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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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英著

第一篇 河图、洛书考释

如果将中国上古史比作一顶皇冠,河图、洛书就是这顶皇冠上两颗最耀眼的明珠。《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中国上古时 代能被称作圣人的有名人物不过女娲、伏羲、神农、仓颉数人而已,这些圣人如何使用河图、洛书,未见文字记載。即便后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孔子,一生中天天期盼,也一直未能见到河图、洛书,他甚至将河图、洛书的再现看得比生命还 要重要,才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一千古慨叹,由此可见这两颗明珠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分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不知道古代圣人的所作所为;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无法解读上古先民的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不了解上古的河图、洛书,就无法编写出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孔子很少言及尧、舜以前的事,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从黄帝时代写起。此后有疑古倾向的人,甚至把有关上古的传说全部否定掉。即使在当代,历史界、考古界、文物界对一些新发现的上古先民所创造的珍贵文物也不明究竟,难下断言。因此,破解河图、洛书之谜,已成为研究一些中国上古疑难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一节河图、洛书研究简史及述评

按照传统说法,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上古时代既已存在,但河图、洛书实物以及河图、洛书在上古时代的真实用途却未能流传下来,直到宋代,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中才出现各种图式,并称其中的两种图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这两种图式在上古时代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它们在上古时代有何用途,一直是干古难解之谜。
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河图应是玉一类的物品,或者是刻在玉上的一种图,和其他玉器同时陈列在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郑玄为《尚书》 作注:“图出于河,帝王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 说明郑玄曾看到有的《尚书》文本中有“洛书” 二字。按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念,西序陈列五件玉器,东序也应该陈列五件玉器,这样才显得对称和谐,并与“越玉五重”记载相符。可见在西周成王、康王时代,河图、洛书都还存在。经幽王之乱,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被犬戎劫掠，估计河图、洛书也不会幸免。老子作为东周守藏室之史,一直未言及河图、洛书;孔子曾入周参拜过明堂,会见过老子,孔子是否与老子讨论过河图、洛书问题,文献中未见提及。孔子一直盼望能见到河图、洛书,直到老年时仍未见到。从西周灭亡到孔子而立,中间不过二百多年时间,两件国宝的失落,竟在中国历史上铸成一件千古憾事。
关于河图、洛书用途的记载最早见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则记载同时指出了河图、洛书的出处和用途,可惜记载本身过于简略,既未说出河图、洛书的具体用途,也未讲清河图、洛书是如何出现的。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古代圣人都以河图、洛书作为某种行为的准则,说明河图洛书应是至高无上的圣物,除了天赐或自然存在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古代也曾有几位学者对河图、洛书作比较客观的推测,如汉代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所受之物;元代俞琰认为是刻有图文的玉器;南宋薛继宣认为是记有当时疆士国界之类地图的文物,被作为王位传投的象征物。这些推测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也没有超出《尚书·顾命》和《易·系辞》所论述的范畴,因为这些物品确有帝王可藏、圣人可则之处。有人依据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慨叹,推测河图和凤鸟一样,也是一种瑞物,只有政治清明时才会出现。然吉祥物虽可能为帝王收藏,却很难找到圣人可则之处。有人将“河出图,洛出书”解释成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如扬雄于其《核灵赋》中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还有人 将“马负图,龟负书”与“河出图,洛出书”合在一起进行解释,提出以黄河龙马所负之图为河图,洛水神龟背上所负之书为洛书。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猜测,只能给否定河图、洛书存在的人提供一种口实。
