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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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学语文

为什么很多企业高管是学文学出身？

　　(本文刊载于《北大商业评论》)

　　王毅女士，本来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谈笑足风雅，诗文俱可观，去年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博士，自称受刘亚洲将军和李希光教授两大高人的嘱托，一定要选我做导师。我看了她的大作，感觉才学有功底，孺子尚可教，北大虽然不培养美女，但也不忍心拒绝美女中的才女也，便慨然允诺。不料王毅之才学，竟然不限于写戎马歌边塞，忽又涉足企业管理，转眼推出一本《破解名企DNA》，笑嘻嘻的请我作序。我非企业家，又是经济学的门外汉，只好将我平日关于企业管理与人文精神的一些闲话，拢在这里，只当去年云淡风轻初相识之际，跟王毅在北大西门外，把酒聊天也。

　　说到文学跟经济学的关系，我曾经举过这么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任要职于美国某著名基金会，他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基金会总裁以及几个部门主管，本科全是文学专业出身，没有一个学金融、经济的，这些职位“按理说”应该是金融、管理出身的人执掌。他们公司的总裁是英文专业本科，他们老板是德语专业本科，副总是法文，前任财经总监是意大利语专业本科……他们的履历几乎清一色都是本科学文学，然后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再跨专业研习金融、MBA，而且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能抽出时间读伏尔泰、斯坦贝克的作品。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学金融管理的人在担任高级职位?原因很简单，金融管理专业训练出来的人现在都在当中层干部。而他们当年学文学的时候，老师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他。他们也不是像中学那样去分裂地学习，而是通过梳理文史哲经典的精神脉络，去体悟人情物理，然后就能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了，如同古人所说，“人情练达即文章”。

　　我近年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学看上去没有用，实际上是最有用的。凡是强大的国家必有强大的文学，没有强大文学的国家强大不了。”用来说明企业管理一样合适。

　　其实很多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做管理学的案例。我们从《红楼梦》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管理学的知识，大观园完全跟一个大公司一样，你看看王熙凤是怎么管家的，大观园是怎么败落的，跟我们管理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道理都如出一辙，极具有启发性。大观园里的各个人就像企业里的各个小干部、各个员工一样，怎么样用某些人，怎么样不用某些人，其实都是人文科学的道理。

　　又如《西游记》中的人物，猪八戒适合做中层管理人员，他不能做高管。孙悟空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他如果不执行的话，上面有紧箍咒，有了紧箍咒之后就会加强他的执行力。猪八戒的执行力很差，但是猪八戒可以起到和谐气氛、团结员工的作用，所以猪八戒适合当中层管理人员。

　　也许有人担忧，文人诗人会把工作搞得太浪漫吧。其实，不大会写诗的领导才往往拿着生活当诗来胡搞，王明博古他们就是，差点断送了红军的全部家当。而看看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那完全是个精明的企业在运作，顽强而巧妙地顶住了崩盘的危局，到陕北后重新上市，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严格控制高管层持股，大面积吸引散户，低开高走，最后一举通吃了天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从管理模式上说，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化管理，建立起以普通员工自觉性为基础的高效率管理体制，管理层科研层操作层打成一片，多向互动。我们抛弃这种管理模式很久以后，才发现毛泽东那深邃的历史眼光，才知道我们今天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不仅仅是走向奴隶制的人性倒退，而且在整体效率上也是反现代化的。

　　我有时也给中国的资本家朋友们讲讲管理学，第一条经济学定律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支部建在连上”。我说不论你是外资还是国企，要想你的企业真正的立于不败之地，我给你出个招，每一个车间都有党支部，而且这个党支部书记你要给他双倍的工资。

　　北大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中，即使对毛泽东意见最大的学者，也仅是不同意他的经济路线，而不会说自己比毛泽东更懂经济。中国的企业家只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中国的企业才能走遍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人都被现代专业分科洗了脑，他认为你要是文学专家，肯定会风花雪月，却不相信你对经济、政治能有深刻的观察。事实上，中文系的学者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做出成就，比如陈平原老师研究大学教育，他先有一个文化视野，然后再深入进去挖掘材料，做出独特的学问。这种整体的视野犹如武侠小说里边说的内功，要先练内功，练好内功才能外家拳脚也挥洒自如。

　　我们中文系毕业的，只要学习优秀，在各行各业都是想出人头地就出人头地，想低调隐居就低调隐居。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等“暴利”领域，也有很多中文系出身的巨头，没听说哪个巨头是学“企业管理”的。金融专业、管理专业、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大都在窗口给客户服务呢。你学四年经济管理、学四年国际金融，然后就想成为经济学高人，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看看那些国际上知名的资本家企业家，谁学过金融管理?多数没学过，多数是先发了财之后，招一帮学金融管理的给自己打工。

　　赚钱享乐是正常的，赚钱后还做什么呢?很多企业家抱怨，自己什么都有了，就是活得没劲。缺什么呢?有一个笑话，也是真事，流传了很久。说西部一个放羊娃，有人问他：“孩子，你放羊干什么呀?”孩子说：“挣钱。”又问：“你挣钱干什么呀?”孩子说：“娶媳妇儿。”又问：“娶媳妇儿干吗呀?”孩子说：“生娃。”又问：“生娃干吗呀?”孩子说：“放羊呗。”又绕回来了，一辈子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他丧失了目的。这个段子好像在嘲笑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其实很多企业家跟这孩子是一样的，企业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生产，生产完了建厂房，卖掉产品，再建厂房，还是这样一个循环，他跟那个孩子不是一样吗?满足个人的东西其实不需要多少，为人民做贡献，才会得到最大的奖励。为什么要将钱放在家里数呢，多累呀。应当帮助更多的人多赚钱，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思想，假如靠你的力量帮助别人有了广厦千万间，比你自己控制一套大大的豪宅要幸福得多。雷锋为何幸福?他天天为人民服务，因此吃得香睡得香，他与千万人一同生活，所以雷锋是当代大侠——大侠不一定就会武功，但他的所作所为最符合侠义精神。能够做到为国为民的最著名的形象是郭靖和萧峰。郭靖成为一代大侠后，帮助大宋守襄阳，明知大宋守不住，但是他与襄阳城官兵父老一起牺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萧峰领导着一个社会上最大的企业集团，即丐帮，他是丐帮的CEO，他靠绝世武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他始终是挂念天下苍生。

　　所以说，人文精神才是企业管理的最后保障。管理企业如此，管理军队如此，管理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儒家先贤早就发现的文化秘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删节）

　　(该书已由军事谊文出版社2013年2月版)

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

　　说起语文，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马上会想到的，是作文和阅读。这也是中、高考语文试卷中分值最高的两大部分。为了能将作文和阅读学好，很多家长从孩子小学就送他们进课外作文班和阅读班，这种补课甚至持续到高中。但一拨拨的孩子步入社会后发现，补了这么多年，还有很多人连最基本的工作总结写起来都发愁。十几年的语文学习中，我们在学什么?我们又应该学什么? 　

