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与永匮:第九章救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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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烟和镜 第九章 救济的艺术 1991年，万圣节后的第二天，纽约小报用100号特大字码的标题登出一则新闻：“玛丽•特朗普被抢劫”。虽然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在赶地铁的途中，路过报亭看到这样的标题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不过，我的祖母遭遇的不只是被抢劫。事发时，她在杂货店停车场，正要把购物袋放进自己的劳斯莱斯轿车，一个孩子突然抢了她的钱包，使她的头狠狠地撞到了车上，这导致她脑出血，并丧失了一部分听觉和视觉能力。她摔倒在人行道上，盆骨和肋骨多处骨折，她患有骨质疏松症，这无疑使伤势更加严重。当她被送到布斯纪念医院时，她的情况非常危险，我们甚至不确定她能否挺过来。 直到医生把她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私人病房，她的伤势才逐渐好转。又过了几个星期，她的疼痛才减轻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当她的食欲开始恢复时，我就给她带任何她想吃的东西。唐纳德去医院的那天，她正喝着我在街上给她买的奶油糖果奶昔。 他向我们俩打招呼并亲吻了我祖母。“妈妈，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她好多了，”我说。他坐到床边的椅子上，一只脚翘在床边。 “玛丽这些天每天都来看我，”祖母看着我，笑着说。 他转向我说，“你能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真好。” 我看着祖母，她翻了个白眼，我忍着没笑。 “你呢？你怎么样？宝贝。”祖母问他。 “别问这个了。”他似乎有些愠色。 祖母问他关于孩子的事，问他和伊万娜有没有什么新鲜事。他没什么可说的；过了十分钟，他就离开了，显然是有些厌烦了。祖母往门那边瞥了一眼，确定他已经走了后说，“某人有些暴躁”。 这时我笑了出来。我说，“说句实话，他的日子不太好过。”过去12个月里，他最喜欢的赌场，大西洋城的泰姬•玛哈尔赌场，在开业仅一年多后就宣布破产；他的婚姻也是一场灾难，部分原因是他与玛拉•梅普尔斯（MarlaMaples）的公开恋情；银行不得不给他津贴；他第二本书的平装版《巅峰生存》（Surviving at the Top）以《生存的艺术》（The Art of Survival）为名出版。尽管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但他似乎未因失败而感到羞耻。 “可怜的唐纳德，”祖母打趣道。她似乎开始眩晕了，我觉得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减少她的止痛药剂量。“他总是这样。我不应该这么说，但当他去纽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松了一大口气。他不听任何人的话，尤其是我的话，他还折磨罗伯特。噢，对了玛丽，他还是个懒汉。在学校，他因为内务整洁而得过奖章，可回到家，他还是个邋遢鬼！” “你怎么做的？” “我能做什么呢？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你的祖父也不在乎这些。”她摇着头说，“唐纳德经常能躲过惩罚。” 这让我很惊讶。我一直以为祖父在处理各方面问题上都是大师。我说，“这听起来不像他”。 当时，我的祖父正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我记得他只住过一次院，那是在1989年，他脖子上靠近右耳的地方长了一个肿瘤，因此做了切除手术。我不知道这次他做髋关节手术的时间是不是巧合，或者这是不是在祖母入院后安排的，因为这样祖母就不用在她康复的时候和祖父相处了。他的精神状态恶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住院期间，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有几次，护士在深夜发现他只穿着短裤，试图离开房间。他告诉护士，他是要去找特朗普夫人。祖母似乎很高兴自己没有被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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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唐纳德的君悦大酒店(Grand Hyatt)经营得很成功，这为他在1983年高调开业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铺平了道路。他给建造该工程的无证工人的待遇很差，并且据称其间有黑社会参与，这使该工程陷入了争议之中。他还为了给自己的项目腾出空间，铲平了邦维特•特勒大楼外立面上的漂亮艺术浮雕，这更是把该项目推向了风口浪尖。唐纳德之前承诺，他会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他意识到，将这些浮雕整体拆下来会花很多钱，而且会延缓大楼的建造速度，于是他下令将它们销毁。面对批评他失信和没有艺术审美的声音，他耸了耸肩，称这些雕塑“没有艺术价值”，就好像他比专家更懂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我比别人更懂”的态度只会越来越难以改变：随着他知识量的减少（尤其在治理领域），他自称什么都懂的说法与他的不安全感成正比，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唐纳德最初的两个项目能顺利开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雷德作为开发商和交易人的专业技能。