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文明的始祖：伏羲

《中华文明八千年之说》

作者：周宜兴 2012.06

“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的提出

中华文明拥有80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迷人的命题。它绝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有着诸多依据的遐想。2007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全委会第三次大会上,我曾做了《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的发言,在 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提出了“把我国的文明史,在5000年的基础上再向前推出3000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应当是8000年的设想。这一发言,不单引起了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小组讨论会上的热议,第二天海内外各大媒体也都做了较大篇幅的专题报导。在此之后的几年 中,“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在海内外华人中较多地被引用和认可。在这一学术遐想未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并得以证实之前,学术界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目前尚不会认同这个8000年的说法。相信随着我国考占发掘工作的再推进,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终究会得到证实。这一学术遐想的提出,一是基于考古人员对甘肃天水市境内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科学考察报告《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所描述的“大地湾文化”(其一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约千年)。第二点是,在天水市所辖“古成纪”地域上,自古至今口口相传着关于伏羲肇启文明的诸多传说,而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大量有关伏羲氏创始文明的记载,这二者共同形成了 “伏羲文化”。过去我们很少将这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考虑。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地湾文化和伏羲文化在时间(8000年)与空间(古成纪)上是双双重合的!这是耐人寻味的。这里面,是否隐含着某种重大的历史事实?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大地湾最新考古证明,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大地湾已经出现了以黍和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其后渐次发展为“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成果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传说的叠合,也即为“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又增加了有力的支撑。

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

2010年4月,《中国科学》杂志社出版的《科学通报》第55卷第10期上所载《甘肃省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早作农业起源》一文中指出:“本文报道了2006年对中国北方重要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的大地湾遗址的的发掘成果。 Dadiwan06探方……为大地湾遗址人类活动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在此年龄框架下,对距今6.0万年来的文化遗物的研究显示, Dadi wan06探方提供了中国北方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持续记录,表明这里的人类依次经历了原始采集狩猎、先进采集狩猎、早期农作物栽培和成熟农业4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建立了中国北方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到旱作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文章还指出:“中国北方距今8000a左右普遍出现了以黍和粟为主的早作农业经济,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独立起源中心之一。……中国北方黍的驯化可以早到距今1万年左右,而粟则晚到距今8700a以后。……近年来在大地湾遗址开展的同位素研究显示,大地湾一期人类全年食用C4类植物(可能大部分为谷类植物)暗示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栽培、收割和储存这类植物。大地湾二期,植物遗存非常丰富,发现大量的黍和粟,并且其炭化籽粒尺寸都分别在现代驯化黍和粟粒尺寸的变化范围内。人类和动物的骨骼同位素数据显示,仰韶早期(指大地湾二期——作者注)人类全年用C4类植物(绝大部分是谷类植物。……据推测,粟可能逐渐代替了黍在大地湾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考古成果可否理解为,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大地湾地域(大地湾处在古籍中称之为“成纪”的地区)生活着的人类祖先,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阶段。或者说,在距今8000年前的古成纪地域,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由此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大地湾一、二期文化为代表的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为伏羲文化在古成纪地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会双双重合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起源

1988年8月,费孝通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 Tanner讲演,就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度分析。他通过对12个问题的论述,回溯了从上古时期至今历时8000年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该文收入《费孝通文集》第十一集。这里仅就上古时期民族起源、文明诞生的问题,引用该文中的相关文字,与读者共同学习讨论。“任何民族都有一套关于民族来源的说法,而这套说法又常用来支持民族认同的感情,因而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可以出现差错。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作出比较科学的认识”。费先生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作了充分的阐述。20多年来,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纳。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成果也一再证明着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演讲的第二部分,在对“多元的起源”的论述中,费孝通引用了大量中国考古成果后指出:“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据考古界的统计,我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在中国的广大地域的分布极其广泛,其年代从公元前6000年距今8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间不等。考古界把这4000年间的文化,以黄河中游新石器文化为序列划分成: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2000年)三个阶段来表述和研究。所有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都向这三个新石器文化的时代座标靠拢和比对。可以想见,在历时4000年的演进中,这些多元的文化通过交融和汇集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在河南龙山文化之后,我们的祖先就进入了夏文化时期,形成了后人以 “华夏” 冠名的凝聚核心,汉民族在“华夏”的基础上渐次形成。其后就是商和周了。
我国已经完成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断代工程,确立了夏的立国间在4070年前。由夏再上溯约千年,就是新石器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在夏禹之前有舜和尧,再向前推就到了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族集团并存的多元时代。他们之间的战争胜败,造就了以黄帝为首的部族集团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广大地域的发展。这就是由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证明了夏代王朝的真实存在,也把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文化与夏商周的铜器时代连接了起来。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在5000年的时间点上,明亮地闪现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5000年就是唯一的一个起始点,8000年也许会是一个更早的、更加闪亮的文明起点。对此,很多研究伏羲文化的仁人志士,是坚信不移的。

大地湾遗址考古成果的启示

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是2006年4月成书,并于同年12月正式发布的。其时费孝通教授已经去世2年8个月了,所以费孝通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时,不可能考量到“大地湾文化”的因素。在上世纪末进行的中国历史断代工程中,同样也不可能考量到“大地湾文化”的因素。即使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研究的视线也还没有进入到“大地湾文化”中来。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黄河上游(主要是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明是由黄河中下游向西传来的。大地湾的考古新成果却打破了这一结论。就像上世纪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发掘了仰韶文化后,鉴于仰韶出土的陶器制品与西亚地域的陶器制品的相似性,就得出中国文明“西来说”、“外来说”的结论,然而“外来说”最终还是被“本土说” 所取代一样,新的考古成果总是在不断地修正着早先的结论。《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早作农业起源》一文,已经有力地否定了黄河上游的文明是由东而西传播的结论 考古界一直存在的一个缺憾是,“尽管中国北方已发现多处保存有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遗址,但至今缺少从采集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的持续考古记录的详细研究,因而有关农业生产与发展过程的理解和阐释,远不及世界其它地区充分和深入” 。大地湾最新考古成果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确立了大地湾遗址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的地位。
我们可否设想,正是8000年前,在以大地湾为代表的古成纪地域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孕育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农耕文明,诞生了“一画开天”的伏羲文化。所谓“一画开天”是以伏羲为名号的上古先贤们,用划痕符号、图形、数和数码构成了一组组被后人叫作“书契”的“示意文字”,取代了早先以“结绳”记事的方法,开启了上古时期中华文明的先河。
从距今13000年到8000年间,大地湾先民们在将野生的黍和粟驯化为种植物,进而推动早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自然规律。他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寻找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掌握天气变化的节律,创制最原始的历法以利农业生产。没有文字,他们只能用实物(即结绳等方式)记事的方式,把所认识的变化规律记录下来, 一代一代地传递给后人。传说中的河图与洛书,也许就是早于伏羲的古代先贤们用黑白石子摆出的实物记事的图案。到了距今8000年的时候,伟大的伏羲用划痕符号把前人以实物记事的方法传递下来的知识,做了集大成的接续与发展,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伟大精神创造了以先天“易”学为先导的一系列文明,引领渭河上游的先民率先进入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始文明社会。在此后的大约2000年时间里,伏羲的部族带着他们的“易”与农耕技术沿渭河而下,进入黄河 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域,与当地的众多新石器文化相结合,发展农业文明。在经历了十数代的传承与发展之后,中原各个部族文明崛起(这也是今天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广大地域,有许多关于伏羲与女娲传说遗存的因由)。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集团兴起。再往后就有了尧、舜、禹时期的国家政权的雏型。
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太昊伏羲氏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首,受到历朝历代帝王与人民的祭祀膜拜。大地湾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新成果，佐证了口传历史中伏羲时代的存在，为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建立中国的古文明标准

