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我的战略观
原创 王志纲 智纲智库 2020.12.27
注：本文节选自王志纲老师《论战略》（拟定名）一书，本书预计于2021年3月底正式上市，并在智纲智库大会上进行首发，前 100 位购票者有机会获得王志纲老师亲笔签名的《论战略》一本，点击文首海报即可购票。
纵观全世界，普适性最强、最能穿越时空的话题，莫过于餐饮和旅行了。古往今来、西天东土、男女老少、长幼贤愚，谁都能聊两句，概莫能外。
为何美食和美景能成为大众话题？
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美食和美景的评判没有固定标准，结果不好量化；第二、评论的门槛很低，但凡有眼睛和嘴巴，都有发言权。但恰恰因为如此，想把美食和美景说好，说的“活色生香”，说的人人叫绝，反而大不容易。
根据我大半生从事战略咨询的经验来看，这种普适性的话题如果尚有第三者，想必就是“战略”了。
战略的起源与流变
“对于没有方向的船来说，所有的风都是逆风”，这句苏格兰谚语的背后，是海洋民族对于战略的懵懂认知。
如果说在江河中行船，凭借经验和直觉就可以顺利航行的话，那么当船只来到浩瀚的大洋上，定方向就变得至关重要，船长们必须认识潮涨潮落的自然规律，要学会看罗盘、看天气、看洋流，才能不触礁、不翻船。因此，海边诞生的西方文明，很早就形成了重视战略的传统。
纵观东西方战略思想的演变，可以分为两条线，一条是源远流长的军事战略与治国方略，另一条是直到20世纪才兴起的商业战略。前者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后者不过区区百年。
军事战略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战略的概念不断演化，内涵逐渐丰富。但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战略和军事密不可分。
以军事为核心的战略学派，是几千年来东西方最主流的战略学派。它主要研究战争的基本规律，总结如何克敌制胜，侧重于对朴素的战略哲学思想和实用的作战原则的总结。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古以来战争无数，也诞生了很多杰出的军事家，但在战略思想领域有所建树者，却凤毛麟角。
很多关于战略的洞见，都隐藏在了相关研究者关于其他领域的论述里，在那些军事、历史、政治乃至于哲学的著作中，时刻能看到一鳞半爪有关战略的知识。
西方最早总结战略思想的，正是历史学家，在光怪陆离的历史背后，往往沉淀着最深邃的人性逻辑，也沉淀着最精华的战略智慧。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对战略的描写，但他们更多只是就具体的战例进行提炼，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然而，在修昔底德之前大约一百年，古老的东方，战略史上的第一部不朽著作《孙子兵法》就已经完成，其作者孙子是当之无愧的人类历史上系统总结战争规律与原则第一人，其思想高度至今无人超越，而且对任何时代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东西方一致推崇的“兵圣”。
孙子的核心主张是“谋略”。认为战略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最高原则是“上兵伐谋”。为此，必须“知彼知己”、“庙算”、“任势”，“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正合以奇胜”、“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
孙子的后人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在战术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孙膑的老师鬼谷子被后世神话，主要是权术之道和辩论技巧，其门徒苏秦与张仪等纵横家将合纵连横的权谋之道运用到极致，成为继孙子之后东方式谋略的第二个高峰。
在西方，与孙膑同时代的杰出战略家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被誉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首（注：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巴卡，恺撒大帝，拿破仑）。
亚历山大青年时期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后以其雄才大略，先后统一希腊全境，进而横扫中东地区，不费一兵一卒而占领埃及全境，吞并波斯帝国，大军开到印度河流域，在短短13年间，把亚历山大帝国扩张成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信息沟通极度落后的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限于一隅，亚历山大仅以“3万步兵、5000骑兵、160艘战船”，远征几千上万里，灭掉四大文明古国其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天才。钮先钟在《西方战略思想史》是这样评价的：
“亚历山大的伟大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相比言之，项羽是长于战斗，韩信是长于战术，刘邦是长于大战略，但亚历山大则似乎是三者兼而有之”。
在战略领域，亚历山大同样颇有建树，他将战争二分为物质战和心理战，另外还总结了若干条实用的作战原则。亚历山大其后，西方最有影响的战略家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均有着非凡的谋略眼光。
彼时的东方战略之灯依旧通明，以曹操和诸葛亮为代表的三国时代，是东方式谋略第三个高峰。
进入中世纪后，西方战略思想陷入了长达千年的停滞，直到文艺复兴使西方摆脱桎梏，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在开启了工业时代的同时，也把战略思想从古典时代一步带入现代。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之前，东西方战略并驾齐驱，文艺复兴之后的工业革命，则使得西方全面超越东方，也标志着西方的战略理论也步入黄金时代，而东方则陷入漫长的停滞。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我们把目光拉远，会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自16世纪以降，西方文明不止在战略上大幅度领先，更是基本主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地理大发现带领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从此人类社会逐渐由分散隔绝状态进入整体发展的一体化阶段，“世界”的概念开始出现。
第一次技术革命带领人类进入蒸汽时代，拉开了工业文明的帷幕，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技术革命带领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庞大的电网成为当今人类社会运行的血脉，源源不断的电力像汩汩奔流的血液，让人类社会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修行者，变成了不知疲倦、不眠不休的永动机。
第三次技术革命带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传递与交换开始不受空间限制，快速的信息更新和迭代甚至解决了时间的障碍，信息传递的成本变得更低，功能却愈发多元、愈加强大。信息成为影响生产和生活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从大航海时代到三次技术革命、从原木到钢铁、从煤炭到石油、从半导体到芯片……可以说，近500年来每一次技术变革以及关键生产要素的迭代，都是在西方的主导之下完成的。
