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晚年写信给邓小平，想回到家乡

2021-03-29 08:04历史达人,优质创作者

1990年9月的一天，一封书信出现在邓小平的桌上，信的大致内容是：我当初有罪，但现在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已回故乡广东乐昌探亲，希望准许我留乡长久居住，落叶归根，死也死在老家。最后落款是龚楚。看着这个名字，邓小平陷入沉思，多年前的往事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浮现。

早年参加革命，却因艰苦环境思想动摇

1901年11月，龚楚生于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他天性聪颖，接受过中小学教育。1917年，孙中山回广东发动了“护法运动”，年仅16岁的龚楚就参加了革命，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少校参谋。后来国共合作期间，龚楚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一带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担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龚楚又任工农讨逆军总指挥，参加讨伐蒋介石的战斗。

1928年1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广东北部，遇见了龚楚率领的农民军，双方合并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任党代表。1928年4月，龚楚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了红四军。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早，再加上受过教育，龚楚在井冈山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出任了红四军前委委员，很快又担任了红四军前委常委。可以说，在当时的红四军中，龚楚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朱德。

后来，龚楚被安排到广西工作，参与策划百色起义，也正是在起义中，龚楚结识了邓小平。起义后，红七军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在和龚楚合作期间，正逢龚楚结婚，邓小平还为龚楚担任了证婚人。

之后，龚楚先后担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红十二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等职，在红军中的地位是比较稳定的。不可否认，这十来年里，龚楚为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围剿，革命形势日益严峻，龚楚的思想开始松动，加上他在军事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去军长一职，这让龚楚对党组织产生了怨言，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理想信念动摇的后果非常严重，龚楚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歧途，叛变了革命。

面对龚楚表现出的消极思想，党中央及时发现并对他进行了批评，还送他去红军大学受训。应该说，这是党中央对他的关心，但龚楚没有领悟组织的良苦用心，反而越陷越深。 对未来失去信心，当了逃兵

此时，党中央对龚楚的能力还是信任的，甚至一度让他出任红军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直接参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后来，龚楚又相继担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参谋长，负责部署红军突围。虽然这时的龚楚仍然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职务，但他心里已经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1934年10月，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此时龚楚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陈毅一起负责留守中央苏区，为正在转移的红军主力断后。

龚楚虽然服从了组织安排，但内心已经产生了畏难情绪。国民党军一轮又一轮的“围剿”让红军疲于应付，第五次反“围剿”更让龚楚对革命失去信心，尤其是之后开展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主力损失惨重，更让龚楚感到革命前景渺茫，要早日为自己打算才行。

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党中央决定让龚楚率领红军余部在湘南一带进行游击战，但此时红军力量极其薄弱，龚楚手下没有太多部队，也没有后勤支援，国民党军却仍在以重兵不断围剿，穷追猛打，打得龚楚东躲西藏，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本来就思想动摇的龚楚看着眼前的景象更是失望到了极点，他终于做出决定，背叛革命，逃离红军。

1935年5月2日，刚刚结束一天行军的龚楚对勤务员说自己不舒服，吃完饭后便休息了。第二天，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见怎么也寻不到龚楚，就去他的房间找他。可房间里哪还有龚楚的影子，只有桌上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何同志：你回来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我是错的……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别。

看到了这里，何主任明白，龚楚当了逃兵！

转投国民党，向昔日战友举起屠刀

龚楚离开红军后，先是偷偷回了趟广东老家。过了一段时间后，龚楚感觉自己躲在老家并不安全，便打起了投靠国民党的算盘。几个月后，龚楚辗转找到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经其引荐，被蒋介石接纳，加入了国民党。如果说龚楚起初叛离红军是单纯的革命意志不坚定，算是一名逃兵，不那么令人痛恨的话，那么他在没受任何威逼利诱的情况下，主动投靠国民党，就是名副其实的叛变了。

龚楚担任过红军军长、中央苏区参谋长等高级职务，是当时投靠国民党的地位、级别最高的红军干部，他的叛逃对红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此他也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正所谓亲者痛仇者快，看到龚楚的蒋介石非常高兴，他认为龚楚了解红军的战术特点，有很大利用价值，便让龚楚在粤军余汉谋部任职，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专门负责对付滞留在南方的红军。而龚楚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欣然接受了任命，向自己昔日的战友举起了屠刀。

