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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附中红卫兵纪事（一）

李为民

'''写在开头的话'''

本文标题中所写的“附中红卫兵”，特指的是自1966年8月11日成立、1968年5月实现大联合后自行解散的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附中红卫兵”组织。虽然该组织后来曾更名为“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但一直是以“附中红卫兵”称谓闻名于当年的广州地区。

“附中红卫兵”自成立之日起，在组织上就从未形成严密的纵向领导系统，后期更是表现为在保持大观点趋同的基础上，“人自为战”、“组自为战”、“队自为战”。该组织中的成员又多是粗线条的人物，加之从未想过“将来”人们会怎样评论这样一段经历，便无人刻意的去记录当年的所作所为，因而在时隔久远后再去回想那些几乎已经从记忆中淡忘了的事物，已无可能像书写编年史那样的详实缜密了，于是便只能以“纪事”冠名了。

史实原本是客观的。殊不知每个描述“客观史实”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看待“客观史实”的角度、心境和见解。这样凡是经过描述的“客观史实”，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上描述者的印记。这就让未经过实时、实地、实事的实际经历的人们，增加了分辨究竟那一种描述更接近客观史实的难度。

坊间已有不少人拿“附中红卫兵”说事，有些甚至泼了不少污水，我作为当年“附中红卫兵”成员之一，只打算给有了解当年史实愿望的人们，提供多一种史实的描述，希望真能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附中红卫兵的创立'''

'''大字报掀起风波'''

'''一次洗礼识俊杰'''

当年广州市华南师院附中新建的初中教学楼背后，有一座宽敞的室内体育馆，这里原本是学生宿舍，其时已经废弃不用，里面还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碌架床”（双层的木架床）。1966年8月11日上午九时许，“附中红卫兵”就在这一不起眼处宣告成立。过程也不复杂：宣读了附中红卫兵成立宣言，公布了红卫兵负责人以及组织架构。当时确定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为大队长，成员按年级编中队，各设两个负责人。人员是1966年8月10日开始报名登记的，到宣告成立时，已有400多人了。

虽然成立的过程朴实无华，但是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兴奋及激动是溢于言表的。因为除了初一、初二的一些小同学参加进来多少带点感情色彩外，这里的许多人深知今天能聚集到“附中红卫兵”这面旗帜下，其思想基础有一个形成的过程。1966年5月27日华南师院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这个思想基础形成过程的起点。

1966年5月27日华南师院附中高三（2）班李重明同学，在学校里通往食堂路旁的宣传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所幸我手边至今还保留有1967年3月所编印的“大字报选”，今天得以将该大字报照录如下：

'''“学校的‘教育’”'''

每个假期同学们离校前，学校总要宣布假期一定要回校劳动一天。这是谁指示的？就是管人太甚。不少同学离校较远，来回一趟车费要一元多。有人刚好生病，有人忘了，对于这些学校是不理的。没回校劳动，没校外劳动“证明”，一律不给注册，要先“补”劳动，还要找校长“说清理由”。注册若不能亲自，就必须家长来才给注册，这是什么手续？学校这是为了什么？请个假就不用提了。请了假还要销假。我家在贵州，因回家没有参加劳动，回校后就是不给注册，说没有劳动“证明”，实际上我已经参加了二天的义务劳动，但能去讨证明吗？决不能！我说了注册再补“劳动”，老师说他做不了主，一定要周校长解决，结果由周校长开个证明去劳动了一个上午，要了一张“证明”但还不行，说我没有“照肺”。开学第二天了，老师说我没注册不准上课，要我去找陈主任，晚上十点多找到陈主任，他说全校就是我没注册，妨碍了学校工作计划，应当不予注册。我只得任他讲，结果注了册。这是高二下学期的事。学校贯彻的是什么教育制度，这样的劳动是为了造就接班人吗？为什么不狠抓人的思想教育！这一天的劳动为什么那么重要！再看看王校长的政治报告，尽是东拉西扯逗人笑，这是政治工作，是严肃的，不是开玩笑！一扯就一两个钟头，可是中心问题却不知道什么？一点也不突出政治，尽是说些不真不假“例子”，王校长整天蹲办公室能知道什么？听说现任“十六中”校长成天下班，同学劳动也有他在，王校长为什么不行？当领导，越是忙，越要跟群众见面，群策群力，焦裕禄同志一年多就差不多跑遍了全县的生产队。我在附中六年，没见校长到过我们班（除了听课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最近毕业班会议又是乱吹一边。

