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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阶级路线的不同方面：干部子弟强调出身，平民子弟强调表现，双方争论激烈，群体对立
意识非常强。<br>
起普通的同学打架事件被上升到平民子弟对干部子弟阶级报复的高度，这引起了广大平民子弟的
不满，争议的结果也促进了干部子弟的群体自觉。受此事件的影响本班很早就产生学生群体的分
........................................................................................................................................................23
................................................................................................................................................25
1.
2.
了十年之后回到了原地，可是，物是人非，更多的同辈人永远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了；他们也曾
狂热地追求革命理想，但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下海的也是这同一群体。<br>
三学生，他们受到了文革前最完整的学校教育，而后又有很多接触实践的机会，最早从时代的喧
嚣中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和国家的命运。<br>
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个组成部分。<br>
对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源流，该校老三届学生中出了两个文革研
中中学红卫兵暴力行动。<br>
作为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当时的清华附中与清华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附中的红卫兵组
1968 年前后的高中生：“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和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
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
高 631 班2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历史上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学
术基础。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者主要来自预 651 班、预 642 班，高 631 班作为干部子弟比较集中
了多篇回忆中学文革的文章，为我们勾勒出文革初期清华附中班级斗争的轮廓。<br>
该班的特点也非常鲜明：派性意识浓厚，老红卫兵、四三派红卫兵、四四派红卫兵界限清晰，
有交往，断裂深刻且持久。作为研究特定时代的对象，该班无论当时参与历史进程深入程度还是
其后反思与反叛的激烈程度，都具备典型性。<br>
名的一个血统论文本，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极左思潮提供了难得的范本。<br>
文革中该班有所谓四大反动学生，其中三人在红八月遭受毒打，其一险些毙命。后来两派武
=== 二. 文献综述 ===
'''1.关于红卫兵群体的研究'''<br>
红卫兵运动已经过去了40余年，几乎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相关研究就同时展开，但是，因
为受到学术体制的限制，国内的红卫兵研究一直进行得不很顺利，高水平的作品很难见到 。（徐友。（[[徐友渔：1999）已有的关于红卫兵的文章和书籍回忆居多，从社会科学角度对红卫兵现象进行科学研渔]]：1999）已有的关于红卫兵的文章和书籍回忆居多，从社会科学角度对红卫兵现象进行科学研
究的文本少之又少。文学作品虽屡屡涉及红卫兵-知青现象，对于理解那代人的情感和经历不无参
史述的群像毕竟面目模糊，无法让人对曾经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有更多微观具体的认识。当然
兵运动提出更恰切的分析。<br>
料很有帮助，但毕竟不是结构完整的学理性研究，理性阐发上推进不大。<br>
中心收集了大量文革报刊，对于研究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来说，实在是“圣地”了。<br>
章，惜乎即便是网上资料也不能随意获得。另外网络杂志《记忆》也多有文革资料包括红卫兵资
不涉及广义的文革研究，以下仅就红卫兵运动，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在如下几个方面简单
梳理：红卫兵运动的成因；红卫兵运动分期和派别；红卫兵运动的特点；红卫兵运动中的思潮和
清华附中红卫兵研究等。<br>
红卫兵运动成因<br>
动产生的原因。他首先考察了红卫兵运动产生的思想源头。他追溯了“文革”前“革命至上”的
理想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认为：文革中红卫兵反文明反文化的行为可以在文革前宣传的政治神
话和领袖言行中找到源头；广泛传播的斗争哲学则为后来的暴力埋下伏笔；阶级路线也为社会分
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蕴藏的普遍性因素，青春期激情占了很
大的比重。其次他认为文化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对老红
卫兵而言)，在文革以前，学生中就产生了潜在的分裂。其三，他认为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
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这才是造反的直接原因。其四，“文革”发动者的策略
解读了中学阶段阶级教育、模范教育对中学生性格、行为方式的影响，探讨了英雄主义与死亡主
题、个人主义的关系，从教育历程上对红卫兵后来的服从性格、暴力行为根源进行了阐释。（陈：
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片面理想主义倾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和
成，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大类：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
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总体来说，这种教育是有效的，其决定性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教育的
庆的庆祝仪式，都有利于形成青少年的自豪感和认同；第二个因素是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国
际形势的孤立和紧张为接班人话语提供了很好的接受情境基础；第三个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
红卫兵运动的分期和派别<br>
万分、不可一世；2、从 10 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
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彻底瓦解，或七零八落，从这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
始大武斗；4、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 1968 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从这年 8 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徐友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徐友渔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温和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徐友渔：2000）。渔]]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温和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徐友渔]]：2000）。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派别研究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派别研究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
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并且指出它
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他还分析了各派斗争方向：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
“破四旧”活动；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极左派的批判锋芒对着整个现
存制度和领导阶层，同时又运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表达思想，因此仍然应当视为毛泽东晚年思想
期间广东的激进派学生”，1978 年推出专著《中国文革政治学》，认为仅从上层权力斗争角度看
文革是不可取的，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思想各方面研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区别：两者对打击对象
理解不同，对阶级的定义理解也有分歧，成员来源也不同。他最终概括为：保守派是享受特权和
1999b）。<br>
[[罗森 1979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60]] 1979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60-1968年”。他不同意保守
派和造反派的划分，认为没有清楚的定义划分两者。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他也
认为只有在中学里出身才是派别组成的关键因素；在大学里，派别组成的关键因素是对校党委的
认为学生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阶级背景的对立导致红卫兵各派在人员组成、策略和目标上的区别，
后大学红卫兵的活动为主，通过分析大学生对工作组不同的态度作为红卫兵派别分歧的切入点，
提出红卫兵派别形成既不是由之前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也不是由学生与学校政治权力的网络关系
决定的，而是在文化革命开展过程中具体情境下的互动决定了彼此的派别选择。他主要依靠大学