　　提高了语文考试成绩不等于提高了语文水平

　　首先，在我看来送孩子去作文班，这不应该说是家长的误区，应该说是家长的无奈。高考、中考，各种语文考试的试卷结构是这样分割的。而现在的辅导班都是应试辅导班，辅导班开设的课程既然是这样设置的，那么家长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从之。

　　家长虽然这么做，但同时也感到茫然，茫然的背后就是怀疑，这样整行吗?功利性的补作文，补阅读，并不一定能够真的提高语文水平，或者说最好的目标也不过是仅仅提高了语文的卷面成绩。提高了语文考试成绩不等于提高了语文水平。现在的很多学生，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工作单位，连个工作报告都写不清楚，这大有人在。

　　这说明语文教育出了大问题。语文本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庞然大物，就好像一头大象，我们现在是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有的人专门管象腿，有人管象鼻子，有人管象尾巴，不管它本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割裂地去看，只能学得支离破碎。所以说，现在是我们整个的教育理念出问题了，大概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语文上，其他方面也一样，其他功课也这样，但是语文表现得比较严重，语文的改革可能会起到一个龙头的作用。

　　在《语文教育要恒温》中，孔和尚写道：现在语文教学过于偏重修辞、文采，培养出来的学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不见得好。这可以说是我们中文系老师感同身受的，有些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文采绚烂、口若悬河，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脑子里一团浆糊，这就不能说他的“语文好”。

　　语文就是自己会说话 能听懂别人说话

　　并不玄妙的语文，为何难住了学生?我们要认真的到源头反思，语文是什么?语文本来不是那么玄妙的东西，语文就是说话，写出来的也是心里的话，就是自己会说话，能够听懂别人说话，就可以了。比如说阅读一篇文章，怎么证明你读懂了?所有设置的问答题都应该围绕着学生懂不懂。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些套套，框框，在字里行间无中生有的搞出一些题目来，这些题目跟学生懂不懂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明明这个学生读懂了，但是命题者要挖空心思设置一些陷阱，没事找事，所以使学生不解：明明我读懂的东西结果证明我没有读懂，渐渐就对语文产生厌烦情绪了。其实大人说一段话，小孩是能懂的，但是，这样的框框教育，小孩好像越长大理解能力反而越差了。这种考试模式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他觉得我永远是不会对的，他永远在揣测另一个人的心思。每天都做这种题，老有错误，老在很简单的地方犯错误。比如“这里作者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学生说了一个思想感情，不对，命题者的那个是唯一标准答案。天长日久，青少年孩子正在成长阶段，他就会老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神神秘秘的东西，这个神秘的东西我永远也摸不着，永远也靠近不了。一部分学生想办法去揣测、迎合。这就造成了他工作以后迎合领导的性格。另一部分学生就放弃了，反正我没这本事，永远也猜不对。这是语文教育中最被讨厌的现象。

　　当前在学校里，学生对语文是最不感兴趣的。这和我们的教育宗旨是完全违背的。按理说语文应该是最受欢迎的，现在为什么这样?要回头看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语文教学状况比较好。比如说大家都公认古代比现代好，毛主席时代比现代强，这十几年是相对弱的。我们希望这十几年是前进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再过十年八年我们又能重新恢复。我们总结一下，古人是怎么学语文的，那个时候学语文非常简单。没有这么多的ABCD选择题，它是一种整体认知。就是你学了一篇课文，把它熟悉了，首先把里面的字词都解决了，有不明白的就问，老师解释，大家议论。没有不明白的大家就念两遍。这个念很有作用。我们过去说书声琅琅，现在校园里没有念书的声音了，因为考试不考，凡是考试不考的学校都不练。你不念书，这书有什么意思?听不见读书，念书，这语文课有什么意思?比如说，一篇课文“武松打虎”，学生念时，心里就有一种英雄情怀，他就把里面的思想、感情，润物细无声地学到了，不需要老师1234地讲，第一这篇课文反映了武松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第三……让学生背下来。根本就不需要讲，老师领大家念课文就行了，课文里包含什么思想，只要学生不问，老师不一定讲。我们现在是老师不讲也不行，不讲老师就显得没学问。老师通过这个来证明自己有学问，好评职称。如果老师上课什么也不讲，只领着学生念课文，人家就说你不负责任，家长也不放心。其实，老师领着学生摇头晃脑地念课文，是最好的教学。我最拿手的功夫，其实不是讲课，而是朗诵和吟咏，乘法口诀我都能朗诵得让你肝肠寸断!

　　语文联系着整个人生 语文也可以在人生中学

　　还有写作文，就写生活中有意思的事，随便写出来就行了，不要去给学生过多的讲怎么写作文。第一段怎么写，第二段怎么写。越讲就会把学生的头脑讲得越笨，越讲他就越不会写。到最后，孩子们写出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人本来是有想象力的，但他一想象你就说他不对，就扼杀了他的想象力。老师总说学生的作文没有联系生活，没有联系实际，何必一定要联系生活实际呢?要以文章本身作为它的标准，事事都要联系生活实际那不成了框框了吗?

