出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一成为主张和职业就坏了。其实不光是幽默,其实什么事情只要一成为职业,就坏事了。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一个职业,找职业是为了我们吃饭,但是职业本身往往是无趣的。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说世界上85%以上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但是没有办法,他虽然很擅长这个,但是他并不喜欢,为什么艺术家受人尊重,因为艺术家的职业往往是他自己喜欢的。他正好喜欢这个事,他又擅长这个事,所以他活得比较愉快,活得比较幸福。其实我本身的事情也是这样,我经常跟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说,我们大家为什么要考中文系?为什么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还不是因为你原来是一个文学少年、文学青年,抱着文学的梦想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怎么样呢?我说中文系误我终身,没想到这个事原来很有意思很有趣,一旦成了职业用它来吃饭的时候,乐趣就减少了。你坐在电影院里和别人一起看电影,人家都是随便地笑,随便地哭,很幸福,在那里欣赏,叫欣赏艺术。我们很紧张,我们在那里用职业的眼光看,这是主题、这是结构、这是倒叙,弄得索然无趣,不能和别人一起哭一起笑。所以我经常提醒我们的学生,我们对自己的职业要有反省,我们可能是职业变态者。前一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围棋大师吴清源谈围棋的感受,围棋也是这样。本来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艺术,但是现在都职业化了。每天棋手们忙着比赛,比赛有高额奖金,为了获得奖金,为了获得冠军去下棋,可能就要不择手段。可能输了也要不承认,或者巧妙地利用规则,来使自己获得胜利。比如一个年轻棋手和一个老棋手比赛,他明明不如这个老棋手,但他知道时间拖长了,这个老棋手身体就不行了,脑子可能会混乱,他就跟他拖着,想尽办法把他的身体搞垮,叫乱拳打死老师傅。而且经常能够成功。像聂卫平这样的人,前五十步是天下无敌的,但是过了两三个小时,他身体不行了,只要出一招错招,就会被对方抓住,最后人家反败为胜,他是反胜为败了。所以钱钟书批判职业化,钱钟书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学者,但是他经常“不务正业”,他写小说属于“不务正业”,他写小说、写散文都是“不务正业”,不要太把自己的职业当回事,就是说又能够围绕着它,又能够离开它,这样的人可能是活得更轻松更自由的人。钱钟书说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这可以说是钱钟书自己的幽默观。也就是说真正幽默的人,应该对自己也能幽默,你不要老去讽刺别人,你不要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别人不理解你,不要老向别人去解释你做得工作多么好。你主要应该去了解别人,最重要的是了解外部世界,你自己受了人家的冤屈误解不重要。你甚至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俗人,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真正自信的人,你不在乎这样调侃自己。它不会损坏你自己,那么大家甚至可能觉得,这个俗人还不错,这个粗人也很文雅,还是很有文化的。就是能够对自己也幽默,这是幽默的更高的一个境界。

我们下面来看最后一小段:“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前四段是起承转合,这是起承转合之外的一个补充。本来上面四段已经把问题讲完了,上边四段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就是说没有第五段,这个文章也可以独立写完了,但是大作家有这个本事,他的文章可以再加一段。他首先指出假充幽默的两个动机,尊敬、利用。什么事情只要是好的,具有价值的,就难免被人利用。其实世界上迄今为止,所有好的东西都被人利用过的。你说正义是好的,就有人说我是正义的。任何一个名牌出来不久,马上就有假冒,因为你有价值,因为你是好的。而假冒起来之后呢,这个真的东西还往往打不过这个假的,我们一般人总怀着幻想,说邪不压正,未必。可能从人类历史很长的时间来看,是邪不压正,但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里,经常是正不压邪。那个名牌产品一旦被假冒起来之后,它很难打败这些假冒的,最后就被击垮。你只有另辟道路,另起炉灶,这是经济学上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竞争起来因为坏的东西是不择手段的,好的东西是要遵守规则的,所以好的东西经常是吃亏的。就是善于骗人的人,容易得到更多的选票,他玩一个什么小伎俩,肚皮上打一枪,选票就上来了。经常是坏的东西更占上风,所以钱钟书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是从长时段来说的。在短时段,特别是具体到人的一生这个短的时间里,你可不要相信正不压邪,不一定真理获得胜利,而经常是假丑恶获得胜利,而这才是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假如人活着都是一片美好,总是好的动东西胜利,那还有什么劲呢,那人就不必要奋斗了,反正好的都是胜利。正因为好的东西经常不胜利,经常失败,坏的东西经常胜利。所以我们活着要跟这些坏的东西做斗争,要反抗,活着的意义是反抗,是想把坏的现实变为好的。回到这个“银笑”,“银”本来是像银子一样的声音,这里又和“银钱”联系起来,又回到了文章的第一段“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这是一种像对偶一样的,前面出一个上联,这里有一个下联接着,第五段轻轻松松地回到了第一段上。

我们总结一下钱钟书这篇《说笑》的写作特点。第一个叫做推理严密,论证透析。你读起来很轻松,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五段文字,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读起来又很洒脱,可以说洒脱中有法度,这就是功夫。既有现实的针对性,也有哲理的深度和普遍意义。所以过了六十多年,今天读起来还是这么有针对性,好的文章是能够超越时空的,我们为什么说鲁迅是伟大的?就是因为鲁迅是超越时空的,鲁迅所说的问题今天还存在,那么钱钟书这个文章一样,表现出一种大学者、大作家高瞻远瞩的气魄。谈的是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但是能够穿越时空,你在别的时代也能够考虑幽默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材料丰富,左右逢源。这篇文章很让人佩服的地方,也让我佩服的一个地方,是能够打通古今中外,纵横潇洒,扯得很远,又收得拢。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之外,更需要有灵活驾驭材料、打通知识壁垒的良好悟性。那么钱钟就是这样的一流人才,我们把钱钟书叫做通才型的大学者,“通”我们中国人做学问,从古到今都是讲“通”这个字,一定要做通了。没有人教过钱钟书什么叫幽默,但是他学了那么多东西,他学通了,他谈幽默就能谈得这么好。其实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可以相信,他谈什么都可以谈得好。因为你不知道他肚子里有多少书,而且随时拿出来可以用,所以这是钱钟书给我们的启发。

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是文笔幽默,才华横溢。钱钟书谈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处处都有严肃,但又处处引人发笑。而且这个笑是我们心悦诚服地跟着他笑,我们不会对着他笑。他反对幽默文学,可是他这篇文章就是幽默文章。也就是说他用这篇文章树立起一个真幽默的榜样。啥叫文章?你看看这篇文章,这才叫幽默文学,不是你们提倡起来的东西。真正的幽默应该是我不幽默,这才叫真的幽默。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钱钟书自己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会幽默才去反对人家,那就成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你自己不会幽默,你反对人家的幽默,这是没有力量的。这个文章之所以有力量,是我自己非常幽默,比你们强得多,然后我说你们那个不行,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这是钱钟书以幽默来反击幽默文学,不可能有比他做得更合适的。

其实鲁迅那个文章本身也是幽默的,但是鲁迅的幽默是一种辛辣的,带着辛辣讽刺的幽默。鲁迅的批判性像烈火一样,连同自己一起烧在里边的,读鲁迅的东西,你会有痛感,痛楚感。他拿一把刀,他挖社会黑暗的时候,把自己也挖一块,他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然后他自己说我自己也吃过人。所以这个时候你想笑,觉得又笑不起来,他都说自己吃过人了,你想是不是我也吃过,就会这样想。而钱钟书,你看我们今天只讲他作品的优点,但是也有人批评钱钟书,说钱钟书是站在人生外边。钱钟书他把自己放到一边,他不讲自己。你看他的文章里不说我怎么样,刚才我给大家讲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也经常说我怎么样,我也经常把自己放在里边,钱钟书他不把自己放在里边。他就说这个事怎么怎么可笑,所以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感觉,会觉得钱钟书是坐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好像在剧场里看戏,有坐一楼的,有坐二楼的,有坐三楼的,钱钟书一个人在大顶上,他一个人在大吊灯上,他在大吊灯上看。所以他不但看台上的戏可笑,看我们这些观众也很可笑,但是我们都看不见他,因为他太高。他处在一个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被他的学问所征服,被他的智慧所征服。觉得他说得真好,我们达不到,可能就不再往下想了。但是有些研究者他还会往下想,之所以钱钟书这么幽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他跑到人生外边评论人生。所以我们今天一块跟大家欣赏钱钟书《说笑》这篇文章,最后能够使我们不仅是理解幽默和笑这个问题,对整个人生恐怕都有所启发。

语文思维

孔庆东

今天,我们来谈谈,语文思维与写作能力培养。

世界上的道理是非常有限的,古人说,“前人之述备矣”,我们还能比孔孟老庄多说几句话?还能比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多说几句话?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学者教授全部死光,难道人类文明就断绝了吗?不会!只要书在就行,剩下的人继续读孔孟老庄、读康德、读黑格尔、读马克思,人类文明仍会延续。

道理都在,那么多人读书,怎么人类还不见进步?我的体会是,虽然读书了,但大多数人没有读懂。如果人真的具有读懂书的能力,不但学者专家都不要了,大多数书都可以烧了。一部《论语》还不够你做人的吗?或者把《论语》烧了,一部《金刚经》还不够吗?把《金刚经》烧了,一部《道德经》也够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人活着就是为了“通罗马”。有一条路就够你“通罗马”的了,结果我们这条路上不去,换一条路又上不去,走了八十条路都没上去,然后每天就研究这八十条路,培养了许多所谓的名师专家,给你讲这条路上的风景很迷人,那个专家又讲如何爬这条路,还有很多专家告诉你这条路上有小松鼠,那条路上有魔鬼——就没有一个老师告诉你怎么上去“通罗马”。所以,读书存在着读懂和读不懂的问题。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与下愚是永远存在的,这中间只划了一道,其实是一道深渊。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批评了孔子很多观点,其中这个观点就被当作一个反动的思想来批判,说孔老二非常反动,他看不起劳动人民,还不让劳动人民翻身,说劳动人民就是“下愚”的,奴隶主阶级就是“上智”的。首先是污蔑劳动人民愚昧,不光污蔑他们愚昧,而且还说“不移”,劳动人民永远受压迫受剥削。但是后来我自己去读《论语》,发现原来孔子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孔子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人,智商、文化水平比较低,将来就不能提高了,他是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社会是由各种结构构成的,在社会系统中,不论具体的人怎样变化,永远存在着“智”和“愚”的差别——这个结构是不变的。比如原来国家能培养10万名大学生,后来把比例提高,培养100万大学生,好像是比原来增加了九倍的人才,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在培养出的这100万个大学生里面,仍然存在着前10万与后90万的差距,也就是这前10万相当于以前的大学生,剩下这90万还是以前的社会青年。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奇怪,说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不如以前那么好呢。这就说明,从结构上看,“智”和 “愚”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国家可以把全部国民都当成大学生来培养,但是结果还是该多少人愚昧就多少人愚昧。比如西方国家,我们以为他们全民受教育水平高,可是他们的国民怎么会做出那么多愚蠢的判断呢?当他们的政客在电视上忽悠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上当了,都按照政客给他们指出的道路去投票选举,还以为是自己选出来的,其实都是被人家引导的。读书没读懂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是中国,外国也这样,不仅是现代,古代也这样。