技术进步的背后是思想解放。从启蒙时代开始，欧洲的国家摆脱了宗教桎梏，发展了自由思想。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科学和技术改进。这两者，逐渐互相支持，终于汇为巨流。
随着西方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西方学术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新的学科和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著作频出，群星闪耀，战略学正是其中之一。
进入19世纪后，西方终于迎来了战略思想史上的高光时刻，两位战略大师横空出世——法国的约米尼和德国的克劳塞维茨。
曾任拿破仑军队参谋长的约米尼，是西方军事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其主要成就是把拿破仑的实践总结为理论，著有《战略学原理》、《战争艺术概论》等教科书级的著作。他最早确定了战略、战术和后勤学之间的分野，对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各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创立了较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
约米尼认为，战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战略则是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为入侵别国或保卫本国而在战场上指挥大军的艺术，以及把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战争区或作战地区决定点上去的艺术。
与约米尼出身年份仅相差一年的克劳塞维茨，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也是与孙子并列的世界两大战略思想家，号称“西方兵圣”。
他参加过莱茵战役等多个战役，在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间，研究多个战例，尤其是拿破仑的战例。他的著作《战争论》有很多深刻的洞察，并且成为全世界流传的经典名言：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
·呈燎原之势的民众战争是历史发展大势；
·人的要素比物质要素等更重要，统帅才能与军队武德是关键；
·集中优势兵力是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战略准则
......
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战略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最卓有成效的践行者，当推“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战略家。
在理论上传承其衣钵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
富勒系统的总结现代作战原则，如目的性原则、集中兵力原则、机动原则、统一指挥原则、出敌不意原则等。
利德尔·哈特则提出“间接路线战略”理论，著有战略学名著《战略论》，他主张尽量用非军事手段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升华为理论，西方的军事战略理论到此达到了高峰。
社会革命派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革命的迅猛发展，在战略思想领域，社会革命学派蓬勃兴起，这也标志着战略正式由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该战略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关注政治，以政治思想挂帅，发动群众进行全面的社会革命，目标是夺取政权。
开山鼻祖是马克思，还包括列宁、毛泽东、格瓦拉等革命家，其中最典型的标志性人物是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空前的颠覆性，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社会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列宁则第一个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毛泽东是社会革命学派的集大成者。其战略思想主要基于马克思哲学思想，还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等人的精华，同时也对孙子推崇备至。
1935-1938年，毛泽东完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论持久战》的影响尤为深远。
《论持久战》指出，“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将革命战争可分为三阶段（注：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并指出每一阶段的主要打法。毛泽东通过研究战争的基本规律，指出了战略的指导方针与路径，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对我个人战略思想影响最大的，正是社会革命派的两位代表性战略大师：马克思和毛泽东。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一代人命运的枷锁破去，我终于赶上恢复高考的末班车，考取了兰州大学。当时的兰州物质、精神条件都很匮乏，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也不知道何为时尚，这种苍凉浩瀚的环境，质朴耿介的民风，反而让我扎扎实实的学了四年。
当时我们的主要课程就是读《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第二卷也读，围绕资本论开了30多门辅助课程，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剩余价值等。
德文版《资本论》
两年下来读了七遍《资本论》，第一遍读的时候苦不堪言，感觉马克思这个老头子故意整人，简直是天书，根本读不懂，很多概念闻所未闻，特别是他喜欢用典，逼得我们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些东西都要了解。再读第二遍，感到这个大胡子太超人了，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信手拈来，等到了读第三、四遍才渐入佳境。读到第五遍才开始把马克思的书当作方法论著作来读，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到第六、七遍才觉得自己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资本论》可以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因为真理常常是片面的，唯独片面，它才能抵达纵深，但是光靠片面的东西是不能宏观地把握问题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的哲学在宏观把握上超过马克思的哲学。
但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是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如马克思自己所说，《资本论》最关键的是第一章。第一章展示的正是马克思思想方法论的集中展示。