高三上学期一个语文老师讲“毛著”，讲到过去的错误思想时有声有色，我不听但不想妨碍他讲课，就暗地里看“星火燎原”，结果他看见了就课也不讲了，批评我，结果下课时间到了，他说我耽误同学们的时间。老师讲“毛著”，我看毛主席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为何不可？一定要听老师的“经历”？这就是灌！

学校应当让群众——学生敢说话，对教育制度有斗争的精神。这次对学校的根本问题没能指出来，希望同学们要有当家作主的精神，力争为中学的革命化创造一面旗帜。学生就是学校的主人，学生起来，学校的精神面貌就会变。

高三（2） 李重明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李重明写这份大字报时，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事隔四、五十年后，人们仍然对这样一份文字上明显只是对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些许意见的大字报，有诸多的评论，尤其是对这份大字报得以见诸于世的成因，竟成了议论热点。之前见到的一些主要观点是这样描述的：（1）李重明是“高干子弟”，由于已经在家中看了中央的文件（洞悉了某些事物），所以能写出这份大字报；（2）李重明是“高干子弟”，事先已听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所以能写出这份大字报；（3）李重明、蔡晓彦、苏立功、陈立波、王戎全、桂琳琪等一班“高干子弟”，事先得知了一些消息，见过一些文件，共同弄出了这样一份大字报。 

人们难以相信李重明作为一名学生，在没有任何人指点或指导下，居然能在1966年6月1日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前，写出了“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也是一些评论所语），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不能就此便可在不做任何求证的情况下，对这张大字报的成因随意揣测。

李重明是“高干子弟”不假。其父李立，于1964年11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任上调往贵州省任省长。自1966年初的寒假返回学校后，到上面所述的大字报贴出之时，李重明与家远隔千里，应该算是华南师院附中所有干部子弟当中，最没有可能看到适时的中央文件的一个；“听到北京消息说”，也是颇令人质疑的。所谓“北京消息”无非是想指北京贴出大字报的消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按照事后的说法，该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与聂元梓秘密串联组织的。因此，除非李重明也与康生的人有直接的关系，否则不可能在事前获取消息；聂元梓大字报贴出的时间与李重明大字报贴出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那个年代做不到人手一部手机，更没有电脑、英特网和Email，连高级干部的家中的电话多不是公众电话，长途都要通过机关总机外挂，除非李重明在北京大学布有眼线，否则也是没有可能在两日内获取消息并组织自己的大字报，抢先贴出去的道理。

其实上述的一些说法，对经历过当年那些事的人们来说，并不感到“新鲜”，想当年，1966年6月1日事情大反盘，一些原本十分起劲批判李重明的人，就曾经躲在背后某个角落，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嘟囔过“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有条件早看到了些文件。”只是没想到，时间已过去五十年了，这样一种潜意识仍然潜伏了下来，在某人的书中顽强地显现了出来。

'''事实是什么呢？'''

李重明自己对贴大字报的经过是这样陈述的：“在写大字报的前两周，跟十六中初二的李新民同学去过十六中，听他介绍了十六中学校教育的一些做法，校长的表现，觉得附中的有些做法还赶不上十六中，想着快要毕业了，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意见留给学校。大字报写出来之后，自己还犹豫再三，最后觉得不管怎样也是对学校负责，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蔡晓彦也对李重明大字报贴出时的情况有如下表述：“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李重明贴大字报的事情。还是在大字报贴出后，有人告诉我的。当我去看大字报时，旁边已经贴出来许多不同意见的大字报了。”

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当事人自己的诉说，是应该认真倾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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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明写这份大字报时，同样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立刻在华南师院附中引起轩然大波！