　　在作文教学中，很多老师和家长认为，好作文是改出来的。所以，有的孩子一篇作文改了四遍。老师觉得作文会越改越好，但学生却把这个要求当成负担，甚至觉得这对自己是种打击，我的作文不合格，老师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改。有的老师不知道培养、保护学生的写作兴趣。

　　孔和尚认为，这种教育方法是错误的。文章当然可以改，但什么情况下改?如果说有很多错别字，有很多病句，要改。作文有明显的技术性错误，老师一指出来，学生豁然开朗，原来这儿写错了，改过来之后，文章不更好了嘛。这样改的结果是老师、学生都高兴，就达到目的了。

　　如果老师觉得文章不合老师的意，不合老师的某个软标准，这样的文章老师可以给学生讲，应该怎么写更好，但是，另写一篇可以，不要在这个文章基础上再改。我们看作家写小说，看一个导演拍一个电影，有一些地方我们不赞同，不同意。我们不能要求这个导演重拍一遍，不能要求这个作者重写一篇小说。重新写一遍可能还有新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他在下一次创作中有所超越。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学生写作文，不要让学生一遍一遍地改。文章不是数理化习题，数理化做错了，老师指导再做一遍做对了。作文不是。我再强调一遍，语文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语文是一个大全，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纳的一个大全的学科。语文联系着整个人生，语文也可以在人生中学。语文里天然就有生活、有政治，一个语文真正好的孩子，他不可能不爱国，不要单独把爱国主义这一条拿出来，这样会损害你的教学目的。你把课文里的风景讲得很好，人物讲得很好，他自己就会爱这篇文章，所以，要有整体认知。

　　人在生存中要具备的很多能力，都蕴涵在语文的学习当中。数学学好的孩子就逻辑能力强，而语文呢?它的学习是整体性的。想象力、理解力，洞察力等等，这些能力可以在语文学习中同时得到培养。台湾作家张大春也说过，语文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技术教育，也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审美教育，它是整体生活文化的一个总反映，决定了我们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释我们的生活。

　　语文学得好，一定对其它学科是有帮助的。比如做数学题，你分析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分析语法。一道应用题就是一个句子，等于是把这个句子的各个部分分析清楚了，也就是把已知条件弄明白了，已知条件弄明白了也就做出来了。本来学科之间就是相通的。

　　现在有很多老师，还有一部分家长不太重视语文学习，他们必然要受到报应的。语文学不好，其他什么科都学不好。我给北大数学学院的学生上过课，发现他们的语文都非常好，作文也好。语文好就能理解天地万物，理解各种东西之间复杂的关系。天下哪门东西最复杂?语文最复杂。其他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其它东西给你的已知条件恰恰够你做出答案。

　　当前对学生来说，应试是必须的，你得顺应大趋势，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培养孩子对语文的乐趣。怎么培养乐趣呢?要加强课外阅读，不要跟着老师一篇一篇学课文。我给学生讲座时说：你们一个学期就学20多篇课文，薄薄的一本书，不亏死了吗?一个学期至少得读5本长篇小说。语文书当天上午发的，下午就读完了，以后跟着老师上课凑合凑合就行了。语文还用那么学吗?这是对学生讲。如果从老师的角度来讲，一本语文书，一个月就应该讲完，剩下的时间就该领着学生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不要以为这样学生成绩就不好，考试成绩一点都坏不了。当一个学生见的太多了，见到任何题目都觉得很熟悉。如果一个学期领着学生读了一遍《史记》，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文言文能难住学生?

　　对于中学生，我常说，考试不能超纲，但是教学必须超纲。比如奥运会跑100米的运动员，他平时就跑100米吗?他得跑一万米才能保证100米跑得好啊，训练的过程是必须超纲的。考试的时候不能出太难的题，人生“求其上，得其中”，平时教学不想超纲、不敢超纲是老师偷懒的借口，或是自己知识水平不够。老师水平不一定都高，但老师是组织者和引导者，老师并不一定事事都能指导学生，老师只要组织学生向高端进军就可以了。参加数学竞赛的学生会觉得高考的数学很简单，竞赛题肯定是超纲的。

　　语文就是生活 语文就是你这个人

　　学好语文其实很容易。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作文之外，我还是推荐写日记。我说的写日记不是每周交给老师看的日记，写日记是加强人生修养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它不光是提高语文能力，人的一切能力都能够在写日记中体现出来，只要能坚持，就会有成效。我小时候，很多同学都写日记，我不知道现在学生为什么觉得写日记是一个很苦的差事，我觉得老师和家长要引导孩子写日记，不要交给老师看。你随便写，愿意记叙，愿意抒情，愿意议论，愿意骂人都可以。每天写那种不给任何人看的日记，每天就写100字，不多不少。写到一千回，下笔如有神。你会发现写日记是会上瘾的。学生不知不觉就发现写作能力提高了，拿写东西不当回事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一题目，学生一点都没有畏难情绪，什么都能写。现在的学生怵作文，一到作文课，满脸愁云，就是因为没有写的兴趣。家长送孩子去作文班，给孩子买很多优秀作文选看，却忽略了作文不是学出来的。“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要学好语文，就要珍惜每一个生活细节，用乐观的眼睛去看世间的一切。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

作业与作孽

　　上课，按照佛教的说法，本身是一种“业” 。由上课来积累的业力，也叫业绩——我们学习的成绩。我们从小就熟悉一个词叫“作业”，从小就要留作业、写作业、完成作业。后来我们知道，不光学生有作业，工人干活也叫作业，比如工人有作业组、作业班、带电作业等等。

　　再后来我们知道：在佛教里，业也就是孽。这么一看，就有点不大好——原来作业就是作孽。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好事儿、应该做的事儿，原来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坏事儿。大家都孜孜努力的这个方向——从小做很多题、看很多书，都争取成为有出息的孩子，后来努力考上了好大学，被人羡慕，再后来要考研究生、考博士——这一套东西里边其实都有孽。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写作业了，不上课了，不念书了?好像不那么简单。

　　如何既作业又不作孽，这个挺难的，恐怕也不止我一个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出于工作的需要，当然是鼓励同学们好好上课、好好读书、好好写作业。但是我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些不做也可以，这些不做也无所谓。”别人跟我说某学生很好，某学生写的论文很有分量，某博士生写的论文很像教授，在我看来都无所谓。焉知你不是正在作孽呢?当然我们不随便给人扣这个帽子。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自己的人生。我们往往为了一个很好的意愿，投向一个目标，又战胜了很多竞争者，获得成功，达成了这个目标。可是也许达成这个目标之后，就开始作孽。也许在你成为北大学生之后，也许在你读了博士的时候，也许在你留校任教之后，也许在你被评上了教授，或者被评上了长江学者之后，你就开始了作孽，或者开始新一轮的作孽。所以我评价人不以这个台阶来评价，而是以业和孽的关系来评价。

