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登顶之路--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节选

人性光辉 何以为蒸黎 2021.3.2

关于苏联，关于戈尔巴乔夫，相信很多九零后零零后都没听说过此人，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3月2日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末代总统和总书记。他于1985年上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1990至1991年间出任苏联总统，也是唯一一位在十月革命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他担任苏联总统期间，苏联因为多种因素解体。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戈尔巴乔夫

下文节选自《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二篇《登顶之路》

1970年4月10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年39岁。毫无疑问，各位党委委员非常了解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多年来这个领导职务第一次由斯塔夫罗波尔本地人而不是“外地人”担任。 我的当选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边疆区党委所有其他书记的年龄都比我大，第一书记在本地区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选任本地区的领导班子，甚至包括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成员。第一书记对所有人事任命都有最终决定权。即使是最基层的行政干部也受地区党委人事部门的管辖。对于部属企业或单位的干部任命，有关的中央政府部长也不能越过第一书记直接任命。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苏联的关键掌权者。在我本人的任命过程中，与我面谈的先后有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我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和谈话以及受到信任的氛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我很喜欢。我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与晚年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在我们开始谈话时，勃列日涅夫说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会谈中，我十分唐突地说道：“我们去年的收成很不好。有100万公顷的庄稼颗粒无收。我们努力克服困难保住了畜牧业，但我不认为可以在没有国家救济的情况下撑下去。我很抱歉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到会议厅把库拉科夫叫来，以一种近乎开玩笑的口吻说：“听着，费奥多，我们要推荐担任斯塔夫罗波尔第一书记的是什么人啊？他们还没有选他呢，他已经在跟我要草料供应了。”库拉科夫投他所好：“这样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放弃他作为人选还不算晚。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是对的，我们必须帮助他的地区。”我必须说的是，一旦有关帮助我们度过冬季的指示下达，70000吨饲料就到手了。

我于1955年下半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十五年之后的1970年，我就当选边疆区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最高的职位之一。接着，我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一年党的代表大会将我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我的面前摆着机会。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向同事们转述了在中央委员会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然后，我提出两项重要提议：

第一，每位领导干部必须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完全独自做出决定，只有需要第一书记或主席团批准的重大问题除外。我不会逼迫大家做事，边疆区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他们应当自由和自信地行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欢迎他们与我讨论。除此之外，我们每星期开会一次以交流情况。也许，这种工作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立即收到了效果。

后来，我作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总统，采用了相同的工作方法，除非需要做出紧急决定。下文将更详细地加以叙述。