红卫兵运动的例子和资料得出上述结论。在他的研究中少量涉及中学资料，包括清华附中、北大
派的派别分歧有所涉及，他也注意到中学红卫兵运动与大学红卫兵运动的不同模式，但是对 1967
兵精神素质的视角，解释红卫兵运动的行为模式、派系和地方差异、思想类型及文革前后的变化，
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激烈的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运动中策略的
运用，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的矛盾三方面因素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
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反修防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
意识形态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
思潮”和非主流思潮。他分别分析了各红卫兵思潮的特征，指出，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是红
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主流，也是思想主流，两者具有相似性，也存在一些差别。作为思潮派别，
切”。极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在强烈抨击“官僚特权”的同时，探讨其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根源，
批判性地审视现实制度，呼吁以人民的力量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制度变革、社会革命，建立
面：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是对中国青
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红卫兵运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是
对红卫兵的评价见仁见智，如有的学者就用了诸如狂热的个人崇拜、虚幻的革命理想、野蛮
的暴力行为、愚昧的血统情绪、极端的思维方式等描述红卫兵的行为和心态，对其评价自然不高
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
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理想至上情结。他总结了对红卫兵的两类态度：一是“ 青春无悔”
历史密切相关。其二，红卫兵情结给一代红卫兵所带来的沉重的历史抱负与他们相对浅薄的历史
根基之间的差异几乎是无法弥补的。其三，红卫兵一代人所掀起的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运动，如
大胆、彻底和新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朝气，给历史注人了某种生机，但它在历史上大都不是相
对短暂的，就是很快分化瓦解的。其四，即使上述关于红卫兵评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场的
清华附中红卫兵研究资料主要涉及几种，其一是日记类，其二是当事人回忆，其三是学者研
究。<br>日记类文献指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宋柏林：2006）。出版日记类文献指[[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宋柏林]]：2006）。出版
内容包括 1966年 1月 5日至 1968年 2月 22日日记，其中，1966年 4月 29日后日记是连续的，
1965年由广州转学至清华附中，班级为高 631班，1966年初，高三第二学期开始，宋被任命为团
支部书记。宋是高 631 老兵的精神领袖，为人内向，多思。文革中宋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总政
委，参与了一系列清华附中红卫兵重大事件。其书的价值远超一般回忆录，对于研究清华附中红
卫兵的兴起、高潮和衰落，尤其是期间老兵的思想变化，有重要的史料价值。<br>余汝信为该书写的出版说明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理解和利用宋书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方[[余汝信]]为该书写的出版说明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理解和利用宋书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路径，并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背景有所交代。<br>当事人回忆有多种：<br>骆小海是清华附中高中预 [[骆小海]]是清华附中高中预 651 班（64年入校）的学生，文化革命开始时上高二，著名的《一班（64年入校）的学生，文化革命开始时上高二，著名的《[[一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的执笔人，清华附中老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的执笔人，清华附中老红卫兵
的“文胆”。 以笔者所见，其关于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回忆有二：其为宋书所做的序，及其在 1996
年红卫兵 40年聚会上的题为《心路历程》的讲话。在该序中，骆回忆了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教育和40年聚会上的题为《[[心路历程]]》的讲话。在该序中，骆回忆了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教育和
学校活动，红卫兵组织产生的过程，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一论、二论、三论的产生过程，《造
反有理》汇报给毛泽东的情况，破四旧运动，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期间重要文献《紧急呼
是事出有因的。这个因，概括地说，就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界一些传统的做法不满。出于一种孩
子气的正义感，但是却没有党内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这根弦。为日后的幼稚行为埋下了伏笔。”骆
认为 ，“红卫兵的本质是独立组织加造反精神。”骆小海也谈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和对清华附，“红卫兵的本质是独立组织加造反精神。”[[骆小海]]也谈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和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命运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功能，是使原来的统治体系瘫痪。清华中红卫兵命运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功能，是使原来的统治体系瘫痪。清华
附中红卫兵没有产生这类想法，更不具备这种资质。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不会依靠我们来达
到这个目的。等到 1966年下半年以大学生为先导的造反派登上历史舞台，这才成为可能。所以清11
华附中红卫兵们很快被运动甩在一边，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外，没有任何其它存在的理由或
解红卫兵自我认同变化的难得文本，从种可以看出其不同时期微妙的心理活动和讲述策略的变化。
2008 年，同样是清华附中老兵中的骨干，预 652 班的学生阎阳生，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 班的学生[[阎阳生]]，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天》，全面介绍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发生和最后的衰落。他把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分为四天]]》，全面介绍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发生和最后的衰落。他把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分为四
个时期：1966年 5月中—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1966年 6月中—7
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1966 年 8 月初—9 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
“起源於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 ，是统治者的工具
而已。其区别只是在於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於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则是一
发达活跃，蒸蒸日上，也回忆了文革后自己的遭遇，可贵的是，郑在回忆中不仅述史，而且反省，
并不仅限于揭对立面的老底而已，对于声称作为受害者的道德堕落也反思颇深，对于自己的反省
更痛切，如称自己当时的状态，“想做奴隶而不得”。<br>刘晋是文革期间海淀区中学工作组副组长、直接指导清华附中工作组工作，他在 [[刘晋]]是文革期间海淀区中学工作组副组长、直接指导清华附中工作组工作，他在 2008年发表了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亲历记》，从另外的角度回忆了文革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活动。了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亲历记]]》，从另外的角度回忆了文革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活动。
文章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发表“造反有理”大字报过程，工作组与红卫兵发生
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 1966 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
校发生的普遍实行的模式，也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
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王文
在解释策略上，本文有两个理论视角：从相对地位的角度解释群体冲突的产生根源，从社会
认同的角度解释群体冲突的持续。3<br>所见原文如此。12 <br>
与人们的错觉相反，关心自己的相对地位并不是嫉妒心在作怪，而具有更深刻的生理心理机
