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困惑 ——重新当选上台的共产党是共产党吗？
（1994年1月）
高 寒
内容提要
有搞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吗？ 或者，搞资本主义，还算共产党吗？ 这确是一个让人倍感困惑的问题，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于是，绕了一个大圆圈，历史仿佛又回到它的出发点，人们还得重新面对当年的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吗？应当“唯生产力”还是“唯国家暴力”？总之，它会有助于中共改革派及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突破理论上的禁区，认识到理直气壮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真正接近科学社会主义。
（一）旧话重提
大约一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明年我要选共产党...”》的文章，谈的是我的房东，一位其兄56年革命后流亡北美、本人“6.4”后曾热心参与去中共使馆前抗议的匈牙利老太太，相当认真地告诉我，下次匈大选，她将投共产党票的事。我是想通过这件在我看来似已代表着匈牙利相当广泛的民众情绪，且具有不可小视的象征意义的事，来提醒中国的异议界，不要轻率地用什么诸如“共产党复辟”这类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来代替本该对这一现实的严肃思考。我在文末写道：“在中国的异议圈中，曾有多少人叹息中国在89年痛失了一个大变革的机会，现在看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走在苏东之后，也许正是我们的历史幸运。从东欧变革后的危机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更可以修正我们脑中所预设的关于未来民主变革的若干框架。”
然而，不知是此文所表达的意念难以获得认同，还是由于当时仅有立陶宛共产党（民主劳工党）重新当选上台这一“个别”、“偶然”的实例，抑或是其它什么原因，总之，几家异议刊物对此文均保持了缄默。
一年过去了，在多党制的体制下，继立陶宛之后，先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继而是波兰的民主左翼联盟这些换名的前共产党又当选上台。此外，曾一度遭叶立钦取缔，几乎濒临垮台的俄共，不改名不换姓，在去年底的大选中，竟然一跃为得票率第二，俨然成了议会中的第二大在野党。
不过，直接刺激我要旧话重提的，则是本周（94.1.6-12）的英文“布达佩斯太阳报”头版，由该报记者大卫.芬克写的题为“社会主义党大获商界好感，其务实形象赢得声望。”的报导。据该报导透露，与现执政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声望江河日下相反，在最近由一个独立民意测验机构所作的测验中，匈共（注：匈共过去一直未曾用过“共产党”Communist Party这个名称，从5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沿用“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名。四年前匈第一次大选时它则改名为“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该党在法律上系匈共的合法继承人）在十几个政党中竟名列第一。该文是从专访一位名叫科瓦奇的私营企业主谈起的，四年前他曾支持民主论坛，眼下则已决定将在五月的大选中投共产党的票。文中特别源引匈企业家协会主席卡巴和在匈美国商会主席布什这些市场经济及民主制度的天然拥护者的话来表明，匈共已在阶层广泛的民意基础上建立起相当的信誉。报导引用这家民意测验机构的专职分析家玛丽亚的话说，匈共现领导人霍恩是一个有着巨大声望的人物（is enormously popular）。作者写道：“或许社会主义党将在下届政府中扮演领导的角色，这仅在几年前简直是很难想象的事，可现在则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总之，在大卫眼中，匈共在今春的大选中将夺魁，几乎是呼之欲出了。当然，作者在文末也写道，“鉴于匈社会主义党是共产主义者所创办的党（the party of communist establishment）故仍有不少人对其怀有戒心；仍有一些因素是这个党实施更自由化市场经济的障碍，譬如那些作为该党党员而害怕在私有制中失去饭碗的国营企业的经理们。”
无论从《布达佩斯太阳报》在匈牙利、在欧洲、乃至在北美的信誉度，还是从该文本身，我都丝毫不怀疑它作为公众传媒的中立性。相反，中国异议群落内部的某些先入之见，倒让人不无理由担心其有可能导致对此事抱一种不以为然的漠视态度。
（二）是“复辟”吗
我以为，面对东欧各国前共产党极权政权垮台数年后，一些共产党又在新建立的多党体制中纷纷崛起乃至当选上台的现实，中国异议界应对此有迅速的理论反应及严谨的理论思考，并力求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是共产党复辟吗？
如果是，那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多元经济、多元政治、多元舆论的体制依然存在，一句话资本主义化的方向仍在继续？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共产党——无论其改名与否——的重新上台执政？
复辟（restoration of the old order），无论从语义还是从史实上看，均系指旧制度或旧秩序的恢复或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英语the Restoration 即专指查理王政的复辟。在历史上被史家所公认的能称得上“复辟”的事例有：英国的查理二世的复辟，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复辟，中国的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等等。而共产党极权制度的旧秩序是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的特征是：统制经济，一党专权，舆论一律，其三位一体地构成了共产党极权制度的质的规定性；而其中又以一党专权为根本。故倘若以此作参照系去衡量那在多党体制中上台或在野的东欧各国共产党，对他们中的多数，要说是以恢复前共产党极权制度为其政治目的，就未免有点望文生意、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相反，他们几乎无一不是信誓旦旦地用要与前领导集团划清界限，要发展自由经济，要坚持多党体制，要维护言论自由等等去争取民心。唯一与其他党有所区别的，不过是他们更强调劳工利益、社会公平、社会福利之类罢了。
于是，人们又会问了：有搞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吗？ 或者，搞资本主义，还算共产党吗？ 这确是一个让人倍感困惑的问题，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
我们知道，对近、现代以来这个给人类带来空前繁荣，也造成过巨大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人们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有着形形色色的理解和答案。有说源于人之恶，也有说源于人之善，有说是上帝的安排，也有说纯系自然而然。但谁都毋庸否认，在那诸多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之合理性的声音中，共产党的鼻主马克思的声音算得上是一个强音。