如果没有他的关系、影响力、认可、金钱、知识，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对唐纳德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在此之前，尽管唐纳德从未承认过，并经常公开称是自己的财富和才智成就了自己，但实际上，他的成功完全依靠弗雷德的金钱和影响力。无疑，媒体都欣然接受他的说法，而当唐纳德开始有意成为新泽西州的赌场老板时，银行也相信他有能力（1977年，政府为了挽救这个衰落的海滨度假小镇，将大西洋城的博彩业合法化了）。如果我祖父的意见对他有任何影响的话，唐纳德就不会在大西洋城投资了。在弗雷德看来，在曼哈顿冒险是值得的，但在大西洋城，他除了钱和建议之外，什么都无法提供；在那里，没有政治影响力，也没有相关行业知识可以利用。到那时，弗雷德对他儿子的影响力正在减弱。1982年，唐纳德申请了他的博彩业营业执照。 玛丽安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新泽西州担任助理地区检察官，当她的弟弟唐纳德在寻找投资机会时，她问唐纳德，是否可以请罗伊•科恩（Roy Cohn）帮个忙。科恩对里根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他能接触到齐多夫定（AZT，一种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他对司法任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巧的是，新泽西州地区法院有一个法官职位空了出来。玛丽安娜认为自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而唐纳德认为，在一个他计划做很多生意的州，让自己的近亲担任法官可能会有用。于是科恩给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打了电话，玛丽安娜9月便获得提名，10月正式获得该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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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显示弗雷德对唐纳德影响力减弱的迹象是，1985年，唐纳德看都没看，就花了3亿多美元买下一座赌场，也就是后来的“特朗普城堡赌场”。而就在一年前，他才刚刚买下哈拉斯酒店，也就是后来的特朗普广场。对唐纳德来说，好东西多了就是好事；他相信大西洋城有无限的潜力，所以两个赌场总比一个好。那时，唐纳德的公司已经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到1990年，他的个人债务会飙升到9.75亿美元）。即便如此，同年，他还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海湖庄园。1988年，他花了2900万美元买了一艘游艇，1989年他又花了3.65亿美元买下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线。1990年，为了完成他的第三个赌场“泰姬•玛哈尔赌场”的建设，他不得不发行了近7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利率为14%。似乎仅仅是唐纳德收购的数量、价格和大胆的交易，就使得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人和机构，都没有注意到他快速积累的债务和可疑的商业头脑。 那时，唐纳德最喜欢的配色是红色、黑色和金色，所以大西洋城那种透漏着廉价气息的浮夸对他的吸引力,几乎和轻松赚钱的诱惑一样大。毕竟，房产总能赚钱，谁有钱收购，谁就会在那儿干得不错。大西洋城完全不在弗雷德的管控范围内，这一点也吸引了唐纳德。撇开弗雷德和其他人的巨额投资金不谈，赌场是一种持续经营的项目，这与君悦酒店和特朗普大厦项目不同，后两个项目最终会由其他实体经营管理。这样的话，这将是唐纳德第一次独立于父亲而获得成功的机会。 拥有自己的赌场为唐纳德提供了一张超大的布料；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整个世界。如果拥有一个赌场是好事，那么两个会更好，三个更是好上加好。当然，他自己的赌场也会互相竞争，最终会蚕食对方的利润。尽管这很荒谬，但他的“更多”思想却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毕竟，这在他父亲那里是有效的。但唐纳德不明白，也不愿了解，经营赌场与在布鲁克林拥有和出租房产相比，从商业模式到市场，再到客户群体以及相关计算方法，都迥然相异。因为他看不出这两者的明显区别，所以他很容易就认为在大西洋城拥有的资产越多越好，就像我祖父在纽约做的那样。他认为，如果一个赌场是摇钱树，那么三个赌场就是一座金山了。他会像弗雷德运作他的公寓大楼那样运作赌场。 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唐纳德开设第三家赌场无疑会减少自己前两家赌场的利润，但是为他前两家赌场出资的银行和投资者，并没有强烈地反对他开设第三家赌场。在整种情况下，唐纳德还能够拉到投资，就更难理解了。即便是最鲁莽的投资人，他们哪怕只是随便看一眼这些金额，尤其是这种偿债方式，也会被吓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人拒绝唐纳德，这使得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项目得以上马，其附带“好处”是，让这个本来无法成功的人更加自负。 当年8月，唐纳德出版了他的《巅峰生存》。几周之内，人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主题和时间都是在拙劣地模仿前一本书。 1990年6月，唐纳德的特朗普城堡赌场面临43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六个月后，祖父让他的司机带着300多万美元现金去城堡赌场里买筹码。其实，他买筹码并不是为了赌博；他的司机把装满现金的公文包放到赌场后，就离开了。即便这样也不够。第二天，祖父又给城堡赌场汇过去15万美元，大概是为了买更多的筹码罢。