中相当多的重要资源是根据相对而不是绝对能力来进行分配的。 他还引用进化论心理学家的观
点，指出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大脑驱使我们去争取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地位。关注相对处境是我们
的解释：哈瓦那的一位居民，在 11月的一天里，当温度达到华氏 60度（按：大约 15.6摄氏度）
时就会感觉到冷，而蒙特利尔的另一位居民在三月份同样的温度下却会感觉很舒适。同样，一定
强度的光似乎有可能是亮的，也有可能是暗的，这要根据局部视野的情况而定。但是这并不是说
刺激的程度就不重要，重点在于：局部的情况是重要的；在人们能够适应的相对较大的环境限度
内，周围环境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弗兰克，2002:190）。<br>
心理学家强调，人的动机其目的不是让我们感到幸福，而是使我们更有可能在竞争中获得成
功。因为相对地位的存在，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在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后，还希望看到他人的
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评价不能是孤立的，而要等到将这些东西与当地环境中其他人拥有的东西
比较后才能确定。“人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相互竞争以期在‘局部的等级’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与此相对，如果在局部的等级中社会地位不能满足期望，即人们感到应得的地位和实得的地位
作在蓝领职位的人的相对财富感到不平。尽管他们有客观上的优越地位，但那些白领被调查者明
确感到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布朗，2007:154）”。<br>除了个人相对剥夺，还存在集体相对剥夺感。杜伽斯（1991）等人后来的一项研究发现，“集除了个人相对剥夺，还存在集体相对剥夺感。[[杜伽斯]]（1991）等人后来的一项研究发现，“集
体剥夺感，至少部分是受到女性的个人挫折的驱动，因为就业公平程序没有使他们收益更多。……
这种双重剥夺（自我和集体结合的）是反抗的一个显著的潜在刺激（布朗，2007:155）”。<br>
凯利（Kelly）和布瑞林格（Breinlinger）（1996）在对于女权主义者的另一追踪研究中发现，
只有对那些有强烈女性群体认同感的人来说，相对剥夺与参与女性群体运动才稳定相关。正如我
们将要看到的，群体认同过程，可能在将相对剥夺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布朗，
2007:156）。<br>'''3.社会认同理论'''<br>
社会认同理论关键中的概念是范畴化和社会比较。泰弗尔指出，范畴化将一个模糊的世界明
晰化，方式是在同一个范畴内增强/夸大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夸大/增强不同范畴刺激间的差
自我是不同范畴的成员（外群成员）。在范畴化物品、经验和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范畴化
我们自身。自我范畴化过程的结果是自我与其他内群成员相似性的增强，以及自我与其他外群成
员相异性的增强，此即自我刻板化。自我范畴化是将个体转化为群体的过程（豪格：2011，25-28）。<br>
关于社会比较。社会认同视角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社会比较而社会性地获得的，这其
中包括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当进行群际社会比较的时候，即在作为内群成员的自己和作为外群
势，即在尽可能多的维度上在群体之间做出尽可能多的区分。这种自动增强效应受到一种重要的
动机考虑的影响，即获得积极自我评价的动机，因为社会比较的维度具有极强的评价性，所以强
调群际差异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群际差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有一种
获得自尊的基本动机，这种动机的满足是在群际背景下，在那些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维度上，将内
外群之间差异最大化而实现的 (豪格：2011,28-30) 。<br>
范畴化和社会比较协同发挥作用，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行为形式：群体行为。这包括群际区分
与歧视，内群偏好，感知到内群具有相对于外群的优越性，对内群、外群和自我的刻板化感知，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群际差异的增强。社会比较可以解释增强效应的选择性（增强主要发生在
能够提升自我感知的维度上），也可以解释夸大群际差异性和内群相似性具有的重要意义（豪格：
2011,30）。<br>社会认同理论也关注到社会认同与自我及社会结构的关系。<br>
自我认同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有关自我的概念亚系统：社会身份或个人身份。社会
身份包括社会认同：与身份一致的自我描述，这种自我描述来自于社会范畴的成员资格。个人身
的社会范畴将会成为显著的范畴。通过采用某种自我范畴化方式而规避其他的自我范畴化方式，
个体会努力选择一个不同的主观参照框架，从而避免自己不愿意的社会认同而建立起自己需要的
社会认同（豪格：2011,30-34）。<br>
社会是由大规模的社会范畴（种族、性别、宗教、阶级、职业等）所组成的，这些范畴在权
力、地位和声望方面彼此相关。某个（或多个）支配群体有实际的权力去宣扬它对于社会、社会
认知替代物的情况下，附属群体和支配群体之间的真正对立（社会竞争）才会出现。现状的合法
性受到质疑，它不再被看做是稳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替代性的社会安排和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的
红卫兵-知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经历和思想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理解和认识红卫兵，就要
的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共同位置，代也同样可以如此界定。他说：“代的统一性
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在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但是他也并不放弃生物学的基础地位，
他同意，代位置的基础在于人类存在的生物节奏，同一代拥有在社会过程的历史维度的同一位置。
他指出，人们同时出生，或同时步入青年、成年、老年，并不意味着位置的相似性；只有他们经
历同一事件或事实时，才有相似位置，尤其当这些经验形成了相似的“层化的”意识时。
但是也并不是面临或经历了同样的社会过程，参与了相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就能使人们获得
相同的“代位置”。他使用“层化”这个概念来分析老年人和青年人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历史过程为
人类意识从其结构上受某种内在的辩证法塑造，对于意识的形成来说，重要的是经验能
形成那些极为重要的“第一印象”、“童年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第三及其他“层”。反
年经验，或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被叠加到其他基本的早期印象之上。早期印象倾向于与一种
自然的世界观结合，在这之后的所有经验都倾向于在这种最初的框架中获得意义，不论其表现
经历同一具体历史事件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个现实代，而同一现实代中的不同群体以
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经验，因此构成了不同的代单位。代单位的特征是其成员具有新的、公开
创造出来的、共同的整合态度，但如果没有个体间的个人接触的话，这种代单位并不能自发地形
念化为“基本整合态度”和“形成性原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基本整合性态度和形成性原则
在每一传统的延续中也极为重要，这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将群体结合起来，其次，也许更重要
的是，他们能成为延续性实践的基础。”<br>曼海姆还考察了代现象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曼海姆]]还考察了代现象与时代精神的关系。<br>曼海姆指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并非渗透了某一时期的整个社会。“这种共同的精神在某个（同质[[曼海姆]]指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并非渗透了某一时期的整个社会。“这种共同的精神在某个（同质
的或异质的）群体中产生，这一群体在特定时期内获得独特的社会意义，从而将其自身的精神印
记铭刻在其他社会群体上，并且既不摧毁也不同化那些群体。”并不是时代精神塑造了个体的认知
限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某一趋势。”个人如此，个人所处的代位置也如此 。“代位置总是作为需要实
现的潜在可能性而存在的，但使其得以实现的中介不是同一的时代精神，而是在特定的时代流行
的某种具体的趋势。”<br>
所以，所谓的大时代潮流终究不能成为个体行为免责的借口。没有理由将一切过错都归罪于
某个时代。因为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里，所谓的总体精神之下总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潮流可供行
动者选择，不同的选择结果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代单位——一个时代的不同精神特质的亚群体。
'''5.口述史与记忆理论'''<br>
现代口述史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以内文斯教授发表《通往历史之路》为标志。
与成文历史代表着威严的国家和庙堂不同，口述历史将历史关注的目光投向中下层社会，透视了
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索领域”，也能“通过曾经创造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
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帮助我们从各种边缘的、被忽视的历史记忆中，
钦定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专断和歪曲的。那么口述史就都是信史吗？记忆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
人类的记忆是如何流变的。在口述史匡正钦定历史之际，对记忆的思考帮助我们恰当地看待口述