平心而论，李重明的这一份“学校的‘教育’”大字报，只是在必然环境中出现的偶然事件。之所以说是必然环境，指的是那个时代人们众所周知的外部政治氛围：“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起于青萍之末的轻风、微风，而是已形成挟雷电、翻风雨的雷霆之势。1966年4至5月间，报章已经连续发表了多篇署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之所以说是偶然事件，是指李重明贴大字报完全是个人行为，只不过是鬼使神差地将大字报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贴上了墙。

正因为事件发生的太偶然了，反而令所有面对这张大字报的人，绝大多数都表现出思想准备不足，进退失踞，甚至有些张皇失措。华南师院附中当时的领导，也不可避免得处在此种情形当中了。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份提意见的大字报，本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学校领导不知为什么，或许是某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偏偏选择了“反击”这样一种最为失策的处理方式。

1966年5月27日当晚，华南师院附中党总支副书记吴慧文（当天校长、党总支书记王屏山未在校）召开党团员会议，强调：“当前文化大革命还是反邓拓为主，这是不错的。至于提意见也是可以的，让他们提嘛。”与会者谁都能听出弦外之音：李重明的举动，干扰了批判邓拓的大方向。会议还在召开的过程之中，就出现了众多认为要挺身出来保卫学校领导的党团员，围着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蔡晓彦、支委梁智莉，质问李重明贴大字报是何动机，并有过激语言。蔡晓彦当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李重明所写大字报事，我们支委事前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他贴大字报这件事本身，并无值得指责的地方。”

1966年5月27日晚，广东省委得知华南师院附中大字报情况的人告诫华南师院附中领导说：“小心贴大字报的人被坏人利用。”

1966年5月27日到28日，学校里出现对李重明、蔡晓彦、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桂琳琪、梁智莉、刘敏荔、毛红雷、陈虹宁（均为高三（2）班同学）、李利民（高二（6）班同学）等十一位最坚决支持李重明大字报的同学围攻、谩骂的情况，他们在校内行走、就餐的自由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使用的语言从“冲淡了对邓拓的批判”逐步升级到“现在是反右斗争的前夕”、“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李重明的行为实际是反党”，甚至有人说这十一个人是“被反革命老师利用了”。

1966年5月29日晚，蔡晓彦、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等人因无法理解学校领导为何要对支持给学校提意见的同学大加“讨伐”，并扣上如此之多的“帽子”的做法，找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家中“申冤”。陶铸在听了蔡晓彦汇报情况后，表示：学校对贴大字报提意见的同学扣帽子的做法不对。同时也对蔡晓彦说：你们也不要给对立面的同学扣帽子。还交代回去后不要把他说的话传出去。不过此后广东省委给附中校领导的指示仍然是：“省委对华南师院附中大字报一事的处理意见不变。”

1966年5月30日王屏山校长回校后，于次日晨8时至夜12时，召开了一个耗时十数个小时的教师会议，统一思想。结论是：要狠狠打击这些人的“偏激”、“目中无人”的情绪。

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明显的感觉到，有人引导着附中全校的师生，下决心要抓“小右派”、“小野心家”和“小反革命”。

所幸的是，这段难熬的日子相对短暂，1966年6月1日夜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消息，华南师院附中里所有反对李重明大字报的人一片愕然，形势整个就翻了盘。

虽然从1966年5月27日到6月2日只有六天时间，然而当时李重明、蔡晓彦等同学完全处在极少数的位置上，承受的压力是难以言喻的。这短短的六天时间，是“附中红卫兵”成立前期思想准备过程中的第一次洗礼！这一次洗礼对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重要性在于：一大批师生第一次认识了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因为他们以往并不是华南师院附中里学习拔尖的学生，也不是那种引人瞩目的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如果没有1966年5月27日那张偶然出现的“学校的‘教育’”的大字报，他们也许就会在高考后悄然无息地离开学校。

'''反对“全面开花”'''

'''二次洗礼识群众'''

就我们所知，绝大多数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期发生的情况比较划一：工作队进校时依靠的是最开始对学校有关领导贴出大字报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便与工作队相互依存，到工作队被宣布为“犯资反线错误”时，这些运动一开始贴出大字报的积极分子又多数“沦”为保护工作队“资反线”的一派；在工作队领导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与工作队意见相左的多是最开始保护学校的有关领导的人们，工作队一失势，这些人又变成了造“资反线”反的一派。然而在华南师院附中，事情没有这样演变。