对河图、洛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西汉刘歆。刘歆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刘歆博学多才,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他或许是对各种古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刘歆的论述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在伏羲继天而王之前已有河图;到禹治洪水时,仍在使用洛书。刘歆论述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将伏羲则河图而画八卦之说与《易·系辞》中观天察地而制八卦之说统一起来。
《易·系辞》中对伏羲制八卦过程作了详细记述:“古者包牺一氏之王于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这则论述中根本看不出有一点制河图的意思。后来有人又将河图与《周易》后天八卦的产生连在一起,这非但未能解开河图之谜,反而又给《周易》研究增加了一项不确定因素,两千年来,人们一直为河图与《周易》八卦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使许多有学之士耗费毕生精力也研究不出什么结果。
在河图、洛书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的当属宋代从陈抟处传出河图、洛书等图式。陈抟在《龙图易》(有人认为是伪作)中提出龙图三变的三组易学图式,其第三变的两幅图,就是后来被刘牧称为洛书与河图的图式(见图1、2、3)。图式的 提出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河图、洛书提供了一种依据。这两个图式究竟是陈抟自己由《周易》 悟出来的,还是确实看到古代的实物,陈抟没有说,他托伏羲之名,又将河图、洛书与《周易》 及“龙马负图、神龟供书”拉到一起,结果不仅没有把《周易》解开,反而连河图、洛书本身也被清初一些学者彻底否定,他们认为河图洛书纯系陈抟伪作,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河图、洛书。这一判决被定为历史铁案,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又将各种现代科学手段引入《周易》及河图、洛书的研究,对河图、洛书提出一些新的设想,其中以内蒙古学者韩永贤的见解较为新颍。韩永贤认为,河图是古代的气象图,洛书是古代的方位图。即使这两种见解是正确的,对现代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现在已有指南针及卫星定位系统确定方位,天气情况已由气象部门通过气象卫星进行监测,最关键的问题是当时韩永贤还拿不出上古的河图、洛书实物,因而也无法证明宋人所传的两种 图式就是上古的河图、洛书。另外还有人认为河图、洛书是数字幻方;自然的带有近似图文花纹的石头,等等,这些都只能算一家之言,无法得到确证。
现代考古学的进展为河图、洛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77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上所刻的数字和文字内容分别与由陈抟处所传出的洛书及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完全相同(图4),它说明宋代所传的洛书图式并非陈抟伪作,而且这些图式在战国时已经流行,但它还不足以证明这种图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1987年6月,在安徽省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上,出土了一件五千年前的玉 器(习惯上称之为含山玉片,见图5及彩图1),陈久金等考古专家曾对玉片做过考证,认为玉片周围一圈的圆孔可能与古代的洛书有关,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洛书在上古时代有什么用途,所以这一研究结果并未引起学术界普遍重视。 对于河图、洛书这种在没有文字时代创造出来的珍贵文物,到了有文字时代反而失传了,它们的图形和真实用途又末能记录下来,这就给研究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即使像含山玉片这样重要的实物已被发掘出来,人们仍然以陌生而怀疑的目光审视。