尽管这些操作暂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终我的祖父还是被处以3万美元的罚款，因为他违反了博彩委员会的一项规定，该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资金向赌场注资。如果他想继续借钱给唐纳德，以维持他的赌场的运营(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必须在新泽西州取得博彩业经营许可证。但是已经太迟了。唐纳德也许控制了大西洋城博彩业30%的市场份额，但他的第三个赌场，泰姬•玛哈尔赌场，让他的另外两个赌场无法赚钱（泰姬赌场开业那年，特朗普广场赌场和特朗普城堡赌场一共损失了5800万美元）,这三个赌场每年产生9400万美元的债务,而单是泰姬•玛哈尔赌场，每天就需要有100万美元进账才能保证不赔钱。 银行的钱在大量流失。泰姬赌场开业时，唐纳德和他的借款人正在开会，试图找到控制和管理开支的办法。赌场债务违约和破产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保护唐纳德形象的方案，因为这反过来也能保护银行投出去的钱。银行家们担心，如果唐纳德没有了成功和自信的外表，那么他手中的那些本就面临风险的资产将进一步贬值。他的姓氏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没有这个名字，就不会有新的赌徒和租客，就不会有人愿意购买债券，也就不会有新的收入。 除了给唐纳德支付经营费用，银行还在1990年5月与他达成协议，每月给他45万美元的补贴，也就是一年将近550万，以弥补他的损失。但这笔钱只够抵消他的个人开销：他在特朗普大厦的三层公寓、私人飞机、海湖庄园的按揭。为了推销自己的形象，唐纳德需要继续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以支撑其形象。 银行的人为了监管他，规定唐纳德必须每周五与他们会面，汇报他的支出情况以及他出售游艇等资产的进展。1990年5月，形势非常严峻，这是不能否认的。唐纳德向罗伯特抱怨银行在折磨他，事实是，他父亲的确没有像银行那样对他严加看管：他以前从来没有被约束过，更不用说这么严格的束缚了，这让他很恼火。他有偿还银行贷款的法律义务，如果他不偿还，就会承担相应后果。至少应该有后果。 尽管有诸多限制，唐纳德的开支依然远超其支付能力，他花了25万美元给玛拉买了订婚戒指，按照离婚协议支付给伊万娜1000万美元。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无法随心所欲地花钱。银行批评他违背了协议，但从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这只会让他更加相信，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一直都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怪唐纳德。在大西洋城做生意，他不再需要父亲点头了。他不再需要自吹自擂了；银行向他砸下的数亿美元，以及媒体给予他的大量关注和无端赞扬，都助长了他的自大。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使他看不清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我祖父塑造的唐纳德的神话传说，现在整个世界都相信了。 无论是谁在传播这些神话，它们终究是神话。从本质上说，唐纳德是弗雷德培养出来的。现在，他是银行和媒体打造出来的。他像依赖弗雷德一样依赖着银行和媒体。他有一种浮于表面的魅力，甚至是超凡的魅力，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当他的魅力碰壁时，他采取了另一种“商业策略”：发脾气，如果有人让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以破产作为威胁，或者会说他要毁掉别人。不管怎样，他赢了。 有人说，唐纳德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这种评价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他并没有达到，也无法达到人们所称赞的那种高度。尽管如此，他的自负（现在被释放了出来），必须被不断地满足，不仅他的家人要满足他，而且所有遇到他的人都要这样。 纽约的精英们只会把唐纳德当做小丑，永远不会接受他，但他们会邀请他参加聚会，允许他频繁出入他们的俱乐部(比如乐雅会酒店，Le Club)，以此来证明他自命不凡和浮夸的形象。纽约人越想要壮观的场面，媒体就越愿意提供这样的场面，甚至不惜牺牲更重要、更有实质性内容的报道。为什么要把他那复杂的银行交易报导出来呢？这会让精英们感到厌烦。这些干扰和诡计让唐纳德获益很多，同时也给了他想要的东西：媒体一直在吹捧他那荒淫的婚姻和所谓的性能力。如果媒体可以否认现实，那么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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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寄宿学校毕业后被塔夫茨大学录取，这像奇迹一般。尽管我在大一第二学期一度辍学，但我还是在1989年从那里毕业了。一年后，就在我祖父秘密购买价值315万美元的赌场筹码之前，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该校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开学两个月后，我的公寓被盗了。我所有的电器都被偷走了，包括我的打字机（它是在校生的必需品）。我打电话给欧文，问他能否预支给我零用钱，他拒绝了。祖父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找份工作。 之后，我去祖母家时，向她说了这件事，她说她可以给我一张支票。我说，“没事的，祖母。我只需要等几个星期。” “玛丽，”她说，“永远不要拒绝钱这个礼物。”她给我写了支票，这样我就可以马上买一台打字机了。 很快我就接到了欧文的电话，他很生气。