但马克思（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党）的声音，与其他声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根据其称之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就象它一定要代替封建主义制度一样； 并在理论上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后来，俄国出了个革命家列宁，自此，一场用国家暴力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世界规模的豪迈社会实验开始了。凡是对此持异议或怀疑态度的人均统统被斥之为叛徒、机会主义者。由此，马克思主义的营垒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分裂。那些等不及要靠生产力一步一步积聚才谈得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诸多落后国家的人们，均乐意于跟着列宁干这暴力跨阶段实验。于是，他们从恩格斯曾领导过的第二国际中拉了出来，组成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而那些仍信守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前提条件有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发展的人们，则逐步形成了后来的社会党国际。其实，我们曾耳闻或亲历的种种血腥的故事，不过是这场历经大半个世纪之实验的必然产物；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共产党极权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的垮台，不过是这场横跨半个地球之实验的必然结局。
于是，绕了一个大圆圈，历史仿佛又回到它的出发点，人们还得重新面对当年的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吗？应当“唯生产力”还是“唯国家暴力”？如果说现当选上台的共产党与过去极权制度中的共产党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们对上述问题作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回答。他们已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认定：任何靠政权的强制力，靠领袖人物的巨大精神魅力及无边权力，乃至靠残酷无比的清洗和血腥镇压，均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一切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均注定要失败。因此，哪怕仅为其自身生存计，他们也不能不将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当前施政的基本纲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一经确立，作为随极权宗法专制皇权制度垮台而被拉下马的原共产党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象历史上一切抗拒资本主义制度的保皇党那样彻底覆灭；要么，调整自己成为一个遵守多党制游戏规则的民主政党。而要想在多党竞争中靠老百姓的票决执政，恐怕过去的什么党法律、党国会、党军队、党舆论的那一套就再无法搬将出来了。而这么一来，即共产党一旦放弃了那些个通灵宝玉，就意味着它在历史必然性面前不得不脱胎换骨，就意味着它实际上与过去那旧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也就意味着它实际已不是那个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复辟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就难怪中共除了在立陶宛共产党上台之初颇为欣喜了一瞬，往后就再不好意思将东欧这些改名与不改名的前共产党引以为“兄弟党”了。不过，只要这些党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理想，并以劳工利益的代表自居，从这种意义上，人们就仍可不管其具体名称如何而将其视为共产党。
总而言之，是否实施经济、政治、思想的多元体制，一句话即是否搞资本主义，是衡量这些重新上台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搞极权专制制度复辟的唯一标志。
（三）社会党国际功不可没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但在其生前，各国众多的工人政党还没有谁直接用“共产党”命名的。其中的大多数均取名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统简称为社会党。率先用“共产党”这个名称的是列宁，“十月革命”后四个月，他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一年以后即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自此以后，两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便分头进行。一种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亦即第二国际所推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以合法的方式，一步一步扩展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另一种则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所进行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地区，用暴力跨越历史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穷过渡实验。这两种实验的结果如何，世人已有目共睹。从美、日、德、英、法到南、北欧诸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这个模样，应该说社会党国际功不可没。