第二节 河图、洛书用途的发现

1995年12月27日,笔者在研究图书馆历史时,上溯到没有文字的时代,那时候是用什么方法来记录、保存、传递信息的呢?据说是用结绳。《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按《易·系辞》的说法,结绳具有和文字相同的功能。结绳是一种难以长期保存的物品， 人们很难见到上古的结绳实物。郑玄对上古结纰记事的推测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作为区别同类事物的大小轻重，古人有可能这样做过:但如果把这看成是上古结绳记事的唯一准则,不仅使结绳显得十分拙劣,而且也使古人显得十分愚昧。唐孔颖达在引用郑玄这句话时认为“义或然也”,即并未作绝对肯定,但后来有的人却把郑的推测和上古结绳记事等同起来,并认为结绳只能帮助记忆,还不可能把具体事情记下来。依笔者之见,如果古人结绳记事,只是用大绳结记大事,小绳结记小事,这样做连帮助记忆的功能也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用十个大绳结记十件大事,当他忘记其中两件大事时,这些完全相同的绳结如何帮助他回忆呢?一个人一生中遇到的大事、小事很多,按这样的方法记录到绳子上就是一长串大大小小的绳结,一件不需要再记忆的事如何从结绳上和记忆中同时消失,一件新的需要记住的事又如何表示已经被记录到绳子上,并与所记的事建立起对应关系,这些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见郑玄的推测只能是结绳记事法则中的某一方面,并不能代表整个结绳记事。因此,应 该对古代的结绳记事重新进行认识。这时,笔者忽然想到,传说中上古曾有河图、洛书;它们在上古究竞有什么用途呢?把宋人所传的河图、洛书图式找来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再与伏羲八卦方位图对照一下，凭专业工作者的自觉,立刻就能看出他们在上古时代的实际用途。原来,河图、洛书与八卦方位图相配，进行数码结绳记事。用这种结绳记事方法,可以把事件的内容清清楚楚地记到绳子上。为了证明上古先民创造的河图、洛书确有这种用途,先做结绳记事模拟试验, 进行模拟试验之前,先做简单分析。把一件事记 录到绳子上,不仅要求结绳记事者自己能看懂,而且要让别人也能看懂,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规则,结绳记事者按一定的规在绳子上打结,别人再按这个规则来“阅读”这条结绳上记的事,这样才能达到记录保存和传递信息的目的。
在确定规则以前,先分析一下一件事需记哪些项目。首先要记事件的名称,表明是人、是物,或是其他自然现象,然后再记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的具体内容。所以,事件的名称、时间、地点和内容,是要求结绚能表达出来的四个基本项目。下面再分析一下结绳的特点,在一根绳子上打结,绳结可大可小绳结的个数可多可少,绳结的距离可远可近,这是三种最基本的差别。如何让这三种差别发挥出作用来呢?应该找出它们和事件的四个基本项目相对应关系,把所要记录事件的各个项目在绳子上一一表达出来。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除了语言(根据人类学家研究结果,人类使用语言有一百多万年历史)和绘画(根据考古学家研究结果,类绘制岩画已有四万年历史)可供利用外,其余的就只有依靠客观世界了。以古代先民所在的部落(或氏族)为中 心,画一个圆,圆心就代表部落(或氏族)所在的位置,圆就代表周围世界(图6-1);从圆心向南、北、东、西画四条射线,在圆上得到四个点,就用它们分别代表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图6-2);太阳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相对于中原先民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说,太阳大多数时候在南边,可以用南代表阳,则与南相对应的北就可以用来代表阴;太阳在天上,可以用南代表天,则与南相对应的北就可以用来代表地;用南代表日食,北就代表地震(图6-3);可以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用上,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相对应,南方热,北方冷,夏天热,冬天冷,可以用南代表夏,北代表冬,东代表春,西代表秋(图6-4);从中心向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再画四条射线,圆上又增加四个点,这样,东南、西北、 东北、西南四个方位也可以表示出来了(图6-5);可以利用这个方位代表其他一些事物,例如,可 以把中心点也算上,用1一9九个数字与这九个方位一一对应起来,北1、南9、东3、西7、西南2、东北8、东南4、西北6、中心5(图6-6)。这 样一来,这些数字又可以和前面指定的方向、季节、事物一一对应起来,于是,就可以用数字代表时间、地点和相应的事物。要表达哪一个项目,就按其相应的数字在绳子上打结,这样就可以把要记的事“记录”到绳子上(表1)。
当然,要想把事情记清楚,让别人能看懂,结绳时还应有其他一些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比如说,确定记录顺序时,以规定先记地点,最后记事件内容,它们之间用较大的距离隔开;记时间时,如果要较详细,可以按年、季节、月、日、时辰‘的顺序进行“记录”,它们之间用中等的距离隔开;同样,对地点和事件内容要想记得更详细,也必须规定 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用一个简单的子把结绳记事过程做一个模拟。
例:用结绳记事方法表达“今年春西南方发生地震”这一事件。
做法:由表1的对应关系知道,春用三个绳结表示,西南用两个绳结表示,地震用一个绳结表示。先依次结三个距离很小的结,空一大段,再结两个距离很小的结,空一大段,再结一个结,这件事就被初步记录下来(见图7)。

现在,这条绳上记的事只有结绳记事者心里明白,别人还很难看懂,因为这条绳上没有记事件名称,而“一"可以代表许多事物。因此,必须设法把事件名称在这条绳上表示出来,比如说,可以用一块结实一点的士块表示地,在土块上画个图形表示地震,把它系到绳子的前端。但一般说来没有必要在每根绳上都这么做,记事者应该把这条结绳交给结绳管理者,说明绳子上所记的事项,然后由 结绳管理者把它系到表示地震的并按年分段的总纲上,这样,由许多年积累下来的一部完整的记录地震的“绳书”,就可以供“结绳阅读者”来“ 阅读 ”了。一根总纲上打100个绳结,把总纲分成100段,依次代表100年,60根总纲就可以记录6000年的地震。在结绳管理者介绍过各类结绳名称和记事规则后,“结绳阅读者”就可以进行“阅读”,可以在这根绳子前,读出“○○年春天在西南方发生过地震”。如果今年春西南方只发生过一次地震,则打有“三二一”绳结的结绳就只能有一根;如果没有,则可以补上。
由此可见,这种结绳记事方法十分准确、可靠。