“你问你祖母要钱了吗？” “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告诉她我被偷了，她就帮了我。” 每个月月底，祖父都会核对他和祖母的所有个人和公司账户的支票，他发现了祖母给我的那张支票，非常生气。 “你需要小心点，”欧文警告我说，“你祖父常说要和你断绝关系。” 几周后，我又接到了欧文的电话。他说祖父又生我的气了，这次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写在支票上的签名。 “欧文，你肯定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他很讨厌字迹不清的签字。” “签字就是那样啊！”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柔和了一些，说：“改了它吧。玛丽，你一定要进入这个游戏。你的祖父认为你太自私了，等你到30岁的时候，你可能还什么都没有。”但我一直不明白他所说的“游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个家庭，而不是什么官僚机构。 “我没觉得我做错了。我马上就能拿到一所常春藤盟校的硕士学位了。” “他不在乎这个。” “唐纳德知道这件事吗？” “他知道。” “他是我的受托人。他说什么了吗？” “唐纳德？”欧文轻蔑地笑了起来，“他什么都没说。” 那时我的祖父还没有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但他已经和痴呆症斗争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没有把这些威胁看得太认真。不过，我还是去改了我的签名。 我家里的每个人都时而享有特权，时而被忽视，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尽管我在物质上拥有了所需的任何东西，以及像私立学校和夏令营之类的奢侈品，但我心中有一种刻意的想法，即不能确定我能否一直拥有这些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一想到这一点，我会感到沮丧，甚至有被毁灭的感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或者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即只有唐纳德是重要的，而我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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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管理公司——也就是他经常提到的“便宜操作”——做得相当不错。从1988年到1993年，弗雷德自己给自己支付了超过1.09亿美元（为了避税），在银行还有更多的存款。然而，表面上归唐纳德经营的特朗普集团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大。 银行削减了唐纳德的每月补贴（他的四口之家所拥有的钱，足够让他们在10年内都过上舒服日子，但银行还是给了他补贴），并拒绝给他更多贷款，唐纳德深信，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经济、银行对他的恶劣待遇和坏运气造成的。 对他来说，什么都不公平。这与弗雷德产生了共鸣，弗雷德的怨气很重，除了自己的成功之外，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负责。唐纳德在推卸责任、让别人背锅方面的天赋，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即便弗雷德花了上千万美元，也没能阻止唐纳德的失败，但他肯定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就像他在做出错误判断后经常做的那样（唐纳德经常将错误归咎于弗雷德）。唐纳德知道，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即承认失败，不是弗雷德所赞赏的：他知道弗雷迪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弗雷德很可能还不知道唐纳德有多么无能。弗雷德把自己商业帝国的未来押在了这个儿子身上，自己又为儿子牺牲了很多，因此，要让弗雷德承认他儿子有任何弱点几乎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弗雷德更容易相信，唐纳德的才华被淹没在了布鲁克林的死水里；他只是需要一个更大的池塘，才能掀起波澜。 随着卡莫德尔酒店慢慢被翻新为君悦酒店, 弗雷德被唐纳德蒙蔽了双眼，唐纳德为了突出他的成功，极力操纵和贬低该项目的每一个环节，这似乎让弗雷德忘记了自己的人脉、知识和技术有多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君悦酒店和特朗普大厦都不会有开业的那一天。唐纳德的这两个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就连弗雷德也被弄糊涂了。其实，如果换作别人来开发这两个项目，人们会觉得这在曼哈顿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弗雷德一直都知道唐纳德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都是他教的。在弗雷德看来，和“裁判”处关系、撒谎、欺骗，这些都是合法的商业策略。对于这对父子来说，效率最高的游戏就是欺骗游戏。在弗雷德不断推出新项目、巩固自己“战后地产大亨”地位的同时，他还将纳税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据称他还有大量税务欺诈行为，这样，他的四个孩子也从中受益几十年。当众多小报把注意力集中在唐纳德不检点的生活细节上时，他却凭借自己的不良贷款、糟糕投资和错误判断，为自己树立了成功者的名声。然而，他们父子之间的区别在于，尽管弗雷德不诚实、不诚信，但客观上他经营的公司能产生稳定的收益，而唐纳德没什么能力，他只能靠父亲的金钱来支撑一种假象。 唐纳德到大西洋城后，有一点人们不再否认，即他不只不适合在纽约外行政区经营几十套中档出租房产，而且根本不适合经营任何生意，人们也不再否认，他喜欢自我推销、自夸自大，并且品味很浮夸。 