有一部分人读懂了,为什么也不能成功,也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读懂了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践。读懂的人本来就不多,大部分又不去实践,虽然世界上的道理“前人之述备矣”,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还不如煤变成炭的效率高。跟语文问题结合起来,怎样读懂书,归纳到“悟”的问题;读了书之后是否去实践,归纳为“练”的问题。“悟”和“练”,正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语文思维,重点在于“悟”;写作能力,重点在于“练”。把它归结为这两个字,换一个新的角度,从佛教角度来谈一谈语文的问题。佛教讲“悟”、讲“练”,在佛教里“练”经常用“修”、 “参”这些名词来表示——参禅悟道,修行。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地读一点佛经,比如《金刚经》、《坛经》。佛经开头经常说“如是我闻” ,之后,佛就在一个地方领一帮人,基本都是一千二百五十人,集合之后,每人拿着一个碗到城里去要饭——古印度要得等和尚们来化斋,给他盛最好的,然后自己家再吃饭——之后都回去一块儿吃,很有规矩。吃完之后洗漱干净,佛开始说法。佛和今天老师讲课不一样,不像我们有很严密的体系。佛上来就吹牛,就说我这个人特别有本事,能够放出十亿光年的能量来。或者做一串比喻,说这个东西很厉害吧,还有一个比他厉害十倍,还有第三个比第二个更厉害十倍,然后前面这些所有加起来不如我的万分之一。佛说法,大量地运用修辞手段,不是运用推理。佛用一种特别夸张的表达方式,打击听众的思维,改变你所原来固有的那些俗念、浊念,佛讲法的教学方式、教学体系,是一种引导人开悟的教学体系。《论语》、《老子》、《庄子》,思想深刻、影响深远,也都和表达方式有关,哲学借助文学的翅膀。

佛教又说“不立文字”。最善于驾驭文字的人,反而看穿了文字的秘密,文字就是开悟工具。悟的不是文字,悟的是道。真正悟道之后文字就是桥,佛教里讲“过河拆桥”,达到彼岸之后、悟道之后,要忘掉通往道的具体途径。

佛愿意用比喻,孔孟老庄这些圣人都喜欢用比喻。比喻的本质是拿一个事说另一个事,可从逻辑上知道一个事和另一个事分明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太阳红得像火,太阳就是太阳,火就是火。当我们说A像B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共同存在于A和B之中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执着说,太阳不是火,他没有悟的能力,是书呆子。

“悟”经常和“通”联系在一起,“悟”是“打通”的意思。世界上的事物是独立的,每一个具体的例子,都有相对独立的时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客观的联系,是主观的联系,是人的思维打通了相对独立的时空——无论这个时空多么小,我们在主观上打通了。当你用一个文字符号表现你的感官所发掘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语文的内容,是叙述的学问。叙述你感悟到的世界,并准确地深刻地叙述和表达出来,需要的是“悟”。只有“悟”,才能打通本来彼此独立的事物之间的统一性,只有“悟”,你才能找到太阳和火之间的联系。比如苏东坡讲的典故:一个盲人,他没见过太阳,他问人什么是太阳,有人给他比喻说太阳就像个盘子一样,希望他能明白,可是有一天他听人家敲钟,他说,噢,这就是太阳!他理解的“盘子”是敲出声音的那个东西,敲钟的声音跟敲盘子的声音很相似,他听见敲钟,认为是敲盘子,这就是“太阳”——他不能建立这两个事物之间准确的同一性。语文思维就是在毫不相干的事物中间,努力去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相通性、统一性。在其他学科看来,有些事物是相近的,有些事物是很远的,有些事物是不沾边儿的;语文思维就像哲学上讲的,万事万物都有联系,在于怎么建立,在于怎么发现。

任何一个文字,特别是汉字,包含的信息是无穷的,谁也想不到一个字将来还能够容纳多少东西。比如汉字中最无聊的、最没有用的一些语气词,“的”、“了”、“吧”、“呢”的“吧”,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它有了巨大的用处——“网吧”。 “吧”本来是语气词,今天就成了名词,它原来就存在着这个可能性。每一个符号都存在着无穷多的可能性,因缘际会,这个可能性就迸发出来了。

佛教的“因缘”二字,有因,有缘。“因”是一个事物本身包含的无穷的可能性,但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变成现实性。语文好的人,思维是跳跃的,在感官上感觉是跳跃的,但事后去研究,又发现大有逻辑,大有哲理,存在着先天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包含在跳跃的基础上。比如朱自清《荷塘月色》里“通感”的修辞手法,“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又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用听觉写视觉。这固然是朱自清有悟性,原来的对象中就包含了这种可能性,他发现了这个可能性。发现“可能性”的人,就是悟道的人;没有“悟”的能力,堆积多少知识也达不到。

“悟”分两种,“顿悟”与“渐悟”,禅宗推崇“顿悟”,净土宗推崇“渐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六祖慧能用这个偈子表达了顿悟的道理。一旦顿悟就豁然开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顿悟。“顿悟”和“渐悟”不能完全分开,是不是渐悟惭悟,渐悟到了一定的程度,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存在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鉴定二者的差别?有一天我们顿悟了,此前的渐悟还有没有价值,还算不算数?在大部分人不能顿悟的时候,渐悟还是更有价值的,所以净土宗的信徒是最多。净土宗有一个最简单的法门,不管你有没有文化,不管你做了多少孽,天天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顿悟和顿悟之间不好比,不像对抗性的竞技。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你心里怀着顿悟的理想,顿悟的追求,但是日常中,还是以渐悟为基础。

“渐悟”,就是“练”、“修”、“参”,渐悟是体现在日积月累中的。许多家长、学生问我,怎么提高语文的学习成绩?我给很多人都是同样的答案:写日记。写日记要给自己写,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是给别人看的,学习是对照自己,对照自己的良心,“三省吾身”,你真的很严肃地对待自己,你是你自己的老师,你也是你自己的学生,你是你自己的法官,你也是你自己的罪犯。你真的能这样去写日记,何事不成?第二,写日记的方法,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很严肃的、很重大的、像写作文一样的任务去完成,你没写就有负担了。我每天就用十分钟的时间写日记。他问写什么,我说只要你有真心,随便。一开始会乱写,写到几十天之后,自己一个东西被开发出来了,自己就会把它越写越好。比如一开始这十分钟只写一百字,能不能一年之后把它提高到三百字?十分钟强迫自己写三百字,高考作文将不成问题。随便写一件事,随便发一个议论,十分钟写到三百字,天天写,提高的何止是语文。在这个方面,佛家的理念和儒家的人生发展轨迹就合一了,儒家讲“修齐治平,格物致知”。

我们对佛教本身也要进行一个扬弃,也要进行一个“过河拆桥”。《金刚经》最伟大的一点,讲到最后又告诉我们,刚才我说的话也都是虚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否定之否定”,花非花雾非雾——双重的否定,才能使人彻底地觉悟。所以焚香诵经、修桥补路,这些都是手段,本来都是为了成佛用的。可是很多人不懂,把这些当成了目的,混淆了目的和手段。

提升语文思维,有种种的办法。语文这门功课,功夫在课外。语文这个学科最好地体现了课堂内外打通、结合的道理。“悟”了之后,语文课不需要费多少时间。每天写十分钟日记,也不必真的去写,如果有别的方法替代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过河,不要拘泥于过河的桥是什么样的、船是什么样的。

成佛可以分成很多阶段,从和尚,到罗汉、到菩萨、到佛,“佛”只是一个平台,我们把佛比喻成一个高原,上了这个高原之后都算“佛” 了,佛跟佛之间还有差别。

又由“佛”想到尼采说的“超人”,佛就是超人。尼采也用比喻,比喻平常人和超人的关系,就是人跟猴子的关系。人是什么——人就是超猴。人已经是万物灵长了,超越同类,就成为“超人”。佛教,还有儒家思想都是指导我们成为“超人”的,而这种“超人”不是尼采说的“超人”,尼采说的“超人”,有抛弃原来的同类的意思。尼采的思想为什么会被法西斯所利用?法西斯认为自己是优越人种,你们都是劣等人种,所以优等人种就可以灭掉劣等人种,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今天的这个世界——由英美主宰的世界,正是暗含着这样一种法西斯逻辑,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你们都是反人类的,你们是劣等的,至少是迷途的羔羊,所以他踩你、灭你都是合理的。而中国文化的“超人”是要救原来的同类的,是要普渡众生,强调领袖人物和普通人的关系。这个差别,仍然需要通过“语文思维”去把它“悟”出来。语文思维的“悟”,就是打通语言符号与世界万物的联系。人之所以从猴子中超拔出来,就是人建立了语言符号,用符号来统治世界万物。

怎么把“语文思维”贯彻到写作能力中去呢?有悟性的人或者是要达到、提高这种悟性,应该做什么呢?在我看来,应该做文字游戏。随便写日记,能释放你生命中本来存在的游戏文字的精神。中国文字,除了用来交流信息、搞科学发明、写文章之外,有一种很好的功能,就是可以玩儿。世界上最好玩儿的是什么?就是汉字。会玩汉字,才能获得最高级的幸福。建立在汉字智慧上的灯谜、对联、诗词,如果不会,是人生的极大遗憾,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的极大遗憾,因为这包礼物就在你的面前摆着,你没有打开它,而打开它、进入它、享受它,并不难。所以我鼓励喜欢语文、有志于语文成绩提高的孩子大量地做文字游戏。你能不能给同学起一个外号,非常准确生动鲜明,又不损害他的人格,然后迅速在全校不胫而走,最后就代替了他的本名,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一下子达不到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对每一个文字感兴趣,每个字要带着怀疑地感兴趣,养成查字典的习惯,热爱查字典,查字典是乐趣。从各种咬文嚼字中,去领悟这个世界的奇妙。

