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口述（19）：在潮汕
原创2021-12-29 晚上10:09·骏骅堂
四九年九月，叶剑英同志在江西召开赣州会议，部署解放广东。会议后，我随军，和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一起到达潮汕解放区。在五经富见到了林美南、李平和许多当年一起搞地下斗争的老同志，久别重逢，大家都有说不尽的欣喜。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二、四支队包围了汕头，一天我正在茅房，见飞机一架又一架从汕头飞起向东飞去，一个念头冒起“敌人撤退了”，我立即冲了出来，拉住林美南，那时他兼闽粤赣边纵队政委。
“进城，进城。”我说。
他说“走！”
号角一响。憋了好几天的队伍立即向城里冲去。什么抵抗也没有遇到，十月二十四日汕头市解放了。
任命下来，林美南任汕头市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李平和我任副书记副主任。这时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城市中心，贯彻的是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工作为主的方针。汕头市委名义上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实际上指令平时都由华南分局直接下达。
在家乡短短两年，接管，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恢复交通，清匪反霸，抗击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飞机轰炸，减租减息，土改，工作繁重得没日没夜。但革命者怕的不是这些，困扰我的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些做法。麻烦事很快就来了。
出了事的是我四伯一家。那时候四伯已经过世了。他一共有七个孩子。大女儿吴敬珠那时已出嫁移民新加坡。大儿子吴敬良死于抗战时期。在汕头的五个，吴大弟是汕头港务局引水船的大副，不识字，能当上大副全凭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吴敬顺，当过兵，抗战胜利后，复员，当时当散工过日。吴敬林是个小学教师，在揭西一带教书。吴敬光是个船员，常行船在外。瓜尾最小，当时二十来岁，还没有正式职业。
五零年五月间，我和许英从揭阳去饶平，路过汕头，住在当时潮汕地委常委公安局长ZY家里。ZY拿着一份卷宗，对我说，这是吴大弟的材料。我看了，里面是一份几页纸的揭发材料，匿名，内容说吴大弟五兄弟是汕头五虎，日伪时期和日本人勾结，国民党时期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看完，我说，不可能吧。吴大弟是扫雷英雄，立过功的。瓜尾在一九四四年我离开汕头的时候，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天在礐石的岩石上爬上爬下。那里驻了日本兵，学了几句日本话，怎么会是和日交本人勾结。日本人占领汕头的时候，敬顺当了兵，不在家。敬林当小学教师，国民党要求全民皆党的时期，列名在册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光是五个人的罪名一模一样就不可能。还是得查清楚再说。ZY道好。他同意了先调查，我便搁下。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汕头。
我到了饶平才两三天，从报上见到吴大弟吴敬顺吴敬林吴敬光四兄弟全被枪毙了。布告用的是汕头市军管委员会正副主任的名字，吴南生三个字赫然在目。不由得我一时气结。
当时的体制，对外还有军管会，实际上，从四九年底起，韩江地委为和潮汕地委合并，领八县，机关设在潮安。朱曼平任书记，林美南，曾广，李平任副书记。五零年初又要改组，地委副书记原定罗天和我，组织已经谈话。五零年三月正式宣布前，广东省委接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指令，汕头市市委书记由罗范群接任，并挂汕头市军管会主任衔。于是原定安排又作调整，罗天继续任地委组织部长，我过来任地委宣传部长，两人都是常委。实际上，汕头市军管会从来只是对外使用的名义，李平在调整后继续任汕头市委副书记，他的军管会副主任名义留着，我作为军管会副主任名字也留着，但我实际上的工作是管地区土改，已和汕头市完全脱钩。与此同时，本来与地委平行的汕头市委，按照华南分局的指令改为由地委托管。时间才过了几个月，但什么以城市为中心已经全没了。