世界四大文明的起源年代,都是根据古文明标准来确认的。我国近30年来的考古成果,不断地更新着学术界对我国上古文明的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建立中国自己的古文明确认标准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建立以下5个确认古文明的标准条件：
1)人类从先进采集狩猎经济,经过早期栽培经济后,开始步入成熟农业经济年代。这是确认一个民族集团进入文明时期的首要条件。这对以农耕文明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来说尤为重要。大地湾最新考古证明,“中国北方距今8000a左右普遍出现旱作农业经济”,这一结论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文明8000年”的立论。
2)一个民族集团能创造并使用符号文字(书契,用以记录他们对大自然与自身的认知,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第二个条件。这种符号文字,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示意文字”,以便与后来出现的“语言文字相区别。中国最早的语言文字是以甲骨文和铭文的形式,于3600年前始出现的。而伏羲时代所创造的“符号文字”却在8000年前就已经诞生了。
3)具有初期社会功能的聚落(相当于城郭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第三个条件。大地湾遗址“反映了从农业发生不久的小型社群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初步文明化社会的全过程,这也是大地湾遗址的优势所在”。大地湾遗址地理位置及环

境的优越,造就了它从距今8000年到5000年间的新石器时期中心聚落的地位。这与古籍中关于伏羲“立九部、设六佐、初创社会”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4)陶器是新石器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把彩陶的出现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第 四个条件(而不是铜器的出现)是符合中国古文明实际的。以大地湾“人头形器口瓶”为代表的大地湾、师赵村、西山坪等渭河上游广大地 域早于仰韶文化的精美彩陶,既否定了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是由西方传入”的说法,也改写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甘肃彩陶是从中原一带传播而来”的说法。说明大地湾及其周边地域在8000年前就已进入原始文明时期。
5)音乐的产生与享用,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第五个条件。这是中国古文明独有的特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晓敬畏天。认为只有音乐才是天人相通的媒介,懂得在祭祀天地时通过音乐达到天与人之间的沟通。古籍记载说“伏羲制琴瑟,作驾辩”。“驾辩”是上古时期的乐谱,传说为伏羲所作。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埙、陶鼓,内蒙红山文化出土的骨笛,都是距今8000年前的乐器。伏羲创制的琴瑟不可能在地下保存至今,但不等于当时没有琴瑟。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的知音者。
这5条标准作为一家之言,先在本书中提出,希望得到更加广泛的讨论,从而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更加科学的确定古文明的标准体系。

“中华”与“华夏”、“伏羲”与“炎黄”的辩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意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不屈不挠的对抗中被强化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她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5000—-8000年前。
“华夏”是夏朝立国之初,即《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形成的华夏族团的称谓,也是国家与王权开始完善的象征。其时,夏的地域总称为“九皋”或“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是后来华夏族团发展成汉民族的核心区域。九州包括了东夷,但广大的南蛮、西戎、北狄地域的族群并没有被包容进来。黄帝是华夏族团的先祖。黄帝在征服了炎帝与蚩尤之后,在九州大地始创了国家与王权的雏型。其后经尧、舜的禅让,禹最终建立了以 华夏族团为核心的九州帝国。冉往后,在历时5000年、多元民族集团你来我往的交融与汇合过程中,在亚洲东部的这块神圣大地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自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源,发端于8000年前伏羲所创的易文化。后人把伏羲的易文化称为“先天易”。它以先天八卦的形式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奥秘,引导人与天和谐相依。有学者曾指出:“易”主要是讲阴阳相合而成统一的“太极”,太极就是我们近世所说的宇宙。(阴、阳)二合为一是个基本公式,“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宇宙观的一种说法。中华文化总的来说是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的,大一统的概念就是这“天人合一”的一种表述。先天“易”之后,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春秋有《道德经》和《易经》等。这些传统文化的巨著无不承接着伏羲文化的血脉而一脉相传。伏羲时代没有战争与讨伐,伏羲以传授文化、开启智慧的方式,把新石器时代多元民族集团引向文明,并凝聚在同一文化之下共同发展壮大。所以,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尊伏羲为“一画开天”的人文始祖,各民族共同的祖先。中华文化包容了比华夏文化更加广阔的地域,包容了更加多元的 族团文化,这些族团是被称之为“东夷”、“南蛮” 、“西戎”、“北狄”的众多族团。他们与地处九洲的华夏族团共同承接着一个以伏羲文化为基因的大中华文化而泱泱8000年。
华夏文明5000年,起于黄帝的时代。
中华文明8000年,始于伏羲的时代。

伏羲文化天水宣言

——2011伏羲文化兰州·天水论坛共识

伏羲是中国上古时期多元文明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从距今13000年到8000年期间,中国北方早作农业在以大地湾为核心的广大地域形成,古成纪的先民最先在渭河流域建立了成熟的农业经济,孕育了伏羲文化。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从这里萌发。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以画(划)痕符号、图形、数与数码构成示意文字,继承实物记事之智慧,创始宇宙万物皆阴阳二元新知,造太极,画八卦,树立人类应顺从天(宇宙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的易辩哲理。后人以“一画开天”、“开天明道”、“天人合一”、“易与天地准”表述和赞美伏羲肇启文明的功绩。伏羲创立了以骊皮为礼的婚娶制度。他实行部落间交叉血缘的婚配,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创立了有血统识别的姓氏制度。婚娶产生了家的观念,以家为单元的社会形态,促成了聚居社区的出现。大地湾遗址分布有序的先民聚居区,证明城郭的雏形已经出现。伏羲创建了部落联盟的管理机制。以龙纪官,以龙命名部落称谓,以龙图腾昭示四方,龙文化由此而生。中华龙文化传承至今。 伏羲观天象,察四时,始建历法。历法顺应天时变化规律,有力地促进了原始农业的成熟。先民因此感恩于天。伏羲引导先民崇敬天,祭祀天。中国彩陶起源于8000年前的渭河流域,以彩陶制成祭祀的礼器、乐器,开创了礼乐祭天的先河,传承后世。
农业需要广阔的土地。掌握成熟农业文明的伏羲氏部落,在距今7000多年前从古成纪出发,沿着渭河、黄河流域,经陕、豫、晋、冀、鲁、皖、鄂,进入广阔的黄、淮平原。新石器时期的多元渔猎文明,渐次与伏羲部落的农耕文明融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约6500年前,伏羲在河南古宛丘建起城邦,以木德王天下。随着各个部落的兴起,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集团逐鹿中原,黄帝胜而居中原,称中国,始有华夏。后有尧、舜、禹、夏、商、周,一脉相承伏羲所创农耕文明,尊伏羲为三皇五帝之首。
西周著有《周易》,传承伏羲先天易学。后有诸子百家、历代学者不断创新,发扬光大。丰富厚重的伏羲文化,如甘露滋润后世,一脉相传至今天。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立足现代科学技术,合理运用考古新成果、古籍记载、口传历史,科学求证伏羲与伏羲文化的历史 存在,确立中华文明8000年的史实,以易的智慧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这些都是当今伏羲文化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次论坛在深入探讨伏羲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提出了伏羲文化学科体系初始框架。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参加到伏羲文化学科体系的建设中来。
2011年6月3日于兰州完成第三稿
2011年6月24日,根据6月20日在天水宣读《天水宣言》前的修改意见,修改于兰州。 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流传养这样的认识:肇始中华文明的第一人是太昊伏羲氏。坐落在北京早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里,供奉着从三皇五帝到清乾隆帝的188位中国帝王,太吴伏羲位列188位帝王之首。许多古代典籍中都有伏羲创始文明的记载。伏羲早于炎帝、黄帝约2000年或者更早,是“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的。这样算来,伏羲是在距今8000—7000年前或者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在黄河上游广大地域诞生的众多远古先贤的代表人物。伏羲(或者是若干代伏羲)是处于母系社会结束、父系社会形成过程中,那个始创文明的伟大时期的杰出人物。这个时期,也正是大地湾文化诞生并发展的时期。“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不期相遇,它们诞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是相重叠的。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它们在空间上也是相重叠的。伏羲诞生在古 成纪(古成纪在今天甘肃省天水市辖区内),而秦安大地湾原始遗址也产生在古成纪。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重叠,显然不是巧合,它暗示着传说中的伏羲文明与地下发掘出的大地湾文明,可能是同一个历史文明的两种不同的表象与形态。如果这种判断能够得到证实,它可能会把我国的文明史,在5000年的基础上,再向前推3000年左右。

