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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T09:11:4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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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中另一红卫兵组织的崛起

附中地处广州，却是广东省直接管辖的重点中学。这一类中学包括广东实验学校、汕头金山中学、韶关北江中学、梅州东山中学。附中干部子女的来历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军队、中南局、省委。广州市委子女多在广雅、执信等市属学校，很少在附中。省委干部的子女文革初期大部分自发地跟着刘少奇指导文革的思路走，即按照常规，按照反右、四清的套路参加运动，大概也有家长的指点，不失为安全正确的选择。

在11人大字报出来后，他们自觉发声保护学校领导，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保卫党，反对右派分子。6.1全国播发北大大字报，他们才调转方向加入斗争教师行列，而且和省委工作队保持一致，斗争矛头向下，对着有历史问题右派问题的教师。同时遵守工作队划定的校内斗争范围，避免延及社会和地方党政机关。这批人中间有不少工农子女，朴素实干，吃苦耐劳，组织纪律性很强。在文革前，附中以工农子女为主组成过一支武装基干民兵队伍，大概是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普及版。这时正好填补附中治安真空，维持学校基本秩序。

在工作队领导下，基干民兵负责管理被打倒的老师组成的“牛鬼蛇神”队，白天带这支队伍参加批判会，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关押看守。基干民兵工作认真负责，也干预了外校学生对被打倒教师的过分凌辱。但是整体评价当然属于非法关押，侮辱人格。校教导主任麦嘉祥之死，在基干民兵监管期间的7.15，死因为自杀，和基干民兵管理没有直接关系，和大环境有关。我在附录里有文章具体介绍。

以附中基干民兵、省委干部子弟为主，形成附中另一个群众组织雏形。他们的家长有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要人。他们保护完学校领导，继续保护工作队，两次政治选择都错了。这不是偶然的，和他们地方干部子女身份相符，视野、见识、气度略小，且多是高二学生，气势本来就低了一些。他们的父母遭受文革打击比较早，军队干部可以避过文革第一击，中南局干部比较超脱也勉强避过，省委干部不行，要对广东负全责，对上对下都有直接全部的责任，断难避过。

八月初，工作队撤回，11人回校，两股相对的力量迎来第三次大争论。这回，正确和错误互易。

8.5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反对派工作队的做法，借此打击刘少奇。形势大变，11人以胜利者姿态回校参加文革，亦扬名广州城。各校中学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连附近五山的华工大哥哥高翔也来附中联络，更别说暨大、华师、华农这些没闹出名堂的高校学生，对附中十一人简直顶礼膜拜。随即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横空出世，“三论造反”文章名震天下。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之一宋柏林，就是随父从海南军区政委上调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而转学的华师附中高二学生，后来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编辑出版的《红卫兵日记》即出自宋柏林真实日记。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迅速带来“血统论”，外化为一副粗俗不通平仄失律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8.12，一个燠热的傍晚，附中大操场辩论“血统论”的正反双方拉开战幕。胜利者挟两次政治正确余威，想借“血统论”力量建立更稳固的优势，支持了血统论。连一直老炼低调的苏立功，也认为不妨借力打力，亲自上台来了一番演讲。蔡晓彦很冷静，一直不同意血统论的观点，但又不好泼冷水，特意穿便装出来。以前他一直都只穿父亲的旧军装，这次一反常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平等态度。后来蔡晓彦在讨论给附中学生分发《毛主席语录》时，极力反对不发给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主张，并不惜为此拍桌子翻脸。这也可以证明蔡晓彦的清醒态度。

但是，11人还是不能免去把血统论放进附中校园的责任，尽管他们初衷未必如此。那天晚上进来推广血统论的外校学生以广州八一中学、华师实验中学和北京中学生为主，他们是打着支持反工作队的旗帜，支持、学习11人的旗号来的。作为学校当时的主人，11人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和措施，组织了会场，想把大会开成胜利的大会，乘胜追击的动员大会。但是为了取得一时的优势，不顾及理论、逻辑上的谬误，不惜支持血统论，确实是错了。胜利者在大会上宣告成立广东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附中红卫兵。实际的组织工作则提早一天完成，第一批成员是反工作队的骨干力量，大约400多人。