这事能找谁说去呢？镇反是中央的命令，要杀掉一批国名党的社会基础，以稳定社会。三令五申，限时限刻，不能有异议。当时的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凡涉亲属，一律回避，碰了这条戒律，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纪律处分。权力下放到地委一级是一个三人小组，这三个人决定一切，地委副书记林美南，地委专员曾广和专管公安的ZY，其它党委委员均不参与。换句话说，如果吴大弟不是我的亲属，我虽不能参与决定，但我还可以提出我的看法，现在吴大弟是我的亲属，如果我提出了我的看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就是一撸到底，甚至可能扩大化，牵连更多的人。再说，虽说五人同一罪名绝对不可能，但他们几个人的具体情况我根本没法说得清楚。
但是，我还是找了ZY。ZY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干部。审干时期，他被整得够惨，也因为自己认了是特务上过台带过大红花。在吉林的时候，他是公安局长，我是宣传部长，但我是常委，分工管宣传社会活动和治安，因此和他熟。南下到了南昌，我当副市长，他当公安局长，又是在一起。我们俩人熟，也谈得来，到了广东，朱光要调他到广州，ZY不愿，想和我在一起，我还和朱光吵了一场，把他留了下来。我找到ZY，刚一开口，ZY今日不同往常，他竖起一根手指，“是特务。但，南生同志，你没问过。”两句话完完全全封住了我的口。
吴大弟被抓那天（五零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参加了扫雷庆功大会，戴大红花，坐主席台。下午被抓。第二天就被枪毙了。
五兄弟中最小的瓜尾，被抓的时候逃跑，跑回了家乡上仓。家乡的人保护了他。后来听说是出走国外，现不知所终。
我的弟弟吴路寒，找人为吴大弟说话，被开除党籍。吴大弟所在的港务局局长林西园，是一个老同志，在吴大弟被抓的那天，到市委表示了不同看法，受党纪处分。我的父亲得知侄儿被抓被杀，哭得不可收拾，一天，突然脑溢血去世。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这几兄弟的后代现在都已成长成人。
这事在我心里尘封五十年了。在心里，我一遍又一遍的想这事。在解放后这样镇压反革命是否必要？一个通知，三人小组，限时限刻，人命就这么不值钱？一封匿名检举信就可以成为杀人的根据？我后来得知写匿名信的是他们的一个邻居，那家人在吴大弟被杀后连夜搬走了，再不见踪影，但我没有证据。我还是那句话，单单是五个人同一个罪名就不可能。事实上，镇反杀了许多不应该杀的人。解放前一个镇长叫陈进，一直是帮助革命的，枪毙了。这事吴建民同志清楚。周杰同志的家解放前是地下交通站，他的父亲以伪乡长的名义做掩护，解放后当乡长，镇反杀了。不少民主人士解放前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杀了。我所知道的，仅周杰父亲一人由于事实过于清晰，于文化革命后平反。其它人全都不了了之。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做错的我们应主动平反，以平复受害者遗属的心情。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台湾马英九，马英九在二零零零年台北市长任上，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回顾和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共产党人和被枪决的同情共产党人士的历史，为“匪喋”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化解国共数十年斗争的血海深仇，实有利于民族统一大业。
五一年初，毛主席接见了邓子恢，叶剑英及方方等中南地区领导干部。毛主席说，“现在全国有三只乌龟，最大是广东。”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起，主席急于要把土改完成了。主席又说，“你们都有一坨坨，方方有一坨坨，尹林平有一坨坨，冯白驹有一坨坨。不行。要换人。”邓子恢请示说，“主席，人是不是不要大换？”主席斩钉截铁答，“不行！”方方传达的时候说，从来就没见过主席那样严肃，一见面就批评。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当时的中南局林彪为第一书记，林彪只挂虚名，主持工作的是代理书记邓子恢。中南局辖华南分局，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中南局排名前于邓子恢，但只管华南，那时就住在现在的省委东一楼。主席的讲话对于华南分局来说无异于大地震。关于换人，主席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县委书记都换成军队干部。不久之后，约于七月份，粤东区党委成立。欧阳文，当时四十一军政委，任第一书记，郝东士任第二书记，王延春任第三书记。粤东辖潮汕，兴梅，东江和汕头市。欧阳文兼任粤东办事处主任，林美南成了副主任。有了粤东区党委，地委形同虚设。