马克思说，他用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的方法，从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的细胞”）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出发，追溯为“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再推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抽象劳动”来阐释交换价值，并得出“由商品便宜，使劳动力也变得便宜，那就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不断的运动”的推演。
这样，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中间阶级不断沦为无产阶级而日益消亡，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而壮大，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经济危机必然出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而必将崩溃，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胜利，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便是顺理成章的辩证逻辑。
这样一条“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劳分配（从而废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哲学逻辑成了贯串了马克思理论（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到策略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也成为了其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基石。
四年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让我成了方法论的拥趸，我坚信方法论远比掌握那些公式、信息、模型重要得多，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方法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弯路。
如果说王阳明是我幼年时的启蒙导师，马克思是我方法论的奠基人，那么毛泽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时代底色。
作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我们的行事作风、思考方式、观察世界的角度乃至语言风格，都带着毛时代的影子。
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对世界资本规律的认识上没有超过马克思的话，那么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没有超过毛泽东。要想真正理解、把握中国的问题，真应该好好再读一下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断，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战略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始终有对宏大格局的整体把握，强调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就像他在《矛盾论》、《实践论》中所强调的，是整体结构的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一个因素，某一个阶级，某一种力量的决定作用，对矛盾任何一种僵化的简化的把握都会偏离事实。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要始终把握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
不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作用于生产力。
经济的长远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良好的社会关系，依赖于人们形成了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如果仅仅强调一点而忽视其他，显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种错误不仅在他晚年出现，今天同样可以看到。
从马克思主义里汲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阳明心学中吸收知行合一，结合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从小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再锻造，这套脱胎于马、毛、王的这套方法论，成了我个人，也是日后智纲智库（ID:wzggzswx）安身立命的法宝。
“王志纲工作室”告别“水帘洞”合影
大战略派
在政治领域，除了社会革命学派，还有一大流派不可不提，就是大战略派。大战略是指超越狭隘的军事战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心理、军事等手段进行长期和全方位的战略博弈。
在历史上的军事战略学派和社会革命学派当中，其实都含有一些大战略的思想，如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等。然而，大战略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学派，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形成的。
大战略学派的一个重要渊源，是地缘战略学（即地缘政治学）。地缘战略学以宏大的地理空间视角进行战略分析，包括“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三个分支。
·“海权论”由美国海军史学家马汉于1890年创立，认为国家力量的角逐关键在于控制海洋；
·“陆权论”由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于1904年创立，认为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就能控制全世界；
·“空权论”由意大利战略理论家杜黑于1921年创立，认为制空权的获得是获胜的前提与关键。
二战之后，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美苏同为超级大国，都有核武器，双方都尽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除了军事威摄、军备竞赛，许多非军事的手段都被运用起来，包括贸易壁垒、经济制裁、技术封锁，以及意识形态对立、思想渗透、煽动暴乱等，目的就是搞垮对手。
在这样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下，从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的“遏制战略”到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再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大战略思想日益抬头。
