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
刘正英著
第一篇 河图、洛书考释
如果将中国上古史比作一顶皇冠,河图、洛书就是这顶皇冠上两颗最耀眼的明珠。《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中国上古时 代能被称作圣人的有名人物不过女娲、伏羲、神农、仓颉数人而已,这些圣人如何使用河图、洛书,未见文字记載。即便后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孔子,一生中天天期盼,也一直未能见到河图、洛书,他甚至将河图、洛书的再现看得比生命还 要重要,才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一千古慨叹,由此可见这两颗明珠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分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不知道古代圣人的所作所为;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无法解读上古先民的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无法编写出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孔子很少言及尧、舜以前的事,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从黄帝时代写起。此后有疑古倾向的人,甚至把有关上古的传说全部否定掉。即使在当代,历史界、考古界、文物界对一些新发现的上古先民所创造的珍贵文物也不明究竟,难下断言。因此,破解河图、洛书之谜,已成为研究一些中国上古疑难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一节河图、洛书研究简史及述评
按照传统说法,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上古时代既已存在,但河图、洛书实物以及河图、洛书在上古时代的真实用途却未能流传下来,直到宋代,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中才出现各种图式,并称其中的两种图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这两种图式在上古时代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它们在上古时代有何用途,一直是干古难解之谜。
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河图应是玉一类的物品,或者是刻在玉上的一种图,和其他玉器同时陈列在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郑玄为《尚书》 作注:“图出于河,帝王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 说明郑玄曾看到有的《尚书》文本中有“洛书” 二字。按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念,西序陈列五件玉器,东序也应该陈列五件玉器,这样才显得对称和谐,并与“越玉五重”记载相符。可见在西周成王、康王时代,河图、洛书都还存在。经幽王之乱,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被犬戎劫掠，估计河图、洛书也不会幸免。老子作为东周守藏室之史,一直未言及河图、洛书;孔子曾入周参拜过明堂,会见过老子,孔子是否与老子讨论过河图、洛书问题,文献中未见提及。孔子一直盼望能见到河图、洛书,直到老年时仍未见到。从西周灭亡到孔子而立,中间不过二百多年时间,两件国宝的失落,竟在中国历史上铸成一件千古憾事。
关于河图、洛书用途的记载最早见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则记载同时指出了河图、洛书的出处和用途,可惜记载本身过于简略,既未说出河图、洛书的具体用途,也未讲清河图、洛书是如何出现的。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古代圣人都以河图、洛书作为某种行为的准则,说明河图洛书应是至高无上的圣物,除了天赐或自然存在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古代也曾有几位学者对河图、洛书作比较客观的推测,如汉代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所受之物;元代俞琰认为是刻有图文的玉器;南宋薛继宣认为是记有当时疆士国界之类地图的文物,被作为王位传投的象征物。这些推测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也没有超出《尚书·顾命》和《易·系辞》所论述的范畴,因为这些物品确有帝王可藏、圣人可则之处。有人依据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慨叹,推测河图和凤鸟一样,也是一种瑞物,只有政治清明时才会出现。然吉祥物虽可能为帝王收藏,却很难找到圣人可则之处。有人将“河出图,洛出书”解释成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如扬雄于其《核灵赋》中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还有人
将“马负图,龟负书”与“河出图,洛出书”合在一起进行解释,提出以黄河龙马所负之图为河图,洛水神龟背上所负之书为洛书。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猜测,只能给否定河图、洛书存在的人提供一种口实。
对河图、洛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西汉刘歆。刘歆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刘歆博学多才,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他或许是对各种古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刘歆的论述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在伏羲继天而王之前已有河图;到禹治洪水时,仍在使用洛书。刘歆论述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将伏羲则河图而画八卦之说与《易·系辞》中观天察地而制八卦之说统一起来。
《易·系辞》中对伏羲制八卦过程作了详细记述:“古者包牺一氏之王于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这则论述中根本看不出有一点制河图的意思。后来有人又将河图与《周易》后天八卦的产生连在一起,这非但未能解开河图之谜,反而又给《周易》研究增加了一项不确定因素,两千年来,人们一直为河图与《周易》八卦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使许多有学之士耗费毕生精力也研究不出什么结果。
在河图、洛书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的当属宋代从陈抟处传出河图、洛书等图式。陈抟在《龙图易》(有人认为是伪作)中提出龙图三变的三组易学图式,其第三变的两幅图,就是后来被刘牧称为洛书与河图的图式(见图1、2、3)。图式的
提出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河图、洛书提供了一种依据。这两个图式究竟是陈抟自己由《周易》
悟出来的,还是确实看到古代的实物,陈抟没有说,他托伏羲之名,又将河图、洛书与《周易》
及“龙马负图、神龟供书”拉到一起,结果不仅没有把《周易》解开,反而连河图、洛书本身也被清初一些学者彻底否定,他们认为河图洛书纯系陈抟伪作,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河图、洛书。这一判决被定为历史铁案,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又将各种现代科学手段引入《周易》及河图、洛书的研究,对河图、洛书提出一些新的设想,其中以内蒙古学者韩永贤的见解较为新颍。韩永贤认为,河图是古代的气象图,洛书是古代的方位图。即使这两种见解是正确的,对现代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现在已有指南针及卫星定位系统确定方位,天气情况已由气象部门通过气象卫星进行监测,最关键的问题是当时韩永贤还拿不出上古的河图、洛书实物,因而也无法证明宋人所传的两种
图式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另外还有人认为河图、洛书是数字幻方;自然的带有近似图文花纹的石头,等等,这些都只能算一家之言,无法得到确证。
现代考古学的进展为河图、洛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77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上所刻的数字和文字内容分别与由陈抟处所传出的洛书及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完全相同(图4),它说明宋代所传的洛书图式并非陈抟伪作,而且这些图式在战国时已经流行,但它还不足以证明这种图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1987年6月,在安徽省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上,出土了一件五千年前的玉
器(习惯上称之为含山玉片,见图5及彩图1),陈久金等考古专家曾对玉片做过考证,认为玉片周围一圈的圆孔可能与古代的洛书有关,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洛书在上古时代有什么用途,所以这一研究结果并未引起学术界普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