当弗雷德向别人吹嘘唐纳德的才华，声称他儿子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时候，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太聪明，也太擅长算计了，所以不会想别的：那些数字就是对不上号。但弗雷德不顾理智与否，继续支持唐纳德的事实表明，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 弗雷德否认了大西洋城的现实，通过这一点，他证明了自己有一个特点，即对任何不符合自己叙述的事实熟视无睹，所以他像他儿子一样大力谴责银行、经济和博彩业。弗雷德幻想唐纳德会成功，在他身上投入了很多，以至于他和唐纳德在经济上密不可分。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这是他永远不会做的。尽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止步，但弗雷德却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他决定加倍下注。 弗雷德仍然被大量的公开宣传所吸引，而且多亏了这对父子对银行的诽谤诋毁，这种非同寻常的撤资并没有对唐纳德的生活方式造成任何影响。后来，虽然他当时未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但这已经开始对他的执行力造成慢性损害了。他已经很容易相信，他最差的儿子是最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容易对炒作唐纳德的文章信以为真。 和往常一样，唐纳德得到的教训验证了他先前的假设: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给自己造成多大的损失，他都会没事的。他将失败称作是巨大的胜利，无耻的自大会可以实现这一点。这就保证了唐纳德即使有能力，他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改变。这还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最终将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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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破产风险的增加，唐纳德第一次看到，他那通过谈话或威胁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他一向善于找到逃生口，他似乎想出了一个背叛父亲、从兄弟姐妹那里偷走一大笔钱的计划。他偷偷接近为我祖父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员工，弗雷德的律师欧文•杜尔本（Irwin Durben），以及他的会计杰克•米特尼克（Jack Mitnick），并指使他们起草一份祖父的遗嘱附录，根据它，唐纳德将在弗雷德死后完全控制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商业帝国以及他所持有的股份。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唐纳德的妹妹）和罗伯特能继承多少财产，完全取决于唐纳德在财政上的仁慈程度，需要他的批准。 祖母后来对玛丽安娜说，当欧文和杰克来到家中，让弗雷德在遗嘱附录上签字时，他们出示了一份文件，表明弗雷德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我祖父当时神志还比较清醒，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尽管他也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他生气地拒绝签字。在欧文和杰克离开后，弗雷德向妻子表达了他的担忧。祖母立即给她的长女打了电话，尽力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她说，简而言之，“这份遗嘱就是没能通过（弗雷德的）嗅觉测试。” 作为一名检察官，玛丽安娜对信托和不动产方面的知识有限。她请她的丈夫约翰•巴里(新泽西州一位著名且受人尊敬的律师)推荐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巴里让他的一位同事去调查情况。没过多久唐纳德的阴谋就败露了。结果，祖父的整个遗嘱被重写了，新遗嘱取代了他1984年立下的遗嘱，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都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此外，新遗嘱还规定了一项新的标准：弗雷德给唐纳德的任何遗产，其他三个孩子也必须等量拥有。 若干年后，玛丽安娜说，“（按照本来的遗嘱）我们会身无分文。伊丽莎白会在街角乞讨。如果我们想喝杯咖啡的话，还得去求唐纳德”。他们能阻止唐纳德的计划，完全是靠运气。然而，每逢节日，他们兄弟姐妹们仍会聚在一起，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唐纳德试图从弗雷德手中夺取财产控制权，弗雷德一直想让儿子相信，他是唯一重要的人，夺权正是这种灌输的逻辑结果。唐纳德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被投资”了；这让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甚至是他的母亲）得到更少遗产。在唐纳德看来，他们整个家庭的成功和声誉都得指望他。这样看来，他认为自己不仅应该得到更多，而且应该得到一切的想法就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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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唐纳德从他的私人飞机上打电话给我，我当时正站在我单间公寓的窗户前，看着上下班高峰时刻59街大桥上的交通拥堵。 “塔夫茨大学的院长寄给我一封你以前写的信。” “真的吗？为什么？” 我过了一分钟才明白他在说什么。之前教我的一位教授一直想获得终身教职，在我毕业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对他表示支持。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我都快忘了。 “这封信让我知道，在你心中，塔夫茨大学是非常棒的学校。那个人找我是为了筹款的事情。” “抱歉。那封信冒犯他了。” “并没有，那是一封很好的信。” 我还是摸不清这通电话的主题是什么。唐纳德接着说:“你想为我的下一本书主笔吗？出版商想让我开始写了，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会很有趣的。” “这听起来真不可思议。”我说。这也确实很难想象。我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想起来他在飞机上。我问他，“你要飞去哪里？” “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明天给罗娜打电话。”罗娜•格拉夫（Rhona Graff）是他在特朗普集团的行政助理。 “我会的。谢谢你，唐纳德。” 直到后来，当我重读那封信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唐纳德认为让我写书是个好主意，不是因为那封信写得好，而是因为它证明了我的确很擅长把别人写得很好。 几天后，我在特朗普集团的后勤办公室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工位是开放式的，室内靠荧光灯照明，墙边是一排高大的钢制文件柜，它与Z大道上的特朗普管理公司内实用风格的办公室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与金碧辉煌、摆满唐纳德杂志的大楼门厅区别很大。 我在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就熟悉了那里的同事和归档系统。(让我吃惊的是，有一个文件夹上有我的名字，里面有一张纸，那是我在中学时写给唐纳德的一封信。我问他是否能给我弄两张滚石乐队音乐会的门票。他没给我弄到手。) 我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办公，但每当我有问题时，唐纳德的副总裁之一厄尼•伊斯特（Ernie East）就会过来帮我，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给我推荐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文件，有时还会放到我桌上一些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文件。问题是，除了这本书宽泛的主题之外，我真的不知道它要讲什么，我只能从书名《东山再起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meback)中试着推断出一个主题。 唐纳德之前出版的两本书我都没读过，但我对它们略知一二。根据我的理解，《交易的艺术》在于把唐纳德塑造成一个严肃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本书的捉刀人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把书中的主题写得很有连贯性，就好像唐纳德真的在信奉并践行一种商业哲学一样，不过施瓦茨早就后悔替他写书这件事了。 在他的第二本书《巅峰生存》因为出版的时机不佳而遇冷后，我认为唐纳德希望他的新书回归第一本书那种相对严肃的风格。我开始试着解释，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是如何从深渊中爬上来，并且取得更辉煌的胜利和成功。不过，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叙述，因为他的“特朗普广场”即将第四次申请破产，但我必须尝试着这样写。 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之前，我都会去见唐纳德，希望他能有时间坐下来接受我的访谈。我想这是了解他之前行为的最好方法。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书中的一切内容，而我需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述书中的故事。我去找他时，他一般都在打电话，我一坐下，他就会把免提打开。就我听到的部分而言，那些电话几乎没有一个是关于生意的。电话那头的人并不知道唐纳德开了免提，他在询问一些八卦消息，要么就是问唐纳德对某个女性或某个新开张的俱乐部的看法。有时也有人打电话请他帮忙。通常，电话的内容都是关于高尔夫球的。每当有人说任何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奉承、淫秽或愚蠢的话时，唐纳德就会傻笑，指着话筒，好像在说:“真是个白痴。” 当他不打电话时，我发现他总是在翻阅下属为他收集的剪报。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关于他的，或者至少提到了他。他给我看了那些剪报，他对大部分来访者也是这么做的。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他有时会像我祖父经常做的那样，用蓝色的签字笔在上面做批注，然后寄给记者。写完后，他会拿起剪报，问我对他自认为妙语连珠的批注有什么看法。这对我的写作并没有帮助。 在唐纳德聘请我几周后，我仍然没有拿到工资。当我把工资单拿给他看时，他一开始还假装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我需要预支一笔钱去买电脑和打印机，我当时用的打字机还是读研时祖母出钱买的那个。他认为工资的事情应该归版商管。“你能去和兰登书屋谈吗？” 当时我还不知道，唐纳德的编辑并不知道他雇用了我。 