也许是因为华南师院附中这面广东省教育战线的红旗太为重要，也许是因为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出现大字报的时间最早，也许是因为感觉到华南师院附中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的思想交锋最激烈，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的格外关注。

1966年6月4日广东省委派出陈鉴泉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华南师院附中（有人说这是广东省文化大革命时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我们没有去考证）。6月6日工作组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附中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提出要恢复秩序，要“复课”，要求在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文化大革命。可是这种“恢复秩序”、“复课”的要求没有能实现。6月14日又有周宽带领的30多名工作组成员进入华南师院附中，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陈鉴泉任队长、周宽任副队长，同时重提“恢复秩序”、“复课”的要求，依然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本来这种现象应解释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中，学校旧的权威、旧的制度均已崩塌，新的权威没有树立，新的制度没有建立，无政府状况必然泛滥。可惜的是，此时的工作队领导又堕入了惯性思维，开始怀疑有人在挑战上级组织派出工作队的领导权威。

1966年6月21日广东省委召开了文教战线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交流会，会上推荐了广州市第十中学全面揭批教职员工的经验。6月22日附中工作队便提出要搞“全面开花”（即全面揭发），号召“凡是错误就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一起揭。”主张教职员工“要人人体检，个个过关”。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仅仅几天时间，华南师院附中108位教师中，有87位被贴大字报，其中56位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这个时候，高三（2）班的班主任陈宗澍老师找到了蔡晓彦，向他反映了老师们心中的恐慌情绪和极度沉重的心理压力。蔡晓彦和李重明、陈立波等人小范围地进行了议论，认为“全面开花”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利于集中力量批判真正代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极个别人物，同时也会搞乱了正在形成的革命群众的队伍。对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应该是采用正面教育为主的方式方法启发觉悟。

于是，又是李重明，1966年6月27日，在他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隔正好一个月的时候，又贴出了一张石破天惊的大字报，同样照录如下：

'''古为今用'''

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李重明

1966年6月27日

与此同时，陈立波等人也写出了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大字报，一样照录如下：

'''彻底批判“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我校左、中、右三派队伍已初步形成的情况下，突然提出“全面开花”（或全面揭发），其本质是利于资产阶级保皇派，其效果是“混战一场”，其结果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在这个过程中，保皇派死揪出革命左派不放，混水摸鱼，乘机把左派一棍子打死！其本身安然无恙。好一个“全面揭发”、“全面开花”，其本质一样。请看效果：三两日中已有八十多个教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其中有许多已被骂，这样，打击面太广。“取得斗争彻底胜利，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根本不堪设想。

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凡事抓住主要矛盾。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和王屏山之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大量提出许多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尤其严重的是敌我不分，“乱骂一通”，不利于分化敌人，不利于团结自己人，现在是一个老师骂错了，其他的心里发慌，无心向王屏山之流恶战。王屏山之流倒是兴高采烈，伺机反扑。这就是所谓“全面开花”。彻底批判“全面开花”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在工作队的正确指导下，肃清修正主义的影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三（2）班 陈立波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令人不解的是，对华南师院附中文化革命初期出现在1966年5月27日的大字报，关注的人不少，评论的人也不少，而对同样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南师院附中出现在1966年6月27日的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大字报，却鲜有人关注和评论。文化大革命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处在相同的条件下了，一切文件信息都公开了，各种消息也已满天飞了，可是为什么却会出现支持与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和行为呢？怕是已经不再能用“事先获取消息”来解释这种现象了，而是更能说明和反映人们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在无形地发挥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李重明、陈立波等人在1966年6月27日贴出的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大字报，代表了这些人们更为成熟的思考。它们的出现已经不是必然环境中下的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环境下的必然事件。其意义及作用远胜于1966年5月27日李重明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30日也是一个值得一书的日子。这天晚上，工作队在华南师院附中大操场西边三栋旧楼中间的一栋的二楼会议室里，召开了班代表会议。会上支持工作队“全面开花”政策的意见与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交锋。虽然辩论的双方都言辞犀利，声调激越，甚至面红耳赤，但却是真正的君子辩论：没有任何出格的言语和肢体动作。不过工作队没有预想到，事情并不像他们自己的乐观估计那样，可以稳操胜券。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也吸引了许多并非班代表的同学挤在窗外旁听。越到后来，支持“全面开花”政策的人愈感词穷，批判“全面开花”的班代表越来越多。那天晚上，蔡晓彦坐在了高一（5）班班代表李为民的身旁，饶有兴趣地听到了高一（1）班刘捷音、高一（2）班黄克淮、高一（4）班武迎利、高一（5）班李为民、高一（6）班范新民、初三（3）班刘小铁、初三（5）班肖利亚、初三（6）班李晓明等众多班代表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发言，这些发言或庄谐兼蓄、或条理分明、或引经据典、或讽喻鞭挞，算得上精彩纷呈。蔡晓彦禁不住兴奋地说：“真是想不到高一、初三居然有一班颇有头脑的同学。”会后仍余兴未了，蔡晓彦等人还与其中一部份的班代表议论良久。