归结起来,“悟”和“练”,“悟”和“修”,融合一道,让我们去热爱文字热爱写作。曹文轩老师说,“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种人品”。曹老师从严肃的品德角度去考虑,我从比较世俗的角度去考虑,热爱文字、热爱文学是人生的第一乐趣。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的精华”,在我看来,文字是精华中的精华。热爱文字,像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道”一样去热爱文字,通过对文字的“悟”和“修”,打开语文这扇大门。

毛主席一生反极左

2013年8月24日西藏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第一次来到阳光如此明亮的地方——世界上阳光最明亮的地方。高天离我们是这样的近,群山看上去是这样的巍峨庄严。我站在窗口看外面的白云,好像白云上面就有真理,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把这个真理拿下来,可是好像离我们这么近的真理我们却拿不到。很多人喜欢来西藏旅游。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跟他所生活的地方相比是比较艰苦的,可是大家都愿意来——无论什么思想立场、什么思想感情,都想来——他们来寻找一个叫“圣洁”的东西。可是,来的人能把这个圣洁拿走吗?我虽然第一次来西藏,但是我对西藏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我看很多书、很多游记,我就觉得,那些作者好像没有把西藏的圣洁拿走,他们只不过是向往、羡慕而已。为什么拿不走,可能是我们自己不够圣洁,包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觉得自己太不圣洁。我们是从一个很肮脏的地方来的。看到这里这么灿烂的阳光、这么蓝的天,就想到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是一片阴霾。祖国太大了,祖国有很多地方很干净,但似乎有更多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我想去把那幸福和真理拿走,可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怀着很羡慕很向往的心情来到这里,可是从下飞机到现在,有点高原反应——头有点疼,心有点跳,腿有点软。幸好,我的心还是清醒的。我的心告诉我:这都不要紧,这都可以过去,只要我们的心灵是理性的、坚强的,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我们想一想,就在这几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是不是也有一点“高原反应”?好像这几天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高原反应期。我们看到,很多人倒下了,很多人呼吸紧张了,有的人很猖狂,有的人很悲愤,有更多的人——不管什么立场——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也许在座的一些朋友不上微博,大家习惯于传统的浏览讯息的方式,但你也能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各种反应中察觉到,现在我们国家处在非理性的状态。我想,我们应该战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从更广阔的视野——好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看世界——来看待全盘的形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讲一个专门的问题:毛主席一生反极左。这个题目很鲜明。其实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讲座中也曾不同程度地提及,但是以前形势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所以以前只是提及,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年之前,那时是一片白色恐怖。我有一篇文章讲到:我那个时候文章一写到“帝国主义”四个字,都不能发表,都要删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批评帝国主义。十年前,我如果说某某是汉奸,没有一个人赞成。人家会说:“老孔啊,你什么思想?都什么年头啦,哪有汉奸啊?”说这话的不一定是坏人,好人也不赞同。现在怎么样,“汉奸”已经成了一个常用词。我很喜悦我发明了很多常用词。十年前形势是这样的。到了五、六年前,一大批革命群众、正义之士觉醒了。人们都发现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再不起来就真的亡国灭种了——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很多人有正义的情感,这是发自本能的正义情感。可是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辩证法,它一定有坏的一面潜藏在里面。我们不会提早知道,好事有一天会变成坏事。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我党干部从来不读马列”。我们要想一想:好好的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像外面的蓝天白云这么好的江山,怎么就会变成一片阴霾——怎么失去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别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在四五年前,我就在讲座中提及: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随着反击右派、反击比右派更坏的汉奸,在这个形势中,慢慢地就会出现极左倾向。有些人自己不去从事对敌斗争,不去从事打汉奸打卖国贼的斗争,他专门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每天搞正义阵营内部的窝里斗,每天说某某不革命、某某是修正主义、某某是假左派,只有他自己是最革命的。当然,这里边分很多种,情况有不同。有一些是思想比较僵化的——他们也不考虑考虑,红色江山是怎么在他们那一代人手里丢失的;还有一些是年轻的——年轻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心情,加入到这个阵营里来,经不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在各种情绪激化之下,就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在去年到今年的惊涛骇浪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在这个危害之下,我觉得有必要专门讲一讲反极左的问题。今年正好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从年头到年尾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我想以毛主席为核心,谈一谈反极左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谈毛主席的问题,我想把极左这个问题认真清理一下。

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

说到毛主席,一个问题就来了——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清楚,好人和坏人都不清楚。大多数好人和坏人有一个共同认识:毛主席是左派。我在讲其他问题的时候,也提过类似问题: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耶稣是左派右派?今天我们来到西藏,还可以问:释迦牟尼是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没有冷静的思考和对历史的熟悉,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
这里我引用一个人的文章。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的笔名大家都很熟悉,叫“数学”,他很有理论修养,经常写文章。数学的文章是很有深度的,他有一篇文章叫《毛泽东唯一极左的地方》。我不一定同意他文章的观点,我介绍他的说法。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算是其中比较右的人,而不是左的人。”数学是公认的左派理论家,但他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例子:“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种观点,如‘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农村包围城市’,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等等,都是相对比较右的观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很多人一听“毛主席是右的”还会跳起来:“毛主席怎么会是右的呢?!”数学就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许许多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实施过全面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市场。”今天很多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买不着,说那时候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什么都要票。然后很多左派同志跟他去争论,争论也争论不到点上——因为你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谁说毛时代买什么都要票啊?毛时代是实行票证制度,但在票证之外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不是有个词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没有市场你割什么尾巴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是什么,不就是到市场上收拾那些卖猪肉的卖瓜子儿花生卖水果的农民吗。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有着普遍的市场,按照左派的社会主义逻辑,这就是错误的。还有,那个时候在城市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采购员。如果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要采购员干什么?采购员就是在计划经济之外去调配资源的。我们对事实首先要有一个真实的认定。当然你说毛泽东这算不算他是右派,这可以进行理论探讨。数学说他当年是在海军当兵,他说:“我所在的海军部队的蔬菜,完全是从自由市场购买。”我们今天对毛泽东时代很多真实的历史都认识错了。即使在毛泽东去世那一年,毛仍然反复声称:“我国有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毛泽东没有任何意图要取消八级工资制。数学说:“毛泽东是右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极左的——就是所有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这一点我认为是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提到毛泽东时代就不高兴的理由。这个算不算极左呢,也可以讨论。但他说的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对的。毛泽东以及像毛泽东这样的干部,他的心向着草根,向着人民群众,但有时候搞的呢,可以叫“官不聊生”。干部觉得“我们干的比群众多,我们比群众聪明”;大干部更觉得“这个国家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的待遇不够,不能体现我们的贡献”;知识分子更是早早就怀有二心。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不满,这是一个事实。但这算不算毛泽东极左呢?这就关系到如何认识左和右的问题。

毛泽东追求的是最正确

在我看来,毛泽东像人类历史上一切圣贤一样,追求的不是左和右,追求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立场,他追求的,恰恰是正确——最正确的道路、最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用儒家的一个词来表达,就叫“中庸之道”。毛泽东思想是最合乎中庸之道的。我这样说,很多很左的同志又会不同意:“毛泽东怎么是中庸之道呢?” 那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中庸之道,他以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就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错的。中国的“中”这个字,不是中间的意思。“中”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丨”是根杆子,上面套一个绳子,这是古代最早测量天文的工具、测量日影的工具。“中”这个字本身就代表了标准,代表了正确。“中”本来的意思是对、正确。河南一带的人把正确叫“中”——你问他对不对,他说“中”。所以中原地区的人对“中”字的理解是最准确的。中庸之道是活的、动态的思想。你说下雨对不对啊?没有对不对,要看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下。这叫中庸之道。毛泽东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比如,对于西藏解放问题,毛主席尊重当时西藏的社会结构——不能上来就把人抓起来革命,那不行,因为群众没有觉悟到那个程度。在西藏、在新疆、在内蒙、在云南,我们是怎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呢?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创造是怎么创造的?脑子一拍就创造出来了?不是,还是把传统文化加到马列主义中去,以阶级问题化解民族问题。这里有民族不要紧,民族要讲团结,但是每个民族内部是有阶级的。解放农奴,可以不触及达赖班禅、各个活佛——对你们很好,但是不许你们再随便杀人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头盖骨弄下来当饭碗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腿打折、把眼睛挖出来了……这都不行了。所以他进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改革——对穷人好,但是没有打击坏人、打击富人。这样的政策就上下得人心。而这个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今天不是讲人性吗?资产阶级讲的那个人性是虚伪的,它口头讲,实际是不讲的。口头讲平等自由,其实是不讲的。可是,他们不讲不等于那个事情是错的。我们无产阶级要讲,要讲人性,要讲人道主义,要讲平等自由。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给了每一个民族大多数人以解放——跟你原来比解放了,但是没有今天生活这么好。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在民族政策上,不同的领导在不同的地方,也都犯过错误,左的和右的都有。这个错误,用左和右来说呢,我认为:不负责任就是右,急于求成就是左。只顾一团和气,不去进行社会改造,就是右。延迟社会改造,不是不进行,而是慢慢地一点一滴地进行。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移风易俗、建立卫生教育系统、让人民有文化。我们在底层这样做,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向往社会主义。人家向往社会主义了,再搞社会主义。如果你不去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就是右。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解放以后就和上层的一些头人啊、土司啊、活佛啊,在内地和资本家啊,吃吃喝喝、不关心工人农民的痛苦,这就是右。那什么是左呢?就是急于求成,不讲统战政策。左的错误,可能在文革中,在一些地方表现得比较突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认识到,不能全盘否定文革,认识到文革的伟大,认识到幸亏有了文革才没有亡国灭种。但另一方面要承认,文革中毕竟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出现了失控的局面。为什么失控,可以研究。那些打砸抢分子是什么人,什么人挑动了武斗,什么人挑动了抄家,什么人挑动了打老师,可以去研究。但是,它证明确实存在左倾冒进的错误。我们国家一有冒进错误,最后都是毛主席出来承担责任。都不是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太伟大了,他是一把手,责任都算在他头上。现在我们查一下历史,看看当时那些事情到底是谁做的,毛主席有没有发过比较极左的指示。