对立的同学在大会上发言反对血统论，激战终夜，始终处于弱势。会后无法抗拒潮流，也以血统论为基础，以省委干部子女为骨干，成立了附中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时为8.24。省委秘书长之子、学生预备党员杨小村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附中另一个学生预备党员李束鹿则游离在两个群众组织之外。

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文革早期的两大政治分歧和血统论争吵之外，其实界线在文革前已经存在。一是单位界线，广州军区、中南局是外来户，缺了地利。广东省委独占地理资源和行政资源，手握唯一资源必然不欢迎别人分肥，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时有发生。成人的矛盾会影响到孩子。二是语言界线，前者母语即普通话，后者母语为粤语，虽然在校以普通话为主要交流工具，外人听不出附中学生讲普通话的区别，本校的却能听出你讲的是军区的普通话，铁路的普通话，还是地方的普通话。一发生争论，语音的区别往往能决定亲疏臧否。

附中的干部子女人数极多，父母职位较高（只是不如北京），在校内形成简单多数优势，对平民子女形成独立的组织有压抑作用，从而附中文革早期没有出现如市内中学那种造反组织，更没有反血统论的理论储备。南海红卫兵反血统论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并无理论自觉。附中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也比较多，但不具备自行组织的动力，大都冷眼旁观，或到社会上参与外校活动。

附中对立两派的红卫兵都属于“贵族红卫兵”，即俗称的“老兵”，政治分歧严重，却脱不出出身的局限。毛泽东表明态度后，两派不约而同采取紧跟造反姿态，又不约而同跟着刘少奇的处理方法走，杀到老百姓头上，共同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只有在毛泽东抛弃他们，江青打击逮捕他们，最后把他们放逐到荒野之后，在痛苦失落中，才能慢慢萌发人性，在绝望中寻找别的出路，寻找新的理论。他们中的极少数最后摆脱血统论的局限，和平民百姓走到一起。

和附中“贵族红卫兵”共生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萌发于市区中学的平民子女之中，他们才是老红卫兵的死穴。他们的活动逸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两种文革的向度，在专政压力偶然失效的短暂时空里，按自己的生长规律，骤然勃发，自动寻找红色政权的漏洞，向不合理的地方着力。如北京的遇罗克、广州的李一哲，抨击血统论的封建性，提出搞社会主义也要有“民主与法制”。湖南长沙的杨小凯（原名杨曦光）虽然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但是他也应列入早期的异端行列，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无视最高权威，大胆挑战中国的方向性错误。

回顾这些初萌的理论，尽管还没脱出马列毛的理论范畴，思想武器略显陈旧，但其中逻辑是成立的，依逻辑推理思考，他们发觉毛泽东理论的漏洞；依文革暴露的一些历史真相和资料，他们发现真理不一定在毛泽东一边。但他们聪明地隐藏在文革的大旗下，借文革的旗号，借马列毛的衣装，演练自己的理论与逻辑，实验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在此意义上，各人有各人的文革，各人有各人的诉求，借文革理论和活动，企图实现各人心中不同的目标。

在此意义上，文革的操纵者虽然利用了群众的力量，但是文革的巨大能量也被各方力量借用，打破万马齐喑的僵局，撕开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文革中群众被操纵利用是主要方面，却不可忽略各色人等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借用和反利用，各种非主流思想得以破土萌发，借解释毛泽东思想发展自己的思想。即如邓小平也可以借鉴刘少奇限制群众的文革发动，极力将异端动向纳入专政管理，结束文革，控制局面。

