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旗下的1950s:后方也不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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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振名
　　在汤志薇老师的时事课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她把报纸上的《朝鲜通讯》读给我们听。后来我读中文系，再后来还当了语文教师，才知道《朝鲜通讯》是报纸上一个专栏，所用的文章体裁就叫“报告文学”。由于文章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所以特别容易入心入耳。记得有一篇《朝鲜通讯》，是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我当语文教师时，这篇报告文学作品，成了课本里的课文）。文中有一段写志愿军战士在战斗间隙中吃炒面，嚥冰雪时说的话：
　　“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再比如蹲防熔洞吧，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遛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哩！”
　　这段话说得的确感人肺腑。它道出了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保卫和平的心声。但是，志愿军战士所想念的祖国后方的和平与宁静，说实在的，我们却没有多少的感受。因为，只要我们走出宁静祥和的学校的校园，就能感受到那对敌斗争的硝烟，还在空间驱之不散。
　　那时候，还在做着“变天梦”的旧政权残余势力，仍然在蠢蠢欲动。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助长他们的迷梦，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了，他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于是解放后潜藏下来的敌特、土匪，活动就猖獗起来了。有的造谣惑众，动摇群众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有的散发反革命传单，鼓动群众打倒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迎接蒋总统反攻大陆（这样的传单，我祖母到郊外捡枯枝、拾柴火时就在山野中捡到过）；有的携枪带械，躲进深山当土匪，与共产党明枪实火地干起来；在城里暗藏的敌特，也拉起“救国军”之类的名号，干起了投毒、暗算等破坏活动。
　　面对潜藏敌人的沉渣泛起，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了“剿匪”“镇反”“打击反动会道门”等等斗争。青年学生是最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在这以剿匪、镇反等斗争到来的时候，又掀起了一阵参军、参干的热潮。参加“剿匪”斗争的同学，是到解放军部队里当翻译员。因为解放军多是从东北一直打过来的战士，不能听懂广东话，特别是要听那些与珠江三角洲的广东话完全不一样的雷州话，就更是把他们难倒了。于是，我们的同学，就凭着才学着说没多久的“国语”（那时还没普通话的说法）上阵了。于是，找老乡带路、敌前喊话，审问俘虏，就成了他们的职责了。班里的梁德盛同学，参军后就随部队到海康县剿灭国民党潜伏下来的“两广纵队”反革命组织，在战斗中歼灭敌人的司令、俘虏了他们的团长，因而立了战功；后来还当了湛江市的公安局局长。在这段日子过去了五十多年之后，有一位老同学作了粗略的统计，连同抗美援朝初参军的，以及后来参加剿匪、参干的同学，共有三十人。占1949年入学时和尚班、尼姑班人数的三分之一了。
　　我们没有参军的年纪较小的同学，也有机会参与这场后方的对敌斗争。读初三的时候，学校的青年团支部，还组织我们参加了一次市公安局的打击贩毒、走私等非法活动的行动。那天夜里，我们穿上不合身的公安服随着公安干警，到敌特嫌疑分子、以及毒贩与走私分子家中去搜查。我们自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是壮壮声威罢了。但毕竟在那场后方的对敌斗争中也留下过我们的脚印，也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啊。
　　这场后方的对敌斗争风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的城市基本没发生过什么恶性的反革命事件。城里这场后来叫做“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对潜伏后方的敌特起了震慑的作用。那些日子里，每当公安战士的行刑车队在城里大街出现时，就是要把现刑的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场了。这时街上就会出现围观的人群。人们随着车队缓缓前行，被押在车厢前面的罪犯灰青着脸，露出绝望的眼神，大概是为他们的颠覆人民政权的失败而在哀叹吧！
　　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也有机会见证这些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场面。那时，我们湛江一中，已从市中心南华广场搬迁到寸金桥外海关楼前一块开阔的山坡地了。山坡的背面，就是那时候处决现刑反革命罪犯的法场。每逢有公安战士的行刑车队从市里开过来，我们就不管是否正在上课，都会立刻轰然而动，跑离教室，向离学校有几百米远的山坡后面跑去，等待公安战士开枪执法，罪犯轰然倒下那一刹那场景的出现；之后，我们还要跑上前去，看那罪犯扑倒地上的样子。对那样的场景，我们是既害怕又想看。直到现在，那场景还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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