当今思想文化动态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讲道理的时代已经快过去了——道理已经讲完了,下面是斗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的,谬论往往是靠谎言支撑的。 那些最坏的谬论——钓鱼岛可以不要啊、给穷人盖的楼不需要厕所啊、没有必要保住18亿亩耕地啊——现在都不需要去反驳它。正义的理论会越来越取得胜利。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敌人怎么办,敌人是要疯狂反扑的,就要调整战略——有组织地伪装成马列主义者,打入左翼内部。现在打入左翼内部,比以前容易得多,在网络上直接伪装成左派发言就行了。最近这两年,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左派,他比谁都左,但是以前这人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他伪装成马列主义者,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下一步,他不是去打击坏人,他去打击其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万不可盲目乐观。原来完全白色恐怖,我连个喘气的地方也没有;现在终于可以扒开一个空间说几句话了,而且有那么多的朋友想听,这是好事。但是放眼整个社会,看看我们的意识形态,看看我们的媒体环境——敌强我弱。习近平同志自己的讲话都不能顺利传达——大家想想是什么局面。有些人不懂政治,说:“习近平是一把手啊,他的话怎么不能随便讲?我不信。”你不信,你想想毛主席——毛主席的话能顺利传达吗?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的讲话,某市某报纸就不给他发表。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怎么办?只好南巡。毛泽东在自己领导的国家里,还要打运动战、游击战啊。老人家那么高龄还要去打游击,重新集结队伍。你以为一个人当了一把手,就什么都有了吗?什么叫权力?不是那个位置。有多少人听你的调遣,有多少人按你的意思办事,这才叫权力。有一个坚强的小分队,二十四小时在控制着孔老师的微博,随时掐灭。也就是说,他的人还在,意识形态还在他的手里。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一看,又有几千条来骂我的微博。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个战斗状态。今天的战斗状态,是极左与极右合流来打击我们。而群众处在一个不佳的状态:一方面是急躁,一方面是苦闷。不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就像我刚才说的高原反应一样,很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办——好处是人民群众觉醒了。可是,我马上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的《<呐喊>自序》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中国是一个铁屋子——如果大家都昏昏地睡去呢,也就不太痛苦地死去了,可是现在你把大家都唤醒了,唤醒了又打不破这个铁屋子,就要在痛苦中死去。所以鲁迅曾经犹豫要不要呐喊,最后选择了呐喊。鲁迅也只能呐喊,他没办法让那些觉醒的人去参加革命——他不是革命家。所以鲁迅把他们喊醒后,自己却痛苦了。幸好有毛主席,这些被鲁迅唤醒的青年去投奔了毛主席,找到了道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很黑暗,可是那时候有延安。现在延安在哪里?没有延安。这是群众苦闷、急躁的重要原因。我有一句话:网络就是延安。时代不同了,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不要幻想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可能的。如果想监控你,你的24小时的全息生活可以被监控,现在信息可以云量海量无限量储存。只要需要,可以知道你的任何生活,还可以制造你的任何生活——可以制造你干了什么,让所有人都相信,最后你自己都得相信,还得承认,签字摁手印。一切是可以制造的,这是高科技的可怕之处。再一个,随着左翼力量的扩大,左翼内部很多人有名利思想,觉得这事很光荣啊,“你看我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增加了许多粉丝,有很多人跟着我,有一天我也像毛主席一样好几百万粉丝。”名利思想,不能不说对人有一定的诱惑。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想到,而且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历史上从来如此。革命的历史有它浪漫的一面,但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不都是正面冲锋最后倒下的,怎么倒的都有。革命会冤枉人,有些冤枉甚至是故意的。

极端与辩证

我对左右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我经常说,我这样的人如果在1958年可能还会被打成右派。因为喜欢乱说话嘛,喜欢说些领导不喜欢听的话。1957、58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是左派。今天坏人为了反对共产党,把他们都装扮成右派。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党还不够左,给党提了更左的建议,然后领导不高兴,把他们算成右派了。或者人际关系不好,平时瞎嘚瑟,被弄成右派了。右派怎么样的都有,要去查个案,就会觉得右派打那么多挺荒唐。当年毛主席说“右派划三千个够不够”,负责划右派的邓小平说不够。三千不够,那三万总够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后来划了多少,划了五十五万。你要划就划一辈子,怎么突然有一天又给他们都摘了帽子,说不是右派,这政治岂不成了儿戏?一夜之间又都不是右派了,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思想状况,左左右右本来是常态——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总是左一脚右一脚地走。人的思想是动态的,人的决策有一个过程性,人在实践中需要试错。从思想的动态性、决策的过程性、实践的试错性来讲,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据说刘少奇有一句话,一左一右,走到共产主义。这个话本身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不搞极左,不搞大跃进、浮夸风。现在有些人为了攻击毛主席,就把毛主席决策过程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决定拿出来批判,说“你看,他是错的”。比如说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时候都是用电报。指挥辽沈战役,毛泽东跟林彪之间雪片一样的电报,这是个商量的过程。你把商量过程中某一封电报拿出来,说“你看毛泽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后来不是这么打的”——这就是搞阴谋,或者无知。我们人自己想问题的时候还有个过程呢。比如说要吃饼干,我是吃三块还是吃两块,最后决定吃两块。那前面不是想过吃三块嘛——那不叫错误,那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和林彪商量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不论哪个决定,在过程中的不算错误。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不要以为左了就是对的,或者右了就是对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经常在左右之间变化、调整。那什么是不正常的呢?极左和极右就是不正常,就是祸殃。把一种倾向推到极端——比如左现在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左;比如现在右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右。经常有年轻人问孔老师“到底左正确还是右正确”。我说:“你要看现在的情况。假如现在坐在车上,车向左歪,你往右拉一把,这个右就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一切以具体情况为依据。不能无限地向一个方向拉,那就是极端。”极左极右不仅在革命历史上,在一切领域中都有反映。之所以说它是祸殃,因为极左和极右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比如今天大家都有环保意识,都认为环保好,每个人都主动地做一些环保工作,捡垃圾啊少丢垃圾啊等等,但是也出现了极端环保主义者。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极端,我们大家都爱护动物,又出现了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今天也产生了好多偏执的伪科学狂,有一些自然科学家打假,我也挺尊敬他,但他有时候是一根筋,在科学问题上走到了极端,要求什么东西都得用实验室来证明。按照他的思维,中医就是伪科学,藏医也是伪科学,一切不符合西医的都是伪科学。这就是一种极端科学主义思维。你读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毛主席一生把辩证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毛主席讲:“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和右。”一批左派聚集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分左和右,右派亦然。如果企图你的系统中只有一种倾向,只有左或者只有右,那一定会失败。左右是相对的,有左就有右,关键是怎么对待左和右。高下相倾,阴阳转化,左右是互生的。

革命与左右

下面我谈谈革命与左右的问题。我说的革命是广义的革命,人类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改革也是革命,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不断从昨天走向今天走向明天,这就是革命。《易经》讲的就是革命。在革命队伍中和敌人的队伍中都存在着左右。比如当年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内部有左派。怎么对待国民党左派,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党内的极左势力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是国民党,反正是坏人,见了就杀见了就打。而毛主席不是,毛主席是严格区分,虽然是国民党,内部还有派别之分啊,能交朋友的、能拉上关系的全部拉上关系。所以我们跟国民党左派一开始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左派最了不起的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我们想,假如宋庆龄这面旗帜被蒋介石举在手里,那对我们是何等的不利。宋庆龄是国民党,孙中山夫人,可她的遇事都是向着共产党,共产党的人被抓进去了,她去要人,搞得蒋介石很尴尬,因为她跟蒋介石有亲戚关系,蒋介石还得叫她二姐。一直到建国后,有人说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这是笼统的说法;准确地说,不是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是国民党反动派跑到台湾去了。国民党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因为国民党不都是坏人,好人都留在大陆了,咱们的政协里边是有国民党的。张国焘革命的时候比谁都革命,他杀了多少他认为不革命的人,甚至要红军打红军,甚至要灭掉一方面军。最后毛泽东还是宽容了,还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主席。那么革命的人,最后不知怎么想的,竟然从极左一下子到了极右,跑到国民党那去了,当个小特务。在这边地位多高,是党中央常委级别的人,跑去当个小特务,一个科长处长就可以欺负他。他的后半生,不说革命,就说个人生活吧,混得很惨,老年冻死在加拿大。