冷战期间，约翰·柯林斯对大战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完成《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他认为，大战略的核心是如何使目的与手段相匹配。战略家所要做的，一是确保不偏离目的，不把手段（如动武）当成目的，二是使手段与目的相匹配，不能超出实际能力边界行事。比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就是忘记了根本目的，在不该动武的地方动武；日本在珍珠港战役之后走向落败，是由于其手段已无力支撑其目的。
柯林斯之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首次把大国竞争置于全球格局之下进行整体分析，总结了近五百年来的大国兴衰交替背后的动因，发现最重要、最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实力；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一书中，从2500年前希波战争到二战后的冷战，用大历史的视野，总结了大战略的生成机制与内在规律。
在大战略领域，美国一直引领全球，但近来有式微之势。美国大战略的巅峰，是罗斯福时期，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亦可圈可点，而其后的美国政坛，就鲜有真正的大战略家了。
商业战略派
扫描完西方大师辈出的军事、政治战略发展史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回沉寂已久的中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之际，中国却仍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直到坚船利炮叩关而来，才猝然觉醒。百年坎坷，风雨如晦，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中国走上了漫长的学习之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部中国的百年开放史，其本质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习惯于将西方当作先进的榜样。“德先生”和“赛先生”几乎被当成了灵丹妙药的代名词，自从五四以来，那些深刻改变中国的思想，也大多是舶来品。
四十多年前，中国再度打开国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量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比起之前数次的“西学东渐”，其规模和丰富程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主要以美国为主。
从以欧为师到以美为师，“老师”换人背后，是美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大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克服，危机之后的重建、第二曲线的开拓等诸多领域完成了“行”的实践后，所沉淀下来的“知”，自然成为了后进国家的鸡汤原料，商业战略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尽管战略在今天如此火热，但其真正运用在商业领域，还不到70年。
1957年，艾伦·内文斯在对亨利福特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定义中，第一次提到了“战略”这个词，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个响亮的词仿佛充满魔力一般，在商业世界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商业战略固然可以从古老的军事战略与治国方略中汲取许多营养，但毕竟不能完全照搬。商业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人们对商业战略的理解众说纷纭，流派极多。
1965年，一代宗师安索夫横空出世，《公司战略》一书奠定了他“公司战略鼻祖”和“战略规划之父”的地位。继安索夫之后，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把战略理论推向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竞争三部曲：《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波特的主要贡献，是打通经济学与管理学，为战略分析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
二战之后，战略咨询行业在美国迅速成长，出现了兰德、麦肯锡、波士顿、贝恩、摩立特等战略咨询公司。这些脱胎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式战略咨询公司非常注重分析模型的应用，他们所创造的系统分析法、SWOT分析法、波士顿矩阵、经验曲线、GE行业吸引力矩阵、五力模型、价值链模型、麦肯锡7S模型、战略地图等分析工具被广为使用。
西方部分咨询公司
伴随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的不断增强，麦肯锡等咨询公司也快速崛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咨询业巨头，把战略的种子播向了五湖四海，也撒向了大洋彼岸的中国。
东方战略的勃兴
在中国，“战略”一词虽早已有之，但真正热起来，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
90年代的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市场经济的闸门彻底打开，无数人的命运都被彻底的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碰撞、大转型和大变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奇迹似乎每天都在发生，谁只要能先行一步撬开市场的大门，哪怕只是一个小缝，谁就会一夜之间获得井喷式的财富。
能升起的就是太阳，在财富效应的带动下，有的人奇迹般崛起，又泡沫般消失；有的人在偶然中成功，又在必然中越走越稳；有的人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转眼已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有的人却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永远有新生，永远有死亡。
那么，在这新生与死亡的轮回背后，在成功与失败的交替背后，有没有经验和规律可循呢？
很快，有心人发现，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不仅要有机遇，更要有眼光和想法，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外，一种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有着奇妙威力的东西——知识和智慧开始显现出自身的价值。
