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对神的不同认识而产生了诸子百家 - 版本历史

2021年5月6日 (四) 22:16 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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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也一样，中国自古的无神论或弱神论倾向，但也表现哲学与神话始终在历史上纠缠不清。
-春秋时处于大国纷争、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旧的宗教形式也不复令人满意而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人们便开始对神表现出怀疑。《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记载了当时的国君在举行“禘”这样的国家大典时，当主祭者奉献上酒后，心里头就想着快走，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神已不太尊重。《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申繻在回答鲁庄公“犹有妖乎”的提问时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妖由人兴、妖不自作则体现出人们已有了清晰的理性精神。到了春秋末年，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无神论倾向已经十分普遍，神性开始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理性。从原有的祭司中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士”的文化阶层，其中有些人逃避到思想的王国里，担当起发展文化的重任，从神话传说中释读出哲学，使得传统哲学突然繁荣起来，中华民族也得以走出了原始野蛮状态。他们应相当于后弥曼差派或爱奥尼亚派。所以，春秋时的传统哲学表现以老子、墨子和名家等理性思想为一方，同以孔子等宗教仪式信仰为另一方的不断对话史。
+春秋时处于大国纷争、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旧的宗教形式也不复令人满意而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人们便开始对神表现出怀疑。
 首先，春秋时，也许人们在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很好解释物的地方，由此逐渐认识到物不是光秃秃的物，在物之上还有其它存在，而有了天道、人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指天体运行的法则，人道则指人类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非所及也”指出了道在万物“之外”，它不能被感觉到。可见，天道、人道的道就相当于同类事物的共相，或一类事物的本性。或像柏拉图所说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如大的理念，美的理念，像的理念，好的理念等等。据此看来，天道、人道就是天的理念、人的理念。换句话说，道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而老子从一类事物之道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道，使道成为了最一般的理念，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的、与万物不可分离的“东西”，也就是万物的绝对存在，道便成为了一个哲学范畴。据此，道自然地成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开端，而道论便应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老子提出道便相当于从神话中解读出形而上学。自老子提出道之后，道便为诸子百家所接受，成为了诸子百家的讨论对象。但各家各有所侧重，而发展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庄子·天下》一书中说道：“天下多得一以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在《荀子·解蔽》中也论述了各家不同的研究：“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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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经说过轴心期是理性反抗神话的时期：“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象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
-可见，轴心国的哲学突然兴起都与对神仪式的释义，使人们走向理性时代有关。如古印度在吠陀时期即是存在着一个哲学派别即前弥曼差派，它关注日常的祭祀仪式和义务的实行，即关注礼。但在轴心时期，该派中发展出一个为宗教仪式释义的后弥曼差派，后来又发展为文哲分析派。在古希腊哲学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一派关注宗教仪式，而爱奥尼亚派则通过为宗教仪式释义而发展了理论系统，以致在概念、逻辑、思想、理性等方面突然兴起。
+可见，轴心国的哲学突然兴起都与对神仪式的释义，使人们走向理性时代有关。如古印度在吠陀时期即是存在着一个哲学派别即前弥曼差派，它关注日常的祭祀仪式和义务的实行，即关注礼。但在轴心时期，该派中发展出一个为宗教仪式释义的后弥曼差派，后来又发展为文哲分析派。在古希腊哲学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一派关注宗教仪式，而爱奥尼亚派则通过为宗教仪式释义而发。展了理论系统，以致在概念、逻辑、思想、理性等方面突然兴起。
-我国也一样，中国自古的无神论或弱神论倾向，但也表现哲学与神话始终在历史上纠缠不清。春秋时处于大国纷争、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旧的宗教形式也不复令人满意而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人们便开始对神表现出怀疑。《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记载了当时的国君在举行“禘”这样的国家大典时，当主祭者奉献上酒后，心里头就想着快走，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神已不太尊重。《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申繻在回答鲁庄公“犹有妖乎”的提问时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妖由人兴、妖不自作则体现出人们已有了清晰的理性精神。到了春秋末年，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无神论倾向已经十分普遍，神性开始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理性。从原有的祭司中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士”的文化阶层，其中有些人逃避到思想的王国里，担当起发展文化的重任，从神话传说中释读出哲学，使得传统哲学突然繁荣起来，中华民族也得以走出了原始野蛮状态。他们应相当于后弥曼差派或爱奥尼亚派。所以，春秋时的传统哲学表现以老子、墨子和名家等理性思想为一方，同以孔子等宗教仪式信仰为另一方的不断对话史。
+我国也一样，中国自古的无神论或弱神论倾向，但也表现哲学与神话始终在历史上纠缠不清。