1949年革命彻底胜利后 ,在土改中、在城市改造中,有一些领导同志,不注意党的政策,“革命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了”,1949年我们打下南京的时候,有一个小排长, 跑去把司徒雷登教训了一番,骂了个狗血淋头,后来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这其实就是极左情绪,革命者得天下之后的骄狂。这些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早都讲了。·更早的在1944年,毛主席就向全党推荐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诉全党我们将来不要做李自成。这是1944年啊,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呢,毛泽东还在窑洞里呢,他想的不是抗战胜利的事,他想的是将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毛主席他心里是有多么伟大的一个图景啊。在他看来小日本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蒋介石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将来不做李自成。谁告诉你将来要进京啦,谁告诉你将来要当李自成啦,他就有这个信心,他早早告诉全党,高瞻远瞩。毛主席能够这么早看清左右问题,毛主席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体会也很深。比毛主席更早,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列宁,他就旗帜鲜明地反极左。要清楚我们的原则什么,但是在原则之下是可以灵活的。怎么叫灵活啊,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危害性一致的敌人,敌人是不同的。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列宁也好,毛主席也好,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在每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解决了这个敌人再说。这就是理解了列宁的话,“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比如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法庭就是不合法的,可是现在敌人把你抓去了,你在法庭上要不要自我辩护,你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算不算是承认资产阶级法律?我们知道,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西斯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他就为自己辩护,我们能说他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法律吗?陈独秀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还请了最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章士钊也不是革命者啊。辩护本身也是个宣传的平台,通过辩护可以扩大影响。刚才说了,鲁迅跟共产党左翼文化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当时三十年代,全国有出息的文艺家基本都是左翼。比如说有个左联,怎么没有右联呢?就没有右联,有出息的都是左翼,不可能成立一个右联,成立不起来。也就是说全国的文艺界,在三十年代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同志,国民党下台是迟早的问题,军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人心早就不在国民党那边了。共产党如果自己不犯极左错误,早就取得政权了。人心都在你这边嘛,就连国民党的许多人都是左翼分子,那国民党还能混几年啊。我们想,假如说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共产党就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中间什么左倾错误都不犯,就不会有长征,几年时间就拿下南京,十年左右解放全中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己内部左倾把革命搞得差点夭折,然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略,历史走了个大弯,整个近代历史都改变了。左翼一开始是批判、围攻鲁迅,后来又批不动。因为他们批判鲁迅就举着一堆马列主义词句,就像今天拿着一堆普世价值的词句来吓人一样。今天的海归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个时候的海归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说一口嘀哩咕噜的俄语,挺吓人的,用马列主义词句铺天盖地攻击鲁迅。鲁迅说这些都是马列主义青年啊,他很谦虚,就去读马列主义的书,读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你们不是马列啊,我才是马列。鲁迅就开始反击,一反击,他们就土崩瓦解。后来党中央及时地看到这个问题,就命令他们不许再攻击鲁迅,要团结鲁迅,拥护在鲁迅周围,以鲁迅为旗帜。这样,鲁迅就成了革命文艺界的领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们请鲁迅来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想,一个伟大的组织,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应该怎么讲话?按照今天的说法,一定去讲一个慷慨激昂的话、鼓励的话、表扬的话。鲁迅他就跟别人不同,一句拜年话不说,去了都是泼冷水。人家左联成立大会,他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扫兴的话。然后下面讲了好几点意见:“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的这段话,说的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有的同志家里摆了四台电脑,一人搞了二十个马甲天天在那里谈论。这当然没错,但是呢,要小心越谈越高调,有一天就容易从左谈到右去。有很多实例,左变成右,右变成左,我们今天很左的人前几天还是很右的。我的粉丝里有大量天天来骂我的,后来在事实的教训下转变了。鲁迅说:“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要做很多乱七八糟麻烦的事,就说咱们这个西藏之旅,包含了多少细节,都需要人去做啊。我不是乌有之乡的人,这些年来,我亲眼看着他们做了多少麻烦的、卑琐的事情,很多革命理论家不屑于做的。我天天在微博上和人家“肉搏”,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写这些东西干嘛呀,没用,为什么不回去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呢。他不理解我们斗争的方式,不能整体地看待问题。鲁迅这个辩证法讲的和毛主席差不多。回到毛主席这里。毛主席讲话不像鲁迅——鲁迅讲话太绕弯,绕来绕去很深奥,这跟他的语言环境有关——毛主席的话,就是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什么人都听得懂,大学问,但是深入浅出。毛主席在一篇文章《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你看,讲得非常通俗。“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他能够这么驾轻就熟地把这话说出来,说明他在脑子里都不知道琢磨多少遍了。毛泽东批评左倾的话是很多的,比如他批评李立三“在1930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他用“持久”,这是鲁迅的词,包括《论持久战》。那么,到了建国后,确实仍有极左。比如说浮夸风、一大二公、搞大食堂,这些事都是谁搞的,是毛主席搞的吗?可以查历史文献嘛,查一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各位领袖在当时发表了什么言论。从1957年到1962年,毛主席的文章,有没有鼓动浮夸风的?没有。全部是批判浮夸风的,全部是纠正极左的。再查一下现在编的其他领导人那几年发表的文章,很好玩——空白。这几年没有文章?这奇怪了,你们当时不都是正确的嘛,就毛主席一人错误嘛。共产党很有意思,讲别人全是丰功伟绩,讲毛泽东一定要说有错误。全党就他一人犯错误,别人一生光明没有错误。既然那几年没有文章,那我们要查当时的《人民日报》了。文集里没出,报纸还在,图书馆还有嘛,一查就知道了。当时浮夸风谁搞的,谁说了亩产十万斤,谁说了亩产十万斤不够,再多搞几万斤,这都有历史,一查都知道了——都是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搞的。毛主席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不知道一亩田打多少稻吗?他能相信一亩田打十万斤稻子?这不可能的。毛主席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还亲自派出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个春天到中南海旁边去见王明富老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跟他交谈,我就感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啊,你们真幸福,你们相当于跟毛主席读研究生啊!毛主席教他们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实践,就像带博士生一样。所以他们以后担任领导之后,都是水平很高的,都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看问题一针见血。像王明富老人,八十多岁了,侃侃而谈,谈问题依然条理非常清楚,现在的很多事情,他不上网就啥都明白。但是浮夸风造成了一定损失,最后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

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批评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加在四人帮头上的很多污蔑不实之词,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四人帮的审判也是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闹剧。很多青年人不懂历史,我告诉他们翻开材料看看,当年审判四人帮,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四人帮的罪名是“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右派,国民党特务”,他们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加了这个罪名,人民群众当然很愤怒。但是看这个罪名就知道,判他们这个罪的人是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要不怎么说他们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呢?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罪过,所以批判四人帮的人是拥护文革的,按照文字表面来看是嘛。说他们是右派,那批判四人帮的人就是左派。那按照这个罪名,今天我们就能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今天不是否定文革吗,那四人帮破坏文革不成功臣了吗,四人帮就是对的咯?对四人帮的审判,包括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一块审判,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林彪集团的几个干将,“黄吴叶李邱”,除了叶群死掉之外,黄吴李邱全部写了回忆录,看看这个回忆录可以长很多见识。其中有一位将军说:“我从监狱里出来,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他说,首先你说我反党我就不服,你怎么还把我们和江青弄一块去了呢,我们跟江青一辈子是死对头,我们开会都不坐在一起,这太狠了,这谁搞的!这两个集团是不和的,一个文人,一个武人嘛。还有人说,我从井冈山跟着毛主席,跟了一辈子,跟成反革命了,一路枪林弹雨,从井冈山到白山黑水到辽沈战役,天下都是我们四野打下来的,打了一辈子打成反革命了。虽然我们是林彪的人,但是你要是林彪反毛主席,我们肯定站在毛主席这边哪。很多这些历史上滑稽可笑不合逻辑的东西,在今后的岁月中会逐步地揭开真实的内幕,让我们更加清醒。但是,我们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到底有没有极左的错误?我认为还是有的。就算四人帮是好人,但你为什么让人家给逮起来,这说明你还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是你无能,麻痹大意,认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们几个被逮起来不是你们丧失自由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自己分不清好坏,在关键的时候脱离群众。为什么你们被逮起来了,老百姓都欢呼?说明你们群众基础不够。当时我是小学生,不懂事,但是我看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觉得四人帮是坏人啊,这说明你群众工作做得不好。这是不是跟文革中一些左倾的做法有关系?毛主席几次批判四人帮有个人宗派主义——“四人帮”这个词就是毛主席发明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了,不要搞上海帮,要搞成五湖四海。”打倒四人帮之后,把毛主席批评他们的话当做审判的武器,但是仔细分析,毛主席这个话是带有感情的批评,是像批评自己的属下、批评自己的学生的口气。特别是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我觉得里边有爱情,是对自己的一个不懂事的年轻的小媳妇的批评。毛主席说,你到处得罪人,得罪这么多人,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是饱含深情的——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已经担心了,他死后他媳妇要出事——如果现在不讲团结,逮谁批谁。看看那些江青批评别人的话,其实内容都对,今天看都很有预见性,像某某人就是买办、某某人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历史证明,江青说对了,但是江青不该在那个时候这么说。这就叫革命的策略。正确的话,不是在任意时刻为了过瘾,为了赢得群众的掌声,为了显得自己英雄就要说的。她文艺青年出身,一双慧眼,看问题极其深刻准确,但是说出话来确实太损人。我这几年研究样板戏,去年专门在北大讲了一个学期的《红色娘子军》。讲到江青指导样板戏,那真可以说伟大,没有江青就没有样板戏的伟大。但具体被她指导的人就很烦,因为江青太敬业了,从早到晚地指手画脚,一会这要改一会那要改。她又比别人都高明,时间长了,你想你有这么一个领导,又是女的,天天指挥你,肯定烦了。江青不会像其他老革命家那样——怎么样平易近人、怎么样和蔼、怎么忽悠人,她不会,而有的时候革命需要你会这些东西。四人帮身上就带有小资产阶级极左的浪漫性。今天想来,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是极有预见性的。

样板戏与反极左

刚才提到样板戏,我就举几个例子,谈谈样板戏。样板戏里最有英雄气概的是《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主要是讲对敌斗争。它的好看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斗法,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但是武侠小说弄不好就会讲成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太英雄了!老百姓到了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能够抛弃武侠看革命斗争啊,就因为它代替了武侠。杨子荣就是一大侠,“啪”一抬手打灭两盏灯——这都可以,这就是绝世武功嘛。要防止鼓吹杨子荣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军队要有英雄,但是不能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智取威虎山》里好几次强调党的领导和纪律。“定计”那一场,很强调少剑波参谋长的作用。参谋长跟杨子荣已经商量好了“怎么打虎上山、怎么打进威虎山内部”,杨子荣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参谋长,就这样决定了吧!”这个时候,参谋长非常冷静,“要开支委会讨论这个决定”。这句话非常好,他不说“就这么干了”,还要开支委会。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这就避免了左倾冒进。《智取威虎山》很多地方都强调了少剑波的作用。它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杨子荣打虎上山,在那里智擒小炉匠,在敌人阵营中跟座山雕斗智斗勇;另一方面,夹皮沟,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发动群众。所以我曾经在一篇博文里讲:《智取威虎山》是人类文学史上“反恐文学”的经典。美国不是要反恐嘛,它老反不了。共产党才是反恐的祖宗,怎么反恐,你看看《智取威虎山》就知道了。首先来到一个地方发动群众,给老百姓治病。这小分队来到夹皮沟第一件事干什么?给李勇奇他妈治病。李勇奇本来是对解放军怀有敌意的,拿出匕首来要跟解放军拼命呐,结果呢,解放军把他老娘病治好了。马上群众关系就搞好了,马上座山雕就没了后勤了。这是一个反恐的典范。另一个经典的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有个叛徒王连举,他出卖了李玉和,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李玉和跟王连举见面的时候,鸠山拿出杀手锏,让王连举出场劝李玉和。王连举就说,“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儿”,然后李玉和大义凛然骂道, “贪生怕死可怜虫……”,中间有一句叫“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个王连举之前是很英雄的人啊,他居然说过“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么豪迈的话,和今天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像王连举这样的人,在没叛变前经常是很嘚瑟的。极左的人就是嘚瑟自己最革命、不怕死。《红色娘子军》里,吴清华参加了革命队伍,可是在攻打椰林寨的战斗中,为了个人私仇,一看南霸天出来了,怒火满腔拔枪就打,结果提前暴露了目标,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南霸天跑了,后来卷土重来,洪常青牺牲了。所以《红色娘子军》重点讲的不是我军获得胜利,获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摆平”吴清华这种人。把他们“摆平”了,革命就胜利了,把他们教育过来,革命胜利是小菜一碟。通过教育使革命者明白大局与个体的关系,特别冒进反而会坏事。最后提一下《杜鹃山》。《杜鹃山》是第二批样板戏的巅峰之作。从艺术上来说,是样板戏里最好的——对京剧的改革、中西合璧、人类先锋艺术的顶峰,武打、韵白、灯光,运用得简直没治了。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亲自操刀创作的。于会泳废寝忘食——现在还有这样的文化部长吗?亲自创作,早上起来一头晕倒——现在一个文化科长都不这样。《杜鹃山》里边讲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这部戏里,潜藏在革命队伍中最危险的敌人叫温其久。他也并不是敌人派来的内奸——我们要允许人参加革命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党代表柯湘来之前,这支农民自卫军跟传统的农民起义一样,抢了土豪劣绅的财物,就地分掉,然后把俘虏杀掉,把商人杀掉,不杀的也一顿痛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起义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举人亡,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今天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上访群众,我每个礼拜都收到上访材料,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访为什么会失败。人是缺乏反思的。后来雷刚终于明白,要找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党——虽然是个女的,他不太满意,也凑合,反正是个共产党。他以为找到党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党能够帮助他打仗、指挥作战——当然柯湘虽然是个女共产党,打仗也是一流的——但是他不知道,共产党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打仗,是路线,是策略。他跟柯湘发生的第一场冲突,就是柯湘不许他杀俘虏、不许他分浮财、不许他打商人。