打个比方，昨天的中国像是长江和珠江里的航船，这个时候只需要船老大，不需要船长，凭眼睛，凭经验就行，东边一个村庄，西边一棵大树，船到哪里心里非常清楚。但当船已经开到了珠江口、长江口，到了浩瀚的太平洋，这里不仅有前所未遇的大风浪，而且有暗礁、漩涡，这时候如果没有航海图、没有罗盘、不知道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潮汐涨落、气候风向这些知识，没有有效率的分工，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就不可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因此，一时间整个社会对智力行业产生了热切的需求，哪怕只是一个点子和一个创意，都仿佛具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咨询业，追逐财富的人们，首先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充斥于图书市场的西方管理典籍中找寻战略的真谛，大洋彼岸的战略大师也纷至沓来，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乃至于各种模型都成了众人争相追捧的圭臬。几乎同时，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行业也应运而生，智纲智库（原名王志纲工作室）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1994年，王志纲工作室诞生
二十多年来，人们对东方式战略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社会和经济突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惑和迷茫，却又在传统的学科领域和行业分工里找不到解决之道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民间，就像如果正规医院里总是治不好各种新的病症时，所谓的气功大师和江湖术士就会大行其道。但另一方面，又不排除民间确实存在着善于解决疑难杂症的老中医。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业良莠不分、泥沙俱下、金石不辨，不乏有些人打着策划的幌子骗钱，装神弄鬼，甚至很多巫婆神汉会聚其间。这并不奇怪，就像社会上也有些人没有行医资格却还到处行医治死人命一样，总有些人上当。
这里面有非常有趣的故事。1996年这个时候，我在深圳搞了一次演讲，会后有很多人找我，有一天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耳朵都聋了，一帮年轻人拥着他。这老先生倒很谦卑，他一见到我，就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不想来的，他们硬叫我来，我也不知道他们让我来干什么。”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老先生是谁，折腾了半天，老先生告辞了。后来，他旁边几个人告诉我，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王爷。我说你们不通知一下，把他请来同我见面干什么呢？这几个人说：“老人家能知天下大事，霍英东、李嘉诚想见他都见不到，我们今天把他请来是想和您探讨一下策划的事，他也是属于搞策划的”。真是让我啼笑皆非。
1998年，经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社会对策划的狂热和追捧逐渐降温。一方面，一批西方的大牌咨询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被国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奉为“座上宾”，洋顾问价格不菲的收费、一步到位的国际化色彩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给刚刚萌芽的中国本土咨询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所谓的“点子”和“公关”等战术层面的一招半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企业家们通过与走马灯似的策划人几轮过招之后，不禁发出“谁教谁呀”的感叹。
与此同时，策划业内专业化分工正在迅速形成。大量的专业代理公司、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纷纷出现，各分一杯羹，各专业层面的分工也越来越细。社会对策划业的认识逐渐清晰，策划业已经从云端落到了地面上。
在一段时间里，随着曾经名噪一时的策划人或者锒铛入狱、或者销声匿迹、或者改弦易辙，舆论仿佛跟我开了个大玩笑。“何阳倒下了，王力疯了，下一个就是王志纲！”在策划界纷纷易帜的大潮下，一些心怀叵测之人放出风来，我成了一些人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有说工作室只会玩虚的；有说王志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有人拿国际知名的洋咨询与不知从何而来的土策划相比，预言王志纲的终结。甚至连王志纲工作室内部，也时常产生“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面对种种质疑，我对团队讲到：“只要你不自己打倒自己，就没人能打倒你”。因为我一直坚信，这个时代呼唤科学的方法，更呼唤决断的勇气。不是凭着之前的市场感觉，或者山寨式的模仿，就能成为草莽英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了，东方式战略即将迎来真正的勃兴。
什么是东方式战略？举一个小例子就能明白。
东西方战略的关系，其实有点像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中西医之争，总的看来中医处在下风，吃了些亏，受了不少窝囊气。在我看来，中西医最起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第一，西医讲究科学和逻辑，以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对病症进行客观分析后再针对性治疗，但难免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中医把人当做一个整体，考虑其阴阳是否平衡、血脉经络是否通畅，因此，只要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然后望、闻、问、切，把握整个根本性所在，辩证施治，就可以运用疏通经络、滋补调和等方式，解除病情。
在中医看来，人体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引起失衡，只要不是器质性的病变，都可以从调理阴阳，重建平衡来入手，所以中医擅长治“未病”和慢性病。但如果一旦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或者严重的急性病变，需要立刻抢救的，还是乖乖找西医做手术为上。
第二，中医群体里庸医的比例远高于西医，但不排除有极少数神医。而经过系统培训、标准化选拔的西医，但凡拿起手术刀出现在病床前的，水平总不会太差。
这种区别的背后，是人才评价体系的不同。
中医靠的是临床经验，奥妙存乎一心，这也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学个一招半式，搞一套仙风道骨的门面，就可以行走江湖了，很多人还偏偏认这种“大师”。
而西医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成建制的批量生产专业人才，这些刚刚“出厂”的西医们或许还很稚嫩，离不开仪器设备和检查化验单，但他们毕竟有标准的流程、量化的数据和可视的治疗效果作为辅助。
第三，中医讲的辩证思维，望闻问切，看起来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和东方式战略一样。第一离不开丰富的内存，大量的时间积累，第二离不开天分，敏锐的、超常的对世界的体悟和对人性的洞察，第三离不开独特的预见能力，这种感觉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不是教育能培养出来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但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并且能解决问题。