 首先，春秋时，也许人们在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很好解释物的地方，由此逐渐认识到物不是光秃秃的物，在物之上还有其它存在，而有了天道、人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指天体运行的法则，人道则指人类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非所及也”指出了道在万物“之外”，它不能被感觉到。可见，天道、人道的道就相当于同类事物的共相，或一类事物的本性。或像柏拉图所说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如大的理念，美的理念，像的理念，好的理念等等。据此看来，天道、人道就是天的理念、人的理念。换句话说，道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而老子从一类事物之道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道，使道成为了最一般的理念，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的、与万物不可分离的“东西”，也就是万物的绝对存在，道便成为了一个哲学范畴。据此，道自然地成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开端，而道论便应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老子提出道便相当于从神话中解读出形而上学。自老子提出道之后，道便为诸子百家所接受，成为了诸子百家的讨论对象。但各家各有所侧重，而发展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庄子·天下》一书中说道：“天下多得一以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在《荀子·解蔽》中也论述了各家不同的研究：“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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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林晓辉 此是读哲学 2021-5-6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经说过轴心期是理性反抗神话的时期：“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象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可见，轴心国的哲学突然兴起都与对神仪式的释义，使人们走向理性时代有关。如古印度在吠陀时期即是存在着一个哲学派别即前弥曼差派，它关注日常的祭祀仪式和义务的实行，即关注礼。但在轴心时期，该派中发展出一个为宗教仪式释义的后弥曼差派，后来又发展为文哲分析派。在古希腊哲学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一派关注宗教仪式，而爱奥尼亚派则通过为宗教仪式释义而发展了理论系统，以致在概念、逻辑、思想、理性等方面突然兴起。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经说过轴心期是理性反抗神话的时期：“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象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
 我国也一样，中国自古的无神论或弱神论倾向，但也表现哲学与神话始终在历史上纠缠不清。春秋时处于大国纷争、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旧的宗教形式也不复令人满意而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人们便开始对神表现出怀疑。《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记载了当时的国君在举行“禘”这样的国家大典时，当主祭者奉献上酒后，心里头就想着快走，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神已不太尊重。《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申繻在回答鲁庄公“犹有妖乎”的提问时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妖由人兴、妖不自作则体现出人们已有了清晰的理性精神。到了春秋末年，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无神论倾向已经十分普遍，神性开始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理性。从原有的祭司中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士”的文化阶层，其中有些人逃避到思想的王国里，担当起发展文化的重任，从神话传说中释读出哲学，使得传统哲学突然繁荣起来，中华民族也得以走出了原始野蛮状态。他们应相当于后弥曼差派或爱奥尼亚派。所以，春秋时的传统哲学表现以老子、墨子和名家等理性思想为一方，同以孔子等宗教仪式信仰为另一方的不断对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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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林晓辉 此是读哲学 昨天
+原创 林晓辉 此是读哲学 2021-5-6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经说过轴心期是理性反抗神话的时期：“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象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可见，轴心国的哲学突然兴起都与对神仪式的释义，使人们走向理性时代有关。如古印度在吠陀时期即是存在着一个哲学派别即前弥曼差派，它关注日常的祭祀仪式和义务的实行，即关注礼。但在轴心时期，该派中发展出一个为宗教仪式释义的后弥曼差派，后来又发展为文哲分析派。在古希腊哲学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一派关注宗教仪式，而爱奥尼亚派则通过为宗教仪式释义而发展了理论系统，以致在概念、逻辑、思想、理性等方面突然兴起。
 我国也一样，中国自古的无神论或弱神论倾向，但也表现哲学与神话始终在历史上纠缠不清。春秋时处于大国纷争、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旧的宗教形式也不复令人满意而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人们便开始对神表现出怀疑。《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记载了当时的国君在举行“禘”这样的国家大典时，当主祭者奉献上酒后，心里头就想着快走，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神已不太尊重。《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申繻在回答鲁庄公“犹有妖乎”的提问时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妖由人兴、妖不自作则体现出人们已有了清晰的理性精神。到了春秋末年，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无神论倾向已经十分普遍，神性开始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理性。从原有的祭司中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士”的文化阶层，其中有些人逃避到思想的王国里，担当起发展文化的重任，从神话传说中释读出哲学，使得传统哲学突然繁荣起来，中华民族也得以走出了原始野蛮状态。他们应相当于后弥曼差派或爱奥尼亚派。所以，春秋时的传统哲学表现以老子、墨子和名家等理性思想为一方，同以孔子等宗教仪式信仰为另一方的不断对话史。