革命与自我修养

今天很多人迷惘、悲愤,最后要问“怎么办”。我鼓励做打通的学问,把孔夫子、鲁迅、毛泽东、释迦牟尼都打通来讲。我认为,从孔子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主题是理性的问题。中国人不怎么信神,中国人即便信神也是很讲实惠的,要求神给自己办事,不办事就不信。一方面来说,这有点不虔诚,但另一方面有理性的一面。鲁迅让人丢掉幻想,最执着的是现实——这是瞿秋白总结的。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今天很多人对党中央有怨言。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怨言甚至仇恨,因为他老有幻想,在十八大前后都有幻想。因为有太深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所以自己就什么都不干了。一旦发现一个幻想落空,发现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就由爱变恨,这都是丧失自己主体精神的一种现象。毛主席很伟大,共产党很伟大,但是毛主席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话不是恭维人民,是他真实的思想。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一点。毛一生为什么是“人民领袖”?他把人民高举在头顶,不是为了忽悠人民,是他真的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们今天中国人缺乏自信,老存在幻想。我老师那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在绝望中抗争”,毛主席就继承了鲁迅的抗争精神。毛主席的事业没有完成,但是他留下了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这种精神,在绝望中抗争。我认为极左极右说到底跟个人修养、道德有关系。现代思想都能够还原到传统思想中去,儒释道都是讲自我修养的。在我看来,世界各种宗教思想,都有利于帮助人的修养。最正确的修养之道,就是革命。革命绝不是阿Q想的,把人家的东西搬到自己家去——很多革命家就是放大的阿Q,将来胜利了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革命是一种人的自我修养,是最高境界的自我修养。刘少奇同志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批判了,但是这个书主要的思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讲的就是共产党和个人修养的关系。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人修养很高的,但不要极左,不要你自己修养高了,就要求别人也这样,更不要整天盯着别人革命不革命。正是在革命的道路中,毛泽东由一个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大佛。我听说很多藏民家里,中间摆的是毛主席像,旁边是达赖、班禅。不要把它当成封建迷信,要尊重老百姓每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天地间最大的佛。这两年全国各地建了一些毛泽东的庙,这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的感情,这是他们最朴素的一种表达。

我们这些人,总体来说,毕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国家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想救,想让国家好,想让人类好,但是我们总体上还要乐观。中国毕竟不是解放前了,不是三十年代,不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更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党内党外健康力量还在,不管具体是谁,反正有健康力量,你要想肯定不是咱们这伙人,咱们这伙人就代表健康力量啦?既然有我们这伙人,其他地方也有无数的健康力量,只不过缺少联系而已。想到这一点,总体上,我们应该像看外边灿烂的阳光一样,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来到这里,我想借西藏的风景说一句:让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让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作证,不论眼前具体事件的结果如何,我们要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我最近连续地外出。去了俄罗斯的喀山,去了内蒙古、满洲里、海拉尔,还去看了诺门坎战役的战场——那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我看着起伏的山与辽阔的东北平原,想象着双方数百辆坦克、上边数十架飞机掩护,那个激战,真是壮怀激烈!那一战很重要,就是那一战把日本打趴下了。当然了,这后边是中国共产党牵制了60%的日伪军,然后斯大林果断地把亚洲部分的红军主力调往欧洲战场。 很多我们小时候和我们长大过程中知道的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很奇怪,大多数国民都不知道了。孩子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成年人也不知道——他们分明是学过的。“学过的人不知道”,这就说明——我曾经多次强调过的一个观点——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准确地说,不是每个人的记忆都可靠。能够记住真实的历史,这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和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的。自然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围绕着今年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这个主题,从晓波开始一直到郑老师,我觉得,已经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晓波一开始就讲了大量的史实:从几次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甲午,一直讲到国民党抗战、共产党抗战的问题。到后来,郑老师又上升到学术的角度来谈。但是我想:换一拨学者,他们也能讲出很多史实来,也有理论也有史实,讲的立场和观点会和我们完全不同。

在今天中国的话语场中,我们明显处于劣势。我这几年经常这样说:不要因为有一两个小战役的胜利,就忘了整个的力量对比,长期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并不因为一两次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一两个官司的胜利,这个形势就逆转了,还没有。还需要进行非常长期的艰苦的像鲁迅和毛主席那样的奋斗和战斗。

我今天来这里,也是迟到了。按照摩罗提供的地图下了地铁,出来之后要找这个三百米之外的目的地——找不到。找不到的关键是没有标志。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涌出一个概念,我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啊!真理就在我们附近三百米的距离,找不到。三百米的距离,为什么找不到呢?一没有路线,二没有标志,三没有高人引导。正好我就看见了这位女士,她正在向一个小孩问路。那我也凑过去向这个小孩儿问路,结果小孩儿很轻松地指出,说:“就是那个古代的房子。”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知道的事实,就因为缺乏路线和标志,成年人他就找不到。

今天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谈放大一点的话题,直接谈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哲学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今天所谈的历史虚无主义——最近党中央在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它是有具体所指的。但是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是哲学上普遍的一个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根源,就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有客观规律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其他唯物主义思潮也好,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呢?我们读历史难道是为了读故事玩儿吗?那直接读小说更好。之所以要读历史,是因为历史是有规律的。总结了这些规律,有利于我们今人的生活,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

可是有佛就有魔,有佛祖,就有魔鬼出来捣乱。魔鬼的任务就是专门儿跟佛祖捣乱的。有唯物主义就一定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认为历史是假的。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混淆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和人为书写的历史文本。人书写的历史文本,我们实事求是地讲,确实有假,所以需要历史学家来考证,来辨别真伪。我们经常会发现前人的历史写错了。二十四史里面都有错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都是有错误的,都有假的——因为它是人写的。人写历史是为了发现那个真正存在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一般人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的能力,将之混淆。否定我们日常做的考辨真伪的工作,连历史存在的客观真实也否定掉,推到一个极端——“历史哪有什么真的呀”?最后就是要让人们失去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信任。让人们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历史是充满着偶然性的,历史是可以随便说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戏说。那么既然历史不存在,不用尊重历史了,那么“现在”成了唯一的生活目的。所以,历史上唯心主义这种思潮,最后一定导致唯我独尊。

我们今天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指当下这种右翼思潮。其实左派内部依然有历史虚无主义。比如说,有的人高举毛泽东思想或者高举马列主义,就否定其他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有的人不读书,说我热爱毛主席就够了。这把毛主席、把马克思都看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好像毛主席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没有以前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毛泽东思想?没有。

我觉得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是要同时警惕左右两翼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我们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上的出发点。

中国这个国家,从几千年前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如果说我们跟西方比有什么弱点的话,我们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重视神话,我们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浪漫。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了理性社会,孔夫子很早就说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们重视的是历史,重视的是祖先,重视的是真正存在过的人和事。

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不仅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然后和马列主义正好契合了,然后被毛泽东高高举起来了。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中有哪些合理的进步的因素,我认为就是跟毛泽东思想相一致的那个部分。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希望邓小平同志的继任者,继续高举实事求是的这一面马列毛的旗帜。

政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个层面,我们今天主要批判和面对的,其实是当下我们党中央和民间已经共同认识到了它的巨大危害的、刚才司马兄已经慷慨激昂地加以了痛快淋漓的批判的那种“虚无主义”。

这种虚无主义,我觉得严格地说,它其实是有很多伪虚的成分——它要虚无的是你的历史。就像刚才艾辛老师讲的一样——他根本目的还不是虚无,他是要把你们家倒腾空了之后,往里边摆他的家具。它最后的目的不是“虚”,最后的目的还是“实”。他抹黑的、妖魔化的、打碎的是真正存在的历史,然后偷换进来一些他虚构的历史。所以,这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几十年来这种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进攻下、浸润下,我们的人民日益走向原子化、分子化,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我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活得那么充实呢?因为我们心中有一部很真实的历史。尽管那历史情节还不够丰富,远远没有像晓波刚才讲出那么多的细节来,但是我们沉甸甸地知道,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国家是从哪来的——有一个很清晰的链条。所以我小时候活得非常踏实。有工人炼钢、农民种地、解放军保卫祖国,我就好好学习就行啦。那时候有这样一种坚实的幸福感。而今天的祖国人民呢?物质生活比我小的时候要好得多,可是他们没有幸福感,他们没有精神依托。他们所学到的历史是为了考试而学。然后他们一边学一边受媒体的影响,就认为自己学的都是谎言。为什么还要学这谎言呢?为了考试。所以小小的孩子就非常痛苦,人格就分裂了。为了考试要背下来这些谎言;考试刚一结束,多少学校的宿舍楼,就把书本撕碎了,雪片一样地扔满了广场。人民就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要强调三个自信。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熏陶下,人民就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可是人终归是要有信仰的,有信仰是人的本能,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原来的信仰打碎了,他还要去寻找新的信仰。这时候,我们的历史都被虚构了、被颠覆了,他就去相信敌人的历史。敌人给他重新讲了一个故事,他就相信了。

比如敌人说:狼牙山五壮士去偷老百姓的萝卜,然后日本鬼子行侠仗义,日本鬼子出来为民除害,要除掉狼牙山五壮士。因为你原来真实的那个历史被打掉了,人民只好开始相信这些鬼话,所以人民心中重新建立了一套历史。

比如刚才几位同志都举出了河南英雄,可是这些年有多少污蔑河南人的段子?因为人民不相信有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于是人民就相信董存瑞是被一个河南人给坑害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叫“豫民何辜”——河南人到底得罪谁了呢?就因为河南是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一定要打掉河南文化。打掉河南文化,再打山东文化、山西文化,让你彻底从根儿上认为,你身为中国人就是有原罪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断地一波接一波地被奴化被洗脑,最后他就不爱国了。这国没什么可爱的呀!