如果当时工作队能够在班代表会议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众多班代表对“全面开花”政策的批判意见，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走向及之后各种群众组织的划分界限，可能就是另一种排列组合。可惜的是，历史从来就不接受“如果”，路一经走过来了，谁也不可能让大伙回到原来的那个起点，重新选择道路。当年工作队，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广东省委，仍然沿用了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真的认定是有人跳出来要与工作队PK、争夺领导权，在阻碍工作队对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

1966年7月7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大专院校工作队长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要注意“隐藏在教师、学生中的反动分子”，“特别要注意那些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分子”，“要让他们有机会表演”，“要给予温度和条件，要有意识地让他们混乱一阵”。……

1966年7月8日，华南师院附中工作队副队长周宽深有寓意地问一些同学：“为什么附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不下去？是什么人在阻碍运动？”同是这一天，工作队内部统一了对外的口径：1，如果有同学问我们工作队为什么不斗争麦嘉祥（附中的教导主任），我们工作队就反问，是我们不斗还是有人阻碍着不斗争？2，如果有同学对我们说：那十一个人捣乱，我们要揭发他们。我们就回答：你们怎样想的，就怎样做。

1966年7月8日，时任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张云到附中，对部分支持“全面开花”政策的同学说：“全面揭发没有大错误。”“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辩论，可以贴出大字报。”于当日开始，华南师院附中内张贴出了针对“十一个人”大字报，两天时间里，这类大字报就达六十多张。指责的语言有：“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做官当老爷”，“新权威”，“新贵族”，“踢开绊脚石”，等等不一而足。为了说明情况，不妨也在这里照录一份当时的大字报（隐去写大字报人的姓名）：
              
'''为什么运动不能健康地发展'''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了，但是一直不能健康顺利地发展，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左派队伍是在运动中不断壮大发展的，而革命左派决不能自许自封。

《红旗》杂志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在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最善于团结多数，他们能够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是左派的唯一标准，革命左派，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我们完全同意基干民兵班的倡议书，我们一定要团结在工作队的周围，斗垮附中的一切牛鬼蛇神。任何有碍于运动，任何人闹个人独立，我们坚决反对他！毫不留情，不管老权威还是新权威！毛主席说：“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的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毛主席批评这种人，为建立个人威信，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以保持“独立性”。

我们无限热爱党中央，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我们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运动不能健康发展，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必须由工作队绝对领导，这是不容怀疑的！同学们！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我们就一定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让我们更紧地团结在工作队的周围，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斗垮反革命黑帮坚决不收兵。

1966年7月9日，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张云再次到华南师院附中，先找了反对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的同学座谈，继而找十一个人开会。十一个人开始只是派了两个代表去见张云，张云极为不满意，指责他们“目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责令必须所有人到场。待所有人都到了之后，仍然不停的指责。当蔡晓彦指出：“现在又有人说我们是牛鬼蛇神了。”张云打断了他的话，说：“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蔡晓彦便说：“那么现在我们不是是不是左派的问题了，而是是不是牛鬼蛇神的问题了。”张云不置是否。会议不欢而散。

事情的动静越闹越大，1966年7月10日、1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连续两天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华南师院附中十一个人反对工作队“全面开花”政策的问题。当年中南局常委李尔重的工作笔记对此次会议有记录，不妨抄录在下：