伏羲是父系社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以古成纪为中心的众多原始部落共同组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伏羲所创始的十多项文明中,有一项是 “立九部,设六佐,初创社会”。《三皇本纪》中说:伏羲“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伏羲所设九部,都以龙师命名每个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龙师图腾,于 彩陶瓶是九种互有差异的龙的图腾就出现了。显然,中国的龙文化是由伏羲开创的,成纪一直被 称为“龙城”,龙文化的根大约就在伏羲氏诞生、成长的地方—一成纪。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重叠起来研究,是中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它需要新的观念与方法,为此得从以下两点做起：一是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论怎么变迁,文化始终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传统与精神。在生活习俗的延续与发展中传承,它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很难被异化,被征服,但它必须自觉,并 不断地创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传承下来的。因此,历史学的研究核心应当放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文化的产生、再 现、发展与继承方面,更加重视思想与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力:而不是仅囿于考证、修正、补充、完善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相方面。二是对史料的认定要有新的观念。把文字记载的史料,考古发掘的史料,和保存在民间的传说史料,三者并重使用,相互佐证补充。在民间,以口头文学形式承传下来的历史传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存在世间最鲜活、最生动、最深厚的历史资源。大量有关伏羲创始文明的传说,我们应当先接受它,在与“大地湾文化”相印证的基础上,去伪存真,确立其历史真实的部分。对伏羲所在时代的历史研究,应当把着 力点放在以伏羲为代表的先贤们始创的远古文化这一核心上,挖掘并认知伏羲文化丰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
(本文为作者在全国政协第五次全委会上的大会发言。作者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甘肃省主委)

中华龙是大写意的灵性之物

龙是中华民族意志的象征。在远古时期,从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中国史前文明时期开始,龙就在先民的生活场景中出现了。龙传承到今天,已经有8000多年了。在这8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龙的形象不断地被中华各个民族再创造、再升华,使之越来越民族化,也越来越神圣化了。
龙最早是先民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崇拜灵物。龙自诞生之始,就不是某个部落的某种单一动物的图腾,也不是若干种动物图腾的聚合体,更不是宋朝以后不断发展起来的有十二种动物体征的威仪之龙。其最早的形态,是非常简约的,是个孕育着非常深刻的哲理的“C”型灵物。从已经出土的大量文物可见,汉代及以前的龙的造型,大多都是C”型的,这一事实足已证明最早的龙是简约的 龙是先民想象中的一个备受尊崇的、能实现天人交通的神秘灵物,是先民以写意的手法创造出的一个美学形体,是高于现实世界中一切物种的想象神物。现在,不少人热衷于龙的原形是什么动物的研究,显然是个方向性的误导。有些“论断”是把今人肤浅的认识强加给了我们的祖先的。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我们的祖先从创立八卦时开始,就从观察到的大地环境与天气现象中认识到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他们将世间万象综合起来考虑,悟得大道(大道即万物运行的主规律,再运用写意的手法创建了一个用二进制和八进制计数法构建的、至今仍然奧妙莫测的“数理模型”——八卦。“先天八卦”是太昊伏羲氏所创立的。八卦中的乾卦 全是以“龙”说事,以“龙”说理,以“龙”说万物的发生、发展及终结过程的无穷变化。因之可以说,龙是伴随着八卦的诞生而诞生的,龙在“八卦”中是以一个写意的艺术符号出现的。“写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种艺术形态所具有的特征。龙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应当把这个过程分成两阶段,分别进行研究。第一个阶段是,从先民始创龙的雏形到汉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龙的形象以简约为特征,可以把这一阶段的龙称之为“先民龙”或“简约龙”。第二个阶段是汉以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隋唐和宋代,龙逐渐被帝王所用,龙的形象越来越具威仪。到了明清时期,龙被皇帝所专用,通过“真龙天子”之说把龙与皇帝等同为一体。这阶段的龙可称之为“天子龙”或“帝王龙”。这种分阶段法是否妥当尚待商榷。我觉得把龙分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研究,不失为好方法。
先民龙”虽然形象简约,但其所包含的寓意是深奧而久远的,研究的难度远远大于“天子龙”。既然“先民龙”从一开始就是写意的艺术灵物,是与 “先天八卦”同时产生的,那么,龙在八卦中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八卦《象辞》对“乾卦”的说明,言“天道刚健运行不息”。爻辞,“以龙为喻,象征天道变化莫测及蕴藏着无穷的潜力”,认为“龙能三栖,潜在深渊,行走陆上,也能在天空飞腾,具有变化莫测、隐现无常的性格”。这“三栖”已经说明了龙不可能是现实世界中的某种实在的动物。先民们对天空有着太多的观测与崇拜,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可以在天与人之间进行联络的使者。他们看到彩虹是自天而降的半圆形使者,绚丽而柔和;他们看到月亮盈亏的始末都是呈半圆的月牙儿,在云彩的映衬下显得美丽而动人。它们的形象特征都是“C”型的。即便是给大地与万物以光和热的太阳,始终都是炽热的、 灼人的,先民很难看到它的真容,但当出现“日环蚀”时,他们看到的太阳依然是个圆环;当“日环蚀”退出时,光环有了缺口,形象依然是个“C”型。先民中的先哲们认识到,天体的运行是周而复始的,是按永恒不变的规律进行的。即使天有不测之风云,先民们遭受到不可抗拒的各种灾害,到头来,天体依然按照原有的规律运行。在先民看来,天是伟大而永恒的,人的生存必须得到天的护佑 于是,一代一代先民中的哲人,都在寻求能与天进行交往的灵物。他们通过对天体的观察,发现雷电和彩虹都是自天而降的使者,而且是来得最频繁的使者。雷电在先,以“隆、隆、隆”的叫声,带着闪电从天空降到山川或湖泽,接着是雨过天睛,五彩缤纷的彩虹自天而降,带给人们美丽的想象。先民们很自然地把这来自天上的使者叫作 “隆(Long",把它的型体描画成“C”形,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祖先最早创造的龙的名与形。从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片上,我们可见到类似似 “C”、“D”和“个”的符号。这些符号会不会是先民所使用的最早的有关“龙”的代指符号呢?后来,当伏羲氏创立八卦时,在太极图的始创过程中,在认知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的过程中,把宇宙万物都抽象成“阴”与“阳”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元素。在抽象基础上,再用大写意的手法,把宇宙万物全都统于一个太极圆中,用一对头尾相接的阴阳鱼来阐明万物都具有阴阳二元因素的特征,来阐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认知。是什么把太极圆分成阴阳两半的?是“冲气”,也就是Long”。如果说,阳代表天,阴代表地,那么天地之间的使者必然是Long”。伏羲氏巧妙地把“先民龙”的两个上下反接的“C”连接起来,造 就了一个“S”形的符号,作为八卦太极图的冲气—Long。这个"Long寓意深奥而形体简约。伏羲作为先民的王者,自诩自己就是立于天地之间的 “Long”,是带领先民求得天人合一的使者。于是,伏羲在初创社会形态时,就采用了“以龙纪官”的方法,把他所管辖的部落联盟分成九个部落,每个部落都以“龙师”命名。在伏羲看来,每个龙师的首领都应当是能带领先民求得天人合一、为民求得福祉的龙的代言者。中华龙,就是这样由伏羲氏用大写意的手法创造的。
“先民龙”在后来的传播与传承中发生了诸多变化。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中,先民们曾给 “Long'赋予了某些动物的形象,以更符合他们的崇拜情结。但这并不意味着“龙”就是某一动物形体的写实。当前许多人热衷于龙源于什么动物的研究,如“蛇”说、“蛙”说、“鲵”说、¨蜥蜴"说 、 “鳄”说、“玉猪”说、“蜻蜓”说、“狮”说等等,多得不胜枚举,动辄就下结论是“中华第一龙”。这都是一些缺乏依据的想当然说法。思维路向上的谬误,有可能导致“Long”被涂得面目全非,而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Iong”是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体的精神之根,是基石。维护龙的神圣与英武是每个龙的传人的责任,更是研究龙文化的学者们的责任。
此文发表于2008年第2期《群言》杂志