　　周作人不是讲胜业吗?周作人说的很多话都是很有道理的，或者说都是高级的漂亮话——不像新月派，那些人说的都是低级的漂亮话，很容易戳穿——所以周作人比新月派要高级。可是再高级，如果不能跟你的生命结合起来，那最终还是漂亮话。周作人自己的人生，它是个败业。不论多少人给周作人洗地，用多么冠冕堂皇的论文来讲周作人其实很了不起，好像几十年也没有翻过个儿来。周作人的人生其实是败业，他败业的人生反过来衬托他花了那么大力气故作轻松、故作有学问地写出来的那些胜业的文章，就使这个老头显得更可怜。努那么大的力干嘛呢?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说一句“我就是汉奸”?还不如当下的许多人渣。当下的很多人渣倒是有担当——老子就是要毁掉中国，我就是看不起中国，老子就是汉奸怎么了?这种简单的人渣之言，里边好像反而有一种担当。而周作人拐弯抹角的，想说你们都是人渣，我才是最伟大的人;而且披上了这么多的学问，想把孽说成业。这里边包含着真正的可研究的学问。

　　有的时候我上课，我指导学生，除了要敷衍我们这个体制之外——因为我们和这个体制之间，还没有发展到需要进行革命的程度——除了敷衍这个体制之外，我们还要讲一点真正的学问是什么。真正的学问，在大家写的那些论文之外，在我们老师们写的那些论文之外。二者不是对立的——就像我们平时要吃饭，有病要吃药，这是必须的，但这些不是我们成为人之为人的东西。我们怎样做一个研究生?什么是做学问?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说清楚的，甚至不是言语能够表达的，是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的。

　　相比来说，老舍的一生是胜业还是败业呢?我觉得老舍具有的独特研究价值，在于他不是这么简单地能评定的一个人。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的研究对象，逐渐凸显出来它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一个没见过的不认识的人，干嘛研究陶渊明、研究王阳明、研究鲁迅、研究老舍?这是我有时候喜欢唠叨的一些话题。关于老舍的话题我们展开得比较充分。我们谈论的一些话题，可能老舍自己也喜欢谈论、喜欢思考。比如上次我们谈的女性的问题。

　　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做了半天学问，还不如不做学问的人看得清楚?今天有两位同学要谈“老舍与洋人”的话题。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也是一百年来凸显的重要问题，而且在今天，这个问题好像更加重要了。你们怎么看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怎么看未来十几年的中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中国是还存在，更好了，更坏了，还是灭亡了?这跟我们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比我们这个专业更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每个人学了这个专业就能谈论这个问题，要看你是怎么学的。

　　2018年5月23日 于北京大学

教育培养什么人

　　最近读了本“老师写给老师的书”——闫学的《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书名很长，但内容相当精彩，值得一阅。

　　我当初写博客的时候，曾在《泯灭人性的分数》中提到过苏霍姆林斯基：“前些天在路边买了一套五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每本都厚厚的八九百页，原价280元，书贩要60元，我料定在这个资本主义猖獗的时代，是没有人问津一位社会主义教育家的著作的……”

　　我还发了一大通议论说：

　　虽然我们的教育部门还表面上把苏霍姆林斯基列为伟大的教育家，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根本没有热情去读读他的著作。苏联不是垮掉了么?所以苏联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现在流行的是哈佛女孩剑桥小子什么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狼心狗肺教育等等。不能讲狼牙山五壮士了，因为弹尽粮绝了还不投降，那叫没有人性。不能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戴碧蓉、欧阳海了，因为那是给黑暗的年代涂脂抹粉。不能讲岳飞是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拒全球化、大搞窝里斗、屠杀少数民族兄弟，是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暴政前哨。不能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了，因为那是赤裸裸的弘扬暴力，一个基层警官公然殴打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不能讲武松打虎了，因为他是虐杀珍稀保护动物，造成景阳冈地区环境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有些学校连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也讲不下去，因为学生们质疑道：红军过草地，明知道没有人烟，为什么不带上方便面?起码的野外生存常识都没有，饿死活该。《白毛女》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学生们认为那完全是瞎编：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杨白劳欠债不还钱，这是公然破坏法制，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喜儿一旦嫁给黄总，就会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怎么会头发都变白了，最后投入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怀抱……

　　此文写过不久，北京著名语文专家薛川东先生就告诉我，现在还是有人关注和敬仰苏霍姆林斯基的。顾德希先生也这样跟我说。现在看了闫学老师的这本著作，我认识到苏霍姆林斯基果然还活在老师们的心里。闫学以自己的良知和教学经验为基础，准确地理解和抓住了苏氏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学生告诉我，网上有些偏爱大批判的先生误读我的文章，以为我讨好专制制度而将责任都推给教育，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们读读闫学的著作。

　　真正把学生当作“人”来教育的，是像苏霍姆林斯基这样辛勤的园丁。面对铺天盖地的分数崇拜，苏氏在《公民的起点》中愤怒地写道：“分数已成了学校衡量人的标准和尺度。人在分数后面消失了，他的无限性和多维的精神世界也在分数中泯灭了。有多少儿童和少年，早晨上学像是去受苦刑灾难。不仅在于他们走出学校时是个失败者，而且还在于一回忆起学校都终生感到痛心，并对严肃的阅读和书本毫无兴趣。(第五卷，528页)”

　　我在这几年的教育问题讲座中，也经常指出，我们的教育的关键问题在于，是要培养千千万万心智愚昧的打工仔(注意，这里的“打工仔”不是指农民工，而是指每一个给别人工作的人)，还是千千万万精神健全的好公民。不管什么样的教育，总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既合群又独立、既能干活也能思考的快乐的人吧?