讨论师院附中问题              1966年7月10日晚

未讨论完。

讨论师院附中问题              1966年7月11日晚

工作队汇报：

偷出王屏山写的大字报。传达了中南局指示，不是修正主义，还在下面搞。三次包围工作队，抢了皮包。李利民已通知，今夜要坚持斗争到底。李利民等四人发现工作队笔记本不对，数人逼工作队陈队长立即处理工作队员。在讨论全面揭发发难之时，人家十一人是一致行动。私自印发了两张传单。王运铎既未讲路线错误，也未讲全面揭发之错，是与蔡晓彦达成协议，只在会上谈谈工作之缺点错误。他们打着工作队旗号，在背后发动。说人家牛鬼蛇神，说人家赫鲁晓夫，说人家小黑帮、小阿飞，不配学毛著。不要听工作队的话，工作队有问题，混进了坏分子。确定十一人留陈立波同志参加主席团，先蔡（晓彦）说同意，晚上又说不同意。在办公室穿的好，吹拉弹唱。周队长接近的都是十一人反对的人物，他们就很反感，不与周来往。在高一开了个会，名曰“七七”会议，主张把十一个人都参加主席团，陈立波主持的。认为把他们搞散了，有的在团委，有的搞材料，便认为不信任他们了。注意与陈宗澍的关系。礼拜六下午二时左右，是否与蔡晓彦打了电话。在广播台宣传极端民主，念毛主席语录。

金明：

1，中南局完全支持工作队。要坚持教育孩子们，做法周到些。中南局也要研究一下子，作为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但战术上怎么扭，要下苦功夫。

2，怎么处理：对孩子看法，总的是幼稚、偏激，有些弱点，可能会被坏人利用，可以变成敌我矛盾。要注意动态，实事求是。坚决责成家长教育，能解决就解决，向群众宣布，先做工作，适当宣布。孩子回去，适当表态，犯了左倾幼稚病。对孩子不能强迫。

(吴)芝圃：

事实清，认识完全一致，收获很大。完全同意金明同志意见。处理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那天晚上把问题看简单了，把孩子问题看轻了，反而未能解决问题。这些青年，有些是发展到边沿了，个人英雄主义，要领导工作队，不信省委，有被利用之危险。再就是处理不好，也会出另外的问题。一定要认真教育好，但不可强迫命令。办法：正面教育，摸清活思想，对症下药。受影响的人，要好好做工作。

从上述笔记中可见，会上虽有不同意见的声音，但最后的结论是：支持工作队的领导；“全面开花”政策没有错；十一个人全部送回家，由家长严加管束（其实，开始工作队与广东省委最初是想将“十一个人”集中整训，对于这一点，本文在以后的部分会加以说明）。

中南局常委会的结论一下，工作队便急不可耐，就在7月11日 当天在华南师院附中校内分头召开了师生会议，宣布十一个人犯有错误，中南局已经要他们回家“严加管教”。并强调今后教师与学生不要互相接触、串联，外出必须请假。

为了落实将十一个人送家长“严加管教”的决定，由广州军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出面召集了十一个人当中军队干部子弟的家长开会，其中蔡晓彦的父亲当时已调任武汉8201部队政委，也被从千里之外“请”到广州。会上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澜西公布所谓十一人的错误。几乎所有与会的军队家长们听完王澜西的讲话后，对自己的子女究竟犯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不明就里，纷纷或用调侃、或用愤然、或用反诘的语言，逗弄得王澜西几乎下不来台。事后蔡晓彦曾认真地问父亲，工作队究竟讲出了多少有根有底的指责十一个人犯错误的理由和依据，其父回答：“没有听出来。”

1966年7月13日，新到任的华南师院附中工作队长李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省委大讲蔡晓彦等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目中无人、目无组织”，“不服从党的领导”云云。据说李杰的这篇讲话，曾经过广东省委后补书记张云字斟句酌地修改。