你看我走到各地去,我晒一些旅游的照片。不理解的人就说:你看你又到这儿玩儿去啦,吃吃喝喝。其实它在无形之中感染着人。要让人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可爱的,我们国家的饮食、风景、山川、历史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丰富、还要美丽。而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熏陶下,人民认为我们国家什么都不好——白酒不如红酒,中餐不如西餐,中国风景不如阿尔卑斯山——最后就变成憎恨自己的国家,一直到憎恨自己。

而此虚彼实,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文化被人家做空啦。当你自己完全不知道中国文化之后,他就来给你讲中国文化了,他又换了一副面目——因为外国是有汉学家的——他来当你的老师。就像当年的满州国,日本人来给中国讲古代汉语。我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个虚无主义发展下去的话,这一天不会很遥远。

我们今天有多少大学,都在请外国人来给我们讲中国事儿,这是非常奇怪的。比如有一年,召开全世界范围的白居易研讨会,要请全世界一流的白居易研究专家来。结果这个会后来没开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关部门审查名单的时候一看:“唉,怎么多数都是外国人?”这个有关部门他也不太懂,但是他还有点儿这个意识形态这根弦儿,这面子上起码不好看,就说这个会不能开。后来又重新调整了名单。类似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我们中国是怎么成为“中美国”的?表面上看,是金融方面、媒体方面、法律方面等等,崇洋媚外造成的。而实际上,慢慢慢慢地我们的人民就像被人家打了针一样,打了疫苗一样,对自己的文化不感冒啦。

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我也不多讲啦。我讲一下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反击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一、网络游击战

我觉得从最根本的意义上,长期的反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向全体人民普及文史哲常识。我们多年来不重视文史哲,特别是不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史哲。我们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列强国家,它最重点的大学的重点院系是什么?一定是它的文史哲!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它最重要的系是什么?一定是英国语言文学系、英国哲学系、英国历史系!哪有一个国家把商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当成它的拳头专业的?国耻!这就是国耻!你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省的院校——这些综合性大学,都不重视文史哲;人民群众——家长——也不重视文史哲。我重点还要批评我们北大。我们北大,幸亏还靠我们文史哲这些老师,坚强地抵抗了三十年。北大唯一没有升格成学院的,就是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顶住各种压力,忍受着个人收入的减少、贫穷,我们就是不改成文学院哲学院史学院。我们不办班、不扩招、不创收。我们觉得我们有这种使命,就是为国家保留一块儿相对干净点儿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人民群众成为文史哲专家,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提高他们的水平,也就是古人讲的“义理考据辞章”。你多少有点儿这方面儿的知识,有一点基本的处理材料的逻辑,有一点基本的语法鉴别能力,就不至于被那么低级的谣言所欺骗。那些谣言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不用找什么材料,它自身就是可以一攻即破的。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

我是从这个高度上来反对和批判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危害,家长和学生都知道。我从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角度再强调一下:一定要反掉应试教育,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

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青松岭》,主人公万山大叔有一句台词说:“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迷。”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它讲一个车老板的故事,说车老板的眼睛是非常锐利的,能够见微知著,从生活细节中判断政治走向,要出什么大事儿。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是提倡工农兵学哲学的。我现在经常教学生《论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论语》的本子,就是1975年北大哲学系出的工农兵注释的《论语》(《"论语"批注》)。当然,里边有很多专家参与,不可能纯是工农兵;但只要吸收了工农兵,它就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战略意义。它让大家都知道:哲学不是那么深奥的,大家都可以学哲学,你把那些术语讲得简单一点儿,就是讲道理嘛。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坚持我的网络战斗、微博战斗。比如说我在新浪有微博,我在腾讯有微博。我在微博上是受四面夹击的。比如说新浪,每天都在削我的粉丝——我的粉丝天天要增加,但是不时地就会删我好几万粉丝;有的时候还屏蔽我的微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战场。

我也经常批评左翼的这些网友:不要老收缩在微信群里,在微信群里互相取暖。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观点都差不多,你遇不到尖锐的挑战,没有拼刺刀,天长日久你的战斗能力就退化了;然后你到微博上,一去又被人家杀回来,然后又回到微信群。我说:“你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你干嘛那么怕人家骂你呢?我都不怕人家骂。”我每天一上微博,都是主动去挨骂去,就是主动要战斗。天长日久,这个战斗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没有那么些大规模的会战。

你看国民党就喜欢吹他有多么多的会战,仔细一看,都是惨败,都是丧权辱国的会战。果粉儿就经常说:“你说共产党抗战,你举出几个共产党的会战来?”我说:“共产党没那么些丢人的会战。我们共产党在五百个县里,每个县每个礼拜消灭一个日本鬼子,你给我算一年多少?这是不是会战?”你看到1944年的时候,日本鬼子怎么战斗力就不行了呢?怎么出现了好多四十多岁的老兵呢?还怎么就出现了十六七岁的小兵呢?那精壮的人都哪去啦?就是今天消灭你一个连,明天消灭你一个排。几年前我在乌有之乡专门讲毛主席那篇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讲,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意义的高度来打。可惜当时很多我们的同志还不太理解。游击战各国都知道,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正规战的辅助,只有毛主席把游击战当成主要战斗方式,加起来就是一个大战役。

我们在网上进行的也是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天长日久,你会发现,我的博客上我的微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果粉儿来捣乱了。只要有果粉儿来捣乱,正义的网友马上把他们消灭回去,因为正义的网友已经掌握了很多武器。我隔三差五就讲个抗战小故事。你不是说我们共产党抗战八年一共就消灭了851个日本鬼子吗?我也不跟你倒饬这些东西。我就今天讲个故事,某个战斗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明天又讲一个,消灭了六十多个鬼子。你加吧。而且这些还不是什么冷门儿的故事,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跟摩罗前一阵儿去了吉林,我们重走了抗联路。不要说关内,就抗联,就1937年之前,消灭的鬼子都是以万来统计的。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是以万来统计的。关内的,我们都不用说了。

二 阵地战

第二点,我们要逐点争夺。把阵地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围棋上有一句话,叫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你说毛泽东不好,那咱就谈谈毛泽东,咱不回避。你说大饥荒饿死3000万,咱就谈谈3000万的事儿。像什么大饥荒问题啊、文革问题啊、还有他们一个一个污蔑我们的英雄问题啊,我们都不回避,都来谈。假如过去的英雄宣传确实有夸大的部分,那我们要承认。很多宣传可能就是夸大了,有可能。比如说平型关战役,一开始还传说消灭上万鬼子呢。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战报——我们的战报没有错吧——我们的战报说的就是消灭千余鬼子。这是当时蒋委员长都承认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以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为依据。在这些战斗中要有战斗意志,不怕跟敌人拼刺刀。

我在这里,特别想表扬成都的双石先生。他是个人的非学院派的非常扎实的军史研究者,他读了非常多的电报原始材料,每年都和一帮朋友骑着摩托去重走长征路——今年又去爬了多少座雪山。这个双石,反正他是脾气不太好。他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网上坚持斗那些果粉儿,实事求是,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天长日久,就争取了许许多多的网友。

现在看果粉儿那种嚣张气焰已经不行了,包括现在也没有人敢来拿胡适来跟鲁迅比。现在你随便拿一些材料就能证明胡适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团狗屎,文史哲什么都不行。我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胡适什么都写,每一种作品都是四流以下——诗歌四流以下,散文四流以下,戏剧四流以下,小说四流以下。我说你们谁崇拜胡适,你给我背一段胡适的话看看。我说你反对鲁迅你都能背出鲁迅的话来是吧?“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谁都会说吧?这说明鲁迅的话说得精彩。你不是崇拜胡适吗?你给我背一段胡适的话听听。你咋背不出来呢?(郑彪: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哈哈,是呀,我上课的时候经常拿这个糟蹋胡适。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胡适大师的文学作品,你二年级的时候都能写出来。

三、主动出击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还要主动出击,去主动批判敌对势力的三观,特别是虚无主义历史观。找到它的理论根基,批判他的历史观。另外,敌人不断制造热点,我们也要制造热点。制造热点,就是掌握主动权。比如说,我前一段儿从吉林回来之后,我就制造这个抗联热点,大谈抗联。

我今年年初就提出:我们共产党要强调,要大声疾呼,我们共产党抗战是十四年!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算起的,那1937年以前怎么算?东北不是我们的吗?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之后,它就不是个小日本儿啦。1937年全面抗战的时候,日本是一个大的国家,兵强马壮。它拥有朝鲜,它拥有台湾,它拥有物资那么丰美的东三省——当时的东三省还包括今天的内蒙东部,还包括热河。那个时候它想打关里的中国啊,力量是非常大的,不能再说是小日本儿啦。

我们必须提出这些热点问题。提出这些热点问题,才能更多地争取中间群众和一部分右翼群众。其实很多左翼群众,原来都是右翼的。我就发现我很多铁粉,竟然都是几年前骂我的,后来不骂了,就成了我的粉丝。这种人是很多的。因为人的心里,总是有最后那丝良知的。当他自己在思想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转弯,会调车的。特别是那些年青人、愤青,你给他一点引导,他就会反过来。

四、法律斗争

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们要进行法律追究。尽管我们从法理学的意义上,要认识到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但是共产党人从来不放弃法律斗争。

这一次郭松民梅新育他们这个法庭斗争(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不论最后宣判结果如何,我认为在政治上我们都已经打了胜仗。我们要乘胜追击,刚才我跟松民说,不能接受他们的调解。别的事可以,个人之间恩怨可以调解,这个事不能调解。就哪怕最后说判郭松民梅新育输了,这事儿也不能调解。法庭判你输了,其实你还是赢啦。那些造谣的人,那些污蔑革命先烈、否定革命历史、否定中华文明的人,是要接受惩罚的。

借此,我们也要去批判那些要改变中国颜色的“法律党”,同时也要争取一部分法律界人士的觉醒。现在法律界,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些律师根本找不着活儿;少数的大活儿,都被那些所谓的知名律师、公知律师给垄断了。下边这些基层律师也很有意见,他们也存在着转变的可能。我们要争取这一部分有良知的律师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正义的立场上。

我们既要认识到长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但是也要注意到情况在一年一年地转变。要看到我们的劣势,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有正义的立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早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害人的结果,最终一定要害掉他自己。就连这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它自己也知道,不能虚无自己的历史吧?它自己心里是知道是非的,它就为了搞垮你,故意不讲是非,不讲道理。现在只要让我们的人民重新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当然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艰苦的工作——那么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年五载也好,十年八年也好,中国人民会重新生活在真实的历史天空之下。

为此,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也好,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同事也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战斗的路上,还要继续乐观地健康地战斗下去。有胜利我们就庆祝,但是不因为庆祝就认为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记得看日本电影《追捕》,最后把敌人抓到了,然后高仓健从警视厅出来,真由美就问他:“完了?”高仓健说:“哪有个完呐!”这电影就这么结束了。这个结尾非常好。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没有完的,只要魔鬼存在一天,佛祖就要战斗一天。