史，审慎地、以尽可能多的方法对比和识破口述中的偏差。但同时社会记忆理论也提醒我们，在
口述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制作历史”的现象：这既包括人们对现实的感知、释义和行动中存在的
非同时性现象，即不同历史时代的因素同时出现在记忆讲述中，也包括媒体对构建和塑造历史意
识的作用（韦尔策，2007:9）。作为研究者，除了要对口述回忆的状态（如“正确”回忆与“错
误”回忆）给予特别的关注外，还要充分领会个体回忆的情感品质，“因为这种情感品质不仅为
回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底蕴，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也起到重大的作用（韦尔策，2007:10）。”<br>口述史抗衡钦定历史<br>康纳顿注意到社会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对记忆的控制以极权主义社会为最。<br>
对于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体制来说，生产自己合法性的历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重
构，一个是“有组织忘却的方法”。“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企图，遭遇到一种历史积淀，因
文革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点。“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
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哪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善，也是有比无好”（邢小
群，2006）。<br>
对于个体记忆的挖掘就是在拯救社会记忆，拯救被“典范历史”所遮蔽的个体和卑微族群的
声音。个体并非与历史绝缘，通过理解作为见证人的幸存者的回忆，可以扩展我们对时间的历史
性的理解。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确定了普通人的个人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的有
记忆的社会建构论起源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他强调：“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
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2002：94）。中国学者陶东风就此论述到：
新找回或者修正我们个人的或集体的过去的某些方面。因此，记忆不是对于过去事件的静态
再现，而是‘向前的故事’（advancing stories），个体和群体通过这个故事塑造其身份感。
或者说，记忆所提供的是经过层层编辑的过去及其世界（陶东风：2009）。<br>
哈布瓦赫又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社会给个人记忆提供建构框架：“集体记忆的框架把
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哈布瓦赫，2002：94）。“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
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哈布
瓦赫，2002：69）。<br>
时空的转换，价值观的变迁，都导致人们在言说中歪曲过去的事实，有意和无意兼而有之。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br>
逆反精神产生了他自己的遵从模式。……正如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所敏
锐观察到的，“如同所有的规则一样，这里也产生了自己的虚伪。在资产阶级世界，姑娘隐瞒
自己的堕落，在波西米亚，她则隐瞒自己的美德。资产阶级小姐偷偷失去贞操后，到圣坛前
假装处女；女诗人或女画家虽是处女，却要装成梅萨丽纳（注：荡妇）。”（科塞，2001：123）
如果说她们伪称自己是处女或荡妇是故意的，那么在社会生活中的更多场合歪曲过去的事实，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人们在“由衷”地言说，因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自欺。郑也
夫在评介生物学家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自欺”理论时说：<br>
人们在下意识中，不知不觉完成了自欺。……自欺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是可以帮助自己维
持尊严。维持尊严不是光给别人看的，起码要维持自己在心理上对尊严的保持。有时其实自
为了当下的感情来扭曲自己过去的记忆。原来你记得是那样，但是现在处境变了，所以不知
不觉中把过去的记忆也变了。而且彻底完成这个自欺，认为过去就是那样。（郑也夫，2009：
174——175）<br>
森尼特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概念：干扰记忆，揭示人们在回忆痛苦往事的社会无
意识地向对自我有利方向重构历史事实的倾向。他提出的干扰记忆是指那种可能抑制细节的回忆
或者压抑过于令人不安而难以复述的叙事的那些记忆。他指出，回忆和重构的相互作用只有在多
样性条件下才能发生：许多相互竞争的叙述是确立痛苦的事实所必需的。“争夺集体记忆的竞争”、
竞争的叙述在寻求实际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需要分解为一个故事（森尼特：2006）。<br>
福特指出，长久以来的观察和实验表明，个人会重新构造自己的记忆，而不会把他们长久保
持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福特：2001）进一步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了导致虚假记忆产
干扰导致遗忘、线索依赖型记忆中记忆编码特异导致遗忘（艾森克：2009）。记忆心理学则总结
出图示的影响、关联效应、干扰和误导信息效应、话语的遮蔽效应、记忆中的错误链接等对产生
错误记忆的影响（杨治良：1999）。<br>具体到以访谈的方式研究红卫兵运动时，徐友渔提到四类问题：一，由于时日甚久，讲述者具体到以访谈的方式研究红卫兵运动时，[[徐友渔]]提到四类问题：一，由于时日甚久，讲述者
的记忆容易模糊、混乱；二，除少数例外，人们易于带着派性偏见回忆和评价往事；三，几乎所
有的前红卫兵首领都回避两方面问题，一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权力欲望与技巧，二是本派组织
与某种后台（中央文革、当地驻军等到）的联系；四，用文革后的观念，新近学到的理论宰制当
初的事实，徐友渔将此称为“记忆受新思潮的污染”（徐友渔，1999:11）。<br>总结起来，大概有这样两点可以为使用口述史进行研究做一点辩护：<br>
其一，已写出的历史并不代表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甚至未必是最有价值的生活。任何文字
历史都是一个打捞记忆的大筛子，疏漏难免，湮没者肯定不在少数。历代文人笔记、稗官野史不
过是彼时一部分人的少许的记忆而已，在研究古来社会事相时却有大用。所以多一种“众声喧哗”
的说法价值就蕴藏在这里。<br>
其二，“多”比“一”好。人类社会事件跟自然界不同，自然只有客观没有主观，可以以物
理定律决定因果；社会上却个体林立，情感、信念、利害、立场各有差别，彼此构成有时不可通
约的意义主体，何况个体后面还有各自归属不同的群体也同样影响记忆的选择和建构。尤其是冲
突事件的共同当事人，作为冲突的双方必然会有不同的记忆和表述。多提供一种讲述方式，起码
多了另一种历史的声音，多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可能。<br>===三．方法论===
谈到事件真实性问题，一个象征性的典型就是日本电影《罗生门》。荒山野岭，武士殒命，
何人、因何、如何为此？面对诘问，各当事者包括偶然路过的樵夫都站出来纷纷讲述，复原事发
现场，于是就有了武士的自尊故事、夫人的贞洁故事、强盗的勇士故事和樵夫的卑怯故事。虽然
那被杀的只是一个，也只是被杀了一次，但是“杀人真相”已经在不同的讲述中迷失，此次的武
士死亡事件也只能以四种甚至更多（谁知道观众会衍生出怎样的新解释？）版本的“真实故事”
（亲眼见证的、亲身经历的意义上的真实）流传于其后的社会记忆中了。<br>口述史处理冲突事件时面对的就是罗生门问题。<br>
面对个体记忆中似乎无法避免的各种偏差，口述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处理？首先，是要做好“笨
功夫”，即查阅有关史料，熟悉受访人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细
和平民子弟的不同表达尽可能做到兼听，目的在于从彼此的言说中，在话语迷雾里发现真正的历
史脉动。笔者认为，宏大历史的一致性言说固然有政治正确性，但是历史处境中带有情感和情绪
的个人记忆却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即便是矛盾的细节，这也是本口述研究的价值所在。<br>
从研究实践来说，即便记忆变形仍包含一定意义，口述史实践中也需要尽最大可能对报告人
的讲述进行鉴别，力求减少记忆的偏差和谎言的掺杂是提高其价值量的必要前提。访谈过程中，
手，一求引证，二盼勾起记忆；最后还有可能用对证的办法，对某一事件向不同人反复寻求证明。
从事后的处理来说，对多种不同表述进行比较、综合，衡之以出身、立场、情境、一贯表现、相
关评价，也能增加比对鉴别的可能。<br>
尽管有上述种种措施与对策，受访人的回忆与陈述中刻意回避某些事实、讲述中出现不可靠、
不真实信息的情况仍然在所难免。如何对待回忆中的这种情况？现代社会记忆理论已经注意到这
这种错误评价和沉默一直就是历史发生的一部分，也是今天进行的回忆的一部分（扬，2007:27）。”
詹姆斯·扬甚至提出，作为“经验性的历史事实”，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表述，即便是“错误感
知对理解历史事件也具有价值（扬，2007：29）”，这个观点也受到文革研究者的认同，王宇英
指出：“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 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含义。因为根据口述人
在口述过程中的特有的行为，例如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等，我们可以分析人们的价值观念、
精神状态的发展史与转变史（王宇英，2007）”。<br>
在本文的调研过程中，笔者一直有这样一个考虑：求真是必要的，但是当“真”无法确定之
时，模糊或分歧的事实是否仍有它的独特意义呢？能否说，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
回忆和反应昔日标志性事件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表达也具有某种价值，甚至相比“真正”的冲突
本身，有着别具一格的价值？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方式：能否把记忆的偏差不再单纯看做是影响“历
史真实”建构的自变量而只求避免，而是看做理解社会历史流程的因变量并尝试解释？<br>===四．研究对象与访谈设计===<br>