第二，我建议我们制订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的规划，要在其中使用工业技术，提高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起初对此存在着争议，但最终我们采纳了边疆区苏维埃行政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博森科的建议：要深入学习和讨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表达的思想。这项行动汇聚了科学家、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订完成的农业发展规划于1970年秋获得边疆区党委全会的批准。我用了十年时间贯彻落实这个规划，但直到我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仍然觉得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50周年庆典就要举行，各加盟共和国的来宾受邀到巴库参加庆典，我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勃列日涅夫前来参加庆典，他在阿塞拜疆受到爱戴和崇拜。我仍然能够记得欢呼的人群从主席台前走过的场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勃列日涅夫、阿塞拜疆领导人和我们这些代表都在主席台上。当勃列日涅夫退到后面稍作休息的时候，我走近他说：“我能跟您说句话吗？我只需要五分钟。”“就那么点时间？”他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中讨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干旱问题的后续工作。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建议，已经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部门的批准。”他同意安排时间见我。12月，他认真听我的汇报。勃列日涅夫查看了所有的预算和计划文件，问了我很多问题，让我把材料留给他，包括过去100年干旱和收成的图表。不久，政治局召开会议。我甚至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是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做介绍。我事后听说他这样讲： “我们应当支持年轻的新领导干部，他提出了重大的国家问题。”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加快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和灌溉、供水系统。该项目得到巨额拨款，定为全苏共青团重点项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大批机械拥入本地区。挖掘三条隧道的任务交给了莫斯科市。工程进展迅速，到1974年，我们庆祝了工程的阶段性成果：4月份，克里姆吉尔耶夫斯基高地下的隧道完成；11月份，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第二标段开通。计划正在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一个适应本地区条件的农业体系。 斯塔夫罗波尔人民要特别感谢边疆区研究院及其科学总监亚历山大·尼科诺夫，他后来担任列宁国家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在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采用新灌溉方法的是内福特库姆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主任尼古拉·捷列先科。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了他的故事。我是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听说他的事迹之后逐渐了解他的。在库拉科夫时期，他被指责对集体农庄管理不当，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威胁。被派到落后的集体农庄之后，捷列先科这个年轻的农学家采用了非传统的方法来改善集体农庄的条件，提高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的产量。但是，村民们还有困难，集体农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有人偷拿集体农庄的财物。特别令捷列先科感到气愤的是村民们在夜里偷拿草料。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开着嘎斯吉普车巡逻，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村民用来偷草料的驴子。主席团成员感到困惑，认为必须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然后再做出最终决定。库拉科夫指示我：“到现场去弄清事实。”我到了那个集体农庄，在那里住了几天。事情得到了证实：捷列先科在偷盗行为泛滥成灾时使用了不可接受的手段。他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住了。我的结论是：应当软处理这件事，支持年轻的集体农庄主任的工作。“我们如何支持他？”在我向主席团会议汇报了调查结果后，库拉科夫问道，“这个集体农庄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宣传呢？”“有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灌溉土地方面的经验。”会议做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的决定：召开一个区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交流高效灌溉土地的经验。捷列先科的休耕田耕作法能保证更加稳定的粮食生产，提高产量，他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捷列先科的管理方法很简单：将粮食作物由灌溉田移到非灌溉田种植。他还通过让农田休耕和施肥的方法大幅度增强地力。休耕的灌溉田用来种植草料。这个实验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方法并不符合1966年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决议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考察和证明某个集体农庄种植方法的有效性，然后向整个地区推广。 ...... 我写了这么多技术细节，讲到了庄稼、干旱、灌溉、道路、度假胜地，还有数不清的计划、备忘录、全会、致中央的信、争取高级领导干部等等，不知道是否令读者感到乏味。即使是在那个时代，我有时也在想如果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依靠“老板”，依靠他的力量和意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任何一个满足公共需要的动议都会遭到怀疑，甚至是直接拒绝？谁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体制抵制变革和排斥所有新鲜事物？我还接受了其他一些“异端邪说”，但我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它们。我与斯塔夫罗波尔人民一道，日以继夜地工作，实施我的计划，尽快地发展本边疆区。主要的任务是为未来奠定基础。许多事情取决于我的行动，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独行动的话，那么我的所有主张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我与下属一起工作的方法是给每个人证明自己的机会。其中一些人能发挥他们的潜力，而另一些人感到他们难以应对新的挑战，要求调走或辞职。我很难确定每一个个案的具体原因，但边疆区各个方面的干部及工作人员都在不断替换之中，我认为这个过程进行得很迅速，也没有造成不快。很显然，需要对各个市和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进行大换班。我决定不要把这件事拖到下次边疆区党组织选举。我无法宣称这个过程进行得毫无瑕疵。开始的时候，此事延缓了工作的进度，但后来都超额补回来了。党委的各位书记分担了我决定干部人选的痛苦，许多人不仅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在生活中还与我成为很好的朋友。在整个党的组织体系中，市或地区第一书记受到的挑战最大，担负的责任也最大。第一书记必须是一位政治家、实干家、导师、组织者、称职的经济管理者、策略家，甚至是战略家，虽然只是在地区层面上。最为令人吃惊的是，从来不会有人教第一书记什么是主要的领导技巧，什么是交流技巧，或者什么是共事技巧。一切取决于这些地方领导者的内在能力，取决于他们理解人们只有在未被强令、未被强迫的情况下，在他们感兴趣和被当人看的情况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地区党委书记必须具备以上所有德行，这样的人很不容易找到。

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开始彻底了解指令经济和决策体系。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无数次地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要办成事，就要不厌其烦地“讨好”莫斯科的官僚们。这是一个请示者和批准者的国度。人们也许以为在计划体制之下一切都是合理配置的，但实际情况迥然不同。这个过度集权化的制度遏制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任何最细微的偏离和超越所设界限的企图都会遭到无情压制。战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在国有企业薄弱的地方作用尤其明显：小规模生产、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工业合作社的许多产品出口到国外。但是，正是其流动性和灵活性、经济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以及局限性遭到了制度的拒绝。所以，下令关闭工业合作社。许多人还记得1960年代早期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合同与奖金”工资制，这个实验流产了。尽管《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和加盟共和国干部支持这个新制度，并且保护实验者（众人皆知的“胡佳科夫案件”），其中一些人还是被捕入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敢进行类似的实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希切基诺化工厂的实验中。政府部门不能容忍企业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将这些尝试扼杀在襁褓之中。在我看来，制度拒绝所有的创新是经济中的一种疾病，需要下猛药治疗。那么，最高层的想法如何呢？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同的想法，但不愿意冒险。

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开始考虑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开始，我倾向于认为巨大开支未能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是人的懒惰和不称职、管理部门的缺陷和立法上的差距。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但我逐渐发现这些不是造成低效率的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还要复杂得多。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情况确实出现恶化时，精英及其宣传机器却在吹嘘成就。高层期望地方官员能够上报迅即和显眼的成果。当然，只要有需求就肯定会有供给。每年年初，地区党委就会将本地区企业十分醒目的生产计划弄到报刊上刊登。那些说大话的人被当作英雄来对待。那些埋头苦干的人让人觉得可怜：哥们，你干得不怎么样啊……如果“想法”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话，执行者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自己提出什么创意，那么这个人的前程就会被打上问号。要是严格遵照上面传达下来的决议和指示办事，就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事。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创意是要受罚的”。

---

我的登顶之路--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