　　发表于2009年7月《教师月刊》

语文思维

孔庆东

今天，我们来谈谈，语文思维与写作能力培养。

世界上的道理是非常有限的，古人说，“前人之述备矣”，我们还能比孔孟老庄多说几句话？还能比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多说几句话？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学者教授全部死光，难道人类文明就断绝了吗？不会！只要书在就行，剩下的人继续读孔孟老庄、读康德、读黑格尔、读马克思，人类文明仍会延续。

道理都在，那么多人读书，怎么人类还不见进步？我的体会是，虽然读书了，但大多数人没有读懂。如果人真的具有读懂书的能力，不但学者专家都不要了，大多数书都可以烧了。一部《论语》还不够你做人的吗？或者把《论语》烧了，一部《金刚经》还不够吗？把《金刚经》烧了，一部《道德经》也够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人活着就是为了“通罗马”。有一条路就够你“通罗马”的了，结果我们这条路上不去，换一条路又上不去，走了八十条路都没上去，然后每天就研究这八十条路，培养了许多所谓的名师专家，给你讲这条路上的风景很迷人，那个专家又讲如何爬这条路，还有很多专家告诉你这条路上有小松鼠，那条路上有魔鬼——就没有一个老师告诉你怎么上去“通罗马”。所以，读书存在着读懂和读不懂的问题。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与下愚是永远存在的，这中间只划了一道，其实是一道深渊。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批评了孔子很多观点，其中这个观点就被当作一个反动的思想来批判，说孔老二非常反动，他看不起劳动人民，还不让劳动人民翻身，说劳动人民就是“下愚”的，奴隶主阶级就是“上智”的。首先是污蔑劳动人民愚昧，不光污蔑他们愚昧，而且还说“不移”，劳动人民永远受压迫受剥削。但是后来我自己去读《论语》，发现原来孔子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孔子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人，智商、文化水平比较低，将来就不能提高了，他是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社会是由各种结构构成的，在社会系统中，不论具体的人怎样变化，永远存在着“智”和“愚”的差别——这个结构是不变的。比如原来国家能培养10万名大学生，后来把比例提高，培养100万大学生，好像是比原来增加了九倍的人才，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在培养出的这100万个大学生里面，仍然存在着前10万与后90万的差距，也就是这前10万相当于以前的大学生，剩下这90万还是以前的社会青年。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奇怪，说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不如以前那么好呢。这就说明，从结构上看，“智”和 “愚”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国家可以把全部国民都当成大学生来培养，但是结果还是该多少人愚昧就多少人愚昧。比如西方国家，我们以为他们全民受教育水平高，可是他们的国民怎么会做出那么多愚蠢的判断呢？当他们的政客在电视上忽悠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上当了，都按照政客给他们指出的道路去投票选举，还以为是自己选出来的，其实都是被人家引导的。读书没读懂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是中国，外国也这样，不仅是现代，古代也这样。

有一部分人读懂了，为什么也不能成功，也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读懂了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践。读懂的人本来就不多，大部分又不去实践，虽然世界上的道理“前人之述备矣”，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还不如煤变成炭的效率高。跟语文问题结合起来，怎样读懂书，归纳到“悟”的问题；读了书之后是否去实践，归纳为“练”的问题。“悟”和“练”，正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语文思维，重点在于“悟”；写作能力，重点在于“练”。把它归结为这两个字，换一个新的角度，从佛教角度来谈一谈语文的问题。佛教讲“悟”、讲“练”，在佛教里“练”经常用“修”、 “参”这些名词来表示——参禅悟道，修行。

建议大家可以适当地读一点佛经，比如《金刚经》、《坛经》。佛经开头经常说“如是我闻” ，之后，佛就在一个地方领一帮人，基本都是一千二百五十人，集合之后，每人拿着一个碗到城里去要饭——古印度要得等和尚们来化斋，给他盛最好的，然后自己家再吃饭——之后都回去一块儿吃，很有规矩。吃完之后洗漱干净，佛开始说法。佛和今天老师讲课不一样，不像我们有很严密的体系。佛上来就吹牛，就说我这个人特别有本事，能够放出十亿光年的能量来。或者做一串比喻，说这个东西很厉害吧，还有一个比他厉害十倍，还有第三个比第二个更厉害十倍，然后前面这些所有加起来不如我的万分之一。佛说法，大量地运用修辞手段，不是运用推理。佛用一种特别夸张的表达方式，打击听众的思维，改变你所原来固有的那些俗念、浊念，佛讲法的教学方式、教学体系，是一种引导人开悟的教学体系。《论语》、《老子》、《庄子》，思想深刻、影响深远，也都和表达方式有关，哲学借助文学的翅膀。

佛教又说“不立文字”。最善于驾驭文字的人，反而看穿了文字的秘密，文字就是开悟工具。悟的不是文字，悟的是道。真正悟道之后文字就是桥，佛教里讲“过河拆桥”，达到彼岸之后、悟道之后，要忘掉通往道的具体途径。

佛愿意用比喻，孔孟老庄这些圣人都喜欢用比喻。比喻的本质是拿一个事说另一个事，可从逻辑上知道一个事和另一个事分明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太阳红得像火，太阳就是太阳，火就是火。当我们说A像B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共同存在于A和B之中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执着说，太阳不是火，他没有悟的能力，是书呆子。

“悟”经常和“通”联系在一起，“悟”是“打通”的意思。世界上的事物是独立的，每一个具体的例子，都有相对独立的时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客观的联系，是主观的联系，是人的思维打通了相对独立的时空——无论这个时空多么小，我们在主观上打通了。当你用一个文字符号表现你的感官所发掘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语文的内容，是叙述的学问。叙述你感悟到的世界，并准确地深刻地叙述和表达出来，需要的是“悟”。只有“悟”，才能打通本来彼此独立的事物之间的统一性，只有“悟”，你才能找到太阳和火之间的联系。比如苏东坡讲的典故：一个盲人，他没见过太阳，他问人什么是太阳，有人给他比喻说太阳就像个盘子一样，希望他能明白，可是有一天他听人家敲钟，他说，噢，这就是太阳！他理解的“盘子”是敲出声音的那个东西，敲钟的声音跟敲盘子的声音很相似，他听见敲钟，认为是敲盘子，这就是“太阳”——他不能建立这两个事物之间准确的同一性。语文思维就是在毫不相干的事物中间，努力去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相通性、统一性。在其他学科看来，有些事物是相近的，有些事物是很远的，有些事物是不沾边儿的；语文思维就像哲学上讲的，万事万物都有联系，在于怎么建立，在于怎么发现。