本文以高 631 全班为研究单位。资料来源有：通过访谈获得；本班及本校同学的出版物，如
班级结构。班级一共 54 人：4 人已经去世，4 人在境外（2 人在美国、1 人在英国、1 人在香
港），3 人在外地（1 人在广东、1 人在山西、1 人在河北 ），目前在北京 43 人。班级出身构成：红
五类 18 人，中间群体 28 人，黑五类 8 人。班级文革派别构成：老红卫兵 13 人，四四派 18 人，
四三派 23 人。<br>访谈设计。访谈内容涉及六个部分：<br>1、家庭基本情况：涉及父母出身、职业、收入、兄弟姊妹数等；<br>2、文革前教育及在清华附中情况：涉及初中毕业学校、是否团员、分班、军训、娄熊事件、2、文革前教育及在清华附中情况：涉及初中毕业学校、是否团员、分班、军训、[[娄熊事件]]、文体活动、资产阶级文艺观辩论等；<br>3、清华附中文革经历：派系、红八月、斗老师同学、串联、造反、武斗等；<br>4、上山下乡：时间、去向、当地经历等；<br>5、返城：何时、如何回城、是否上大学、工作经历、入党时间等；<br>6、婚姻：包括时间、地点、认识方式、子女情况等。<br>
访谈范围。访谈 36 人，其中老红卫兵 8 人，四四派 11 人，四三派 17 人。访谈人数占全班 66.7%，
占健在人数 72.0%。<br>
访谈方式和资料处理。32 人为结构式访谈。四人例外：在美国的郑义、熊钢为笔谈，笔者提
出问题，由他们文字回答；齐毅初和林宝才电话访谈。其余都是结构式面谈。对某些模糊问题和
表述还采用了电话回访方式以确证和追问。所有访谈都有录音。全部访谈由笔者亲自整理成文字。<br>访谈对象基本情况：<br>
老红卫兵 8 人，3 女 5 男。7 人出身干部家庭，1 人出身高级知识分子（ 记者编辑）；一人金
质奖章；7 名团员：5 个初中入团，1 个高一入团，1 人高二入团；<br>
四四派 11 人，4 女 7 男。7 个出身职员（其中 3 个高级职员），1 个自由职业者，1 个资本家，
1 个旧军官，1 个工人； 1 人金质奖章；2 名团员：一个初中入团，金质奖章者；1 个高二第二学
期或高三第一学期入团，文艺委员。<br>
四三派 17 人，7 女 10 男。7 个出身职员（其中 4 个为高级知识分子），2 人出身工人，2 人出
身资本家，出身干部、富农、城市贫民、小业主、小商人、独立劳动者各 1 个；1 个金质奖章获得
者（干部）；10 个团员：8 个初中入团，1 个高三入团，1 个离校后入团。<br>
本文写作中涉及本班当事人采用的是部分匿名原则，实名部分有三种情况：涉及到本班的文
已经出现人名，熊钢回忆也没有回避，为保持一致，本文对娄琦也做实名处理；经个别当事人同
意的实名，目前只有戴建中一人。<br>
本文引用的口述部分以楷体字显示，引文括号中内容有两种：一种是笔者的提问，以“笔者
问”标示出；一种是笔者对访谈对象口语讲述做的文意补充。<br>19 ==第一章 分裂之源==
班级的分裂不自文革始，也没有随文革而终。文化革命后离校至今，平民子弟为主的四三派
和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总体上就没有再坐到一起来，有些人 40几年再没有见过面，也拒绝见
面，当年的同窗变为路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有意无意把这种分裂状况归结为文革。其实，
班级的分裂可以一直追述到文革前。<br>===一．崛起的清华附中===
清华附中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清华大学附设中学，校史往前可以追述到清华大学初建时期的
子弟学校——成志学校。1958 年后，原来清华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合并入清华大学附设中学；
1960 年，响应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关于大学办附中的号召，清华大学将附设中学改制为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清华附中，当时，即便在海淀区这也是一所籍籍无名的新校。<br>
1960 年，清华附中设置高中并开始面向全市招生。创建初期的清华附中硬件条件相当不好，
1960 年到清华附中上初中的何书伟说：<br>
刚上的时候很惨啊，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回事啊。一进去给我们住的什么楼呢？清华大
学西北角上日本人的兵营，就是抗战的时候日本进驻清华的时候，在清华大学西北角盖的一
个格子都没有封起来，都是敞开的。中间有隔断，放 4个架子床，一间五个隔，一个格住 8
个人，里边是一个大间，住的人更多一些，可能摆 6个或 8个（架子床），这样就能基本把，
不止一个班，因为光住男生啊，塞进去。<br>
楼下就是教室。就这种条件。没有暖气，生炉子。老师都冻的不能脱棉大衣，冬天的时
候。我记得第一天去还不懂，站在那个河边。当时的清华大学不像现在，现在那些河都没有
了，那时河比现在多。就在那个日本兵营前面有一条河，哟，就看到一条蛇出来了，嘴里叼
着一个青蛙，从我们跟前过。吓得我们赶紧就逃跑，在城里面什么都见不到啊。河边全是拉
拉秧。<br>
当时住了一年多。那时候的清华附中还在盖楼呢，很多地方刚打了地基，还没动呢。所
以很多人都非常后悔，觉得上了贼船了。有相当一批学生再考高中啊就不考清华附中了，考
19
（资料来源：周鸿钧：《别后始识君：邢家鲤同志逝世周年忆语》, 未刊稿 a）
===二．反右展览===
对于 1960 年代的清华附中学生来说，入学教育是在这里接受政治思想训练的第一课。清华附
中的入学教育是参观清华大学校史展览。展览以清华大学 1958 年反右运动成果为主，有图片和文
想中占据主流。在整个社会认识中，一个超越家庭、血缘的阶级革命伦理慢慢形成，这个伦理的
巨大绞杀力正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而逐步展现。
===三．一碗水，端平否===
1963 级高中生学校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高二的分班，这是清华附中教育改革的一
个实验步骤，也是本文所调查班级成员最终确定的时刻。重新分班后原来的四个班形成两个预科
怪。（笔者问：基干民兵是干部子弟吗?）不一定。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是，说实在的万
邦儒还是抵制了这种，因为他上面有这个交代，我觉得万邦儒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上边
这个，但是他又不得不做，我觉得，他不是把出身不好的学生打到地狱里去，这是个人看法
啊。
可说，人家守纪律，人家听话。现在不行了，现在换了，换上了一批干部子弟。说实在，功
课功课不佩服，守纪律守纪律不佩服。他们不守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有优越感，比方像熊钢
这些人，特别不守纪律。团支委是他们选的 ，里面大概只有一个狗崽子，是郑狗10。宋柏林啊，，里面大概只有一个狗崽子，是郑狗10。[[宋柏林]]啊，
齐素馨啊，女的是关秋凤啊，带头羊啊，后来不入党了吗（按：记忆有误。）？这些都是功课
非常差的主儿，只有熊钢功课好，熊钢功课比我好，但熊钢处处看不起人，所以群众关系极
差，这下弄得全是这批人当政了，我们这批全下来了。
在学生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上多考虑干部子弟，不仅是平民出身同学的看法，也是一些干部子
书的。石树达回忆：
本班高三时的班主任）的意思。那当然了，刚转学一年来，又重新分班，如果不是班主任或
知道他爹是宋维栻？）那当然，那绝对，是啊，这个时候就翻过来就可以讲，那你当时学校
贯彻的就是这个，你今天不能说推到都是你们学生的事儿，不可能的。你分析啊，他刚从广
可能是干部子弟唐新斌，但记不太清楚。但唐新斌只记得自己高一时是团支部书记13。高一时在本
班当支部书记的张舒岩，在新班级不再担任职务，新班级的书记先是军转干部出身的关秋凤，后
为学习成绩下降，在高一的时候就不愿意当了，向学校团总支提出了辞职，后经挽留坚持到高一
结束，也可看出清华附中学习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影响了他们的感受和记忆，而学校对干部子弟的善待则在平民子弟心目中酝酿着对学校领导的不
满。
在班级甚至学校文革前的历史上，娄琦和熊钢打架事件都具有分界点的作用。一次普通的学
生打架被表述为阶级冲突，出身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两个学生的打架事件成为学校方面表明自
儿。
据当时就在现场的戴建中回忆：
高 631刚成立不久就发生娄熊事件，高 631刚成立不久就发生[[娄熊事件]]，高 631是 9月 1日成立的，娄熊事件是 1日成立的，[[娄熊事件]]是 10月份吧，而我就是那件事情跟他们跳出来作对较凶的。娄熊事件呢，食堂卖饭是我们轮着卖。我们那而我就是那件事情跟他们跳出来作对较凶的。[[娄熊事件]]呢，食堂卖饭是我们轮着卖。我们那
时候大概是 8点上课，卖早饭卖到 7点 40或 7点 50，结束。大概是从 7点开卖，因为我们早
上，我大概是记得 6点 20起床铃，起完床 6点半，大概到 6点 50，是早锻炼，必须上操场。
冲突的说法：熊钢是帮厨的，负责打饭比较死板，因为给的饭多少的问题和娄琦发生冲突，而娄
琦，从小就是个“小霸王”，是个满不在乎的人。
因为那时候粮食非常紧张啊，打饭啊，我们往往去看一看，因为学生打饭啊，有给的多的有
给的少的，就看一看，谁给的多谁给的少。我找那给的多的那个，（因为）每人每天（定量就）
钢）一个位子过。不能说干部子弟全一样，也是五花八门的。熊钢是干部子弟里头那种死读
书的，特别不灵活，看人家玩去，他在那抠（功课）。我觉得纯粹是个人之间由于生活上看不
惯而动的手，我也不知道后来学校还讨论什么的，为什么。
64 年刚分班不久，那天早晨，我们食堂打饭有值日的，那天就是我们班值日，就是早晨
起来我们班去食堂打饭、打菜啊。当时我是在宿舍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我就过去了，当时
无论哪种可能，大家在归因的时候都倾向于批评熊的计较：或者给饭少，或者嫌饭少。几乎
没有批评娄琦的。
我们仍能看到超出事件之外的不同地方，讲述者对他们两个人个人性格、品德、做派的评价和认
同其实也就在这个记忆和表述中。从表述中可以感觉到，对于熊钢的干部子弟身份大家也有不同
同情熊钢的同学认为即使不是阶级报复，“熊钢被打，娄琦打熊钢就是一个原则问题，是非问
题”（关秋凤访谈）。
做，暗示学校偏袒干部子弟。华俊才回忆：
当时我还有谁啊，就写了大字报。总之，当时就几个人在旁边说，我写，好像是“这到
体同学都发展的方针，你怎么会把一个体育运动变成了一个运动会上争名次的问题？当时一
边倒地谴责学校。但是都是说学校有些处理事情不公正，绝对没有上纲上线，说修正主义什
我们。到最后说是要开家长会了，才把所有的大字报撕掉。大字报是全校的，闹的一塌糊涂。
你班上能贴几张啊，哪能把食堂都糊满啊。(戴建中访谈)
怎么办啊？咱要不要把名字划下去？（我说）咱为什么要划，不划，看他们怎么办，就在那
摆着，看他们怎么办。最后结果学校把那个大字报收走了。(华俊才访谈)
这样一个小情节：
哪呢？就是她坐了一个靠背椅子，这靠背椅子挂个书包，她站起来讲话讲得很激动，结果要
坐的时候她碰了一下那个椅子，但是那椅子上挂着一个书包呢，她那么一碰，那书包就，那
打人事件讨论的态度最终被记录到个人学期操行鉴定中，算是对此事件的重视程度的表示。
关秋凤还记得自己看到过这种鉴定：
去写鉴定，每个学期的鉴定，还有一个成绩单，三折页的，也不叫操行评定，反正就是，每
个人（都有）。因为我看了一些人的，每个都有，以这次为例，写了一条，对这件事情持有（何
意识逐渐明确起来。大家从这件事情中意识到某种新的东西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事人回忆中
写道：
纪实）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导致四中学校领导垮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
干部子弟，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校领导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干
