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

刘正英著

第一篇河图、洛书考释

如果将中国上古史比作一顶皇冠,河图、洛书就是这顶皇冠上两颗最耀眼的明珠。《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中国上古时代能被称作圣人的有名人物不过女娲、伏羲、神农、仓颉数人而已,这些圣人如何使用河图、洛书,未见文字记載。即便后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孔子,一生中天天期盼,也一直未能见到河图、洛书,他甚至将河图、洛书的再现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才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一千古慨叹,由此可见这两颗明珠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分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不知道古代圣人的所作所为;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无法解读上古先民的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无法编写出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孔子很少言及尧、舜以前的事,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从黄帝时代写起。此后有疑古倾向的人,甚至把有关上古的传说全部否定掉。即使在当代,历史界、考古界、文物界对一些新发现的上古先民所创造的珍贵文物也不明究竟,难下断言。因此,破解河图、洛书之谜,已成为研究一些中国上古疑难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一节河图、洛书研究简史及述评

按照传统说法,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上古时代既已存在,但河图、洛书实物以及河图、洛书在上古时代的真实用途却未能流传下来,直到宋代,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中才出现各种图式,并称其中的两种图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这两种图式在上古时代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它们在上古时代有何用途,一直是干古难解之谜。
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①。”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河图应是玉一类的物品,或者是刻在玉上的一种图,和其他玉器同时陈列在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郑玄为《尚书》作注:“图出于河,帝王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②。”说明郑玄曾看到有的《尚书》文本中有“洛书”二字。按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念,西序陈列五件玉器,东序也应该陈列五件玉器,这样才显得对称和谐,并与“越玉五重”记载相符。可见在西周成王、康王时代,河图、洛书都还存在。经幽王之乱,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被犬戎劫掠，估计河图、洛书也不会幸免。老子作为东周守藏室之史,一直未言及河图、洛书;孔子曾入周参拜过明堂,会见过老子,孔子是否与老子讨论过河图、洛书问题,文献中未见提及。孔子一直盼望能见到河图、洛书,直到老年时仍未见到。从西周灭亡到孔子而立,中间不过二百多年时间,两件国宝的失落,竟在中国历史上铸成一件千古憾事。
关于河图、洛书用途的记载最早见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④。”这则记载同时指出了河图、洛书的出处和用途,可惜记载本身过于简略,既未说出河图、洛书的具体用途,也未讲清河图、洛书是如何出现的。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古代圣人都以河图、洛书作为某种行为的准则,说明河图洛书应是至高无上的圣物, 除了天赐或自然存在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古代也曾有几位学者对河图、洛书作比较客观的推测,如汉代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所受之物;元代俞琰认为是刻有图文的玉器;南宋薛继宣认为是记有当时疆士国界之类地图的文物,被作为王位传投的象征物⑤。这些推测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也没有超出《尚书·顾命》和《易·系辞》所论述的范畴,因为这些物品确有帝王可藏、圣人可则之处。有人依据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⑥”的慨叹,推测河图和凤鸟一样,也是一种瑞物,只有政治清明时才会出现。然吉祥物虽可能为帝王收藏,却很难找到圣人可则之处。有人将“河出图,洛出书”解释成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如扬雄于其《核灵赋》中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还有人将“马负图,龟负书⑦”与“河出图,洛出书”合在一起进行解释,提出以黄河龙马所负之图为河图,洛水神龟背上所负之书为洛书⑧。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猜测,只能给否定河图、洛书存在的人提供一种口实。
对河图、洛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西汉刘歆。刘歆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⑨。”刘歆博学多才,是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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