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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摘 要：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以及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相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之多可想而知。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要：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以及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相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之多可想而知。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一、前言
有学者曾经说过，“历史学的生命在于（阐明历史的）真相和真知，而不是假相和无知”；“研究古文字，就不能只看到（不止于）殷商甲骨文；研究中华文明不能止于夏、商、周；研究中华文化，不能止于老子、孔子，是中华文化孕育了老子，孔子,而不是老子,孔子创立于中华文化”。
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创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创新的发现史。所谓创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从未研究过的东西（学术课题）。但是，研究者一定要亲自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或实物），只有这样，写出的文章才能有说服力，而不能一味地从文献到文献（当然，引用文献也是应该的）地空谈阔论，更不能凭空地想象推论。
在已知的一切有关佛教的书籍中，无论中国的、外国的都是千篇一律地宣传说：“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引号是我们加的）”。释迦牟尼简称为“佛祖”或“佛陀”。在很多文献中都说：佛祖是从他母亲摩耶（Mahāmāyā）夫人的左手窝生出来的，生出来之后，就会走路，共走了7步，一步一朵莲花，走了七步，而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图1）等等。 [[文件:jp8.jpeg]]
季羡林（2006）在《季羡林谈佛》一书中，一针见血地说：“……至于佛经中说，关于佛陀遇到老人、死人、病人的故事，在最原始的佛典里都是没有的，可能是后来和尚们认为，没有这些就不能说明佛祖出家的原因，因而是编造出来的”。
就现在所知，文献中对释迦牟尼的出生年月与死亡年月都众说纷纭，不过就大致的年份来讲，释迦牟尼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这是无疑的，他们的年龄差距不会很远，释迦牟尼大致在世生活了80年。而孔子生活了73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天竺”一词出现在我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中，那么至迟在东汉以前，印度的商人有少部分就有可能沿着古代的商道到成都定居或做贸易，否则成都不可能出现“小天竺”的街名。
据《中亚文明史，卷Ⅱ》资料，“在B.C.3000年，原始印度人是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大草原向西南迁移，他们的主体到达和穿越马尔吉那与Bactria并在犍陀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文化。”
“印度”一名来自印度河，梵文为“Sindhu”，也曾经译为“信度”、“身毒”，意为海洋河流。在印度的人口中，有100多个民族，无论那个民族都不占绝对优势。而在我们中国，汉族约占人口的85%左右，其他少数民族（56个）约占15%左右。中国人口中讲汉语的人占绝大多数。在印度有179种语言，500多种方言，5万人口以上的人使用的语言有118种之多，语言的多种性说明印度人种的复杂性，B.S.古哈（1935）将印度人种分为尼格罗人（Negroids）、原始澳大利亚人（Proto-Austroloids）、蒙古人（Mongoloids） 、地中海、（Mediterrane ans）、迪纳拉人（Alpo-Dinaries）和北欧人（Nordics）等，故人类学家称印度为人种博物馆的国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古代印度，外敌侵入多次，每次入侵均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入和语言的混入，致使该国语言与人种的复杂性。由于不同民族的入住，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就宗教而言，除有本土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以外，还有耆那教（Jinas）、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er，又称袄教、拜火教），后五种宗教，在印度人心目中均不是本土宗教，是外来的非本土宗教。印度人认为：只有印度教才是本土宗教，它的前身就是婆罗门教，这种婆罗门教在佛祖诞生前，就早已在印度人中有了信仰而存在。此外，在印度还有密教（是印度教与佛教的混合产物）、锡克教（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混合产物）。因此，印度也被学术界称为宗教博物馆国家。Dinaries）和北欧人（Nordics）等，故人类学家称印度为人种博物馆的国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古代印度，外敌侵入多次，每次入侵均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入和语言的混入，致使该国语言与人种的复杂性。由于不同民族的入住，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就宗教而言，除有本土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以外，还有[[耆那教]]（Jinas）、[[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er，又称[[袄教]]、[[拜火教]]），后五种宗教，在印度人心目中均不是本土宗教，是外来的非本土宗教。印度人认为：只有[[印度教]]才是本土宗教，它的前身就是[[婆罗门教]]，这种婆罗门教在佛祖诞生前，就早已在印度人中有了信仰而存在。此外，在印度还有[[密教]]（是印度教与佛教的混合产物）、[[锡克教]]（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混合产物）。因此，印度也被学术界称为宗教博物馆国家。