部子弟，大为震惊，连夜重新处理，生怕这帮干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后尘闹个全
转折。
事后，阶级路线的调子越唱越高。干部子弟迅即意识到自己的尊荣，知识分子及一般平
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旧日因个性、爱好、同桌等“非阶级”因素形成的友谊几乎化为乌
有。（郑义，1999）
一个班上两个学生在饭厅里打了架，一个是干部子弟一个不是干部子弟。本来一般的我
们都是把两个同学批评一下、处分一下就完了，但是（在阶级路线斗争形势很严峻的情况下）
多人提到班级最后的分裂根源在于此次关于娄熊打架事件的大辩论。无论是后来的老兵还是造反
派，都没有异议。戴建中说：
一直到文革。后来当我们保校党委的时候，万邦儒还说，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现在一批干部
子弟反对我们，我们重点培养的人反对我们，而一些右派学生，如郑光召、戴建中，现在保
我们，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校党委的决议，这个东西现在在我的手里。
双方对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校党委对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红卫兵更没说的，这干部子弟更
也应该严格要求，不能因为他是干部子弟，他违反纪律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明确说出来的。
所以已经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了阶级阶层的高度说了，你想能不结下梁子吗？
育在这次讨论中具体化。齐素馨谈到：
那时候有点存在决定意识那种感觉，就是自然而然这些人就走到一起了，走的比较近，
64 年就有这么个分界？）对，是。就开始了，实际上我现在也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
你的成长跟受的家庭教育肯定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那时候我们好家伙，整天受的共产主义教
子弟的学校领导，以及其所执行的那个政党路线。庞学静说：
在清华附中进行红专教育，阶级路线教育，有成分不唯成分，我觉得比四中，比城里的
红标老师深表感谢！
35
事件始作俑者不是学生，而是万邦儒、田文慧。熊钢就是一个书呆子，死学，扣扣缩缩，不
能说猥琐吧，总之不像大家庭出身，气量也不大。你想他能为了一个菜跟人争起来。实际上
能也有另外的问题，万邦儒啊自己出身也不好，原来是校长兼书记，后来是副书记。那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挺危险的，我不出头，但我暗中挺支持郑光召这方面（人）的。说起来是小
校就不管了，而娄琦和熊钢各自的阶级出身成为学校可以利用的宣传、表现自己坚持阶级路线的
机会，于是号召大家讨论，借以表明学校的阶级立场。他说：
属于一般家庭。学校呢，要执行阶级路线，小题大做。这种事多了，两个普通人家子弟，当
时就出现过叫夏芳的，打了一个叫肖惠的学生，在饭堂里面，也是打了耳光子，这事学校看
是他自己出身不好，显得特别左，但是后三年他在抓教学和抓体育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尽心
尽职的。
附中的描述中，其他不同班级的回忆者也会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该校两派分歧的源头（仲维光，1996；
阎阳生，2008a），可以看出此事件的标志意义。究其根源，不在于当事双方的冲突的激烈度，而
团支部中平民子弟出身同学的代表，郑光召往往是这种争论中的焦点人物，正是他跟干部子弟的
一次次冲突既加大了干部子弟入团难度，也给平民子弟入团惹来相应的麻烦。
子弟们想依靠“血统高贵”掌握班级和支部权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提出发展团员要坚
持“党的阶级路线”，想让干部子弟都入了团，成为多数。当时我们的权力意识远不如他们，
我记得好像是他出身问题，他出身是小业主，好像就因为这个问题。那时候不是特别讲
究出身吗？这件事情的根源我认为还是出身引起的，因为当时太重视这个了。
子弟关系已经闹的比较紧张，他作为平民子弟一员受到影响；另一个原因是他入团介绍人是郑光
召，干部子弟反对他入团主要是针对郑光召，自己入团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旗号”。他回忆：
是团员。你别看我们都不是团员，当时班级里团员已经很多了。团支部呢就是都是老兵掌控
着，郑光召是宣传委员，当天的辩论非常激烈，因为快到 12点了，必须休会了。我是不在场
也支持娄琦的，我的入团介绍人又包括郑光召。这事实际上是以我为旗号，他们实际上是郑
光召和他们的辩论。因为我各方面表现还可以嘛，应该入团，（干部子弟）他们怎么认为 的（我
怎么着怎么着吧，回到家里非常苦闷，家里就说你得入团啊，你要是不入团啊，将来会影响
上大学，我在家里怎么说啊？我也不能跟家里说我们班上出身有问题的入团非常难，我也不
家记了我们一笔，那我还入什么团啊。到了学校我入团根本无望，应该是我们班只有我没有
写过入团申请书，其实老戴他们的表现也觉得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也抱着一丝侥幸，也许我
从高 631 的辩论情况来看，同学印象最深的重要批判靶子有四个：小说《党员登记表》、《进
山》，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关于这次大讨论，当事人郑光召回忆是这样的：
的界线分为两派。值得思索的是，这回倒过来了：以我为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训，紧
跟形势，对党所厌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发起批判，本来就反对“人性论”的干部子弟们
后是势均力敌。郑光召和戴建中是不同观点，对立观点。没老兵啥事。人家不在乎这个，人
家想的是国家大事。争论这种辩论，我觉得是一种，跟那个做 paper 那种感觉，没什么政治
学术讨论。这跟那性质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在这次批判中，戴建中有意选择了一个比较没有政治风险的发言角度，在人性批判中站在了
常的社会阶层差别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敌我区别能力和历史建构力量，并最终裹挟着社
会中不同的身份群体围绕着出身进行自我范畴化并最终进入相互的敌视和冲突漩涡中。一个普通
来普普通通的中学同学之间的出身差异因为阶级话语的强化而变得不但醒目而且意味深长，具有
了一种强烈的指向未来的意义。围绕着这些话语的指挥棒，每个人开始琢磨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未
竟重在表现也是党的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个方面的忽视同样不具有政治正确性。这样
实际上，如果说因为预科班的实验引起干部子弟对学校的不满，那么在文革之前，通过一系列事
领导一方面要坚持阶级政策，但是在实际执行的策略上却无法做到圆融，照顾到两个群体的利益：
红色群体的阶级利益，平民家庭出身同学的表现奖励。这个结构性矛盾等待一个最终爆发的机会。
1966 年 4 月到 5 月底，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与学校的冲突不断升级，他们开始酝酿成立自己
的组织。最终在 5 月底成立红卫兵。红卫兵成立后经历了从工作组进校前的低调期，到红八月的
高潮期，9、10 月份串联的平淡期，最终被新成立的造反派组织抢去了革命的风头。不甘失败的红
卫兵逐渐成为革命的保守派，逐渐丧失了对革命的领导。其中一部分激进分子还因为过激的行动
尝到了牢狱之灾。<br>
红卫兵的产生有时代思想的根源，社会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突出政治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这些都无疑成为红卫兵过激革命热情的导火索。也有清华附中学校领导应对的措施使然，自 1964
和责任感；第二，尚有争议的一些事实是，对干部子弟进行特殊军训，加强其自豪感；第三，在
任用学生干部时尽量考虑干部子弟的要求。凡此种种对于养成干部子弟的桀骜之气都有推波助澜
的作用。<br>===一．红卫兵出世===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高 631 有多名同学参与其事，通过他们和其他同学的回忆，可
以看出文革前中学生的革命心态。<br>'''1.成立前的形势'''<br>
1964 年四清运动开始以来，阶级斗争政策不断被强化，社会上阶级斗争话语逐步泛滥，尤其
是自 65 年冬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学校里对“三家村”的批判和讨论中越来越上纲上线，
他们感到在学校里边被边缘化了，被冷落了。他们对学校确实有意见，但绝不是他们说的那
个意见，而是被学校冷落了，这是他们的意见。
发现支部团结存在问题，团员也并不都个个突出，也有表现不好的。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与一些
同学的关系不是很融洽，这个时候他还是依靠教育的惯性在反思自己，提醒自己要热情地帮助同
学，努力做到“忘我”，因为“‘忘我’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只有
校长万邦儒 5 月 17 日讲话动员后，他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不断上升高度，逐渐觉得要增加面对困
难的准备，并且要“抱着‘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无产阶级斗志和‘敢于刺刀见
题，等等。”（卜伟华，1999）这段引文中括号中的话是卜文的原文，由此可以证明干部子弟反校
领导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而其它如教学改革问题，就是预科分班。
为干部子弟中较核心的人物，宋本人在认识学校的教育路线问题上，也并没有像他的战友那样表
现出应有的政治敏感性23，而是显得更加严于律己，自我教育。
在学校与干部子弟冲突的过程中，5 月 26 日，学校实际停止了干部子弟主导的支委会的活动24。
内，但是学校无疑率先动用了组织人事手段，冲破了思想的范围，这导致这群“左派”学生与学
校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骆小海，2006）
24
难道与自己有意见、有原则分歧的人就可以不与他一起工作？难道有不同的意见，就不能同时摆出，而单听一方？
50
，
6月 3日才是“红卫士”在圆明园建立组织机构的时间点，在日记内容原始、真实的前提下，这个
我不是核心成员，发起的事儿我没有，但是第一批发展红卫兵就把我发展进去了。（笔者
问：您不是签名时才入的?）不是，我早就发展进去了。你想我们那时候“齐向东”嘛，我们
活动都去。那时候记得抄谁的家啊，好像是钱学森，在清华大学。
红卫兵吸纳成员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对于创始老兵来说，那时候多数是在自然的交流中形成
的观点认同或接近，出身问题并不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在老兵确立了自己在学校的掌权地位之
后，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这将在下文中涉及到。
===二．造反与保皇===