 首先，春秋时，也许人们在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很好解释物的地方，由此逐渐认识到物不是光秃秃的物，在物之上还有其它存在，而有了天道、人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指天体运行的法则，人道则指人类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非所及也”指出了道在万物“之外”，它不能被感觉到。可见，天道、人道的道就相当于同类事物的共相，或一类事物的本性。或像柏拉图所说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如大的理念，美的理念，像的理念，好的理念等等。据此看来，天道、人道就是天的理念、人的理念。换句话说，道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而老子从一类事物之道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道，使道成为了最一般的理念，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的、与万物不可分离的“东西”，也就是万物的绝对存在，道便成为了一个哲学范畴。据此，道自然地成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开端，而道论便应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老子提出道便相当于从神话中解读出形而上学。自老子提出道之后，道便为诸子百家所接受，成为了诸子百家的讨论对象。但各家各有所侧重，而发展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庄子·天下》一书中说道：“天下多得一以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在《荀子·解蔽》中也论述了各家不同的研究：“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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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墨子、惠施和名家等思考了不以任何物质利益和某种实用目的，不是关于如何经营功名利禄的问题，而是与生活无关的、是为世界的奇妙所引发出来的求知欲，是想知道世界的究竟，而为我国开创了一条追问智慧、追问科学技术的道路，才使我国古籍有了追求智慧，及在追问智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许多智慧成果的记录，战国时代也才成为了一个追求智慧的时代。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发展道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只要企图有所知，就必须从某种问和答开始了自己的认知历程”；“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但这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走的道路，而是少数民族精英才能走的道路。由于走的人少，因而便不可能被当作主流文化。
 因儒家无力追问智慧，便选择了一条普罗大众都在走的道路。因为，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普罗大众还是占大多数的，即使现代也是如此。因而传统文化才得以存在，甚至还可以作为主流文化存在。但主流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很可能就是劣质文化。因为对于不追求智慧的下层民众来说，一般只熟悉伦理学知识，即使在理性已相当发达的今天社会也如此。今天社会上有许多民哲出身的国学大师，年轻时就没有上过什么正规一点的学，一直在社会上干着“小也贱”的营生。中年以后，便买了一套中式服装穿在身上，脖子或手腕再挂一串佛珠，便能到处向他人讲孝、讲仁义。孔子也一样，他无力通过为祭祀仪式释义在价值观方面提出新的认识，或提出普遍伦理，而受到种种流行的观念、传统习俗的影响，他所提倡的伦理学便表现为迷恋与尊重传统社会习俗，对传统死守不放，并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他通过将当时已过时的、落后的礼文化重新包装，并将在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一些零星伦理知识提出来，作为所有人都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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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也一样，中国自古的无神论或弱神论倾向，但也表现哲学与神话始终在历史上纠缠不清。春秋时处于大国纷争、兼并连年的大动荡环境中，旧的宗教形式也不复令人满意而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人们便开始对神表现出怀疑。《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记载了当时的国君在举行“禘”这样的国家大典时，当主祭者奉献上酒后，心里头就想着快走，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神已不太尊重。《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申繻在回答鲁庄公“犹有妖乎”的提问时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妖由人兴、妖不自作则体现出人们已有了清晰的理性精神。到了春秋末年，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无神论倾向已经十分普遍，神性开始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理性。从原有的祭司中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士”的文化阶层，其中有些人逃避到思想的王国里，担当起发展文化的重任，从神话传说中释读出哲学，使得传统哲学突然繁荣起来，中华民族也得以走出了原始野蛮状态。他们应相当于后弥曼差派或爱奥尼亚派。所以，春秋时的传统哲学表现以老子、墨子和名家等理性思想为一方，同以孔子等宗教仪式信仰为另一方的不断对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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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春秋时，也许人们在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很好解释物的地方，由此逐渐认识到物不是光秃秃的物，在物之上还有其它存在，而有了天道、人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指天体运行的法则，人道则指人类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非所及也”指出了道在万物“之外”，它不能被感觉到。可见，天道、人道的道就相当于同类事物的共相，或一类事物的本性。或像柏拉图所说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如大的理念，美的理念，像的理念，好的理念等等。