伏羲文化的研究应植根于大地湾文化

“伏羲文化”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和与之同期的先祖们共同创造的史前文明之精华。他们当时所关注、探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真知灼见,至今还对我们现代人的思想与行为有着某种程度的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推进伏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我谈三点意见。

一、把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研究

以伏羲为代表的我国史前文明的创造者们,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原始文明。这些珍贵的原始文明通过先民一代代的口传、

通过结绳记事、通过早期的书契符号等方式传承了下来。到了大约三千多年前,中国开始有了文字,也才有了对远古文明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历代的战争与动乱,以及帝王“焚书”之类的霸道举措,很多典籍被毁灭。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记载都很简略,而且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有些是值得置疑的:有些则变成了神话,失去 了历史的真实性。于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伏羲的历史真实性持有怀疑。
近现代考古学家们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掘出的许多文物,一再证明了距今8000-5000年黄河文明在“古成纪”这一广大地域的真实存在。黄河文明最远古、最重要、最核心的遗址,就是天水市秦安县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从现已发掘出的文化遗存来看,大地湾是距今8000年前后,乃至10000年前后,一个较长时期中黄河文明的文化中心,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从时间(距今8000年前后)与空间(大地湾正是古成纪的中心地带)上来看，古代典籍所载的伏羲与女娲所始创的伏羲文化,与大地湾遗址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吻合之处。那么,伏羲与女祸会不会是大地湾文化的代表人物呢?这可不可以是个历史的猜想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求证,我认为,把这两个时间与空间都重叠的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使“伏羲文化”落地生根,有了历史根据;又可以使“大地湾文化”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深入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有没有可能为已经确立的五千年的文明史再向前推三千年做些铺垫性的基础研究。这项研究应会引起海内外的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文学艺术家共同的兴趣。

二、充分认识伏羲文化的伟大与深奧

伏羲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期,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很长的时期里,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史前文明。伏羲文化的博大精深,一直是今天研究它的学者们所叹为观止的。在伏羲时代,中华大地上已经有许多原始氏族部落同期生活着。那时生活在现今天水市境内的渭河、葫芦河、清水河、籍河等河谷的多个氏族部落,是当时生产能力相对先进、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些部落。这些部落形成了以伏羲为首领的部落联盟,产生了原始时期的初级社会管理形态。伏羲是一位谦逊而友善的首领,他没有像他的后代们那样用战争杀伐的办法去征服、吞并别的部落。相反,他毫无保留地把本部落先进的生产方法、生活习俗与社会管理办法传授给联盟以外的部落,加速了这些部落进入文明的进程。于是,这些部落都纷纷加入到伏羲的部落联盟,拥戴伏羲为王。所谓“木德而王”之说,正是这一历史史实的写照。伏羲后来经渭河、黄河流域向中原迁徒,把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经中原进一 步传播到整个东方大地。因之,伏羲和女娲至今仍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和东南亚、东北亚一些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
我们应当充分估价我们原始祖先的聪明才智与文明成就。从大地湾遗址中所发掘出的精美彩陶、建筑遗址、绘画、纺轮、黍籽、埙和大量 生产生活器具来看,距今8000—5000年间,“古成纪”的广大地域已经存在着极高的史前文明。而这只是大地湾文化的很少一个部分。对大地湾古遗址,迄今我们只发掘了百分之零点五。它今后能提供给我们的研究资源,其丰厚与巨大的程度是难以估量的。有学者说:“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本点上。”(费孝通)“当代科学家们在不断纠正上代科学家的错误,却很难挑剔原始人类流传下来的文明和文化遗产。考古科学甚至在不断证明原始祖先的天才和真知。”(殷函)这些观点是对我国史前文明极准确的评价。

三、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和方法论

历史学研究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哪里?一种是力求通过准确无误的考证、真实的记录,并不断地修正、补充、完善历朝历代所记载的各种历史事件,并附以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的传记。中国传统史学的着力点,大约都是用在历史记载方面。另一种是,以探寻、挖掘各个历史时期中的先贤们为人类的进步创出了什么样的灿烂文明,这些文明是怎么传承并形成传统文化的。把 历史学研究的主体放在文化的产生、再现、发展与继承方面,更加重视思想与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力,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观念与方法。运用这种观念和方法对“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 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论怎么变迁,文化始终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传统精神与生活习俗得以延续与发展的灵魂。它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很难被异化,但它 必须自觉,并不断地创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这样传承的。研究“伏羲文化”,首先得从史料的认定入手。要建立“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留在世间最鲜活、最生动的历史资源”的新观念。对“伏羲文化”的传说部分,要先接受它,再去伪存真,并与“大地湾文化”相应证后,吸取其历史真实的部分。对伏羲文化的研究,我们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伏羲时代创世文明的文化核心上,挖掘并认知“伏羲文化”的思想与精神内涵,确立距今8000—5000年间以伏羲为代表的中华远古文明的历史地位。
本文是作者在“2006·中国·天水·第四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上的演讲整理稿