文革时期的文艺 讲座

样板戏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但是关于样板戏的谬论太多了。政治上的我们不管,我们就管学术上的、事实上的。

  第一个谬论是:样板戏只有八个。动不动就说“八个样板戏嘛”。第二个谬论是:样板戏就是八部现代京戏。第三个谬论是:全盘否定文革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说:“文革有什么好的?文革时候中国人的生活特别贫乏。”叫“八亿人民八个戏”。全中国八亿人民,成天看八个戏。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谬论,是对那十年八亿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严重污蔑!等于说我们都不是人,等于说我和我的父辈都在地狱里活了十年。我们明明在天堂里活了十年,把它污蔑成地狱。

  这种谬论不一定是坏人说的,很多好人由于自己不重视历史,不注意读书,自己经过的历史都记不清楚,也跟着乱说。曾经有个老教授——一个老太太,她对我很好——她就是全盘否定文革的。她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庆东啊,文革太坏了,那个时候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戏啊。”对这个老太太,我无语,我没办法去打击她的心理,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前几年著名导演贾樟柯批判现在的银幕,他说:“现在中国银幕很单调。”为了批判现在,他举文革的例子,他说:“中国银幕单调到让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呢,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贾樟柯对现在的批判我是同意的。现在我们中国每年生产的影片挺多的,五百多部,但是在贾樟柯看来都是垃圾,他说只有两三部大片。他说你看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呢。他是批判现在,但是他举的例子也是下意识地说了一个谬论,是错误的。

文革时期的电影

  我们先不说样板戏,我们先看看文革期间的文艺生产,看看文革期间是不是只有这八个样板戏。我简单查了一下材料,这个材料不一定准确,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现在我们能统计到,文革期间,以中国的艺术生产能力,中国一共拍摄了92部电影。其中,30部戏剧类的,1部舞台艺术片,还有其它61部是故事片。

  其中戏剧类的:现代京剧13部、现代舞剧4部、地方戏13部——这个比例是非常合理的。我说一说剧名,老同志也许有印象: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越剧《半篮花生》、粤剧《沙家浜》、湘剧《园丁之歌》、河北梆子《渡口》、淮剧《人老心红》《捡煤渣》、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河北梆子《宝莲灯》(传统戏)、吕剧《管得好》、莱芜梆子《三进庄》、黄梅戏《小店春早》《红霞万朵》。


  文革期间拍摄的故事片,我们不能一一来说它们的名字,我说一串,勾起大家的回忆:《决裂》《沸腾的群山》《艳阳天》《红雨》《无影灯下颂银针》《向阳院的故事》《黄河少年》《年轻的一代》《沙漠的春天》《阿勇》《芒果之歌》《青松岭》《创业》《钢铁巨人》《难忘的战斗》《平原游击队》《战洪图》《侦察兵》《渡江侦察记》《春苗》《山花》《阿夏河的秘密》《第二个春天》《海霞》《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Ⅰ》《金光大道Ⅱ》《南征北战》《车轮滚滚》《火红的年代》《战船台》《春潮急》《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等。


  这说的还只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还有大量的译制片。八十年代我们看中国的译制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不是文革时代打下的基础吗?文革期间有大量的译制片。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玩电影名接龙游戏,把电影名串起来,说成长长的一段话:

  


  我是一个《卖花姑娘》,出生在《劳动家庭》,住在《鲜花盛开的村庄》,爸爸是《轧钢工人》,妈妈是《南江村的妇女》,姑姑是《金刚山的姑娘》,弟弟叫《阿福》。为了《打击侵略者》,我参加了《地下游击队》,首长给我戴上了《闪闪的红星》。我和这些《勇敢的人们》点燃了《森林之火》,迎来了一个个《战斗的早晨》。在《摘苹果的时候》,我们登上了《青松岭》,仿佛听到《前方在召唤》,于是,我们迎着《海岸风雷》,涉过《多瑙河之波》,朝着《广阔的地平线》前进。在路过《琛姑娘的松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脚印》,立刻派《侦察兵》侦察。我们利用《伏击战》《奇袭》敌人,在《铁道卫士》的帮助下,打破敌人《看不见的战线》,终于使敌人《原形毕露》了。

  


  这是我小时候过的生活,却有人说我们小时候过的是地狱一样的生活,有人说我小时候生活特别贫乏。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出口成章,张口就是典故?就是由这些优秀的艺术所哺育的。当然,不是说文革时候所有的艺术都是精品,也有庸品,也有次品,但它的精品率是非常高的,精品率高不来自于大投资、大制作,而是来自于人民的良心。


  那个时候的票房其实也是很高的,但是那个时候不重视票房。你想,一场电影就一毛钱两毛钱,这么便宜的价格,很多电影的票房可以上亿——那不就是大片吗?今天的很多电影,票房几千万,导演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些电影上映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动用关系,其间有很多黑幕,就为了这点可怜的票房。而这个票房早就达到过,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世界电影大国。就像《闪闪的红星》这样的电影,票房多少个亿,而我们从来就没有吹嘘过,因为我们不把这个东西看得多么重要。

文革时期的文学

  关于文革时候的文学,也有一个谬论:文革的时候只能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叫浩然,再加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作家,叫鲁迅。浩然的作品叫《金光大道》,所以他们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像“八个样板戏”一样,这是对文革文学的概括。

  文革的作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在这里列出了几百部、上千部。文革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都多数没读过,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而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略有修养的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里的文学史不讲这些作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喜欢的、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那些作品,现在大学里的文学史里竟然没有!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所以,我看不起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他们是不读书的教授。我说不读书不是瞎说的,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咱们的文学史怎么不写某某书、某某书?他说,那是什么书啊?说明他没读过。我再说两本,他又不知道。说明他没读过。包括一些我很尊重的教授,学问做得不错的——还不说那些坏教授——大量的当代的文学作品他没读过。他比我岁数大,那时候我是小孩,他是大人,他已经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或者讲师了,他竟然不读这些书。后来他写文学史,写到文革的时候,他写八个样板戏,全都写错了。是我给他写信他改正过来的。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说“北大池浅王八多”。我到了北大,我经常觉得我对不起劳动人民。我觉得我毕竟不种田、不干活,拿着国家的工资,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起码不能做没良心的事。那么多的小伙伴、那么多的老百姓都读过《烈火金刚》《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他们怎么没读过呢?还要我们这些人提醒他们,才补充进去。他们怎么没有读过《平原游击队》呢?你可以说这书不好,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这书写的哪不好哪不好;但是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那我们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在台湾的文学史里面多少年没有鲁迅、没有茅盾、没有郭沫若,台湾两代青年一直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叫林语堂,其次是梁实秋。那你叫隐瞒历史。你可以说鲁迅不好,你可以批判他,但你不能掩盖事实。

  我们现在的很多观点为什么没必要争论呢?因为事实都不对,都不清楚。你首先说文革没有作品,那我们还争论什么?事实上文革中的作品是非常繁荣的。当然,出版的数量绝没有今天多,不可能跟今天比。今天出版的都是垃圾。今天你到书店里看看那书有多少!很多家长都发愁不知道买什么书,我就告诉他们:不用买,那都不是书,只能叫印刷品,不叫书。

二十二个“样板戏”

  下面我们说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个词出现于1967年5月24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说:“八个革命样板戏同时在京上演”。这篇文章里五次出现“八个革命样板戏”字样。这就是它的经典来历、经典来源。哪八个剧目呢?不都是京剧。有五个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这三个谁都能说出来,不容易说对的是《奇袭白虎团》和《海港》。剩下那三个不是京剧,但是也好记。两个舞剧,一红一白:《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还有一个叫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八个样板戏里《沙家浜》占了两个,一个是京剧《沙家浜》,一个是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中国艺术一个伟大创举,它不是京剧,不是舞剧,不是歌剧,它叫交响音乐《沙家浜》。我估计很多人没听过。但幸好今天我们有网络,可以下载。大家可以听听交响音乐《沙家浜》,气势恢宏!它用中国人的方式向中国人普及交响乐。


  1976年又陆续增加了很多样板戏,有人把它分成第二批、第三批。到1974年,《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叫《京剧革命十年》,它说:“无产阶级培育的红色样板戏已经有十六七个了。”我现在总结一下,一共不止十六七个。后期样板戏,有京剧的:《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红云岗》——这是几个大戏;小戏有《审椅子》《战海浪》《江津渡》。有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其实也是革命交响音乐,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从艺术形态上说都是创新。钢琴伴唱《红灯记》,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种艺术形式,古今中外没有。那个时候的艺术工作者就创新出来了,而我们现在就没有创新。还有芭蕾舞《草原儿女》《沂蒙颂》。前后加起来,样板戏一共二十二个:其中京剧十四个——十一大、三小;芭蕾舞剧四个;其它四个。其中剧目重复的有五个。

  从1970年开始,这些京剧和舞剧统一称为“现代革命京剧”“现代舞剧”。所以样板戏变成一个民间的俗称,导致后来称呼混乱。这个要理清楚不容易,但是起码大家都应该知道:不要再说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更不要说八个样板戏都是京剧。起码你应该知道还有两个舞剧吧?

美国人眼中的文革

  前不久,美国纽约大学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叫“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发起这次研讨会的是美国的几家文化组织。这个研讨会的背景是,西方文化遇到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各国都在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开了这个研讨会。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嘛,可是它自己遇到危机了,政府出来干预了。所以这被看成是全世界正在向左转,全世界在回归社会主义。我们看到:中国有时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全世界都在畅销《资本论》,《资本论》大卖,全世界都在转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可是中国跟世界不一样。与之对照的是,西方人认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贪污腐败、环境破坏、工人罢工等等。


  在这个会上,他们重点探讨了文化革命的价值,特别肯定了在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的背景下,“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歌舞还是美术,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表现出真正民主,艺术家们甘愿为社会贡献,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力推广(他们又说八个样板戏,这是不对的)。而今天的中国,艺术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人民大众没有关系,无法企及。”

  有一个美国学者说:“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当演奏起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很说明问题。”这是一个美国教授,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他说:“今天中国物质至上、社会不稳,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这是美国学者看到的中国的问题。

  另一个美国教授,说他现在看中国,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的重现,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他认为文革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他说今天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


  另外一个学者说,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这个我就不展开了。他说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与男人平等。还有人说,中国文革的教育制度,使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文化普及,工农兵能上大学。对比起来这又是今天的一个倒退。还有讲到干部参加劳动、干部腐败等这些问题,包括犯罪率的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我就不细细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