当年社会主义者们近乎乌托邦似的若干梦想，竟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逐步得以实现。无论生活质量还是社会保障，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政治自由度，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都远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之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用马克思主义作参照系，前者也远较后者离社会主义的先哲们所描述的理想要近。可怜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内，被捧为“领导阶级”的广大工人，至今连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还得靠流血去争取。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此权利早在100多年前就由第二国际领导他们争取到了。在当代，比较一下这两种制度，许多事咋一看来似乎让人难以理喻：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大量后资本主义政策的涌现；另一方面则是号称“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无数前资本主义现象的泛滥。其实这恰恰是一个象征，即任何不是建筑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均只能建成一个现代版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乃至农奴制文明。这是一个不以任何“天才”的革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定律。由此可见，凭暴力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结果，非但没有加速到达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反而将这些国家的的历史拉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拉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这是十足的画虎类犬，不管其始作俑者的主观愿望如何。而封建主义制度较资本主义制度离社会主义制度更远，这当是不言而喻。诚然，这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不言而喻”。不过这至少表明，今天在这些国家中发展资本主义，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亦属题中应有之意。
（四）几点现实意义
当然，对今天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卷土重来”之势，许多人恐始料未及。在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或“后冷战时代”，它究竟是一个常数还是变数？ 是一个吉兆还是凶兆？ 对西方国家来说，这究竟还算不算共产党政权？其与之打交道的方式究竟该怎样定位？对这一系列问题，相信世人会从多种角度见仁见智地去加以探讨和总结。这里，我仅就它对中国异议群落的影响，谈谈其已初步显示出的现实意义：
第一，它会给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以新的启示，使其看到和平演变对共产党再生的新的希望。89东欧巨变后，中共党内的顽固派曾以“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来裹胁改革派。但今天东欧共产党改革派的重新活跃，纷纷以同过去划清界限来赢得民心，这就让中共改革派实实在在地看到民心之不可违，看到顺乎民心者昌，逆乎民心者亡的现实样板。这无疑会大有助于他们与那帮与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共存亡的保守派划清界限，无疑会大有助于中国的平稳转变。
第二，它会有助于中共改革派及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突破理论上的禁区，认识到理直气壮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真正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从中共这十多年的改革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条“社会主义”理论的从高调向低调的调门递减轨迹：从“计划经济”理论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尽管这个调门递减轨迹，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已不得不一步步放弃那凭靠国家暴力的跨阶段穷过渡理论，不得不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但它同时又反映出中共改革派在理论上是何等的贫乏和被动。这种理论上的窘态，以邓小平在保守派的“反和平演变”的咄咄逼人攻势面前，竟高悬“不搞争论”的免战牌而尤显突出。
第三，它告诉我们，在以反对宗法专制皇权复辟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为目标的中国异议群落内部，一般地排斥马克思主义者未必是明智之举。
在中国异议圈内部，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有大声疾呼“中国异议群体要与共产主义思想划清界限”的；有公开指责、嘲笑某些著名异议人士至今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还有大惑不解于一些刚出狱或仍系狱的异议人士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等等。这也实难怪，中共、苏共复辟宗法专制皇权文明，以国际封建主义阵营挑战国际资本主义阵营以及社会党阵营，均无一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下干的，而且一干就是近一个世纪。实际上，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他们最恨最怕的，往往是那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这会有损于其自封的正统、权威地位。
我有时想，在我们的异议队伍中，可以有基督徒、天主教徒、佛教徒，为什么就不可以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席之地呢？我们并不因为自己的不信神，而怀疑人家信教异议人士的信仰的虔诚，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尊重并理解那些——极言之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异议人士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呢？既然我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多元体制，那么我们的异议队伍又为何要流露出某种排他倾向，为何又不愿更多地包容呢？其实，当我们的异议人士在大谈“中国要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要导致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时，从本质上讲，其均无一算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这难道不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可抗拒的民主革命理论，在我们今天推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设中，仍不失为批判宗法专制皇权复辟的犀利思想武器，仍不失为一面号召民众的旗帜吗？我想这大约就是东欧各国人民在加速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仍要选择已社会党化的前共产党改革派上台执政的一个原因吧。
1994年1月， 于布达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