伏羲文化与和谐世界

什么是“文化”?恐怕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不尽相同的概念,或者说对文化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有人对全世界对文化的定义做过统计,大约有上千种之多,真让人无所适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文化”一词用得很滥,使得文化的概念就更加混乱了。因此,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文化的内涵。
我对文化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认识的。第一个层面:文化是人类长期生存的历史经验的积累。它包括物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祖祖辈辈积累下来,并经过不断变革的集体生活经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灵魂。这是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建立的对文化的概念。我所讲的“伏羲文化”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第二个层面: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在社会中所面对的规范与规则的学问。一切上层建筑的东西都是它所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都是文化,教育、科 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也都是文化。第三个层面: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学习、工作、娱乐、 休闲、旅游等各个方面的行为与习俗都是文化(都是参照已有的经验,2019-03-12 13:40:19#按照一定的规矩来进行的)。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有着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比如人们常以学历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以行为操守来评价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这是人民大众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一个民族产生内聚力并赖以延续的DNA

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上下5000年断代工程”后的思考与“8000年中华文明史”的提出
20世纪末,我国成功完成了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断代工程。它向世界宣告了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真实存在。这个工程完成之日,就有学者提出,可否在断代工程之后,再开展一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源头绝不是只在5000年前。实际上:,断代工程所提出的上、下5000年,其本身就为上5000年留有很大的空间。下5000年从夏王朝建立算起是4070年,夏王朝之前尚有黄帝及其后的尧、舜、禹为王者的政体的存在。这样算来,下5000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很充足的。上5000年,是从黄帝起向前推出的上古时代。近代学界多认为那是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的时代,是不可信的。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就一再证明,在中华上5000年间中国文明的真实存在,它还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在断代工程之后再启动一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我很赞成这一观点。2007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10届5次全委会议的第二次大会发言中,以《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为题,做了口头发言,提出中国的文明史应在5000年基础上再向前推3000年,中华文明是8000年的没想。这一发言,在当天下午各界各组的讨论中引起了热议,国内各大媒体也都作了较大篇幅的报 导,在海内外的华人中引起了反响。3年多来,“中华文明8000年”的提法,在许多场合出现,很多人也都认同了这一设想。但是设想与科学论证还有较大的距离,提出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为了对8000年文明史做科学求证。对上古史的研究,我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
一是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不论怎么变迁,文化始终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传统与精神。它在生活习俗的延续与发展中传承,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很难被异化、被消解,但它必须自觉不断更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传承下来,有了5000年乃全8000年的文明史。因此,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应当放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文化的产生、再现、发展与继承方面,更加重视思想与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不是仅囿于考证、修正、补允、描述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方面。二是对史料的认定要有新观念。把文字记载的史料、考古发掘的史料以及保存在民间的传说史料三者并重使用,相互补充佐证。在民 间,以口头文学传承下来的历史传说,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存于世间的最鲜活、最生动、最厚重的历史资源。比如大量有关伏羲始创文明的传说,我们应当先接受它,在与大地湾文化相印证的基础上,去伪存真,确立其真实的部分。重视上古时期以伏羲为代表的先祖们开启创世文明的丰功伟绩和文化成就。
在这两个观点的基础上,我以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考占成果和古成纪(今天水市辖区有关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的传说,以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的重合为依据提出,以伏羲为代表的上古先贤们在距今8000-6000年期间,把在大地湾与古成纪开创的文明(我们把它叫作伏羲文化)沿渭河传入关中,再沿黄河传入山西 河南、河北、山东,与黄河中下游已经存在的多元文明相融合,形成了上古时期“一画开天”、“开天明道”、“肇启文明”“易与天地准”的伏羲文化,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开了先河。
世界四大远古文明中,三个都湮灭了,中断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当一个文明中断时,维系这个文明的文化也就断裂了,民族自然就消亡了。只有中华文明历经8000年不曾衰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中重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为此,我们必须从我们民族的起源开始,重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与优势。做这项研究,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她最先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可以绵延8000年而不衰,并一脉相承下来。
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格局”的启示 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说：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作出比较科学的认识(这个早期指的是什么时代?我认为当在100年到5000年间的新石器时期笔者)。
——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前,中华大地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即族群部落或部落联盟。请注意,这里提到多元文化,出现在公元前6000年,也就是8000年前—笔者)。
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的起点。看看已经发掘出的新石器遗址的分布情况,我们就看清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生存空间。它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屿,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高山。这是一块广阔的大陆。 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在中国远古居民的概念里,这是人类得以生息的惟一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天下”即“王土”,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的王土只是专指中原地区,它的四边则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3、现代考古最新成果对8000年文明史之说的支持 现在再回到我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居于怎样的位置,最早的中华文化之根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先从大地湾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说起。《科学通报》2010年发表的《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是继2006年12月大地湾发掘报告发表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该论文第五部分“结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DDW06探方剖面……为大地湾遗址人类活动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在此年龄框架下,对距今6.0万年来文化遗物的研究显示, DDW06探方提供了中国北方,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持续记录,表明这里的人类依次经历了原始采集狩猎、先进采集狩猎、早期农作物栽培和成熟农业4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建立了中国北方人类,由采集狩猎到旱作农业的基本过程。”这篇论文中还有两段论述:“距今1.3万年左右(第五层),细石器技术制品迅速增加,随后大地湾一期陶片出现,并且陶片数量逐步增 加。第5层炭屑的AMS4C测年结果接近于距今8000a,与此前报道的大地湾一期的测年结果基本一致。炭化黍遗存和狗的骨骼同位素数据 显示,黍可能在此时已被驯化……7000以后……表明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黍或粟遗存大量出现,说明植物资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农业经济日渐成为人类经常生活中的主体。人骨和动物骨骼同位素研究表明,大量的农作物和少量驯养动物是人类食谱的主要内容,从侧面说明农作物产量可能大大增加,较成熟的 农业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这段文字所给出的考古结论是,从距今13000年到8000年前的五个世纪当中,大地湾的先民们完成了从先进的采集狩猎到成熟农业的发展过程。这是已经发现的其他新石器遗址所不具备的。当然还应当说明,大地湾遗址并不是孤立的,在大地湾周边的广大地区还星罗棋布着数以百计的遗址。但是考古研究总是有局限性的,他们只重视石器、陶片、黍和粟的炭化种子,以及人类骨骼、驯养动物的骨骼等物件,以此来确定当时人类在物质生产方面的发展,却很少甚或没有顾及到,伴随着物质生产 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类认识与思想等文化精神方面的发展与进步。显然,考古学家所定义的考古学的文化,并没有完整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化的全貌,它缺失了那个时期极其丰富的人文成就。 创造这些精美器形和艺术品、培育人工作物黍和粟并完成成熟农业发展的先祖,一定也在这里(大地湾及其周边的古成纪地区)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那就是伏羲文化。
我最初提到的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的重叠现象,现在可以得到印证了。没有任何一个新石器遗址像大地湾一样,伴随有伏羲文化的叠加与存在。关于时间上的重叠,怎么印证的呢?请注意,前边论文中提到的8000年和7000年,是“成熟农业”发展与完成的两个关键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正是伏羲与伏羲文化诞生与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样说的依据在哪里?
河南省伏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伏羲在河南淮阳(建都宛丘平粮台,太昊陵墓一带活动的时间为距今约6500年左右。这个论证是可信的。这6500年只是伏羲时代的后期,不少古籍都有伏羲凡十五代、历一千五六百年的记述(比如,《遁甲开山图》、《帝王世纪》都有相类似记载)。1500年加上6500年,正好是8000年,伏羲文化的时代应当在距今8000年前到6000年前的这两个千年中。这两千年的伏羲时代,由发达的采集狩猎时代向成熟的农业经济转变,期间产生了什么样的伏羲文化呢?
请看——
伏羲始创的文明成果有:1、造网罟促渔猎,开创农业:2、继承结绳,造书契,始创八卦,应天时地利得人和(天人合一,阴阳辩证):3、俪皮为礼,制度婚娶,始有家和姓:4、立九部,设六佐,以龙纪官,创社会初型:5、作历度,定节气,以利农耕:6、驯养牺牲,以充庖厨,民食乃丰；7、制琴瑟,定八音,作驾辩(乐曲),以娱民乐:8、尝百草,制九针,医疗 民疾;9、养蚕化布,民始有衣,改善穿著;10筑室庐,安民居,始建城可以想象,这么多的文明创造,绝不可能是一代伏羲所能完成的它是伏羲时代的先祖对前13000-8000年间所创文明的集成与总结,也是其后的十数代伏羲历时1600年才逐渐创建的伏羲文化(据《遁甲开山图》,部落联盟首领凡十五代,袭庖牺氏之号,历一千六百年)。在这个创建过程中,伏羲带领族群的一部分部落,沿着渭河到达黄河中游地区,把他们的文化与当地的族群文化相融和,为后来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以三皇五帝为开端的华夏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显然,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现在有一个伏羲故里(甘肃天水)、伏羲故地(河北新乐)、伏羲故都(河南淮阳)三角之说。它反映了伏羲文化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伏羲和女娲的活动遗存和祠庙。这充分证实,一代代伏羲当时曾走遍中华大地,向各个地区不的部落族群传授文明薪火。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在距今8000年到4000年期间,由伏羲所创文明开始,经历了神农、黄帝和尧 舜、禹的时代,最后形成了以汉民族(也即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农耕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中华文 化。
4、岭南地域新石器文化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
在地处岭南的广东,新石器文化比较丰富,不同时期的遗存在这里都有发现最早的有阳春独石仔和封开黄岩洞的洞穴遗址。两处遗址的打制石器和兽骨、螺蚌壳,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前12000—前9000年间,为距今14000年到11000年的新石器早期的遗存。以英德青塘、潮安陈桥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中,已经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夹砂或者夹贝壳粉的粗红陶。陈桥的粗红陶已经出现了绳纹、篮纹、蚶壳压印纹,并在器口颈部涂有赭红色的宽带,是早期彩陶的萌芽。