红卫兵组织成立时间虽然有争议，但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亮相的时间却很明确：以第一篇
公开发表的大字报为准，那是在 6 月 2 日31，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
仗。 (何书伟访谈)
在这种遭到校领导和平民子弟出身的同学联合反对的气氛下，老兵们开始串联，寻求外部的
没有被当做黑帮打倒的对峙时期，他军人出身的父亲对双方斗争的性质的估计已经非常严重：
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
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
为了寻求支持，干部子弟动用了自己的优势社会关系，开始寻求更高层领导的政治肯定。根
上午爸爸和伍秘书、小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
决支持我们干革命，其他许多学校的干部子弟，如“一〇一 ”、“四中”、“人大附中”、“航院
附中”、“北大附中”等，都来我校，并写出大字报来支持我们闹革命，做我们的后盾。并说：
而同时，从 6 月 5 日到 6 月 8 日，因为干部子弟的串联，一直有城区各校的干部子弟中学生
来清华附中支持他们反对校领导33。卜伟华的回忆也证实了红卫兵成立初期的孤立。
即便不能真正打击敌人，可也搅乱了局面，戴建中说：
33
如‘一〇一’、‘四中’、‘人大附中’、‘航院附中’、‘北大附中’等，都来我校，并写出大字报来支持我们闹革命，
5
也心里同情他们。
从回忆来看，本班的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在这一段对立中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何书伟说：
象里面没有像这样闹，说大家就拉开两边，撕破脸，没有。
虽然因为有一点远见，本班没有人跳出来跟红卫兵正面冲突，但是在造反与保皇之间战线已
经拉开，即便没有直接的正面冲突也难逃敌对的结局。
===三．右派学生===
1.站错队了
1966 年 6 月 8 日，工作组进入清华附中，两派斗争的胜败立见分晓：工作组支持红卫兵，校
2.积极表现
经历了初期保皇失败后，每个同学都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全班再次统一，这是毛泽东思
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宋柏林，2006”（[[宋柏林]]，2006:82）。原来的反对派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态度，选择了新的前进
方向：积极参与到文化革命中去，参与到对学校领导的批斗和抄家行动中。华俊才回忆：
后来校领导倒了，大家纷纷表示我是和校领导划分界限的。大家又聚到一块儿，到万邦
后，真到了运动的后期，他就拿着你这个东西来找你算账，你又怎么说啊，当时有这个思想，
不能留文字的东西。
===四．天之骄子===
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即宣布学校原来的领导层停止工作，之后由工作组主持、红卫兵主导而新
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当选者全部是红卫兵。一时还不明确毛泽东文化革命方向的、来自团中央
经过 5 月份的辩论，6 月初的冒险，工作组进校后红卫兵的处境立刻天翻地覆，再不用像“打
游击”时躲躲藏藏了，他们成了时代的骄子、弄潮儿，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掌权者，一时间天上
62
林，2006：80）
批斗老师是左派群众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并不奇怪。批
老师工作开展的很快，工作组 6月 8日进校，6月 11日宋柏林的日记就有批斗班主任的记载：11日[[宋柏林]]的日记就有批斗班主任的记载：
10 点，在广大同学的一再要求下，我们高 631在教室控诉、斗争了班主任丁淑慧。我主
持，这真是对他们的专政。丁淑慧早晨还在我们面前哭哭啼啼，想用眼泪迷惑我们，溜过去，
坚持革命的少数恰恰是遵循毛主席阶级路线的表现。只允许少数出身好的同学革命是当时红卫兵
的一个组织原则，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检讨的是自己不能团结大多数，接触的都是干部子弟，对平民子弟疏远。但是随着文化革命开始，
“起码有 50%是发自内心的恨的。与这样的人怎样搞好团结呢？”
他父亲也开导他：
“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 95%可能不太合适吧。”“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
“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要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
“以前，我认为与同学合不来，团结不好而苦恼。现在，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
2006:86-87）
在如何处理其他学校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行动的问题上，工作组也与红卫兵有不同意见。红
根据后来的回忆，团中央派出来的工作组为了避免红卫兵一家独大的局面，想通过扶植自己
的力量，以对抗红卫兵的桀骜不驯，但是没有成功。晁天峰就记得自己被专门找过：
34
原文如此。应为“张晓斌”。
35
65
37
2006:4）。
当时的团中央第二书记，主持工作。
66
（笔者问：8月份有个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您还记得吗？）记得。几乎是一边倒地选上
了。清华附中校领导全靠边站了。那选举是高票了，王铭、卜大华是高票当选，几乎一千五
书记绝对就是学校起作用。这个时候起作用就是中央，中央一表态支持你，你想那些青年学
生，能不那什么？我站出来反对？那你不是跟中央对着干呢吗？（石树达访谈）
说：
红卫兵开始掌权，当时成立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级红卫兵最活跃的人物，熊钢、齐
因为成立了文革小组，他们已经完全掌握权力了，要不然你们又不是班干部，你们指手画脚
个屁啊？那时候谁都不敢说这话了。组织开会什么整天就是看他们。班级秩序还在啊，打铃
当不了领袖人物，都在。但女生更厉害，她老跟你找碴。
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过程中，有 10 个人没有选举权，除了被划为“黑帮”的几个校领导
地。我就老说像我这样的，狗屎烂臭这个过程，但绝对是压你，像把你都糊的都出不来了，
像去体育大学，你怎么不敢反抗啊？完全意志被摧垮了。
上午 9 点，选举正式开始。除了全校公认的右派外，全校一起无记名投票选举。各班唱
票后，由各班监委在全校面前唱票。这也是一个新创举啊。选举结果，共有 1136人选举，我
有 1127票。（宋柏林，20061127票。（[[宋柏林]]，2006:113）
而所谓公认的右派，不过是：第一，出身不好，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子弟；第二，曾长
期反对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后来也没有真心表示合作。这令当初反对红卫兵的积极分子经受着
，
她写了一篇檄文，就是对着这个，调子也是非常高的那什么，所以之所以说高 631比较有名，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原因 ）。以这篇文章来说，因为调子太高了，当然后头宋柏林他们都写了，）。以这篇文章来说，因为调子太高了，当然后头[[宋柏林]]他们都写了，
这个调子太高了。
显然，大字报的左派激进主义甚至连红卫兵内部的战友们都觉得有些过分了。而大字报带来
月
日（卜伟华，
化大革命文库》记载为 1966 年 8 月初，出处为《红卫兵报》1966 年 11 月 1 日（宋永毅主编，2002），宋柏林日记日（宋永毅主编，2002），[[宋柏林]]日记
1966 年 7 月 19 日日记记载为：“昨天齐向东的大字报轰动全校”，编者注认为是指这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69
另一个更著名的左派宣言是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它后来
臭名昭著，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但是当时却并非骂声一片。很多干部子弟热情欢呼此对联，
为“好得很”！他接着写到: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
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把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
宣扬血统论的对联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平民子弟的噩梦。在用出身决定一切的时代氛围下，无
论个人如何表现，在既有血统无法超脱之际，所有一切都是枉然。这不知道扼杀了多少年轻人的
1966 年 8 月 18 日是文化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转折点，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红
卫兵，人数号称百万。此前，毛泽东 7 月 30 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作为中共中央八届十一
通过石油附中的同学拿到了该信的手抄件，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在 8 月 3 日受到王任重接
见，得见该文件原件。红卫兵得到最高领袖的肯定，士气大振，而 8 月 18 日的接见则使红卫兵立
照片为证；其次的，上观礼台，也是一时的翘楚；多数同学都在广场上挥手、欢呼；最不幸的，
本班也有多名同学没有资格去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天，详细描述了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主席、和主席握手的过程：
8点 5分，是我们最最幸福的时刻。我和骆小海、韩军走过天安门，忽然看到大厅里面坐
只觉得激动、幸福。最后服务员把我们拉走了，我们出来后，高兴得又蹦又跳，“我们见到毛
主席了！”“我们和毛主席握手了！！”“我们和毛主席谈话了！！！”“我们是最最幸福的人啊！！！”
这次“两分钟多”的见面被以“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为题，刊登在 1966 年 8 月 21 日
《人民日报》头版上。这无疑成为向全国发出开展红卫兵造反运动最有力的号召之一。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那天夜晚，清华附中一片节日气氛，探照灯把大操场照得
很亮，全校师生手拉手，跳起了欢乐的集体舞。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红卫兵们祝贺，卜大华、
红卫兵头头，成为同学们崇拜的中心。他们那与伟大领袖有过肉体接触的手，被人们热情奔
放地争握（几天舍不得洗手）。自然，黑帮和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是与这狂欢无缘的。我
冲突的顶峰，当日有三名同学在班级遭众人围殴。这也是老红卫兵和本班的四三派至今无法直接
会面的最深症结。