从1966年7月11日到7月26日期间，华南师院附中工作队在校内一方面通过组织学习批判肃清李重明等十一个人“错误”的影响，严密控制校内支持李重明等十一个人的同学与已回到家中的的李重明、蔡晓彦等人的联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行“全面开花”的政策，同时组织了多场不同范围的对华南师院附中教导主任麦嘉祥的批判斗争会，意图将附中“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1966年6月1日前对贴大字报批评学校同学进行错误斗争的责任全部压到麦嘉祥的身上。就在这段十一个人被“礼送”回家管教时间里，华南师院附中内发生了一场悲剧：1966年7月15日，教导主任麦嘉祥老师自杀身亡。有人在这一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武断地推定是李重明同学贴出了华南师院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引发了附中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某些对教师们（包括对麦嘉祥）人身攻击、侮辱人格的行为，从而致使麦嘉祥老师自杀悲剧发生。如果客观地了解了工作队推行的“全面开花”政策的影响，自然会觉得上述推定怕是不尽客观的。据刘捷音回忆，1966年7月14日工作队组织对麦嘉祥老师的批判后，确实有人对其采取了不人道的态度，逼着麦嘉祥老师跪在地上，用嘴舔食泼在地面上的“忆苦餐”。这些人都不是支持“十一个人”的同学，而是当时工作队依靠的基本力量“基干民兵”中的成员。笔者并不打算直呼其名去指责谁，而是希望真正认识到自己应承担责任的人，能够自赎，哪怕是在心灵里默默地进行。

被责令回家接受管教的李重明、蔡晓彦等人，所受到的“待遇”也是相当高规格的：出门有人“跟班”，电话有监听，见过或接待过什么人，有人专门记录报告。在十一个人后来要回学校前，蔡晓彦的父亲曾到老战友、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家礼节性的拜访，因为是老熟人了，直言不讳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对蔡晓彦他们这些孩子们上手段了？”王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

因为对工作队推行的“全面开花”政策的抵制，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再次面临着要被打成“小右派”“小野心家”、“小反革命”的危险。然而他们并没有灰心，也没有妥协。虽然一时无法断定何时才能弄清问题，他们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抗争。蔡晓彦、李重明、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桂琳琪、刘敏荔、梁智莉、毛红蕾、陈虹宁、李利民十一个人，于1966年7月19日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同志，反映了工作队的所作所为，陈述了对“全面开花”政策的批判意见，要求对他们的正确举动给予肯定和正名。信发出之后，十一个人怀着饱受煎熬的心情，翘首以盼回信。回信后来确实是来了，不过是在大局将定的时候。

这一次十一个人在华南师院附中再不是“极少数”了。在6月30日辩论会上批判过“全面开花”政策的班代表们中的大多，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妥协。有的在这段时间里，想方设法地与和十一个人中的同学保持接触，交换看法。不少与十一个人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同学，在校内也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组织”，例如初三（1）班王平生、叶小栗、王学雅、方柳青、聂小菊、周冀石、马俊等十多个干部子弟，曾经在多个夜里，走到一个僻静的林子里，认真讨论了是否应该支持“十一个人”。有的以往与十一个人从未有过往来的同学，认为应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大胆地闯到蔡晓彦“家”（蔡晓彦父亲来广州居住的招待所）中去看望他，例如有高二（1）班的尹素敏、初三（3）班的黎服兵等。

十一个人在给陶铸写信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信发出的前一天，1966年7月18日，转机就已悄然地酝酿着了。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回到了北京后，第一次批评了向有关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做法。之后又在7月23日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会议上、7月25日接见各中央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多次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并提出要撤销工作组。这些情况，一般人都是事后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了解的，不过当时广东省委当然是很快就掌握了这样的动态。7月26日，广东省委就派人主动找十一个人表示“道歉”了。1966年8月2日陶铸同志办公室张汉清同志，也代表陶铸同志给十一个人回信了。原信照录如下：

蔡小彦 李重明 陈立波 苏立功 王戎全 桂林琪 刘敏荔 梁智莉 毛红蕾 陈虹宇 李利民等同学：

你们七月十九日写给陶铸同志的信，陶铸同志已看过了，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因为陶铸同志现在工作很忙，所以只是我们代复你们一封信。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希望你们时刻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话要告诉陶铸同志，可以继续来信。