任何一个文字，特别是汉字，包含的信息是无穷的，谁也想不到一个字将来还能够容纳多少东西。比如汉字中最无聊的、最没有用的一些语气词，“的”、“了”、“吧”、“呢”的“吧”，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它有了巨大的用处——“网吧”。 “吧”本来是语气词，今天就成了名词，它原来就存在着这个可能性。每一个符号都存在着无穷多的可能性，因缘际会，这个可能性就迸发出来了。

佛教的“因缘”二字，有因，有缘。“因”是一个事物本身包含的无穷的可能性，但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变成现实性。语文好的人，思维是跳跃的，在感官上感觉是跳跃的，但事后去研究，又发现大有逻辑，大有哲理，存在着先天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包含在跳跃的基础上。比如朱自清《荷塘月色》里“通感”的修辞手法，“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又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用听觉写视觉。这固然是朱自清有悟性，原来的对象中就包含了这种可能性，他发现了这个可能性。发现“可能性”的人，就是悟道的人；没有“悟”的能力，堆积多少知识也达不到。

“悟”分两种，“顿悟”与“渐悟”，禅宗推崇“顿悟”，净土宗推崇“渐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六祖慧能用这个偈子表达了顿悟的道理。一旦顿悟就豁然开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顿悟。“顿悟”和“渐悟”不能完全分开，是不是渐悟惭悟，渐悟到了一定的程度，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存在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鉴定二者的差别？有一天我们顿悟了，此前的渐悟还有没有价值，还算不算数？在大部分人不能顿悟的时候，渐悟还是更有价值的，所以净土宗的信徒是最多。净土宗有一个最简单的法门，不管你有没有文化，不管你做了多少孽，天天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顿悟和顿悟之间不好比，不像对抗性的竞技。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你心里怀着顿悟的理想，顿悟的追求，但是日常中，还是以渐悟为基础。

“渐悟”，就是“练”、“修”、“参”，渐悟是体现在日积月累中的。许多家长、学生问我，怎么提高语文的学习成绩？我给很多人都是同样的答案：写日记。写日记要给自己写，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是给别人看的，学习是对照自己，对照自己的良心，“三省吾身”，你真的很严肃地对待自己，你是你自己的老师，你也是你自己的学生，你是你自己的法官，你也是你自己的罪犯。你真的能这样去写日记，何事不成？第二，写日记的方法，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很严肃的、很重大的、像写作文一样的任务去完成，你没写就有负担了。我每天就用十分钟的时间写日记。他问写什么，我说只要你有真心，随便。一开始会乱写，写到几十天之后，自己一个东西被开发出来了，自己就会把它越写越好。比如一开始这十分钟只写一百字，能不能一年之后把它提高到三百字？十分钟强迫自己写三百字，高考作文将不成问题。随便写一件事，随便发一个议论，十分钟写到三百字，天天写，提高的何止是语文。在这个方面，佛家的理念和儒家的人生发展轨迹就合一了，儒家讲“修齐治平，格物致知”。

我们对佛教本身也要进行一个扬弃，也要进行一个“过河拆桥”。《金刚经》最伟大的一点，讲到最后又告诉我们，刚才我说的话也都是虚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否定之否定”，花非花雾非雾——双重的否定，才能使人彻底地觉悟。所以焚香诵经、修桥补路，这些都是手段，本来都是为了成佛用的。可是很多人不懂，把这些当成了目的，混淆了目的和手段。

提升语文思维，有种种的办法。语文这门功课，功夫在课外。语文这个学科最好地体现了课堂内外打通、结合的道理。“悟”了之后，语文课不需要费多少时间。每天写十分钟日记，也不必真的去写，如果有别的方法替代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过河，不要拘泥于过河的桥是什么样的、船是什么样的。

成佛可以分成很多阶段，从和尚，到罗汉、到菩萨、到佛，“佛”只是一个平台，我们把佛比喻成一个高原，上了这个高原之后都算“佛” 了，佛跟佛之间还有差别。

又由“佛”想到尼采说的“超人”，佛就是超人。尼采也用比喻，比喻平常人和超人的关系，就是人跟猴子的关系。人是什么——人就是超猴。人已经是万物灵长了，超越同类，就成为“超人”。佛教，还有儒家思想都是指导我们成为“超人”的，而这种“超人”不是尼采说的“超人”，尼采说的“超人”，有抛弃原来的同类的意思。尼采的思想为什么会被法西斯所利用？法西斯认为自己是优越人种，你们都是劣等人种，所以优等人种就可以灭掉劣等人种，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今天的这个世界——由英美主宰的世界，正是暗含着这样一种法西斯逻辑，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你们都是反人类的，你们是劣等的，至少是迷途的羔羊，所以他踩你、灭你都是合理的。而中国文化的“超人”是要救原来的同类的，是要普渡众生，强调领袖人物和普通人的关系。这个差别，仍然需要通过“语文思维”去把它“悟”出来。语文思维的“悟”，就是打通语言符号与世界万物的联系。人之所以从猴子中超拔出来，就是人建立了语言符号，用符号来统治世界万物。

怎么把“语文思维”贯彻到写作能力中去呢？有悟性的人或者是要达到、提高这种悟性，应该做什么呢？在我看来，应该做文字游戏。随便写日记，能释放你生命中本来存在的游戏文字的精神。中国文字，除了用来交流信息、搞科学发明、写文章之外，有一种很好的功能，就是可以玩儿。世界上最好玩儿的是什么？就是汉字。会玩汉字，才能获得最高级的幸福。建立在汉字智慧上的灯谜、对联、诗词，如果不会，是人生的极大遗憾，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的极大遗憾，因为这包礼物就在你的面前摆着，你没有打开它，而打开它、进入它、享受它，并不难。所以我鼓励喜欢语文、有志于语文成绩提高的孩子大量地做文字游戏。你能不能给同学起一个外号，非常准确生动鲜明，又不损害他的人格，然后迅速在全校不胫而走，最后就代替了他的本名，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一下子达不到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对每一个文字感兴趣，每个字要带着怀疑地感兴趣，养成查字典的习惯，热爱查字典，查字典是乐趣。从各种咬文嚼字中，去领悟这个世界的奇妙。