增城金兰寺贝丘下层、东莞万福庵贝丘、深圳小梅沙等遗址的遗存中,已经出现泥质红陶,在器形上画有褚红色的条形或叶脉状的花纹。说明彩陶文化已经在岭南出现。以曲江石峡遗址为代表的同类遗址还有曲江泥岭、河源上莞墟、 龙川坑子等遗址,主要分布在北江和东江流域。这些遗址的年代约在前2900-2700年间,距今大约有5000年右:从遗存中的农用翻土工具看,先民已经从事稻作农业产:陶器多呈褐色或灰黄色,上有方格紋、曲尺纹、漩涡纹等几何印纹,已经形成了华南地区早期几何印纹陶的共同特征。出土的主要器形有鼎、小口釜、三足盘、圈足壶、豆、罐等,同时也有了进入青铜器时代的特征。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到,早在距10000-5000年间的岭南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祖文化也已形成,并且具有以独特的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岭南远古文明特征。这个文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与地位如何?我寄希望于广东考古学界与远古史的研究学者。

二、对中华民族先祖的再认识与伏羲文化研究

1.3000年来历代王朝对中华先祖的祭祀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先后产生过许多先祖人物,为什么要认定伏羲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呢?其实这个问题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定论,只是近代才搞乱了,请看从夏商周到明清两朝,历代帝王祭先祖的情况: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经秦汉一直到隋,历代王朝都是祭祀以太昊伏羲为首的“五帝”。五帝:青帝(太昊伏羲氏)、赤帝(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白帝(少昊金天氏)、黑帝(颛顼高阳氏)。到了唐、及辽、金、各代,“祀三皇"。三皇为:伏羲、神农、黄帝。到了明洪武四年,朱元璋“废止郡县通祀三皇”,改为以大国祭仪式祭祀太昊伏羲。说明明太认定伏羲是唯一始祖。现存于天水和淮阳的两座全国最大的伏羲庙,都是明代所建。
清朝继明代之先例,进一步弘扬了“国祭太昊伏羲”的活动,先后派大臣44次祭祀太昊伏羲。显然,历代帝王对伏羲的祭祀,就是对伏羲人文始祖地位的认定，表达了对伏羲始祖的敬畏与崇敬。这是一个从夏商周到明清的近四千年间的传统认识。说明伏羲是在中原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广大地区所形成的中华56个民族共同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人脉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文化之根以伏羲所创始的先天八卦、先天易学为核心，在后人不断发扬先人的过程中传承了8000多年,始终不曾中断:为什么中华文明不曾断裂?当前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其根源都会追索到伏羲的易学上来。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天水最早祭祀伏羲的记录,是在两千六白多年前,即秦文公10年(前656年)、秦德公二年(前677)《见《史记,封禅书》,《史记·本纪》。
从夏商周时代开始的对伏羲的祭祀,一直是把伏羲作为民族的先祖来祭祀的,并没有把伏羲作为神。那时的先民对“天”的敬畏与崇敬，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敬,人们对天还没有人格化和神化:祭天与祭祖是中华民族3000年来的传统。 把天,把伏羲、炎帝、黄帝等先祖神化的过程是比较晚期的事，做神运动与宗教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中国的儒、道、释三教的出现,以及西方某督教的出现都是在2500年到2000年间的事,有些宗教还要晚得多。
2.近代疑古派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否定与考古学的局限

伏羲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共同的始祖,而炎帝、黄帝是其后在中原地区汉民族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先祖。这个定论只是到了近代,也就是19世紀相交的时期才发生变化。当时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的统治,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我们是黄帝的子孙”等口号。后来有了“炎黄子孙”的提法。以为中华乃汉族的中华,华夏是黄帝所缔造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激进人士在引进西方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中,有点矫杜过正地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随之而起的是“疑古派”学者在中国的兴起,对中国远古历史可以说是全面加以否定，其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对中国传统义化的否定,对远古先祖的否定。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应该进行反思。而且,由于大量考古成果的出现,再现了远古时期中华文明形成的漫长而真实过程,使得我们有条件正本清源,在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始祖 认定力面,作出科学的判断。
伏羲以太极和八卦的形式,揭示了宇宙万物构成与运动的阴阳本质,创立了先天易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易的思维方式。以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为基础,开创了綿延8000年的中华文明类型。在伏羲先天易的基础:上，夏人有《连山》,殷人有《归藏》,周人有《周易》。时至今日,易学依然生机盎然(全世界有多少学者在讲究易学啊)。伏羲之后的历代圣贤都是在伏羲所创先天易的根基上发展文化的。炎帝、黄帝、仓颉、文王、老孑、孔子,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源于伏義所创之易。

