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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崩塌

我拿着电话坐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事情完全超过了我能处理的范围。

我拨通了哥哥的电话。听到他声音的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哥哥又打电话给祖母，尝试着解释清楚我们真正的诉求，但不过是把刚刚我和祖母之间的对话重演了一遍。祖母对他的临别赠言略有不同，她对哥哥说：“你父亲死的时候，连两个铜子儿都拿不出来。”在我的家族里，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钱是唯一的货币，那它就是衡量价值的唯一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像我父亲那样成绩寥寥的人是无足轻重的，即使他恰好是你的儿子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甚至，如果我父亲死时身无分文，他的子女也无权得到家族的任何财产。
祖父完全有权利在他觉得合适时更改遗嘱，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也应该严格遵照祖父的指示行事，尽管他们谁都不如我父亲更配得到祖父的财产。如果不是投胎时走运，他们都不会成为百万富翁。毕竟一般情况下，检察官和联邦法官可买不起棕榈滩两千万美元的别墅，行政助理也无法在南安普顿拥有周末别墅（不过公平点说，除了我父亲之外，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确实是所有兄弟姐妹中唯二不在家族企业工作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表现得好像祖父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赚来的，并且觉得这些钱和他们自己的价值紧紧相连，因此让他们放弃任何钱都是不可能的。
在欧文的建议下，我们联系了杰克•巴诺斯基（Jack Barnosky），他纳索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法雷尔•弗里茨律所的合伙人。杰克这个人有点自负，但他接受了我们的咨询，给出的对策是：要证明我祖父弗雷德1990年签署遗嘱时头脑不清醒，受到了孩子们的不当影响，因此那份遗嘱应当被推翻。
我们和遗嘱执行人见面后不到一周，杰克就收到了卢•劳里诺（Lou Laurino）的来信。劳里诺是个身型矮小精壮的男人，负责代理祖父的遗产。自我们出生以来，特朗普集团就一直为我们提供医疗保险，但现在却撤销了。特朗普家族的每个人都有这份保险，我哥哥就是靠它来支付我侄子的巨额医疗费。威廉第一次生病时，罗伯特曾向弗里茨承诺，他们会处理好一切，弗里茨只要把账单送去就可以了。
撤销我们的保险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徒增我们的痛苦和绝望。威廉虽然那时已经出院，但仍然频繁发病，多次出现严重的心脏骤停，幸好及时进行了心肺复苏，否则已经丧命了。他仍然需要24小时的医护服务。
保险被取消的事家族里的人都知情，但却无人反对。祖母和其他人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病入膏肓的曾孙很可能一辈子离不开昂贵的医疗护理，却依然无动于衷。
弗里茨和我别无选择，只好又发起了一场诉讼，要求他们恢复威廉的医疗保险。这需要照顾威廉的医生和护士提供证词和宣誓书，整个过程费时费力，最后还要出庭作证。
为他们撤销保险的行为辩护的是劳里诺。他先声称我们无权期望保险永久有效，那只是我祖父出于善意赐予我们的礼物。然后，他对于威廉的病情轻描淡写，并坚持说那些24小时照顾威廉、不止一次救了他的护士只是“高价的保姆”，还说如果弗里茨和丽莎担心他们的小儿子再次发病，就该去学习心肺复苏术。
这次取证完全没有帮到我们。我简直无法相信杰克的表现那么糟糕，他不仅不追问，还在法庭上走神。我和弗里茨为他准备了一长串的问题清单，他却几乎没有提及。罗伯特也比我上次和他交谈时疏远了很多，他重申祖父之所以剥夺我们的继承权，主要是因为他厌恶我们的母亲；玛丽安娜娜愤怒地称呼我和我哥哥为“缺席的孙辈”。我回忆起去看望祖母时玛丽安娜给家里打的那些电话，恍然大悟为什么她从来不曾让祖母代她跟我打招呼。她还说，祖父觉得我们兄妹从来没有和祖母相处过，因此才对我们大发雷霆，这话完全置过去十年的情况于不顾。显然，祖父还曾讨厌弗里茨从不打领带，讨厌我十几岁的时候穿松垮的毛衣和牛仔裤。当唐纳德作证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记不得了，他不止一次用这种“战术性失忆”逃避责任和拷问。他们三姐弟在证词中都声称，我祖父在去世前一直“很精明”。
那时，我姑姑伊丽莎白碰到了一位家族里的朋友，那位朋友后来把他们两人交谈的内容转述给了我哥。当时姑姑问这位朋友：“你知道弗里茨和玛丽在做什么吗？他们只关心钱！”遗嘱当然与钱有关，但对于我们这个只有一种标准的家族来说，遗嘱也与爱有关。我想姑姑可能已经想明白了，她其实没有任何权力，除了我和我哥，其他人都不在意她的看法。但她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一点还是很伤人，毕竟一个沉默没有任何权利的盟友也好过什么都没有。
差不多两年后，我们的法律账单不断增加，和解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只能决定是否要将家族告上法庭。开庭审理要消耗巨大的精力，需要当事人极度专注，这是我哥哥无法保证的，因为威廉仍然病得很严重。因此我们勉强决定和解。
但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拒绝和解，除非我们同意让他们购买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集团20%的股份和“无价”的租约。
我的姑姑叔叔们向杰克提交了财产评估报告，杰克和劳里诺利用报告里那些数据（真实性存疑）算出了和解金额。杰克告诉我们，如果不走庭审程序，那个数字就是我们最好的结果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这事无凭无据。还有，你祖父的遗产其实只值三千万左右。” 三千万只是罗伯特1999年泄露给《纽约时报》的估价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个估价本身只有遗产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
弗雷德无疑相信我父亲获得了和唐纳德一样的工具、一样的优势和一样的机会。如果父亲把这些都丢掉了，也不是祖父的错。如果不是他们，我父亲会继续成为一个糟糕的赡养人，父亲在世时没把信托基金挥霍完，我和哥哥应当庆幸才是。不管之后我们经历了什么，都与祖父无关。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无权奢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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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还未结束，我收到了祖母去世的消息。祖母经历了短暂的病痛之后，于2000年8月7日在长岛犹太医疗中心（祖父病逝的同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8岁。
我想如果我知道她病了，一定会去看她。但她生前并没有要求见我，这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依依不舍”。在上次电话交谈后，我和祖母再也没有说过话，我也没有再和罗伯特、唐纳德、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说过话，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试着联系他们。
弗里茨和我决定去参加祖母的葬礼。我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于是站在了马布尔学院教堂后面的备用间，和唐纳德的几个保安一起在电视上观看了葬礼。
和悼词相比，反倒是没有直说的话更引人关注。悼词里对于我的祖父母在天堂团聚的情形有诸多猜想和勾勒，但却完全没有提到我的父亲——他们死去近27年的大儿子。他甚至没有出现在祖母的讣告中。
祖母去世几周后，我收到了一份她的遗嘱副本。这份遗嘱简直是我祖父遗嘱的复制版，不同点只有一处：概述孙辈所得遗产的部分删除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我父亲和他这条支系已经完全从家族中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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