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正试图从那些枯燥的文件中挖掘出一些有趣的素材时，唐纳德打来了电话，他说，“你明天来办公室的时候，罗娜会给你一些资料。我一直在为写这本书准备材料。明天给你的那几页材料真的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最后，我得想出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的办法。不过我仍然不知道他对“东山再起”一词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经营他的生意的，甚至不知道他在目前的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二天，罗娜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约十页纸。我把它拿到我的办公桌上开始看。当我看完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很明显，这是唐纳德录音的文字记录。这些材料简直就是唐纳德的攻击女性言论的汇编，其中，有一位女性是唐纳德本想与之约会的，但在她拒绝了唐纳德的约会请求后，她在唐纳德口中立马变成了“他见过的最差劲、最丑、最胖的笨蛋”。材料中最大的猛料是，麦当娜嚼口香糖的样子在唐纳德看来很没吸引力；他还评论卡特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的小腿太粗（卡特琳娜是德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曾获得过两枚奥运金牌和四次世界冠军）。 我不再去他办公室找他聊天询问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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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不时地会问起我的母亲。自从伊万娜和布莱恩（Blaine）在感恩节前向祖母下达“最后通牒”后，他已经四年没见过我母亲了（伊万娜当时对祖母说，她要么选择让琳达到家中过节，要么选择伊万娜，只能二选一）。他们发现他们的嫂子（准确的说也不是嫂子）太安静太沮丧了，他们无法和她在那里愉快相处。我母亲自1961年起就成为特朗普家族的一员，她和我父亲离婚后，祖父还是会邀请她参与家族度假，她也总是参加，尽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25年后（即伊万娜下“最后通牒”的1986年），祖母选择让伊万娜和布莱恩到家里过节，她没有考虑到这个决定会对我和我的兄弟产生怎样的影响。 唐纳德说，“我认为我们继续支持你母亲是个错误。如果两年后我们和她断绝关系，让她自己独立生活，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唐纳德和我祖父永远无法理解，任何人都有权得到金钱或支持。我妈妈作为一个豪门长子的前妻，并且可以说是她一人养大了弗雷德的两个孙子，却没有从我祖父那里得到任何应得的东西,更别提从唐纳德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然而他俩都表现得像是我母亲得到了很多一样。 唐纳德可能还认为他自己是仁慈的。他身上也的确曾闪现过仁慈的火光。他曾给过我100美元，好让我能取回被扣留的汽车。在我父亲去世后，唐纳德是他们家族中除了我祖母之外，唯一一个接纳我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帮助和弗雷德的打击，唐纳德的善良已经变得扭曲了，我们几乎都看不到他原有的那种善良了。我为了写书和他进行谈话时，我并不知道唐纳德每月仍然可以从银行收到45万美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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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坐在唐纳德办公桌的对面，和他一起讨论我们海湖庄园之旅的细节(唐纳德认为，如果我能亲眼看到他的那座位于棕榈滩的豪宅，会对我写这本书有所帮助)。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 在他们通话时，唐纳德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打开免提，说，“菲利普！你得和我侄女谈谈。她正在为我写书。你可以告诉她关于泰姬赌场的事情。” 我向菲利普做了自我介绍，他建议我下周去他在康涅狄格的住宅讨论这本书。 唐纳德打完电话对我说：“那太好了。菲利普是个大好人。我雇了他为泰姬赌场项目做设计。他做的东西太棒了，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好东西。” 我和唐纳德讨论完佛罗里达之旅的安排后，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往图书馆。我不知道菲利普•约翰逊是谁，我也从未听说过菲利普负责的那个项目（唐纳德说那个项目的名字叫“porta-co-share”）。 第二天，我乘坐唐纳德的豪车去机场，在路上我告诉唐纳德，我已同菲利普约好了要去他家拜访。我在图书馆了解到，约翰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师，非常有名的“玻璃屋”就是他设计的。我还发现，约翰逊为泰姬赌场设计的被唐纳德称为“porta-co-share”的东西，其实是车辆下客区（porte cochere），也就是一个大型车棚。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唐纳德想让约翰逊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不仅出名，并且唐纳德非常渴望融入菲利普的社交圈子。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要费心去设计泰姬赌场的车棚。那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似乎不值得他这样身份的人去做。 