三、伏羲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

传说中的伏羲和伏羲文化真的存在过吗?伏羲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和意义何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伏羲文化论坛的主旨,正是指向了这两个方向。2009年伏羲文化北京论坛的宗旨是,确立伏羲和伏羲文化的历史真实,树立伏羲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文化信仰。2010年伏羲文化广州论坛的宗旨是,探讨伏羲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与现实价值,提出了“伏羲文化与和谐世界”的命题。 人类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正遭遇着多种危机与冲突(9·11事件,阿富汗、伊拉克战争,阿以冲突),自然灾难(地震、海啸、泥石流)频发，人们担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个人类世界终归要被毁灭。如何拯救这个世界?中国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构想,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又一个奉献，构建和谐世界的根基就是伏羲“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阴阳相合的包容精神。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种文化碰到了一起。强势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引发了多元文化不被平等相待的矛盾。300多年来，西方国家在不断扩大和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给地球上另一些民族造成了贫穷与灾难,同时也给地球的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一切都源于西方文化中突出的功利主义追求,和片面地相信科学技术能够战胜自然的 “天人对立”的宇宙观。只有让人类世界都接受伏羲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个世界才会向好,才会造就出一个和潜世界。已故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华文化的传统里一直推重《易经》这部著作,而《易经》主要是讲阴阳相合而统一的太极,太极就是我们近世所说的宇宙。二合为一是基本公式: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宇宙的一种说法。中华文化总的来说就是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的,大一统的概念就是这“天人合一’的一种表述。我们一向反对“天人对立”，反对无止境地用功利主义态度片面地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的需要,而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 对立面的统一、靠拢,便使一分为二成为二合为一,以达到一而二、二而一的、阴阳合成太极的古训”。这一简明而深刻的论述,为我们的论坛指明了方向,把伏羲文化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讨论引向深入。

伏羲在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自古以来关于伏羲创造中华文明的传说与记载,均过于简略,加之近代学术界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对伏羲氏的历史真实性多持否定态度。大地湾遗址的深入发掘,为伏羲氏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笔者认为,对伏羲始创中华文明的研究,应该结合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成果,探索出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文对这个命题不作具体论说,仅提出一种思路,或者说是一种猜想。笔者曾提出:应该把时间与空间都相重叠的伏羲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看成是距今8000年前后,在一段较长历史时期中,在渭河中上游(包括黄河上游)的广大地域产生的同一个文明的两种不同方式的记述。建议用大地湾的发掘成果,去佐证伏羲所创文明的真实存在。这是个大胆的猜想,也是不少学者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提出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历史学的研究核心应当放在各历史阶段中文化的产生、发展与继承方面,更加重使用,相互佐证。
一、伏羲文化在我国史前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费孝通说:“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本土说与外来说的争论。直到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做出比较科学的认识。”从已经发表的文献看,“多元论”与“本土说”似乎得到较多的认可。在我国已经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大地湾 文化与传说中的伏羲文化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当前我国的史前文明研究中,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实质性认定。
由于大地湾的“发掘报告”迟至2006年12月才对外发布,因而,此前有关我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其视野并没有涉及到大地湾,当然更不会认同伏羲文化存在的真实性。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坟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等都被认定为距今7000年—4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文明。学界认为,黄河上游—一主要是甘肃、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文明,都是由黄河中下游向西传来的。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似乎有可能打破这一认识。因为大地湾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千年甚或更久,且其文化的丰厚与博大在已知的前仰韶文化中占据首位(大地湾遗址目前已发掘、开发的面积仅有千分之五,其今后的发掘潜力现在还无法估计) 。这就使大地湾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确立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应当特别引起重视的一个研究视角,就是大地湾文化与伏羲(传说)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合。伏羲文化,即伏羲在新石器时代所创建的一系列文明,计有十多项。这不可能是伏羲一代所能完成的,笔者相信皇甫谧“伏羲历十数代,经千多年之久”的说法。伏羲始创的文明,是我国新石器时期多元文明起源中最辉煌的一元,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主导文明。我们所探寻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主根,也许会在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的结合中发掘到。

二、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

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重合,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我们得求证并认定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是同一个新石器文明的两个不同的传承形态与表象。所以,今后对这两个文化的研究,就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创新,也是用现代知识去认知远古时期中国文明的一种新思路。这一说法,可能会导致很多学者的反对,但笔者坚信这是一个打破陈规的研究思路。只要立足于以文化为核心来研究史前文明史,把历 史传说去伪存真,并作为第三种史料来采用,我们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求得中华民族起源多元中的主根和主脉。这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信心,需要考古学、历史学、人类社会学、民俗学、文学与艺术、仿生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需要不断的创新思维,需要充实的资金支持。

三、大地湾文化与其他新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

《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已经发布,我们现在有条件把大地湾遗址与我国在上个世纪已经发掘的多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加深对大地湾文化的认识。大地湾遗址与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相比,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它的发掘地有着丰厚多彩的历史传说。这一历史传说,就是数千年以来关于伏羲始创文明的传说。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新石器遗址都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传说给大地湾文化增添了腾飞的翅膀。第二个优势就是大地湾遗址自身的丰厚与博大。《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有上百万的文字和一千多幅图片,把大地湾已发掘的千分之五遗址中丰富多彩的物证展示给了世界。《报告》有力地证实,距今8000年—5000年前大地湾一带的先民创造了令人叹服的文明成就。他们已经把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养动物,建立了定居村落,并开始制作陶器……创造了当时最高的文明成就。第三,大地湾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彩陶,是我国新石器时期最早、最美的彩陶。这也是其他遗址无法与之相比的地方。第四,中华民族的象征物—龙和龙的文化最早 诞生在这里。第五,在大地湾晚期,先民们已建成我国最大的聚落。聚落面积分布广大,巨型建筑物宏伟,证明当时聚居人口众多,城镇雏形已经出现。它应当是当时最大的文化中心。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证明大地湾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文明格局中的主流地位,把猜想变为史实。

四、龙文化的起源研究及其与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的相关性

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者在建立英汉对照的译文过程地把中国的祥瑞之龙(Long)与西方东正教传说中的邪恶怪物( Dragon)等同了起来。这一错就错了几百年,造成西方对中国龙的种种错误解释,以致今天有人为迎合这种错误,杜撰出关于中国龙的邪恶故事。甚至有人提出要抛弃龙,另找一个中华民族的象征物来代替龙。面对这些“诽龙”、“弃龙”之风,我们有责任对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龙与龙文化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做出一个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伏羲文化和大地湾文化中富含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龙的想象元素，是发掘中国龙文化源头的泉源。天水有学者曾提出“贫民的龙与帝王的龙” 要加以区别的观点,认为老百姓心目中的龙与帝王们所造就的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近来,北京有学者专程到西安、洛阳、开封考察 “帝都龙文化”。这两件事启发我们,研究中国的龙文化似乎应当把“龙”分成“先民的龙”与“帝王的龙”,对这样两个时代不同、形态各异的龙分别加以考证和研究。先民的龙,显然是新石器时期先民想象、抽象的产物,应当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中去发掘。
此文发表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伏羲文化研究中应当重视的几个问题