三、中国远古时代早有对佛的认知和印度文化中可能的中国元素
另据美国遗传学者J.H.Genet运用DNA技术测定，即基因考古学（Genetical Archaeology）手段证实，释迦牟尼是中国伏羲裔古羌人后代，或即是说，释迦牟尼是中国的古羌人。在一本1924年出版的《印度佛教史略》中，曾叙述：《“释迦牟尼（Sakyamuni）”中的“释迦”（二字）为种族之名，义云能也，其族属于蒙古种。“牟尼” （二字）者，实默贤人之义》。这就是说，所谓释迦，其实就是现今我们所指的民族，XX人是汉族，XX人是羌族，XX人是蒙古族等等。“释迦”即是指现在蒙古族人，即蒙古利亚人种的蒙古族人。我国各民族均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包括羌族人在内。故而DNA测定表明，释迦牟尼（佛祖）是古羌人后代也不足为奇了！故佛经中说，佛祖是黄皮肤的黄种人（中国人就是黄种人）。远古时期的古蒙古人是从西藏高原进入印度的。从人类学角度来讲，可以分为古蒙古人和藏蒙古人。古蒙古人生活在现今印度的那加兰邦和阿萨姆邦，这二个邦的人，都应当具有蒙古利亚人血统的基因。
至于佛教是如何传去印度呢？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早有论述，早在B.C.2000年（即公元前2000年），有一条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保山，腾冲进入缅甸的密支那，而后沿依洛瓦底江进入印度的商道（即民间的贸易商道），把成都出产的丝和其他日用品运去印度，再从印度向西运到欧洲，担任运输任务的是中国的古羌人和古彝人，时至今日，在印度东北部的一个叫做那加兰邦（邦相当于中国的省）有中国古羌人的后裔在该地[1]。梵文Naga（那加）即是“龙”的意思。印度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那加族。那加族即是“龙人的族”，那加兰邦是否可以理解为“龙人的省”呢？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其他国家的人不叫龙的传人。那加兰邦位于印度东北部，与缅甸、中国西藏接壤。我们在广汉古蜀国玉器上发现了“丝”字与“佛”字，由此可见，是“丝”把 。梵文Naga（那加）即是“龙”的意思。印度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那加族。那加族即是“龙人的族”，那加兰邦是否可以理解为“龙人的省”呢？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其他国家的人不叫龙的传人。那加兰邦位于印度东北部，与缅甸、中国西藏接壤。我们在[[广汉古蜀国]]玉器上发现了“丝”字与“佛”字，由此可见，是“丝”把 “佛” 带去西方，所谓丝绸之路的最原始的起始点是在成都，最早应称之为“丝路文化”（其中应包括有“佛教文化”）。由于“丝路文化”的畅通，把中国龙的概念也带入古印度文化之中。“丝路文化”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佛教文化”之路。
时至今日，印度文化中“龙”的影子随处可见，除上述提及的梵文Naga（龙）以外，例如梵文的“龙军”（Nagasena），“大龙”（与中国远古龙王相对应），“龙宫”（与《西游记》中的东海龙宫相对应），“龙树”（Nagariuna），此梵文又译为“龙猛”等等。
在佛经中的“Bhiksu”译为“比丘”，相当于中国的“和尚”；“Bhiksum”译为“比丘尼”，相当于中国的“尼姑”（西方的“修女”）；“Upsaka”译为“优婆萨”，相当于中国的“善男”；“Upasika”，译为“优婆萨卡”，相当于中国的“信女”。这样，中国佛教中的“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的称呼完全对应于印度的古梵文意思。在印度有一个总管众神的神称为“阎摩”（yama），中国人叫“阎罗王”（简称“阎王”），在《西游记》就有叙述。
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在佛教《大集经》中有描述，其中与印度的十二神相对应[8]。
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卍”（左旋）与“卐”（右旋）符号在印度文化中也有表现。在佛经中有《卐字续藏经》。这种左旋与右旋符号实际上由阴阳鱼太极图演变而来。在太极图中，也有左旋与右旋之分，道教的道士身穿的那种道袍身背后绘的是左旋太极图，而在一尊佛祖的画像中，其袒胸露怀的前胸位置刻划的是右旋卐，但也有左旋卍，这个左旋符号（卍）也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中的雍仲苯教的教徽，其意义是“永恒”，“永生”。这个符号（左旋）在中国周原遗址中有发现，在西亚的“halaf”女神的肩上也有发现，在国内的四川彝族文化中，左旋（卍）与右旋（卐）都有发现[9]，某些国外的政治团体也用了这个右旋符号。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如何去解释它们，所有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这个符号，其原点肯定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即都是从古蜀国传播出去的，而不是起源于西亚。，某些国外的政治团体也用了这个右旋符号。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如何去解释它们，所有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这个符号，其原点肯定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即都是从古蜀国传播出去的，而不是起源于西亚。
我们在古蜀国玉器上看到，古蜀国人在祭祀时，头上戴的帽子边缘就刻划有“卐”或“卍”符号。在印度的Mobenju-Daro古遗址中，发现有三只眼和拿三叉戟（Trisule）的神，这与中国小说《封神榜》中的拿三叉戟有三只眼的杨戬何其相似？！此外，在印度古文化中有Linga（男根）崇拜（三星堆有大量性崇拜玉器发现）和母神崇拜（与我国红山文化的那个大肚子的“中国母亲”一样）。这些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早就已经出现了。