不得不说，龚楚确实熟知红军游击战术，他率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四处诱捕红军队伍，使得广东、湖南一带的红军游击队损失惨重。1935年10月13日，龚楚甚至设计袭击项英、陈毅所部，差一点就抓住项英、陈毅，多亏有人及时发现，才让他们躲过一劫。

龚楚就这样用昔日战友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新主子的欢心，他原本可以隐姓埋名，不问政事，却选择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残杀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这样的叛徒注定为人不齿。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参加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甚至官至少将。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龚楚依然泯顽不灵，与我人民解放军为敌。不过，虽然他为蒋介石立了不少功，但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在龚楚投靠国民党后的十数年里，他始终是个少将，再未向上一步。

率部投诚，再次打起小算盘

解放战争末期，龚楚担任广东省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继续率军负隅顽抗，但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龚楚兵败如山倒，带着仅剩的一个保安团逃回了乐昌县。直至此时，龚楚依旧妄图与我军为敌，准备顽抗到底。本来，此时解放军可以彻底消灭龚楚，但为了尽量减少伤亡，组织还是决定对其进行劝降。

1949年10月，接到劝降信后的龚楚一度犹豫不决，但考虑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局面彻底无法挽回，他就本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想法向解放军投诚。接受龚楚投降的是林彪所辖部队，而林彪在井冈山时还是龚楚的下属，不知当时的龚楚会是什么心情。

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得知此事后，觉得龚楚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便在请示中央军委的意见后，派龚楚前往海南岛策反国民党守将薛岳。龚楚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按照计划他应该转道香港，从香港飞往海南岛。但到了香港之后，龚楚又打起了小算盘，他觉得自己过去把事情做得太绝，杀了太多自己的同志，此时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用才留着自己，指不定哪天没有价值就被毙了，所以，龚楚决定留在香港，观察一下情况。

对于龚楚的担心，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他毕竟是个叛徒，难免会有这样的心理。随着时间推移，龚楚发现共产党和解放军并没有大举通缉他，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声音，便逐渐放下心来，定居在香港，龚楚的家人随后也来到香港定居。

到了香港之后，龚楚一家人住在新界的侨园，这里是国民党在香港购置的党产，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将领。龚楚一家在侨园分到了50亩地，一家老小靠养猪、种植和出租门市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倒是有声有色。

1950年，蒋介石想起了龚楚，便派人把他接到台湾，当面向龚楚提出希望他能来台湾任中将高参，帮自己组织“反共救国军”，龚楚一口回绝。在他看来，当年国民党在大陆都打不赢解放军，现在退居台湾，还幻想什么反攻大陆，无疑是痴人说梦。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试图回到故乡

龚楚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军事生涯也大多在广东度过，有着很强的乡土观念，一直惦记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但他深知以自己的叛徒身份，在当时是不可能回家乡的。直到1979年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龚楚忽然对自己的侄孙龚庆韶说，你们可以去内地做生意了，因为邓小平出来了。

龚楚为什么敢说这话，就是因为当年百色起义时和邓小平共事的那几年，让他非常了解邓小平。因此，当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时，龚楚意识到中国很可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自己可以借此回到故乡。

在龚楚的支持下，龚庆韶于1979年回到广东，在惠阳县兴办了一家毛衣厂。从此之后，龚庆韶不时以港商身份往来内地，但活动范围仅限于广州，而且手续繁琐，不过这样也够了，龚庆韶每次往返都会把家乡的情况告诉龚楚。

龚楚听说家乡的变化，也很想回去，但始终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他深知自己当初背叛革命犯下的累累罪行，还没有被人民原谅，不赎罪的话，就不会有机会回家乡。不久之后，龚楚听说自己家族中一个叫龚洪永的人担任了乐昌县县委副书记。 听到这个消息，龚楚仿佛看到了回乡的希望，他托一个从广东乐昌来香港经商的老乡替他回去看望龚洪永，并邀请龚洪永来香港面谈。龚洪永确实是龚楚的宗亲，按辈分还是龚楚的族叔，但他一开始不想去香港，他是党的领导干部，在这种事情上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自作主张。

但考虑到龚楚的特殊情况，龚洪永还是向时任乐昌县委书记蔡森林作了汇报，后来经上级统战部门批准，龚洪永孤身一人奔赴香港，见到了时年78岁的龚楚。龚洪永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便叫他“龚将军”。后来，龚楚从整整三大本族谱中，翻到了龚洪永父亲的名字，瞬间龚楚就泪流满面，抱着这个比自己小了40岁的“宗叔”痛哭流涕。