用结绳的方法不仅能记录历史事件,而且也可以用来“记录”地球、月球的运行周期,植物的生长期,等等。毋庸讳言,结绳记事虽然是没有文字时代最好的记事方法,但也并非十全十美。首先,它受记事地点的严格限制,不同的地点记录同一件事,在方位上可能不相同;其次“阅读”时必须知道结绳的规则和结绳的名称,否则,就会把原来“记录”得很准确的事件解读得面目全非;另外,挂藏结绳需占用较大的空间,而且想长期保存也比较困难。但在那个时代,除此之外,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上面是结绳记事模拟过程,说明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结绳记事方法是确实可行的。这与河图、洛 书有什么联系呢?请再看一下图6-5和图6-6,图6-5相应的正是八卦方位图(参看图8);图6-6正是宋 人所传的洛书(参看图3)。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所以,河图洛书中的各个数字只能用绳结或圆圈、圆点来表示;八卦方位图中的各个方位只能用卦画或算筹来表示。答案就是这样简单,原来,河图、洛书与八方位图相配合古先民在文字产生以前作为结绳记事用的工具书,也是结绳管理者和“结绳阅读者”必掌握的工具书。由于这种结绳记事方法是用数杩形式表示的,所以把这种结绳记事叫做数码结绳记事。

第三节河图、洛书用途的证明

要证明河图、将书确系上内先民所创,并在当时确实是作为数码结绳记事用的工具书,除了上一节的可行性证明外,还必须进行可能性和存在性证明。
先证明可能性,即上古先民确有如此高的思维能力并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
在一百万年前,人的脑模上语言区的部位已经隆起,说明那时候的人已具有使用语言能力。由考古学知,在五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只有1088毫升,而现人的平均脑容团是1400毫尹,说明那时候的“北京人"的智力在总体上仍比现代人低;到了距今一方八千年的“山顶洞人”其头骨已具备现代人的基本特征。脑容量增加到1300-1500毫升,已属于现代人脑容量的变异范围;到了五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人”其骨骼与现代人已没有差别了。所以从发展进化的观点来看,“山班洞人”和“半坡人”的智力已和现代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积累的知识比现代人少得多。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一些有杰出才能的人物,对当时社会、科学、技术、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这已为人类社会无数事实所证明。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在距四万年左右就已具有绘画能力;就我国范围来说,距今28000年的山西峙峪遗址,就曾发掘出数百件有刻划符号和图像的兽骨片,这至少说明 “峙峪人”已具有绘画能力,并在做一些记事的尝试;在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遗址,发现有钻孔的骨针,钻孔的小砾石和石珠,还有分别刻有一至五道刻痕的骨管,说明“山顶洞人”已能搓出很细的绳子并能够进行计数;距今八千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人",已经能制造彩陶,彩陶上绘有精美的图案,他们在陶器内壁上绘有数字符号;在距今八千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遄址,发现些甲骨上 刻有象形符号,发现当时的人已能制作七音阶骨笛,并在墓葬中发现由八片龟甲围成一圈,每片龟甲内有数量不等的小石子(见彩图2),这很可能就是河图、将书的一种表示方式,与龟负图”相吻合。相传伏羲是距今八千年左右一位有名望的 首领,经过此前两万年以上的文化知识积累,由伏羲等人创造出八卦方位图及类似河图、洛书的数字排列图,并用于数码结绳记事是完全可能的。
对河图、洛书、八卦方位图的实物考证将在下一小节专门论述。
要想找到上古的数码结绳实物比较困难,因为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实物很难保存到现在。但对于与教码结绳记事相关的事物都能得到证实。下面就做一些这方面的分析。

(一)凡使用数码结绳记事的氏族或部落,应该有“结绳挂藏室”(即相当于现代的档案馆或图书馆)

因为数码结绳记事要使用大量的结绳,如果没有 结绳挂藏室,将所有的结绳堆放在一起,不仅查找和“阅读”比较困难,而且也容易造成错乱或损坏。
笔者曾对甘肃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的发掘资料进行过考证,这座房屋长13.8~14米,宽11.2米,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是那个时代普通房屋的七倍多,室内每面墙壁有六根附壁柱,四壁共有24根,附壁柱一半裹在墙内,一半露在 墙外,露出的一半用草泥涂抹,分三层,每层厚2.5~3.5厘米,在半圆形草泥皮的第一二层草泥间有横向排列的草绳痕迹,绳痕间距5~6厘米,笔者分析这些草绳只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在附壁柱上左右折弯,另一种是沿水平方向向前延伸,再半压入前面一根附壁柱的第一层草泥内,在抹好第二三层草泥后,前一种在墙壁上露出一列列间隔10厘米左右的绳圈,后一种则在墙壁上露出一层层间隔5厘米左右的草绳,且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见图9)。已知墙高在33米以上,所以这些 草绳应在60层以上。显而易见,这些草绳既不能起到加固房屋的作用,也起不到美化墙壁的作用,而只能用于悬挂物品,但又不能悬挂太重的物品,估计只能用于悬挂结绳或植物标本一类物体。这与笔者所做的模拟试验以及秘鲁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情况十分相似,从而证实405号大房具有结绳挂藏室功能。各仰韶文化居住中心都有这样的方形大房,说明结绳挂藏室在仰韶文化时代普遍存在。