为了使学术界认识并了解古蜀国的远古文化与佛教的渊源关系，除了我们在文献公布的有关实物照片外，现在我们再公布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实物照片，供研究佛教的专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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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一把玉牙璋，其形状与常见牙璋一样，所不同的是，在此牙璋的顶端分叉处，雕凿一个双腿盘座在莲花上的和尚（佛教徒），右手五指拼拢，垂直向上指天，左手手心上放置了一只器物，人物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有神，整个牙璋长69cm（其中，和尚高13cm），分叉处宽12cm ，下部柄处宽9.8cm，厚度约0.3cm，其材料为透闪石玉，即龙溪玉。牙璋乃古人祭天之用，为何在其分叉之处雕凿了一个盘腿座在莲花上的和尚（佛教徒）呢？足见牙璋在古蜀国除了祭天、祭地、祭祖先外，其另一种功能可能是祭佛，若如此，则古蜀国佛教之流行可见一斑，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虔诚与崇敬之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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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一件双面人玉头，其十分稀奇之处是：一面是头上有发结的古蜀国僧人，这说明古蜀国当时有信佛教的佛教徒（僧人），他们把头发梳成发结以似与一般古蜀国人有别。另一面是普通的古蜀国人，头戴“V”字形帽。这件玉器充分说明，当时古蜀国的佛教十分盛行，信佛教人众多，他们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友好的大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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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这是一组盘腿而座的佛像（和尚）与十二生肖、古文字组合的玉器，每尊佛像均座在莲花上，他们背后那个“板”与人是一个整体，但形状不同，每尊佛像的莲花侧面浮雕一种动物（十二生肖中的一种），每尊佛像的后背“板”上阴刻了一个佛像头，手中各拿了不同的饰物（如，净水瓶，元宝，太阳轮等等），“板”的背后两边有数量不一的古文字（均未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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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是用阿富汗产出的著名青金石（Layurite）矿区Badakhsan所产生的青金石矿物凿雕而成的佛像。重750克，高15.5cm，宽7.0cm，平均厚度2.5cm，这种矿物的化学式是(Na, Ca) 8Si6Al6O24[(SO4), S, Cl(OH)]*2。Badakhsan （巴迏赫尚）矿区位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东部的柯尔奇河流域地区。该地是佛教向中亚传播的重要节点地，此件青金石佛像出现在四川古蜀国，充分说明，当时佛教交流的长期性与影响力所及。
此外，在古蜀国，还发现了用水晶雕凿而成的佛像头，共发现×个，其重量从14.01kg~32.44kg不等，高度从38~48cm不等，共有二种类型。
类型Ⅰ，头上有发结的，与四川乐山大佛的头部十分相似，每尊水晶佛像头上的发结数目不同，从80~180个不等，每个发结的直径大小从1.0~3.2cm不等。类型Ⅱ，佛像的头发辫成“山”字形，即分成三到四束头发，从额前凸向头顶，再由头顶与后脑勺向上梳理头发组成一体，然后用黄金做成一个大发篐做成“皇冠”状（类似凤凰卫视的选美冠军载的标志）饰物，把头发固定篐起来，使之不会脱落，在其上相嵌（粘）了宝石。佛教文献中的观音菩萨的发型可能都是由此类发型演变而来。现将此二种类型水晶头各择一种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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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是一尊水晶佛像头，重22.91kg，高48cm，与文献中公布的释迦牟尼头像和四川乐山大佛头像基本一致。此水晶佛像头的发结约128个，每个发结直径为1.2~1.5cm不等，其头顶大发结直径约8cm左右，比较此水晶佛像头与乐山大佛（唐朝）的佛像头和文献上的释迦牟尼头像，由此可以看出，此水晶佛像头远早于乐山大佛佛像头与佛教文献中的释迦牟尼头像出现的时间，故而可以肯定，世界上此种类型的佛像头原产地在四川古蜀国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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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是“山”字型水晶佛像头，重14.04kg，高48cm，佛像胸前相嵌（粘）有13颗不同颜色的宝石，水平方向成弧形排列有九颗宝石，中间向下有二颗宝石，左、右各一颗宝石，这些宝石直径平均为0.3cm，额头的一颗红色宝石直径为0.5cm，冠状上的紫色宝石为椭圆状，长轴2cm，短轴为0.8cm，佛像头发先梳成条状，从前额经头顶与后脑勺的头发组合起来，编成“山”字形，再用相嵌（粘）有宝石的黄金发篐固定起来。由此可见，目前流行在颁奖大会上的冠军皇冠饰物，在远古的古蜀国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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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是一位双腿盘座在莲花上的奏乐的僧人，他手中拿着类似于“月琴”的乐器。此乃是一个庞大的乐队在演奏的僧人之一。这个乐队中有吹类似于“排箫”的乐器。我们还在一件庆丰收的情景玉画版中，见有吹笛子的、吹箫的、吹锁呐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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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是一组在吹奏乐器的古蜀国乐队，其中有弹竖琴的、吹锁呐的、吹笛的、吹排箫的等等，有的座在莲花上，有的跪在地上，这是否是在做法事时古蜀国僧人在奏乐呢？由此看来，中国的音乐史、乐器史是否要改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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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是一尊高××公分，宽××公分，重约××公斤的水晶佛像，佛像座在莲花上，盘腿而座，右手五指拼齐，指向天空，左手中托上一只净水瓶，口中念念有词，后面的“大屏幕”光芒四射，佛像头上有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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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这是四川彝族文字中出现的左旋（卍）与右旋的（卐）的符号，右图中的卍是雍仲笨教的教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