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龚楚说出了自己埋藏数十年的心思，他想回内地，但顾虑很大，因为不了解内地的政策，担心回去会遭到清算。龚洪永对龚楚进行了耐心地开导，给他讲了党的政策，说只要真心认错，党会给予优待政策，我们不搞秋后算账那一套，更不会以怨报怨，搞什么“复仇清算”。

这下龚楚心动了，答应回乡看看，临别时还送给龚洪永两本自己写的回忆录。龚洪永回去之后把龚楚的回忆录交给了组织，回忆录里，龚楚对自己背叛红军之后的经历只字不提，看来他也知道自己这件很不光彩的往事是多么不堪回首。

事情出现转机，回乡愿望达成

龚洪永回到县里后，立即向领导做了汇报，县委决定统筹龚楚回乡定居的准备工作，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此事一直未能落实。这一等又是多年，内地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渐显现，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但龚楚在香港侨园的地皮和房子却被国民党收回，80多岁的他只好跟着定居美国、英国的两个儿子居住。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龚楚又回到了香港，由小儿子照顾。此时的龚楚住在香港的一栋出租房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返乡的心情更加迫切。按照老家的风俗，人不能死在外面，即使重病住在医院，死前也要抬到祠堂，死后葬入祖坟，是为落叶归根。

在外漂泊大半生的龚楚非常渴望回到故乡，就在他以为自己终究无缘内地的时候，转机出现了。198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告称：“对去台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的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

1989年9月，两高再次发布公告，将这条规定的适用性扩大到除台湾外的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员。两份公告的先后发布让龚楚再度看到了回乡的希望，这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公告，法律效力毋庸置疑，这让龚楚吃了一颗定心丸，下定了回乡的决心。

但龚楚在乐昌老家的旧宅和土地早就被政府征用，回到家乡也无处定居，乐昌县委向省、市统战部门请示后，广东省委统战部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得到上级批复后，乐昌县委拨款3万元在龚楚的老家长来镇长来村建造了一栋两层小楼，楼内配有空调、彩电、电话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在村里十分显眼。1990年9月13日，龚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乘坐火车到达韶关，又乘车抵达长来。 所谓近乡情更怯，当车子越来越接近长来村时，龚楚反而更加担心，他怕村里人把自己当作叛徒看待，甚至对自己大打出手。但令他意外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龚楚踏入院门的时候，乡亲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村里甚至放起了鞭炮和烟花，龚楚瞬间泪流满面。

结语

龚楚在家乡住了一周多，龚洪永再去龚楚家里看他，龚楚对龚洪永说请他帮一个忙。龚洪永爽快答应了，只见龚楚拿出了三封信，龚洪永一看就呆住了，三封信的收件人分别是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惊讶归惊讶，龚洪永还是帮龚楚将信寄了出去，寄信之前，龚洪永特意用相机把三封信拍了下来，由于担心信寄不到，龚洪永又安排任给邓小平办公室拍了一封电报，电报大意是原红七军军长龚楚，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希望在故乡广东乐昌定居，安度晚年。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过了几天，邓小平直接一通电话打到了龚楚家里。这通电话彷佛跨越了半个世纪，把龚楚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了1929年的百色起义。时至如今，邓小平和龚楚究竟说了什么内容，我们无法得知，但可以肯定的的是，邓小平答应了他回乡定居的请求，龚楚愿望得以实现，激动地老泪纵横，无话可说。 晚年的龚楚作息生活十分规律，他的经历在当地引起轰动，很多人争相前来拜访，请他回顾过去的历史。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龚楚都会兴高采烈地谈起当初在红军的事情，但对1935年叛离革命后的经历却闭口不谈。

1995年，95岁的龚楚因肺部感染在家中去世，并实现了埋入祖坟的愿望。出殡的那一天，只有龚洪永、龚洪贵、龚庆韶等族人相送。当历史远去，时过境迁，人们或许会选择宽容一个垂垂老矣的叛徒，但叛徒终归是叛徒，龚楚作为叛徒的经历永远不会改变，他一生的是是非非也就留给后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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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一叛将，晚年写信给邓小平，想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