许嘉璐先生指出,文化变化的速度是国家活力的表现。文化发展慢,反映国家活力不足。文化相对停滞和过速都是危险的。文化相对停滞,国家就处于发展滞缓的时期。但文化发展过快也不好,就好像人跑得太快容易丢掉身上带的东西一样。在快速发展中最容易丢失的就是精神和传统。丢掉传统就是丢失了根,就要迷茫和迷失。文化变化的速度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成正比。人类真正具有文化,是在形成了社会，有了劳动剩余时间之后,但那时的生产力并不发达。大地湾遗址DDW06探坑,使我们获得了距今6万年前以降古人类活动的连续记录。探坑深8M,可划分为6个文化层,石器产品从距今6万年开始,一 直持续到仰韶晚期。第1-3文化层(距今60000-22100年)第4文化层(距今22100-13800年)、第5文化层(13800-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5000年)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大地湾遗址DDW06探坑显示,古人类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阶段、发达狩猎采集阶段、老官台原始新石器农业阶段,和半坡晚期、仰韶晚期发达的新石器农业阶段。我们认为,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从距今6万年前就出现在大地湾地区,经历了寒冷的盛冰期并延续到现代。以先进细石器技术狩猎采集的人群,可能随末次冰期的来临向南迁徙,到达这一地区,最终发展了粟作农业,并大约于仰韶晚期发展 成先进的驯化农业。
第一,考古界只重视到从石器、陶片和粟、黍的种子,以及人类和所驯养动物(如狗、猪)的骨骸的14C的测定中探寻人类从狩猎采集阶段到粟作农业阶段的发展过程,也即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而很少顾及到,伴随着物质生产发展而产生的远古人类的思想与认知等精神方面的发展过程。显然,考古学定义的文化时期,所反映的那个时期的文化是不完整的,它缺失了精神文化的东西。DDW06探坑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从发达的狩猎采集阶段,到发达的新石器农业阶段,大地湾的先民大约经历了七、八千年的漫长变迁 (13800-7000,7000-5000两个文化层),这期间一定产生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从大地湾一期到仰韶晚期的三千多年间,在大地湾及其周边的渭河、泾河、西汉水的广大流域生活着的新石器先民,在构建发达的新石器粟作农业文明的同时,创造并发展了为建立原始社会架构而必需的文化与精神方面的文明。相传至今的伏羲文化时期的文明,极有可能就是大地湾第五、第六两个文化层时期产生的,因为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吻合的。
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重合,有力的证明了伏羲和伏羲所创造文明的真实存在。发展粟作农业,必然要有历法察四季、观气象以指导农业生产,因此“伏羲始作历度,定节气,分四时,以利农耕”的传说是可信的。又比如,伏羲始创的以俪皮作礼的婚嫁制度,构建了家的形态;用分姓的方法来区别不同部族间血缘的异同,从而有了中国的百家姓;用“以龙纪官”和建立龙师的办法来管理已经庞大起来的社群,初创了社会结构。至于他在发展生产以及人的衣食住行、健康医术、音乐绘画等诸多方面的创造,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伏羲最伟大的创造却是他所建立的先天《易》。
第二,易是伏羲用八卦的形式记载下来并传承于后代的中国元哲学,但它并不止于哲学,它还有很强烈的实用性与实践性,以“天人合一”理念指导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尽管伏羲之后有《连山易》 、《归藏易》、《周易》的演变,有文王、周公、老子、孔子等众多先贤的阐释与发展,但其本源都来自伏羲先天八卦所给予后人的元思想与元观念。这些元思想、元观念都隐含在八卦的每个卦义里。
第三,伏羲所画的八卦,首先是以一组组数的形式呈现于世的。记录这些数所用的符号是阴爻与阳爻,也就是0和1。我一直认为人类对数的认识和使用是从最简约的二进制数开始的,尽管很多人反对这观点,但八卦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八卦的8个基本卦,是由3位二进制数组成的。坤卦是由3个阴爻组成(000,其值为0乾卦是由3个 阳爻组成(11),其值为7。从0到7,正好是坤、震、坎、兑、艮、离、巽、乾8个卦象,也正好是3位二进制数所能构成的8个连贯的计数之 值。当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8进制数的,一个逢8进1的数位。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推演,实际上也是严格依照2进制数的计数规则进行的。因为,6个二进制数的最高位权是32,它构成了从0到63的64个数的连贯计数。我看到《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对64卦的排列,完全是依照二进制数的规律排定的,这就更加证实了伏羲时期 对二进制数的应用的真实情形。
第四,研究伏羲和伏羲文化的历史存在,关键在文字。什么是文字?能够记录并传承人类祖先对宇宙万物的认知、思想,以及生产、生活实践能力的符号就是文字。它不一定非得与口头语言要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这样的定义出发,伏羲在先天八卦中所使用的以阴爻、阳爻组合起来的8个(八卦)或64个(六十四卦)不同的符号,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应当产生于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其后又广泛使用于半坡、仰韶文化时期。从大地湾、半坡、仰韶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中,似乎可以寻到某些卦的符号组合。这些组合可否能认定为伏羲时期的文字呢?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但这样探寻伏羲文化时期文字的存在,其方向是对的。希望有更多学者开掘这一课题。
2007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大会口头发言中提出,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5000年的基础上再向前推到8000年。此后许嘉璐教授曾对我说,一定要找到8000年前的文字遗存,这很重要。我坚信,随着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伏羲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个课题一定会完成的。
第五,哲学一词虽由西方引入中国,但中国哲学的产生,却大大早于西方哲学。中国最早的哲学产生于伏羲的先天八卦,以伏羲为代表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的先哲们,对宇宙万物(包括人自身)的本质,以阴阳对立与和合的辩证观点去观察,去认识,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先天易),即中国哲学的元思想。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西方哲学的藩篱中脱身出来,有学者已经开始从“先天八卦”和《周易》中,探寻中国上古思想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起源。这是伏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和领域。我真诚希望伏羲文化研究者与哲学家的合作能取得全新的研究成果。
第六,“天人合一”是中国元哲学的核心思想。天,在伏羲时代的先哲看来,是指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它是原本的,第一性的。天是一个既运动又永恒的大客体,绝非被后人所人格化了的“天帝”。人,是宇宙万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自身也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人是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应该是对天人合一的第一种理解。但是人是有思维能力的,人通过观察与思考(仰观、俯察、近取、远观)在认识物质世界、认识自身的过程中产生了精神的东西,即思想。首先是生存与发展的欲望,这种欲望促使人进一步思索对天的适应能力,从而求得更大的发展。千古以来,天人合一的元哲学渗透在中国哲学、东方哲学形成与发 展的全过程中。
第七,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在“多元论”与“一元论”、“本土说”与“外来说”长期争论之后,本土说和多元一体的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全国各地,这充分显示“多元”的真实存在。但“一体’的归宗,尚需进一步探源求证。
第八,大地湾遗址的一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约一千年。该遗址涵盖了新石器各个时期的文化,且有被誉为原始宫殿的遗存。比较研究这些多元的遗址,发现大地湾及其周边的遗址所展示的远古文明较其他同期遗址相对发达。大地湾遗址所在地处在古成纪地区。伏羲生于成纪(古成纪指陇山以西的今静宁、秦安、庄浪、通渭、清水、天水、西和在甘各以朱圉山为限的地带,而以渭河支流瓦亭水流域为中心),业于成纪,建都宛丘(今淮阳),卒于宛丘。伏羲和伏羲的十几代后裔族人创造了一个历时千年的伏羲时代。这个时代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伏羲部族从成纪出发,沿着渭河、黄河,到达了中原大地,再从中原把伏羲所创文明播向整个中华大地。这就是今天伏羲遗存遍布全国的缘由。于是‘多元’文明有了“一体”的核心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