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旗下的1950s:广州的民国建筑
返回目录
作者：梁振名
到广州后，常常听人津津乐道地说到陈济棠和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1931年至1937年间统治广东的军阀。人们说起他时，常常会提到他治粤期间的经济建设成就，说那时候，是广东历史上少见的繁荣时期。但是，历史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他那时候留下的民国建筑而已。
广州的第一条城市中轴线
陈济棠时代，广州市建成了作为城市中心标志的第一条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北端的标志是越秀山上的中山纪念碑。沿山南的百步梯拾级至顶，有一个带石围栏的平台，那就是纪念碑的底座了；纪念碑是座很宏伟的建筑，底层有古代宫门式样的大门。但我看见它时却是大门紧锁的。估计里面当是一个瞻仰大厅（也不是很大，大概是五十平方米左右吧），我们没能进去，从外面抬头看，二楼以上是一块巨大的碑刻，上面写的是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再往上是越来越窄的碑身，纪念碑的顶上方，是一个青天白日的“党徽”。整座纪念碑，当有五十米高吧，是我所见过的纪念碑中最高大的一座了。由于纪念碑建在越秀山巅，就更加显得高大峻拔了。
越秀山下中轴线的第一座伟大建筑是中山纪念堂。我初次看见他时，纪念堂前面还是一片荒草地，还没开始整修。但这片草地的荒芜，并没能掩盖这座建筑的辉煌。纪念堂是一座八角形的宫殿式建筑。正门向南，沿台阶拾级而上，则是七间的门廊，以八根赭红色圆柱间隔开来；门廊后面，是一列朱红色的带雕花的宫门。宫门里面有什么，是我在后来中山纪念堂开放给游人入内参观后才知道的。不过也在这里提前说说吧，因为，可能往后写，不太可能再写到中山纪念堂了。进了了纪念堂的一排宫门，里面是门厅，再进去就是纪念堂的大会场。这会场直到现在，还是广州最大的会议厅。除铺满座位的大堂外，还有二楼的楼座。无论从楼上楼下的哪一个座位，都可毫无阻碍地看见前面的舞台。这有赖于建筑师吕彦直的精心设计，是他的设计使得偌大的会场中居然没有一根妨碍视线的柱子。走出大门往南走，到草坪南边的纪念堂山门时，再回头瞻望，可看清纪念堂的全貌：那是一座北京天坛式样的建筑。屋顶是蓝色琉璃瓦铺盖，配上四周奶黄色的砖墙，给人留下了既有古老建筑的威严，也有现代建筑的亮丽的感觉。遗憾的是，我在纪念堂的西北角看见一处并不好看的修补过的屋角。那是广州沦陷前日本飞机轰炸留下的痕迹。这个毁坏了的屋角，是在1960年代一次大维修时才给修好的。
离开纪念堂再循中轴线往南，有一处中国宫殿式的建筑，是广州市政府的建筑群，是原来陈济棠办公的“政府合署”。这市政府大楼，中间有高高的主楼，表面看来，是三层，其实里面却是相当高敞的五层；东西两边各有侧楼陪衬，也是看来三层，其实是稍微低矮的五层办公楼。主楼前有高高的石阶，两边装饰着石狮子，可令人感觉到政府建筑的威严。其实，这座政府办公楼，我在湛江时就看到照片了。那政府建筑前面的平台，正是叶剑英元帅解放广州入城阅兵时的检阅台之所在。
市政府正南边，是一个原来叫“中央公园”的西式园林。那也是陈济棠时代的中轴线上的配套设施。由于有了这个相当宽阔的庭园的调节，就好像给这座热闹的城市安装了一个调节空气的“市肺”。而这“市肺”的南门——罗马式样的黄色水泥混凝土门座，加上红色的铁枝窗花大铁门，再配上大门里喷溅着水花的喷水池，……看来就像是一幅西洋风景画中的景物。
我寻访这座“市肺”的时候，“中央公园”已经改名为“人民公园”了。穿过热闹的“公园前”那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往南走，马路敞然开阔了，那就是纪念辛亥革命的“维新路”了。在靠近中央公园不远的维新路两旁，有两个西式门楼，围墙里有高大的西式洋楼。那里原来是陈济棠时代建成的市公安局旧址。那里曾经有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发生。1927 年，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公社起义”，打下市公安局后，就是以这里做起义指挥部的。
再往南，那就是中轴线最南端的“压轴”之作——海珠桥了。海珠桥，可以说是陈济棠时代最辉煌的一座建筑了。听说，铁桥初建好时桥中央是能够开启和闭合的，河里的大船可以从开启的铁架桥梁中通过。
西堤——现代化广州的标志
陈济棠的中轴线的最南端，来到珠江桥就止步了。但是，陈济棠的广州建设并没有就此止步。他随中轴线来到珠江边，就转向西堤发展，随后就在西堤一带建造了三十年代最为显赫的一系列西式大厦。这些建筑，就成了现代化广州的标志了。
我们现在顺着西堤往沙面方向走，还可看见那座儿童图书馆，那是以创办“虎标万金油”起家的资本家胡文虎兴建的“胡文虎大厦”。再走过去，是已经改名为“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一系列陈济棠时代建成的银行大厦。西堤，那时候已经是广州市的银行街了。过了银行街，则是一系列酒店与商厦，最辉煌的当然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层建筑“爱群大酒店”了，再往西走，那就是先施公司、东亚酒店，和太平南路的新亚酒店与新华酒店了。过了太平南再往西到海关楼，就是后来以“南方大厦”著名的百货公司了。但在三十年代，它不叫“南方大厦”，而是叫“先施公司”。不过，我在五十年代看见的先施公司，只是一座颓门败瓦的空架子，听说是在广州陷落于日寇期间一场大火给烧毁了，到那时候还没开始修复。