此致

敬礼

陶铸同志办公室  张汉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

1966年8月4日，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回校了。与这十一个人持相同观点的同学们，自发地在学校的大门口组织了欢迎队伍，初一、初二的小同学还搬来了锣鼓家什，咚咚锵、咚咚锵地敲了起来，好不热闹。敲锣打鼓欢迎的人们自然是兴高采烈，心情欢悦，沉闷了二十多天的心胸，如释负重。这一天宣示了“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思想基础形成的过程中第二次洗礼的完成。如果说第一次洗礼的意义在于人们认识了李重明、蔡晓彦等人，那么第二次洗礼的意义则在于一部分同学理解了蔡晓彦、李重明等人，同时蔡晓彦、李重明他们也认清了他们周围的群众。此时，“附中红卫兵”这样一个组织，已是呼之欲出了。

'''水到渠成，附中红卫兵成立'''

'''订立宣言，坚持阶级论成分'''

1966年8月初，北京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不胫而飞。人们知道了“清华附中红兵”和他们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知道了“北大附中红旗”，也听到了北京有的红卫兵组织用“毛泽东主义”冠名，有的用“毛泽东思想”冠名；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也已在广州传开。

“附中红卫兵”组织的取名，经过了讨论，一部份人认为应取“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名，理由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早就应该叫毛泽东主义了；一部份人则认为，毛主席从来都是反对人们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最后觉得不如就像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样，就叫红卫兵，意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红色江山的红色卫兵。

如何认识“鬼见愁”对联，也有争论。一部份人认为对联绝对正确，完全反映了现实的实际。主张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就一定要出身好，是“红五类”。一部份人则认为，不能站在血统关系上去理解对联，而应用阶级的关系解释对联：老子──革命前辈，儿子──革命后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后一部分人以蔡晓彦为代表。最后，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大部分人接受了蔡晓彦为代表的“阶级论”。

在众多成员讨论的基础上，在蔡晓彦的直接参与意见和指导下，由李为民起草了“附中红卫兵宣言”，照录如下：

附中  红卫兵  宣言

附中红卫兵组织于八月十一日正式宣布成立了！

红卫兵-----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它以毛泽东思想为 最高指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做到：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坚决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每一个红卫兵战士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旧社会的血泪深仇，对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每一个红卫兵战士都要牢记心中。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阶级仇恨化为我们的勇气，先辈的英勇奋斗的事迹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革命、革命、革命----红卫兵神圣的天职，造反、造反、造反---乃是我们阶级的真理，斗争的哲学。

红卫兵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兵家庭，要说血液里天生就有革命的因素，那就是扯淡！要说在斗争中锻炼成铁骨红心，那是真理！前辈的光荣固然不等于我们的光荣，前辈的革命传统，我们必须继承。革命的担子再重我们也要接！接过艰苦斗争，流血牺牲的担子。

红卫兵中也有出身于剥削阶家庭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叛子逆孙。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斗争中，只要他们敢于和家庭划清界线，努力改造思想，清除剥削家庭的烙印，也一样能锻炼成无畏的战士。

红卫兵不是唯成份论，更不是无成份论。老子---革命前辈，儿子---革命下一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长江后浪退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红卫兵组织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组长、副组长的产生由群众选举，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红卫兵贯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激动的战术。

内部的问题要摆到桌面上谈，充分发表意见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

红卫兵组织一切活动围绕斗、批、改三大任务进行。目前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阶级教育这两条。

红卫兵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1966年8月11日“附中红卫兵”成立之时，蔡晓彦、李重明等人及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中坚力量的人们心中有何感想？第一是“解放感”：他们真正感觉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他们，使他们免于被打成“小右派”、“小邓拓”、“小野心家”、“小反革命”，所以当他们后来从内心里发出“北京并不遥远，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的呼喊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娇柔做作。第二是“自豪感”：他们当时认为，虽然我们这一代没有赶上红军长征的年代，没有赶上抗日战争的年代，没有赶上解放战争的年代，没有赶上抗美援朝的年代，但是我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真的是一腔热血沸腾，决心积极投身到这样一个火红的革命年代中去，经受锻炼，发光发热。因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力求紧跟毛主席，追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认识和分析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