这时，外地来的干部动辄把玩地方主义的帽子，什么地方队伍不纯等等。这时，地方干部为了表明立场，也说地方队伍不纯这样的话。一天，连罗天也这样说了，我实在忍不住，反问他说，“你就不是地方干部？”
我是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地区土改委员会主任。我是地方干部，却也是从延安到东北，再从北往南打下来的。很多人抓我的地方主义言论，但一时不容易整。区党委成立，安排给我一个潮安县土改联络员的工作。开头我还不知道我被审查了，审查的是我护送姚铎的那一段历史，其根据是一个叛徒的一句话。
知道后，我气得把头直往墙上撞。要是我有问题，不要说整个潮梅党组织，就是剩下的南委也都没有了。由于当时林美南总体设计的预设方案合理，我的前期执行和后来周礼平指挥的战斗都滴水不漏，这才保住了南方的党组织。我立了功却受审，这道理何在？再说，一个人执行任务，叫我又如何证明？
土改还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上头的口号是大军挂帅，大军的口号是整顿队伍，地方干部人心惶惶。没几天，潮安县吴建民书记就被隔离了。潮安县的新县委书记姜作恩原是个团政委，为人正直。说实在话，吴建民原来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也有一些糊涂的地方。我就用了我的新身份，不断和姜作恩交流，使他明白地方工作的复杂性，也使他明白了吴建民的问题只是对个别事的认识问题。我受审查被挂起来的情况下面不知道，一天，饶平县委副书记张震找我，谈了县里一些情况。饶平县的新县委书记也是个团政委，叫蔡洪江。蔡洪江为人很凶，一来就整原县委书记不说，还把原县委的全班人马都看成敌人，原县委除张震一人外，已经全部被扣押了起来了。听说了这样的情况，我很生气，连自己现在只是一个县的联络员又在受审查中都忘记了，我说，“和他们干！这样整队太没有道理了。”
张震走，我找了了郝东士和王延春分别谈。摆情况，说道理。也向欧阳文反映情况。这样，有一些人就不高兴了。过了些天，召开会议，通知我出席。会前，林美南来家里，让我小心点儿，他说，“一会讨论饶平的事，要整你。”我也性子起了，对他说，“我不怕，他们来就来吧！”刚开会，我和蔡洪江就拍了桌子。这时，地方干部都不说话。吵着吵着，其它两个来自军队的县委书记都不支持蔡洪江说法，却反过来支持我的观点。澄海县委书记张而驳原先也是一位团政委，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自主持县委工作以来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一直很好。潮安县姜作恩在地方工作一段之后，认识已经提高，也不赞成蔡洪江的做法。这次想整我没整成。会后，蔡洪江称病入院。大家都去看他，我还在生他的气，没去。
五二年七月，审查结束。审查我的结论是郝东士签名的。审查我，林美南很恼火，因此他给我作的证明极为详细。宣布对我的审查结束的第三天，宣布了我调往海南工作的调令。我调往海南任宣传部长却不入常委，意味着我还有一条什么尾巴。是什么？却总想不明白。
赴海南经广州，陶铸召见，陶铸问，“听说你对土改整队很有意见？这不好嘛！”原来粤东区党委已经把我的问题汇报到了陶铸哪儿，这就是结症。区党委说我地方主义，反对整队，就差没说我反对解放军了。我说，“陶铸同志，有人说广东地方党中敌人很多，整队中把一些县委的同志都扣起来了，这样做，对吗？”陶铸说，“有这样的事吗？”他一脸狐疑的样子。我说，“就是有这回事。”他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不是华南分局的意见，使个别人干的。”我说，“陶铸同志，饶平县委的问题刊登在《华南通讯》上，华南分局还写了一个批语呢！你不相信，可以看《华南通讯》今年的第一篇。看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了。”陶铸说，“哦，有这回事吗?我查一查。”他颇疑惑，但批评我的谈话却不再延续了。