石牌大学城
陈济棠时代的建设不只是市政建设，在教育建设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我后来到了东郊石牌，先是读书后是教书，就听石牌人说，陈济棠当时在现在石牌的华南师大校园里一座别墅里住过（现在还在，被华师人称作“红楼”），一天，他登上一座叫“茶山”的小山，向北边山下东西两边的平地划了一个圈，说：这里就建中山大学吧。就这么一句话，这山下东西两边就开始了学校的建设，建筑了不少带中国民族色彩的新式楼房。这些楼房就成了中山大学的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宿舍与礼堂了。而他自己，还亲自担任了中山大学的校长。现在，我来到石牌时，这茶山脚下，原来的中山大学校区，已经成了华南工学院与华南农学院两间大学的校址了。
陈济棠的工业建设
陈济棠时代，在广州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业建设。
其一，就是“西村士敏土厂”。就是后来叫作“广州水坭厂”的。它生产的“五羊牌水坭”畅销海内外。当年新加坡还规定，建筑必需使用五羊牌水坭。后来国内出口的水坭也一律使用五羊牌的牌子了。”
还有一处。就是海珠桥畔的“五仙门发电厂”。一直到五十年代，“五仙门发电厂”都是广州主要的发电设备。
这些建设，广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数年前陈济棠的儿子回国，邓小平接见他时还专门提到，“陈济棠当年对广东颇有建树”呢！
最后的民国建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广州也“光复”了。但“光复”并没有给广州带来什么新气象。在抗战胜利后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也有四年时间，但“国民政府”对广州的建设，真可谓是“乏善可陈”。人们提起广州的城市风貌与特色，都只能说些抗战前陈济棠时代留下的建筑，至于抗战后的建设，那就的确是“无可奉告”了。
如果真的要找一点来说说，那就非得说说我们石牌华南师范大学校区内的“总统府”不可了。那座“总统府”，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留下的“最后的民国建筑”了。
那座“总统府”建筑在东郊中山大道旁石牌村北面的一片空旷地上。那空旷地，在北伐前，曾经是飞机场；在这里开通过从广州到河内的“国际航线”；陈济棠时代，这里又曾经是跑马场，是达官贵人“赌马”的去处。但早就荒废了。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当了“代总统”，在解放大军南下席卷全中国的威势中，他宣告迁都广州，并在这块废置的土地上兴建“总统府”。但是，大概是李宗仁心中也明白，这“总统府”也是长久不了的。所以留下来让我们看到的“总统府”，也的确是过于简单了，看来比“临时建筑”也好不了多少。
“总统府”坐北向南。其实不是一座建筑物，而是由八座两三层的小楼房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一南一北两座中间三层两边两层的楼房，就是“总统府”的主建筑了。南边有一个只有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小花园。花园四周有四栋两层小楼房围绕，大概是准备给各办事机构使用的。花园的东西方六七十米开外，又是各有一座二层楼房，大概也是为各个办公机构准备的。在南北两座主建筑之间是三排六座低矮的平房，估计是供勤杂与警卫使用的。这么个的建筑群面积不大，但也“五脏俱全”，分布合理，的确是个政府机构的格局。
但是，作为国家首都的最高机关来说，这的确又有点过于小气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的“机关重地”，却竟然连个围墙也没有。我们进入大学看见它的时候，这“总统府”竟然是孤零零地立在野地里，成个“无掩鸡笼”的样子。
后来才听人说，这个“总统府”是为李宗仁准备的。但还没有完全建成，连围墙也来不及修筑，解放军就已经逼近广州了。李宗仁代总统连一天也未能进驻这座“总统府”，广州就解放了。
不过，也有人说，李宗仁根本就没想过在这个地方可以长久地住下来。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做总统府，是因为这里方便逃跑。它西靠天河机场（当时广州就只有这一个机场），东靠黄埔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可以立刻上飞机、登轮船，逃之夭夭的。原来，这“总统府”，就是为逃跑作准备的啊！
到了2010s的今天，这原来是“总统府”的荒野地里，已经换了个模样了。那“总统府”已经当然无存了，原地建起了我们华南师大的教学大楼与图书馆楼。与现在的新建筑相比，原来的“总统府”，显然就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了。我们师大的领导说，这“总统府”，实际上并未住过“总统”，只是座临时建筑而已，没有任何历史价值，拆掉它也不可惜。现在只是留下个原来的圆形的小花园，就权当作是“最后的民国建筑”的记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