[[宋柏林 ]] 8 月 26 日日记的记载是这样的：
半夜一连传来了三、四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
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这使我更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复杂
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
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得
关于这次全校打人事件，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之一的卜大华的记述是这样的：
有人说，今天早晨有人传出这么个事儿，说崇文区有人杀红卫兵。熊钢在二楼平常指挥
郑光召回忆当天被打的情景：
八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同学们正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天天读”，以毛泽东思想为
校一级领导）冲进来，杀气腾腾地尖叫：“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杀人啦！他们向我们毛主席
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她哽咽了，也许还流泪了。她的感情很丰富。她曾是一名业余演员。
哗啦啦一阵桌椅响，全班同学站起，有的红了眼圈，有的大哭，在誓为红卫兵复仇的
悲壮气氛中向我们扑来！刹那间，教室里分成几个圈儿，十几个围殴一个，皮带椅子腿拳脚
也不遗余力。打我最狠的是班长王某，平素与我关系不错。他本是干部子弟，谢觉哉之养子，
只因档案里说他生父有叛徒嫌疑，血统不太纯正，便被本班干部子弟鄙视，自然也是抵制红
我现在估计呢，他们冲进来大概在 9点钟左右吧，打完了大概在 10点钟左右吧。我觉得。
然后就是他们人来了，说不要打了，打是应该的，但我们对他们还要讲无产阶级政策。
第三个被打的孙爱智回忆，郑光召被打的重，自己和戴建中被打的轻。当时的恐怖是只能挨
打不敢还手，因为一还手怕被打死在当场，而打人的工具是有铁皮带头的板带。他说：
打人事件是本班文化革命的高潮，也是班级群体冲突的顶点，却也是另一个记忆之谜，虽经
笔者全力挖掘，当年打人的现场也无法还原。因为个人的立场、角度、情感、记忆能力等差异，
在关于 1966 年 8 月 26 日打人事件的表述中，大家的记忆分歧比娄熊事件更大，几乎没有一致的日打人事件的表述中，大家的记忆分歧比[[娄熊事件]]更大，几乎没有一致的
讲述。
虽然如此，有几个事实还是可以明确：时间：1966 年 8 月 26 日；被打的人：郑光召、戴建中
道路的当权派，很多老兵的父母因此受到冲击。一部分老兵由激情革命而失落迷茫，一点点地变
成了逍遥派，淡出了革命队伍；不甘心失败的老兵，继续革命，参加了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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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胜水，去打开眼界，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甚么叫生活，甚么叫战斗。
学生运动，两大起伏我已亲身体验了，学生运动已不过如此。再往下就是纠缠不休的争
位老兵也不再积极参与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逐渐淡出了校园斗争的舞台。
后者的代表是熊钢。他继续激进，参加了联动。齐素馨说：
从大的历史脉络来说，1966年 10月《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过程中，大批干部开始受到冲击，其子弟也受到影响，逐渐失去文化革命的基层领导权，也就慢
1967 年之后老兵并没有完全退出校园革命的舞台，而是一直企图重振雄风、恢复往日的风光（卜
伟华，2001），但是当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给他们立刻实现理想的机会，没有等到上山下乡开始，
此事件据清华附中原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刘刚回忆，应为 月份以后，待考。
1967
年
6 月 29
本班派性对立主要表现在四三派和老红卫兵身上，冲突和矛盾都集中于这两个群体。派性群
体由交往群体发展而来，出身决定交往对象。文革前本班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之间就有一个由出
记中记载了和干部子弟一起相约出去游玩，但当平民子弟约他一起去游颐和园时，他犹豫了。1966
年 3月 28日日记中宋柏林写道：28日日记中[[宋柏林]]写道：
我们几个人中就我一个干部子弟，我去不去呢？说心里话，不太想去，不很自然愉快。
他后来还是去了。原因不是情感需要，而是因为他刚在二月当选团支部书记，接近平民子弟
是工作需要，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可见，当时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之间的交往已经有很深的
老红卫兵跨校联合组织，全称是“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与
年
后受到清算，一部分骨干分子因为冲击公安部被抓，1967 年 4 月在毛泽东干预下释放。他们自称“联委”（宋柏林，月在毛泽东干预下释放。他们自称“联委”（[[宋柏林]]，
2006:194），后社会上简称联动，约定俗成。
91
书伟说：
军训团都来了，号召大家参加军训，确实有不少学生回来了，但是以井冈山（红卫兵）
一下又走了。反正这些人被军训团不断地招呼回来。再加上这时候是按班行动的，秩序有点
回归的意思。也就在这个时候对于红卫兵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已经被打败了，胜利者们讨论
（笔者问：当时结合的时候跟老兵的团结一直没有做成？）对，没有做成。就是有隔阂。
因为我们这个班的隔阂，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有了。再加上我们这个班的隔阂是因为清华附
就有刻骨仇恨——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那当然捏不到一块儿去了。军训团很想捏到一块去。
但是捏不成。所以始终就是这样。而且在我的印象里老兵始终没全来，永远只来一部分。来
却不是成于预谋，而是一次偶然遭遇。何书伟回忆：
四三（派）偶然（碰到了卜伟华），四三（派）不是在学校抓的卜大华，是四三（派）有
一批人在大街上遇到了，他们在街上偶然碰上卜大华了，当时四三（派）在附近有一拨人，
就跟着他，跟踪，然后跟到恰当的地方，从后边一抱，然后就抓起来，然后这边来一个车，
挺那什么（讲究出身）呢，这是边境地区啊，可能说我档案上有一点儿不好，我这就急了，
把手指头拉破了，写了一个“我要去”，这么，是写血书了。就这么去了。
1968 年 2 月份，石树达、宋柏林、熊钢、齐毅初参军，这是当时只有干部子弟才能感受的待月份，石树达、[[宋柏林]]、熊钢、齐毅初参军，这是当时只有干部子弟才能感受的待
遇——本班离校的第 4-7 人。石树达说：
我最后当了兵了，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齐毅初跟我一块当的兵，
忙。比如像找工作，上文提到，石树达就得到同是干部子弟的熊钢的帮助，在参军转业后顺利进
入了改革开放的窗口企业中信集团。除了能在自己的事情上互相帮助外，在后代的事情上也能互
夫是武汉军事学院的副院长，跟他姐夫说好了，考一分都要你。（齐素馨访谈）
返城后派别分歧的阴影依然存在，对于和不同派别同学的交往仍有顾虑，甚至有的同学因为
都没有联络，属于彻底退出了同学交往圈子的一类。
第二种：只跟个别人有联络。属于这种情况的大约有 6 人：曹武刚、冯福英（以上为四三派）、
持交往。
第三种：明确表示只和本派或中间派见面，不愿意见真正对立面的，四三派中有 4 人，两人
潜在心理冲突、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认同形成、政治资格竞争的群体矛盾公开、政治路线竞争的
群体矛盾升级，最终在血统论时期借助暴力推向极致的生长过程。
竞争的导火索，促进群体认同的形成。学校中同学打架本不是什么大事，之所以能够在清华附中
成为重要的事件，其一在于校方的处置，其二在于同学的反应。
了各种批评。这不但超出学校的预料，也激起了干部子弟的整体反应：这些提意见的人都是资产
阶级子弟（熊钢，2012）。同学间的具体冲突导致群体认知上的分裂。
民子弟第一次公开对峙，群体划分的范畴化过程在本班得以完成。群体区分的核心维度——出身
117
对立群体阵线分明。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范畴化足以导致群体竞争，而社会范畴化是指将个
体的集合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豪格，2011:64）。”群体的社会范畴化在心理层面建立了社
记忆被价值观重组。表现就是回忆的非同时性现象：即不同历史时代同时并存的现象（韦尔
策，2007:9）。在讲述回忆的过程中，时间的顺序有时变得模糊，因为受到情绪的浸染，表现出很
造反派中一些人对熊钢的印象和评价就有情感前移的作用；个别老兵对郑光召现在“挺反动”的
评价掺杂在对昔日暴力冲突的讲述中，也是一种情感前移。这种非同时性现象既有记忆的规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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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徐福谦
齐毅初
[[宋柏林]]
熊钢
男
5 月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男子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女子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二名。
6 月 7 日，熊钢、梁强、闫志华入团。
8 月 24 日，宋柏林转学到本班。日，[[宋柏林]]转学到本班。
128
6 月 20，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
7 月 18 日，齐向东发表《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 》。
8 月 2 日，宋柏林从矿院附中得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支持造反的信。日，[[宋柏林]]从矿院附中得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支持造反的信。8 月 12 日，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宋柏林当选为总政委。日，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宋柏林]]当选为总政委。
8 月 12 日，齐向东发表《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柏林见到毛。季庆玲上天安门城楼。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柏林]]见到毛。季庆玲上天安门城楼。
8 月 20 日左右，郑光召、戴建中、刘喜鸿被勒令些血统论对联 100 幅。
8 月 26 日，本班集体殴打郑光召、戴建中和刘喜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