陶铸为人正派且有独立判断能力。想必是他真的找了《华南通讯》来看，看后认为我反对粤东区党委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刚到海南，组织上就通知补了常委的任命，不久又任命为副书记，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日后在广东省反地方主义的总结大会上，陶铸专门谈到我的事，大意说，很多人说吴南生是地方主义，我们的看法不是。吴南生同志的表现是好的云云。
所谓地方主义，不过是维护地方利益，或者有点小山头的意思。中国革命本来是一个一个地区发展的，形成了一些大山头小山头并不奇怪，主席原来的意思亦无非是批评。权威大了，话就被当成了圣旨，再成了运动，反地方主义就成了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这一次反地方主义规模算是小的。第二次就更厉害了。好整人的以反地方主义整人，像罗范群，在短短两年里把潮汕地区近百分之九十的地方干部打成了地方主义。我实在很难原谅这种以整人为己任的领导。这些人就算没有和你在一个大锅里吃过饭，难道就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潮汕的党组织，大革命时代的前辈几乎全数牺牲了不说，自三六年重新建立党组织，潮汕党一直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勤勤恳恳，默默无闻，流血牺牲。建立了根据地，团结了人民，迎来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潮汕党没有整人的传统，党内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处理都以党性原则和人性底蕴为依归，因此队伍里的同志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句反地方之义，许多人从此抬不起头做不成事，有的江湖漂零，更有的英年早逝，如何不叫人唏嘘。
有独立判断能力如陶铸者，在对我的问题上，秉公务实，但在对其它人的问题上，也实实在在伤了不少同志。文化革命刚过，百废待兴，羊城晚报是文革重灾区，竟然没人敢接手。我想起了吴有恒，吴有恒同志原是珠江纵队司令，解放后曾任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在反地方主义时期，被整得够惨。我请他出山主持羊城晚报，吴有恒开了两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去除陶铸写的刊头。伤人伤心，不这样做，又如何让人稍许平复？我同意了。当领导的都喜欢题词，但到底有几个人的题词能真的流传下去？陶铸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党领袖，但几十年过去，就我所知，他题的报章刊头也就仅仅剩下汕头日报一处了。
彻底平反地方主义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一天，习仲勋同志找我，对我说起了一个省委的保卫干部。这个干部是河南人，文化革命后期我有一段时间调到河南省工作。我走前，他来家里看我，很关心的样子，因此对他有很好的印象。谁知，听习仲勋一说，完全不是这样。习仲勋告诉我，那个干部对他建议，要把广东抓手里，就要再反一次地方主义，广东省地方干部的头现在就是吴南生了。这个保卫干部在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之后，对习仲勋也是问寒问暖，极为关心，在他和习仲勋熟了之后，居然就提了这样的建议。习仲勋和杨尚昆到了广东对平反冤假错案是坚决的。他们本身都曾是受害者。在来广东之前，叶剑英接见，对他们说，之所以派他们两位老资格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的问题复杂。习仲勋到广东之后，已经知道了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的事。到广东一段时间后，他也了解我。这次这个保卫干部这么一说反倒促成了习仲勋下立即平反地方主义的决心。这时平反冤假错案是大势。习仲勋一提话头，刘田夫，李坚真，庄田坚决支持。习仲勋事前交代我了，我自己从习仲勋讲的那位保卫干部的事，自然也知道自己越少讲话就越减少平反一事的阻力，加上办特区的事大，更不能节外生枝。于是我克制着，观察着，静静地看着。过了几个月，中央批复报告下来了。广东的本地干部在近三十年后，终于等来了地方主义一案的平反。一九八三年冯白驹，古大存案亦平反。地方主义最终成了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