我曾经去中医院看病，大夫是一位20多岁的中医学博士，我简直扭头就跑，心想这种嘴上没毛的小伙子怎么会看病呢，换成一位七八十岁、白发飘飘的老中医，我心中才踏实下来，可能这位老中医根本没有文凭，也可能水平还不如那个年轻小伙子，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信任时间的力量。
不管黑猫还是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生。
中医也好，东方式战略也罢，其真正的精髓是从量变到质变，是一项辨证施治的系统工程，在一个动态、辩证、发散的动态过程。
如果说西医擅长解决专业的问题，但不一定能治疗中国特殊环境中的疑难杂症；而中医的方法虽然有效，但缺乏系统的数据和专业理论支撑。
我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中医本身不科学，而是我们的认知还达不到那个层面，还没有深入进去做系统的研究和提炼，是“行”走到了“知”的前面。这其中一定潜藏着巨大的能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多年以来，在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潮下，中国的大学、商学院、学者们所传授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武器，几乎全是西方的。国内从事战略咨询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西方战略学派的拥趸。当然，我承认西方的理论是鲜活而伟大的，见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产生的土壤和背景与中国却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世界用近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国仅仅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重走一遍。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
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短短几年内，他们赖以生存的范式已经改朝换代，即使是巨头，也同样面临着转型艰难、黯然退场的风险。
作为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智纲智库的核心能力就是解决问题。
二十七年来，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转型期的老板或欲上台阶的政府官员“惊险一跳”的决定性问题；我们服务的客户，都是在企业或政府中享有话语权的领导者。
通过和这些强人多年的接触，我深刻的领悟到，他们最熟悉的是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政治、人文环境，他们最需要的是基于特殊的国情、民情实现破局，这些都不是照搬西方战略理论就能解决的。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毛泽东号召全党从实际出发，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在今天，也许时代又在呼唤一次新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了。当我们在海纳百川的时候，不能把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和文化丢在脑后，只有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对整个东方文化的神韵、哲学有相当的理解和体验，并辅之以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疑难杂症。
这一条路并不好走，这么多年来，社会上依旧有人在说风凉话：“美国的麦肯锡、波士顿、贝恩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顶尖咨询公司，而你们智纲智库只能在国内和土豪们讨生活”。
面对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我的回答很简单：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任何一家咨询公司要想成长到麦肯锡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是需要时间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人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本身就没有太强的可比性。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战略时代。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国家的全球化，就谈不上智库的全球化，麦肯锡成功的背后是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麦肯锡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代言人之一。
今天我们看到的麦肯锡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背后有成千上万的“麦肯锡”死掉了，终于长成了一棵大树，麦肯锡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更是整个西方咨询业发展历程的缩影。
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西方没有现成的答案，现有的理论家们也解答不清楚。而社会又在急剧变化，成千上万的人们急需寻找坐标，确定方位。
中国问题，中国机遇，从小的方面来说，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从中的角度来说，这是全球文明的交融与共生，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中国的企业要想真正地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走向世界，就必须将西方伟大的管理、战略理论同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从大的角度来说，对于数百年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一个古老的命题——如何用东方智慧解读中国，正在浮出水面，时代呼唤东方智慧和东方式战略的复兴。
假以时日，当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却走出了一条成功之道，背后的奥秘是什么？规律是什么？能解答这个问题的一定不是西方智库，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跟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智库。
到那时，东方式战略一定会与西方战略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国际一流咨询公司一定会出现，如果我们能够为东方式战略的勃兴做出一点贡献，也算不枉时代的馈赠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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