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五班趣事

山 居 轶 事
景晓穗
1974－1975年，我住在离重庆三四十公里的一个小地方，是重庆到北碚的半路，地名叫三溪口。
文革中，所有的学生都要按照老人家的指示，学军、学工、学农。前两种因为受各种条件限制，难度大一些，所以许多中学都建有学农的基地，孩子们每学期去上几周，帮农民干点活。我们部队执行援老抗美任务回国后，师部驻地在沙坪坝省委党校。后勤部卫生科属下的师医院要开展收治工作，没有地方摊开要占三四十间房子地方的家当，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三溪口这个学农基地。学农基地是市中区的一间中学的，大约是七十几中，还是九十几中，实在想不起来了。从公路拐个弯，走进山沟里去大概2公里，半山腰出现了几栋楼，旁边还有个小煤窑，就到家了。
这里是个世外桃源，由所长和教导员管理，工作人员加病号大约二三十人，有一辆跑起来吱吱嘎嘎的苏制嘎斯51当值班车。当时的政治学习挺多，教导员文化不高，经常把“供不应求”念成“供应不求”。大家嘻嘻哈哈，原定一下午的学习，中间休息后就再也找不到人了。
那么好的太阳，虽然春风吹在脸上还有点凉，可是待在屋子里多难受啊。拿个破筐子跑到田边去捞小虾，捞了一小堆，用点清水淘一淘，把草渣子拣干净，生了冻疮的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小虾放点盐巴、辣椒一炒，不等开饭就没了。
当地的农民非常穷，经常用块小毛巾包几个鸡蛋，走上几公里去卖，然后买斤盐回来。有个农民的孩子得了肺炎，要打三天青霉素，可他一分钱也没有。我们叫他去摸了几斤黄鳝拿来，算了算，除了打针，还多了一块多钱，他抱着孩子千恩万谢。晚饭后，我们到农民家里去买桃子，先尝后买，每棵树上吃一个，然后买一网兜，一毛五一斤！有个男医生真小气，次次都是吃一肚子，最后说不甜不甜我不买了。我们都替他害臊。
极度匮乏的文化生活，使每月两次的电影成了大家共同的期盼，虽然电影放起来，影幕下的人说的台词比影幕上的人还来得快。每当师部放映队的汽车一驶进山沟，大人小孩一声声的“电影来喽……”“电影来喽……”从沟口以最快的速度向四面八方传去，让人想起电影《鸡毛信》中那“鬼子来喽……”“鬼子来喽……”的喊声。天黑了，一串串的亮光向我们这里聚过来，有点钱的打电筒，没钱的举着火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人。
小煤窑的条件差极了，洞口只有一米高，农民们赤裸着，只在腰里围一块布，爬进爬出，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因为可以拿到现钱，所以想进小煤窑工作也极不容易，都要跟公社、大队的头头们有点关系才行。75年8月份，小煤窑出事了，一次就死了三个人，有个跟我们混得挺熟的高个子，走路扭啊扭的，被叫作“假女人”的也在其中。死人脸上盖张报纸，停放在路边。陈军医四岁的女儿看到了，大声叫：妈妈妈妈假女人没死，他在看报纸呢！
学农的学生们来了，给山里带来了勃勃生气。初中的孩子们兴奋得象度假，满山疯跑，老师根本就管不住。一天下午，七八个人簇拥着个小姑娘冲进来了。孩子们学农民修大寨田打石头，小姑娘去扶钢钎，结果晃了一下，被大锤将食指（左手？右手？）的第一节给打扁了！真的是扁了！手指厚度大概是原来的1/3。事隔30年，我仿佛还能看到那个扁扁的食指！手术室当时正好在做手术。刘军医手术完了出来一看，摇摇头，给小姑娘打了一支度冷丁止痛，进手术室，做了截指术。
所长和教导员商量了一会，叫我带车把小姑娘送回家。因为度冷丁的关系，小姑娘很安静，一直没有喊疼。到了家（位于两路口至七星岗之间的地方），她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我们一直等到天都黑了，两位家长才回来。这是一对在体育部门工作的夫妇，男的高大魁梧，女的清秀修长。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满以为会听到几句感谢解放军之类的话，没想到他们沉着脸，非常不高兴的样子，我只好告辞赶回三溪口。
几年后，我当了妈妈。吻着怀中女儿的小手，感受着小手在我的脸上、头发里的抓挠，我突然明白了那对夫妇的悲伤。女孩子的手，那娇娇的、柔柔的、纤纤的手指，在爸爸妈妈心里的位置，在女孩子以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失去后带来的悲伤。如果当时我们不是那么处理，而是在指根部扎好止血带，用干净纱布包好伤指，打了止痛针就马上送她回家，让她的爸爸妈妈去处理后面的事，他们就不会永远永远地在心里藏着悲痛，背着包袱！
算一算，小姑娘今年应该有四十多岁了，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失去手指的日子，对学习、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她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当面向他们道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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