(二)使用数码结绳记事的部落,最先发明出来的文字应该是象形文字(这里所说的“发明”是指独立完成的,下同)

因为在结绳记事时,必须用相似的(或共同认可的)实物或图形来表示所记的事物,为了让孩子 掌握结绳记事,教孩子辨认物品、图画,用绳结、手指、小木棒、小石子等实物教孩子学会数数等,都是必然存在的现象,这不仅为象形文字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象形文字的创造准备了丰富而理想的素材。所以,最先发明出来的 文字应该是象形文字,这已从半坡及大汶口等地出土的陶文获得证实(参看图10、图11)。

(三)使用数码结绳记事的部落最先发明出来的文字中应该包含表示1-9等数字的文字符号

因为在结绳记事过程中,事件名称通常只在总纲上出现,使用频率不高,而数字却是经常要用的,有时为了避免遗忘或错乱,很可能需要把相应的数字先用某种方式“记”下来,然后再按“记”下的数字在绳子上打结。所以,作为迫切需要的表示数字的那些文字,应该最先被创造出来。这已从半坡出土的陶文获得证实,并且有两套表示数字的文字(表2,详细辨析见第二篇第一节和第三节)。
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其他一些急需用的文字被最先创造出来的可能,因为事件名称也是结绳记事十分重要的项目,但这些字在结绳记事过程中毕竟用得不多,它们的发展速度也会比表示数字的文字慢一些,从大汶口等地发现的陶文符号也证实了这一点。

(四)当1-9九个数字符号发明出来以后,对结绳的信息就可以进行转录,在转录及一般使 用过程中,“一”出现的频率最高,“三”和“五”出现的频率可能也比较高

“一”出现频率高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1.在半坡发现的两套表示数字的文字中,只有 “一”的写法完全相同,在两套数字符号同时使 用的情况下,“一”出现的频率应该是其他数字(“三”和“五”除外)的二倍。
2.由河图洛书的图形可以看出,它们只有“五”的排列位置是相同的,“一”和“三”也分别处于同一方向,“五”除了用来表示部落或氏族所在的位置以 及部落或氏族的首领外,其他情况下很少用到,如果两个图同时使用,“一”出现的频率也应该是其他数字(“三”和“五”除外)的二倍。
这个推论从半坡及姜赛等地出土的陶文获得证实,半坡出土刻有文字符号的陶器有113件,一 般一件上只刻有一个文字符号,而刻有“一”的陶器为65件,“一”出现的频率达0.57;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文字符号129个,其中“一”出现73次,“一”出现的频率也是0.57;铜川李家沟出土文字符号23个,其中“一”出现15次,频率高0.65。另外,在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曾发现由三个或六个数字组成的记事符号,直到文字已经成熟的商周时代,仍能见到这样的记事符号,例如,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四盘磨发现的甲骨上,就刻有“七八七六七六曰魄”、“七五七六六六曰魍“两句话(甲骨卜系用古文字纵行刻写—笔者注),这说明在数字符号发明出来以后人们曾对数码结绳记事进行过转录,而月说明在其他有关文字发明出来以后,人们曾对记事数码做过翻译工作,这同时也就说明我国古代确曾由数码结绳记事、数码符号记事白然而然过渡到文字记事,它们是相互衔接的,中间不存在断层。

第四节河图、洛书实物考证

河图、将书产生的具体时间,日前还无法确定。前已述及,在距今八于年的河南舞阳贾一期墓葬中,发现由八片龟甲围成一圈,每片龟甲内有数量不等的小石子(彩图2),置于墓主人头上方,这很可能就是河图、洛书一种表示方式,与“龟负图" 传说相吻合。人类最初曾用小石了、小木棒等实物来计数,龟甲中的小石子肯定是用来表示数字的。估计当时人们会用其他方式来表示河图洛书,比如说,也可以把河图洛书刻划在地上、树皮、木片、兽皮上,当然也可以画在马皮上,甚至干脆就在马身上用马的毛、尾毛打结来表示(即所谓的马负图”),只是这些物品很难长期保存,所以今人无法看到这些实物,只有角甲、石子之类物品能长期保存下来,考古工作者能从八千年前的地下发掘出这些实物,实属难能可贵。 相传伏羲是距今八千年左右一位领袖人物,最有名的事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