据此看来，天道、人道就是天的理念、人的理念。换句话说，道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而老子从一类事物之道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道，使道成为了最一般的理念，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的、与万物不可分离的“东西”，也就是万物的绝对存在，道便成为了一个哲学范畴。据此，道自然地成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开端，而道论便应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老子提出道便相当于从神话中解读出形而上学。自老子提出道之后，道便为诸子百家所接受，成为了诸子百家的讨论对象。但各家各有所侧重，而发展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庄子·天下》一书中说道：“天下多得一以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在《荀子·解蔽》中也论述了各家不同的研究：“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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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有，由于春秋时科技的发展，可能便与宗教产生了冲突。墨子、惠施和名家等也许为了为自然科学辩护，以便使自然科学摆脱宗教的控制，而获得发展的合法性，而不是为传统习惯提供一个基础，便着力于研究自然科学，并研究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客体和认识过程等认识问题，还广泛地讨论了一系列逻辑基础问题，如说理的方式，即概念、判断、论证及思想规则等先天思想形式，使我国出现了一次本土原生态的理性主义运动。因此，他们是春秋时的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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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家、墨子、惠施和名家等思考了不以任何物质利益和某种实用目的，不是关于如何经营功名利禄的问题，而是与生活无关的、是为世界的奇妙所引发出来的求知欲，是想知道世界的究竟，而为我国开创了一条追问智慧、追问科学技术的道路，才使我国古籍有了追求智慧，及在追问智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许多智慧成果的记录，战国时代也才成为了一个追求智慧的时代。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发展道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只要企图有所知，就必须从某种问和答开始了自己的认知历程”；“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但这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走的道路，而是少数民族精英才能走的道路。由于走的人少，因而便不可能被当作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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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儒家无力追问智慧，便选择了一条普罗大众都在走的道路。因为，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普罗大众还是占大多数的，即使现代也是如此。因而传统文化才得以存在，甚至还可以作为主流文化存在。但主流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很可能就是劣质文化。因为对于不追求智慧的下层民众来说，一般只熟悉伦理学知识，即使在理性已相当发达的今天社会也如此。今天社会上有许多民哲出身的国学大师，年轻时就没有上过什么正规一点的学，一直在社会上干着“小也贱”的营生。中年以后，便买了一套中式服装穿在身上，脖子或手腕再挂一串佛珠，便能到处向他人讲孝、讲仁义。孔子也一样，他无力通过为祭祀仪式释义在价值观方面提出新的认识，或提出普遍伦理，而受到种种流行的观念、传统习俗的影响，他所提倡的伦理学便表现为迷恋与尊重传统社会习俗，对传统死守不放，并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他通过将当时已过时的、落后的礼文化重新包装，并将在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一些零星伦理知识提出来，作为所有人都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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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法家实质上是儒家的另一面。因为，儒家试图恢复以道德来治理国家，而法家则提出了以刑法来治理国家，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周礼所倡导的统治秩序，不同的只是儒法两家各执德治与法治的一端。但执德治者也认识到刑法的作用，执法治者则认识到道德的作用，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法之争。此后二千多年来，在治国方略上，儒法对立或儒法合流一直纠缠不清，形成了传统的中国礼法文化。笔者曾有文揭示了德法之争实质上表现为道德需要法律来维护，法律需要道德来滋养和补充，道德与法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德法之争还意味着春秋时伦理学向政治学过渡之争。但因为儒家和法家以追求实用为目的，他们只有教人获取，或者防止被别人征服的技艺，而不会产生任何社会财富，甚至还仇恨科学的进步，明显是精神上的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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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要总结一下：春秋时，老子从周礼中解读出哲学，而提出了道；墨子和名家等既研究了科学技术，也研究了人类的认识能力，而发展了智慧理性；儒家和法定继承了传统的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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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众顺带说一下，儒家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都是显学——天下不归儒便归墨。其实，社会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来环顾一下今天的世界各国，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就成为普罗大众，每天为碗中有肉而奋斗；要不就追求智慧理性，为人类文明做出一点贡献——不归儒就归墨。但我国到了汉朝，当将儒家文化定为正统文化之后，春秋时的理性文化便被拉下了马！这正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回归传统，方能把理性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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