归结起来，“悟”和“练”，“悟”和“修”，融合一道，让我们去热爱文字热爱写作。曹文轩老师说，“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种人品”。曹老师从严肃的品德角度去考虑，我从比较世俗的角度去考虑，热爱文字、热爱文学是人生的第一乐趣。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的精华”，在我看来，文字是精华中的精华。热爱文字，像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道”一样去热爱文字，通过对文字的“悟”和“修”，打开语文这扇大门。

鲁迅是语文教学的灵丹妙药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语文教学受学生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鲁迅精神。我当时讲现代文学，包括我讲语文课，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我非常重视鲁迅这条线。

　　钱理群老师是中国研究鲁迅的一流专家，我是钱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我从他身上深深体会到了何谓“鲁迅精神”。做学问，不能仅仅把学问作为一个饭碗，还要把学问跟自己的个人生命结合起来，钱老师就是这样的学者，令我敬佩。有的老师也很有学问，但他仅仅把学问当成一种职业，看做一个饭碗，和自己的生命并不结合，我不能说那样不好，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我更倾向于将生命与学问打成一体的。

　　每次讲一篇课文，我都像在学校做论文一样，去找我所能找到的与这篇课文有关的所有材料，再找一个我合适的讲法，然后写一个提纲，按照提纲去讲，跟学生互动、讨论，正是这样的讲法使学生接触到了真切的鲁迅。

　　我从来不说，鲁迅是伟大思想家、伟大革命家、伟大文学家，我都不说，鲁迅是什么让学生自己评价，你觉得鲁迅高也好、低也好，可以自己比一比，你自己能不能说出他这些话来?你认为还有哪些作家能赶上他，能说出他那些深刻的话来?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学生正崇拜王朔，那一代学生特别喜欢王朔，我说虽然王朔身上有反鲁迅的一面，但他身上还有一点鲁迅精神，大家去找找看，可以把王朔和鲁迅比较一下，这样能够帮助他更深理解鲁迅，这样的教法果然有效。

　　这种思考使我感觉到，鲁迅是语文教学的一把金钥匙，我们大家可能都同意——鲁迅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和重点，但我认为他还是一把金钥匙，一旦把鲁迅拿下，学生过了鲁迅这一关，他不可能不喜欢语文，他不可能不喜欢文言文，他不可能不喜欢作文。也就是说鲁迅这一关拿下了，会对整个语文教学都有一个整体的提高和促进。

　　钱理群老师曾经说，鲁迅是语文的灵丹妙药，特别是作文的灵丹妙药。他说社会上那么多作文班，好多都是胡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学生读鲁迅，读鲁迅可以应付所有考试，应付所有作文，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里我第一次公布这个秘诀，告诉大家鲁迅是可以应付一切作文的，让学生仔细研究鲁迅的文章就会知道，鲁迅做文章，第一绝不会跑题，第二绝对别开生面，鲁迅的文章篇篇都是高分作文。

　　你随便翻开一本鲁迅的杂文集，看了题目，你不知道他下面要怎么写，可是看了下面怎么写之后，你只有佩服，却不能指责他，你不能说他跑题了，他写得非常切题，而且没有他做不了的题目。古今中外正反左右，真是纵横叱咤，鲁迅是中国第一作文高手!这就是鲁迅文章本身的魅力。你读鲁迅多了，思路自然就会打开。我们有的老师，现在老去推荐学生读很多作文选、范文来打开思路，那样不行，因为那不是高手。只有学了高手，自己才能达到中等水平，所以学鲁迅是最好的办法。

　　有不少年轻的作者喜欢写杂文，称自己在学习鲁迅。但他们对杂文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们以为有一腔正义感、对社会不满、见什么骂什么，就是写杂文，这根本不对。鲁迅首先是有大学问、有大爱。有大学问才能够写杂文，杂文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偏激的。因为你只论一人一事，这种东西很可能是片面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观，你有能写一篇长篇小说的才华，然后来写一篇千字文，才能够举轻若重，这是比举重若轻更高的一个层次。

　　金庸小说里写的，独孤求败30岁的境界是举重若轻，那时他力气很大，可以把重物举起来，但是他到了40岁，步入更高的境界，就举轻若重，写千字文像写长篇小说。

　　所以，鲁迅的文章每看一篇都有黄酒的味道，非常浓重，非常深厚。鲁迅的文字感觉也是很好的，读鲁迅的杂文或者小说，简直可以感觉到文中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更换，你试着改一个字看看?!就是不能改，改了就不行。鲁迅使用文字，往往是使用最基本的含义，即使用那个字的本义。这就是最大可能地发挥了汉语的魅力，使文字之间流淌的那个看不见的灵魂和作品的灵魂融为一体。

　　比如我们讲过的《孔乙己》，读完《孔乙己》之后，有种感觉久久挥之不去，不是特别深，也不是特别淡，就是那个劲。那个劲，到底是一个什么劲?孔乙己给我们留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老想总结它，但是一总结可能就错了。

　　鲁迅读二十四史，怎么能读出“吃人”两个字来呢?这绝不是用总结中心思想的办法总结出来的，而是他建立了一个感觉。他反复读，读着读着“吃人”两人字就冒出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孔乙己》里一个很不重要的细节，小伙计被推荐到一个酒店里去，但这小伙计很笨，但因为荐头的面子很大，又辞退不得，于是就负责一个很不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羼水，这个酒店是经常要往酒里羼水的。往酒里羼水这个意象竟然这么重要!尽管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但对整篇的气氛有影响，往酒里羼水的意思概括成两个字，恰恰就是“凉薄”，人情凉薄，而整个一篇《孔乙己》讲的就是凉薄。

　　我们总结《孔乙己》说是封建礼教的弊端、批判科举制度等等，这都是从我们所受的教育、政治观念出发，去强加到孔乙己身上的一个概念、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也不能说它错，也对，但这不是根。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读了《孔乙己》心里头也不好受呢?他对什么科举制度一无所知，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根本不了解，但他读了孔乙己之后，心里也难过。因为《孔乙己》写出了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一种痛心的凉薄。