杂乱无章、方向各异的涓涓细流因着文革造成的稍许松动，在压力下伸展，借毛泽东清扫刘少奇的内斗压力有所松懈，以毛泽东的名义，蓬勃生长，野性蔓延。十年期间竟然星火燎原，成长为埋葬文革，动摇统治，追求文明的民主主流。“打着红旗反红旗”才是群众文革行为的真实写照，体现出民间对统治专制反抗的智慧。

贵族红卫兵在“红八月”“破四旧”之后，反对毛泽东对老干部的进一步迫害，遭到中央文革小组打压逮捕，喊出“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演讲提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明确支持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对官僚阶层的剥夺，从另一个方向反对毛泽东和文革。1966.12.5，北京工学院附中红卫兵邹建平在北京西直门城楼挂出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1967.1.1，“老红卫兵”《中央字003号通告》宣告“联动”“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以1960年划界，有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强大的体系性思想支撑，公然提出文革是左倾路线，矛头直指毛泽东现在的思想和专制。

文革头三年，随着刘少奇集团的覆灭，血统论的支持者同样成为血统论的受害者，领导干部变成和地富反坏右同质同样的“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同样被流放荒山野岭，上山下乡，终于和平民红卫兵合流走向民间。他们恍如不自觉的俄国十二月党人，最终被动地走向社会底层，体验社会黑暗，了解民间苦难，学习民主自由，和中国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一起，充当起文革掘墓人的角色。

每个人对文革的诉求不同，有对1949年后的政权独享、官僚腐败的不满，有感受压抑、热衷反叛的青春冲动，生命力的洋溢鼓荡、暴力倾向。年轻人企图以暴力证明自己已经成年，表现自己的勇敢、坚定、热情、智慧，遇上文革，千载难逢。毛泽东深谙人性弱点，掌握青年性情冲动，控制时间精准，已经估算到这一代小狼初养成，敌对势力亦长成，自己精力尚可一搏。刘少奇遇上毛泽东的主动挑战，一是意想不到，二是凭手下成熟的官僚机构丰富经验，全力应对。放出工作队、借用贵族红卫兵，是应对的被动手段。

高校造反派比中学生小狼成熟有理性，也有“广场效应”非理性疯狂一面，后来的武斗，出面的大多是中学生和工人，策划的却是后面的大专学生。一旦形成大规模行动，就不是中学生能够指挥的了。中学红卫兵非理性更甚，长处是有激情、有理想、有信念，非功利、愿牺牲。其实文革对立双方差不多是一样的学生。贵族红卫兵的转向和平民红卫兵的启蒙，从不同方向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怀疑制度、怀疑政权合法性等根本性问题上。

“九一三事件”暴露出文革的命门，林彪用生命消解了毛泽东的伟大。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明确反对文革，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与之前的联动反中央文革，构成反文革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联动、林彪小舰队、四五天安门只是政治反对派的行为，而且是体制内反对派。那么以平民红卫兵为主，对长期以来实行的出身论、血统论等基础制度采取否定批判态度的思想运动，则动摇了政权的根基，否定了革命的方向，对整个制度提出了疑问。可以说，自从毛泽东孕育出红卫兵，红卫兵就如潘多拉盒子逸出的魔鬼、阿拉丁神灯跳出的幽灵，毛泽东难以驾驭了。思想的自由无处不在，稍有缝隙，便疯狂野蛮生长，再强大的力量也不能把自由思想从新装回魔盒了。

十年斗争之后，活着的红卫兵可能是离当年红卫兵思想行为最远的同一代人，同一批人。他们从宠儿变成弃儿，从城市远贬农村，从充满理想到充满绝望。转瞬间两个极端，冰火相煎，倒造就了这一代人的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大彻大悟，怀疑一切，绝不盲从的气质气度。

从红卫兵到知青，完整地经历十年熬煎，“老三届”中学生终于完成了从冲锋队到掘墓人的社会角色转变。后人如问当年的“红卫兵”在哪里？以上便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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