车刚开不到十分钟，唐纳德就拿起一份《纽约邮报》看了起来，我知道他无意为我提供关于这本书的信息。我开始怀疑，他没有咨询出版商就雇用了我，是因为他不想被出版社的人管着。他让他侄女写这本书，可以不签合同，还可以开很低的工资，这与聘请一个职业作家相比，是简单很多。但我们要一起坐两个小时的飞机，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在飞机上能和我说话。 当我们走进机舱时，唐纳德摊开双臂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棒极了，唐纳德。”我知道该怎么回答。 飞机到达巡航高度后，我们解开了安全带，一名保镖在他旁边放了一杯健怡可乐，然后递给他一大堆信件。我看着唐纳德打开一个又一个信封，每一封他都只看几秒钟，然后就把它们扔到了地上。当地上的废纸堆到一定厚度的时候，那个送可乐和信件的保镖又会出现，他走过来把那些信件清理到垃圾箱里。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挪到另一个座位上，这样我就不用看唐纳德扔废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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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车停到海湖庄园的入口处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候了。唐纳德和他的管家一起进入了庄园，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个豪宅有58间卧室、33间浴室，每个房间都配有镀金家具，还有一间高42英尺、面积1800平方英尺的超大客厅。如我所料，这座房子奢华但不舒适。 那天晚上，坐在餐桌旁的只有我、唐纳德和玛拉。她和我以前见过几次，但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互相了解。我发现她很友好，唐纳德和她在一起似乎很放松。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伊万娜相比完全不是一类人。玛拉脚踏实地，说话轻声细语，而伊万娜则很轻浮，傲慢又恶毒。 第二天，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探索这个大豪宅。由于庄园里没有其他客人，所以整个地方显得空荡荡的，出奇的安静。我和管家聊了聊，想看能否从他那里得知一些趣闻，还结识了一些在那里工作的人，然后我在午餐前游了一会儿泳，午餐时间是下午1点。虽然海湖庄园在某些方面显得很正式，但它还是比我们举办家庭聚会的场所要随意得多，所以我穿着泳衣和短裤吃午饭也觉得很自在，庄园的午餐是在露台上供应的。 当我走近穿着高尔夫球服的唐纳德时，他好像没注意到我走到了他身边，他看到我后说，“天呐！玛丽。你好丰满。” “唐纳德！”玛拉假装害怕地说，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 我当时29岁，并不属于那种容易感到尴尬的人，但我还是脸红，我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我把毛巾裹到肩膀上。我突然意识到，除了我的父母和哥哥，我家里还没有别人见过我穿泳衣。可惜这是整个棕榈滩之旅中唯一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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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纽约后，唐纳德终于厌烦了我一直找他聊天，他递给我一份名单，说，“和这些人聊吧。”名单中包括他赌场的总裁和玛丽安娜的丈夫约翰。尽管这些人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但他似乎不明白，如果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一手信息，这本书是几乎不可能写出来的。 我会见了所有赌场的总裁。不出所料，他们的很多回答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我意识到，他们不会向我透露他们的老板在失意的时候都做了什么。不过这些走访并不完全是浪费时间；有的地方我以前从未去过，通过走访，我对唐纳德做生意的地方有了一点直观印象。 我和约翰•巴里的见面比我在大西洋城安排的见面效果还差。 “你能告诉我什么？”我问他。 他只是转了转眼珠。 最后唐纳德告诉我，他的编辑想要见我。他已经把午餐安排好了，我到餐厅时，我以为我们会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个餐馆很贵，位于城中心，但我们坐在了靠近厨房的一张很窄的桌子旁用餐。 在简短的初步交谈后，编辑告诉我兰登书屋希望唐纳德雇用一个更有经验的写手。 “我已经为这件事努力了一段时间了，”我说，“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问题是，我无法让唐纳德坐下来与我进行访谈。” “你不能指望一个人第一次坐在钢琴前，就能弹奏出莫扎特的曲子来，”那位编辑说，“就好像我前天刚学会字母一样（不可能指望我第二天就能写书）。” 我说，“唐纳德告诉我，他喜欢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 那位编辑看着我，好像我的话佐证了他的观点似的。他说，“你写的东西唐纳德一点也没读。” 第二天，我到我的办公室清理了桌子，并把所有可能对我的继任者有用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我没有不高兴。我甚至不介意唐纳德通过别人炒了我。这个计划已经碰壁了。另外，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没搞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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