　　“孔乙己在场的时候，使人们这么快活，但是孔乙己不在的时候，大家便也这么过”，这才是《孔乙己》这篇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这个人给大家带来欢笑，但大家心里根本没有他的灵魂，没有人关心他，活着死了都没有人关心他，只有老板记着他还欠十九文钱，这恰恰是一种世态炎凉。鲁迅就能本能地把握这种东西。

　　再比如《故乡》，《故乡》读了之后也有一种味道，有一种感觉让人久久挥之不去，这种味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竟能让人久久挥之不去?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故乡》，我的一个同学喜欢画画，但画得不好。他拿了一张白纸，用圆珠笔画了一片蓝，代表深蓝的天空，然后在上面用黄色笔画了一轮大黄月亮，下边画了两道小树叶。画得这么差的一个画，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我想读过《故乡》的学生，可能对老师归纳的中心思想都忘了，但是忘不了小说里画的那个画面：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月亮，海边沙地上一个少年戴着银项圈。这个画面是永远忘不掉的。

　　其实，如果写在别的小说里，也不见得这么难忘，为什么《故乡》里的这一段这么难忘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是《故乡》的灵魂，就像诗歌有诗眼一样，这是题眼。

　　为什么说它是题眼呢?因为《故乡》讲的是一个希望的意思，那么这个“望”的本义是什么? “望”这个字的本义恰恰是月圆，农历每个月的十五叫“望”，初一叫“朔”，最后一天叫“晦”。鲁迅恰恰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使用“望”这个字的，他写了一轮圆月。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随便看到一个汉字，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积淀就发生了作用。中国人看到“春”这个字，想到的绝不仅仅是冬天过去之后的那个季节、那种时节，不是，中国人看到“春”这个字，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影响自己，影响别人。

　　有一次我上鲁迅课的时候，有一个外国留学生说，他觉得《故乡》的结尾不好。他说《故乡》的结尾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多余的，有了这一句话反而把话说破了。我说，有这句话也不能说不好，但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没有也可以。因为这篇文章的意思太深了，如果没有这句话点破，很多人可能领悟不到，所以鲁迅要写出这句话来。如果是领悟力非常强的人，即使没有后面那一句，《故乡》也足以达到思考的效果，使人思考“希望”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这个“希望”更可靠，还是闰土拿的那个神像更可靠?这才是一个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都统合在天上月亮的照耀之下。鲁迅就是这样来使用这个“望”字的。

　　在北大读书教书期间，我经常接触到韩国学者、日本学者，他们几乎从来不佩服中国别的，却最佩服中国有鲁迅。他们有钱，有这个，有那个，可就是没有鲁迅，所以他们极度尊敬甚至可以说是珍惜鲁迅先生，鲁迅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亚洲的，是整个东方灵魂的脊梁。

　　在一个全球化强势的时代，文明的决战进入新阶段的时代，作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要讲出鲁迅丰富多彩的一面，才能够更好地结合我们的语文教学。所以，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侧重讲的是鲁迅人性的一面，讲他的痛苦，讲他的智慧，讲他的爱恨，讲他的学问、才华，讲鲁迅永远站在弱势群体一面，谁受压迫他为谁说话。

　　鲁迅其实是文化界大侠，他抑强扶弱，自己也受欺负。但他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牺牲者，他也让自己尽量过得好，不做无谓的牺牲。鲁迅素来是反对学生徒手请愿的，为什么?他把政府看透了，当时的政府不值得请愿，请愿没用。但是学生一旦请愿，他就支持学生。

　　鲁迅他不做无谓的牺牲，但有了事情他承担，所以鲁迅的一生既痛苦又快乐。我们要看到鲁迅这方面的人格魅力，鲁迅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文化斗士，而是那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一生用钱理群老师的话说是“生命的大飞扬”。

　　鲁迅曾经用了很多年研究佛经，探讨人到底怎么活着最好，他思考的是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奥斯托洛夫斯基思考的一样的问题：“人怎么活着一生过得最好?”鲁迅选择的是“生命的大飞扬”，所以他在《死火》里表达了这个思想——“与其冻灭，不如烧完”。他的痛苦是深刻的痛苦，我们体会到他的痛苦，就能看清自己的痛苦，不会因为一些小烦恼就寻短见。我觉得这都太不值得，想想鲁迅那代人的痛苦，这点儿真没什么，年轻人必须从他身上学习他的胆识、智慧。

　　如果能把鲁迅这一关拿下来，对于学生学习其他现代白话文、文言文，都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带动整个语文教学整体地前进，最关键的是还能完善学生的品格，可谓功莫大焉。

孔夫子的教育理念

　　本人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当今，我们这个社会上都在批判应试教育。让孩子太遭罪了，一天到晚——上课，写作业，上补习班。有的孩子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上课直打盹。这就让我回忆起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夫子。看看人家是怎么当老师的，人家是怎么上课的。

　　想当年孔子是地球上第一个民办教师。到了春天的时候，孔子怎么上课呢?《论语》里有一段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什么意思呢?春天的时候，做一身新的学生服。做一身新衣服，是不是就坐在教室里上课呢?不是。干嘛呢?跟着孔老师出去。谁坐教室里上课啊，那一看就老师水平很低。水平高的老师都不在教室里上课，都在外边上课。而且不是非得分成一个年级一个班，“冠者五六人”，大学生研究生，谁愿意跟着谁跟着，而且还有中小学生一块儿，小孩儿也跟着。而且还得找一个河边，老师跟学生，脱了下去游泳，充分地体会春天之美好。

　　这样，把灵魂都激活了，身体都打开了，高高兴兴坐那儿，孔子说，来同学们，咱们今天讨论讨论非洲动物问题，明天讨论讨论北约问题。这样，学生能不爱学吗?如果看谁还没上来，“子路，过去把他捞上来。”你想象一下：那个春天，那个气氛，那个学校，能有厌学的学生吗?而且事实告诉我们：孔子的学生都成名了。他没有百分制啊，不是说哪个学生85分，哪个学生90分，没有。他的学生各国诸侯抢着要啊。

　　所以说，今天，在春天这个季节里，谈到教育问题，我觉得我们还要发扬孔夫子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解放我们的孩子，把他们放回到春天里去。不是让他们不学习，而是让他们怀着春天的心情，学习之后，成为充满青春朝气的祖国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